《尝试集批评与讨论》
胡适的《尝试集》,一九二〇年三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它,它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却是无疑的。诗集问世以后,曾经引起震动和争论,一九二三年三月上海泰东书局印行了《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编者是胡怀琛(一八八六—一九三八)。胡怀琛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多年,并任上海几所大学的教授。按说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新诗开创时期的重要史料,可是历来不为史家所重,连总结我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历程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没有给予一定的地位,看来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尝试集批评与讨论》分上下两辑,全书一百四十余页。卷首有胡怀琛的《序》,写于一九二一年一月,说明这是一家之言。他说:“这本册子,是我批评《尝试集》,及和他人讨论《尝试集》的通信。……自从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四月起,到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一月止,半年多的时间……我的批评是标明旗帜,反对胡适之一派的诗;和我讨论的人又反对我,大家笔战了一场,到底谁胜谁败,现在还没有定,还要等最后的解决。”读过胡怀琛的批评,我发现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不曾涉及《尝试集》的思想内容,只是就诗中的用字、造句来判其优劣。最不恰当的是,他还任意代作者改诗,如对《黄克强先生哀辞》一首,他改“先生”为“君”;把“字迹娟逸”改为“字迹雄逸”。理由是前者可省一个字,借以求得诗行整齐,后者他以为黄的字“并不娟”。这怎么能说是文艺批评呢?就这样凡是他以为不当者,都一一改字添句。这当然不为作者所接受,胡适不无嘲讽地回答:“这种不收学费的改诗先生,我自然很感谢……我的意思以为改诗是很不容易的事,我自己的经验,诗只有诗人自己能改的,替人改诗至多能贡献一两个字。”当时替胡适来讲话的有诗人刘大白等,但大家讨论的重点仍陷入双声叠韵等在新诗里的运用问题。如此反复纠缠,还是逃不脱以旧诗的程式来束缚新诗。民主革命家朱执信也参加了讨论,他说:“克强的字是娟逸,是雄逸,是个人自己的趣味感觉,不应该拿自己所见去勉强人家。”同时又说,写新诗不懂音节是很危险的事,“将来要弄到诗的破产”。上辑所收十七篇讨论通信大体如是。
下辑是以胡怀琛的《尝试集正谬》作为开篇,于《尝试集》的总体内容仍然没有涉及,争论更趋烦琐,有人甚至画出词语表格。胡怀琛逼问胡适“平心而论到底错不错”,胡适答道:“我是不愿意加入这种讨论的,为什么呢?因为先生既然说是‘正谬’,先生‘正’我的‘谬’,并不是和我讨论,我又何必加入呢,况且先生并不许我自己辩白。”胡适又抓住对方说的“我现在的主张,不是主张旧诗,也不是主张新诗,是主张另一种诗”,因反击道:“先生既不是主张新诗,既是主张‘另一种诗’,怪不得先生完全不懂我的‘新诗’了。以后我们尽可以各人实行自己的‘主张’,我做我的‘新诗’,先生做先生的‘合修词物理佛理的精华共组织成’的‘另一种诗’,这是最妙的‘最后的解决’。”实际上从一开始讨论,胡适便把对方作为“守旧的批评家”来看待。《尝试集批评与讨论》一书虽然也留有历史资料,严格地说并非真正的诗歌批评,只能供研究新诗格律问题的人参考,它之不被史家所重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这场讨论还有一段余波,一九二四年三月,胡怀琛又在上海晓星书局出版了一本《诗学讨论集》,继续与郭沫若、刘大白、吴芳吉等人讨论有关新诗的音韵等问题。书中收有他的一篇《胡适之派新诗根本的缺点》,断定胡适的新诗有两大缺点:“一,不能唱。只算白话文,不能算诗。二,纤巧。只算词曲,不能算新诗。”又有一位他的学生王庚,作了一篇《尝试集批评与讨论的结果到底怎样?》,他站在老师的立场上,指出尽管赞成胡适主张的人数居多,但胡适“完全处于失败的地位;怀琛先生是完全对的”。这当然是一篇感情用事的文章。
所幸的这两位姓胡的安徽同乡,并没有因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而反目结怨。一九二六年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怀琛诗歌丛稿》一书,书前有胡适应作者之邀而写的题词手迹——
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中的一笑。
小诗一章,寄尘先生索书。
适
胡怀琛号“寄尘”,他也作了答诗:“尘世原如梦,谁非梦里人。梦中还说梦,非梦也非真。”两人的诗颇有值得玩味处。新诗到底顺应时代的潮流进步、发展了。胡怀琛为了参加这场讨论,也试作了不少新诗,其中不乏清新可喜之作,后来他还检讨了当年怀疑新诗的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