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在18世纪60年代正式“登陆”欧洲，为西方人揭开东方小说神秘的面貌。两百多年来，它经过了种种兴衰起伏。本章主要概述英语世界清小说英译活动及主要译者的情况，对清小说英译的范围和历史分期作了划分，并勾勒出清小说英译发展历程的特点。
第一节 清小说英译的历史分期
参照西方汉学的历史发展分期及清小说英译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清小说英译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1）萌芽期（1761—1816年）：清小说英译工作主要由个别译者承担，是一种零星偶然的翻译行为，大规模的翻译工作没有开始。
（2）初创期（1816—1914年）：1816年，英国特使阿美勋爵率团访华，提倡推进欧洲的汉语研究。因此，来华传教士与外交官开始重视中国小说作为普通汉语文学典籍的语言材料作用，出于实用主义目的开始部分清小说的译介。这一时期的译者基本为西方译者。
（3）发展期（1914—194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水岭，美国开始扩张在中国的势力，建立各种基金会，资助中国学者赴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亦促使不少学子远赴海外，他们对传播中国古典文学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译者开始介入清小说英译行为。这一时期既有西方译者译本，亦有中国译者译本。
（4）繁荣期（1949—1980）：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亚洲研究在西方成为一门“显学”，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出现多种亚洲研究机构和能够分授东亚语言和研究专业学位的大学，推进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外文出版社亦开始有计划地、系统地组织对外翻译出版我国优秀文学作品。在这种内力和外力作用之下，清小说英译进入繁荣期。
（5）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大革命”让中西文化交流深受其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拓展，促进了西方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兴趣，同时，中国再次大量组织翻译清小说作品，出现第二个文化输出的翻译高潮，古典文学对外传播再次呈现生机。
这五个阶段的译介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无论是译者主体、翻译对象，还是翻译策略，都有很大变化。这个译介、传播的历史好比是一个蜕变过程，每当它成长到一定阶段，受到一定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制约，原有的定型就自然转变为另一种样态，脱去旧壳而获得新生。
这个分期不是偶然，与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过程息息相关。严格来说，对于某种历时性文学现象的历史分期是没有定论的，历史分期是一种人为的行为，根据一些共同特征将极为庞杂的现象进行分类，目的是使描述性研究变得有意义和具备可行性。
我们将特定历史时段看作一个相对共时的研究平台，是因为这一历史时段发生的文学现象呈现出某些共同特征。在这些共同特征的基础之上，我们对庞杂的文学现象进行更深入的分类，将无数的孤立现象纳入几种概念系统的范畴之中，并最终通过这些概念系统来落实对具体文学现象的描述和总结。
我们根据上述历史分期方式，对每一阶段的译介与研究进行全面考察，可以提炼出各历史阶段研究现象最为明显的特征，对这些特征进行仔细描述和分析，可以解决以下问题：特定历史阶段的翻译与研究现象所呈现的特征为何形成？在上述共同特征以外，各个历史阶段的翻译与研究现象还呈现出哪些特点？特定历史阶段内部是否存在例外现象，原因何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最终发现特定历史背景中的翻译特点，译者的意图与目的，译本在英语世界不同的地位及功能，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之下英语世界清小说翻译与研究的规范与倾向性。
本章首先将讨论萌芽期清小说英译及传播的历史文化背景及早期译介的基本情况。在这一阶段，英语世界对中国的兴趣是人性化的，并没有从实用主义出发。具体到清小说翻译，翻译的过程亦呈现出这种特征。到了19世纪中英之间确立外交关系，这种人性化的兴趣立即不复存在。
第二节 萌芽期的清小说译介（1761—1816）
一、历史背景：东学西渐与中国古典文学传入西方
墙内开花墙外香，18世纪中期中国小说首先在欧洲悄然兴起。在这之前，东西文化和文学交流经历了相当长的孕育过程。综观双方文学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说每一次文学活动都肇始于各自的文化经验和文化需要”。因此，历史地考察中国古典文学英译过程必然离不开相应的文化观照。
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已有悠久历史。从两千多年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中国就开启了一扇面向西方的窗口。亚欧各国从此开辟了一条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流的通道，并首次出现了东西文明的融合交汇，中国的丝绸、纺织品和茶叶就随着这条文明古道，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方，直达罗马，同时也把中国作为“理性社会”和“模范国家”化身的古老、神秘、完美的想象带往西方。这是中国文明的首次西传。
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是在13世纪，也就是马可·波罗时代，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一个高潮。
而东西方新航路的开通，为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方便。明代中期，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跟随武装的殖民者来到南洋一带，试图叩开中国国门。然而，中国政府对他们有很深的戒心。中国政府一直采取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面对西方宗教，亦时时加以防范。这并未挫败传教士们入华的信心。明朝末年，西方教士终于得到允许，进入内地。这次传教士东来，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有着重大意义，不仅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引发了中国文学的西播。正如法国人佩乔（Alphonse Paquet）所说：“我们欧洲人在开始接受古代中国的教育了。”这句话简明地表达了一小部分摆脱了民族偏见的思想家和研究东方的学者的视野，从此，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碰撞。
传教士东来的目的是传播宗教教义。早期传教士绝大多数学养深厚，知识渊博。为了传教，他们想出种种办法，以博得中国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接受。来华伊始，他们就采取了“适应”策略，接触中国民众，一方面，他们认真地学习汉语，广交中国社会名流，了解中国语言、文化、文学，使用中文写作，传播教义；另一方面，他们亦翻译中国书籍，著书立说，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者，也成为汉学研究的先驱。这一时期传教士的作品具体可分为四类：“一是中文语法、会话和字典；二是中国儒家典籍的翻译与介绍；三是有关中国历史与现状的著述；四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翻译和介绍”。应该承认，他们的译介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他们在翻译中国宗教伦理的典籍——儒教书籍的时候，受到中国博大精深而迷人的古典文学的吸引，开始翻译一些文学作品。
传教士的译介使中国文学开始步入西方。法国是当时的汉学重镇，来华的耶稣会士以马若瑟、宋君荣为代表，在他们的努力下，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传教士热情地投入中国研究，或实地考察，或致力于中国经典的翻译，他们在对中国古籍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开始涉及中国文学作品。虽然从总体上说，他们翻译介绍的中国纯文学作品的数量并不多，研究也很肤浅，但意义极其重大。它说明西方传教士从自己的实践中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要义，学会从中国的纯文学作品中寻找材料。于是，他们开始翻译《诗经》《今古奇观》、中国的戏曲以及清小说《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意义重大。
传教士带回欧洲的中国古典文学与希腊、罗马文明之树成长起来的欧洲文学风格迥然相异，引发了欧洲“中华风”的盛行。17到18世纪，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经过一定的美化粉饰之后，给了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很多触动。伏尔泰在他的剧作《中国孤儿》中集中表现他对中国人伦理的理解和赞扬。欧洲学者们兴起了“中国热”，就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文学开始吸引到西方的一般读者。具体到清小说，1761年，英国圣公会主教托马斯·柏西（Thomas Percy）在伦敦出版了《好逑传或愉快的故事》（Hau Kiou Cha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柏西在第一版的序言中提及译稿是他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的卷宗里发现的。柏西一定没有想到：在汉籍外译史上，《好逑传》就此成为第一部译成西方文字并得以出版的中国长篇小说，而且在译本问世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一直被向往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奉为经典。一次无心的发现，就此成为英语世界接受中国清小说的第一次尝试，它既是“译介”的起点，也是“研究”的开端。
《好逑传》的编译可谓翻译史上的特例，当时清政府与英帝国之间不通语言、少有贸易，一本英译中国长篇小说在英国悄然流传开来，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然而，这种译介活动在百年间如昙花一现，终局限于时代历史，没有进一步的拓展。直到几十年后，随着中英外交关系的确立，更多小说的译本才纷纷出现。
二、《好逑传》：清小说英译第一文
1827年1月31日，德国大文豪歌德告诉爱克曼，他读了一部“中国传奇”，他的阅读感受是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德国人一样，只是在中国，一切都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因为“有一对钟情男女在长期相识中很贞洁自持。有一次他俩不得不在同一房里过夜，就谈了一夜的话，谁也不惹谁。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歌德所赞赏的这部“中国传奇”就是《好逑传》。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学宝库中，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算不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在中国古典文学西传史上，它的地位却十分令人瞩目。《好逑传》不仅是第一部在西方出版的中国长篇小说，而且，一经问世，即引起轰动。
《好逑传》大致成书于明末清初，又名《仪义风月传》或《第二才子书》，讲述了大名府才子铁中玉，好侠仗义，不畏权贵，后游学山东。山东历城兵部侍郎水居一之女水冰心才貌双全，又胆识过人。大学士之子过其祖慕色求婚，冰心不允。后冰心之父被削职戍边，过家两番抢亲，都被水冰心识破奸计而躲过，至第三次抢亲时，途中被铁中玉相救，二人自此结情。过其祖怀恨在心，便在铁中玉酒食中下毒。危机关头，水冰心不畏闲言，将铁中玉接至家中照料，两相倾慕，却谨守礼法不乱，始终以礼自守。过其祖不肯罢休，再三图谋水冰心，都被铁中玉破解。后铁中玉功成名就，由双方父亲做主成婚，过家却出来诽谤。最后，皇后亲自验明水冰心仍为处子之身，于是皇帝下旨表彰二人，使其成婚，并惩治恶人。1761年，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在序言中说：“有理由断定中国人将其视为杰作，因为通常只有那些在本国人中享有盛誉的书，才会被拿给外国人看。”珀西判断十分准确，此书在清初的确名噪一时，列为“十才子书”的第二名。
《好逑传》作者署名“名教中人”，显然意为敦伦明理，提高名教声誉。《好逑传》提倡“贞洁”，“贞洁”一词在中国常用指女性的美德，在此书中，“贞洁”一词用来指铁中玉和水冰心的守礼、理性与节制。这正好符合18世纪的欧洲思想潮流。随着托马斯·柏西译本的出版，《好逑传》跨越了国界、文明，成为西方人眼中优秀的“伦理小说”。
托马斯·珀西的译本题为《好逑传或愉快的故事》，英文全名：
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A translation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To which are added，i．The argument or story of a Chinese play，ii．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and iii．Fragment of Chinese poetry.
托马斯译本的产生过程颇有传奇色彩。18世纪早期，东印度公司商人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长期居住在广州，为了学好中文，他尝试把《好逑传》部分章节翻译成英文。威尔金森的初衷可能只是翻译练习，因此译稿上有铅笔、墨笔等多种修改痕迹。译稿共装订成四册，前三册为英文，最后一册为葡萄牙文。两种文字笔迹大不相同，不像出自一人之手，因此有人推测可能有中国人指点过他的翻译。1719年，威尔金森离开了中国，手稿也随他回到英国。18世纪50年代后期，圣公会的主教珀西发现了这部手稿，这名主教对小说中展现出来的中国风俗习尚、中国作家的艺术手法很感兴趣。他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民族自己创造的东西最能说明该民族的风土人情，正如他在扉页上引用杜赫德《中国通志》上的一句话：
“如果要了解中国，那么除了中国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因为这样做，在认识该国的精神和各种习俗时肯定不致失误的。”
珀西拿到译本时，葡萄牙文部分仅仅只占全文六分之一，且显得非常潦草，仅仅是个故事概述，并没有划分章节。因此，珀西首先将葡萄牙文部分译成英文，又对整部译稿做了修改润色。1758年，珀西的朋友詹姆斯·格兰杰（James Grainger）与出版商拉尔夫·格里菲思（Ralph Griffiths）联系出版译文，然而在处理《好逑传》的方式上，珀西和出版商有了分歧。出版商的意见是：希望译成可读性强的英语，中国的奇风异俗要加注，并且写篇导言，对英国读者所希罕的中国创作方式给予总结。珀西同意注释，然而，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对中国创作方式进行归纳，此次出版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珀西没有灰心，从他日记中可以窥见，他已着手加工这部小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出版问题就有了转机。伦敦一名出版商多兹利（Dodsley）看中了这部中国小说。决定出版，认为它将赢得读者认可。1761年11月14日，这部中国小说终于同英国的广大读者见面了，从此成为中国小说西传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是一个编译本，共分为三个部分：序言、正文和内容庞杂的附录。译本最前面是珀西的献词，而后是他的序言和参考书目，其中大都为天主教传教士的报告文集。小说的书名《好逑传或怡情史》就是意译加音译结合的产物，“The Pleasing History”有些让人不明所以，以至遭到后来者的批评。
《好逑传》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样本第一次被翻译和介绍到西方。一经问世，立刻引起英语世界的注意，不久，它在欧洲大陆便有了法、德、荷几种转译本。
《好逑传》在18世纪的欧洲广为流传不是偶然。在18世纪的欧洲，思想文化领域里最有影响的是启蒙运动。在文学领域，尽管17世纪盛行的古典主义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最能代表时代特征的已经是启蒙文学。启蒙文学继续了人文主义精神，在艺术方法上，继续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形成重理性、重分析的特征。《好逑传》中人物的高尚品德、纯洁心灵和处处以道德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对启蒙时代的西方读者来说，有无比吸引力。珀西在序言中写道：“正当诲淫诲盗小说故事充斥国内市场的时候，这本来自中国的小说，作为一本讲究道德的书，有着劝善惩恶的作用”。《好逑传》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描述了“名教”对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影响，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名教”深植于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生活，与其人生态度息息相关。《好逑传》英译本十分重视它的道德作用，敏感地把握住了这个主题思想。《好逑传》对“名教”和道德的恪守满足了西方人对道德和克已行为的要求，小说中人物以理智控制自己感情的行为也切合了西方启蒙运动对理性控制情感，从而达到完美人格的主张。亦有学者认为，西方人对《好逑传》道德的推崇与18世纪欧洲流行的清教思想有关。所以，《好逑传》一经出版，即风靡了欧洲，成为18世纪在西方流传最广的中国古典小说。
第三节 初创期的清小说译介（1816—1914）
18世纪后半期，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航海能力不断加强，逐渐确立了它的“海上霸主”地位。然而此时，北美殖民地独立，英国人失去了最大的殖民地，于是把目光瞄准了东方，加强与远东地区的商贸力度。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中英之间应该进一步促进英中贸易。1792年，乔治·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作为使节，率包括史当东（George Lenard Stuauton）在内的八百多人使团前往中国。
然而，使团面临的最大尴尬就是能说汉语的英国人屈指可数，以至于马戛尔尼勋爵筹划使团访华之时，他遍寻英伦三岛，竟找不到一个略知汉语的英国人可做随行翻译。为了促成传教这一重要使命的实现，不得不让两位中国天主教徒临时充当翻译。难怪勋爵非常不满：“与中国的交往与联系都只能托附给两个曾在罗马接受训练却胆怯无知的当地华人。”
英国人对中国一无所知，而当时，他们的竞争对手法国对中国却已有了许多研究。德庇时爵士对当时的情形形容说：
“我们国人在各种知识领域已经普遍取得进展，然而，在与中华帝国、文学相关的领域，现有研究屈指可数。我很难描述在马戛尔尼勋爵做为外交使节访华时，虽然我们已与中国人经商多年，整个使团却对中国一无所知。而当时的法国人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对中国勤奋探索，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语言的隔绝成为交往的障碍，英国人的实用主义让他们下定决心学习汉语。1816年，在马戛尔尼勋爵访华之后约23年，英国特使阿美德勋爵率英国使团第二次访问北京，提议推进欧洲的汉语研究。而以往天主教传教士翻译的中国经典及哲学著作对普通欧洲人来说，并没有太多真正的实用价值。所以，“刚毕业的翻译生在翻译官方文件之余，开始把注意力引向更为引人入胜的方面，即包括中国戏剧、小说和诗歌的普通汉语文学典籍。”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古典小说逐步走进了英语世界。
一、译介概况
20世纪以前的译者并没有专注于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翻译与研究。他们的翻译活动往往只为了传教与文化交流的需要。译者们出于为学习汉语提供语言教材的目的，或者纯粹自娱自乐，零星间断地把自己感兴趣的小说译成英语，其中，部分翻译可能没能独立地保存至今。今天我们只能从一些手稿、杂志和后世汉学家们的引用中看到它们。现列举其中重要事件如下：
早期最受西方人关注的清小说类型当首推才子佳人小说。西方人对才子佳人小说甚是“偏爱”，是晚清中英文学交流史上非常引人注目的景观。这种在中国五四新文学以后受到排斥的小说范式，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大众解读，反映出大众阶层对于“才子佳人”的审美标准和人生生活的理想诉求，同时也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可能处境——一种市民立场和生活视角的审美化、精神化和情趣化的艺术状态。而这种在日常生活、健康人生、情趣培养基础上展开的爱情故事，不仅吸引中国读者，也引起英语世界读者的关注。继珀西的《好逑传》之后，《玉娇梨》亦引起英语世界关注。最早翻译《玉娇梨》的是1820年英国汉学家史当东（George Staunton）。他翻译了《玉娇梨》前四回。1873年，英国汉学家李思达（Alfred Lister）再次将中国的才子佳人故事介绍给了英国读者。李思达对《玉娇梨》中主人公的诗文之才大加赞赏，他翻译了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之间往来的所有情诗，载于1872年《中国评论》第1期第2卷上。
《好逑传》因珀西编译本在欧洲广为人知。《中国评论》上介绍它为“十才子书“的第二位，认为它是中国爱情故事的最佳经典范例。德庇时在仔细对照原文后，发现其中翻译靓点甚少、错误甚多，于是1829年刊印《好逑传》全本上下卷。德庇时的译笔优美、流畅，其信达度得到汉学界认可。《好逑传》另一个译本由威妥玛推出。1930年，他翻译了《好逑传》，译文分为上下两卷，是一个中英对照本。可惜的是，此译本现已遗失，笔者对国内外图书馆都做了搜索，均无此本。对此译本的认知来自于德庇时在《中国杂记》第3章《中国文学在英国的兴起和发展》（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and）里的介绍。德庇时说：“威妥玛先生是我们在北京的使馆秘书，他是一名一流的研究中文的学者。他利用居住中国首都北京的方便之处，印刷了一个更大、更准确的从中文原文翻译来的《好逑传》。他是在35年前出版他的翻译的。译本分为上下两卷，同时提供了英文和中文原文，让学生比较阅读，参照学习。他的译本准确度让人满意。”《好逑传》的第三个译本是1895年由亚历山大·伯克利（Alexander Brebner）翻译的，书名为《中国历史和故事》（A Little History of China and a Chinese Story），由伦敦昴文公司（T．F．Unwin）出版。译本共分四部分，分别是：《中国历史小议》（A Little History of China）、《日本》（Japan）、《中国》（China）、《好逑传》（Pleasing Story）。
继德庇时翻译李渔之后，李渔作品英译陷入沉寂。1893年，大英博物馆汉学专家罗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重译《夺锦楼》（The twins，From the Chinese of Wu Ming），编入布莱克伍德父子公司在伦敦和爱丁堡同时出版的《中国故事》（Chinese Stories），不久又发表于1887年第162期《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
《聊斋志异》是一本引起西方来华人士广泛兴趣的小说。据考证，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美籍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11卷第4期（1842年4月），刊登了关于《聊斋志异》中九个短篇的的阐述性文字，称之为来自聊斋的非凡传奇（Extraordinary legends from Liao Chai），并有一篇总体阐述性质的前言，署名为“某通讯员”。在译文之前，译者先用一篇长文论述了中国人的迷信思想，然后附上对小说的介绍，作为中国人迷信的佐证。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韩南（Patrick Hanan）在《中国19世纪的传教士小说》一文中认为译者应是德籍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
《聊斋》的第一篇单篇译文形式出现于1848年，美国著名汉学家、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他编著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第一卷中（693～694页），收入了《种梨》和《骂鸭》两篇英译文，这是《聊斋》最早的英译片段。卫三畏把《聊斋志异》书名译为《书斋里的消遣》（Pastimes of the Study）。卫三畏于1877年被耶鲁大学聘为该校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也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他是最早把《聊斋》介绍到英语世界的译者，在汉学研究领域有着重要地位。
早期对《聊斋》的翻译皆以片段为主，出现在各种杂志、文选中。1867年，英国驻中国外交官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翻译了《酒友》（Boon Companion），译文载于1867年香港出版的《中国与日本问题解答》（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杂志第一期（24～26页），此译文另转载于1872年《凤凰》（The Phoenix）杂志第三期（第3页）。梅辉立还译有《嫦娥》《织女》及另两篇聊斋故事，载于《读者手册》（Reader’s Manual）。他的译文开始引起英语世界对来自东方国度的神奇世界的关注。19世纪70年代，剑桥汉学代表人物阿连壁（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在香港相继在《中国评论》（China’s View Notes and Queries）第2期、第3期、第4期上，连载了18篇自己翻译的《聊斋故事选》，发表篇目为：《宋焘成神》《狐嫁女》《轿娜》《细柳》《赵城虎》《长清僧》《崂山道士》等。阿连壁亦是外交官，曾任英国驻镇江、福州等地领事。他选择的篇章从此成为英语世界《聊斋》的经典故事，如《崂山道士》，至今已有十种译文。
除了翟理斯《聊斋》译本，《聊斋志异》还出现过两个节译本。第一个译本以转译的形态出现。1911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德国汉学家、犹太哲学家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从翟理斯的译本中转译了十个故事，自己又从中文直接翻译了六个故事，出版了德文版《聊斋》故事，收入《中国传说：庄子、圣人、寓言和鬼怪爱情故事》（Chinese Tales：Zhuangzi，Saings and Parables and 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一书。布贝尔在前言中简介了蒲松龄的生平和创作，并将蒲松龄部分自述原文翻译了出来。20世纪后半期，潘阿勒（Alex Page）将此书再次转译为英文，于1991年由人文国际出版社（Humanities Press Intl）出版，著名哲学家爱伦伯（Irene Eber）为此书作序，认为这是由一位20世纪倍受尊重的哲学家所提供的优秀中国古典文学读本。
1913年，法国传教士苏利埃·莫朗（George Soulie de Morant）的英译本Strange Stories from the Lodge of Leisures由伦敦休顿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出版。此译本共选择了28篇《聊斋》故事，译者针对普通英文读者，对《聊斋》进行了归化处理，尽可能使用浅显、流畅的英语去表达原作内容，并删去了一些英语读者较难理解的东方文化典故常识，以英语国家耳熟能详的文化意象取代，使中国古典文言故事变得通俗易懂。此译本的遗憾是有中文文化“屈从”英语文化之嫌，我们无法判断英语读者们究竟被带入了蒲松龄笔下充满东方魅力的异域世界，还是在欣赏阅读英语文化中略带东方色彩的哥特故事。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之作，在19世纪，就出现了各种形态的片段译文。在1830年德庇时的两首《红楼梦》诗歌翻译之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中国丛报》上连续发表描述性文章，主要介绍中国历史小说及苏东坡。1842年，郭实腊在《中国丛报》第11卷第5期上，用了八页的篇幅介绍一部中国小说。郭实腊认为这篇小说以前从没有被外国人注意过，因为他们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些才子佳人一类的爱情故事。只是，郭实腊硬着头皮读了《红楼梦》头几回后，就失却了耐心。所以，他对《红楼梦》的叙述和介绍都颇多错误，甚至把主人公的性别都弄错了，他认为宝玉是一位女士。在德庇时和郭实腊之后，1846年，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聃（Robert Thom）将《红楼梦》的一些片段译为英语。译文登于《正音摄要》（The Chinese Speaker），这是一本帮助在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教科书，由宁波的基督教长老会出版社（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中文注为“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珍藏”。译本共有27页，标题为Extracts from the Hun-Low-Mung。而后，1868年，在华外交官英国人鲍拉（Edward Charle Bowra）将《红楼梦》前八回译为英语。译文从1868年至1869年连载于上海《中国杂志》（Chinese Magazine）。这一译本在篇幅上大大超过前两种译文，但还不算单行本。《红楼梦》第一个单行译本由英国人乔利（H.Bencraft Joly）于1892年推出。
可以得出结论，从1816到1900年，英语世界清小说的译介虽不如中国古典诗歌之盛，但也颇有成果。这一阶段的重要译文译本可见表1-1。
表1-1初创期清小说主要译本
二、主要译者及其成就
1.德庇时
德庇时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另有中文译名为爹核士、戴维斯、大卫斯、达维斯等，英国汉学家，早年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后投身外交界，1816年，作为翻译官随以阿美士德为首的英国第二个和使团到达北京。后历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驻华公使、第二任香港总督。
身为英国驻华高级官员，德庇时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是一位具有专业学术背景的外交官，在研究汉字、中国诗歌、中国小说方面都颇有建树。他是继马礼逊博士之后的一批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会讲官话，并能够不太费劲地阅读中文小说。他是一个“中国通”，直到今天，大多数英国人关于中国的知识，皆来源于德庇时爵士的作品。晚年的德庇时回到英国后，由于其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德庇时是第一位直接从汉语翻译清小说的译者。他在学习汉语时，选择中国清代白话小说作为翻译练笔。他首先注意到了李渔。李渔是明清时期杰出的通俗文学大师，在戏剧、小说领域都有突出贡献。如今，他在西方已享有极高声誉。《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nbsp;Literature）介绍他为“著名学者、戏剧家，清代最伟大的小说家”。德庇时对李渔小说的故事情节及叙事手法很感兴趣，他选择翻译的第一篇小说是李渔《十二楼》中的《三与楼》（The Three Delicated Rooms）。李渔的话本小说集《十二楼》共十二卷，每一卷写一个故事，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一座楼阁，人物命运与情节展开往往与楼有关。《十二楼》具有很强的娱乐性，格调轻松欢快，每一篇都清新风趣，惹人喜爱。根据德庇时所说：“《三与楼》小说在中国印得不多，大多以片段形式出现在一些杂志上。”正是这些片段吸引了他的注意，让他首先选择了这篇小说作为翻译对象。1822年，德庇时出版《中国小说》（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其中包括李渔另两篇《合影楼》（The Shadow in The Water）与《夺锦楼》（The Twin Sisters）。并把《三与楼》原来的译名“The Three Dedicated Rooms”改为“The Three Dedicated Chambers”。1829年，德庇时作为东印度公司的翻译，从中文直接翻译了《好逑传》，他将珀西的译名改为The Fortunate Union，并理清了珀西因转译造成的很多意义混淆之处。1821年，乔治·斯当东（G．T．Staunton）出版《异域录》，其中有德庇时所译《玉娇梨》的节译。
我们来看德庇时的译本《中国小说》（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全书共225页，分为一个序言及四个翻译单元：《夺锦楼》《合影楼》《三与楼》，最后还有一个章节的《中国寓言故事》。德庇时在序言里解释自己翻译中国小说是作为学习汉语的翻译练笔，并介绍了自己的翻译原则。他说：“了解中国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翻译它的通俗文学作品，主要是戏剧和小说。”他清楚知道在翻译过程中，“汉语在形式和语言的精妙之处在翻译过程中有很大程度的流失”，他首先选取的翻译策略是严格忠实原文，但权衡之后，他意识到如果逐字逐句翻译，很多成语习语对英语读者来说将显得难以理解，所以，不如做一定改写。这种改写将增加小说的可读性，同时也很好地传达了原意。
德庇时的译本是个改写本。他是怎样进行改写的呢？首先，他的基本原则是保持译文的故事性，省略章回回目、大部分诗词及作者议论，他认为这些都是与故事无关的内容。从译本来分析，李渔《三与楼》共分三回，讲的是明嘉靖年间，四川名叫唐玉川的富翁图谋邻居房产。李渔的三个回目分别为：“造园亭未成先卖，图产业欲取姑予”“不窝不盗忽致奇赃，连产连人愿归旧主”“老侠士设计处贪人，贤令君留心折疑狱”。小说以两首诗开始，名为“诗云”“又云”，而后用了五段六百个字，描述诗的由来及故事缘起。德庇时的译本对此统统省略不译，直接撇开李渔的引文部分，从故事情节开始翻译。第一段原文译文如下：
原文：
明朝嘉靖年间，四川成都府成都县有个骤发的富翁，姓唐号玉川。此人素有田土之癖，得了钱财，只喜买田置地，再不起造楼房，连动用的家伙，也不肯轻置一件。至于衣服饮食，一发与他无缘了。他的一心，只为要图生息，说“唐田美产，一旦进了户，就有花利出来，可以日生月大。楼房什物，不但无利，还怕有回禄之灾，一旦归之乌有。至于衣服一好，就有不情之辈走来借穿；饮食一丰，就有托熟之人坐来讨吃。不若自安粗粝，使人无可推求。”他拿定这个主意，所以除了置产之外，不肯破费分文。心上如此，却又不肯安于鄙吝，偏要窃个至美之名，说他是唐尧天子之后，祖上原有家风，住的是茅茨土阶，吃的是太羹玄酒，用的是土硎土簋，穿的是布衣鹿裘。祖宗俭朴如此，为后裔者不可不遵家训。
译文：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twelfth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in a district of the province of Szechuan，there lived a rich man，who was likely in time to be still richer．This person，whose name was tang-yo-chuen，had an immense quantity of land．Whenever he got any money，it was his delight to add to his landed possessions；but he would neither build houses，nor would he supply＆nbsp;himself with any of the comforts or necessaries of life，beyond what was absolutely indispensable．His disposition was to enrich himself by every means in his power，and his property increased daily，like the moon towards the full．Houses and furniture（he thought）were not only unprofitable，but there was always a fear lest the god of fire should destroy them，and they might in one moment become annihilated．If one had fine garments，there immediately came unpleasant fellows to borrow clothes．If there was plenty to eat，one soon had people claiming acquaintance，and taking their seats in quest of food．In short，there was nothing like being contented with coarse articles，for people in that case would not be seeking them．He laid fast hold of this notion，and was determined to take care of his money．But not contented with being niggardly，he wished to assume credit to himself for it，and said that he was descended from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emperors，and that his ancestors were celebrated for their economy.
德庇时的译文精心雕琢，较为准确。如“回禄之灾”，“回禄”为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火神”，德庇时译为“the god of fire”，准确把握了原意。另一处“唐尧天子”，“唐尧”是中国古代最受尊重的帝王之一，尊为圣人。译文没有明确指出“唐尧”是谁，只笼统称为“one of the most ancient emperors”。对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英语读者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原文314字，译文246字。篇幅有所简略，简略在何处呢？在第一段中间，“唐田美产，一旦进了户，就有花利出来，可以日生月大”，省略不译。第一段结束部分“祖上原有家风，住的是茅茨土阶，吃的是太羹玄酒，用的是土硎土簋，穿的是布衣鹿裘。祖宗俭朴如此，为后裔者不可不遵家训”，只用了“His ancestors were celebrated for their economy”（祖上以节俭闻名）一句改写。如不改写，“茅茨土阶”“太羹玄酒”“土硎土簋”“布衣鹿裘”翻译出来译文会非常繁琐，篇幅较长，且“硎”“簋”皆为中国古代器皿，翻译出来，必然要加注解说，否则英语读者难以理解。所以此处德庇时改写为一句“祖上以节俭闻名”，对李渔所详细描写的节俭细节略去不表。这种处理，有助于英语读者对原文的接受。
译文亦有增加之处。如形容完唐玉川的吝啬后，德庇时加了一句“his＆nbsp;property increased daily，like the moon towards the full”（他的财产与日俱增，越来越多）。“full moon”意为“满月”，在英语里表示“圆满”，此处表示唐玉川的财产滚滚生息，越集越多。形容唐玉川吝啬时，李渔说“动用的家伙，亦不肯轻置一件”，译文为“nor would he supply himself with any of the comforts or necessaries of life，beyond what was absolutely indispensable”，意为“除了生活必需品，日常用度之物，他不会多添一件”。“indispensable”一词用得甚为准确。另外，“生息”一词在中文里有几层意思：“生养繁殖”“生活”或是“生利息”。在原文中理解为增加利息、增加钱财最合适。译文翻译为“enrich himself”，意为“变得有钱”，虽与李渔意思有些许差异，然而这是比较地道的英语表达法，容易被英语读者接受。
虽然翻译得很用心，囿于语言隔膜，德庇时仍有数处误译，或者不够准确。如第一句的“骤发”，“骤发”的意思为“暴发户”，意为突然暴富。译文处理为“likely in time to be still richer”，意为“还会更加富有”，与原意有所差别。另一处形容唐玉川“素有田土之癖”，李渔本意为唐玉川好置田产，译文为“had an immense quantity of land”，意思变成“有很多土地”，即唐玉川有很多田产。“好置田产”与“有很多田产”意思明显有异。
德庇时的改写不仅体现在《三与楼》，《合影楼》《夺锦楼》中亦有同样的翻译策略。李渔《合影楼》讲元朝至正年间，广东曲江县两位乡绅因性情不同，不相往来，虽住同一宅院，但中筑高墙，隔开彼此。两家儿女珍生与玉娟因常在池边玩耍，看见彼此的倒影，于是相恋。小说亦分三回，回目分别为“防奸盗刻意藏形，起情氛无意露影”“受骂翁代图好事，被弃女错害相思”“堕巧计爱女嫁媒人，凑奇缘媒人赔爱女”。小说以一首右调《虞美人》开始，中间穿有大量诗词。德庇时处理方式一如《三与楼》，省去章回回目，改写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省去李渔文章开头的右调《虞美人》及李渔在《十二楼》中常用的诗词批注部分，直接从“元朝至正年间，广东韶州府曲江县有两个闲住的缙绅”开始翻译这个故事。
德庇时虽然省略了故事开头部分的诗词及注解，然而《合影楼》中间珍生与玉娟互赠诗词，以表情达意，推进感情发展。这部分诗词与故事情节相关，不能省去不译。德庇时对此做了斟酌处理。如第二回“受骂翁代图好事，被弃女错害相思”中，珍生与玉娟相遇之后，玉娟扔给珍生一首七言绝句，表达自己心里的涟漪，原文译文如下：
原文：
绿波摇漾最关情，
何事虚无变有形？
非是避花偏就影，
只愁花动动金铃。
译文：
That the troubled face of the water was the image of her mind；
that she had been greatly surprised by his coming over to that side；
but that in running away from him with such haste；
she had been prompted only by die fear of discovery and punishment.
七言绝句翻译为48个字的自由体诗歌。玉娟诗里表达少女怀春，欲说还羞之情。用词含蓄、隐讳。而德庇时把玉娟诗里没有明说的意思明白地用英语表达了出来，如“非是避花偏就影，只愁花动动金铃”译为“but that in running away from him with such haste；she had been prompted only by die fear of discovery and punishment”，意思是“她从他身边匆匆离开，只因为害怕被发现和惩罚”。“discovery and punishment”在原诗中完全没有出现。德庇时的翻译虽然没有体现出原诗的音韵和意境及少女欲说还羞之意，但明白地把玉娟的意思表达出来。珍生拿到诗歌，喜出望外，立刻回诗，原文译文如下：
原文：
惜春虽爱影横斜
到底如看梦里花
但得冰肌亲玉骨
莫将修短问韶华
译文：
their present mode of communication was nothing more than gathering flowers in a dream；
and that they must endeavor to make it more unfettered，as well as more intimate for the future.
此处德庇时干脆把七言绝句改成三行自由体诗歌。中国诗歌里典型的抒情句“惜春虽爱影横斜”略去不译，“到底如看梦里花”译为“their present mode of communication was nothing more than gathering flowers in a dream”，意为“现有联系方式不过是梦里采花”。“但得冰肌亲玉骨”中“冰肌玉骨”是中国传统的形容美女的词句，中国人一见此句，立刻会想起女性美好的肌肤容颜。德庇时只将它换为“intimate（亲密）”一词。“莫将修短问韶华”含蓄表示了珍生想要与少女相会的决心。德庇时第二行和第二行的意思是“他们必须大胆行动，为了将来能有更多的亲密”，明白地告诉英语读者中国情人诗歌里的意思，推进情节发展。
《合影楼》里另有数首诗歌，处理方式基本一致。结尾处李渔写道“这段轶事出自《胡氏春秋》，但系抄本，不曾刊板行世，所以见者甚少。如今编做小说，还不能取信于人，只说这一十二座亭台，都是空中楼客也。”德庇时省去此段，自己谈了一下文章的翻译。
德庇时Chinese Novels，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里翻译的最后一篇小说是《夺锦楼》。《夺锦楼》发生在明代正德年间，武昌人钱小江与妻都长得很丑，两个女儿却很美丽。两夫妻性情不合，引得二女配给四家亲事起了纠纷。官府断案时认为四家公子都太丑，配不上美女，遂将二女许婚给两位新榜进士。德庇时的翻译与前两篇一样，注重故事情节，省去小说开头的右调《如梦令》及李渔的评判词，把文中出现的诗词全部改为比较直白的英诗翻译。省去小说的章回回目“生二女连吃四家茶，娶双妻反合孤鸾命”，以小说情节推动为主要考虑，最终给英语读者献上一个情节跌宕起伏，非常有趣的中国选婿故事。
德庇时不仅第一个翻译了李渔作品，还继托马斯·珀西之后，重新翻译了《好逑传》。18世纪，托玛斯·珀西根据一份半英语半葡萄牙语的手稿编译了第一个译本。中间不乏错误及遗漏（mistranslated，omitted）。德庇时举了珀西数例错译之处，但仍然肯定珀西的翻译，认为珀西的翻译很有价值。他决定自己重新翻译一遍，把前面的错误之处一一补正。1829年，他将《好逑传》译为The Fortunate Union，A Chinese Romance，由伦敦库克斯公司（J．L．Cox）出版。在书的首页上，他题为“To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献给乔治·斯当东爵士）。这是一部从中文原文翻译的作品，德庇时在序言中介绍自己是因为在乡间休假时，为了消磨时光进行的翻译。从前译者的译本给他印象颇深（impressed），让他相信小说很有道德（merits）。在最初试着（on trial）翻译了两个章节之后，家人鼓励他继续剩下的部分，于是，他终于完成了这个长篇小说的全本翻译。
德庇时的《好逑传》译本装订古朴。内页里先是中文“好逑传”，旁书“精刊古本两才子书”“嘉庆丙寅年福文堂藏书”。正文由序言和十个章回构成。在序言中，译者首先叙述了为何选择翻译《好逑传》，“译者对《好逑传》里展现出来的美德印象深刻”。在试着翻译完头两章节后，“译者被鼓励完成整书的翻译”。接着，德庇时介绍了《好逑传》的成书年代及柏西译本特点。他认为《好逑传》“喧嚣有趣的场景，精彩的对话，角色严格的自律性使得它成为道德典范”。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观察到，男女主人公其实很符合儒家伦理标准”。
德庇时的译本是个节译本。《好逑传》原文共十八回目。与翻译《三与楼》时省略回目的做法不同，德庇时的《好逑传》译文保留了小说章节回目，但把它改写成了十个回目，分为上下两卷。德庇时译本前面翻译得较为详细，后十回则进行了一定的缩写。
我们从回目名上看内容的详略。第一回《省凤城侠怜鸳侣苦》译为“The hero visits Peking，and takes pity on a lover in Distreie”；第二回《探虎穴巧取蛙珠还》译为“The attack on the tiger's den，and the skilful recovery of the prize”；第三回《水小姐俏胆移花》译为“Shui Ping Sin adroitly changes the flower”；第四回《过公子痴心捉月》译为“Kwoketsu stupidly grasps at the moon's shadow”；第五回《激义气闹公堂救祸得祸》译为“The generous hero arraigns a public tribunal，and to save another，hazards himself”；第六回《冒嫌疑下榻知恩报恩》译为“Calumny is braved，and the place of lodging changed，in requital of＆nbsp;services rendered”；第七回《五夜无欺敢留髡以饮》译为“Five nights are blamelessly passed，and the hero is detained to an entertainment”；至此德庇时按照《好逑传》原文顺序翻译了前七章，而后，将后十一章简写为三章，分别题为“An affronting proposal occasions the sudden departure of Teilichungyu”“They attempt to deceive the fair heroine，but only excite her scorn”“By her appeal to the Emperor，Shueypingsin terrifies the Commissioner”。大概译者时间精力有限，译本最终结束得有些仓促。
德庇时在翻译《好逑传》时颇为用心。中国传统小说习惯以诗词开头，此前翻译《十二楼》时，他都省去开篇诗词不译。而翻译《好逑传》，特别是前七回时，基本上做到了直译。原有小说形式基本保留，包括“诗曰”等。如《好逑传》开头、原文、译文如下：
诗曰：
偌大河山若大天，
万千年又万千年。
前人过去后人续，
几个男儿是圣贤。
译文：
Though broad the expanse of earth，of high and stream，
Beneath yon broader heaven—though countless years
Still follow years gone by as rolls the tide
Of human life in endless ebb，how few the worthies of our race！
比起他为《三与楼》中的诗词做的直白明了的翻译，此译文甚为用心。基本保留原文形式，并译出了原文中表达的人在时间面前的沧桑感。
德庇时还是《红楼梦》第一个译者。1830年，德庇时撰写长文《汉文诗解》发表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The Royal Asiatic Transactions）。四年后，这篇长文以单行本形式在澳门出版，并附有另外四篇与中国有关的文章或翻译，英文书名全称为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from the Royal Asiatic Transactions）to Whick are Added，Translations＆Detached Pieces（《汉文诗解，选自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并附有其它译文及文章》），扉页首行还有“汉文诗解”四字汉语书名。国家图书馆存有这一单行本的缩微胶卷影印本。在这篇长文的第69页，德庇时提到了《红楼梦》，“以下引文来自一部名为《红楼梦》的小说。译者译出其中两首《西江月》。是对一位中国年轻浪子的诗体描述。”其后就是《红楼梦》第三回的两首《西江月》的原文和译文，连叙述带翻译占有两页篇幅。
德庇时可称为19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他是英语世界里关注到李渔小说及《红楼梦》英译的第一人，为中国古典小说英译做出重要贡献。不过，同珀西、翟理斯相比，德庇时的英译带有更多政治意味。一些非学术的因素及对大英帝国的商业和外交方面的考虑，常常左右他的研究视野，并自觉呼吁英国人为了在华利益重视中国及中国文化。他的研究工作应和了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2.翟理斯
剑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英国著名汉学家，驻华翻译、领事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出生于英国牛津的一个文人世家。1867年，他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成为英国驻华使馆的一名翻译学生。此后，他历任天津、宁波、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福州、上海、淡水等地英国领事馆翻译、助理领事、代领事、副领事、领事等职，直至1893年以健康欠佳为由辞职返英，前后历时25年，除五度返英休假之外，其余时间均在中国度过。1897年，翟理斯全票当选为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
翟理斯在汉学各个领域都颇有建树，他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即语言教材、翻译、工具书和杂论。其中，他首先翻译了中国古典不朽文言小说《聊斋志异》。
1877年，翟理斯在《中国评论》第6期第3卷上发表了清代李珍《镜花缘》的第十一回“观雅化闲游君子邦，慕仁风误入良府”，即“探访君子国”（A Visit to the Country of Gentlemen）。与其他同类型作品翻译所区别的是，翟理斯的《镜花缘》节译基本上没有多少注释。
1877年，他的第一篇《聊斋》译文《罗刹海市》（The Lo-cha’s Country and＆nbsp;Sea Market），发表于上海华洋通闻社编辑的《华洋通闻》（Celestial Empire）3月29日版（369～370页）。翟理斯教授的第二篇《聊斋》译文《续黄梁》载于《华洋通闻》1877年4月12日版（369～370页）；第三篇译文《金和尚》载于1882年伦敦德拉律公司（De la Rue＆Co.）出版的《历史上的中国及其他概述》（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chetches）一书（106～110页）。另外，翟理斯还翻译了《聊斋自志》（Author’s Own Record）、《死而复生》（Raising the Dead）、《中国德约拿》（A Chinese Jonah）（即《孙必振》）、《张不量》（Chang Puliang），收入上海别发洋行（Kelly＆Walsh Ltd.）1922年出版的《古文选珍》（Gem of Chinese Literature）（231～234页）。1931年，翟理斯还译有单篇《钟生》（The Donkey’s Revenge），收入伦敦乔治·哈拉普有限公司出版的《各国故事集》（Great Stories of All Nations）。翟理斯主要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出发翻译《聊斋志异》，他关注《聊斋志异》的语言及写作风格，指出以前的译者从未提及的“故事中巧妙的情节及独创性”。翟理斯对蒲松龄的写作风格亦大为赞赏，认为蒲氏语言“纯真而优美”“简练又有力”。聊斋故事里人鬼神狐诡异又瑰丽的世界在英语世界里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1880年，经过三年的努力，翟理斯2卷本的选译本《聊斋志异》在伦敦由德拉律公司（De la Rue＆Co）出版。此译本是翟理斯在广州副领事任上完成的。翟理斯英文译本名为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与中文原意有一定出入，属于意译。其实在翟理斯之前，已经有人注意这部独特的文言小说，对于书名，也有不同的翻译。如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介绍这部著作时，将书名译为Pastimes of the Study；而梅辉立将其翻译为The Record of Marvels，or Tals of the Genii。对于这两种翻译，翟理斯均不认可，他直截了当地说：“上述翻译中，没有一个足以称得上佳译。”翟理斯按照“聊斋志异”四个汉字的顺序，对其本意及意译做了说明，四个字的直译为Liao-Library-Record-Strange，其中，“聊”是“作者对于自己的私人书斋（private library or Studio）的极富想象力的称呼”；对于为何做如此选择，翟理斯介绍到，有一则逸事，与此直接相关，那就是作者蒲松龄本人的人生经历。蒲松龄曾经在一次科场失利后叹息自己老来凄凉的晚景，并因此而将自己的书斋名为“聊斋”，意思是“他将用自己的笔来寻回命运从他这里所剥夺去的一切”。对此，翟理斯认为，“聊”的背后含义难以翻译，而所谓“鬼怪故事集”也根本没法充分完整地表达蒲松龄上述工作范围（scope of work），“《聊斋》的离奇故事里包含了道教、鬼神和法术，对大海另一侧虚构国度里神奇事件的叙述、对中国人日常琐事的描绘，及对超自然现象的想象”。因此，翟理斯介绍说，他确实一度计划用“鬼狐故事”来命名这部著作，但在友人的劝说下，最终采用了翟理斯描述的书名。翟理斯对《聊斋志异》的理解使他精心翻译的译名从此成为《聊斋志异》各译本的通行译名之一。
翟理斯译本采取了深朱红色封面。封面上是书名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下面是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erbert A.Giles（由翟理斯缩写翻译）。书名和译者名都镶了金边，封面四周亦使用了金色花及线条装饰，显得富贵庄严。译本是两卷本，分为三部分：译者导言，译文及两个附录，一共389页。
翟理斯在导言中介绍了自己选择翻译《聊斋志异》的原因，蒲松龄生平故事，当时中国社会形态及自己翻译的一些处理方式。导言第一部分介绍了他选择翻译《聊斋志异》的原因：“我认为我满足翻译这本书的两个基本条件：对汉语语法的准确认知及对中国礼仪、习俗、传说及政治生活的广泛了解。”翟理斯把自己的译本看成是一个给英国民众了解中国的窗口，他强调译本中展现出来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我选择这个题材，一方面希望可以吸引大家对中国事务的兴趣，另一方面也矫正大家现存对中国的误解，认为中国人都是毫无效率的懒惰人群，安于现实，不思进取……尽管现在有大量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出版，这些书很少传达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因此，很多中国习俗被嘲笑为可笑，遭到扭曲。”导言第二部分则是作者介绍。翟理斯介绍了蒲松龄的生平故事及《聊斋志异》的创作背景。在大概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后，翟理斯附上了蒲松龄的《聊斋自志》的翻译。并总结说“从上面的陈述，读者会对这位天才作家动人的写作技巧留下印象。整本书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的嘲讽。作者最终隐回了他自己的内心生活，意识到只有内心的火焰才最终能引向救赎。”导言的第三部分是《聊斋志异》的成书背景。翟理斯介绍《聊斋志异》在中国以手抄本形式存在了很多年，它第一个正式的出版本出现在1766年。翟理斯翻译了这个版本里的唐梦赉的序言。随后，翟理斯解释了自己选择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这个书名的原因及翻译时的选材考虑。译者本来曾经“计划翻译和出版一个完整的译本”，之所以最终放弃了这宏大计划，是“因为其中有些故事与我们所生活的当下不是很适合”，“这些作品让我们回想起我们自己国家18世纪有些小说作家的粗俗作品”，“另有一些作品，则完全没有意义，或是在稍微扩展的形式下对其他作品的重复而已”。“因此我选择了164个最好而且最有特色的故事。”
1908年，上海的别发商行（Kelly＆Walsh，Limited）再次修订出版此译本。这成为翟理斯翻译《聊斋志异》的定本，他自己也对此版本甚为满意，“所有在第一版中不够准确之处在新版中都尽可能地改正了。”他重新撰写了导言，用了不少篇幅阐述《聊斋志异》的创作特色和蒲松龄的艺术风格。他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出发翻译《聊斋志异》，并提出了以前的译者从没注意到的“故事中巧妙的情节及独创性”。翟理斯对蒲松龄的写作风格极为赞扬，认为《聊斋志异》写作风格“纯真优美”“有极致的简练”“人物都极有力量”“有丰富的隐喻与艺术性极强的人物塑造”。对于《聊斋志异》对西方读者的价值，翟理斯认为，“小说可增进我们对中国民间故事的了解，对庞大帝国的礼仪、习惯和社会生活有所接触。从这点出发，我的译文有相当价值。”
翟理斯的两篇导言均长达万言，涉及《聊斋志异》的艺术风格、作者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及译者的翻译技巧，是早期很有价值的《聊斋志异》研究论文。
在正文中，翟理斯共选译《考城隍》《瞳人语》《崂山道士》《狐嫁女》等165篇故事。而对于翟理斯认为繁琐、无趣的文章，他进行了删减或者改写。这165个故事中，除了已由阿连壁所翻译并在《中国评论》上发表的八篇作品及由梅辉立翻译并发表在《中、日释疑报》（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上的一则故事，其他149个故事，从来没有人翻译过。
在正文后面，为了帮助英语读者理解《聊斋志异》里无处不在的中华文化，翟理斯精心撰写了涉及中国文化的注释。这些注释记录和评论小说中的各个细节，涵盖了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真实层面。同时，他的注释也帮助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有清晰了解，显示出注释的学术价值。1925年，《聊斋志异》在美国出版后，有人评论说：“这些注释包含了很多关于中国习俗、礼仪和制度的很有价值的信息。”
翟理斯译本的一大特色即是这些注释。他的注释包罗万象，有“炼金术、订婚仪式、棺材、龙、长生不老药、风水、婚姻及许多其他方面”。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关于中国的时令和节日；关于中国历史传奇人物；关于器物和用度；关于中国政府制度和礼仪；关于风俗习惯；关于中国人的性格和观念；关于社会生活。
例如，对“清明”，他标注：清明（the Spring festival of Clear Weather），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之一。时间为每年的4月5日左右，中国人在这天要给亡故的家人上坟。而对历史人物关羽，他标注：关羽（the God of War）：中国的战神。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死后被尊为神，在当今中国的万神殿中排列靠前。
翟理斯译本中对中国文化的各种注释林林总总，覆盖面很广，虽然这些注释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未必正确，然而，在当时无疑为西方读者理解《聊斋志异》、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帮助。至于翟理斯有时会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进行评价褒贬，自觉不自觉地把他所处时代英国人的价值观投射到中国，虽对中国文化有误读曲解之嫌，然而，也正好吸引了同时代的英语读者群，纠正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误解。“1840年以来，描写中国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无休止地和过去的文学作品进行清算：因为它们不断有意无意地对照耶稣会士和启蒙哲学家塑造的理想中国人形象，建立一个完全相反的新形象。对中国事物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蔑视。”由此逐渐形成了与理性时期所不同的对中国新的认识和看法。西方人对中国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女人包小脚，男人留长辫，做事颠三倒四”。而“野蛮”“非人道”“兽性”，这些词语充斥着19世纪的英国人形容中国的书本教材，完全是对中国的曲解。而翟理斯译本把中国美好的想象世界展现在英语读者面前。《聊斋》中的异类，如狐、鬼、花、木、神性情真挚。和谐与怪异交替出现，跌宕起伏，变化多端。这与西方人心中的中国形象反差太大，让他们在接受上有一定困难。于是，通过注释，翟理斯努力拉近英语读者与这个中国文本的距离。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对外国人而言，阅读理解会有一定难度。翟理斯要自己读懂《聊斋志异》，还要把小说里中国文言隐含不易理解的内容表达出来，显得更加困难。然而，翻译中最困难的不仅是如何表达字面的意思，更包括如何传达文字背后隐含的文化信息。为此，翟理斯绞尽脑汁。他的翻译策略是：吸收一些西方词汇和内容；做文字词语的添加移植；或为原文添加一些解说性文字，包括大量注释。如，《聊斋志异·罗刹海市》一篇，讲述书生马骥在海上遇难，无意中闯进龙宫，反而被招为驸马。后来，他思乡心切，坚持重返人间，与妻子龙女分离。马骥离开后，龙女写给他一封书信，部分原文译文如下：
原文：
君似征人，妾作浪状，即置而不御，亦何得谓非琴瑟哉。
译文：
You are my Ulysses，I am your Penelope；though not actually leading a married life．How can it be said we are not husband and wife.
翟理斯的翻译将“征人”和“荡妇”这两个富含中国文化韵味的称呼语替换成西方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人物“Ulysses”和“Penvelope”；他还直接忽略了原文“琴瑟”一词深厚的隐喻意义，将它直接译为“husband and wife”。这种替换很大程度上会删减原文丰富的文化和情感信息。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那些对中国文化基本上很少了解的西方读者的角度来看，这种归化原则会有助于他们对小说的理解与接受。
又如，马骥刚到龙宫时，对周围环境惊诧莫名。然而，龙王对他青眼有加，准备把女儿许配给他。当然，龙宫公主嫁人，自然要举行盛大的婚礼。这样的婚礼当然是中国文化里常见的奢侈场面。蒲松龄的描写原文译文如下：
原文：
生衣乡裳，驾青虬，呵殿而出。武士数士骑，背雕弧，荷白棒，晃耀填拥。马上弹筝，车中奏玉。
译文：
Ma dressed himself in gorgeous cloths，and went forth riding on a superb steed with a mounted body-guard all splendidly armed．There are musicians on horseback and musicians in chariots.
“青”在汉语中常常意为黑色。如“青丝”意为黑发，“青衣”意为“黑衣”。“虬”则是另一个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具有不同含义的词语，原文中的虬指的是中国传说中一种体积比较小的龙。然而，在中国文化里具有威严、力量的“龙”的形象在英语里是邪恶的化身。为此，翟理斯用了“steed”一词取代了“dragon”，“steed”意为马，这个词语使得英语读者不至产生疑问：为何中式婚礼上会用让人厌憎的可怕的龙？随之而来心理产生抗拒。翟理斯的处理避免了文化冲突，也减弱了婚礼的豪华、气派。同时，原文里的“筝”是一种中国传统乐器，音色优美，提到“筝”，中国人立刻会联想到悠远的意境。“玉”更是中国国宝，晶莹剔透，好玉甚至价值连城，此处“玉”指的是玉笛。马骥婚礼上乐师们弹筝奏玉。然而，“筝”和“玉笛”对英语读者来说则是陌生概念，为了回避误解，翟理斯省去了这两个词的翻译。翟理斯的以上处理使译文对英语读者显得明白流畅，帮助他们进入《聊斋志异》的故事，然而，这故事比起原始文本，终就少了些意韵。
此译本在翻译上有很多失误之处，今天看来，翟理斯在语言、文化方面的理解失误显得更加明显，且翟理斯有时候处理笔下人物过于随心，作为基督徒，他按照自己的道德准则改编了聊斋故事，将原著中两情缱绻及性描写等情节统统略去不译。然而，翟理斯不愧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他笔下的故事生动有趣，吸引人心，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他清晰、有力与优美的文风使得此译本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英译中的典范之一，优美、文雅、充满诗意。翟译本可谓《聊斋》英译的奠基之作，对后来《聊斋志异》的翻译影响巨大。有人评价说，“翟理斯的《聊斋志异》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译者亲眼目睹的天朝大国（Celestial Empire）真正的生活和习俗。”欧美很多其他语种的《聊斋志异》译本就是完全根据翟理斯的英译本转译的。
3.乔利
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瑰宝《红楼梦》，至今已经有超过十种译本，其中包括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两个全译本。然而它的第一个全译本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一些。吴世昌说“上一世纪有人试为全译，但不幸因译者去世而中止”。吴世昌提到的尝试全译《红楼梦》，却中途去世的译者正是19世纪末的英国驻澳门副领事乔利（H．Bencraft Joly）。乔利没有能够出版全译本，但是，他仍然是《红楼梦》第一个摘译本的译者。1892年，《红楼梦》第一次以整书形式出版，由香港别发洋行（Kelly＆Walsh Ltd.）及澳门商务排印局（Typographia＆nbsp;Commercial）分别出版。如果不是因为患上肺结核中途去世，乔利也许能够在19世纪末，就为英语读者带来《红楼梦》的全译本。
乔利的译本分成一、二两卷，书名为Hung Lou Meng，or，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乔利完整翻译了第1到56回的内容，分为两卷，第一卷有378页，由序言及正文组成，1892年出版，第二卷有583页，1893年出版。
与翟理斯的长篇导言不同，乔利的序言非常简短。
“本译本的产生，并非由于我想跻身入汉学家的行列，而是因为我在北京求学时，在学完《自迩传》之后，不得不接触到《红楼梦》，从而遇到种种解读的疑惑与困难。我相信，无论是非韵文还是打油诗，残破的韵脚都存在一些缺点，在翻译诗歌时我紧扣意思而非韵律。然而，只要能给现在和将来学习汉语的学生提供些微的帮助，我就心满意足了。”
从序言看，乔利的翻译目的只是为了帮助当时在华英国人学习汉语提供语言材料。这同样亦可以从译本以下特点得出此结论：这个译本没有标出作者曹雪芹的名字，也没有任何前言后记介绍作品，甚至很少注释。
乔利译文第一卷的正文从第一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开始，至二十四回“醉金刚轻财尚义侠，痴女儿遗帕惹相思”。第二卷从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红楼梦通灵遇双真”开始，至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时宝钗小惠全大体”结束。该译本以直译为主，他翻译出了前五十六回的所有字、句，包括诗词，没有任何删节，这和20世纪的几个译本产生了鲜明对比。以第四回目为例，回目名为“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乔利译文为：“An ill-fated girl happens to meet an ill-fated young man.The Hu Lu Bonze adjudicates the Hu Lu case.”原回目名是一个对偶，利用对称的语言形式，形成和谐优美的语音节奏，表达两个相对的意思。如“薄命女”对“薄命郎”。“葫芦僧”对“葫芦案”，同时，“薄命”与“葫芦”二词反复出现，让句式非常均衡，很有艺术感染力。而乔利的译文亦遵照了原文的翻译。这应该是乔利章回回目名中翻译得非常出色的一个。
又如第十七回的翻译，原文回目名为“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乔利译文为“Chapter XVII in the Ta Kuan Garden，（Broad Vista）the merits of Pao-yu are put to the test，by his being told to write devices for scrolls and tablets，Yuan Ch’un returns to the Jung Kuo mansionm，on a visit to her parents，and offers her congratulations to them on the feast of lanterns，on the fifteenth of the first moon.”译文标题把原文的每个字、词的意义全部译出，所以将原文对称的回目翻译成了几乎是一段话的章回标题。而且，“大观园”一词译为Ta Kuan Garden，（Broad Vista），音译、意译各一次，意译放入括号，“元宵”一词亦给出两个翻译，“the feast of lanterns”强调节日性质，“the fifteenth of the first moon”强调节日时间，可见乔利对原文的忠实。同样在十七回，贾政带领宝玉及众随从去大观园参观，为了试宝玉之才，让他为园内景观题匾，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对联、典故、匾额，光是匾额就有二十种。乔利无一遗漏，悉心翻译了所有中文匾额。如“赛香炉”译为“Vying with the Hsiang Lu”，“曲径通幽”译为“a tortuous path leading to a secluded（nook）”，“小终南”译为“the small Chung Nan”，“泻玉”译为“dripping jadelike”，“泌芳”译为“penetrating fragrance”，“淇水遗风”译为“the bequeathed aspect of the river Ch’i”，“有凤来仪”译为“a phoenix comes with dignified air”，“杏花村”译为“apricot blossom village”，“兰风蕙露”译为“the orchid-smell-laden breeze and the dew-bedecked epidendrum”……译文中还有大量对联，如“新绿涨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译为“A spot in which the‘Ko’ber to bleach，as the fresh tide doth sell the waters green，a beauteous halo and a fragrant smell the man encompass who the cress did pluck”，“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荼蘼梦亦香”译为“Sung is the nutmeg song，but beauteous still is the sonnet，near the T’u Mei to sleep，makes e’en a dream with fragrance full”等。
仔细对比乔利的译文与曹雪芹原文，我们会发现乔利的翻译特点。所有的字都译了出来，一字不差，译文很准确，乔利对原文的理解程度让人惊叹。但译者有些过于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意思和语法结构，显得忽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感受。以对联翻译为例，对联与其他文字形式不同的艺术特征在于其整齐对称的形式，以及阴阳顿挫的韵律之感，因此中文对联一般对偶工整，平仄协调而完美，要求上下联相等，词性相同，结构相应。以“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荼蘼梦亦香”为例，“吟成”对应“睡足”，“豆蔻”对应“荼蘼”，“才犹艳”对应“梦亦香”，符合中文对联特点，读来朗朗上口，很有美感。而乔利译文为“Sung is the nutmeg song，but beauteous still is the sonnet，near the T’u Mei to sleep，makes e’en a dream with fragrance full”，基本已没有对称之感，更谈不上韵律美，文字美在翻译中损失比较严重。对此，吴宓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一文中对乔利译本简单评价为：“焦里氏H.Bencra之英文译本……凡二巨册，系逐句直译，虽无精彩，而力求密合原文，无所删汰。”“逐句直译”“密合全文”“无所删汰”，正是乔利译文的特点。
作为《红楼梦》第一个单行译本，乔利的译本在清小说英译里有着重要的意义，亦引起后来者的关注。乔利以多病之躯，第一次翻译并出版了两卷英译《红楼梦》，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有了乔利的英译本，就使很多欧美学者不仅知道有《红楼梦》其书，而且得以窥见《红楼梦》的梗概。这在当时对《红楼梦》的传播，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节 发展期的清小说译介（1917—1949）
20世纪初，起步较晚的美国汉学开始迅猛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已经把目光投向东亚。1908年退还庚子赔款，加强与中国的关系。1910年，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开办中文讲座，定期讲授关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趁欧洲各国忙于大战，无暇顾及远东，大力扩张在中国的势力。从20世纪起，美国先后建立各种基金会，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资金，不少中国学者纷纷赴美。一些学会组织，如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美国太平洋学会（American Council of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纷纷成立，使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及学术研究不断发展。
在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兴起新文化运动，20世纪亦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启蒙时代。这一时期引入的科学而系统的方法论为中国古典小说翻译及研究开辟了崭新的天地。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倡导民族性，倡导反对帝国主义，恢复民族独立与尊严。外来力与内驱力不断碰撞亦是中西文化与文明的碰撞，两种文化的交流得到不断加强。如果说20世纪以前，由于中国和世界的隔离，主要是西方人来到中国，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来自于这些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员，对真正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了解不多。那么，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20世纪以后，不断有中国学子远渡重洋，前往西方留学，他们为中国古典文学的西传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译介概况
20世纪上半叶，五四运动的爆发促成“新红学派”的兴起，《红楼梦》成为中外学人瞩目的对象，其英译因此受到了重视。1914至1949年间产生了两种《红楼梦》节译本：1927年纽约大学古典文学教授王良志（Wang Liang-Chih）推出第一个译本，题名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明恩博为其撰写序言，译本共95章，约60万字，现已佚失。另一译本于1929年由纽约艺术博物馆东方部职员兼哥伦比亚大学讲师王际真（Wang Chi-chen）推出，依然题名为Dream of Red Chamber。这两种译本都针对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对原文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压缩及改写。王良志与王际真都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深深陶醉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审美世界，后来，他们离开中国去美国求学定居，在美国学习工作时，尝试将《红楼梦》译为英文。另外，中国译者袁家骅、石明也在1933年通过上海兆新书局出版了《红楼梦：断鸿零雁记选》中英对照节译本。
除了《红楼梦》，这一阶段开始引起英语世界关注的另一清代名篇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直到20世纪才传入英语世界。笔者掌握的第一篇《儒林外史》片段译文由陈平楚（Chen Ping-hsu）翻译，以《四位奇人》为题，翻译了第五十一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刊于《天下月刊》卷11（1940—1941），而后，于1946年出版的高克毅主编的《中国智慧与幽默》中，收入王际真所译《儒林外史》第2至3回，题为《两学士中举》，指的是周进与范进中举。
这一时期，《聊斋志异》继续受到英国世界的关注，出现很多片段译文和节选本。1931年，翟理斯另译出单篇《钟生》（The Donkey’s Revenge）。1914年，英国外交官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翻译了十四篇聊斋故事。1921年，德国人卫礼贤翻译了15篇《聊斋》故事，包括《种梨》《小猎犬》《罗刹海市》《白莲教》《蛰龙》等。1922年，英国驻中国领事倭讷（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er）改写了五篇聊斋故事，分别为《与狐狸交朋友》《不可预测的婚事》《高尚的女子》《酒友》和《炼金术士》。1927年，卜朗特（I．A．Jkov Brandt）编译了《种梨》《劳山道士》《赵城虎》五篇聊斋故事。1933年，英国人潘子延（Pan，Tze-yan）翻译了《聊斋志异》的《吼叫的妻子》（A Crow Wife）。同年，英国人福纳罗福纳罗（C．De，Fornaro）翻译了《道士》。1937年，中国翻译家初大告在伦敦翻译两篇《聊斋志异》故事《种梨》《偷桃》。1946年，澳大利亚汉学家琼罗斯（Rose Quong）出版社了编译本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
除了《聊斋志异》，受到较多关注的清小说有刘鹗的《老残游记》。1929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翻译的《老残游记》片段《歌女》（The Singing Girl）载于《亚洲》（Asia）杂志11月号。1936年，林语堂将《老残游记》二集六回译成英文，题名《泰山的尼姑》（A Nun of Taishan），由商务印书馆发行。1934年，第一个译本由著名中国翻译家林疑今（Lin Yi Chin）、葛德顺（Ko Te-Shun）完成，题名《行医见闻》（Tramp Doctor’s Travelogue），收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第八期。1939年，林译单行本由商务出版社出版。之后，著名中国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节译本Mr．Decadent，于1947年由南京独立出版公司出版。1948年，这个译本又由伦敦的阿兰及岸温有限公司（George Allen＆Unwin Ltd.）出版，署名为H．Y．Yang and G．M．Tayler。在这个版本中，杨戴夫妇将作者刘鹗名字译为Liu Ngo，在80年代“熊猫丛书”的再版中，作者名改译为Liu E。1935年，林语堂翻译了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载于英文《天下》月刊及《西风》月刊，1936年，西风社出版了林译中英对照本，题为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这一时期在英语世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的译本是荷兰外交官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的译本。1949年，高罗佩将中国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翻译成英文，题名为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Dee Goong An）：An Authentic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Detective Novel。译本于1949年由纽约都佛出版社（Dover Publications）出版（见表1-2）。
表1-2发展期清小说主要译本
二、主要译者及其成就
1.王际真
王际真（Wang Chi-Chen），字稚臣，祖籍山东，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堂，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及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及新闻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美留学期间，他以程乙本为原文，翻译了《红楼梦》（Dream of Red Chamber）的部分章节，由纽约乔治·路特莱奇公司（Doubleday Doran Co.）出版，伦敦的路脱来奇公司（George Routledge＆Sons Ltd）亦于同年出版，但在扉页上注明版权来自前者。译本封面是很淡雅的黄色，有一中国古装女子肩扛小锄，取意黛玉葬花。封面装帧精美素雅，作者曹雪芹名译为Tsao Hsuen-Chin，内页里附有一些人物画像，并标注“Translated and adapted from the Chinese by Chi-Chen Wang”（由中文原文翻译改编）。全书由前言、译者导言及39章回构成，分成上下两部分。楔子是：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全书以宝玉和黛玉的爱情为主线，浓缩了《红楼梦》原120回内容。第39回是：中乡魁宝玉却尘缘，违本意花袭人出嫁。王际真根据两个作者将《红楼梦》译本分为第一部及第二部。在第一部后他标注作者为曹雪芹（Tsao Hsueh-chin），第二部作者为高鹗（kao Ou）。对于《红楼梦》书名，王际真在内页解释说，《红楼梦》（Hung Lou Meng）意为“Red Chamber Dream”，Hung Lou意为Red Chamber或者Red Two Story Building，意味着财富、荣耀以及所有俗世功名。
王际真的译本是节译本，删节较多，由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ley）做序言。序言首先介绍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地位，指出“在20世纪之前，中国人并不把小说和戏剧当作文学”。而后介绍中国小说的历史及发展，“据我所知，最早的一篇与我们的小说概念相关似的小说，是公元7世纪张文成所著《游仙窟》”，“街头说书人的艺术不仅影响了中国小说的题材，而且以后出现的小说整体结构也都模仿说书人的章回体”。韦利分析这些传统小说概念对《红楼梦》的影响，他说，《红楼梦》揭示了一个大家庭的衰败过程，而且打破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大团圆结局。译序者还对曹雪芹、高鹗作了评价，并介绍了《脂评本》情况。与乔利译本相比，王际真译本对《红楼梦》的认识，无疑已起了质的变化。
亚瑟·韦利的序言后是译者导言。在导言里，王际真简要介绍了红楼梦的版本及曹雪芹前八十回及高鹗续四十回的关系。这表明王际真深受新红学运动的影响。新红学运动由胡适所倡导，胡适在去美国之前是索隐派中一员，经美国大学严格的学术训练之后，于1917年归国在北京大学任教，由索隐走向考证，成了新红学的开山鼻祖，其学术成就再传到美国，并产生了影响。新红学运动标志着中国学术在方法论上与西方接轨，促进了中西方沟通，这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沟通与交流。王际真在导言里接着谈到胡适提出的“自传说”，他明确说明，受新红学研究成果的影响，译者更重视曹雪芹的前八十回。“自然，前八十回受到更认真的对待。”他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打破了中国小说传统大团圆结局的传统；“曹雪芹并没有陈述陈旧的才子佳人故事，而是描写了一大群读者从前一无所知的人物。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些人物竟是作者自己和他的家人（胡适博士已证实）。”一切现实主义小说当然都是自传体小说，而《红楼梦》更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
王际真的导言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翻译策略：编译。导言第五部分题为“Some Remarks on the Scheme of The Present Adaptation”里，王际真详述了自己删改的方式。他考虑到美国读者想要了解异域风情，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读完《红楼梦》这一客观现实，决定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进行编译。全书第一至五十七回删节较少，后面则大刀阔斧，凡与宝黛爱情无关情节，皆略去不译。“我保留了表现宝玉和黛玉关系的所有重要描写……”，“也试图保留所有表现中国特点的风俗、习惯或者文化特质的插曲迭事，比如对译本第九章和第十章中呈现出来的秦氏豪华葬礼的描述”。
王际真在保留的同时，亦进行了“舍弃”。他首先将诗歌省去不译。他“只保留了极少数的诗词……并且，中国小说家喜欢使用一些陈腐的套话。译者除了在译本第二章中保留一些例子，其余都舍弃了。”
其次，对于不服务于宝黛爱情的其他枝节，他往往用一两句话概而述之。他在导言里明确说明，“我省略了不少只是展现作者诗歌及梦境的篇章，包括那章宝玉梦见另一个宝玉（甄宝玉）的描写。王际真对《红楼梦》里诗歌及梦境描写不感兴趣，认为它们多余无趣。“对我而言，这些都是文字游戏，枯燥无味，尽管其他人可能觉得‘妙不可言’。”
我们来看王际真是怎样“舍弃”部分章节字句的。第二十一回“皇恩重元妃省母亲，天伦乐宝玉呈才藻”，原文描绘了元妃省亲贾府的盛大场面。奢华的铺排，繁雍的礼节，让人震撼。曹雪芹刻画得非常精细，几乎每个人的动作都一一描述。而后，元妃命名“大观园”，题了对联，并将园内诸馆分别命名。随后又命众姐妹及宝玉题咏大观园。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宝钗、黛玉分别题诗，宝玉同时做五言律诗四首。场面的宏大，与亲人重见的悲喜交集的心情，各种或精妙或平淡诗词及成诗的微妙场景，数千字的原文王际真只压缩为一句话，“She also asked her cousins and Pao-Yu to compose verses to celebrate the occasion，and awarded the prizes to Precious Virtue and Black Jade”。
又如，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院夜拟菊花诗题”和第三十八回“林潇湘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两回目中，大观园诸人自发成立“海棠社”，题咏海棠诗，随后宝钗与湘云邀大家赏菊吃螃蟹，共题咏十二首菊花诗。这十二首菊花诗在红楼诸诗词中占有重要地位，尤以黛玉和宝钗的诗为冠。更有赏花吃螃蟹时大观园的热闹场景，湘云醉卧于花丛场景已是经典。但在王际真译本中，因为中国古典诗词难译，加之不符合王际真要带给英美读者一个通俗爱情故事的目的，整个过程只压缩成两句话：“The haitang also formed the theme of poems for the day，for Black Jade suggested that the club should begin its activities immediately．On this occasion Li Huan awarded the prize to Precious Virtue for the depth of her sentiment，though she and others all agreed that Black jade’s poems were the most clever and the most distinguishe”。
王际真的译本基本采取意译，其语言最大特点是简单浅显，意在面向“大多数读者”。他尽可能使用简单的英语词汇，以符合目的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和阅读期待。他的意译还体现在他对人名的翻译处理上。19世纪的译本中，《红楼梦》中人物姓名都是音译。然而王际真独创性地采取了双重标准。他认为，单靠发音很难确认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因为“中文里大概只有五百个单音节的发音，有些中国名字连中国人自己听起来都会困惑”。那么，“如果中国人都对自己名字感到困难，西方人当然会更觉得困难”，所以，王际真决定采用“音译男性名字”和“意译女性名字”，以“使西语读者比较容易地辨认出角色的性别”。小说中男性姓名采取音译，如：“宝玉”译为“Pao Yu”，“雨村”译为“Yu Tsun”，“士隐”译为“Shih Ying”，“秦钟”译为“Chin Chung”。而小说中女性姓名一律采用意译，原则是“首先考虑女性名字的引申意义，而不是字面意义”。如，“黛玉”译为“Black Jade”，“袭人”译为“Pervading Fragrance”，“平儿”译为“Patience”，“熙凤”译为“Phoenix”，“四春”分别译为“Cardinal Spring”“Welcome Spring”“Quest Spring”“Compassion Spring”等。
王际真对名字的翻译处理受到吴宓的称赞，“按此法殊善”，认为很好地把西方读者难以弄明白的中国名字翻译成了英语。吴宓还盛赞王际真的译文语言，“总观全书，译者删节颇得其要，译笔明显简洁，足以达意传情，而自英文读者观之，毫无土俗奇特之病。……故吾人于王际真君所译，不嫌其删节，而甚赞其译笔之轻清流畅，并喜其富于常识，深明西方读者之心理。《聊斋》《今古奇观》《三国演义》等，其译本均出西人之手。而王君能译《红楼梦》，实吾国之荣”。吴宓对王际真的人名翻译给予高度评价。然而，吴世昌对此极不赞成。吴世昌认为在英语里，“黛玉”的翻译“Black Jade”意为“荡妇”，这将是对《红楼梦》里黛玉经典形象的讽刺，极为不妥。
王际真的译本一经出版，即广为流行。1929年6月2日《纽约时报》刊载书评，高度评价王际真的译本。1931年德国人库恩翻译出版了《红楼梦》的德文节译本，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译本与英译本进行比较。在当时《红楼梦》已有数个节译本的情况下，库恩主要的比较对象是王际真译本，可见王译本在当时流传甚广，声望也远高于乔利译本。1958年，王际真将节译本《红楼梦》增补后，由吐温出版社（Twayne Publishers）再次出版。从影响上看，王际真译本从1929年的第一版至1958年的第二版，时隔近三十年，说明其影响之深，接受时间之长。在第二版导语中，王际真承认，在第一版中仅仅关注爱情悲剧的主线，删除了大量对于中国社会的生动描写，的确非常可惜。第二版由第一版的39章增加到60章，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内容，主要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生动描写”，其中包含的文化因素比第一版多得多。
1966年，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柳无忌的《中国文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在论及《红楼梦》时，引用了六段译文，其中五段出自王际真译本。在欧美一般大学图书馆中，长期以来，王际真译本作为20世纪唯一直接译自汉语的《红楼梦》英译本，其权威性地位一直持续到1978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全译本和1986年霍克思和闵德福的全译本问世。即使如此，1989年，安克图书（Anchor Books）仍然重印了王际真的1958修改译本。因此，红学研究者在评价《红楼梦》各种译本时，高度评价王际真译本在推动《红楼梦》在西方英语读者中流传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在《红楼梦》全译本出现之前，王际真版的节译本在英语世界为帮助英语读者了解《红楼梦》这一中国古典文学奇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林语堂
“素好《浮生六记》，发愿译成英文，使世人略知中国一对夫妇之恬淡可爱生活。民国廿四年春夏间陆续译成，刊登《天下月刊》及《西风月刊》。颇有英国读者徘徊不忍卒读，可见此小册入人之深也。余深爱其书，故前后易稿不下十次；《天下》发刊后，又经校改。兹复得友人张沛霖君校误数条，甚矣乎译事之难也。”
这段话，来自于林语堂所译《浮生六记》（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的后记。《浮生六记》，清代文人沈复所著文言自传体小说。书名典出李白《春夜宴季弟桃李园序》中的诗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其体裁特别，以一自传的故事，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等。作者沈复（1763—1822），字三白，是个以游幕、经商为业的下层人士，一生怀才不遇，乃做《浮生六记》，详细真实地记录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浮生六记》一大艺术魅力是塑造了一位率真纯洁而浪漫的家庭妇女芸。原书共六记，后二记《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已经佚失，现只存四记。因其崇尚个性的思想和典雅简练、清新活泼的文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列入《中国小说史料丛书》。此书虽不属宏篇巨制，然而格调清新淡雅，令人回味，从中可以窥见“中国文人的传统心态、思维模式以及纠缠于心、无奈自觉已沉入生命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人格，豁然展现”。
林语堂《浮生六记》译本于1939年由上海西风社发行问世，配以非常典雅庄重的绿色封面，上书“西风图书第二种：汉英对照浮生六记”。由译者序、正文及后记构成。在序言里，林语堂高度赞美芸，“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最可爱的女人？”而在他另一个清小说译本《老残游记》序言里，林语堂再次提到芸，“芸象征理想妻子的形象”。
林语堂选择翻译《浮生六记》是由他当时特定的心态所决定的。翻译是一种译者的自发选择。1923年，林语堂从美国回到中国，其时“林氏与‘语丝社’同仁们展开‘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站在爱国青年一边，走在当时文化、文学阵营的前列，紧跟着鲁迅的步伐前进，敢于同封建势力及其代言人作斗争”。然而20世纪的中国政局变化太过剧烈，1928年《剪拂集》结集出版时，知识分子林语堂的思想已开始有了变化，政治热情已经下降，对迷离的局势感到厌倦，对过去几年间作为语丝派成员所作所为，有“隔日黄花之感”。之后，他的侄子林惠元在家乡漳州被枪杀，同为“同盟”会员的杨杏佛亦遭暗杀，这在他的心理上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于是，决定“躲进牛角尖里，不再干预政治”。《浮生六记》作者沈复与其妻芸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他们喜爱宇宙间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已好友过着恬淡空灵的生活。通过享受闲情逸趣，忘怀悲苦与残酷的外部世界。显然，林语堂与他们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他深为此书作者及其妻陈芸“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天性和恬淡自适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将其译为英文。
林语堂选择翻译《浮生六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浮生六记》满足了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期待。从1935年开始，林语堂主要以英语进行创作，而翻译也以英语为主，读者群基本是西方人，难免考虑到满足西方读者的诉求与期待。当时工业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对东方的古典哲学观和闲适的生活态度一直抱有浓厚兴趣，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林语堂在翻译中对汉语文本的选择。
林语堂译本一个重要特色是他保留了原文笔记本小说体例。20世纪30年代，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为求让英语读者欣赏到中国文学里的精华所在，林语堂基本保留了原著文体风格及内容。译文整体谋篇布局都保留了原文笔记体小说体例。这种保留使林译不仅忠实地再现了原作风格，同时，亦是对当时中国独有文体范式的介绍与传播。《浮生六记》原为六记，每记为一卷。林语堂完全保持了原文风格，译文也分六记，分别译为《闺房记乐》（Wedded Bliss）、《闲情记趣》（The Little Pleasures of Life）、《坎坷记愁》（Sorrow）、《浪游记快》（The Joys of Travel）。最后轶失的两卷《中山记录》（Experience）及《养生记道》（The Way of Life），亦译出卷名，标出“原缺”（Missing）。
林语堂对于翻译颇有见的。他在《论翻译》一文章中，将翻译的忠实程度分为直译、死译、意译和胡译。他自己趋向的原则则是忠实、通顺、美。此三原则与严复著名的“信、达、雅”大体相近。20世纪上半期的翻译界正上演着一场激烈的以直译和意译为中心的关于翻译标准的论战。鲁迅强烈主张“直译”，“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而赵景深则主张“宁可错些，而不要不顺”。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硬译”为“死译”，瞿秋白则同意鲁迅提出的引入国外的表达法，但同时又反对他不顺的译法，认可用白话文，即让广大民众能接受的白话文来求译文之顺。
林语堂的三个翻译标准即是在这直译、意译之争中提出。在这三层标准中，林语堂以大量篇幅描写定义了“忠实”标准。提出“字译”和“句译”的界定。“按译者对于文字的解法和译法不外有两种，就是以字为主体，与以句为主体。前者可称为‘字译’，后者可称为‘句译’。”换而言之，字译就是字字对应的译法，句译则将句子作为整体，把单字的意义结合成连贯的“总意义”。对于二者的取舍，林语堂明确表示译者首先要求忠实于原文，这种忠实还要尽力兼顾传神达意，即采取“句译”。《浮生六记》即是他翻译思想一个很好的体现。
我们来看林语堂怎样忠实于原文。首先，他尽可能保持了原文风貌。以环境描写的翻译为例，林语堂认为：自然做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生活，它包括所有的声音、色彩、形状、情绪及氛转。它代表着天人合一，是作家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忠实的翻译就应该使这些因素在目的语文化得到再现。
原文：
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宇，又不在地广石多徒烦工费…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于墙头，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
译文：
As to the planning of garden pavilions，towers，winding corridors and out-houses，the designing of rockery and the training of flower-trees，one should try to show the small in the big，and the big in the small，and provide for the real in the unreal and for the unreal in the real．One reveals and conceals alternately，making it sometimes apparent and sometimes hidden．This is not just rhythmic irregularity，nor does it depend on having a wide space and great expenditure of labor and material.…This is to provide for the real in the unreal．Let the door lead into a blind courtyard and conceal the view by placing a few bamboo trees and a few rocks before it．Thus you suggest something is not there．Place low balustrades along the top of a wall so as to suggest a roof garden．This is to provide for the unreal in the real.
原文主要介绍园林栽培，中国园林美向以画意美著称，显示出中国园林艺术的高超。在原段描写中，沈复笔墨纯净，语言简练，耐人寻味，采取了“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描绘方法，展现出空灵、幽雅、飘逸、委婉等中国传统园林美的境界，以体现传统知识分子清心寡欲，追求自然美的遗世性情。对此，林语堂忠实而详尽地一一译出。与原文相比，译文将句子作为整体，在这以景怡情的段落中很好地把握住了全篇整体和谐之美，完整地贯彻了他的“句译”理论。后来，在英国人布莱克译文中，此段被全部删去。布莱克说：“我的译文省略了有关参观庙宇和景点的描写，因为它们对没有去过，不熟悉实地的读者意义不大。同时我省略了一些文学批评、圆艺及植物栽培部分，因为它们专业性太强，无法迎合大众品味。另外，我将一些章节重新排列过，使它不致含混。”布莱克的翻译有一味迁就目的语读者之嫌，他的译文以沈复与芸的婚姻生活为连接点，没有保留原文的笔记本小说这种特殊的文体风格，他的翻译目的是满足西方人对东方爱情的猎奇心理。但他恰恰忽略了林语堂所重视的爱情故事中所展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他将中国历史悠久的园林文化视为多余的描写，统统删节。相较之下，林语堂忠实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不仅重在展现中国文人精神、保持原文体风格，亦最大限度使英文读者容易接受译文。
《浮生六记》是林语堂最见功力的译作之一。他倾注了很多心血，“前后易稿不下十次”。此文发表后，备受赞赏。林氏译笔简洁、生动，对作者在原文中所描述的富有情趣的婚姻生活进行了生动的再现。叙述节奏舒缓，娓娓道来，非常符合原文细腻的叙述风格和恬淡的生活节奏。另外，林语堂考虑到译文的接受问题。俗话说，“入乡随俗”，译者在向英语读者讲述中国的故事时，必须考虑到目的语国家的语言习惯，顾及到英语读者的理解与接受。“要把源语的信息有效地翻译到接受语中去，还必须考虑接受语语言和文化因素，才不致因语言文化的差异而歪曲源语信息。”总体而言，林的译文既达且雅，翻译策略上以使译文符合英语语言表达规范和文化习惯为主。但当有些文化差异现象在翻译中需要保留或者无法求同，英语世界的读者很难理解这种文化现象时，林语堂选择了“求同存异”，为了传达出东方文本固有的一些异质特点，在局部地方处理也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首先来看林语堂的求“同”策略：
例1：
原文：
余生于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距苏州浮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
译文：
I was born in 1763，under the reign of Ch’ienlung，on the twenty-second day of the eleventh month．The country was then in the heyday of peace and，moreover，I was born in a scholars’ family，living by the side of Ts’ angling Pavilion in Soochow．So altogether I may say the gods have been unusually kind to me.
在这一句翻译中，林氏基本采用了求“同”的翻译策略。为方便目的语读者的理解，译文用通用公元纪元方式“1763”对“癸未”，用“A scholars’ family”翻译“衣冠之家”，用“the Gods”而不是“Heaven”来与“天”对应。否则，如按照译文遵照中国皇帝纪年的方式来标识小说时间，英语读者会完全不知所云。
例2：
原文：
四龄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②
译文：
her father died when she was four years old，and in the family there were only her mother（of the Chin clan）and her younger brother K’eh ch’ang and herself，being then practically destitute.
英语与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组合方式非常相异。英语是一种表达上很有逻辑性的语言，主谓结构明显。而汉语以意合为主，表达方式含蓄一些，常省略主语或者宾语。原文为“母金氏，弟克昌”，隐含了“芸”本身为家庭成员之义。译文为“in the family there were only her mother（of the Chin clan）and her younger brother K’eh ch’ang and herself”，其中“and herself”明显是译者为了语义逻辑需要所增添的。为了方便读者的理解，译者此处做了必要的结构增补，使意思的表达更符合英语习惯。
林语堂的求“同”还体现在他对语言的选择。《浮生六记》使用了非常口语化的译文。林语堂认为，译文语言如果过于文雅高深，反而会矫揉造作。英语语言本来就应该清新通俗，不能故弄玄虚。他在《大荒集》里的《英文学习法》一文中指出：就英语词汇的使用而言，词汇选用贵在自然：“中国留学生及非留学生写起英文来都是韩柳三苏的变相。岂知韩文柳文好则好矣，无如在英文里边读起来，总是高雅有余，切实不足……真正的好英文还是多少带些街谈巷议或是文士雅谈的气味，英文谓之有smell of the soil，正是与司马迁之文相近。”因此，就《浮生六记》的翻译而言，沈复的源语文本是优美的中国文言文，含蓄古朴，经过翻译，林语堂呈现给目的语读者的是口语化译文。且看以下译例：
原文：
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中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怏怏。译文：
Although Yun wrote to me regularly，still for two letters that I sent her，I received only one in reply，and these letters contained only words of exhortation and the rest was filled with airy conventional nothings，and I felt very unhappy.
沈复原作是文言文，文字基本为四字格，字斟句酌，结构非常整齐，显得优美而大气。而林语堂的译文大多用了非正式的常用词，如“nothing”，“airy”和“unhappy”，这些单词都是典型的口语词。林氏语言的口语化特征还体现在句子结构上。译文句子虽然较原文长，但结构仍然保留了简单的并列句式。这种以口语化语言来翻译文言文的策略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在现代汉语中是文言的语言，在沈复当时所处的清朝也是口语体，不过因为时代变迁，百年之后变成了文言文。《浮生六记》正是作者叙述自己与妻子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事，林氏将这些文字译为口语化的英语是符合作者描述的普通家庭所使用的语言规则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原文的语气和语体。
《浮生六记》涉及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生活的林林总总，涉及的文化现象也是五彩缤纷。当有些文化差异现象在翻译中需要保留或者无法求“同”时，林语堂采用了存“异”之法。
例1：
原文：其每日饭必用茶泡，喜食芥卤乳腐，吴呼为“臭豆腐”。
译文：She always mixed her rice with tea，and loved to eat stale pickled bean-curd，called“stinking bean-curd”in Soochow.
“臭豆腐”是中国传统小吃，臭不可闻，然而味绝佳，喜爱者众多。英语读者不可能理解“臭豆腐”一词，发臭变质的豆腐如何还能成为中国人的美食？此处林语堂对这种中国特殊小吃直译为“stinking bean-curd”，解释为“stale pickled bean-curd”，即虽为“发臭的豆腐”，但类似于“酸菜豆腐”，保留了原意。因为英语读者对“酸菜”比较熟悉，于是可以理解到“臭豆腐”是一种中国小吃，经过特殊类似于做酸菜的工艺处理。林语堂此种译法为英语读者的视觉带来强烈冲击，也将活灵活现的中国文化展现在异域读者面前。
例2：
原文：挥金如土，多为他人。
译文：Spending money like dirt，all for the sake of other people.
此处对汉语中的方言俗语采用了直译法。“挥金如土”译为“spending money like dirt”，而不是英语成语“spending money like water”（花钱如流水）。虽然有一字之差，不妨碍英语读者读到此处的心领神会，同时又使译文保留了汉语的特点。
因为教会教育的关系，林语堂从小就接触到英语。他过人的语言天赋和长期旅美生活，使他具有深厚的英语功底。赵毅衡先生说，林语堂的“中文是漂亮的中文，英文是典雅的英文……中文好到无法译成英文，英文也好到无法译成中文。”他对两种语言的娴熟掌握使他成为最优秀的翻译家之一。体现在《浮生六记》的翻译上，他的译文亦庄庄谐，挥洒自如。其良好的语言基础和悟性及通晓两种文化的优势使得林译《浮生六记》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的典范之一。他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译《浮生六记》一经出版，即广受读者欢迎，一版再版，还被转译为德、法、丹麦、瑞典等语言。
林语堂除英译《浮生六记》，还译有《老残游记》部分章节，组成了一个由《老残游记》部分章节与其他中国幽默故事并成的合译本，译名为A Nun of＆nbsp;Taishan and Other Translations。蓝色布面装帧，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林语堂还另编辑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集译本《中国传奇》（Chinese Famous Short Stories）。《中国传奇》是他从《太平广记》《京本通俗小说》《清尊录》《聊斋志异》《清平山堂丛书》等著名古本短篇小说中选取了二十篇有代表性的传奇故事编译而成的小说集。林语堂对选材标准释为：“若干篇具有远代之北京的气氛，虽有异国情调与稀奇特殊之美，但无隔阂费解之处。”这二十篇传奇故事都来自古本小说，取材“具有远代之北京的气氛”，情节的确离奇，具有“异国情调与稀奇特殊之美”。对英语读者而言，接受起来“无隔阂费解之处”。《中国传奇》中亦选入《聊斋志异》中若干篇章。
3.高罗佩
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荷兰外交官，著名汉学家和作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懂15种语言，尤其精通中文和英文。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他曾经先后就职于东京、重庆、南京、新德里等地。他最为著名的文学作品《狄公案》用英文写成，其中一些由他自己翻译成荷兰文和中文。1945年，他读到一本中国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为其中情节所吸引，于是将它翻译成英文，题名为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Dee Goong An），附题是“一部中国十八世纪的真实侦探小说”（An Authentic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Detective Novel）。译本由1949年于纽约都佛出版社（Dover Publications）出版。
高罗佩对《武则天四大奇案》的选材让当时的汉学家惊讶。小说是清代无名氏所写的一部公案小说，共64回目，主要描写了唐朝名臣狄仁杰的不凡生涯。书中，狄仁杰忠于朝廷，关心百姓疾苦，屡破奇案。这本以狄仁杰的政治生涯为主线的小说虽然仍然属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范畴，但情节曲折，布局精巧，在叙事手法上有新颖之处。高罗佩对它十分赞赏，“他惊奇地发现中国读者耽读西方三流侦探小说的三流翻译，却没有看到自己的历史上有出色得多的侦探小说”。于是，他决心把它翻译为英语，这也成为中国公案小说唯一的一个英译本。
译本设计很漂亮，明亮的黄色封面中间是一幅狄仁杰审案的画像。事实上，高罗佩在译本中共放入九幅狄仁杰审案时的图片，并全部在封面内页作了说明。译本由四部分组成，译者前言、正文、译后记及注。高罗佩为译本写了一个长达25页的前言。他在前言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翻译目的、翻译文本的特点、中西侦探小说比较及自己的翻译观。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篇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论文。“中国人在犯罪文学中常常被误读”，“关于中国或者海外唐人街的神秘小说只是给情节添加了一些异域气氛”，因此，他希望能让“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犯罪小说）里有自己一席之地”。他总结了中国大多数公案小说的特点，把它归纳为五条：小说开始即暴露了罪犯身份；小说中的鬼神因素；小说中的大量繁琐细节描写；小说中人物名字过多及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完全不同的叙述套路，即从不留给读者太多悬念和想象。事实上，最后一个特点正是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公案传奇的差距所在。高罗佩认为书中所描写的狄仁杰的刑事侦讯本领，比福尔摩斯、格雷警长等现代西洋大侦探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部小说符合我们习惯的标准：一开始不暴露罪犯身份，没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人物不多，没有多余枝节，相对篇幅较短。同时，情节新奇，文笔优美，悬念迭出，完美地结合了悲剧与喜剧元素。它甚至满足现代西方文学标准：文本不仅是侦探的智力之旅，同时，读者也跟随侦探参与到危机四伏的探案过程之中。”但是，高罗佩在注意到目的语读者的趣味时，也注意到小说的中国背景给读者带来的文化信息。“虽然一些中国特色在这部小说中没有那么明显，它还是非常中国式。它真实描述了中国古代刑侦人员办案的艰难，同时也给予读者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概貌，了解中国的刑法和一般民众生活。”他考虑过完全改写《武则天四大奇案》，“《狄公案》如果以一种我们读者更熟悉的方式全部改写会更受欢迎”，然而，“原作中的中国氛围会消失殆尽”。所以，他选择了忠实于中文原文。高罗佩还谈到小说的娱乐性，指出“《狄公案》作者在道德说教方面很克制。全文只有一处有说教之处，即最开始作者引言性的评论中”。最后，他讨论了中国传统小说的一些特点，比如套语的使用，虽然他将会在翻译中将它们都删去，但希望读者能够了解这些中国传统章回小说有趣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