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在18世纪60年代正式“登陆”欧洲，为西方人揭开东方小说神秘的面貌。两百多年来，它经过了种种兴衰起伏。本章主要概述英语世界清小说英译活动及主要译者的情况，对清小说英译的范围和历史分期作了划分，并勾勒出清小说英译发展历程的特点。
第一节 清小说英译的历史分期
参照西方汉学的历史发展分期及清小说英译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清小说英译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1）萌芽期（1761—1816年）：清小说英译工作主要由个别译者承担，是一种零星偶然的翻译行为，大规模的翻译工作没有开始。
（2）初创期（1816—1914年）：1816年，英国特使阿美勋爵率团访华，提倡推进欧洲的汉语研究。因此，来华传教士与外交官开始重视中国小说作为普通汉语文学典籍的语言材料作用，出于实用主义目的开始部分清小说的译介。这一时期的译者基本为西方译者。
（3）发展期（1914—194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水岭，美国开始扩张在中国的势力，建立各种基金会，资助中国学者赴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亦促使不少学子远赴海外，他们对传播中国古典文学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译者开始介入清小说英译行为。这一时期既有西方译者译本，亦有中国译者译本。
（4）繁荣期（1949—1980）：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亚洲研究在西方成为一门“显学”，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出现多种亚洲研究机构和能够分授东亚语言和研究专业学位的大学，推进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外文出版社亦开始有计划地、系统地组织对外翻译出版我国优秀文学作品。在这种内力和外力作用之下，清小说英译进入繁荣期。
（5）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大革命”让中西文化交流深受其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拓展，促进了西方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兴趣，同时，中国再次大量组织翻译清小说作品，出现第二个文化输出的翻译高潮，古典文学对外传播再次呈现生机。
这五个阶段的译介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无论是译者主体、翻译对象，还是翻译策略，都有很大变化。这个译介、传播的历史好比是一个蜕变过程，每当它成长到一定阶段，受到一定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制约，原有的定型就自然转变为另一种样态，脱去旧壳而获得新生。
这个分期不是偶然，与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过程息息相关。严格来说，对于某种历时性文学现象的历史分期是没有定论的，历史分期是一种人为的行为，根据一些共同特征将极为庞杂的现象进行分类，目的是使描述性研究变得有意义和具备可行性。
我们将特定历史时段看作一个相对共时的研究平台，是因为这一历史时段发生的文学现象呈现出某些共同特征。在这些共同特征的基础之上，我们对庞杂的文学现象进行更深入的分类，将无数的孤立现象纳入几种概念系统的范畴之中，并最终通过这些概念系统来落实对具体文学现象的描述和总结。
我们根据上述历史分期方式，对每一阶段的译介与研究进行全面考察，可以提炼出各历史阶段研究现象最为明显的特征，对这些特征进行仔细描述和分析，可以解决以下问题：特定历史阶段的翻译与研究现象所呈现的特征为何形成？在上述共同特征以外，各个历史阶段的翻译与研究现象还呈现出哪些特点？特定历史阶段内部是否存在例外现象，原因何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最终发现特定历史背景中的翻译特点，译者的意图与目的，译本在英语世界不同的地位及功能，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之下英语世界清小说翻译与研究的规范与倾向性。
本章首先将讨论萌芽期清小说英译及传播的历史文化背景及早期译介的基本情况。在这一阶段，英语世界对中国的兴趣是人性化的，并没有从实用主义出发。具体到清小说翻译，翻译的过程亦呈现出这种特征。到了19世纪中英之间确立外交关系，这种人性化的兴趣立即不复存在。
第二节 萌芽期的清小说译介（1761—1816）
一、历史背景：东学西渐与中国古典文学传入西方
墙内开花墙外香，18世纪中期中国小说首先在欧洲悄然兴起。在这之前，东西文化和文学交流经历了相当长的孕育过程。综观双方文学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说每一次文学活动都肇始于各自的文化经验和文化需要”。因此，历史地考察中国古典文学英译过程必然离不开相应的文化观照。
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已有悠久历史。从两千多年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中国就开启了一扇面向西方的窗口。亚欧各国从此开辟了一条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流的通道，并首次出现了东西文明的融合交汇，中国的丝绸、纺织品和茶叶就随着这条文明古道，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方，直达罗马，同时也把中国作为“理性社会”和“模范国家”化身的古老、神秘、完美的想象带往西方。这是中国文明的首次西传。
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是在13世纪，也就是马可·波罗时代，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一个高潮。
而东西方新航路的开通，为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方便。明代中期，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跟随武装的殖民者来到南洋一带，试图叩开中国国门。然而，中国政府对他们有很深的戒心。中国政府一直采取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面对西方宗教，亦时时加以防范。这并未挫败传教士们入华的信心。明朝末年，西方教士终于得到允许，进入内地。这次传教士东来，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有着重大意义，不仅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引发了中国文学的西播。正如法国人佩乔（Alphonse Paquet）所说：“我们欧洲人在开始接受古代中国的教育了。”这句话简明地表达了一小部分摆脱了民族偏见的思想家和研究东方的学者的视野，从此，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碰撞。
传教士东来的目的是传播宗教教义。早期传教士绝大多数学养深厚，知识渊博。为了传教，他们想出种种办法，以博得中国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接受。来华伊始，他们就采取了“适应”策略，接触中国民众，一方面，他们认真地学习汉语，广交中国社会名流，了解中国语言、文化、文学，使用中文写作，传播教义；另一方面，他们亦翻译中国书籍，著书立说，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者，也成为汉学研究的先驱。这一时期传教士的作品具体可分为四类：“一是中文语法、会话和字典；二是中国儒家典籍的翻译与介绍；三是有关中国历史与现状的著述；四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翻译和介绍”。应该承认，他们的译介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他们在翻译中国宗教伦理的典籍——儒教书籍的时候，受到中国博大精深而迷人的古典文学的吸引，开始翻译一些文学作品。
传教士的译介使中国文学开始步入西方。法国是当时的汉学重镇，来华的耶稣会士以马若瑟、宋君荣为代表，在他们的努力下，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传教士热情地投入中国研究，或实地考察，或致力于中国经典的翻译，他们在对中国古籍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开始涉及中国文学作品。虽然从总体上说，他们翻译介绍的中国纯文学作品的数量并不多，研究也很肤浅，但意义极其重大。它说明西方传教士从自己的实践中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要义，学会从中国的纯文学作品中寻找材料。于是，他们开始翻译《诗经》《今古奇观》、中国的戏曲以及清小说《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意义重大。
传教士带回欧洲的中国古典文学与希腊、罗马文明之树成长起来的欧洲文学风格迥然相异，引发了欧洲“中华风”的盛行。17到18世纪，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经过一定的美化粉饰之后，给了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很多触动。伏尔泰在他的剧作《中国孤儿》中集中表现他对中国人伦理的理解和赞扬。欧洲学者们兴起了“中国热”，就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文学开始吸引到西方的一般读者。具体到清小说，1761年，英国圣公会主教托马斯·柏西（Thomas Percy）在伦敦出版了《好逑传或愉快的故事》（Hau Kiou Cha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柏西在第一版的序言中提及译稿是他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的卷宗里发现的。柏西一定没有想到：在汉籍外译史上，《好逑传》就此成为第一部译成西方文字并得以出版的中国长篇小说，而且在译本问世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一直被向往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奉为经典。一次无心的发现，就此成为英语世界接受中国清小说的第一次尝试，它既是“译介”的起点，也是“研究”的开端。
《好逑传》的编译可谓翻译史上的特例，当时清政府与英帝国之间不通语言、少有贸易，一本英译中国长篇小说在英国悄然流传开来，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然而，这种译介活动在百年间如昙花一现，终局限于时代历史，没有进一步的拓展。直到几十年后，随着中英外交关系的确立，更多小说的译本才纷纷出现。
二、《好逑传》：清小说英译第一文
1827年1月31日，德国大文豪歌德告诉爱克曼，他读了一部“中国传奇”，他的阅读感受是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德国人一样，只是在中国，一切都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因为“有一对钟情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在同一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歌德所赞赏的这部“中国传奇”就是《好逑传》。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学宝库中，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算不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在中国古典文学西传史上，它的地位却十分令人瞩目。《好逑传》不仅是第一部在西方出版的中国长篇小说，而且，一经问世，即引起轰动。
《好逑传》大致成书于明末清初，又名《仪义风月传》或《第二才子书》，讲述了大名府才子铁中玉，好侠仗义，不畏权贵，后游学山东。山东历城兵部侍郎水居一之女水冰心才貌双全，又胆识过人。大学士之子过其祖慕色求婚，冰心不允。后冰心之父被削职戍边，过家两番抢亲，都被水冰心识破奸计而躲过，至第三次抢亲时，途中被铁中玉相救，二人自此结情。过其祖怀恨在心，便在铁中玉酒食中下毒。危机关头，水冰心不畏闲言，将铁中玉接至家中照料，两相倾慕，却谨守礼法不乱，始终以礼自守。过其祖不肯罢休，再三图谋水冰心，都被铁中玉破解。后铁中玉功成名就，由双方父亲做主成婚，过家却出来诽谤。最后，皇后亲自验明水冰心仍为处子之身，于是皇帝下旨表彰二人，使其成婚，并惩治恶人。1761年，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在序言中说：“有理由断定中国人将其视为杰作，因为通常只有那些在本国人中享有盛誉的书，才会被拿给外国人看。”珀西判断十分准确，此书在清初的确名噪一时，列为“十才子书”的第二名。
《好逑传》作者署名“名教中人”，显然意为敦伦明理，提高名教声誉。《好逑传》提倡“贞洁”，“贞洁”一词在中国常用指女性的美德，在此书中，“贞洁”一词用来指铁中玉和水冰心的守礼、理性与节制。这正好符合18世纪的欧洲思想潮流。随着托马斯·柏西译本的出版，《好逑传》跨越了国界、文明，成为西方人眼中优秀的“伦理小说”。
托马斯·珀西的译本题为《好逑传或愉快的故事》，英文全名：
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A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To which are added，i．The argument or story of a Chinese play，ii．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and iii．Fragment of Chinese poetry.
托马斯译本的产生过程颇有传奇色彩。18世纪早期，东印度公司商人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长期居住在广州，为了学好中文，他尝试把《好逑传》部分章节翻译成英文。威尔金森的初衷可能只是翻译练习，因此译稿上有铅笔、墨笔等多种修改痕迹。译稿共装订成四册，前三册为英文，最后一册为葡萄牙文。两种文字笔迹大不相同，不像出自一人之手，因此有人推测可能有中国人指点过他的翻译。1719年，威尔金森离开了中国，手稿也随他回到英国。18世纪50年代后期，圣公会的主教珀西发现了这部手稿，这名主教对小说中展现出来的中国风俗习尚、中国作家的艺术手法很感兴趣。他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民族自己创造的东西最能说明该民族的风土人情，正如他在扉页上引用杜赫德《中国通志》上的一句话：
“如果要了解中国，那么除了中国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因为这样做，在认识该国的精神和各种习俗时肯定不致失误的。”
珀西拿到译本时，葡萄牙文部分仅仅只占全文六分之一，且显得非常潦草，仅仅是个故事概述，并没有划分章节。因此，珀西首先将葡萄牙文部分译成英文，又对整部译稿做了修改润色。1758年，珀西的朋友詹姆斯·格兰杰（James Grainger）与出版商拉尔夫·格里菲思（Ralph Griffiths）联系出版译文，然而在处理《好逑传》的方式上，珀西和出版商有了分歧。出版商的意见是：希望译成可读性强的英语，中国的奇风异俗要加注，并且写篇导言，对英国读者所希罕的中国创作方式给予总结。珀西同意注释，然而，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对中国创作方式进行归纳，此次出版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珀西没有灰心，从他日记中可以窥见，他已着手加工这部小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出版问题就有了转机。伦敦一名出版商多兹利（Dodsley）看中了这部中国小说。决定出版，认为它将赢得读者认可。1761年11月14日，这部中国小说终于同英国的广大读者见面了，从此成为中国小说西传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是一个编译本，共分为三个部分：序言、正文和内容庞杂的附录。译本最前面是珀西的献词，而后是他的序言和参考书目，其中大都为天主教传教士的报告文集。小说的书名《好逑传或怡情史》就是意译加音译结合的产物，“The Pleasing History”有些让人不明所以，以至遭到后来者的批评。
《好逑传》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样本第一次被翻译和介绍到西方。一经问世，立刻引起英语世界的注意，不久，它在欧洲大陆便有了法、德、荷几种转译本。
《好逑传》在18世纪的欧洲广为流传不是偶然。在18世纪的欧洲，思想文化领域里最有影响的是启蒙运动。在文学领域，尽管17世纪盛行的古典主义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最能代表时代特征的已经是启蒙文学。启蒙文学继续了人文主义精神，在艺术方法上，继续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形成重理性、重分析的特征。《好逑传》中人物的高尚品德、纯洁心灵和处处以道德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对启蒙时代的西方读者来说，有无比吸引力。珀西在序言中写道：“正当诲淫诲盗小说故事充斥国内市场的时候，这本来自中国的小说，作为一本讲究道德的书，有着劝善惩恶的作用”。《好逑传》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描述了“名教”对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影响，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名教”深植于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生活，与其人生态度息息相关。《好逑传》英译本十分重视它的道德作用，敏感地把握住了这个主题思想。《好逑传》对“名教”和道德的恪守满足了西方人对道德和克已行为的要求，小说中人物以理智控制自己感情的行为也切合了西方启蒙运动对理性控制情感，从而达到完美人格的主张。亦有学者认为，西方人对《好逑传》道德的推崇与18世纪欧洲流行的清教思想有关。所以，《好逑传》一经出版，即风靡了欧洲，成为18世纪在西方流传最广的中国古典小说。
第三节 初创期的清小说译介（1816—1914）
18世纪后半期，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航海能力不断加强，逐渐确立了它的“海上霸主”地位。然而此时，北美殖民地独立，英国人失去了最大的殖民地，于是把目光瞄准了东方，加强与远东地区的商贸力度。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中英之间应该进一步促进英中贸易。1792年，乔治·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作为使节，率包括史当东（George Lenard Stuauton）在内的八百多人使团前往中国。
然而，使团面临的最大尴尬就是能说汉语的英国人屈指可数，以至于马戛尔尼勋爵筹划使团访华之时，他遍寻英伦三岛，竟找不到一个略知汉语的英国人可做随行翻译。为了促成传教这一重要使命的实现，不得不让两位中国天主教徒临时充当翻译。难怪勋爵非常不满：“与中国的交往与联系都只能托附给两个曾在罗马接受训练却胆怯无知的当地华人。”
英国人对中国一无所知，而当时，他们的竞争对手法国对中国却已有了许多研究。德庇时爵士对当时的情形形容说：
“我们国人在各种知识领域已经普遍取得进展，然而，在与中华帝国、文学相关的领域，现有研究屈指可数。我很难描述在马戛尔尼勋爵做为外交使节访华时，虽然我们已与中国人经商多年，整个使团却对中国一无所知。而当时的法国人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对中国勤奋探索，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语言的隔绝成为交往的障碍，英国人的实用主义让他们下定决心学习汉语。1816年，在马戛尔尼勋爵访华之后约23年，英国特使阿美德勋爵率英国使团第二次访问北京，提议推进欧洲的汉语研究。而以往天主教传教士翻译的中国经典及哲学著作对普通欧洲人来说，并没有太多真正的实用价值。所以，“刚毕业的翻译生在翻译官方文件之余，开始把注意力引向更为引人入胜的方面，即包括中国戏剧、小说和诗歌的普通汉语文学典籍。”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古典小说逐步走进了英语世界。
一、译介概况
20世纪以前的译者并没有专注于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翻译与研究。他们的翻译活动往往只为了传教与文化交流的需要。译者们出于为学习汉语提供语言教材的目的，或者纯粹自娱自乐，零星间断地把自己感兴趣的小说译成英语，其中，部分翻译可能没能独立地保存至今。今天我们只能从一些手稿、杂志和后世汉学家们的引用中看到它们。现列举其中重要事件如下：
早期最受西方人关注的清小说类型当首推才子佳人小说。西方人对才子佳人小说甚是“偏爱”，是晚清中英文学交流史上非常引人注目的景观。这种在中国五四新文学以后受到排斥的小说范式，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大众解读，反映出大众阶层对于“才子佳人”的审美标准和人生生活的理想诉求，同时也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可能处境——一种市民立场和生活视角的审美化、精神化和情趣化的艺术状态。而这种在日常生活、健康人生、情趣培养基础上展开的爱情故事，不仅吸引中国读者，也引起英语世界读者的关注。继珀西的《好逑传》之后，《玉娇梨》亦引起英语世界关注。最早翻译《玉娇梨》的是1820年英国汉学家史当东（George Staunton）。他翻译了《玉娇梨》前四回。1873年，英国汉学家李思达（Alfred Lister）再次将中国的才子佳人故事介绍给了英国读者。李思达对《玉娇梨》中主人公的诗文之才大加赞赏，他翻译了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之间往来的所有情诗，载于1872年《中国评论》第1期第2卷上。
《好逑传》因珀西编译本在欧洲广为人知。《中国评论》上介绍它为“十才子书“的第二位，认为它是中国爱情故事的最佳经典范例。德庇时在仔细对照原文后，发现其中翻译靓点甚少、错误甚多，于是1829年刊印《好逑传》全本上下卷。德庇时的译笔优美、流畅，其信达度得到汉学界认可。《好逑传》另一个译本由威妥玛推出。1930年，他翻译了《好逑传》，译文分为上下两卷，是一个中英对照本。可惜的是，此译本现已遗失，笔者对国内外图书馆都做了搜索，均无此本。对此译本的认知来自于德庇时在《中国杂记》第3章《中国文学在英国的兴起和发展》（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and）里的介绍。德庇时说：“威妥玛先生是我们在北京的使馆秘书，他是一名一流的研究中文的学者。他利用居住中国首都北京的方便之处，印刷了一个更大、更准确的从中文原文翻译来的《好逑传》。他是在35年前出版他的翻译的。译本分为上下两卷，同时提供了英文和中文原文，让学生比较阅读，参照学习。他的译本准确度让人满意。”《好逑传》的第三个译本是1895年由亚历山大·伯克利（Alexander Brebner）翻译的，书名为《中国历史和故事》（A Little History of China and a Chinese Story），由伦敦昴文公司（T．F．Unwin）出版。译本共分四部分，分别是：《中国历史小议》（A Little History of China）、《日本》（Japan）、《中国》（China）、《好逑传》（Pleasing Story）。
继德庇时翻译李渔之后，李渔作品英译陷入沉寂。1893年，大英博物馆汉学专家罗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重译《夺锦楼》（The twins，From the Chinese of Wu Ming），编入布莱克伍德父子公司在伦敦和爱丁堡同时出版的《中国故事》（Chinese Stories），不久又发表于1887年第162期《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
《聊斋志异》是一本引起西方来华人士广泛兴趣的小说。据考证，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美籍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11卷第4期（1842年4月），刊登了关于《聊斋志异》中九个短篇的的阐述性文字，称之为来自聊斋的非凡传奇（Extraordinary legends from Liao Chai），并有一篇总体阐述性质的前言，署名为“某通讯员”。在译文之前，译者先用一篇长文论述了中国人的迷信思想，然后附上对小说的介绍，作为中国人迷信的佐证。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在《中国19世纪的传教士小说》一文中认为译者应是德籍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
《聊斋》的第一篇单篇译文形式出现于1848年，美国著名汉学家、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他编著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第一卷中（693～694页），收入了《种梨》和《骂鸭》两篇英译文，这是《聊斋》最早的英译片段。卫三畏把《聊斋志异》书名译为《书斋里的消遣》（Pastimes of the Study）。卫三畏于1877年被耶鲁大学聘为该校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也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他是最早把《聊斋》介绍到英语世界的译者，在汉学研究领域有着重要地位。
早期对《聊斋》的翻译皆以片段为主，出现在各种杂志、文选中。1867年，英国驻中国外交官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翻译了《酒友》（Boon Companion），译文载于1867年香港出版的《中国与日本问题解答》（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杂志第一期（24～26页），此译文另转载于1872年《凤凰》（The Phoenix）杂志第三期（第3页）。梅辉立还译有《嫦娥》《织女》及另两篇聊斋故事，载于《读者手册》（Reader’s Manual）。他的译文开始引起英语世界对来自东方国度的神奇世界的关注。19世纪70年代，剑桥汉学代表人物阿连壁（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在香港相继在《中国评论》（China’s View Notes and Queries）第2期、第3期、第4期上，连载了18篇自己翻译的《聊斋故事选》，发表篇目为：《宋焘成神》《狐嫁女》《轿娜》《细柳》《赵城虎》《长清僧》《崂山道士》等。阿连壁亦是外交官，曾任英国驻镇江、福州等地领事。他选择的篇章从此成为英语世界《聊斋》的经典故事，如《崂山道士》，至今已有十种译文。
除了翟理斯《聊斋》译本，《聊斋志异》还出现过两个节译本。第一个译本以转译的形态出现。1911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德国汉学家、犹太哲学家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从翟理斯的译本中转译了十个故事，自己又从中文直接翻译了六个故事，出版了德文版《聊斋》故事，收入《中国传说：庄子、圣人、寓言和鬼怪爱情故事》（Chinese Tales：Zhuangzi，Saings and Parables and 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一书。布贝尔在前言中简介了蒲松龄的生平和创作，并将蒲松龄部分自述原文翻译了出来。20世纪后半期，潘阿勒（Alex Page）将此书再次转译为英文，于1991年由人文国际出版社（Humanities Press Intl）出版，著名哲学家爱伦伯（Irene Eber）为此书作序，认为这是由一位20世纪倍受尊重的哲学家所提供的优秀中国古典文学读本。
1913年，法国传教士苏利埃·莫朗（George Soulie de Morant）的英译本Strange Stories from the Lodge of Leisures由伦敦休顿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出版。此译本共选择了28篇《聊斋》故事，译者针对普通英文读者，对《聊斋》进行了归化处理，尽可能使用浅显、流畅的英语去表达原作内容，并删去了一些英语读者较难理解的东方文化典故常识，以英语国家耳熟能详的文化意象取代，使中国古典文言故事变得通俗易懂。此译本的遗憾是有中文文化“屈从”英语文化之嫌，我们无法判断英语读者们究竟被带入了蒲松龄笔下充满东方魅力的异域世界，还是在欣赏阅读英语文化中略带东方色彩的哥特故事。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之作，在19世纪，就出现了各种形态的片段译文。在1830年德庇时的两首《红楼梦》诗歌翻译之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中国丛报》上连续发表描述性文章，主要介绍中国历史小说及苏东坡。1842年，郭实腊在《中国丛报》第11卷第5期上，用了八页的篇幅介绍一部中国小说。郭实腊认为这篇小说以前从没有被外国人注意过，因为他们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些才子佳人一类的爱情故事。只是，郭实腊硬着头皮读了《红楼梦》头几回后，就失却了耐心。所以，他对《红楼梦》的叙述和介绍都颇多错误，甚至把主人公的性别都弄错了，他认为宝玉是一位女士。在德庇时和郭实腊之后，1846年，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聃（Robert Thom）将《红楼梦》的一些片段译为英语。译文登于《正音摄要》（The Chinese Speaker），这是一本帮助在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教科书，由宁波的基督教长老会出版社（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中文注为“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珍藏”。译本共有27页，标题为Extracts from the Hun-Low-Mung。而后，1868年，在华外交官英国人鲍拉（Edward Charle Bowra）将《红楼梦》前八回译为英语。译文从1868年至1869年连载于上海《中国杂志》（Chinese Magazine）。这一译本在篇幅上大大超过前两种译文，但还不算单行本。《红楼梦》第一个单行译本由英国人乔利（H.Bencraft Joly）于1892年推出。
可以得出结论，从1816到1900年，英语世界清小说的译介虽不如中国古典诗歌之盛，但也颇有成果。这一阶段的重要译文译本可见表1-1。
表1-1初创期清小说主要译本
二、主要译者及其成就
1.德庇时
德庇时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另有中文译名为爹核士、戴维斯、大卫斯、达维斯等，英国汉学家，早年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后投身外交界，1816年，作为翻译官随以阿美士德为首的英国第二个和使团到达北京。后历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驻华公使、第二任香港总督。
身为英国驻华高级官员，德庇时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是一位具有专业学术背景的外交官，在研究汉字、中国诗歌、中国小说方面都颇有建树。他是继马礼逊博士之后的一批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会讲官话，并能够不太费劲地阅读中文小说。他是一个“中国通”，直到今天，大多数英国人关于中国的知识，皆来源于德庇时爵士的作品。晚年的德庇时回到英国后，由于其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德庇时是第一位直接从汉语翻译清小说的译者。他在学习汉语时，选择中国清代白话小说作为翻译练笔。他首先注意到了李渔。李渔是明清时期杰出的通俗文学大师，在戏剧、小说领域都有突出贡献。如今，他在西方已享有极高声誉。《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nbsp;Literature）介绍他为“著名学者、戏剧家，清代最伟大的小说家”。德庇时对李渔小说的故事情节及叙事手法很感兴趣，他选择翻译的第一篇小说是李渔《十二楼》中的《三与楼》（The Three Delicated Rooms）。李渔的话本小说集《十二楼》共十二卷，每一卷写一个故事，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一座楼阁，人物命运与情节展开往往与楼有关。《十二楼》具有很强的娱乐性，格调轻松欢快，每一篇都清新风趣，惹人喜爱。根据德庇时所说：“《三与楼》小说在中国印得不多，大多以片段形式出现在一些杂志上。”正是这些片段吸引了他的注意，让他首先选择了这篇小说作为翻译对象。1822年，德庇时出版《中国小说》（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其中包括李渔另两篇《合影楼》（The Shadow in The Water）与《夺锦楼》（The Twin Sisters）。并把《三与楼》原来的译名“The Three Dedicated Rooms”改为“The Three Dedicated Chambers”。1829年，德庇时作为东印度公司的翻译，从中文直接翻译了《好逑传》，他将珀西的译名改为The Fortunate Union，并理清了珀西因转译造成的很多意义混淆之处。1821年，乔治·斯当东（G．T．Staunton）出版《异域录》，其中有德庇时所译《玉娇梨》的节译。
我们来看德庇时的译本《中国小说》（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全书共225页，分为一个序言及四个翻译单元：《夺锦楼》《合影楼》《三与楼》，最后还有一个章节的《中国寓言故事》。德庇时在序言里解释自己翻译中国小说是作为学习汉语的翻译练笔，并介绍了自己的翻译原则。他说：“了解中国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翻译它的通俗文学作品，主要是戏剧和小说。”他清楚知道在翻译过程中，“汉语在形式和语言的精妙之处在翻译过程中有很大程度的流失”，他首先选取的翻译策略是严格忠实原文，但权衡之后，他意识到如果逐字逐句翻译，很多成语习语对英语读者来说将显得难以理解，所以，不如做一定改写。这种改写将增加小说的可读性，同时也很好地传达了原意。
德庇时的译本是个改写本。他是怎样进行改写的呢？首先，他的基本原则是保持译文的故事性，省略章回回目、大部分诗词及作者议论，他认为这些都是与故事无关的内容。从译本来分析，李渔《三与楼》共分三回，讲的是明嘉靖年间，四川名叫唐玉川的富翁图谋邻居房产。李渔的三个回目分别为：“造园亭未成先卖，图产业欲取姑予”“不窝不盗忽致奇赃，连产连人愿归旧主”“老侠士设计处贪人，贤令君留心折疑狱”。小说以两首诗开始，名为“诗云”“又云”，而后用了五段六百个字，描述诗的由来及故事缘起。德庇时的译本对此统统省略不译，直接撇开李渔的引文部分，从故事情节开始翻译。第一段原文译文如下：
原文：
明朝嘉靖年间，四川成都府成都县有个骤发的富翁，姓唐号玉川。此人素有田土之癖，得了钱财，只喜买田置地，再不起造楼房，连动用的家伙，也不肯轻置一件。至于衣服饮食，一发与他无缘了。他的一心，只为要图生息，说“唐田美产，一旦进了户，就有花利出来，可以日生月大。楼房什物，不但无利，还怕有回禄之灾，一旦归之乌有。至于衣服一好，就有不情之辈走来借穿；饮食一丰，就有托熟之人坐来讨吃。不若自安粗粝，使人无可推求。”他拿定这个主意，所以除了置产之外，不肯破费分文。心上如此，却又不肯安于鄙吝，偏要窃个至美之名，说他是唐尧天子之后，祖上原有家风，住的是茅茨土阶，吃的是太羹玄酒，用的是土硎土簋，穿的是布衣鹿裘。祖宗俭朴如此，为后裔者不可不遵家训。
译文：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twelfth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in a district of the province of Szechuan，there lived a rich man，who was likely in time to be still richer．This person，whose name was tang-yo-chuen，had an immense quantity of land．Whenever he got any money，it was his delight to add to his landed possessions；but he would neither build houses，nor would he supply＆nbsp;himself with any of the comforts or necessaries of life，beyond what was absolutely indispensable．His disposition was to enrich himself by every means in his power，and his property increased daily，like the moon towards the full．Houses and furniture（he thought）were not only unprofitable，but there was always a fear lest the god of fire should destroy them，and they might in one moment become annihilated．If one had fine garments，there immediately came unpleasant fellows to borrow clothes．If there was plenty to eat，one soon had people claiming acquaintance，and taking their seats in quest of food．In short，there was nothing like being contented with coarse articles，for people in that case would not be seeking them．He laid fast hold of this notion，and was determined to take care of his money．But not contented with being niggardly，he wished to assume credit to himself for it，and said that he was descended from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emperors，and that his ancestors were celebrated for their economy.
德庇时的译文精心雕琢，较为准确。如“回禄之灾”，“回禄”为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火神”，德庇时译为“the god of fire”，准确把握了原意。另一处“唐尧天子”，“唐尧”是中国古代最受尊重的帝王之一，尊为圣人。译文没有明确指出“唐尧”是谁，只笼统称为“one of the most ancient emperors”。对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英语读者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原文314字，译文246字。篇幅有所简略，简略在何处呢？在第一段中间，“唐田美产，一旦进了户，就有花利出来，可以日生月大”，省略不译。第一段结束部分“祖上原有家风，住的是茅茨土阶，吃的是太羹玄酒，用的是土硎土簋，穿的是布衣鹿裘。祖宗俭朴如此，为后裔者不可不遵家训”，只用了“His ancestors were celebrated for their economy”（祖上以节俭闻名）一句改写。如不改写，“茅茨土阶”“太羹玄酒”“土硎土簋”“布衣鹿裘”翻译出来译文会非常繁琐，篇幅较长，且“硎”“簋”皆为中国古代器皿，翻译出来，必然要加注解说，否则英语读者难以理解。所以此处德庇时改写为一句“祖上以节俭闻名”，对李渔所详细描写的节俭细节略去不表。这种处理，有助于英语读者对原文的接受。
译文亦有增加之处。如形容完唐玉川的吝啬后，德庇时加了一句“his＆nbsp;property increased daily，like the moon towards the full”（他的财产与日俱增，越来越多）。“full moon”意为“满月”，在英语里表示“圆满”，此处表示唐玉川的财产滚滚生息，越集越多。形容唐玉川吝啬时，李渔说“动用的家伙，亦不肯轻置一件”，译文为“nor would he supply himself with any of the comforts or necessaries of life，beyond what was absolutely indispensable”，意为“除了生活必需品，日常用度之物，他不会多添一件”。“indispensable”一词用得甚为准确。另外，“生息”一词在中文里有几层意思：“生养繁殖”“生活”或是“生利息”。在原文中理解为增加利息、增加钱财最合适。译文翻译为“enrich himself”，意为“变得有钱”，虽与李渔意思有些许差异，然而这是比较地道的英语表达法，容易被英语读者接受。
虽然翻译得很用心，囿于语言隔膜，德庇时仍有数处误译，或者不够准确。如第一句的“骤发”，“骤发”的意思为“暴发户”，意为突然暴富。译文处理为“likely in time to be still richer”，意为“还会更加富有”，与原意有所差别。另一处形容唐玉川“素有田土之癖”，李渔本意为唐玉川好置田产，译文为“had an immense quantity of land”，意思变成“有很多土地”，即唐玉川有很多田产。“好置田产”与“有很多田产”意思明显有异。
德庇时的改写不仅体现在《三与楼》，《合影楼》《夺锦楼》中亦有同样的翻译策略。李渔《合影楼》讲元朝至正年间，广东曲江县两位乡绅因性情不同，不相往来，虽住同一宅院，但中筑高墙，隔开彼此。两家儿女珍生与玉娟因常在池边玩耍，看见彼此的倒影，于是相恋。小说亦分三回，回目分别为“防奸盗刻意藏形，起情氛无意露影”“受骂翁代图好事，被弃女错害相思”“堕巧计爱女嫁媒人，凑奇缘媒人赔爱女”。小说以一首右调《虞美人》开始，中间穿有大量诗词。德庇时处理方式一如《三与楼》，省去章回回目，改写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省去李渔文章开头的右调《虞美人》及李渔在《十二楼》中常用的诗词批注部分，直接从“元朝至正年间，广东韶州府曲江县有两个闲住的缙绅”开始翻译这个故事。
德庇时虽然省略了故事开头部分的诗词及注解，然而《合影楼》中间珍生与玉娟互赠诗词，以表情达意，推进感情发展。这部分诗词与故事情节相关，不能省去不译。德庇时对此做了斟酌处理。如第二回“受骂翁代图好事，被弃女错害相思”中，珍生与玉娟相遇之后，玉娟扔给珍生一首七言绝句，表达自己心里的涟漪，原文译文如下：
原文：
绿波摇漾最关情，
何事虚无变有形？
非是避花偏就影，
只愁花动动金铃。
译文：
That the troubled face of the water was the image of her mind；
that she had been greatly surprised by his coming over to that side；
but that in running away from him with such haste；
she had been prompted only by die fear of discovery and punishment.
七言绝句翻译为48个字的自由体诗歌。玉娟诗里表达少女怀春，欲说还羞之情。用词含蓄、隐讳。而德庇时把玉娟诗里没有明说的意思明白地用英语表达了出来，如“非是避花偏就影，只愁花动动金铃”译为“but that in running away from him with such haste；she had been prompted only by die fear of discovery and punishment”，意思是“她从他身边匆匆离开，只因为害怕被发现和惩罚”。“discovery and punishment”在原诗中完全没有出现。德庇时的翻译虽然没有体现出原诗的音韵和意境及少女欲说还羞之意，但明白地把玉娟的意思表达出来。珍生拿到诗歌，喜出望外，立刻回诗，原文译文如下：
原文：
惜春虽爱影横斜
到底如看梦里花
但得冰肌亲玉骨
莫将修短问韶华
译文：
their present mode of communication was nothing more than gathering flowers in a dream；
and that they must endeavor to make it more unfettered，as well as more intimate for the future.
此处德庇时干脆把七言绝句改成三行自由体诗歌。中国诗歌里典型的抒情句“惜春虽爱影横斜”略去不译，“到底如看梦里花”译为“their present mode of communication was nothing more than gathering flowers in a dream”，意为“现有联系方式不过是梦里采花”。“但得冰肌亲玉骨”中“冰肌玉骨”是中国传统的形容美女的词句，中国人一见此句，立刻会想起女性美好的肌肤容颜。德庇时只将它换为“intimate（亲密）”一词。“莫将修短问韶华”含蓄表示了珍生想要与少女相会的决心。德庇时第二行和第二行的意思是“他们必须大胆行动，为了将来能有更多的亲密”，明白地告诉英语读者中国情人诗歌里的意思，推进情节发展。
《合影楼》里另有数首诗歌，处理方式基本一致。结尾处李渔写道“这段轶事出自《胡氏春秋》，但系抄本，不曾刊板行世，所以见者甚少。如今编做小说，还不能取信于人，只说这一十二座亭台，都是空中楼客也。”德庇时省去此段，自己谈了一下文章的翻译。
德庇时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里翻译的最后一篇小说是《夺锦楼》。《夺锦楼》发生在明代正德年间，武昌人钱小江与妻都长得很丑，两个女儿却很美丽。两夫妻性情不合，引得二女配给四家亲事起了纠纷。官府断案时认为四家公子都太丑，配不上美女，遂将二女许婚给两位新榜进士。德庇时的翻译与前两篇一样，注重故事情节，省去小说开头的右调《如梦令》及李渔的评判词，把文中出现的诗词全部改为比较直白的英诗翻译。省去小说的章回回目“生二女连吃四家茶，娶双妻反合孤鸾命”，以小说情节推动为主要考虑，最终给英语读者献上一个情节跌宕起伏，非常有趣的中国选婿故事。
德庇时不仅第一个翻译了李渔作品，还继托马斯·珀西之后，重新翻译了《好逑传》。18世纪，托玛斯·珀西根据一份半英语半葡萄牙语的手稿编译了第一个译本。中间不乏错误及遗漏（mistranslated，omitted）。德庇时举了珀西数例错译之处，但仍然肯定珀西的翻译，认为珀西的翻译很有价值。他决定自己重新翻译一遍，把前面的错误之处一一补正。1829年，他将《好逑传》译为The Fortunate Union，A Chinese Romance，由伦敦库克斯公司（J．L．Cox）出版。在书的首页上，他题为“To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献给乔治·斯当东爵士）。这是一部从中文原文翻译的作品，德庇时在序言中介绍自己是因为在乡间休假时，为了消磨时光进行的翻译。从前译者的译本给他印象颇深（impressed），让他相信小说很有道德（merits）。在最初试着（on trial）翻译了两个章节之后，家人鼓励他继续剩下的部分，于是，他终于完成了这个长篇小说的全本翻译。
德庇时的《好逑传》译本装订古朴。内页里先是中文“好逑传”，旁书“精刊古本两才子书”“嘉庆丙寅年福文堂藏书”。正文由序言和十个章回构成。在序言中，译者首先叙述了为何选择翻译《好逑传》，“译者对《好逑传》里展现出来的美德印象深刻”。在试着翻译完头两章节后，“译者被鼓励完成整书的翻译”。接着，德庇时介绍了《好逑传》的成书年代及柏西译本特点。他认为《好逑传》“喧嚣有趣的场景，精彩的对话，角色严格的自律性使得它成为道德典范”。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观察到，男女主人公其实很符合儒家伦理标准”。
德庇时的译本是个节译本。《好逑传》原文共十八回目。与翻译《三与楼》时省略回目的做法不同，德庇时的《好逑传》译文保留了小说章节回目，但把它改写成了十个回目，分为上下两卷。德庇时译本前面翻译得较为详细，后十回则进行了一定的缩写。
我们从回目名上看内容的详略。第一回《省凤城侠怜鸳侣苦》译为“The hero visits Peking，and takes pity on a lover in Distreie”；第二回《探虎穴巧取蛙珠还》译为“The attack on the tiger's den，and the skilful recovery of the prize”；第三回《水小姐俏胆移花》译为“Shui Ping Sin adroitly changes the flower”；第四回《过公子痴心捉月》译为“Kwoketsu stupidly grasps at the moon's shadow”；第五回《激义气闹公堂救祸得祸》译为“The generous hero arraigns a public tribunal，and to save another，hazards himself”；第六回《冒嫌疑下榻知恩报恩》译为“Calumny is braved，and the place of lodging changed，in requital of＆nbsp;services rendered”；第七回《五夜无欺敢留髡以饮》译为“Five nights are blamelessly passed，and the hero is detained to an entertainment”；至此德庇时按照《好逑传》原文顺序翻译了前七章，而后，将后十一章简写为三章，分别题为“An affronting proposal occasions the sudden departure of Teilichungyu”“They attempt to deceive the fair heroine，but only excite her scorn”“By her appeal to the Emperor，Shueypingsin terrifies the Commissioner”。大概译者时间精力有限，译本最终结束得有些仓促。
德庇时在翻译《好逑传》时颇为用心。中国传统小说习惯以诗词开头，此前翻译《十二楼》时，他都省去开篇诗词不译。而翻译《好逑传》，特别是前七回时，基本上做到了直译。原有小说形式基本保留，包括“诗曰”等。如《好逑传》开头、原文、译文如下：
诗曰：
偌大河山若大天，
万千年又万千年。
前人过去后人续，
几个男儿是圣贤。
译文：
Though broad the expanse of earth，of high and stream，
Beneath yon broader heaven—though countless years
Still follow years gone by as rolls the tide
Of human life in endless ebb，how few the worthies of our race！
比起他为《三与楼》中的诗词做的直白明了的翻译，此译文甚为用心。基本保留原文形式，并译出了原文中表达的人在时间面前的沧桑感。
德庇时还是《红楼梦》第一个译者。1830年，德庇时撰写长文《汉文诗解》发表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The Royal Asiatic Transactions）。四年后，这篇长文以单行本形式在澳门出版，并附有另外四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或翻译，英文书名全称为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from the Royal Asiatic Transactions）to Whick are Added，Translations＆Detached Pieces（《汉文诗解，选自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并附有其它译文及文章》），扉页首行还有“汉文诗解”四字汉语书名。国家图书馆存有这一单行本的缩微胶卷影印本。在这篇长文的第69页，德庇时提到了《红楼梦》，“以下引文来自一部名为《红楼梦》的小说。译者译出其中两首《西江月》。是对一位中国年轻浪子的诗体描述。”其后就是《红楼梦》第三回的两首《西江月》的原文和译文，连叙述带翻译占有两页篇幅。
德庇时可称为19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他是英语世界里关注到李渔小说及《红楼梦》英译的第一人，为中国古典小说英译做出重要贡献。不过，同珀西、翟理斯相比，德庇时的英译带有更多政治意味。一些非学术的因素及对大英帝国的商业和外交方面的考虑，常常左右他的研究视野，并自觉呼吁英国人为了在华利益重视中国及中国文化。他的研究工作应和了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2.翟理斯
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英国著名汉学家，驻华翻译、领事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出生于英国牛津的一个文人世家。1867年，他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成为英国驻华使馆的一名翻译学生。此后，他历任天津、宁波、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福州、上海、淡水等地英国领事馆翻译、助理领事、代领事、副领事、领事等职，直至1893年以健康欠佳为由辞职返英，前后历时25年，除五度返英休假之外，其余时间均在中国度过。1897年，翟理斯全票当选为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
翟理斯在汉学各个领域都颇有建树，他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即语言教材、翻译、工具书和杂论。其中，他首先翻译了中国古典不朽文言小说《聊斋志异》。
1877年，翟理斯在《中国评论》第6期第3卷上发表了清代李珍《镜花缘》的第十一回“观雅化闲游君子邦，慕仁风误入良府”，即“探访君子国”（A Visit to the Country of Gentlemen）。与其他同类型作品翻译所区别的是，翟理斯的《镜花缘》节译基本上没有多少注释。
1877年，他的第一篇《聊斋》译文《罗刹海市》（The Lo-cha’s Country and＆nbsp;Sea Market），发表于上海华洋通闻社编辑的《华洋通闻》（Celestial Empire）3月29日版（369～370页）。翟理斯教授的第二篇《聊斋》译文《续黄梁》载于《华洋通闻》1877年4月12日版（369～370页）；第三篇译文《金和尚》载于1882年伦敦德拉律公司（De la Rue＆Co.）出版的《历史上的中国及其他概述》（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chetches）一书（106～110页）。另外，翟理斯还翻译了《聊斋自志》（Author’s Own Record）、《死而复生》（Raising the Dead）、《中国德约拿》（A Chinese Jonah）（即《孙必振》）、《张不量》（Chang Puliang），收入上海别发洋行（Kelly＆Walsh Ltd.）1922年出版的《古文选珍》（Gem of Chinese Literature）（231～234页）。1931年，翟理斯还译有单篇《钟生》（The Donkey’s Revenge），收入伦敦乔治·哈拉普有限公司出版的《各国故事集》（Great Stories of All Nations）。翟理斯主要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出发翻译《聊斋志异》，他关注《聊斋志异》的语言及写作风格，指出以前的译者从未提及的“故事中巧妙的情节及独创性”。翟理斯对蒲松龄的写作风格亦大为赞赏，认为蒲氏语言“纯真而优美”“简练又有力”。聊斋故事里人鬼神狐诡异又瑰丽的世界在英语世界里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1880年，经过三年的努力，翟理斯2卷本的选译本《聊斋志异》在伦敦由德拉律公司（De la Rue＆Co）出版。此译本是翟理斯在广州副领事任上完成的。翟理斯英文译本名为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与中文原意有一定出入，属于意译。其实在翟理斯之前，已经有人注意这部独特的文言小说，对于书名，也有不同的翻译。如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介绍这部著作时，将书名译为Pastimes of the Study；而梅辉立将其翻译为The Record of Marvels，or Tals of the Genii。对于这两种翻译，翟理斯均不认可，他直截了当地说：“上述翻译中，没有一个足以称得上佳译。”翟理斯按照“聊斋志异”四个汉字的顺序，对其本意及意译做了说明，四个字的直译为Liao-Library-Record-Strange，其中，“聊”是“作者对于自己的私人书斋（private library or Studio）的极富想象力的称呼”；对于为何做如此选择，翟理斯介绍到，有一则逸事，与此直接相关，那就是作者蒲松龄本人的人生经历。蒲松龄曾经在一次科场失利后叹息自己老来凄凉的晚景，并因此而将自己的书斋名为“聊斋”，意思是“他将用自己的笔来寻回命运从他这里所剥夺去的一切”。对此，翟理斯认为，“聊”的背后含义难以翻译，而所谓“鬼怪故事集”也根本没法充分完整地表达蒲松龄上述工作范围（scope of work），“《聊斋》的离奇故事里包含了道教、鬼神和法术，对大海另一侧虚构国度里神奇事件的叙述、对中国人日常琐事的描绘，及对超自然现象的想象”。因此，翟理斯介绍说，他确实一度计划用“鬼狐故事”来命名这部著作，但在友人的劝说下，最终采用了翟理斯描述的书名。翟理斯对《聊斋志异》的理解使他精心翻译的译名从此成为《聊斋志异》各译本的通行译名之一。
翟理斯译本采取了深朱红色封面。封面上是书名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下面是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erbert A.Giles（由翟理斯缩写翻译）。书名和译者名都镶了金边，封面四周亦使用了金色花及线条装饰，显得富贵庄严。译本是两卷本，分为三部分：译者导言，译文及两个附录，一共389页。
翟理斯在导言中介绍了自己选择翻译《聊斋志异》的原因，蒲松龄生平故事，当时中国社会形态及自己翻译的一些处理方式。导言第一部分介绍了他选择翻译《聊斋志异》的原因：“我认为我满足翻译这本书的两个基本条件：对汉语语法的准确认知及对中国礼仪、习俗、传说及政治生活的广泛了解。”翟理斯把自己的译本看成是一个给英国民众了解中国的窗口，他强调译本中展现出来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我选择这个题材，一方面希望可以吸引大家对中国事务的兴趣，另一方面也矫正大家现存对中国的误解，认为中国人都是毫无效率的懒惰人群，安于现实，不思进取……尽管现在有大量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出版，这些书很少传达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因此，很多中国习俗被嘲笑为可笑，遭到扭曲。”导言第二部分则是作者介绍。翟理斯介绍了蒲松龄的生平故事及《聊斋志异》的创作背景。在大概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后，翟理斯附上了蒲松龄的《聊斋自志》的翻译。并总结说“从上面的陈述，读者会对这位天才作家动人的写作技巧留下印象。整本书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的嘲讽。作者最终隐回了他自己的内心生活，意识到只有内心的火焰才最终能引向救赎。”导言的第三部分是《聊斋志异》的成书背景。翟理斯介绍《聊斋志异》在中国以手抄本形式存在了很多年，它第一个正式的出版本出现在1766年。翟理斯翻译了这个版本里的唐梦赉的序言。随后，翟理斯解释了自己选择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这个书名的原因及翻译时的选材考虑。译者本来曾经“计划翻译和出版一个完整的译本”，之所以最终放弃了这宏大计划，是“因为其中有些故事与我们所生活的当下不是很适合”，“这些作品让我们回想起我们自己国家18世纪有些小说作家的粗俗作品”，“另有一些作品，则完全没有意义，或是在稍微扩展的形式下对其他作品的重复而已”。“因此我选择了164个最好而且最有特色的故事。”
1908年，上海的别发商行（Kelly＆Walsh，Limited）再次修订出版此译本。这成为翟理斯翻译《聊斋志异》的定本，他自己也对此版本甚为满意，“所有在第一版中不够准确之处在新版中都尽可能地改正了。”他重新撰写了导言，用了不少篇幅阐述《聊斋志异》的创作特色和蒲松龄的艺术风格。他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出发翻译《聊斋志异》，并提出了以前的译者从没注意到的“故事中巧妙的情节及独创性”。翟理斯对蒲松龄的写作风格极为赞扬，认为《聊斋志异》写作风格“纯真优美”“有极致的简练”“人物都极有力量”“有丰富的隐喻与艺术性极强的人物塑造”。对于《聊斋志异》对西方读者的价值，翟理斯认为，“小说可增进我们对中国民间故事的了解，对庞大帝国的礼仪、习惯和社会生活有所接触。从这点出发，我的译文有相当价值。”
翟理斯的两篇导言均长达万言，涉及《聊斋志异》的艺术风格、作者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及译者的翻译技巧，是早期很有价值的《聊斋志异》研究论文。
在正文中，翟理斯共选译《考城隍》《瞳人语》《崂山道士》《狐嫁女》等165篇故事。而对于翟理斯认为繁琐、无趣的文章，他进行了删减或者改写。这165个故事中，除了已由阿连壁所翻译并在《中国评论》上发表的八篇作品及由梅辉立翻译并发表在《中、日释疑报》（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上的一则故事，其他149个故事，从来没有人翻译过。
在正文后面，为了帮助英语读者理解《聊斋志异》里无处不在的中华文化，翟理斯精心撰写了涉及中国文化的注释。这些注释记录和评论小说中的各个细节，涵盖了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真实层面。同时，他的注释也帮助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有清晰了解，显示出注释的学术价值。1925年，《聊斋志异》在美国出版后，有人评论说：“这些注释包含了很多关于中国习俗、礼仪和制度的很有价值的信息。”
翟理斯译本的一大特色即是这些注释。他的注释包罗万象，有“炼金术、订婚仪式、棺材、龙、长生不老药、风水、婚姻及许多其他方面”。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关于中国的时令和节日；关于中国历史传奇人物；关于器物和用度；关于中国政府制度和礼仪；关于风俗习惯；关于中国人的性格和观念；关于社会生活。
例如，对“清明”，他标注：清明（the Spring festival of Clear Weather），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之一。时间为每年的4月5日左右，中国人在这天要给亡故的家人上坟。而对历史人物关羽，他标注：关羽（the God of War）：中国的战神。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死后被尊为神，在当今中国的万神殿中排列靠前。
翟理斯译本中对中国文化的各种注释林林总总，覆盖面很广，虽然这些注释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未必正确，然而，在当时无疑为西方读者理解《聊斋志异》、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帮助。至于翟理斯有时会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进行评价褒贬，自觉不自觉地把他所处时代英国人的价值观投射到中国，虽对中国文化有误读曲解之嫌，然而，也正好吸引了同时代的英语读者群，纠正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误解。“1840年以来，描写中国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无休止地和过去的文学作品进行清算：因为它们不断有意无意地对照耶稣会士和启蒙哲学家塑造的理想中国人形象，建立一个完全相反的新形象。对中国事物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蔑视。”由此逐渐形成了与理性时期所不同的对中国新的认识和看法。西方人对中国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女人包小脚，男人留长辫，做事颠三倒四”。而“野蛮”“非人道”“兽性”，这些词语充斥着19世纪的英国人形容中国的书本教材，完全是对中国的曲解。而翟理斯译本把中国美好的想象世界展现在英语读者面前。《聊斋》中的异类，如狐、鬼、花、木、神性情真挚。和谐与怪异交替出现，跌宕起伏，变化多端。这与西方人心中的中国形象反差太大，让他们在接受上有一定困难。于是，通过注释，翟理斯努力拉近英语读者与这个中国文本的距离。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对外国人而言，阅读理解会有一定难度。翟理斯要自己读懂《聊斋志异》，还要把小说里中国文言隐含不易理解的内容表达出来，显得更加困难。然而，翻译中最困难的不仅是如何表达字面的意思，更包括如何传达文字背后隐含的文化信息。为此，翟理斯绞尽脑汁。他的翻译策略是：吸收一些西方词汇和内容；做文字词语的添加移植；或为原文添加一些解说性文字，包括大量注释。如，《聊斋志异·罗刹海市》一篇，讲述书生马骥在海上遇难，无意中闯进龙宫，反而被招为驸马。后来，他思乡心切，坚持重返人间，与妻子龙女分离。马骥离开后，龙女写给他一封书信，部分原文译文如下：
原文：
君似征人，妾作浪状，即置而不御，亦何得谓非琴瑟哉。
译文：
You are my Ulysses，I am your Penelope；though not actually leading a married life．How can it be said we are not husband and wife.
翟理斯的翻译将“征人”和“荡妇”这两个富含中国文化韵味的称呼语替换成西方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人物“Ulysses”和“Penvelope”；他还直接忽略了原文“琴瑟”一词深厚的隐喻意义，将它直接译为“husband and wife”。这种替换很大程度上会删减原文丰富的文化和情感信息。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那些对中国文化基本上很少了解的西方读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归化原则会有助于他们对小说的理解与接受。
又如，马骥刚到龙宫时，对周围环境惊诧莫名。然而，龙王对他青眼有加，准备把女儿许配给他。当然，龙宫公主嫁人，自然要举行盛大的婚礼。这样的婚礼当然是中国文化里常见的奢侈场面。蒲松龄的描写原文译文如下：
原文：
生衣乡裳，驾青虬，呵殿而出。武士数士骑，背雕弧，荷白棒，晃耀填拥。马上弹筝，车中奏玉。
译文：
Ma dressed himself in gorgeous cloths，and went forth riding on a superb steed with a mounted body-guard all splendidly armed．There are musicians on horseback and musicians in chariots.
“青”在汉语中常常意为黑色。如“青丝”意为黑发，“青衣”意为“黑衣”。“虬”则是另一个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具有不同含义的词语，原文中的虬指的是中国传说中一种体积比较小的龙。然而，在中国文化里具有威严、力量的“龙”的形象在英语里是邪恶的化身。为此，翟理斯用了“steed”一词取代了“dragon”，“steed”意为马，这个词语使得英语读者不至产生疑问：为何中式婚礼上会用让人厌憎的可怕的龙？随之而来心理产生抗拒。翟理斯的处理避免了文化冲突，也减弱了婚礼的豪华、气派。同时，原文里的“筝”是一种中国传统乐器，音色优美，提到“筝”，中国人立刻会联想到悠远的意境。“玉”更是中国国宝，晶莹剔透，好玉甚至价值连城，此处“玉”指的是玉笛。马骥婚礼上乐师们弹筝奏玉。然而，“筝”和“玉笛”对英语读者来说则是陌生概念，为了回避误解，翟理斯省去了这两个词的翻译。翟理斯的以上处理使译文对英语读者显得明白流畅，帮助他们进入《聊斋志异》的故事，然而，这故事比起原始文本，终就少了些意韵。
此译本在翻译上有很多失误之处，今天看来，翟理斯在语言、文化方面的理解失误显得更加明显，且翟理斯有时候处理笔下人物过于随心，作为基督徒，他按照自己的道德准则改编了聊斋故事，将原著中两情缱绻及性描写等情节统统略去不译。然而，翟理斯不愧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他笔下的故事生动有趣，吸引人心，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他清晰、有力与优美的文风使得此译本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英译中的典范之一，优美、文雅、充满诗意。翟译本可谓《聊斋》英译的奠基之作，对后来《聊斋志异》的翻译影响巨大。有人评价说，“翟理斯的《聊斋志异》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译者亲眼目睹的天朝大国（Celestial Empire）真正的生活和习俗。”欧美很多其他语种的《聊斋志异》译本就是完全根据翟理斯的英译本转译的。
3.乔利
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瑰宝《红楼梦》，至今已经有超过十种译本，其中包括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两个全译本。然而它的第一个全译本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一些。吴世昌说“上一世纪有人试为全译，但不幸因译者去世而中止”。吴世昌提到的尝试全译《红楼梦》，却中途去世的译者正是19世纪末的英国驻澳门副领事乔利（H．Bencraft Joly）。乔利没有能够出版全译本，但是，他仍然是《红楼梦》第一个摘译本的译者。1892年，《红楼梦》第一次以整书形式出版，由香港别发洋行（Kelly＆Walsh Ltd.）及澳门商务排印局（Typographia＆nbsp;Commercial）分别出版。如果不是因为患上肺结核中途去世，乔利也许能够在19世纪末，就为英语读者带来《红楼梦》的全译本。
乔利的译本分成一、二两卷，书名为Hung Lou Meng，or，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乔利完整翻译了第1到56回的内容，分为两卷，第一卷有378页，由序言及正文组成，1892年出版，第二卷有583页，1893年出版。
与翟理斯的长篇导言不同，乔利的序言非常简短。
“本译本的产生，并非由于我想跻身入汉学家的行列，而是因为我在北京求学时，在学完《自迩传》之后，不得不接触到《红楼梦》，从而遇到种种解读的疑惑与困难。我相信，无论是非韵文还是打油诗，残破的韵脚都存在一些缺点，在翻译诗歌时我紧扣意思而非韵律。然而，只要能给现在和将来学习汉语的学生提供些微的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
从序言看，乔利的翻译目的只是为了帮助当时在华英国人学习汉语提供语言材料。这同样亦可以从译本以下特点得出此结论：这个译本没有标出作者曹雪芹的名字，也没有任何前言后记介绍作品，甚至很少注释。
乔利译文第一卷的正文从第一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开始，至二十四回“醉金刚轻财尚义侠，痴女儿遗帕惹相思”。第二卷从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红楼梦通灵遇双真”开始，至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时宝钗小惠全大体”结束。该译本以直译为主，他翻译出了前五十六回的所有字、句，包括诗词，没有任何删节，这和20世纪的几个译本产生了鲜明对比。以第四回目为例，回目名为“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乔利译文为：“An ill-fated girl happens to meet an ill-fated young man.The Hu Lu Bonze adjudicates the Hu Lu case.”原回目名是一个对偶，利用对称的语言形式，形成和谐优美的语音节奏，表达两个相对的意思。如“薄命女”对“薄命郎”。“葫芦僧”对“葫芦案”，同时，“薄命”与“葫芦”二词反复出现，让句式非常均衡，很有艺术感染力。而乔利的译文亦遵照了原文的翻译。这应该是乔利章回回目名中翻译得非常出色的一个。
又如第十七回的翻译，原文回目名为“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乔利译文为“Chapter XVII in the Ta Kuan Garden，（Broad Vista）the merits of Pao-yu are put to the test，by his being told to write devices for scrolls and tablets，Yuan Ch’un returns to the Jung Kuo mansionm，on a visit to her parents，and offers her congratulations to them on the feast of lanterns，on the fifteenth of the first moon.”译文标题把原文的每个字、词的意义全部译出，所以将原文对称的回目翻译成了几乎是一段话的章回标题。而且，“大观园”一词译为Ta Kuan Garden，（Broad Vista），音译、意译各一次，意译放入括号，“元宵”一词亦给出两个翻译，“the feast of lanterns”强调节日性质，“the fifteenth of the first moon”强调节日时间，可见乔利对原文的忠实。同样在十七回，贾政带领宝玉及众随从去大观园参观，为了试宝玉之才，让他为园内景观题匾，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对联、典故、匾额，光是匾额就有二十种。乔利无一遗漏，悉心翻译了所有中文匾额。如“赛香炉”译为“Vying with the Hsiang Lu”，“曲径通幽”译为“a tortuous path leading to a secluded（nook）”，“小终南”译为“the small Chung Nan”，“泻玉”译为“dripping jadelike”，“泌芳”译为“penetrating fragrance”，“淇水遗风”译为“the bequeathed aspect of the river Ch’i”，“有凤来仪”译为“a phoenix comes with dignified air”，“杏花村”译为“apricot blossom village”，“兰风蕙露”译为“the orchid-smell-laden breeze and the dew-bedecked epidendrum”……译文中还有大量对联，如“新绿涨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译为“A spot in which the‘Ko’ber to bleach，as the fresh tide doth sell the waters green，a beauteous halo and a fragrant smell the man encompass who the cress did pluck”，“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荼蘼梦亦香”译为“Sung is the nutmeg song，but beauteous still is the sonnet，near the T’u Mei to sleep，makes e’en a dream with fragrance full”等。
仔细对比乔利的译文与曹雪芹原文，我们会发现乔利的翻译特点。所有的字都译了出来，一字不差，译文很准确，乔利对原文的理解程度让人惊叹。但译者有些过于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意思和语法结构，显得忽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感受。以对联翻译为例，对联与其他文字形式不同的艺术特征在于其整齐对称的形式，以及阴阳顿挫的韵律之感，因此中文对联一般对偶工整，平仄协调而完美，要求上下联相等，词性相同，结构相应。以“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荼蘼梦亦香”为例，“吟成”对应“睡足”，“豆蔻”对应“荼蘼”，“才犹艳”对应“梦亦香”，符合中文对联特点，读来朗朗上口，很有美感。而乔利译文为“Sung is the nutmeg song，but beauteous still is the sonnet，near the T’u Mei to sleep，makes e’en a dream with fragrance full”，基本已没有对称之感，更谈不上韵律美，文字美在翻译中损失比较严重。对此，吴宓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一文中对乔利译本简单评价为：“焦里氏H.Bencra之英文译本……凡二巨册，系逐句直译，虽无精彩，而力求密合原文，无所删汰。”“逐句直译”“密合全文”“无所删汰”，正是乔利译文的特点。
作为《红楼梦》第一个单行译本，乔利的译本在清小说英译里有着重要的意义，亦引起后来者的关注。乔利以多病之躯，第一次翻译并出版了两卷英译《红楼梦》，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有了乔利的英译本，就使很多欧美学者不仅知道有《红楼梦》其书，而且得以窥见《红楼梦》的梗概。这在当时对《红楼梦》的传播，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节 发展期的清小说译介（1917—1949）
20世纪初，起步较晚的美国汉学开始迅猛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已经把目光投向东亚。1908年退还庚子赔款，加强与中国的关系。1910年，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开办中文讲座，定期讲授关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趁欧洲各国忙于大战，无暇顾及远东，大力扩张在中国的势力。从20世纪起，美国先后建立各种基金会，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资金，不少中国学者纷纷赴美。一些学会组织，如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美国太平洋学会（American Council of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纷纷成立，使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及学术研究不断发展。
在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兴起新文化运动，20世纪亦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启蒙时代。这一时期引入的科学而系统的方法论为中国古典小说翻译及研究开辟了崭新的天地。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倡导民族性，倡导反对帝国主义，恢复民族独立与尊严。外来力与内驱力不断碰撞亦是中西文化与文明的碰撞，两种文化的交流得到不断加强。如果说20世纪以前，由于中国和世界的隔离，主要是西方人来到中国，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来自于这些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员，对真正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了解不多。那么，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20世纪以后，不断有中国学子远渡重洋，前往西方留学，他们为中国古典文学的西传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译介概况
20世纪上半叶，五四运动的爆发促成“新红学派”的兴起，《红楼梦》成为中外学人瞩目的对象，其英译因此受到了重视。1914至1949年间产生了两种《红楼梦》节译本：1927年纽约大学古典文学教授王良志（Wang Liang-Chih）推出第一个译本，题名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明恩博为其撰写序言，译本共95章，约60万字，现已佚失。另一译本于1929年由纽约艺术博物馆东方部职员兼哥伦比亚大学讲师王际真（Wang Chi-chen）推出，依然题名为Dream of Red Chamber。这两种译本都针对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对原文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压缩及改写。王良志与王际真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深深陶醉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审美世界，后来，他们离开中国去美国求学定居，在美国学习工作时，尝试将《红楼梦》译为英文。另外，中国译者袁家骅、石明也在1933年通过上海兆新书局出版了《红楼梦：断鸿零雁记选》中英对照节译本。
除了《红楼梦》，这一阶段开始引起英语世界关注的另一清代名篇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直到20世纪才传入英语世界。笔者掌握的第一篇《儒林外史》片段译文由陈平楚（Chen Ping-hsu）翻译，以《四位奇人》为题，翻译了第五十一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刊于《天下月刊》卷11（1940—1941），而后，于1946年出版的高克毅主编的《中国智慧与幽默》中，收入王际真所译《儒林外史》第2至3回，题为《两学士中举》，指的是周进与范进中举。
这一时期，《聊斋志异》继续受到英国世界的关注，出现很多片段译文和节选本。1931年，翟理斯另译出单篇《钟生》（The Donkey’s Revenge）。1914年，英国外交官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翻译了十四篇聊斋故事。1921年，德国人卫礼贤翻译了15篇《聊斋》故事，包括《种梨》《小猎犬》《罗刹海市》《白莲教》《蛰龙》等。1922年，英国驻中国领事倭讷（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er）改写了五篇聊斋故事，分别为《与狐狸交朋友》《不可预测的婚事》《高尚的女子》《酒友》和《炼金术士》。1927年，卜朗特（I．A．Jkov Brandt）编译了《种梨》《劳山道士》《赵城虎》五篇聊斋故事。1933年，英国人潘子延（Pan，Tze-yan）翻译了《聊斋志异》的《吼叫的妻子》（A Crow Wife）。同年，英国人福纳罗福纳罗（C．De，Fornaro）翻译了《道士》。1937年，中国翻译家初大告在伦敦翻译两篇《聊斋志异》故事《种梨》《偷桃》。1946年，澳大利亚汉学家琼罗斯（Rose Quong）出版社了编译本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
除了《聊斋志异》，受到较多关注的清小说有刘鹗的《老残游记》。1929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翻译的《老残游记》片段《歌女》（The Singing Girl）载于《亚洲》（Asia）杂志11月号。1936年，林语堂将《老残游记》二集六回译成英文，题名《泰山的尼姑》（A Nun of Taishan），由商务印书馆发行。1934年，第一个译本由著名中国翻译家林疑今（Lin Yi Chin）、葛德顺（Ko Te-Shun）完成，题名《行医见闻》（Tramp Doctor’s Travelogue），收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第八期。1939年，林译单行本由商务出版社出版。之后，著名中国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节译本Mr．Decadent，于1947年由南京独立出版公司出版。1948年，这个译本又由伦敦的阿兰及岸温有限公司（George Allen＆Unwin Ltd.）出版，署名为H．Y．Yang and G．M．Tayler。在这个版本中，杨戴夫妇将作者刘鹗名字译为Liu Ngo，在80年代“熊猫丛书”的再版中，作者名改译为Liu E。1935年，林语堂翻译了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载于英文《天下》月刊及《西风》月刊，1936年，西风社出版了林译中英对照本，题为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这一时期在英语世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的译本是荷兰外交官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的译本。1949年，高罗佩将中国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题名为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Dee Goong An）：An Authentic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Detective Novel。译本于1949年由纽约都佛出版社（Dover Publications）出版（见表1-2）。
表1-2发展期清小说主要译本
二、主要译者及其成就
1.王际真
王际真（Wang Chi-Chen），字稚臣，祖籍山东，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堂，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及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及新闻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美留学期间，他以程乙本为原文，翻译了《红楼梦》（Dream of Red Chamber）的部分章节，由纽约乔治·路特莱奇公司（Doubleday Doran Co.）出版，伦敦的路脱来奇公司（George Routledge＆Sons Ltd）亦于同年出版，但在扉页上注明版权来自前者。译本封面是很淡雅的黄色，有一中国古装女子肩扛小锄，取意黛玉葬花。封面装帧精美素雅，作者曹雪芹名译为Tsao Hsuen-Chin，内页里附有一些人物画像，并标注“Translated and adapted from the Chinese by Chi-Chen Wang”（由中文原文翻译改编）。全书由前言、译者导言及39章回构成，分成上下两部分。楔子是：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全书以宝玉和黛玉的爱情为主线，浓缩了《红楼梦》原120回内容。第39回是：中乡魁宝玉却尘缘，违本意花袭人出嫁。王际真根据两个作者将《红楼梦》译本分为第一部及第二部。在第一部后他标注作者为曹雪芹（Tsao Hsueh-chin），第二部作者为高鹗（kao Ou）。对于《红楼梦》书名，王际真在内页解释说，《红楼梦》（Hung Lou Meng）意为“Red Chamber Dream”，Hung Lou意为Red Chamber或者Red Two Story Building，意味着财富、荣耀以及所有俗世功名。
王际真的译本是节译本，删节较多，由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ley）做序言。序言首先介绍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地位，指出“在20世纪之前，中国人并不把小说和戏剧当作文学”。而后介绍中国小说的历史及发展，“据我所知，最早的一篇与我们的小说概念相关似的小说，是公元7世纪张文成所著《游仙窟》”，“街头说书人的艺术不仅影响了中国小说的题材，而且以后出现的小说整体结构也都模仿说书人的章回体”。韦利分析这些传统小说概念对《红楼梦》的影响，他说，《红楼梦》揭示了一个大家庭的衰败过程，而且打破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大团圆结局。译序者还对曹雪芹、高鹗作了评价，并介绍了《脂评本》情况。与乔利译本相比，王际真译本对《红楼梦》的认识，无疑已起了质的变化。
亚瑟·韦利的序言后是译者导言。在导言里，王际真简要介绍了红楼梦的版本及曹雪芹前八十回及高鹗续四十回的关系。这表明王际真深受新红学运动的影响。新红学运动由胡适所倡导，胡适在去美国之前是索隐派中一员，经美国大学严格的学术训练之后，于1917年归国在北京大学任教，由索隐走向考证，成了新红学的开山鼻祖，其学术成就再传到美国，并产生了影响。新红学运动标志着中国学术在方法论上与西方接轨，促进了中西方沟通，这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沟通与交流。王际真在导言里接着谈到胡适提出的“自传说”，他明确说明，受新红学研究成果的影响，译者更重视曹雪芹的前八十回。“自然，前八十回受到更认真的对待。”他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打破了中国小说传统大团圆结局的传统；“曹雪芹并没有陈述陈旧的才子佳人故事，而是描写了一大群读者从前一无所知的人物。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些人物竟是作者自己和他的家人（胡适博士已证实）。”一切现实主义小说当然都是自传体小说，而《红楼梦》更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
王际真的导言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翻译策略：编译。导言第五部分题为“Some Remarks on the Scheme of The Present Adaptation”里，王际真详述了自己删改的方式。他考虑到美国读者想要了解异域风情，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读完《红楼梦》这一客观现实，决定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进行编译。全书第一至五十七回删节较少，后面则大刀阔斧，凡与宝黛爱情无关情节，皆略去不译。“我保留了表现宝玉和黛玉关系的所有重要描写……”，“也试图保留所有表现中国特点的风俗、习惯或者文化特质的插曲迭事，比如对译本第九章和第十章中呈现出来的秦氏豪华葬礼的描述”。
王际真在保留的同时，亦进行了“舍弃”。他首先将诗歌省去不译。他“只保留了极少数的诗词……并且，中国小说家喜欢使用一些陈腐的套话。译者除了在译本第二章中保留一些例子，其余都舍弃了。”
其次，对于不服务于宝黛爱情的其他枝节，他往往用一两句话概而述之。他在导言里明确说明，“我省略了不少只是展现作者诗歌及梦境的篇章，包括那章宝玉梦见另一个宝玉（甄宝玉）的描写。王际真对《红楼梦》里诗歌及梦境描写不感兴趣，认为它们多余无趣。“对我而言，这些都是文字游戏，枯燥无味，尽管其他人可能觉得‘妙不可言’。”
我们来看王际真是怎样“舍弃”部分章节字句的。第二十一回“皇恩重元妃省母亲，天伦乐宝玉呈才藻”，原文描绘了元妃省亲贾府的盛大场面。奢华的铺排，繁雍的礼节，让人震撼。曹雪芹刻画得非常精细，几乎每个人的动作都一一描述。而后，元妃命名“大观园”，题了对联，并将园内诸馆分别命名。随后又命众姐妹及宝玉题咏大观园。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宝钗、黛玉分别题诗，宝玉同时做五言律诗四首。场面的宏大，与亲人重见的悲喜交集的心情，各种或精妙或平淡诗词及成诗的微妙场景，数千字的原文王际真只压缩为一句话，“She also asked her cousins and Pao-Yu to compose verses to celebrate the occasion，and awarded the prizes to Precious Virtue and Black Jade”。
又如，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院夜拟菊花诗题”和第三十八回“林潇湘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两回目中，大观园诸人自发成立“海棠社”，题咏海棠诗，随后宝钗与湘云邀大家赏菊吃螃蟹，共题咏十二首菊花诗。这十二首菊花诗在红楼诸诗词中占有重要地位，尤以黛玉和宝钗的诗为冠。更有赏花吃螃蟹时大观园的热闹场景，湘云醉卧于花丛场景已是经典。但在王际真译本中，因为中国古典诗词难译，加之不符合王际真要带给英美读者一个通俗爱情故事的目的，整个过程只压缩成两句话：“The haitang also formed the theme of poems for the day，for Black Jade suggested that the club should begin its activities immediately．On this occasion Li Huan awarded the prize to Precious Virtue for the depth of her sentiment，though she and others all agreed that Black jade’s poems were the most clever and the most distinguishe”。
王际真的译本基本采取意译，其语言最大特点是简单浅显，意在面向“大多数读者”。他尽可能使用简单的英语词汇，以符合目的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和阅读期待。他的意译还体现在他对人名的翻译处理上。19世纪的译本中，《红楼梦》中人物姓名都是音译。然而王际真独创性地采取了双重标准。他认为，单靠发音很难确认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因为“中文里大概只有五百个单音节的发音，有些中国名字连中国人自己听起来都会困惑”。那么，“如果中国人都对自己名字感到困难，西方人当然会更觉得困难”，所以，王际真决定采用“音译男性名字”和“意译女性名字”，以“使西语读者比较容易地辨认出角色的性别”。小说中男性姓名采取音译，如：“宝玉”译为“Pao Yu”，“雨村”译为“Yu Tsun”，“士隐”译为“Shih Ying”，“秦钟”译为“Chin Chung”。而小说中女性姓名一律采用意译，原则是“首先考虑女性名字的引申意义，而不是字面意义”。如，“黛玉”译为“Black Jade”，“袭人”译为“Pervading Fragrance”，“平儿”译为“Patience”，“熙凤”译为“Phoenix”，“四春”分别译为“Cardinal Spring”“Welcome Spring”“Quest Spring”“Compassion Spring”等。
王际真对名字的翻译处理受到吴宓的称赞，“按此法殊善”，认为很好地把西方读者难以弄明白的中国名字翻译成了英语。吴宓还盛赞王际真的译文语言，“总观全书，译者删节颇得其要，译笔明显简洁，足以达意传情，而自英文读者观之，毫无土俗奇特之病。……故吾人于王际真君所译，不嫌其删节，而甚赞其译笔之轻清流畅，并喜其富于常识，深明西方读者之心理。《聊斋》《今古奇观》《三国演义》等，其译本均出西人之手。而王君能译《红楼梦》，实吾国之荣”。吴宓对王际真的人名翻译给予高度评价。然而，吴世昌对此极不赞成。吴世昌认为在英语里，“黛玉”的翻译“Black Jade”意为“荡妇”，这将是对《红楼梦》里黛玉经典形象的讽刺，极为不妥。
王际真的译本一经出版，即广为流行。1929年6月2日《纽约时报》刊载书评，高度评价王际真的译本。1931年德国人库恩翻译出版了《红楼梦》的德文节译本，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译本与英译本进行比较。在当时《红楼梦》已有数个节译本的情况下，库恩主要的比较对象是王际真译本，可见王译本在当时流传甚广，声望也远高于乔利译本。1958年，王际真将节译本《红楼梦》增补后，由吐温出版社（Twayne Publishers）再次出版。从影响上看，王际真译本从1929年的第一版至1958年的第二版，时隔近三十年，说明其影响之深，接受时间之长。在第二版导语中，王际真承认，在第一版中仅仅关注爱情悲剧的主线，删除了大量对于中国社会的生动描写，的确非常可惜。第二版由第一版的39章增加到60章，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内容，主要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生动描写”，其中包含的文化因素比第一版多得多。
1966年，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柳无忌的《中国文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在论及《红楼梦》时，引用了六段译文，其中五段出自王际真译本。在欧美一般大学图书馆中，长期以来，王际真译本作为20世纪唯一直接译自汉语的《红楼梦》英译本，其权威性地位一直持续到1978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全译本和1986年霍克思和闵德福的全译本问世。即使如此，1989年，安克图书（Anchor Books）仍然重印了王际真的1958修改译本。因此，红学研究者在评价《红楼梦》各种译本时，高度评价王际真译本在推动《红楼梦》在西方英语读者中流传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在《红楼梦》全译本出现之前，王际真版的节译本在英语世界为帮助英语读者了解《红楼梦》这一中国古典文学奇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林语堂
“素好《浮生六记》，发愿译成英文，使世人略知中国一对夫妇之恬淡可爱生活。民国廿四年春夏间陆续译成，刊登《天下月刊》及《西风月刊》。颇有英国读者徘徊不忍卒读，可见此小册入人之深也。余深爱其书，故前后易稿不下十次；《天下》发刊后，又经校改。兹复得友人张沛霖君校误数条，甚矣乎译事之难也。”
这段话，来自于林语堂所译《浮生六记》（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的后记。《浮生六记》，清代文人沈复所著文言自传体小说。书名典出李白《春夜宴季弟桃李园序》中的诗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其体裁特别，以一自传的故事，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等。作者沈复（1763—1822），字三白，是个以游幕、经商为业的下层人士，一生怀才不遇，乃做《浮生六记》，详细真实地记录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浮生六记》一大艺术魅力是塑造了一位率真纯洁而浪漫的家庭妇女芸。原书共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已经佚失，现只存四记。因其崇尚个性的思想和典雅简练、清新活泼的文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列入《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此书虽不属宏篇巨制，然而格调清新淡雅，令人回味，从中可以窥见“中国文人的传统心态、思维模式以及纠缠于心、无奈自觉已沉入生命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人格，豁然展现”。
林语堂《浮生六记》译本于1939年由上海西风社发行问世，配以非常典雅庄重的绿色封面，上书“西风图书第二种：汉英对照浮生六记”。由译者序、正文及后记构成。在序言里，林语堂高度赞美芸，“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最可爱的女人？”而在他另一个清小说译本《老残游记》序言里，林语堂再次提到芸，“芸象征理想妻子的形象”。
林语堂选择翻译《浮生六记》是由他当时特定的心态所决定的。翻译是一种译者的自发选择。1923年，林语堂从美国回到中国，其时“林氏与‘语丝社’同仁们展开‘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站在爱国青年一边，走在当时文化、文学阵营的前列，紧跟着鲁迅的步伐前进，敢于同封建势力及其代言人作斗争”。然而20世纪的中国政局变化太过剧烈，1928年《剪拂集》结集出版时，知识分子林语堂的思想已开始有了变化，政治热情已经下降，对迷离的局势感到厌倦，对过去几年间作为语丝派成员所作所为，有“隔日黄花之感”。之后，他的侄子林惠元在家乡漳州被枪杀，同为“同盟”会员的杨杏佛亦遭暗杀，这在他的心理上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于是，决定“躲进牛角尖里，不再干预政治”。《浮生六记》作者沈复与其妻芸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他们喜爱宇宙间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已好友过着恬淡空灵的生活。通过享受闲情逸趣，忘怀悲苦与残酷的外部世界。显然，林语堂与他们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他深为此书作者及其妻陈芸“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天性和恬淡自适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将其译为英文。
林语堂选择翻译《浮生六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浮生六记》满足了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期待。从1935年开始，林语堂主要以英语进行创作，而翻译也以英语为主，读者群基本是西方人，难免考虑到满足西方读者的诉求与期待。当时工业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对东方的古典哲学观和闲适的生活态度一直抱有浓厚兴趣，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林语堂在翻译中对汉语文本的选择。
林语堂译本一个重要特色是他保留了原文笔记本小说体例。20世纪30年代，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为求让英语读者欣赏到中国文学里的精华所在，林语堂基本保留了原著文体风格及内容。译文整体谋篇布局都保留了原文笔记体小说体例。这种保留使林译不仅忠实地再现了原作风格，同时，亦是对当时中国独有文体范式的介绍与传播。《浮生六记》原为六记，每记为一卷。林语堂完全保持了原文风格，译文也分六记，分别译为《闺房记乐》（Wedded Bliss）、《闲情记趣》（The Little Pleasures of Life）、《坎坷记愁》（Sorrow）、《浪游记快》（The Joys of Travel）。最后轶失的两卷《中山记录》（Experience）及《养生记道》（The Way of Life），亦译出卷名，标出“原缺”（Missing）。
林语堂对于翻译颇有见的。他在《论翻译》一文章中，将翻译的忠实程度分为直译、死译、意译和胡译。他自己趋向的原则则是忠实、通顺、美。此三原则与严复著名的“信、达、雅”大体相近。20世纪上半期的翻译界正上演着一场激烈的以直译和意译为中心的关于翻译标准的论战。鲁迅强烈主张“直译”，“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而赵景深则主张“宁可错些，而不要不顺”。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硬译”为“死译”，瞿秋白则同意鲁迅提出的引入国外的表达法，但同时又反对他不顺的译法，认可用白话文，即让广大民众能接受的白话文来求译文之顺。
林语堂的三个翻译标准即是在这直译、意译之争中提出。在这三层标准中，林语堂以大量篇幅描写定义了“忠实”标准。提出“字译”和“句译”的界定。“按译者对于文字的解法和译法不外有两种，就是以字为主体，与以句为主体。前者可称为‘字译’，后者可称为‘句译’。”换而言之，字译就是字字对应的译法，句译则将句子作为整体，把单字的意义结合成连贯的“总意义”。对于二者的取舍，林语堂明确表示译者首先要求忠实于原文，这种忠实还要尽力兼顾传神达意，即采取“句译”。《浮生六记》即是他翻译思想一个很好的体现。
我们来看林语堂怎样忠实于原文。首先，他尽可能保持了原文风貌。以环境描写的翻译为例，林语堂认为：自然做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生活，它包括所有的声音、色彩、形状、情绪及氛转。它代表着天人合一，是作家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忠实的翻译就应该使这些因素在目的语文化得到再现。
原文：
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宇，又不在地广石多徒烦工费…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于墙头，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
译文：
As to the planning of garden pavilions，towers，winding corridors and out-houses，the designing of rockery and the training of flower-trees，one should try to show the small in the big，and the big in the small，and provide for the real in the unreal and for the unreal in the real．One reveals and conceals alternately，making it sometimes apparent and sometimes hidden．This is not just rhythmic irregularity，nor does it depend on having a wide space and great expenditure of labor and material.…This is to provide for the real in the unreal．Let the door lead into a blind courtyard and conceal the view by placing a few bamboo trees and a few rocks before it．Thus you suggest something is not there．Place low balustrades along the top of a wall so as to suggest a roof garden．This is to provide for the unreal in the real.
原文主要介绍园林栽培，中国园林美向以画意美著称，显示出中国园林艺术的高超。在原段描写中，沈复笔墨纯净，语言简练，耐人寻味，采取了“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描绘方法，展现出空灵、幽雅、飘逸、委婉等中国传统园林美的境界，以体现传统知识分子清心寡欲，追求自然美的遗世性情。对此，林语堂忠实而详尽地一一译出。与原文相比，译文将句子作为整体，在这以景怡情的段落中很好地把握住了全篇整体和谐之美，完整地贯彻了他的“句译”理论。后来，在英国人布莱克译文中，此段被全部删去。布莱克说：“我的译文省略了有关参观庙宇和景点的描写，因为它们对没有去过，不熟悉实地的读者意义不大。同时我省略了一些文学批评、圆艺及植物栽培部分，因为它们专业性太强，无法迎合大众品味。另外，我将一些章节重新排列过，使它不致含混。”布莱克的翻译有一味迁就目的语读者之嫌，他的译文以沈复与芸的婚姻生活为连接点，没有保留原文的笔记本小说这种特殊的文体风格，他的翻译目的是满足西方人对东方爱情的猎奇心理。但他恰恰忽略了林语堂所重视的爱情故事中所展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他将中国历史悠久的园林文化视为多余的描写，统统删节。相较之下，林语堂忠实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不仅重在展现中国文人精神、保持原文体风格，亦最大限度使英文读者容易接受译文。
《浮生六记》是林语堂最见功力的译作之一。他倾注了很多心血，“前后易稿不下十次”。此文发表后，备受赞赏。林氏译笔简洁、生动，对作者在原文中所描述的富有情趣的婚姻生活进行了生动的再现。叙述节奏舒缓，娓娓道来，非常符合原文细腻的叙述风格和恬淡的生活节奏。另外，林语堂考虑到译文的接受问题。俗话说，“入乡随俗”，译者在向英语读者讲述中国的故事时，必须考虑到目的语国家的语言习惯，顾及到英语读者的理解与接受。“要把源语的信息有效地翻译到接受语中去，还必须考虑接受语语言和文化因素，才不致因语言文化的差异而歪曲源语信息。”总体而言，林的译文既达且雅，翻译策略上以使译文符合英语语言表达规范和文化习惯为主。但当有些文化差异现象在翻译中需要保留或者无法求同，英语世界的读者很难理解这种文化现象时，林语堂选择了“求同存异”，为了传达出东方文本固有的一些异质特点，在局部地方处理也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首先来看林语堂的求“同”策略：
例1：
原文：
余生于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距苏州浮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
译文：
I was born in 1763，under the reign of Ch’ienlung，on the twenty-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 month．The country was then in the heyday of peace and，moreover，I was born in a scholars’ family，living by the side of Ts’ angling Pavilion in Soochow．So altogether I may say the gods have been unusually kind to me.
在这一句翻译中，林氏基本采用了求“同”的翻译策略。为方便目的语读者的理解，译文用通用公元纪元方式“1763”对“癸未”，用“A scholars’ family”翻译“衣冠之家”，用“the Gods”而不是“Heaven”来与“天”对应。否则，如按照译文遵照中国皇帝纪年的方式来标识小说时间，英语读者会完全不知所云。
例2：
原文：
四龄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②
译文：
her father died when she was four years old，and in the family there were only her mother（of the Chin clan）and her younger brother K’eh ch’ang and herself，being then practically destitute.
英语与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组合方式非常相异。英语是一种表达上很有逻辑性的语言，主谓结构明显。而汉语以意合为主，表达方式含蓄一些，常省略主语或者宾语。原文为“母金氏，弟克昌”，隐含了“芸”本身为家庭成员之义。译文为“in the family there were only her mother（of the Chin clan）and her younger brother K’eh ch’ang and herself”，其中“and herself”明显是译者为了语义逻辑需要所增添的。为了方便读者的理解，译者此处做了必要的结构增补，使意思的表达更符合英语习惯。
林语堂的求“同”还体现在他对语言的选择。《浮生六记》使用了非常口语化的译文。林语堂认为，译文语言如果过于文雅高深，反而会矫揉造作。英语语言本来就应该清新通俗，不能故弄玄虚。他在《大荒集》里的《英文学习法》一文中指出：就英语词汇的使用而言，词汇选用贵在自然：“中国留学生及非留学生写起英文来都是韩柳三苏的变相。岂知韩文柳文好则好矣，无如在英文里边读起来，总是高雅有余，切实不足……真正的好英文还是多少带些街谈巷议或是文士雅谈的气味，英文谓之有smell of the soil，正是与司马迁之文相近。”因此，就《浮生六记》的翻译而言，沈复的源语文本是优美的中国文言文，含蓄古朴，经过翻译，林语堂呈现给目的语读者的是口语化译文。且看以下译例：
原文：
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中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怏怏。译文：
Although Yun wrote to me regularly，still for two letters that I sent her，I received only one in reply，and these letters contained only words of exhortation and the rest was filled with airy conventional nothings，and I felt very unhappy.
沈复原作是文言文，文字基本为四字格，字斟句酌，结构非常整齐，显得优美而大气。而林语堂的译文大多用了非正式的常用词，如“nothing”，“airy”和“unhappy”，这些单词都是典型的口语词。林氏语言的口语化特征还体现在句子结构上。译文句子虽然较原文长，但结构仍然保留了简单的并列句式。这种以口语化语言来翻译文言文的策略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在现代汉语中是文言的语言，在沈复当时所处的清朝也是口语体，不过因为时代变迁，百年之后变成了文言文。《浮生六记》正是作者叙述自己与妻子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事，林氏将这些文字译为口语化的英语是符合作者描述的普通家庭所使用的语言规则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原文的语气和语体。
《浮生六记》涉及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生活的林林总总，涉及的文化现象也是五彩缤纷。当有些文化差异现象在翻译中需要保留或者无法求“同”时，林语堂采用了存“异”之法。
例1：
原文：其每日饭必用茶泡，喜食芥卤乳腐，吴呼为“臭豆腐”。
译文：She always mixed her rice with tea，and loved to eat stale pickled bean-curd，called“stinking bean-curd”in Soochow.
“臭豆腐”是中国传统小吃，臭不可闻，然而味绝佳，喜爱者众多。英语读者不可能理解“臭豆腐”一词，发臭变质的豆腐如何还能成为中国人的美食？此处林语堂对这种中国特殊小吃直译为“stinking bean-curd”，解释为“stale pickled bean-curd”，即虽为“发臭的豆腐”，但类似于“酸菜豆腐”，保留了原意。因为英语读者对“酸菜”比较熟悉，于是可以理解到“臭豆腐”是一种中国小吃，经过特殊类似于做酸菜的工艺处理。林语堂此种译法为英语读者的视觉带来强烈冲击，也将活灵活现的中国文化展现在异域读者面前。
例2：
原文：挥金如土，多为他人。
译文：Spending money like dirt，all for the sake of other people.
此处对汉语中的方言俗语采用了直译法。“挥金如土”译为“spending money like dirt”，而不是英语成语“spending money like water”（花钱如流水）。虽然有一字之差，不妨碍英语读者读到此处的心领神会，同时又使译文保留了汉语的特点。
因为教会教育的关系，林语堂从小就接触到英语。他过人的语言天赋和长期旅美生活，使他具有深厚的英语功底。赵毅衡先生说，林语堂的“中文是漂亮的中文，英文是典雅的英文……中文好到无法译成英文，英文也好到无法译成中文。”他对两种语言的娴熟掌握使他成为最优秀的翻译家之一。体现在《浮生六记》的翻译上，他的译文亦庄庄谐，挥洒自如。其良好的语言基础和悟性及通晓两种文化的优势使得林译《浮生六记》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的典范之一。他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译《浮生六记》一经出版，即广受读者欢迎，一版再版，还被转译为德、法、丹麦、瑞典等语言。
林语堂除英译《浮生六记》，还译有《老残游记》部分章节，组成了一个由《老残游记》部分章节与其他中国幽默故事并成的合译本，译名为A Nun of＆nbsp;Taishan and Other Translations。蓝色布面装帧，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林语堂还另编辑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集译本《中国传奇》（Chinese Famous Short Stories）。《中国传奇》是他从《太平广记》《京本通俗小说》《清尊录》《聊斋志异》《清平山堂丛书》等著名古本短篇小说中选取了二十篇有代表性的传奇故事编译而成的小说集。林语堂对选材标准释为：“若干篇具有远代之北京的气氛，虽有异国情调与稀奇特殊之美，但无隔阂费解之处。”这二十篇传奇故事都来自古本小说，取材“具有远代之北京的气氛”，情节的确离奇，具有“异国情调与稀奇特殊之美”。对英语读者而言，接受起来“无隔阂费解之处”。《中国传奇》中亦选入《聊斋志异》中若干篇章。
3.高罗佩
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荷兰外交官，著名汉学家和作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懂15种语言，尤其精通中文和英文。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他曾经先后就职于东京、重庆、南京、新德里等地。他最为著名的文学作品《狄公案》用英文写成，其中一些由他自己翻译成荷兰文和中文。1945年，他读到一本中国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为其中情节所吸引，于是将它翻译成英文，题名为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Dee Goong An），附题是“一部中国十八世纪的真实侦探小说”（An Authentic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Detective Novel）。译本由1949年于纽约都佛出版社（Dover Publications）出版。
高罗佩对《武则天四大奇案》的选材让当时的汉学家惊讶。小说是清代无名氏所写的一部公案小说，共64回目，主要描写了唐朝名臣狄仁杰的不凡生涯。书中，狄仁杰忠于朝廷，关心百姓疾苦，屡破奇案。这本以狄仁杰的政治生涯为主线的小说虽然仍然属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范畴，但情节曲折，布局精巧，在叙事手法上有新颖之处。高罗佩对它十分赞赏，“他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耽读西方三流侦探小说的三流翻译，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历史上有出色得多的侦探小说”。于是，他决心把它翻译为英语，这也成为中国公案小说唯一的一个英译本。
译本设计很漂亮，明亮的黄色封面中间是一幅狄仁杰审案的画像。事实上，高罗佩在译本中共放入九幅狄仁杰审案时的图片，并全部在封面内页作了说明。译本由四部分组成，译者前言、正文、译后记及注。高罗佩为译本写了一个长达25页的前言。他在前言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翻译目的、翻译文本的特点、中西侦探小说比较及自己的翻译观。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篇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论文。“中国人在犯罪文学中常常被误读”，“关于中国或者海外唐人街的神秘小说只是给情节添加了一些异域气氛”，因此，他希望能让“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犯罪小说）里有自己一席之地”。他总结了中国大多数公案小说的特点，把它归纳为五条：小说开始即暴露了罪犯身份；小说中的鬼神因素；小说中的大量繁琐细节描写；小说中人物名字过多及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完全不同的叙述套路，即从不留给读者太多悬念和想象。事实上，最后一个特点正是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公案传奇的差距所在。高罗佩认为书中所描写的狄仁杰的刑事侦讯本领，比福尔摩斯、格雷警长等现代西洋大侦探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部小说符合我们习惯的标准：一开始不暴露罪犯身份，没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人物不多，没有多余枝节，相对篇幅较短。同时，情节新奇，文笔优美，悬念迭出，完美地结合了悲剧与喜剧元素。它甚至满足现代西方文学标准：文本不仅是侦探的智力之旅，同时，读者也跟随侦探参与到危机四伏的探案过程之中。”但是，高罗佩在注意到目的语读者的趣味时，也注意到小说的中国背景给读者带来的文化信息。“虽然一些中国特色在这部小说中没有那么明显，它还是非常中国式。它真实描述了中国古代刑侦人员办案的艰难，同时也给予读者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概貌，了解中国的刑法和一般民众生活。”他考虑过完全改写《武则天四大奇案》，“《狄公案》如果以一种我们读者更熟悉的方式全部改写会更受欢迎”，然而，“原作中的中国氛围会消失殆尽”。所以，他选择了忠实于中文原文。高罗佩还谈到小说的娱乐性，指出“《狄公案》作者在道德说教方面很克制。全文只有一处有说教之处，即最开始作者引言性的评论中”。最后，他讨论了中国传统小说的一些特点，比如套语的使用，虽然他将会在翻译中将它们都删去，但希望读者能够了解这些中国传统章回小说有趣的形式。
高罗佩的译本是个编译本。《武则天四大奇案》是一部64回目的章回公案小说。高罗佩一共翻译了30回，即小说的前半部分内容。他将小说后半部分34回完全删除，这种删除并非因为译者没有时间完成整部小说的翻译，如《红楼梦》译者乔利因健康原因，译出小说前56回后中途放弃。高罗佩的内容取舍基于他对小说的理解。“原小说共64回，第一部分是关于狄仁杰前生的故事，尤其是他解决的三个精彩案件。第二部分是他在朝的仕途经历。这部分过份冗长，情节亦比较糟糕，人物刻画平面化。另外，第一部分破案部分写得很含蓄节制，而第二部分则相对比较色情，如武则天和怀义的关系。”高罗佩的本意是带给读者一个精彩的中国古代神探的故事，他认为后面狄仁杰的仕途部分不如小说前半部分有吸引力，因此，他删去了原书与破案无关的第二部分，将译本变成一部纯粹的侦探小说。
正文后面，译者撰写了译后记，讲述了自己的翻译感想。他的翻译处理方式比较灵活，既非完全直译，亦非完全意译，做了部分改动。“虽然某些部分可能趣味性稍差，但我相信直译会使这本小说比那些根据自己贫乏的想象胡编乱造一个中国故事更好……翻译应该基本忠实于原文，但这本书面向普通读者，非汉学研究之用，因此有所例外。”在小说的最后部分，高罗佩还为小说中出现的一些中国刑侦系统特有名词及中国文化常见意象加了注释。
高罗佩的翻译很有特点。首先，他基本忠实于小说内容，对原文本前三十回的情节没做任何改动。对中国话本小说一些特殊的结构套路，如章回回目、诗句，他基本保留。并在译后记告诉读者“这在中国小说中非常普遍”。《武则天四大奇案》是一部章回小说，开宗明义即是道德说教。为了引出说教，作者以一首诗开头：
世人但喜作高官，执法无难断案难。
宽猛相平思吕杜，严苛尚是恶申韩。
一心清正千家福，两字公平百姓案。
惟有昌平旧今尹，留传案牍后人看。①
而后，即是关于清官的重要性的长段议论。“自来奸盗即淫，无所逃其王法，是非冤抑，必待白天官家，故官清则民安，民安则俗美……”对这一段议论，高罗佩全部译出，但做了一个结构的微调，将开篇的诗句翻译移到了这段议论之后。
在忠实于小说内容的同时，高罗佩也根据目的语读者的心理对原小说的一些措辞做了修改。他的主要修改原则是尽可能贴近西方侦探小说的套路，他在前言里即提到，传统的中国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有几大区别。第一，中国小说凶手往往开篇出现在读者视野，而西方读者习惯保持悬念，凶手在最后一刻才会浮出水面；第二，中国自古偏爱超自然力，动物及鬼怪常常出现在小说中，而这与西方侦探小说中要求情节尽可能真实的科学精神相违背；第三，中国小说热衷于细节描写，很多探案小说都会用很长篇幅讲很多与破案无关的诗文或者哲学、生活议论，让人昏昏欲睡；第四，中国家庭结构复杂，因此，公案小说里都会有过多的人物，且人物关系复杂。因此，高罗佩的修改原则是：
（1）保持侦探小说的悬念。
话本小说标题在于给全篇内容一个概貌，让读者知道本章节的内容，这不符合侦探小说要求的悬疑色彩，因此，高罗佩对有些诗句措辞做了一些修改，尽可能用一些模糊的用语翻译章回题目，以便最大限度地保留悬念。如第二十八回标题为“真县令扮作阎罗，假阴官审明奸妇”。小说第三个案件“铁钉案”中，周氏与人通奸，将铁钉钉入丈夫头顶将其杀害。罪犯非常狡猾，破案人员一直找不到她具体犯案的凭证。于是，狄仁杰利用了中国人的迷信说话，扮成阎罗王，伪造了一个阴曹地府，渲染出一种非常恐怖的阴间气氛，吓唬周氏要把她“投入油锅”，“永世不能转轮回”，罪犯惊吓之下，全盘招供了犯罪事实。第二十八回的内容即是狄仁假扮阎罗王吓唬周氏招供的过程。如果照章回标题“真县令扮作阎罗，假阴官审明奸妇”翻译，则本章情节在回目中全部得到揭示，最扣人心弦的审迅和招供过程顿时失去悬念。所以，高罗佩将回目做了改变，译为A wired interrogation is conducted in the jail；A confession is obtained，and the mystery solved，意为“狱中审奇案，恶人招供解疑难”。这个译名隐藏了破案人员成功审迅的技巧方法及罪犯招供的情节，把侦察过程及最后的悬念留给读者在阅读中体会，从而不影响读者的阅读快感。同样的例子还有第二十三回标题“见毒蛇开释无辜”，案情是新娘在新婚夜晚突然离奇死去，新郎首当其冲地成为最大嫌疑人。狄仁杰对此案进行了详细调查，发掘出的真相是凶手竟然是一条毒蛇。原来新婚夜晚，一条毒蛇进入卧室，蛇液无意滴入茶杯，毒死了误饮有毒茶水的新娘。所以章回题名为“见毒蛇开释无辜”，“无辜”一词意指被误抓进监狱的新郎。但在真相大白前的第二十二回里，新郎被关押拷问，读者亦对真凶感到疑惑，为了保持悬念，不让“毒蛇”提前进入读者的期待视野，高罗佩把题目改译为“In the Hua mansion he revealed the bride’s secret”，意为“狄公花府揭秘密”。
（2）修改不符合西方文化心理的情节。
高罗佩对原文最大的改动也是在第二十八回。狄仁杰布下假地府，为了让罪犯招供，原文营造了一个极其恐怖的虚假地府，牛头马面、阴曹阎王，气氛十分压抑阴森，周氏无法承受这种来自地府的强大震撼力，最终招供。中国读者会对这情节安排及破案过程拍案叫好，完全理解周氏惧怕阎罗王的心理。但西方读者将完全不能理解此情节，会把它当作中国人迷信观念，有排斥心理。高罗佩在这部分的翻译中对原文关于假地府的恐怖气氛的极度描绘采取了改写策略，淡化了原文中的鬼神情节。另外，高罗佩对不符合西方文化心理情节的修改还体现在对女性的态度上。中国传统提倡女子“三从四德”，对不忠于丈夫的女子口诛笔伐。如《水浒传》里作者对待潘金莲、阎婆惜这样女性角色的态度，基本代表了主流社会对不忠于夫妻关系女性的态度，恨不得尽情鞭鞑以后快。《武则天四大奇案》也不例外，周氏杀夫之罪无可恕，原文凡周氏出现之处，必直呼为“淫妇、恶婆”，体现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不忠女子的道德审判。高罗佩在翻译时采取了相对客观的立场，如周氏译为“Mrs.＆nbsp;Djou”，没有掺入个人好恶。如第十回章回标题“恶淫妇阻挡收棺”，他译为“Mrs．Djou refuses to let her husband be buried”，意为“周夫人拒葬丈夫”，将“恶淫妇”译为“周夫人”，完全中性化了。
高罗佩翻译完《武则天四大奇案》后，沿用其主人公狄仁杰的名字，将中国古代小说的材料与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手法结合起来，用英语写作了《迷宫案》（The Chinese Maze Murder），在日本出版。小说情节奇妙，充满悬念，一经出版，即大受欢迎，雅俗共赏。之后，高罗佩创作不断，最终形成15个中长篇洋洋数百万言的狄仁杰办案系列，小说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还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因此，赵毅衡先生评论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西方对传播中国文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恐怕要算荷兰人高罗佩。他的英文《狄公案》系列小说（Judge Dee Mysteries）影响超过任何中国研究著作。非学术圈子里的西方人，他们了解的中国，往往来自《狄公案》。”
第五节 繁荣期的清小说译介（1949—1980）
20世纪上半期，西方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美国及其他英语世界国家兴起大量与亚洲研究有关的教育机构，由于地缘政治的需要，继哈佛大学之后，美国各大学纷纷建立中国或远东研究系所。“到了50年代末，亚洲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到了60年代，这些亚洲研究机构继续增长，“十年之内，能够颁授东亚语言和研究专业学位的大学迅速增加到70年代初的一百零六所”。同样在英国，“英国汉学的大发展是在1945年斯卡伯勒的《为未来呐喊》和1961年《海特报告》发表之后的那段时间。两个权威报告帮助推动了英国的东亚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在若干所大学创办了中国研究中心或汉学研究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继往开来、自强不息，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英语世界的学者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东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及学术研究不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翻译工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为了有计划、系统地对外翻译出版我国优秀文学作品，外文出版社在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的指导下，于1954、1956和1958年制订了古典文学、五四文学对外翻译书目，1963年又在此基础上制订了对外的《中国优秀古典文学作品出版规划》（草案）。对中国译者来说，翻译的对象有了新的变化，不但要把国外的译进来，还要把我国丰富优秀的文学和文化遗产译出去，介绍给外国人。在这种内外和外力的作用之下，中外文学交流史从此谱写了新的篇章。
一、译介概况
就清小说英译而言，这是一个辉煌的时期，无论是翻译对象、译者构成及译本情况都与前三个时期有了明显不同。这个阶段清小说英译最辉煌的成果当首推《红楼梦》，《红楼梦》在这段时期出现了两个节译本、两个全译本，另外还有一个没出版的全译本，成果斐然。1957年，《红楼梦》节译本由纽约的潘蒂昴公司（Pantheon Books Inc.）出版，第二年，伦敦的路莱几和可甘公司（Routleledge＆Kegan Paul）也出版了这一译本。此译本译者为美国麦克休姐妹（Florence Mchugh，Isabel Mchugh），这是一个转译本，由库恩德译本转译。1958年，王际真在1929年译本基础上做了修改与扩充，也出版了新的《红楼梦》节译本，由纽约的吐温出版社（Twayne Publishers）出版。1973年至1980年，英国人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翻译了《红楼梦》前八十回，由英国企鹅出版社（Penguin Group）分三卷出版，书名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80年代，闵德福教授翻译了后四十回，推出了《红楼梦》全译本。《红楼梦》第二个全译本则由中国人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完成。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三卷。其实这一时期《红楼梦》还有第三个全译本。传教士彭寿（Reverend Bonsall）经过多年努力，完成了《红楼梦》全译本，实际上，彭寿的译本本来是《红楼梦》第一个全译本，译本于1966年完成，“他的家人曾与两家出版社洽淡过出版事宜，但均未成功”。潘重规在《红学六十年》一文中介绍他见到的彭寿译稿和他的翻译过程，“他从七十岁起，用坊间翻印的程甲本，每日翻译三小时，头尾十年，到八十岁，才把一百二十回书译完”。可惜的是，在中国古典文学英译译者日益专业化的60年代，一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
这一阶段，李渔小说开始成为关注对象。1963年，《肉蒲团》的第一个英译本The Prayer Mat of Flesh（又名Jou Pu Tuan）出版。这是一个转译本，如麦克休姐妹《红楼梦》译本一样，转译自德国学者库恩（Franz Kuhn）的德译本。库恩书名为Ein Erotisclr Moralischer Roman aus der Mins-zeit（《明代色欲与道义的传奇》），于1957年出版。理查德·马丁（Richard martin）将此德语译本《肉蒲团》转译为英文。译本由纽约格鲁出版公司（New York：Grove Press，INC）出版，共376页，其中附有61幅中国木刻插图。此译本因由德译本转译，里面有一些失误，虽然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但在60年代的美国引起了很多关注。华裔学者夏志清（C.T.Hsia）称此现象为“因时人对色情文学的爱好而受到追捧”。英语世界重新审视李渔，对李渔短篇小说的翻译也开始复苏升温。1973年，汉学家茅国权（Nathan K．Mao，又名内森茅）将《鹤归楼》译成英文，题为Tower of the Returning Crane。此译本刊于1973年《译丛》（Renditions）秋季号上。之后，茅国权继续翻译《十二楼》，终于，1975年，《十二楼》有了第一个英文全译本。此译本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题名为Twelve Towers：Short Stories。1979年此译本再版时，书名简化为Twelve Towers。此《十二楼》译本也是李渔白话短篇小说的唯一一个全译本，之后李渔其他短篇小说的翻译仍然以节选本的形式出现。茅国权还与柳存仁合写了专著《李渔》（Li Yu），对李渔的创作情况进行了综述。1977年，此书由波士顿特尼出版者公司（Twayne Publishers）出版，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中专列一章Drama Without Words（Wu-sheng His），大概介绍了李渔另一短篇小说集《无声戏》中十二个小说的故事情节，当时，《无声戏》还没有较为完整的译本。
从翟理斯推出《聊斋志异》第一个译本后，《聊斋志异》一直是清小说英译关注热点。杨宪益与戴乃迭于20世纪中期合译了一些聊斋故事，分别载于《中国文学》1956年1月号、1962年10月号，其中，包括了《婴宁》《王成》《黄英》。1978年，美国学者、汉学家马幼桓（Y．W．MA）与刘绍铭（Jaseph S.M.Lau）重新组织译者翻译了《崂山道士》《聂小倩》《侠女》《红玉》《胭脂》等，收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国传统故事的多样性主题》（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Themes and Variations）。《中国传统故事的多样性主题》已成为海外汉学界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重要文献，1966年，夏林达（Linda Hsia）与岳罗杰（Roger Yeu）合作翻译改写了《聊斋志异》，书名为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此译本选译了20个故事。译者针对英语国家里汉语的初级学习者，有意识地做了适当改编，把中国文言文译为通俗易懂，有很多俗语俚语的日常英语，以此来表现蒲松龄轻松诙谐的语言风格。每个故事后的生词都有英汉双语注释，汉语部分使用了简化字，共151页，由耶鲁大学出版社（Yale University）、远东出版局（Far Eastern Publications）出版。封面题为：Supplementary Reader for Read Chinese Series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aracters。这是一种面向汉语初级学习者的翻译典范，注重读者对原本文化的吸收，注重不同释义的考证，可读性很强。译风轻松自然，译语准确、独具一格，对英语世界普通读者了解、接受《聊斋》起了重要作用。1976年，本杰明（Benjamin Chia）完成了《聊斋》的另一个选译本：《蒲松龄：中国奇异故事选》（Chinese Tales of Supernatural）。该书共94页，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译本的翻译策略是尽量忠实于原文，同时根据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习惯对很多词义进行了释义、考证。吸收了中国传统注疏、文学与语义学的研究成果，译风严谨。美国著名汉学家、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余国藩（Anthony C．Yu）在《亚洲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杂志上称赞此译本译语优美、典雅，是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化做出的可贵探索。在此时期有完整译本的清小说还有《儒林外史》。1957年，《儒林外史》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全译本由杨戴夫妇完成，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杨戴夫妇还译出了《儒林外史》前七回，发表在《中国文学》杂志1954年4月号。1973年，张心沧在《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剧》中还收有《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和第三十二回译文，题为《慷慨大方的年青学者》。其他拥有全译本的清小说有：1952年，哈罗德·沙迪克（Harold Shadick）推出了新的《老残游记》全译本，由康乃尔大学出版社（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出版。到目前为止，这仍是《老残游记》唯一的全译本。另外，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于1964年将李汝珍《镜花缘》翻译为英文，由加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出版。这是一个编译本，亦是《镜花缘》最完备、准确的译本。
晚清小说的代表作均已传入英语世界。李宝嘉的《文学小史》已有兰卡希（K.Lancashire）的英译，发表在《译丛》杂志1974年春季号上。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有刘师舜的选译本，译名为Vignettes from the Late Ching：Bizarre Happenings Eyewitenessed over Two Decades，刊载于《译丛》1975年春季号上，后于197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推出节译本（见表1-3）。
表1-3繁荣期清小说主要译本
二、主要译者及其成就
1.沙迪克
“在中国文学作品里，《老残游记》幸运地吸引了众多译者的注意力。”继林疑今、葛德顺的节选本Tramp Doctor’s Travelogue，杨氏夫妇的节选本The Travel of Lao Chan，及林语堂的节选本Lao Ts’an Yu Chi，Erh Chi之后，1952年，哈罗德·沙迪克（Harold Shadick）推出了新的《老残游记》英译本，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出版。
这是一个精心制作的译本，内页里首先是12幅照片，这些照片大概拍摄于1936年。图一是未发表的《老残游记·外编》手稿。图二是作者在翻译《老残游记》时，拜访刘鹗儿子刘大坤的住处的照片。图三为小说中老残据说住过的济南高升店店主。图四为小说中的场景历下亭的入口处。沙迪克标注“注意大门两侧的对联和内门上方的匾”，这亦是在小说里出现过的场景。图五是一幅风景照，照片上湖光水色，掩印着旁边的小楼，这是历下亭的景色。图六是从大明湖北远眺千佛山的景色。图七为趵突泉边的吕祖殿。图八为济南护城河边的捣衣妇女。图九为趵突泉的水涌，译者标注“其中一个正在被加盖，以供城市用水”。图十是金泉书院。图十一是济南黄河。图十二是中国古代衙门，实拍山东汶上县。所有图片都与小说场景相关，译者拜访了小说作者家乡、亲属，求证小说的细节，并到刘鹗提到过的黄河、趵突泉等场景走访，寻求第一手的历史及现实资料。这是小说文化内涵的形象化，表明译者态度的谨慎。
插画的后面，沙迪克撰写了译者导言，极具学术价值。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清小说译本中，序言往往都是只言片语，最多数千字，介绍作者生平和创作背景。而这篇序言长达23页，有上万字，分为七个章节，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文学中的小说概念，《老残游记》小说本身及作者思想、创作的方方面面，很有研究价值。在第一章里，沙迪克引用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所说“在这五十年之中，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文学，说也奇怪，既不是梁启超的文章，也不是林纾的小说，乃是很多白话小说……这些白话小说是中国文学最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接下来，译者用大量篇幅讨论了胡适所说的“北方派（The Northern）”与“南方派（The Southern）”的创作，介绍了北方派的《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水浒传》及南方派的《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代表性小说，显示了译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了解。而后，在第二章中，译者介绍了《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的生平，他将刘铁云归为南方派，描述了刘鹗的童年、治理黄河、义和团运动中北京放粮、与袁世凯的交恶、采矿、经营工商、撰写《老残游记》的经过等。在第三章中，译者剖析了作者的精神世界，认为“如果由此认为此书只是发发牢骚，那就错了。书中的心态主要是对形形色色生命的兴趣，同时表现了人类互相施加的痛苦——主要是因为无知和轻率”，并分析了原作的版本。沙迪克认为，“大多数有关这部小说的真正版本只有此处译出的二十回，而《天津朝日新闻》共刊出三十四回……不幸的是，最后六回已遗失。”第四章分析了作者的思想体系主要是儒、佛和道教相结合。他崇尚自由、自然而真诚的理想状态，“对理学的暴政忧心忡忡”。第五章中，译者分析了小说中展现出来的刘鹗的政治理想。“刘铁云反对极端的教条和暴力革命。从第一回寓言中描写一个蛊惑人心政客的两面三刀，到第十一回中对义和团和革命党人的攻击，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本书中的政治批评主要是对那些虽然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却又刚愎自用、心胸狭窄的官员……如果一个人清廉愚蠢又刚愎自用，那么，他的清廉将更使他危险。”①同时，沙迪克共用四点建议总结了作者的政治主张。第六章则评论了《老残游记》的文学特点。指出“按照西方文学概念，这本书缺乏情节和主题的统一性……这本书保留了传统小说的形式……作者独特的成就在于描写风景和音乐，让我们读到了直接又富有想象力的文字”。在第七章里，沙迪克谈到了翻译时遇到的问题。
§①Liu E，The Travels of Lao Ts’an.trans.，Harold Shadick．Ibid．p.35.
小说译文最开始是自序，而后是章节翻译。译本共翻译了《老残游记》二十个章回，从第一回“土不制水历年成患，风能鼓浪到处可危”（The land does not hold back the water bringing disaster every year）开始，到第二十回“浪子金钱伐性斧，道人冰雪返魂香”（A wastrel’s gold and silver is the axe to cut off his life，A Taoist through ice and snow seeks a quickening herb）结尾的诗词：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May all lovers under the sky achieve the marriage state；these things are fixed in heaven；do not miss your mate）。而后，是一个长达42页的注释，详尽地标注了文章中出现的几乎所有令英语读者理解有障碍的内容。
译文注释多种多样，大都与中国政治、文化、历史相关，大致可分为如下九类：①中国历史人物，如郦道元、屈原、神农、贾探春、王昭君；②历史故事，如札梁之妻的故事、怒发冲冠的故事；③地名，如古水仙祠、千佛山、肥城县、汉中府；④中国书名，如《庄子内篇》《韩非子》《列子》；⑤中国时政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贾让治水、天津到北京铁路开通的事件；⑥成语标注，如风餐露宿、否极泰来；⑦有文化含量的词语，如爻、昆曲、京剧、五音十二律；诗句、书本出处，如“出自杨雄《解嘲》”，“出自晁补之诗句‘与可画竹时，胸中有竹子’”⑧有特指的中国俗语，如端茶送客、打千儿、王八旦；⑨宗教词语，如阿修罗、无极、佛陀。
注释后的附录仍然是一种注释。沙迪克专门把这一部分单列出来，注释第九章回所录的诗歌。他的注释详尽到解释“九品莲”“沧桑”“张紫阳”，每个名词他都用了一个段落篇幅的文字说明词语背后的文化含义。如“沧桑”一词，他的注释为：
“The ocean now rolls where mulberries grew[ts’ang sang，lit.，“blue，mulberry’]”comes from the Shen Hsien Chuan（“Lives of the Immortals”）by Ko Hung，fouth century．A female spirit Ma Ku（second century）said to Wang Fang-P’ing，“I have seen the eastern sea become mulberry fields three times．When I went to the island of P’englai（see ch.i，n2），the water had become twice as shallow as it was before．I wonder when it will be dry land again.”Ma Ku is credited with having reclaimed a coastal region of Kiangsu for mulberry growing．A more complete form of the expression is ts’ang hai sang t’ien，“blue sea，mulberry fields.”The meaning is，“ages have passed in a short time.”（沧桑：语出公元4世纪时葛洪的《神仙传》。麻姑仙子（公元2世纪人）对王方平说：“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浅，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据说麻姑曾开垦江苏沿海地区以种植桑树。这个成语更完整的表达形式是：“沧海桑田”，意为光阴似箭。）
简单“沧桑”两字，他用了114个字来详细地解释词语的最早出处、引申意义、拓展意义及审美意义。不得不让人惊叹他态度的严谨。在译文的最后部分，沙迪克还不厌其烦地附了词汇表，将文中一些专有名词加以解释。其中他解释了诸如“丈”“油条”“举人”“府”等词汇。沙迪克对于小说里涉及中国文学和文化方方面面的注释，无疑为英语读者理解《老残游记》小说本身及至中国文化提供了方便。沙迪克的注释非常客观，没有加任何个人色彩，不似有些译者在注释时，时时会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对某种中国文化现象进行评价褒贬，将自己生活的文化系统框架中的教育和个人经验投射到评价译本中来。沙迪克的注释和文本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也使他的注释成为此译本的一大特色。黄宗泰（Timothy C.Wong）评价说：“沙迪克附有大量注释的译本是《老残游记》译本中最完全，亦是最好的一个。”“他的译本不仅是中国所有最著名的小说之一《老残游记》第一个完整的英译本，同时也给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沙迪克的译本忠实于原著。他成功地翻译出《老残游记》最有特色的风景和音乐描写。他在导言里说：“本翻译努力做到紧靠原文，又一直注意英语的可读性。”他使用了亚东版中汪原放先生划分段落的方法，尽可能地加注释，以消除文化隔膜引发的理解障碍。他使用音译来翻译一些出现多次又难以解释的术语或者名词，同样以加注释的方式用词汇表中扫清读者疑惑。如前面所列“沧桑”。总的来说，他的译文是以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为主，辅以意译（free translation）。为了体会沙迪克的翻译风格，我们来比较一下《老残游记》第二章的名段“王小玉说书”的三个英译版本，译者分别是亚瑟·韦利、杨宪益夫妇和沙迪克。
原文：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拨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
译文：
（1）亚瑟韦利（Arthur Waley）译文：
Po-niu now opened her red lips，parted her white teeth and sang a short ballad．At first she sang very softly，but，as the sound reached Lao Ts’an’s ears，he began to be conscious of the most ravishing sensations．It was as if someone were applying a sort of sad-iron to his nerves，stroking out all the ruffles，till everything inside him was flat and smooth．It was as if he had sucked in the root of the mandrakes through every one of the thirty-six thousand pores of his skin；from top to toe he felt the same agreeable feeling of stimulation．When she had sung some twenty lines or more，her voice gradually began to rise．Higher and higher，like a thin filament of wire stretching up into the sky.
（2）杨宪益夫妇（The Yangs）译文：
Little Jade then parted her lips and sang a few lines；the sound was low but indescribably sweet．All the organs of the body seemed smoothed as if by an iron，each into its proper place，while the whole body felt as if after drinking nectar，and there was not a pore that was not relaxed．After she had sung a few dozen lines she gradually sang higher and higher，until suddenly she soared to a very high pitch as if a steel rope had been flung into the sky，and Lao Can was secretly amazed．But even at that high pitch her voice could still circle and revolve，and after several trills it rose to an even higher note and ascended the scale for three or four notes more.
（3）沙迪克译文：
Little jade Wang then opened her vermilion lips，displaying her sparkling white teeth，and sang several phrases．At first the sound was not very loud，but you felt and inexpressible magic enter your ears，and it was as though the stomach and bowels had been passed over by a smoothing iron，leaving no part unrelaxed．You seemed to absorb ambrosia through the thirty-six thousand pores of the skin until every single pore tingled with delight．After the first few phrases her song rose higher and louder till suddenly she drew her voice up to a sharp high-pitched note like a thread of steel wire thrown into the vault of the sky．You could not help secretly applauding．still more amazing，she continued to move her voice up and down and in and out at that great height．After several turns her voice again began to rise，making three or four successive folds in the melody，each one higher than the last.
原文对王小玉说唱艺术进行了夸张渲染的赞美。从王小玉出场，轻轻发声，从无音到有音，短短瞬间，听众已心醉神驰。“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这是一个夸张的比喻，正是这个比喻，把观众对王小玉声情并茂的说唱反应烘托了出来。少了这一比喻，就失去了原文的意韵。这组句里比喻的中心词是“五脏六腑”和“熨”，韦利的译本直接忽略了“五脏六腑”，而杨戴的译本将它转化为“all the organs of the body”，都失去了中文里“五脏六腑”那种淋漓的气势。沙迪克译本忠实地把它翻译成“stomach and bowels”，贴近原文。另外，“说不出来的妙处”，韦利译为“the most ravishing sensations（受到极大震动）”，杨戴译为“indescribably sweet（无法言喻的甜美）”，沙迪克译为“inexpressible magic（无法言喻的魔力）”，相较之下，沙译最忠实地保留了原文的情调和风格。沙迪克的翻译技巧、文化处理方式及忠实流畅再现原文的译文受到广泛的称赞，“多亏沙迪克的译本，不了解中国的读者可以通过译本探究关于中国的信息及中国小说的文学魅力，它肯定与西方小说中的中国形象不同”。沙译本翻译完成于1939年的北京，但当时局势动荡，没法出版，直到1952年。译本一经出版，即受到英美读者的欢迎，后来一版再版，1990年，哥伦比亚出版社邀请沙迪克重新写了序言，再次出版。国内译林出版社的“大中华文库”亦收入沙迪克译本，于2005年出了中英对照版本。
2.麦克休
1957年，继乔利、王良志、王际真之后，美国人麦克休（Florence and Isabel McHugh）姐妹推出了《红楼梦》又一个节译本，由潘蒂昴公司（Pantheon Books）出版。与前面直接翻译自中文原文的译本不同的是，这是一个转译本。两位译者选择了德国著名翻译家弗郎兹·库恩（Franz Walter Kuhn）1932年的德译本，将它转译为英文。“库恩的译本在欧洲乃至世界拥有广大的读者，具有广泛影响。该书被转译为英、法、意、荷兰、匈牙利等多种文字，在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出版，而且一种文字有多种转译本。”
麦克休姐妹的译本由五部分组成：导言、贾家家谱图、贾府主要侍女表、译者注及正文。这是一个装帧非常精美古朴的译本，出版社很重视封面的视觉效果。译本选取34幅1884年的《红楼梦图咏》木刻画作为插图，封面为亚麻布面精装，封面上一个中国古代少女，手持小扇，凝望读者。画中人其实只是《红楼梦》中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翠缕，但她的姿态是所有插画中最具有中国古典仕女风情的。
译本导言署名库恩，其实是库恩德译文本导言的英译。从头至尾，麦克休姐妹本人没有对《红楼梦》其书其人其译进行任何评论。库恩导言内容有关《红楼梦》的版本、作者、标题、故事时间、地点、前译本及其他问题。库恩在导言里首先简要地说明自己的译本取自的原版本。他的译本以两个版本为根据，一个是莱比锡大学东亚研究室所收藏的1832年版本，另一个是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印的三家评注本。接着，库恩对《红楼梦》的作者做了考证，库恩说“1791年每次印刷出版的《红楼梦》作者是谁，长期以来一直模糊不清。直到不久以前（1921年），北京大学文学评论家胡适教授经过深入研究，才把这问题调查清楚。”由此可见，库恩其实受新红学运动影响。他的结论是“一百四十回原稿中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谓两人合著，应该理解成这样，即高鹗实际上只是一位出版者，而不是作为一位作者获得了曹雪芹的遗稿，并得到几乎已经准备好了的后半部分的写作计划。”接着，库恩对《红楼梦》译名做了解释。他认为“《红楼梦》这个标题是双重合适的”，因为“红楼”一词来源于佛家语，意为“尘世的显赫”“奢华的生活”等概念，另一方面，宝玉在秦可卿的奢华卧室里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体验了小说故事的主要情节。因此，库恩支持将书名译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库恩推算故事发生的时间“应该在1729年到1737年间”，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北京。库恩说“小说不断交替地谈到京都和金陵。在清朝，京都便是北京。这虚构的地名金陵，大概是指北京附近众所周知的皇陵东陵和西陵。”库恩此处的考证有误，金陵就是南京的别名，他显然不知这一典故。库恩接下来介绍了《红楼梦》的乔利译本和王际真译本，他评论乔利译本为“这是一项勇敢而认真的工作，但在文体和修辞方面很不成功”，而对王际真译本他认为“除了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的一篇序言外，这个译本的其他方面都是失败的”。而对自己的译本，库恩“我的译本约为原书的六分之五……我的译本虽非全译，但我一定要成为欧洲第一个征服《红楼梦》这座大山的主峰的人”。库恩所谓“主峰”，即围绕着宝玉、黛玉、宝钗这三个人物的主要情节，都要详细再现，不做缩略删减。但库恩对译本的估计有误。根据姜其煌统计，库恩译本约为中文46万字，即等于原小说的百分之四十二，即不到原书一半。在导言的最后篇幅里，库恩介绍了《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儒道思想。
译本的第二部分为贾家家谱图。家谱图的呈现方式与王际真的树形家谱图不同，该译本家谱图分为四部分：Heads of the Family，The Seniors，The Juniors，Relations of the Chia Family。首先是家族领袖（Heads of the Family），由史太君和贾敷构成，然后是家族长者（The Seniors），由“贾珍”“贾赦”“贾政”等构成，家族少者（The Juniors）由“贾芸”“贾链”“凤姐”“贾环”等人物构成，家族亲戚（Relations of the Chia Family）则是“林黛玉”“薛宝钗”等。第三部分主要侍女表则是“鸳鸯”“袭人”“晴雯”等主要侍女，译者注里介绍了译者对名字、地名、人名的处理方式。“为避免混淆，男名主要音译，女名主要意译。”如黛玉译为“Black Jade”，宝钗译为“Precious Clasp”，宝玉译为“Pao Yu”。
译本正文部分共50章回。库恩将《红楼梦》原一百二十回缩减成五十回。从第一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Shi ying is carried away in a dream and receives a revelation．Amidst the toil and welter of daily life Yu Tsun finds the maiden of his heart），到第五十章“中乡魁宝玉却尘缘，甄贾归结红楼梦”（Pao Yu passes the examination with honors and renounces the red dust of the world．Shih ying and yu Tsun meet once more and conclude the story of the stone）。与《红楼梦》原章回相比，《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九回“中乡魁宝玉却尘缘，沐皇恩贾家延世泽”及一百二十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两回被缩为一回，并修改了章回题目。
这是一个从德文删节本转译过来的英文本。麦克休姐妹忠实地全译了库恩的德文译本内容，而库恩的德文译本删节改写原则则是以宝玉、黛玉、宝钗三角恋爱为主题。凡是与此情节有关的，皆详细再现。而对于次要情节，“我根据其重要程度或充分地加以再现，或只取其大概”。然而，库恩对中文的理解似乎没有乔利、翟理斯等译者准确，如前面所举“金陵”，他理解为“皇陵东陵和西陵”。库恩对原文的理解常常有一些与作者原意不符的地方，而因为这是一个缩译本，在有些地方，库恩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一些省略和添加，麦克休译本相应进行转译，于是创造出一些原作所没有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心理。这是麦克休译本非常特殊的地方。如原文第二十一回，贾宝玉早晨去黛玉房中，看到史湘云和黛玉的睡态。
原文：“湘云…一幅桃红绸被史齐胸盖着，衬着那一弯雪白的膀子，撂在被外，上面明显着两个金镯子。”
译文：“While little Cloud had let cover slide off her too much that her right shoulder and her right arm，decorated with two gold bangles，and even a bit of her round smooth thigh lay bare and naked.”
比较原文与译文，原文中，青春年少的湘云露了“一弯雪白的膀子”“上面明显着两个金镯子”，描写含蓄而纯洁，让人联想起湘云娇憨美丽的睡态。而译文如再译回中文，则变成“湘云被子滑得太多，右肩和右手很多地方露了出来。她的手上戴了两个金镯子。甚至连她圆润光滑的大腿也露了出来，裸露在外面”。“圆润光滑的大腿也露了出来，裸露在外面”这段描写不知是库恩在译成德文时加上的细节，还是麦克休转译时所添加，这个细节让湘云显得香艳无比。娇憨、大大咧咧的湘云变成了有着身体诱惑之美的青春少女。在东西文化差异的关照下，这样的翻译会令中国读者非常惊讶！
尽管麦克休与《红楼梦》中文原文有较多不符的地方，但也许因为它符合了英语读者对东方闺阁秘事的阅读期待，此译本一再重版。1958年，伦敦路脱来奇公司（Routledge＆kegan Paul）再次出版，1958年，潘蒂昴公司再版。此后，1958年，加拿大的麦克兰德和斯图尔特出版社（McClelland and Stewart），1975年，格林伍德出版社（Greenwood）均重版，使译本在英国、美国、加拿大都有了初版和再版本。很多美国本土的图书馆中亦收藏有此译本，可见它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程度非常之高。
3.林太乙
林太乙，林语堂的二女儿。1964年，她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将清代李汝珍《镜花缘》翻译为英文，由加州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出版。直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镜花缘》最完备、准确的译本。
译本由五部分组成：译者序言、世俗道教注、人物表、正文及附录注解。在译序里，林太乙首先介绍了李汝珍的生平。她评价李汝珍为“热爱生活，是个人本主义者”。林太乙认为《镜花缘》是“一部社会评论小说和人文讽刺小说，但同时也是历史浪漫小说、神话、寓言；而且从其本原看来，是作者感兴趣的各领域知识大全，依靠作者的神奇想像联系在一起。当然，它是中国文学中最富独创性的作品，在西方文学中绝无类似之作”。然后，林太乙剖析了李汝珍创作《镜花缘》的意图。她认为“李汝珍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表达自己独特的生活观”。林太乙在接下来的篇幅介绍了《镜花缘》的故事情节以及自己的译本对原文的处理方式及原则。
译本第二部分是世俗道教注，由林太乙撰写，旨在针对《镜花缘》中的哲学思想给读者一个思想背景介绍。林太乙开篇说：“这部小说所理解的道教是世俗信仰的道教”“道家哲学可粗略分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发展阶段及世俗道教阶段”。她大概勾画了老子、庄子、列子的道家思想，并阐述了在汉初淮南王提倡下民间日益兴盛的世俗道教。“有意思的是，与佛教一样，道教中凡人众生与有异禀的神仙之间界线不清。凡人可以得道成仙，神仙实际上具有人性。”她进一步提到世俗道教在今天中国社会里的存在形式。最后，她总结“李汝珍借用世俗道教的特征表明他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凡人得道成仙，神仙可下凡，小说里屡屡出现的道教概念对西语文化的读者来说不好理解，林太乙对世俗道教的介绍可以有效地扫除他们的阅读障碍。
译本第三部分是正文。林太乙译本是个缩写本，进行了省略、改写与重新编排。这首先体现在章回翻译上。译本正文共31个章回，而《镜花缘》原书共100个章回。而且与其他缩写本不同的是，德庇时、王际真、库恩的缩写本都翻译了章回，林太乙省略了章回。作为流行小说家，她清楚市场的重要性。在翻译时，她希望能够达到的主要受众是“普通读者”。“我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准备这份译稿时，努力译出一个能够吸引西方普通读者的译本。”《镜花缘》原书大约有四十万字，包括故事情节，很多经典文章及作者对历史、社会、诗词及音韵方面的长篇议论。她省略了这些章节，因为“非专业的读者可能不感兴趣，因此我都略去了”。
因为省略比较多，为了联接上下文，“在有必要的地方，我写了一些连接上下文的地方，简要交待前面发生的事，以使叙述连接流畅”。这是一种改写。她改写的另一部分是对话。“如果对话仅是机械地一问一答，显得累赘，我就将它们缩成了直接描写。”另外，她对原书的材料进行了重新分段，旨在保留“原书一百回的精华所在”。
我们来看林太乙怎样进的省略、改写与重新编排。以她对原书第一回《女魁星北斗垂景象，老王母西池赐芒筵》前三段的翻译为例。原文译文如下：
原文：
女魁星北斗垂景象，老王母西池赐芒筵
昔曹大家《女诫》云：“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节而不可无者也。今开卷为何以班昭《女诫》作引？盖此书所载，虽闺阁琐事，儿女闲情，然如大家所谓四行者，历历有人：不惟金玉其质，亦且冰雪为心。非素日恪遵《女诫》，敬守良箴，何能至此。岂可因事涉杳渺，人有妍媸，一并使之混灭？故于灯前月夕，长夏余冬，濡毫戏墨，汇为一编：其贤者彰之，不肖者鄙之；女有为女，妇有为妇；常有为常，变有为变。所叙虽近琐细，而曲终之奏，要归于正，淫词秽语，概所不录。其中奇奇幻幻，悉由群芳被滴，以发其端，试观首卷，便知梗概。
且说天下名山，除王母所住昆仑之外，海岛中有三座名山：一名蓬莱，二名方丈，三名瀛洲。都是道路窎远，其高异常，当日《史记》曾言这三座山都是神仙聚集之处。后来《拾遗记》同《博物志》极言其中珍宝之盛，景致之佳。最可爱的，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长青之草。他如仙果、瑞木、嘉谷、祥禾之类，更难枚举。
内中单讲蓬莱山有个薄命岩，岩上有个红颜洞，洞内有位仙姑，总司天下名花，乃群芳之主，名百花仙子，在此修行多年。这日正值三月初三王母圣诞，正要前去祝寿，有素日相契的百草仙子来约同赴“蟠桃胜会”。百花仙子即命女童捧了“百花酿”；又约了百果、百谷二位仙子，四位仙姑，各驾云头，向西方昆仑而来。行至中途，四面祥云缭绕，紫雾缤纷，原来都是各洞神仙，也去赴会，忽见北牛宫中现出万丈红光，耀人眼目，内有一位星君，跳舞而出，装束打扮，虽似魁星，而花容月貌，却是一位美女。左手执笔，右手执斗；四面红光围护，驾著彩云，也向昆仑去了。
译文：
1
Of the great mountains under heaven，apart from the Kunlun，where the Western Queen Mother resides，there are known to be three in the islands overseas；the Penglai，the Fangchang，and the Yingchow．All are mountains of great height，far away and difficult to climb．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t is said that these are the gathering places of spirits and fairies，and in both Shih Yi Chi and Po Wu Chih are passages describing the fabulous scenery and extraordinary treasures to be found there，the flowers which are in bloom all they ear round，the grass which is green throughout the season，and the magic fruit，divine plants，and precious grains.
It is said that on the Cliff of Hard Luck on Penglai Mountain，in the Cave of Beauty，there lived for a long time the Fairy of a Hundred Flowers，who was in charge of all the flowers on earth.
On the third day of the third month one year，the air was filled with circling clouds and purple mists，all going in the western direction towards Kunlun Mountain，it was the Western Queen Mother’s birthday，and the fairies and spirits，flying on clouds，were on their way to her birthday party．The Fairy of a Hundred Flowers，who was taking a gift of Hundred-flower nectar，was also on her way with her friends，the Fairy of a Hundred Plants，the Fairy of a Hundred Fruits，and the Fairy of a Hundred Grains.
They had not been on their way for long when there came a blinding flash of＆nbsp;red light ten thousand feet high from the Palace of the Big Dipper，and from the middle of its stepped a beautiful girl who was holding a writing brush in her right hand and a dipper in her left．Riding on a rainbow-colored cloud，she also flew in the direction of Kunlun Mountain.
这是全文开篇。我们来比较原文和译文，首先，原文章回题目为“女魁星北斗垂景象，老王母西池赐芒筵”，林太乙省略了题目，直接加上阿拉伯数字“1”。全书开端第一段话从“昔曹大家《女诫》云”，至“试观首卷，便知梗概”，此为中国传统小说中常见的议论式开头，译者省略了全段，直接从第二段“且说天下名山，除王母所在昆仑之外”开始翻译。原文第三段被分为三段，“这日正值三月初三王母圣诞”及“行至中途”两处单行列段。
对地名翻译，译者采取了音译与意译结合的策略。而对人名，译者主要采取了意译法。“蓬莱”“方丈”“瀛洲”分别译为“Penglai”“Fangchang”“Yingchow”，而“薄命岩”“红颜洞”则译为“the Cliff of Hard Luck”“the Cave of Beauty”，人名“百花仙子”“西王母”“百果”译为“Fairy of a Hundred Flowers”“Western Queen Mother”“Fairy of a Hundred Fruits”，采取了意译。
仔细阅读原文，李汝珍汉语非常漂亮，有大量的四字短语，“金玉其质”“冰雪为心”“祥云缭绕”，读来朗朗上口，满齿留香。译文则是流畅的现代英语，基本是主谓宾语套从句、分词及不定式。语句结构上有很大变化。当然，某种程度上文化与语言的隔膜使得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不可译的，现代英语本身很难传达出汉语精练、注重意境与意象的审美特质。
林太乙的改写不仅体现在她选择性的翻译，省略部分段落词句，还体现在她重新编排改写了部分句子。现略举数例如下：译文将小说第一回“女魁星北斗垂景象，老王母西池赐芒筵”与第二回“发正言花仙顺时令，定罚约月姊助风狂”缩减为一节。而在小说第三回“徐英公传檄起义兵，骆主簿修书寄良友”中，原文以“麻姑闻百花仙子之言”开始，讲麻姑与百花相子对弈，百花仙子忙着下棋，结果下界君王武则天醉酒，要求开花。整个第三回共六段，从对弈讲到则天醉酒赏雪。内容对应的译文在第二节，译文是这样开始第二节的描写：
In fact，the ruler on earth at this time was no man at all，but a woman，Wu＆nbsp;by surname，Chao by name，who called herself Tse-tien，mother of Emperor Tang Chung-tsung whom she had deposed，and the spirit of the Heart-moon Fox incarnate.
译文先省略段落一，而后，将段落二、三、四、五里介绍唐太祖、太宗如果剿灭隋朝，取得江山，而后中宗继位，武氏夺权，徐敬业、骆宾王反叛失败的历史事件。译本开门见山地先介绍武则天的登场：“事实上，人间这段时间的统治者不是男人，而是一个叫武则天的女人。她是她废除的君王唐中宗的母亲，也是天上心月狐的肉体凡胎。”林太乙用几句话概括了整个第三章的内容，一笔带过历史，随后进入武则天醉酒赏花责罚百花仙子的情节。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译者注重译文的故事性，以主要情节带动译本，对不符合主要情节的内容则进行删减，将富含中国古典文化信息的小说译成了一个通俗的故事，目的正在于吸引“普通读者”。
译本最后一部分是附录注解。长达12页注解里，林太乙按章节分章注解了里面出现的一些她认为会对英语读者有阅读障碍的中国文化。如前面所引第一节开篇三段中，她标注了“《拾遗记》”“《博物志》”“西王母”“世俗道教”及“星君”。对《拾遗记》及《博物志》她的标注为“Shih yi Chi and Po Wu Chih are both books of mythology of the late Chin Dynasty”。对“西王母”她的注解如下：
Western Queen Mother．The Western Queen Mother was first mentioned in Liehtse．The Taoists wove endless legends around her．Her family name was given as Hou，yang or Ho，and her maiden name as Hui．She had nine sons and twenty-five daughters，and as the sovereign of the Western Air，was the symbol of the passive，or female，element．In the book of mythology Shan Hai Ching，she is portrayed as living in the Jade Mountain，and had a human face，the tail of a leopard，and the teeth of a tiger，and was an expert at whistling．Elsewhere，she is usually described as living in Kunlun Mountain，which some historians have identified as the Hindu Kush．Some people thought that 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Western Queen Mother and the Queen of Sheba．Her palace in Kunlun Mountain has‘walls which are made of pure gold，three hundred and ghirty miles in circumference，with crenellations of precious stone.’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ou Dynasty，emperor Mu in 985 B.C was entertained by＆nbsp;the Western Queen Mother at the Lake of Gems，and the Emperor of Han paid her a visit round about 2200 B.C.（西王母，首次在《列子》中被提及。道家围绕这一人物编辑了无数传说故事。她姓侯、杨或何，出嫁前姓回。有九个儿子、二十五个女儿。作为西方的统治神，是柔顺或者“太阴之元”的象征。神话书《山海经》中，她身居玉山，是人面、豹尾、虎牙且长啸的形象。另在别处的记载中，所居之地通常被说成是昆仑山。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即兴都库什。有人认为，西王母和示巴女王存在着某种联系。所居昆仑山“有城千里，玉楼二，琼华之地”。据说《穆天子传》记载，公元985年，周穆王在瑶池边受到她的招待。公元100年，汉武帝也四处寻访过她。）
林太乙用198个字来解释“西王母”，内容涉及“西王母”的出处，“西王母”其人、家庭、形象及传说中的考证。其中很多内容即使是中国读者亦不甚了解，足见译者之态度认真严谨。林译本里很注意展现《镜花缘》里宗教伦理的痕迹，因此，注解里对凡是与宗教有关的词语，都详尽解释。如译文第一节的八个注解里，分别注解“《拾遗记》与《博物志》”“西王母”“世俗道教”“星君”“魁星”“麻姑”“孽海无边”“阴阳之道”，大部分与世俗道教有关的传说人物、星宿及特定词汇。
除了宗教因素，林译本还注重注释历史人物及中国文化特有的风俗或者现象。前者如“武则天”“中宗”“太平公主”“上官婉儿”，后者如“缠足”“科举”“秀才”“童便”等。
4.霍克思的古代文学翻译
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s），英国人，1948年至1951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后任教于牛津大学。70年代初，企鹅出版社主动联系霍克思，邀请他翻译《红楼梦》，霍克思签了出版合约。为了全心翻译《红楼梦》，他辞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的职务，专心履行出版合同。霍克思旨在翻译一个《红楼梦》全译本，一改以前这部中国小说只有摘译本、节选本和改写本的局面。1973年，“企鹅古典丛书”推出了《红楼梦》第一卷，而后，陆续推出第二、三、四、五卷本。
霍译版《红楼梦》的出版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上是件引人瞩目的事情。海外最权威的亚洲研究杂志《亚洲研究》（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撰文评论说：“整体而言，中国文学史上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中国小说《红楼梦》一直没有一个全译本。然而，随着大卫·霍克思的《石头记》五卷本第一卷的出版，这个局面终于得到扭转。”
《红楼梦》霍克思闵德福译本共120回目，分五卷出版。译名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第一卷标题为“黄金时代”（The Golden Days），共26回，542页。封面印彩色中国古画一帧，是18世纪中国“美人持兰花”画轴，为美国华盛顿萨克勒画廊的珍藏品。书的扉页上载有曹雪芹小传，书前有一个汉语拼音说明和一篇序言，书后刊载金陵十二钗和红楼梦曲、第一卷人物表、作者家谱等三个附录，封底还有一个小说内容简介。第二卷标题为“海棠诗社”（The Crab-Flower Club），共27回，603页。扉页上有与第一卷同样的曹雪芹小传。封底内容简介亦相同。书前亦有一个汉语拼音说明和一篇序言。书后有四个附录，分别为中国律诗讲解、中国骨牌介绍、宝琴作的并未解答的十个灯谜，主要是帮助英语读者理解中国习俗。这是个相当详细的考证，从前译本中从来没有过这种尝试。为配合此卷书名，特意选取台湾故宫博物馆藏品《孔雀开屏图》中的“海棠和玉兰”片断，画师是清代著名宫廷画师意大利人朗士宁（Giuseppe Castiglione）。第三卷标题为“警世之音”（The Warning Voice），共27回，书前也是一个汉语拼音说明和一个序言。书后则有“秋纹、麝月、晴雯”“彩云、彩霞、小霞”“园心和几个小戏子”等六个附录以及本卷人物表。第四卷标题叫“泪债”（The Debt of Tears），共18回。封面选取插图是华盛顿弗里尔画廊藏品《西厢记》，1982年出版。书前有一个一万字的长序，书后有五个附录。第五卷标题叫“梦醒”（The Dreamer Wakes），共22回，1986年出版，书前有一个二千字的序言，书后有一个本卷人物表。封面插画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收藏宋代画家高克明的手卷“雪意图”，意为“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意指小说的悲剧结局。后两卷译者已经不是霍克思，而是他的女婿约翰·闵德福（John Minford）。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是一个精心打造的译本，无论是从商业还是学术角度，都有很高的价值。这首先体现在译本序言之中。由前面对《红楼梦》其他节译本的分析可知，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译本中，有的没有任何介绍性的序跋，有的只有一篇权威汉学家的序言，译者序言往往只包括最基本的作者和背景介绍。而霍克思本人所撰的第一卷长篇导言长达32页，1万多字，对《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相关红学问题及自己翻译体会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后面各卷的序言也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二卷序言介绍了前八十回中由于高鹗的校订造成的前后不一现象以及译者处理方法。第三卷序言涉及《红楼梦》成书过程的详细讨论，第四卷序言说明了作品内容的不确定性。最后一卷序言概括了小说的最后结局。
在各篇序言之中，霍克思的第一卷导言堪称学术性序言的经典之作。这部导言首先对《红楼梦》不同版本体系进行了说明。霍克思说，他写序言时，主要依据中国学者的著作。“我写序言时，充分参考了中国学者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如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和赵冈，尤其是赵冈，我认为他关于诸多有争议问题的理论最具说服力。”乔纳森·彭斯（Jonathan D．Spence）的《曹寅和康熙皇帝，包衣和主子》（Ts’ao Yin and the Kang-his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一书对他也有很大启发。序言对译本选择的版本解释说：“中国文学最受欢迎的小说竟然在作者死后近三十年才得以公开发行。如此多不同版本，竟然没有一个版本正确，很让人吃惊。”因此，“在翻译这部小说时，我发现不能严格忠于单一版本。因为程高本前后更为一致，所以，虽然它不太有趣，第一章我主要还是尊重这一版本。在以后的章节中我经常参考手抄本，还修订了一些细节”。也就是说，为了保证译本的艺术价值和前后连续，霍克思结合了《红楼梦》诸多版本。霍克思对版本选择的谨慎做法受到中国学者的称赞。戴乃迭说：“本来从霍克思教授的身份我还以为会读到一个从某个固定版本翻译出来的译本。现在的译本与以前任何一个固定版本都不一样。就算在中国，仍然有很多学者在争论关于前八十回中很多文本细节。霍克思基于他的责任心，以高鹗本为主，有时也参照其他其他版本做修订，我认为这种做法很好！”
在接下来的章节，霍克思继续探讨了原著主题，考证了曹雪芹的生活状态及小说里几位主人公的原型。“不管宝玉是否就是作者自己，但书中的女子，大多无疑是作者年轻时认识的女子的写照。除作者的弟弟在序言中引用过的作者声明外，还有在小说第一回寓言似的开头，石头同空空道人争论时，石头说：‘竟不如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这样的论据如还嫌不足，我们还有脂砚斋的批注，他缅怀往事，无限伤感地批写：‘我记得他’‘是的，是有这么一个人’‘是的，有过这件事’。”接下来，霍克思对脂砚斋和畸笏叟两位注者的身份进行了考证，并探讨了后四十回作者的推测及高鹗的编撰过程。从曹雪芹及曹家的历史，来探讨小说的情节，提出《红楼梦》的自传体问题。总的来说，这是篇有相当学术含量的导言，说明译者对《红楼梦》下了相当工夫，阅读了大量与《红楼梦》相关的材料。国内外翻译研究和红学研究领域学者对这篇导言都非常重视，纷纷援引其中的观点。
较之于第一卷的序言，霍克思的第二卷序言简短得多，主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红楼梦》的很多文化风俗内容对西方读者来说会难以理解，所以，译者采取了解释性的翻译，便于读者的阅读；第二，《红楼梦》中较多地方有前后矛盾之处，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译者根据各种版本做了一些考证和编辑工作。但译者采取的态度会非常谨慎，并没有胡乱修改编辑。第三卷的序言只有五千字，仍然是讨论小说中的一些前后矛盾的现象，其中提到第三卷中将会有一些次要人物登上舞台，发挥重要作用。
几经斟酌，霍克思的译本把书名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对于为何不采取之前的通行译名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霍克思解释说：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译名有些令人误解。一个睡在大红色房间里做梦的人的想象，这会显得比较神秘和哥特，容易把读者引入歧途，使他们误认为这是一部哥特小说，非中文原意。“但是在旧中国，红色的楼房意味着富贵和奢华。”红楼者，意为富贵人家妇女所住的华丽居室楼宇，会让人联想神秘和情爱，容易“误导”。霍克思此处取意译，将它处理为“石头的故事”。选择The Story of the Stone的另一个原因是回避“红”字。众所周知，“红”字在中国为喜庆、吉祥、祝福之意。然而红字在西方意为“鲜血”和“危险”，产生了不一样的字面联想效果。霍克思认为，“Red”一词在英语里并没有“春天”“富贵”“吉祥”之意，因此，他回避了“红”字。“这部小说的狂热爱好者会发现，在我的译本当中，中文原著中弥漫的红色意象不在了。”他的做法是将不少“红”字转译为“绿”或者“金”，如第一卷卷名“The Golden Days”，取自“红楼梦曲”。“红楼梦曲”则被译为“The Dream of Golden Days”。“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译为“This Dream of Goden Days”；“怡红院”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变成了“怡绿院”；“怡红公子”则译为“Happy Green Boy”，变成了“快乐的绿男孩”。这表明，霍克思尽力回避会引起文化误解的词语。冯庆华指出：“霍译本较注重译语文化，翻译时尽量用译语文化来取代原语文化，或用没有明显文化倾向的语言形式来处理原文文化色彩很深的词句，让译文读者有一种宾至如归的美好感觉。这种翻译方式从翻译角度来说是归化。”霍克思的这一做法引起了极大争论，在此笔者不做评论。长期以来，一个较为流行的研究观点是：他的译法是为了迎合英语读者的审美期待值。
霍译本是一个非常忠实的译本。他在译本导言里说：“我翻译的原则就是力求翻译‘每一样东西’，甚至是原文中的双关语……我认为书中每一个细节都有其目的，都应该进行处理。”林以亮在《红楼梦西游记》里指出：霍译本最令人叹服的一点在于他对原著的态度非常“虔诚”，连原著中任何一个小小的单字都不曾放过。因此，他的翻译方式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译本都很不一样。出于各种目的，乔利、王良志、王际真、库恩都大量地放弃和删减了原文内容。而霍克思坚信所有细节的审美价值，极力做到完整的全译。同时，与19世纪译者的生硬的“行间翻译”不同，他尽可能展现出每一个细节的引申意义和审美意义，原文中的各类修辞手法、习语、俗语、诗词都在译本中得到再现。如《红楼梦》第二十九回例句，原文译文如下：
原文：
虽不曾会面，然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却不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
译文：
Though they had still not made it up since their quarrel，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had now vanished completely：
In Naiad’s House one to the wind made moan，
In Green Delights one to the moon complained，
To parody the well-known lines，or，in homelier verses：
Though each was in a different place，
Their hearts in friendship beat as one.
这里宝黛因为“金”“玉”之事大吵一架，贾母急说他俩不是冤家不聚头。听到这话，两人怦然心动，而后潸然泪下。作者在此处使用对偶“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人居两地，情发一心”，两组对偶，读来朗朗上口，富有音韵美。且句式匀称而富有变化，审美效果极佳。霍克思的译文先将与对偶无关的句意译出，再将对偶单行列出，句子整齐对称。如“In Naiad’s House one to the wind made moan，In Green Delights one to the moon complained”，“In Naiad’s House”对应“In Green Delights”，“one to the wind”对应“one to the moon”，这样排列下来，无论是阅读还是朗诵，都富有形式和音韵的美感，语言表达非常清晰，同时，无论是原文句意还是审美意义，每一个细节意义都传达到了目的语。
霍克思使用了流畅的现代英语来翻译《红楼梦》，但在特殊名词、修辞、诗词的翻译上很注重营造原文特色。如史湘云小时喜欢叫贾宝玉“爱哥哥”，天真娇憨的小女孩湘云咬字不准的神态在这“爱”字上显现无疑。杨宪益把此字译为“Ai Brother”，采用了音译，而霍克思译为“Couthin Bao”，相较之下，霍译放弃“爱”字的全部音、义特征，抓住原文史湘云咬舌头的细节，用英语中的对应辞格误用词语（Malapropism），进行语音重组，再现湘云咬字不准的特色，比较具有可读性。《红楼梦》是一部有浓厚的因果报应元素的小说，里面涉及大量佛道名词。在中文里读来很有深意的僧尼的法号，如“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译成英文，如直接采取音译，将丧失原文文化意韵。霍克思在处理时将僧尼名字或者法号基本译为拉丁文。如，他将“茫茫大士”译为“Mahasattva Impervioso”，将“渺渺真人”译为“Illuminate Mysterioso”等。拉丁文是现代西方语言的缘头之一，现在，只使用在西方宗教典籍上。拉丁姓名能直接引起英语读者的宗教联想，烘托出古典气氛。另外，他将“潇湘馆”译为“The Naiad’s House”，“Naiad”一词来自希腊神话，意为“保护河水与泉水的女神”，会让人产生美丽的联想。同时，“潇湘”一词在中文原指湘江。《山海经·中山经》里写道：“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风，交潇湘之渊。”“潇湘”一词，原指江水，与中国古代美人娥皇和女英有关。“Naiad”的译法符合此词在原文中的审美联想，而黛玉号称“潇湘妃子”，顺势译成“River Queen”。
总的来说，霍克思的《红楼梦》译本比较出众。戴乃迭给予该译本高度评价：“霍译《红楼梦》是本世纪以来最优秀的中国文学译本之一。没有其他的书能解读如此多的中国文明。”霍克思的翻译原则是忠实于原作又不拘泥于原作。“在现代翻译学上，一直存在‘异化’与‘归化’之争。两种方式各有其优劣。霍克思的《红楼梦》给我的印象是在两者中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把他的译本与原文相比，你会发现他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持对原文的忠实，同时亦避免了一些过余的解释注解。”霍克思保持对原文的“忠实”在于希望以最好的效果把中国文学经典呈现给英语读者。他在翻译时力图再现原文所有字、词、句、修辞手法的审美效果，传达所有原文化意象的本来及引申含义。基于这种思路，霍克思在一些具体细节上产生了创造性叛逆，如前面所述的“红”转为“绿”，中国传说中的古代美女化身为希腊传说中的女神。这些意象的转换和变形亦引发了很多讨论。霍克思的译本既非完全直译，亦非完全意译，他的出发点在于最好地传达审美效果。正如他在导言中所说：“如果我能够传达出这部带给过我快乐的中国小说的一小部分，我亦此生无憾。”一名外国人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如此深情，付出了多年汗水和辛劳，将它译为漂亮的英文。这不能不让中国人感动，致敬。
5.杨宪益夫妇
“一位记者在谈到杨宪益时说，他的一颗心只为中国跳动；如果加上他的夫人戴乃迭的话，应该说是两颗心都曾共同为中国跳动。”这是一对为中国文学名著英译做出了特殊贡献的夫妇，两位奇人的异文化之恋同样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风景。
1934年，杨宪益漂洋过海，独自离家，到英国求学，研习古希腊罗马文学及法国、英国文学。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六年之久的他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他们邀请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来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欣然启程。此时正值人类历史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杨宪益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此次，漂泊多年的游子还带回一位英国姑娘：戴乃迭。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京大学校长张柏苓。这一对中英合壁的夫妻，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命运和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两人回国之初，杨宪益先后在重庆、贵阳、成都等地的大学任教。为了帮助戴乃迭学中文，他们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作为练笔。先后翻译了《儒林外史》及《老残游记》的部分篇章。老残游记的手稿被一位朋友带去英国，最终在英国出版。这是他们翻译中国文学的起始阶段，也带给他们很多快乐。
1943年，一位朋友推荐杨戴夫妇去梁实秋主持的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还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从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显得势单力孤，直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人对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仍然所知甚少。梁实秋希望杨氏夫妇能够去主持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文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1943年到1949年，他们开始了职业翻译生涯。遗憾的是，由于战乱，这一时期大部分译作手稿都已丢失。
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是杨戴翻译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1952年，杨宪益来到外文出版社，社长刘尊棋准备有系统地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学，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在中国翻译界是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因为中国译者的翻译活动中，大部分以英译中为主，中译英相较之下，少得可怜。“就中国学者而言，有的擅长于英译汉，有的擅长于汉译英，就成功率而言，前者压倒多数，而后者却是凤毛麟角；就成果而言，英译汉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大大超过汉译英。”《中国文学》准备改变这种局面，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中国文学》推出很大一部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有的还出了单行本。杂志对全世界发行，每期发行一万多份，主要面对英语世界。《中国文学》从1951年10月创刊起，最初几年的译作几乎全部都出自杨戴夫妇与另一位美籍学者沙博理（Sidney Shapiro）。在这一时期，杨戴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作品。1957年，他们出版了清代长篇名著《儒林外史》的全译本。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儒林外史》唯一的一个全译本。1964年，杨宪益和戴乃迭接到外文出版社的任务，那就是将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全本翻译成英文。这个卷幅浩大的翻译工作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断，直到1978年，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终于出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西方社会对中国形势非常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杨宪益建议出版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丛书——“熊猫丛书”，专门介绍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作品。“熊猫丛书”前后出版了近百种图书，其中包括杨戴二人合译的《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典小说。丛书都以薄薄的小册子形式发行，价格便宜，易于翻阅，在西方非常畅销，为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做出切实的贡献。华盛顿大学的何谷理教授（Robert Hegel）撰文评论：“毫无疑问，杨氏夫妇和他们同事的努力会改变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看法……这可能是美国本科生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中文创作的广度和深度。”
杨戴夫妇合译的清小说译本见表1-4和表1-5。
表1-4刊载在《中国文学》上的清小说片段译文
表1-5杨戴夫妇主要的清小说译本
两位翻译家的贡献远远不仅是上面这些简单而机械的表格和数字。他们与其他翻译家有着根本的不同。翻译不仅是他们的兴趣，更是推动民族文化进步，报效祖国的一种方式。戴乃迭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国籍，却始终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第二个祖国。他们的学术经历和个人遭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历史命运。
杨氏夫妇译介了大量清小说，包括《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及《聊斋志异》。其中最重要的是《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全译本。我们先来看他们合作的第一部小说《老残游记》。《老残游记》译稿是1947年在国立编译局时期完成，译名为The Travel of Lao Can，而后1948年由香港独立书局再版，书名更为The Travel of Mr．Decadent，此后一版再版，到了80年代，由“熊猫丛书”再次编辑出版。译本有一个杨宪益所做序言，共翻译了12章节。杨戴的译本某种程度上是个节选本，进行了部分章节删减。杨宪益在序言里说明，“很不幸，这本小说本身从来没有真正完成，亦有人相信小说部分篇章非刘鹗所写。我们的翻译省去了第9、10、11章，因为它们据说是由作者的孙子完成。这些章节主要是一些寓言，叙事口吻与书的其他部分有异。我们还省略了第16、18、199章和12章的部分内容，因为它们与一桩谋杀案有关，里面有很多迷信元素。”译者能够进行如此自由地删减，比如从小说中间任意删去某两个章节而不影响小说阅读，原因是“中国小说结构上比较散漫，部分删减不会影响小说完整性”。
《儒林外史》原文长达三十多万字。小说正文时间跨度一百多年，描写了无数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喜剧。杨氏《儒林外史》全译本出版于1957年，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儒林外史》唯一的一个全译本。书名译为Scholars，作者吴敬梓译为Wu Ching-Tzu。封面是庄重典雅的布面，内页首先是1954年8月程士发所绘《吴敬梓先生造象》。程士发先生还为译本画了多幅插图。画面上的吴敬梓手持书卷，表情严峻。全书共721页，包括北京大学中文教授吴组缃（Wu Tsu-hsiang）所作序言。序言中，吴组缃首先提出，“中国文学璀璨的文学传统在18世纪中叶产生了两部不朽著作：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吴先生在序言里介绍了吴敬梓的生平及小说艺术特点。最后附录为“《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制度和官职名称”（The Examnination System and Offical Ranks Referred to in This Novel）。此部分其实是著名历史学家剪伯赞论文《〈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的部分节译。
吴敬梓《儒林外史》共56回，始于“说楔子数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终于“神宗旁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杨戴译本《儒林外史》全译本共55章，始于原书第一回“说楔子数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In which an＆nbsp;introductory story of a good scholar points the moral of the book），结束于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In which four new characters are introduced to link the past with the present，and the story ends with and epilogue）。译本唯一省略编译的是原书第五十五回和五十六回，译者将这两个回目编为一回，省略了五十六回“神宗旁下诏旌贤，刘尚书奉旨承祭”里皇帝下诏旌贤、尚书承祭的情节。原书里吴敬梓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一百多个人名及地名，杨戴译本将其删去。而后以原书结尾“词曰”结束，原文译文如下：
原文：
记得我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概治后，几番啸傲……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译文：
For the love of the Chinahuai River，in the old days I left home；
I wandered up and down behind Plum Root Forge，
And strolled about in Apricot Blossom Village；
…
A hundred years are soon gone，so why despair？
Yet immortal fame is not easy to attain！
Writing of men I knew in the Yangtze Valley
Has made me sick at heart
In days to come，
I shall stay by my medicine stove and Buddhist sutras，
And practice religion alone.
小说结尾处的诗词正好与楔子的诗词相呼应。《儒林外史》第一回目中，作者依据中国古代小说习惯，以诗词起始：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吴敬梓以一首诗总领全文，写出小说的意图。该诗意在唤醒一代又一代封建社会中，以毕生精力钻研对社会毫无实际价值的八股时文的“士子”们。在《儒林外史》出版前，英语世界翻译中国古典小说的译者习惯性省略这些诗词，直接进入故事情节。而杨戴译文没有省略，忠实地翻译了该段诗词，以此起篇。译文如下：
Men in their lives
Go on different ways
Generals，statesmen
Saints and even immortals
Begin as ordinary people
Dynasties rise and fall
Morning change to evening
Winds from the river
Bring down old trees
From a former reign
And fame，riches，rank
May vanish without a trace
Then aspire not for these
Wasting your days；
But drink and be merry
For who knows
Where the waters carry the blossom
Cast over them？
吴敬梓深受佛学思想影响，淡泊名利，向往“清静”之地，主张归于“自然”。这两首诗词集中反映了小说的思想，杨氏夫妇将它们忠实地译出，达到前后呼应的效果。结尾附页还配了程士发先生的另一幅插画，高山之旁，两位士人模样的人弹琴唱歌，满含中国古典山水画的淡雅意境。
《儒林外史》是一部很难翻译的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它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文人思想、生活，篇幅很长，其中有很多对中国古代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的生动描写，虽然它是用“纯粹白话”写成，然而作者吴敬梓生活在18世纪上半叶，“白话”文经过两百多年的演变，变化巨大。有很多词在现代汉语中都不再使用，连中国人都不懂，更不用说到目的话中找对应词了，翻译难度很大。对此，译者采取了加注释的方法。《儒林外史》里前后出现了很多人名、地名、年代、风俗、典故，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有词汇，对英语读者来说理解很困难。杨氏夫妇为全书加了很多注释，并在译文最后加了附录，名为“《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制度和官职名称”，对《儒林外史》里出现最多的中国封建社会层层官职制度及官阶加以说明。1963年和1973年，在外文出版社重印了这个译本的第二版和第三版时，为了帮助异域文化的读者理解小说中篇幅浩瀚的众多人名，在新版中增加了“小说主要人物表”（List of Principal Characters），便于读者理清那些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1972年，美国纽约格罗西特和邓拉普公司重印了这个译本，附入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所做“导言”。导言综合介绍了《儒林外史》的主要内容、写作时代背景及小说创作特点。
杨戴夫妇最重要的翻译作品当首推《红楼梦》。杨氏译本《红楼梦》分I、Ⅱ、Ⅲ三卷，封面为典雅的蓝色，上书“Chinese Classics”（中国文学经典），每卷的封面都有一幅戴敦邦所绘展现《红楼梦》里著名情节的绘画。第一卷是“黛玉进府”，在花团锦簇的姐妹群中，贾宝玉与林黛玉初会；第二卷是“湘云醉卧”，“笑拼烂醉娇无力，一枕春酣卧绿苔”，史湘云咏完菊花诗，喝醉了酒，躺在石板上；第三卷画面是“宝黛夜读”。戴敦邦共为此《红楼梦译本》绘了36幅插图，很有明清时期特色。这些插图的选择、片段的截取都很下工夫，体现出北京外语出版社的努力。
杨氏译本共一百二十回，从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Chen Shi-yin in a Dream Sees the Jade of Spiritual Understanding，Chia Yu-tsun in His Obscrurity is Charmed by a Maid）开始，译文将原书开篇语“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译为“This is the opening chapter of the novel．In writing this story of the stone，the author wanted to record certain of his past dreams and illusions，but he tried to hide the true facts of his experience by using the allegory of the jade of‘spiritual understanding’”。译本将原文全部译出，无一遗漏，直到最后一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Chen Shih-yin Expounds the Illusory Realm，Chia Yu-tsun Concludes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章回中的结束语“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A tale of grief is told，Fantasy most melancholy．Since all love in a dream，Why laugh at other’s folly？）。
杨氏选择《红楼梦》原文版本时非常慎重。译本前80回以手抄本的一种“戚蓼生序本”为原文版本，后40回译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的程高本。在《出版者言》里，译者明确地说：“这本小说的无数译本可以分为两类：基于原来手抄本的80回本，及基于后来120回目的印刷本。我们的译本前80回译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影印本，影印本原本为1911年左右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石刻本，该石刻本是乾隆年间戚蓼生保存下来的手抄本。而译本后四十回则译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校勘重印的1792年120回活字印刷本。戚蓼生的前80回手抄本是现存最早版本之一，在翻译中，我们参照其他版本，修订了抄本中的错误。”这种科学谨慎的态度体现出此《红楼梦》版本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
在书前的“出版者言”里，杨戴介绍了《红楼梦》成书的时代背景、作者生平，运用社会历史学的观点分析了《红楼梦》的成书原因。将《红楼梦》誉为“清朝乾隆时期写成的最伟大的中国小说”。在随后的介绍里，由于受时代局限，译者将《红楼梦》定为“一部有关政治历史斗争的小说”，主题是“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认为作者在其所处时代只能选取这种“非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他不可能公开表达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万恶的现实政治制度给予猛烈的抨击……它描写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和反抗，以及当时的政治矛盾。”导言的内容表明译者受到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中国大陆红学研究的影响。
杨氏夫妇将《红楼梦》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较之乔利的译名A Dream of Red Chamber，他们只修改了一个字，从“chamber”至“mansion”。《美国传统词典》里“chamber”释义为“a room in a house，especially a bedroom”，意为卧室房子里的房间，尤指卧室，而“a dream of red chamber”意为“那个红色卧室里的梦”。而杨宪益与戴乃迭改了一个字“mansion”。《美国传统词典》里“mansion”释义为“a large，stately house”，意为“宽敞而庄重的房子”。较之于风光旖旎的闺房卧室，“a large，stately house”与《红楼梦》中的“楼”字意义更为相近。且译者用了复数“mansions”，《红楼梦》中宁荣两府里，楼宇无数，就此演绎无数悲欢离合。杨宪益夫妇把“宁国府”与“荣国府”分别译为“the Ning Mansion”及“the Rong Mansion”，此处采用复数的“mansions”，完全符合《红楼梦》中“楼”之原意。
作为全译本，杨戴对《红楼梦》的翻译方式与乔利、王际真、库恩等都很不相同。并没有像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译者那样大量放弃和删节相关内容，而是尽力做到完整的全译。所有章节、诗词，逐一译出。杨氏的译本语言以流畅的现代英语为主，但在翻译专有名词时，很注意营造古典氛围。他们的译本力求完整，不遗漏任何细节，力图再现所有修辞手法和审美效果。与《儒林外史》提供了大量注释、官职名称、人物关系等帮助读者理解原文的做法不同，《红楼梦》译本很少有注释，也没有如王际真译本那样提供一份英美式的家谱（family tree）。然而，《红楼梦》毕竟是一部200多年前的巨著，里面多处引经据点，即使在中国也并非人人都读得懂，加注显然必不可少，但注释太多，势必影响小说的连续性、趣味性。毕竟，《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并非学术著作。
杨宪益与戴乃迭在半个世纪时间里，连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他们翻译了大量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浩瀚的翻译工程中两人形成了固有默契。在对待不同的翻译作品时，会有细节上的差别，但整体来说，两人翻译小说的策略是采取语义翻译，翻译时尽可能保持原文的语言形式。一般而言，译者尽量用直译的方法将汉语中形象的说法介绍给英语读者。在保留原文的字面意义不能传达原文真正意义时，译者考虑改变原文的形象和比喻说法，根据英语读者的心理，采用内涵相似的说法去表现原文的意思。最后，在直译行不通，亦没有对应说法时，可适当采取意译。
杨戴在多年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根据李国文所说，两人是“杨宪益拿着书直接口译，戴乃迭打字，打得飞快，然后再修改”。“杨译本较注重原语文化，翻译时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内容及形式，对原语文化的理解与消化，译者不想越俎代庖，他们把这理解与消化的空间与权力完完全全地留给了译文读者。他们这种处理方式从翻译的角度来说是异化。”然而，无论是翻译界常讨论的“归化”，亦是“异化”，都不仅仅代表了一种翻译策略，更重要的是代表了一种翻译艺术和翻译风格。一名中国人和一名英国人相濡以沫，一同走进中国传统文学的宝库，多年来他们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西播，字数以百万计的译文使世界更了解中国。“他们的翻译并非毫无瑕疵，然而，它使得境外能够知道和欣赏中国文学……应该热烈地庆祝杨宪益和他的同事们精心推出的译本。毫无疑问，它们使那些从前没有机会接触中国文学的西方人欣赏到中国文学。”
第六节 新时期的清小说译介（1980年至今）
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在政治文化思想领域都经历了一段严峻的历史时期，文化输出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处于非常状态，文学翻译自然也深受其害，对外译介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主要译者杨宪益和戴乃迭一度遭受牢狱之灾，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苦熬四年。20世纪70年代末，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出现了解冻，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发展迅速。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古典文学对外传播再次呈现勃勃生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蓬勃展开，翻译作为中外文化的重要桥梁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批中国学者开始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红楼梦》《聊斋志异》等清小说都拥有了国内译者翻译的多种译本，清小说英译史上出现了文化输出的另一个翻译高潮。
一、译介概况
1982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师卢允中与陈体芳、杨立义、杨之宏合作推出选译本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由商务出版社出版。1988年，商务出版社还推出此版本的扩大加长译本，在82年版本的基础上增添了34个篇章，共85篇聊斋故事，507页。虽然此版本没有翟理斯译本的影响力大，然而，译者策略是译出一种忠实的、具有详细注解，尽可能语言优美可读的英文译本，他们标注了大量文化典故，进行歧义释义的考证，并注明中文原文题目，它面向专家和汉语修养较高的英语读者，亦注重可读性。
1983年，企鹅出版社推出“企鹅经典丛书”的《浮生六记》新译本，译名为Six Records of a Floating Life，译者为白伦（Leonard Pratt）和江素惠。对于这部重要的作品，两位译者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他们在前言中说，“先行者应该得到我们无比的敬意，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将《浮生六记》完整地译成现代英语还是有可能的。通过大量的注解和地图，这个译本会将沈复的描述更加完整地展现在现代英语读者面前。沈复为彼时彼地的读者而作，而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了。我们希望为这部作品所作的一切，能有助于它存活于当代西方读者心中，正如它的作者希望它存活于自己的同辈人心中一样。”2006年，译林出版社再版了此版本。
1988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学者莫若强、莫遵中、莫遵均翻译的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Pu Songling’s Strange Stories of Liaozhai，它共186页，隶属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是国家教委古籍整理“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译者比较注意《聊斋》的民间故事叙事风格，有一些注释，面向普通读者，较具有可读性。
1997年，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了郭林（Guo Lin）、郝光峰（Hao Guangfeng）等译者合译的3卷本Strange Tales from the Liaozhai Studio，由玛莎·郭汉姆（Martha Graham）编辑，共1013页。译者提供脚注，对读者可能产生理解困难的文化现象均以附录形式加以说明。在正文之后，把书中汉语与英语人名进行对照，以使英语读者较为容易地了解这部名著的内容。
外文出版社出版的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隶属“经典的回声”（Echo of Classics）系列，译者为梅丹理（Denis C．Mair）和梅维恒（Victor H．Mair）。梅丹理先生是汉学家，亦是美国著名新诗诗人。梅维恒是宾西法尼亚大学东亚文学及文化中心主任，比较文学教授，曾主编过《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熟谙汉语。此汉英对照译本共449页，附有一篇13页的前言，选入如《画皮》《婴宁》《聂小倩》《小谢》等《聊斋志异》里最经典的51个故事，译者的文学及文化素养使得译本语言考究、优美、典雅，富有形式和文体美。“故事取材广泛，如拟人化的狐妖、鱼精、鬼怪及恶魔，他们和人一样有善恶、美丑、爱憎、喜乐。这些神秘的故事反映了叙述者生活的时代。”
《聊斋志异》的最新译本出现在21世纪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闵福德教授（John Minford）历时14年，翻译出版了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闵教授出生于英国，热爱中国文化，他认为汉语的文字、结构优美典雅，令人心醉。在牛津求学期间，他师从英国汉学名家霍克思，两人曾合作共同译出英译本《红楼梦》。闵福德的译本由伦敦纽约企鹅出版社（Penguin）出版，选译了104个故事，隶属企鹅古典名著系统（Penguin Classics），共608页。
“八十年代可以说是美国明清小说研究的丰收期。”“到了九十年代，美国明清小说的研究更呈现出不断深入的趋势。”随着对明清小说整体研究的进展，李渔译介也揭开了新的一页。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从《十二楼》中选取六篇小说，选本译名为Tower for the Summer Heat，共256页。韩南为此书写了序言，并详细加注，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他选译的篇章为《夏宜楼》《归正楼》《萃雅楼》《拂云楼》《生我楼》，译名分别为A Tower for the Summer Heat、Return-to-Right Hall、House of Gathered Refinements、The Cloud-scraper、Homing Crane Lodge、Nativity Room。《肉蒲团》的第二个译本仍然出自韩南教授。如果说库恩使《肉蒲团》在英语文学界初获声名，那么韩南使此书成为英语文学界东亚文学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书名。1990年，韩南的《肉蒲团》英译本The Carnal Prayer Mat由纽约的伯朗汀书系（Ballanting Books）出版公司出版。较之理查德·马丁的译本，这是第一次直接从汉文翻译为英文。此译本生动、流畅，展现了李渔丰富的想象力和天马行空的“情色叙事”（erotic narrative），引起广泛关注，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1992年《肉蒲团》得以再版，1995年发行第三版。
《大中华文库》工程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工程于1995年正式立项。中国外文局下属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国内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其中的几十本著作。在清小说方面，《大中华文库》先后组织重版了《浮生六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聊斋志异》《老残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的优秀英译本（见表1-6）。
表1-6新时期清小说主要译本
二、主要译者及其成就
1.卢允中
20世纪80年代后最受译者关注的清小说当首推《聊斋志异》。1982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师卢允中与陈体芳、杨立义、杨之宏合作推出选译本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开始了新时期《聊斋志异》重译活动。这个译本由商务出版社出版，共译出51篇故事。1988年，商务出版社又推出此版本的扩大加长翻译本，在82年版本的基础上增添了34个篇章，共85篇聊斋故事，507页。
卢译本《聊斋志异》由四部分组成：前言、译者导言、正文及译后记。译者前言很简短，主要谈了译本版本的选择。译者说，此译本选材的标准是“在我们看来，真正能体现作者的风格的篇章。它们都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对人物和当时社会都有鲜活的描绘。”卢译本是多个《聊斋志异》译本里第一个注意到版本选择的译本。“从1740年《聊斋志异》问世以来，版本众多。译者选择的版本是1978年张友鹤辑校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会校、会注、会评本，俗称‘三会本’。张友鹤版本采用了作者的手稿本及铸雪斋抄本，收有正文491篇，有9篇故事因为真伪有待考证，作为附录处理。这个版本比以前中国出版的任何版本都要多70篇故事，是最全的版本。”
卢允中撰写的导言介绍了蒲松龄生平及《聊斋志异》创作过程，总结了小说的艺术特色。由于受其时代主流批评思想的影响，他介绍蒲松龄为“出生于穷苦地主家庭”，“自己的政治地位让自己深受封建官僚的压迫与污辱”。因此，“这种对生活的深入了解深深影响了《聊斋志异》的创作”。卢允中将《聊斋志异》里的故事归为三类，“《促织》一类揭发并鞭鞑黑暗封建社会的文章”，“控诉丑陋的科举告诫的文章”及“展现年轻人爱情生活的文章”。在导言的最后部分，卢允中介绍了中国的志怪小说传统，以“浪漫主义”定位《聊斋志异》，“简而言之，这些故事瑰丽的幻想、天才的情节、无与伦比的场景以及直指人心的描写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到明清时代的生活和社会”。
以1988年加长版译本来考察译本选篇，此译本共选译了85篇《聊斋志异》故事，从《瞳人语》开始，至《寄生》结束。译者在目录里将每篇译文都附上中文原名，这个考虑让阅读《聊斋志异》英文版而希望能了解其中文原文的读者很容易找到中文出处。
这是一个合译本，合作翻译是中国对外输出文化时经常采用的翻译策略。如《毛泽东选集》的翻译，集体分工协作的翻译模式能将较大的工作量分解到各译者，从而比单个译者从事翻译的速度和效率大大提高。《聊斋志异》是比较适合这种翻译模式的，因为它每篇独立成篇，不需要统一人名、地名，在质量上容易保证准确和统一。我们从译本篇名翻译中可以看出，译者使用了基本统一的翻译策略，它体现在对篇名的翻译上。《聊斋志异》有大量的篇名是关于人名的，对人名，译本全部采取了音译。如《阿钱》《婴宁》《王成》《小梅》，分别译为“A-qian”“Yingning”“Wang Cheng”“Xiao Mei”，而对于有文化含量的篇名，译者则统一采取意译。如《续黄梁》一名，本是“黄粱一梦”的简称，讲到青年人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生的荣华富贵，醒来后才发现仅是小睡一会。该故事意指时间短暂、飘渺，充满了人生如梦的倏忽感。此篇名翟理斯译为Sequel to the“Yellow Millet Dream”，典故的文化内涵根本没有翻译出来，英语读者对“Yellow Millet Dream”容易迷惑不解。所以，卢译本将它译为Another Evanescent Dream，此译名将原词的文化含义基本准确地反映出来，是一个好的翻译。然而在另一个篇名的翻译中，这种处理方式似又有待商榷，如《夜叉国》，卢译为The Land of Savages，意为“野人之国”，“夜叉”一词，本来来自梵文“Yaksa”，意为“捷疾鬼”“能咬鬼”，意为轻便迅捷之鬼，是一个佛教的词语。后来流传到中国，意指阴间的一种古怪生物，形状恐怖。“野人之国”传达出形状上的可怖，然而原文那种宗教文化层面上的内韵则已消失。
在篇内字句的处理上，卢译本以意译为主，且没有加太多注释，将很多有文化内涵的词语解释性地分散在译文中。以《婴宁》为例，《婴宁》一文中开篇即说，“王子服，莒之罗店人。早孤。绝惠，十四入泮”。“入泮”一词，不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读者恐难解其意，它意为入泮宫读者，即考取秀才。科举制度是中国固有的考试方式，书生省级院试过关，就取得秀才功名。我们来对比一下卢译本与杨戴译本的差异。
原文：
绝惠，十四入泮。
杨译：
A brilliant lad，he passed the district examination at fourteen。
卢译：
He was highly intelligent and 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at the age of fourteen。
“入泮”一词，杨译为“pass the district examination”，虽解释原义，然而意思仍有一定差异。卢译为“passe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at the age of fourteen”，意义准确，解释了它的文化含义。但杨译行文简洁，符合原文文言小说简短有力的特点，而卢译文字显得平淡，《聊斋志异》原文的文字魅力有所减弱。
在《婴宁》中，蒲松龄继续介绍王子服，我们再比较下一段译文。
原文：
聘箫氏，末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会上元，有舅氏吴生，邀同眺瞩。
杨译：
His betrothed，Miss Xiao，having died，he was still unmarried when his cousin Wu asked him out for a stroll on the lantern Festival.
卢译：
Though he had been engaged to a girl of the Xiao family，the young lady unfortunately died before marriage，and so he was still in want of a wife．Once at the Lantern Festival，Wang’s cousin named Wu，son of his maternal uncle，invited him to take a stroll.
此处有三个词语有文化含量。“求凰未就”一词，来自“凤求凰”，指男女之间爱慕之情。著名才子司马相如写下“凤兮凰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的诗句来追求卓文君，从此留下一段“凤求凰”的佳话。杨译为“still unmarried”，卢则译为“still in want of a wife”。两个译本都是意译，杨译陈述未婚状态，文化含义略去不译，而卢译的“in want of”一词，意为需要，有比较强烈的语气色彩。“上元”一词，指中国特有的元宵节，两个译本都译为“Lantern Festival”，卢译本在下面还加了一个注，注为“The fifteenth day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舅”一词，中文中分为“娘舅”和“叔叔”，有详细的划分，这是基于中国重视亲属和人际关系的缘故。这三个词语，两种译本译法有明显差异。“舅”一词，杨译为“Cousin Wu”，简洁，对中文“舅”字的差异一带而过，略去不译。而卢则详细地译为“Wang’s cousin named Wu，son of his maternal uncle”，将中文人际亲属关系忠实地全部译出。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三个例子观察到杨译本的简洁，及卢译本的忠实。有趣的是，两个译本都是中国人所译，在行文处理方式仍然如此不同。文言翻译与普通文艺作品翻译相比本来就困难得多，《聊斋志异》里处处皆是典故及意思难懂的文句，对译者要求很高。翻译的难处常常就在这些简单的文句里，而这恰恰是容易被译者所忽略的。
卢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对外输出文化的尝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聊斋志异》被一再重译，且大部分译本由中国人推出。如1988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的莫若强、莫遵中、莫遵谷译本；1997年，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由郭林（Guo Lin）、郝光峰（Hao Guangfeng）等译者合译，由玛莎·郭汉姆（Martha Graham）编辑的译本。2007年，外文出版社再出版大中华文库《聊斋志异》编译本，从黄友义、闵福德、梅丹理、梅维恒的译文中选出部分篇目辑编成一个译本。如此大规模地由中国学者一再重译已经有多个译本的一部作品实属罕见，这种现象本身值得关注。
2.梅丹理、梅维恒
梅丹理（Denis C．Mair），美国著名新诗诗人，翻译了很多中国现代诗人的作品。梅维恒（Victor H．Mair），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东亚文学及文化中心主任，曾主编过《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一位诗人，一位学者，两人继续翻译了《聊斋志异》。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译本中，这是一个质量相当优秀的译本，译本的文学修养让它具有流畅绚丽的文风，在英语世界产生了不小影响。
这仍然是一个节选本，隶属于“凤凰书系（Phoenix Books）”，1989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s Press）出版，封面古朴，446页，共收入51篇《聊斋志异》里最经典的故事。译本由两部分组成，前言和正文，没有附注。
译本由王力实（Wang Lisi）和刘列茂（Liu Liemao）撰写的长篇前言开始。近万字的前言介绍了蒲松龄的生平、创作动机、创作方式、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对待妇女的态度及婚姻观，并赞美了《聊斋志异》里的女性形象。作者认为蒲松龄在其所处年代，并不为人所知。蒲松龄出身寒微，因此了解人民疾苦。通过为过路的人奉茶听他们讲故事，他采到了大量聊斋素材。因此，“《聊斋志异》与中国民间文学紧密相关，但它并不是一本纯粹的民间故事，它倾注了蒲松龄的理想与激情。”而“为什么蒲松龄要写这么多鬼故事呢？”作者认为，这和明清时期的文字狱有关。残酷的文字禁锢让蒲松龄只能选择曲折的方式表达他的理想。“无论蒲松龄是写狐、鬼、神还是魔，他的写作的真正主题只有一个——人！”“这些故事怪而不诞，充满奇思妙想，然而饱含人类情感……特别是那些年轻女性，她们如此鲜活，如此耀眼！她们情感真挚，让我们怦然心动，肃然起敬！”前言介绍了婴宁和小谢的故事。生活在荒野之时，婴宁常有“银铃般的笑声”，而当她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之后，“她不再笑。‘即使逗她，她也不笑’。鲜明的对比使得婴宁从前的笑声更让我们怀念。”前言将《聊斋志异》里的女性形象与《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相比较，“《聊斋志异》里创作地大量活生生的女性形象，可与《红楼梦》大观园中的女性相比。这些有着独立思想的年轻妇女表明，中国的封建社会正在进一步衰败……真正的生活越来越变得不可能，不仅是对于受压迫的阶级，同样，统治阶级的青年男女亦如是。”最后，前言对蒲松龄做了总结，“他不仅是一个尖锐的社会批评者，他同样描绘了他的最高理想。他敢想他人之不敢想象，想象的翅膀载着他在远空翱翔”。而他的想象与旧的神怪故事里的想象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他的想象中有着尖锐的批评视角；第二，他的想象中有对人物的衷心赞美；第三，他的想象力引发了有力的疑问：为什么社会标准会巅倒是非美丑？人鬼不分？第四，他的想象力最终传达了发人深省的信息。
译本正文部分共包括51篇译文，全部是《聊斋志异》里最经典的篇章。译本制作精美，从《考城隍》（Candidate for the Post of City God）开始，至《姬生》（Scholar Ji）结束。每篇译文皆配有一幅光绪十二年同文书局石刻本《聊斋志异》中所绘的插画。石刻本是《聊斋志异》最早的全图本，插画古色古香，充满中国古代书生仕女风情。每幅插画都配了诗。如《考城隍》的插画左上方，题为“人生百行孝为先，明义开宗第一篇，泣涕陈情予假日，欢承萱草喜延年”。《婴宁》（Yingning）一篇里，在插画右方诗题为“拈花微笑欲倾城，情到念时转不情。一味天真何烂漫，只宜呼作太憨生”。《聂小倩》（Nie Xiaoqian）一篇里，插画上方题诗为“既具光明磊落肠，不逢剑侠亦何伤。良宵自诧奇缘者，多半青磷注墓场”。《侠女》（A Chivalrous Woman）插画配词为“恩仇了，飘然去，玉貌花容何处寻，光复寻常儿女态，隐娘肝胆小娥心”。
我们来看译者的翻译策略及风格。在对卢允中译本的讨论里我们提到，《聊斋志异》原文是文言小说，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因素，使得翻译变得艰难。而梅丹理和梅维恒都是外国人，外国译者是怎样翻译艰涩的中国文言小说呢？从对译本的解读里我们发现，译者没有做情节上的改写，基本忠实地译出了原文内容。其次，对原文里的大量文化信息，译者基本采取了释义的意译。现举译例如下：
例1：
原文：
我鬼也。翁家尽狐。偶悦其女红亭，姑止焉。鬼为狐崇，阴骘无伤，君何必离人之缘而护之也。女之姊长亭，光艳尤绝。敬留全壁，以待高贤。彼如许字，方可为之施治；尔时我当自去。”石诺之，是夜少年不复至，女顿醒。
译文：
“I am a ghost．Everyone in the Weng family is a werefox．I took a fancy to his daughter hong-ting and attached myself to her for a lark．Ghosts do not damage to their inner virtues when they haunt werefoxes．Why should you interfere with someone else’s attachments just to protect these werefoxes？Hong-ting elder sister Changting is a dazzling beauty of the rarest kind．I have left that piece of jade intact for someone more deserving than myself．Wait to perform your cure until Changting agrees to marry you；when that times comes，I’ll leave on my own.”Shi assented.
我们来比较原文与译文。中国古代文言以简练为主。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句子一般都很短，如“我鬼也。翁家尽狐”“鬼为狐崇，阴骘无伤”“光艳尤绝”。这种句子精练、工整、富有对仗性，显示了古汉语独有的魅力。“我鬼也”“石诺之”这样的极短句子并非蒲松龄随意安排在行文之中，它们常常出现在一段叙事的开头或者结尾，形成语句节奏。“我鬼也”，译者将它译为“I am ghost”，“石诺之”译为“Shi assented”，简洁地开头，简洁地结尾，在行文中产生一种短暂的停顿感，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人物的语气以及性格特征，很好地体现了原文的节奏感。而对于四字句“敬留全壁，以待高贤”的处理如下：“I have left that piece of jade intact for someone more deserving than myself.”译者的处理非常到位，译文前后用了相同的时态，相同的句式，两个四字句处理成了一句由“for”联结的两个短句，文义贴近原文，对仗基本工整。
例2：
原文：
宁惧，惧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箧而出，耀若匹练，触折窗上石棂，炎欠一射，即遽敛入，宛如电灭。
译文：
In his fright，Ning was about to call out to Yan when an object suddenly split the side of the chest and flew out，flashing like a jet of water in instantaneous are；it broke through the stone cornice above the window，then flicked abruptly back into the chestg like a vanishing bolt of lighting.
译文基本到位，把原文意思表达清楚，逻辑关系也比较明确。文言小说的翻译，用词讲求简洁，因此译文也尽量不显得过于冗长，如例1。但例2的翻译是个例外，译者将它翻译成了长句，这在《聊斋志异》中并不多见。先看原句，“忽有物裂箧而出，耀若匹练，触折窗上石棂，炎欠一射，即遽敛入，宛如电灭”，这个长句由时间连接，由一系列的简单句构成，叙述人物的一连串动作，主语都是这个神秘的“物”。梅氏此处将这一系列动作处理成一个长句，动作一气呵成，一切在电光火石之间发生。这是个非常不错的翻译，语义连贯，意象连绵不断。
《聊斋志异》一书中有中国文化意韵的典故比比皆是。翟理斯译本的处理方式是添加大量注释，使英美读者明白某个特定词语含义，杨戴译本及卢允中译本则采取意译，而梅氏译本注释很少，他们是怎么解决这种文化隔膜的呢？
首先，对于人名，梅氏采取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策略。《聊斋志异》中创造了诸多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中国文学作品讲究人如其名，所以她们的名字无论是视觉，还是听觉都让我们感觉美好。如“婴宁”“聂小倩”“连城”，梅氏在翻译人名时，采取了三种方式。第一种为直接音译，如“婴宁”译为“Yingning”，“连城”译为“Liancheng”；第二种翻译方式为意译，如“阿宝”“黄英”，译为“Precious”“Yellow Bloom”；第三种为加解释的意译，如“青凤”“青娥”“瑞云”“晚霞”，分别译为“Fox-girl Qingfeng”“Fairy-girl Qing-E”“Courtesan Ruiyun”“Ghost-Girl Wangxia”。三种翻译方式都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缺。如“连城”，中文“连城”一词，暗指“价值连城”，蒲松龄用它来暗指女孩的高贵品质，这是一种赞美。而音译名“Liancheng”则忽略了中文原意。而“青凤”译为“Ghost-girl Qingfeng”，这种翻译可使读者了解其身份，然而“青凤”一词本身在汉语里所有的美好联想仍然无法获得。至于“阿宝”“黄英”的译法，这种方式能够弥补由单纯拼音译法造成的信息量的缺失，这样的翻译即能传达给读者美好的联想，又能帮助读者理解。只是失去了中文拼音读法，事无完美，相较之下，此种译法最好。
对于文化术语翻译，梅氏则采取了从目的语中寻找相似的文化负载词来翻译的策略。《聊斋志异》中有大量关于科举考试的术语，如“秀才”“举人”“进士”。《考城煌》中“秀才”被译为“bachelor of letters”，《画壁》中“朱孝廉”被译为“Master of letters Zhu”。译者此处使用了与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三种学位做了类比，秀才、举人、进士相应译为“Bachelor of letters”“Master of letters”“Doctor of letters”。而对于《聊斋志异》中的大量佛教术语，这些术语在汉语本身其实是佛经译者对梵语的音译，如“罗刹”“兰若”“朱擅”等，译文中这些词语被分别译为“Raksassas”“monastery”“my good patron”。而译者在翻译时则选择了意译，这样保证意义上完成从印度佛教文化抵达中国文化，再到英语文化的过渡。
梅译本是一个优秀的译本。由于梅丹理是著名诗人，熟练掌握目的语的表达，梅维恒亦是著名翻译家，对中英文学皆有很深造诣，译者的文学及文化素养使得译本语言考究、优美、典雅，富有形式和文体美。译本一经出版，即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聊斋志异》英译本中从此增添了一个行文优美，很好地讲述了遥远的东方那些拟人化的狐妖、鱼精、鬼怪及恶魔故事的译本。
3.黄新渠
到20世纪80年代，《红楼梦》的英译史已走过了一百余年，其中片段译文、节译本、全译本林林总总，种类繁多。而到1991年，《红楼梦》英译本中又增添了一个很有特色的改写本，即是四川成都人黄新渠推出的改写编译本。黄新渠在序言中说：“无论是我国青年读者或者西方的一般读者，都花不出太多时间和精力来读厚厚的几大册全译本。有鉴于此，我在美国讲授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期间，决心根据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的《红楼梦》中文版和开明书店1935年出版的《红楼梦》节编本进一步精简，先缩写为中文稿，然后再译为英文，以帮助读者认识中国文学中的这一瑰宝，提高那些花不出时间和精力读完五大册全译本读者的兴趣。”
由此可见，黄译本的翻译动机是“帮助读者认识中国文学中的这一瑰宝”，提高“花不出时间和精力”读完篇幅浩大的全译本读者对小说的兴趣。译本目读者群是“西方的一般读者”。黄译本是个装帧非常淡雅的译本，封面为淡黄色，有模糊的红楼人物橡，译名取杨宪益戴乃迭译名A Dream of Red Mansions。这是一个汉英双语精简本，共分五个部分：序、前言、主要人物表、中文原文及英文译文。
黄译本由北京大学教授李赋宁做序。李教授在序言中比较了《红楼梦》与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的相似之处，即它们都以“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对话见长，并且二者都在各自背景的陪衬下烘托出一幅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现实主义图画。”“两者都可作为‘教育小说’来读。”而后，李赋宁提到尽管霍克思的译本已非常完美，然而这部中国文学巨著长达120回，因此确有压缩的必要。在前言里，黄新渠继续了这个话题，提出自己重译《红楼梦》的原因是“帮助那些花不出时间和精力读完五大册全译本读者的兴趣”。
和王际真、库恩一样，黄新渠也列了一个主要人物表。人物表同时附有中英文人名，以宁国府和荣国府为线索。黄新渠的人物表与库恩的人物表有类似的人物类别，亦有“家族长者”“家族少者”及“家族亲戚”。只是黄新渠将人物分为三类：宁国府、荣国府及主要侍女。他将宁国府和荣国府翻译为“东府”（the West Mansion）和“西府”（The East Mansion），西府亦译为“The Honored Mansion”，分为“家族长老”（Heads of the Jia Household）、“家族长者”（The Seniors）、“家族少者”（The Juniors）、“家族青年女性成员”（The Female Juniors）及“家族亲戚”（Relations of Jia Household）。“家族长老”主要是“贾母”，“家族长者”主要指“贾赦”“贾政”等，“家族少者”主要指“贾琏”“贾宝玉”、“贾兰”等男性家族成员，“家族青年女性成员”主要指三春，而“家族亲戚”则为“林黛玉”“薛宝钗”“刘姥姥”等。东府亦译为“The Peaceful Mansion”，下面只列了主要人物，如“贾敬”“贾珍”“尤氏”“秦可卿”“惜春”“尤老娘”“焦大”等。“主要侍女”（Main Waiting Maids）则是“鸳鸯”“琥珀”等。这个人物表里，比前面所列人物表都更复杂，成员更多。
我们来看黄新渠的翻译策略。首先，从章回上看，这是一个编译本，将《红楼梦》原文一百二十回目缩减成三十回。同时，译者保留了章回小说的文体，从第一回“一个穷书生的故事”（A Poor Scholar’s tale），到最后一回“贾宝玉看破红尘”（Magic Jade Renounces the World of Mortals）。然而黄的改写和缩写与《红楼梦》的前译者都不同：乔利译本完整地译出了前五十六回，包括书名；王际真译本缩减了大量回目，但翻译出来的章节里尽可能地保留了原回目名称；麦克休译本亦做了同样处理；而黄新渠的译本完全改变了原章回回目标题，只以宝玉和黛玉宝钗的爱情悲剧以及贾府中几位青年女性的命运为主线选择翻译的主要内容。他精减了次要情节，力图在展现一个大家族兴衰的同时，突出主要情节。因此，他的第一章回标题为“一个穷书生的故事”（A Poor Scholar’s tale），第二章回标题为“贾府的家史”（Family History of the Jia Household），第三章回的标题为“林黛玉初会贾宝玉”（Black Jade First Meets Magic Jade），第四章回标题为“薛蟠和一桩人命案”（Xue Pan and the Murder Case）。根据章回的改写编排，熟悉《红楼梦》的读者能明显感觉到，译者突出了小说的故事性，意在把它翻译成为一个好懂的中国古代故事。也正因为此，1994年译本在美国出版之后，因其通俗好懂，“被有的美国大专院校选作学习中国文学的入门读物”。
黄新渠编写了小说里的不少内容，以译本开篇第一段为例。
译文：
Our story begins in one of the rich and mighty quarters beyond the imperial Gate of Suzhou，the garden city in southeastern China．It is a region of wealth and nobility．At that time，an old Buddist temple，known as the Gourd Temple，stood there in a narrow lane off Ten Miles Street．Beside it lived Zhen Shiyin，a respected gentleman，and his graceful and virtuous wife，Madam Feng.（话说我国东南部有个花园似的姑苏城，城中阊门，乃是红尘中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长街，街内一条小巷有座古庙，人称“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绅，叫甄士隐，娶妻封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淡泊，不以功利为念，每日只观花种竹，饮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美中不足的是年过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英莲，年方三岁。）
对比《红楼梦》原文，可以看出，译者省去了曹雪芹的“作者自云”“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等关于石头的来历及空空道人等段落，直接讲到甄士隐的故事。引出甄士隐后，译文跳到贾雨村的来访。原文此处则是“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手倦抛书，伏几盹睡……”，然后梦见一僧一道，谈论了结风流公案、绛珠仙草、警幻仙子等。译文省略了所有与“太虚幻境”相关的情节与人物。
黄译本对人名的译法很有意思。他采取的做法是将男性角色音译，女性角色意译。如林黛玉译为“Black Jade”，四春分别译为“Beginning of Spring”“Greeting of Spring”“Taste of Spring”“Grief of Spring”，对应“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而“贾赦”“贾政”“贾兰”，分别译为“Jia She”“Jia Zheng”“Jia Lan”，但贾宝玉又采取了意译，译为“Magic Jade”。这与王际真的译法相同。但王际真的译名体系与黄新渠又有一些差异，如“贾”姓家族，所有“贾”字王际真译为“Chia”，黄新渠按汉语拼音译为“Jia”，所以，“贾政”一名，王译为“Chia Cheng”，而黄译为“Jia Zheng”。“贾琏”一名，王译为“Chia Lien”，黄译为“Jia Lian”，读音有一定差异。王译名更贴近英语拼读法，而黄译名则取了完全的汉语拼音。
黄新渠译本语言浅显易懂，是针对爱好中文、想学习汉语的读者及大众读者的译本。译本1991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即受到中外读者的好评。中国读者使用它来作语言和翻译学习工具，而外语读者则用它来作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学的入门书，因此，短期内即连续重印。1994年在美国出版，2008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又继续再版。
4.闵福德
闵福德（John Minford），出生于英国，热爱中国文化，他认为汉语的文字、结构优美典雅，令人心醉。在牛津求学期间，他师从英国汉学名家霍克思，两人曾合作共同译出英译本《红楼梦》，他翻译了后四十回。1991年夏天，“在遥远的法国乡村一间昏暗的小屋，在仅有一只灯泡的昏暗照射下，头顶还悬挂着一只巨型蜘蛛”，他开始翻译《聊斋志异》。他用了十四年时间翻译出版了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译本由伦敦纽约企鹅出版社（Penguin）出版，选译了104个故事，隶属企鹅古典名著系统（Penguin Classics），共653页。
根据笔者在《英语世界〈聊斋志异〉译介述评》里统计，闵福德《聊斋志异》译本出现前，英语世界里《聊斋志异》已经有13个译本，其中译者来自源语国家4个，译者来自目的语国家9个。然而，闵福德的译本一经出版，立即在《聊斋志异》成为一个重要译本，学术性与娱乐性相结合成为闵译本的特色。
闵福德将《聊斋志异》译为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译本封面上是一位中国士人，手捧书卷，遥望长空。译本做得非常精致，全书共分为十部分：致辞、译者导言、文本、翻译及说明、《聊斋志异》中名字及发音的说明、译文、《聊斋自志》译、背景知识索引、中国地图、《聊斋志异》原文索引、参考资料及分章注释。
与翟克思全译的《红楼梦》每卷前的译者导言一样，闵译本前的译者导言也堪称一篇《聊斋志异》小论文。导言涉及蒲松龄生平故事，中国小说传统、叙事风格、色情描写及狐鬼传说。闵福德将《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相比：“如果说曹雪芹的《红楼梦》代表了中国白话小说的最高境界的话，《聊斋志异》的怪异短篇故事则是中国文言小说的顶点。”在“文学传统”小节中，闵福德评价了《聊斋志异》的文言特点及独特的叙事方式，他认为蒲松龄“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两种叙事文学传统：志怪和传奇，前者是怪异记叙，后者是奇怪故事。它们代表了中国文学中两种文类。与南宋时期开始的作者喜欢采用白话创作不同，这两种文类都使用了极度简练的文言文”。闵福德认为中国读者从这两种文学形式出现之后，一直就非常喜欢这种叙述方式。传奇比志异更富有文学性，而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结合了这两种文学传统的特点”。在“中国叙事者的故事来源和隐喻、幽默和忧郁”一节中，闵福德鉴定了《聊斋志异》的一些故事素材来源。他认为“译本中至少有十七篇故事蒲松龄感谢了给予他民间故事素材的朋友，另外十一篇故事中作者提到历史中的人物，至少有六篇故事里的事件在某些历史材料里存在过，三篇故事与他自己的家庭有关，七篇与他的家乡有关……”这些来源各异的故事被蒲松龄用诙谐的笔调、抒情散文的叙述方式，形成一种了不起的文学类型。闵福德认为与其他18世纪的志怪小说家相比，蒲松龄拥有他独特的风格。他将它总结为“哲理散文似的文风”“轻快调侃的语言”“语义模糊多变”，而又时尔混杂了一丝“惆怅”。在“色情描写”一节，闵福德认为蒲松龄的故事里有色情描写，但处理得很含蓄。而在“狐精”与“鬼和超自然力量”两节里，闵福德剖析了中国传统中的狐狸精传说，认为蒲松龄笔下的狐狸精代表了中国男性文人对女性肉体和情感上的欲望和爱意。狐狸精和鬼代表了“女性美和性的力量”“阴的力量”，她们都被拟人化了。
在“文本、翻译及说明”一章里，译者介绍了自己翻译具体文本处理情况。他承认自己的译本受了翟理斯译本的影响。“对有些读者来说，我的译本有些处理方式与翟理斯很相似。我第一次读到这些故事，就是在他的再版本里。”闵福德提到他本意是翻译全部六卷本的《聊斋志异》，然而，在仔细阅读了所有故事后，他认为有些故事与“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不太合适”，会让人回忆起“十八世纪英国作者也写过的有些野蛮落后的故事”，因此，他决定只翻译其中的部分篇目。
闵福德共翻译了104篇聊斋故事，比起有些译者，他的篇章不是最多的。然而，他选择翻译了很多其他译者没有处理过的故事。大多数译者喜欢翻译《聊斋志异》里故事性较强、篇幅较长、与情爱内容有关的故事，有些故事被反复翻译。闵福德翻译了很多短小精练的故事，如《尸变》《喷水》《耳中人》《瓶中怪》《狐伏》，这些故事都是第一次被译为英文，体现了译者不同的选材取向。“我尽可能地选择原文里每种类型故事有代表性的篇章。”他对篇章的选择正印证了他在译者导言里对中国怪异文学传统里志怪和传奇的分析，他没有为了迎合读者只选择浪漫传奇人鬼狐妖的爱情故事，他基本选择的是极度简练、有趣、语言优美，代表了蒲松龄写作风格的故事。一半以上的故事来自原文前82回。
闵福德的《聊斋志异》篇名译法与翟理斯、杨氏夫妇、梅丹理及其他译者都不相同。《聊斋志异》里有大量篇名使用了人名、花名或其他昵称。其他译者一般使用音译、意译或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策略，大多数的篇章多采用音译。而闵福德认为在中国文化语境里，这些带着花和动物的名词很常见，人们会心领神会，但对于英语读者来说这些名词毫无含义，因此，他采取了与其他译者都不相同的译法。如《婴宁》译为The Laughing Girl，《翩翩》译为Butterfly，《骂鸭》译为Duck Justice，《娇娜》译为Grace and Pine，《董生》译为Fox Enchantment，皆摒弃音译法，根据文章具体内容使用了意译，如婴宁最让人难忘的是她银铃般的笑声，于是译为“the laughing girl”，《董生》讲了一个书生迷上狐妖的故事，所以译为“fox enchantment”，《董九郎》描写男人爱上男人，于是译为“cut sleeve”，意为“断袖”。蒲松龄的中文篇名里大量使用“狐”“鬼”，对这些篇目，闵福德则尽可能保留了这层含义。如《咬鬼》《擒狐》《汾州狐》《狐人瓶》《狐伏》等，这些篇名他分别译为Biting Ghost、Catching Fox、Fox of Fenzhou、Fox in the Bottle、Fox Control。
闵福德对篇名采取意译，使得读者可能很难对应原文篇目。因此，他又采取了两种办法保证读者能索引到中文原文。一是译本中每篇都配有光绪十二年同文书局石刻本《聊斋志异》中所绘的插画，每幅插画都配有四句诗，标有中文原标题名。另一个办法即是列了一个“《聊斋志异》原文索引”，索引详细地介绍了104篇译文与中文版的哪一篇对应。这反映了译者态度的严谨，使得译本具有相当的学术性。
从452到653页，正文后面译者用了一百多页的篇幅从各个方面介绍《聊斋志异》的背景知识。这在所有中国古典文学英译本里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介绍分六部分，分别为《聊斋自志》译文、“背景知识索引”“中国地图”“《聊斋志异》原文索引”“参考资料”及“分章注释”。首先是蒲松龄《聊斋自志》的翻译。译者没有简单地翻译原文，而是先附上了译者注，认为“它可能是最精练又最意味深长的文本，基本上每个词语都有某种隐喻”。因此，在《聊斋自志》的译文后，译者附了一个11页的注释，对每行每段里可能涉及中国文化、作者背景等方面的信息进行详细说明。“背景知识索引”则是为普通读者所提供，译者注明“此背景知识索引是为希望了解《聊斋志异》里出现的术语背后隐含的中国文化的大众读者而做。它既非出于学术目的，亦非由我原创。”这些注释主要涉及中国科举制度、伦理观念、礼仪、信仰等，解释了“士人”“秀才”“狐狸精”“饿鬼”“狐”“仁义礼智信”“清明节”等概念，如“佛”（Buddhism）一词解释为：中国三大宗教中排名第三位，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外来的宗教。而在“狐狸精”一词，译者用了两页的篇幅解释这个概念，并借用了尼古拉斯·邓尼（Nicholas Dennys）在《中国民间传说》（The Folk-Lore of China）中的观念，基本归纳为：中国男人认为，“狐狸精代表绝对美和欲望”“一直带有色欲的信号，并可能带给人类疾病”。也就是说，狐狸精的生存状态则类似于吸血鬼，不生不死。“背景知识索引”后，闵福德列了一个中国行政地图及山东省分省详细地图，帮助读者了解译文里出现的地名。译本最后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是“分章注解”。从第一章《耳中人》到最后一章《杜小雷》，译者注解了每一个篇章里出现的文化信息。《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对外国人而言，阅读理解会有相当难度。然而，最困难的不是表达字面的意思，而是文字背后隐含的文化信息。这是所有译者面临的问题。如同闵福德所说，“对很多读者来说，阅读《聊斋志异》是一次中国文化之旅。西方读者会面临两种层面的相异之处。首先就是文化本身呈现的‘他者’。”对于这种异质的文化，很多译者采取归化策略，使用西方语境里的词语替代东方文化形象，让读者明白其意。如翟理斯使用“Ulysses”翻译“征人”，用“steed”取代“dragon”，前者尤利乌斯是古希腊一个漂泊的英雄，后者以骑“马”取代了原文的“驾青虬”。而闵福德则采取了异化。以《董九郎》一篇为例，董九郎是篇名，亦是篇章里喜爱男人的主人公。闵福德译为“Cut Sleeve”，意为“断袖”，断袖是中国古代传说里同性恋的传说。闵福德用这一个极度中国文化特色的翻译来译《董九郎》，他意识到这种文化差距，英语读者对“断袖子”一词恐怕很难理解，于是在“分章注解”里首先解释了“断袖”。他的注解是：
The cut Sleeve persuasion：Emperor Ai，last ruler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206BC-AD9），had a number of boy-lovers，the best-known of whom was certain Dong Xian．Once when the Emperor was sharing his couch with Dong Xian，the latter fell asleep lying across the Emperor’s sleeve．When the emperor was called away to grant an audience，he took his sword and cut off his sleeve rather than disturb the sleep of his favorite．Hence the term“cut sleeve”has become a literary expression for homosexuality among men.（断袖之好：汉哀帝有很多男宠，其中最著名的叫董贤。一次皇帝与他在塌上躺着，董贤睡着了，卧在皇帝袖子上。当随行叫皇帝去上朝时，皇帝拔剑断自己的衣袖，也不愿意惊扰他所爱的好梦。从此“断袖”一词成为男同性恋的通称。）
以富含中国文化隐喻的词语翻译篇名，而后又给出注释，让读者明白它的文化根源。这是闵福德的独特之处。同时，他的注释并非全部出自原创，“有一些注释是从其他评论者那里摘引过来的，因为它们也许对理解某些特定细节有用”。同样在《董九郎》一篇中，有一个注释为“The passion of Cut Sleeve，Of half-eaten peach”，注释里同样解释“half-eaten peach”为
“of half-eaten peach：Mi Zixia，one of the most celebrated homosexual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favorite for a time of Duke Ling of Wei（534-493BC）．He was strolling with the ruler in an orchard and，biting into a peach and finding it sweet，he stopped eating and gave the remaining half to the ruler to enjoy.”（半桃：弥子瑕，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同性恋，是卫国国君的最爱。他与国王一起游览，将一个桃子咬了一口，觉得太甜，于是递给国王吃。）
从上面注释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闵福德相当尊重、忠实于原文，此处忠实指忠实于中国文化，非忠实于原文的字面意义。译文展现了一个美好的想象世界，所有狐鬼花神都性情真挚。他的译文译注结合，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深富中国文化内涵的译本，同时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性与娱乐性。在《聊斋志异》诸多的英译文本中，他的译本一经出版，立即成为典范，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普通读者的欢迎。
除了《聊斋志异》，闵福德还与霍克思合作，翻译了《红楼梦》后两卷，主要是高鹗续写的部分，分为第四卷《泪债》（The Debt of Tears），共18回，1982年出版，以及第五卷《梦醒》（The Dreamer Wakes），共22回，1986年出版。他的翻译使霍版《红楼梦》译本成为一个完整的译本，也成为学术界最看重的《红楼梦》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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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丹理、梅维恒译本亦配有此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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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 Songling，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trans.，John Minford，Ibid．p.469.
- 参见474-475，尼古拉斯认为：狐狸精既不是活的，也不是死的，它生活在一片可疑的土地上，一般住在坟墓里，它的身体常常为死人所占据。
- 参见499-653，闵福德解释说，译本“先处理了一些常见的大众化的注释，这部分是对每章里出现的术语做一个专门解释。”
- Pu Songling，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trans.，John Minford，Ibid．p.xxxiv.
- 参见537-538，此处译者注明引自高罗佩《古代中国性文化考》。
- Pu Songling，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trans.，John Minford，Ibid．p.xxxiii.
- Pu Songling，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trans.，John Minford，Ibid．p.275.
- 参见539页注解，译者注明引自布特·亨奇（Bret Hinsch）的《中国断袖考》（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