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在严冬季节（1931.8—1941.7）
降生在动荡年代
1931年8月17日，阴历七月初四，一个幼小的生命在四川省成都市的皇城坝杨宅降生了，这就是本书的主人翁，后来成为我国著名诗人的杨莆——木斧。
木斧的出生是有故事的。当然不是像古代帝王将相出生时那样神奇、那样充满神话色彩，但是，也有些奇异之处。首先，这是一个超过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时间的孩子。木斧自己说：“我的母亲怀孕十一个月都没有生下婴儿，有一天，肚子剧痛，接生婆便把我接到人间来了。”（《我的文学生涯》，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第305页）
其次就是，木斧出生后就经历了磨难。他说：“生下来之后，没有哭声，手脚也没有动弹，只有微弱的呼吸声。家人急急忙忙请来了隔壁的蔡医官前来抢救，蔡医官在我的小肚子上扎了几十针，仍然没有动静，蔡医官急慌了，竟将燃烧的艾火条杵到了我的头顶，我便猛烈地哭喊了起来，接着便是大喊大叫。原来这是一个鲜活的婴儿呵！”（《我的文学生涯》，第305—306页）蔡医官由此就成为远近闻名的名医了。当然木斧的这个记忆，是根据他懂事后家人的叙述记下来的。木斧出生时的这些奇异的现象，并不是有什么预兆说他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但可能由此引起家人对他的关注，对他的爱护，甚至于对他的放纵，这些都对他的成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成都，又称锦官城、蓉城。被称锦官城，是因为汉朝在这里设立锦官，主管织锦事务，以官衙之名命名城市别名，因此，成都就有了锦官城的别称。可见成都一带那时就经济发达，盛产丝绸锦缎，是朝廷重要的经济来源。因为锦丝，成都许多地方都以锦命名，如锦江，就是因为织锦需要在江水里洗涤，所以当时就把流经成都的岷江一段称为濯锦江，简称锦江；成都还有锦里之称，可能也是来源于古代的织锦，丝绸故里，锦绣之乡嘛。
成都坐落在川西平原的中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据史书记载，蜀国虽定都于此，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则始于秦代张仪、司马错平蜀。汉代，曾在这里设立锦官，遂得名“锦官城”。三国时代，这里是蜀汉的都城，逮之唐代，这里曾称“南京”，所谓“扬一益二”的说法已流行天下。
成都又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成都的美丽，自然不仅仅是在秋季盛开的木芙蓉花。春季照样是花团锦簇，春光无限。
古往今来诗人们的笔下，成都都是十分美好的，是令人留恋、给人感悟的地方！
成都既有悠久的历史，也就留下诸多的历史遗迹，蔚为大观。这里，既有蜀王时代的七宝楼遗址，又有司马相如、卓文君、扬雄等历史名人留下的遗迹，还有文翁石室、琴台、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都证明着成都确实是一座历史悠久、当之无愧的文化名城。
然而，在木斧出生和成长的年代里，成都却是黯然失色的。木斧在后来多次说道，“我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里”，“我出生在大雪纷飞的早晨”。“动荡的年代”是抓住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显著特征。在木斧出生的时候和整个青少年时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斗争激烈，中国共产党“以武装革命反对国民党的武装反革命”，除了在江西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之外，在湖北、四川还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其中，1933年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与刘湘统帅的各军阀部队一百一十余个团，约二十万人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粉碎了刘湘的“六路围攻”，保卫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在四川这块土地上，革命与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多年反复激烈的拼杀。然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经过了川西地区；红四方面军以川东北的巴中为中心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也就从四川的川北起步，红四方面军在与一方面军会师后，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由于张国焘的坚持，右路军南下西康地区，还向成都发起过进攻，至今，距成都仅百余公里的雅安名山区城背后的蒙山上，还建有那次战役的纪念馆。
就四川内部而言，也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之中。自辛亥革命以后，四川的政局一直未得安宁。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城头变幻大王旗”，成都饱受战乱之苦。在木斧出生前的十余年间，发生在成都或波及成都的军阀争战就有“倒熊之战”“靖川之役”“讨贼之役”“杨森的统一全川之战”“刘湘、杨森逐黔军出川之战”等大的战乱。在木斧出生以后的一两年内，在成都还发生了刘湘、刘文辉争霸的“二刘大战”，双方在成都摆开战场，进行巷战。根据史书记载：“此次成都巷战，双方战死官兵一万余人，市民死亡近一万人，受战祸的难民达二万七千余人，财产损失无数。”（《四川简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59页）此后，又有刘湘驱逐刘文辉的所谓“安川之战”，等等。
木斧就出生和成长于这样的年代里，可以说，他是诞生在军阀混战的枪炮声中，成长在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时代背景之下。在不谙世事的幼年时代，他就尝到了人生的艰辛，吃到了社会动荡的苦头！
杨氏一门
木斧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谈到他的家族：“我的祖父杨炳堂，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黄铎乡羊圈堡人，清朝秀才。清同治年间，因左宗棠镇压回族新教，携全家老小南迁，在迁移过程中，分别流落在陕西宝鸡、甘肃平凉、四川广元等地。杨炳堂之前的历史，我这个后人也无法知晓。”（《再论木斧》，第304页）
木斧出生之时，祖父杨炳堂已经去世，祖母也已不在人世。只有三奶奶在世，但不久，三奶奶也撒手而去。木斧在写给笔者的信中说：“父亲很穷，无固定职业，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勤务兵，县政府里面当过科员……后来去了康定学会了验看麝香，后来成了中国鉴定麝香的能手，又学会了加工，便做起药材生意来了，专治麝香。”（致笔者信）
在《我的文学生涯》中，木斧自己说：“我的父亲杨伯康，回族，出生在迁移过程中的四川广元，他是杨炳堂的第五个儿子。后来随祖父到达成都，考入四川师范学校，由于成绩优秀，每学期名列前三名，一直免费读到毕业。”毕业后随国民党军的一个名叫马叔帆的旅长到了康定，受到信任，为这位旅长看管在康定的房屋。其间学会了麝香的识别和制作技术，后来返回成都，开办了一家名为同昌贸易公司的商号。他的商业活动是很成功的，成为四川著名的回族企业家。因新中国成立前长期掩护延安派出的中共地下党领导干部李止舟，成都一解放杨伯康便参加了工作，成为一位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担任过成都市民政局副局长、西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是十三级的高级干部。他的经历也具有传奇的色彩。据木斧自己说：“我父亲杨永寿，但他自行改名为杨伯康了。杨伯康在成都市是德高望重的回人。西城区第九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常务委员，成都市伊斯兰教协会顾问，《成都市回民史》就是他写的。”
木斧母亲，姓刘名琴如，云南人，嫁给杨伯康后，就在娘家姓氏前加个夫家的杨字，成为杨刘琴如。外祖父是云南回族起义将领，木斧母亲出生时，外祖父已被清廷下令斩首，外祖母生下母亲后随即亡故（回民家庭称为“无常”）了。母亲从小跟随兄嫂在重庆长大，因为外祖父是“叛逆”，是朝廷钦犯这个缘故，母亲一家从来都对外祖父的一切情况讳莫如深，从不提起，一直到现在，外祖父的姓名以及所有情况均是无从知晓。很可惜，这位在反抗清廷统治的斗争中壮烈牺牲的人物，很可能就此沉入历史的深渊之中了！
母亲的身世虽已成谜，但是母亲的性格、勤劳和爱好却在木斧的心中留下了不灭的记忆。在木斧印象中，母亲个子不高，身高大约一米五六。身材瘦小，脚也比较小，属于曾经缠脚又放脚的那种，走起路来颤巍巍的。母亲勤劳节俭，辛勤持家。“她的劳动量却大得惊人。一家人的布鞋都是她做的，鞋底最厚、最结实。新袜子买回来，先从袜底剪一刀，缝上软布袜底再穿，便会延长袜子的寿命。衣服全部由她包洗包补。吃的东西，除了柴米油盐之外，其余几乎是由她制作的。这种‘家常味’泡菜、萝卜干、豆腐乳乃至酱油、豆瓣酱等，都是她亲制的产品。她有时发出豪言壮语，说万一有一天父亲不能挣钱了，她可以开一个小饭馆供养全家。”（《妈妈，妈妈呀！》，四川文艺出版社《汪瞎子改行》2000年版，第219页）
母亲性格果断、坚强。木斧出生的时候，刚生下来时不会动、不会呼吸，一家人束手无策，是母亲吩咐叫来了一位蔡医官以艾灸手法救活了这位新生儿。母亲喜欢看戏。每天繁重家务劳动结束，“晚上，她把一切收拾停当，把妹妹安排睡觉了，便带着我们兄弟去看戏。有一天晚上，在成都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看新又新科班演戏。戏院是茅草搭成的，突然失火了，霎时火焰封了大门，她站起来，左手右手各挟一个孩子（那时我们两兄弟都十多岁了）在人群中闯荡，一口气从火焰中穿门而出，最后跌倒在草坪上。后来回忆起这件事，她自己也觉得奇怪：‘我那时哪来的这么大的力气呢？’”（《妈妈，妈妈呀！》，第219页）这在木斧看来，也属于母亲当机立断的事例。在那种紧急的关头，作为一个母亲，是母性使她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能量。这是一种母性的力量，母爱产生勇气，产生力量。但是仅仅只有母爱是不行的。面对险情，还需要极端清醒的判断和果断的行动。这段叙述表达了木斧对母亲的深刻怀念和敬佩。
据木斧观察，母亲的性格中还潜藏着一种孤独。木斧在懂事后常常听到母亲吟唱着这样的戏词：“林黛玉坐潇湘心神不定，思想起当年事好不伤情……”这固然是喜欢看戏学来的词句，但是由于这些唱词由于和她苦难的身世相吻合，才能惹起她无限的身世之感吧！
木斧母亲杨刘琴如新中国成立后当过街道的居民委员会主任，负责处理居民事务，调停邻里纠纷。那时，木斧是团省委的一名科长，父亲杨伯康担任成都市西城区的副区长，一家子都当官了。母亲固然很高兴，但是又说：“都当了‘官’了，二分半的公事人。这个‘官’不能当，不能摆官架子。哪一个今后做了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国法难容，我还要家法从事。”由此可以见出母亲的公道正派。
杨刘琴如于1970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高潮中去世。但是母亲吃苦耐劳、坚毅沉着、正直善良的品格以及兴趣爱好，却深深地留在木斧的记忆中，永不磨灭，极大地影响了木斧的人生选择！
木斧是杨家的第二个孩子。大哥杨蔚，号庆予。三妹杨蕖，号遽如。木斧排行老二，名莆，号馨甫。木斧的笔名很多，先后使用过的笔名有：默影、心谱、杨谱、牧羊、羊辛、路露、寒白、穆新文、欧阳近士、杨楠父、诸葛灯等。木斧是他使用最多，且为诗友和社会广泛承认的笔名。据他自己解释说，木，是杨姓的半边，斧，是“莆”的谐音。不过，这些笔名的使用，都是后来的事了。
“根在固原，影在康定”
和生活在成都地方的许多人一样，杨家也并不是成都土著居民。木斧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说，他的“根在固原，影在康定”。
木斧致笔者的信中说：“祖籍宁夏固原羊眷堡，即现在的固原县（现原州区）黄铎乡羊圈（圈、眷通用）堡村。”
根据有关材料，固原在明清时代均属甘肃所辖，现在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个市。固原是西北地区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固原县志办公室提供的有关木斧家世的情况，摘录如下：
“杨姓是世居固原的回族，其中一支现居黄铎堡、七营黑城等乡，子孙繁衍。以杨姓命名的村庄颇多，自称‘七沟八岔，七十二水头都是杨家’。”云南昭通回族中的杨姓，自称祖籍黄铎乡羊圈堡（原名杨见堡，后改为羊圈，杨见，当系人名，固原以人名命名的堡寨甚多，始于明代，黄铎亦系此类，与屯田有关）。
羊圈堡是一个名气很大的地方。著名诗人马天堂在他的微博中说：“羊圈堡在原州区黄铎乡以西，属于黄铎乡。羊圈堡是一个小山村，位于须弥山山口。小村坐南面北，村户零星。”村子距须弥山仅五公里。而羊圈堡杨家，可以说是固原的著姓。这里的杨家，传说是由明太祖朱元璋赐姓，家族中出了数十位将军，因此，这个家族在当地的地位十分显赫。
木斧谈到他的家族何以来到四川时说：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虔诚的回民。祖父是清朝同治年间的一位秀才，由于清廷进剿陕甘一带回族新教，他不得不携带全家老小，从他世世代代居住的甘肃固原南逃，沿途几经波折，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安全生命之所。”（《文坛絮语，回顾》）最后，经宝鸡来到广元，又从广元南下成都。
关于木斧祖父入川的时间，还有不同说法，认为是清康熙年间。对此问题，木斧本人认为，弄清楚与否都与研究他的创作无大关系。他说：“我不过是个作家而已，又不是中了状元，也不需要光宗耀祖，那和我的作品搞得上关系吗？”
他说得有道理。
康定，现在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但在20世纪30年代，却是西康省的省会。这是一个具有久远历史的山城。据史传所记，早在三国蜀汉时，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远征南蛮时曾在这里打造箭矢，所以这里又称“打箭炉”“炉城”，因其紧靠藏边，故成为川藏交界处一大商品集散地。据周询《蜀海丛谈》记：康定“距省城九百余里，在雅州府治之西，当川藏首冲”。清代设打箭炉厅，“民国后，改名为康定县，西康建省，省会即得于此”。
从成都出南门西行至康定，按照清末民初时的驿程，南路共有驿站十五处。“曰：黄水河站，属双流县；武阳驿，属新津县；来凤驿，属邛州；百丈驿、名山站，均属名山县；雅安驿，属雅安县；荥经驿，属荥经县；富林驿、泥头驿，均属清溪县；化林坪站、沈村驿、泸定桥站、烹坑驿、日地站、打箭炉驿，均属打箭炉厅。”（周询《蜀海边谈》，第42页）用今天的话说，从成都出发，经双流、新津、邛崃到名山，由名山翻越金鸡关而至雅安，出雅安西行至荥经、汉源再插向西北经石棉至泸定而至康定。
1936年某月某日，一行男女老幼行走在这条道路上，一程一程地向着康定城前进。这就是杨伯康和他的全家人。当时，杨伯康因生活贫困，在成都生活不下去了，恰逢驻军成都的一位回民旅长马叔帆，要带他去康定代管马旅长在康定的房子。杨伯康即慨然应允。不久，即率同全家，随着马旅长一行上路西行。一路上，女性和小孩子乘坐滑竿，成年男人则步行或乘马（当时尚无公路），经过七天的奔波，终于来到了这个坐落在折多河畔万山丛中的小城镇。
木斧也就是随着家长，乘坐滑竿，来到康定，开始了他童年最初的记忆。
坐落在贡嘎山北麓跑马山下、折多河畔的康定城，是一座秀丽的小山城。其实称康定为城，并不准确。不需要太久的观察，你就会发现，这只是折多山下万山丛中的一条小小的街道。街道两边不足两百米就紧靠三四千米的高山。这里的山势十分险峻，三千米以上的山岭全是光秃秃的风化了的碎石山，好在靠近两千米以下的山岭，绿色植被还是很茂盛的。除去下雨的季节，这里的天空四季蓝天白云，加上激流奔泻的折多河，就形成了木斧记忆中所谓秀丽的小山城了。
从街道来看，康定城作为国民政府预定的西康省省会，以城市的规模来说，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被称为城市的康定，街面受地势的限制，极其狭小，城里的上桥、中桥、下桥三座不长的木桥横跨穿城而过的折多河，把河东西岸三部分的街道连为一体，站在桥石上，手扶木栏，注视桥下奔涌的河水，自有一番风味。如果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里的水清澈透底，因为山势陡峻，河流的落差很大，水流也就十分湍急。河水冲击着山石岸畔，或者河中大大小小的石头，溅起银白色的浪花，发出巨大的吼声，既使人心旌摇荡，也给人一种观看蜿蜒于平原上的安静河流所难得产生的动态的美感，使人心旷神怡；背水的妇人不时往来给小小的街市点缀了一些活力；街道两旁都是低矮的木屋泥屋，铺面简陋破败。不时可以见到一些锅魁铺子，听见打锅魁的噼噼啪啪的声响，似乎在向每一个走近的人们发出诱惑。有时，也可听到打铁铺里传来的清脆的叮叮当当的打铁声，走得近了，你可以看见打铁时飞溅的火花。
康定在当时人口不多，常驻居民不会超过一万人。但是属于藏汉杂居之地，也是入藏、进川的必经之地，所以这里即成为川藏之间的商旅来往不绝的货物集散地，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汉藏回各民族的人也都常常在这里贸易、停留，消息还算较为灵通。
康定城本是一个群山环抱的狭而长的街道，原本是个驿站。但是那时因为西康要建省，建省委员会驻在这里，委员长刘文辉也经常驻在这里，一大群幕僚和官员、军队驻扎在这里，他们都来自川内各地，川剧成为他们共同的娱乐消遣之物。所以就有一位颇有生意头脑的老板在这里建了全城唯一的卫乐大戏院。戏院里不时地上演着各地戏班演出的川戏。那是康定居民们向往的娱乐之所，因此也就成为全城最为热闹的地方之一。
因为要吸引观众，剧场老板决定重金聘请各地川剧名角来演出。木斧记忆中，在这里演出过的川剧名角很多。如成都名旦戴素芬、雅安名旦筱玲珑、著名文武小生彭海清、著名的文武花旦雪燕、文武老生杨玉冰、萧派小生唐笑吾等，还有花脸万斌武、小丑鄢炳章等，都是一时之选。这中间，木斧对于杨玉冰的武打戏、鄢炳章的丑角戏印象极为深刻。尤其是鄢炳章饰演的《活捉三郎》中的张文远一角，木斧至今记忆深刻，赞不绝口。木斧从此对于戏剧演出尤其是对于丑角的演出，耿耿于心，终于在相隔几十年离休之后，才得偿夙愿！
康定城里还有一家无声电影院，则似乎表明现代文明也未完全遗忘这座万山丛中的小城……
杨伯康一家，自来到康定后，即在康定城北一巷一家姓黄的锅庄内安顿下来。杨伯康即按照马旅长的托付，履行替他代看房子的职责。不过，这项工作也并不十分繁忙，大量的时间对杨伯康来说是空闲着的。他是一个随和的喜欢结交的人，又有马旅长的关系，很快就和康定城内的各方面人士有了交往。在这里，他学会了验看麝香，后来成为此中高手。大概是由于经历过贫穷生活的缘故，杨伯康十分注意这种获利颇丰厚的职业，学会了麝香加工后，便做起药材生意来了。因为康定虽然边远，但却是连接藏汉两地的各种货物的集散地，药材生意做起来也因此顺风顺水，几年后，杨伯康的家境也就逐渐富裕起来了。
这时的木斧，只不过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他乘坐滑竿到了康定，顽皮的天性，使他充满了好奇感。最初的新鲜感很快地过去了。已进入发蒙年龄了，他的读书问题即被提上了日程。经父母亲一商量，把他送进了康定康化小学。
康化小学是一所由法国教会开办的小学。小学的旁边就是法国福音堂。这所学校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几十年后，木斧还回忆说：“在康定康化小学读书，老师很野蛮，体罚太重，动不动就打手板，打屁股，甚至打得死去活来。所以我经常逃学。”（《我的文学生涯》，见《再论木斧》，第307页）这所学校虽然号称小学，有点现代学校的味道，但其实老师和学生家长也都还是信奉“黄荆条下出好人”的传统教学观念和管理方法，所以，体罚学生不仅是学校的常用教学方法，也还为学生家长所认同。
除了打手板、打屁股的痛苦记忆外，木斧也在这里找到了童年的欢乐。在这所学校里，木斧结识了一大批小朋友，嬉戏游玩，现在还记得名字的有蓝永品、韩振华、黄启勋、杨文森。最要好的，是一位汉名叫作郭开德的同学。郭开德是一位藏族同学，藏名格桑云登。当时，家中比较穷困，住在下桥，他父亲依靠打锅魁维持生计。康定虽是藏汉杂居的地方，但在康化小学里，却只有这位郭开德和木斧是少数民族的孩子。校内的同学间的歧视、校方的惩罚，使这两个孩童难以感到学校的温暖和乐趣。于是，这两个天性好动、顽皮的孩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只好背着父母，逃学。每天背上书包，绕过校门，上跑马山摘野果子去了。”（《诗的求索》）
也许正是这种相同的少数民族身份、相同的际遇，使他和郭开德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模仿在大人讲故事时听到的刘、关、张桃园结义，结合各自的特点，也在跑马山脚下来了个新的刘、关、张桃园结义。“我的性格像张飞，他（郭开德）的眼睛像关公，于是我那儿时的大哥便命名为刘备了。那时候我们学唱川戏，自编自演了一出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对唱。那个时候我十岁，他十二岁，还是一群贪玩而又不知友谊的孩童啊！”（《炉城觅友记》，见《汪瞎子改行》，第223—229页）这正是在特别的环境里产生的一种互相依靠、互相帮助的需要，那时，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友谊的含义，但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然，在20世纪40年代初康定城的“刘、关、张”们，有时也不免闹些别扭、矛盾。但小孩子忘心大，争吵和一时的“倒戈”，并未影响“刘、关、张”的友谊，小孩一时之间的分合聚散，倒更可能成为友谊的佐料。到后来，这些浮现在记忆中的往事，却常常带有一种甜味。后来，木斧在他的《蛮孩》诗中，这样写道：
我小的时候，
人们都叫我
——蛮孩！
因为我和他
都是好朋友
他是藏族的后代
我是回民的孩子
清早，我们在山顶奔跑
夜晚，我们围着火堆跳“锅庄”
热天，我们满头大汗赛跑
冬天，我们在雪地上打雪球
因为我们不懂得忧伤
因为我们从不会掉泪……
诗中没有什么精辟的警句，记述的也只是孩童游乐嬉戏的片段，却包含着纯情天真的一泓清泉，和对童年生活、朋友的一往情深和无尽的记忆！
豪爽、奔放，是木斧诗的气质，这里透露出木斧诗歌“蛮”的基因。
康定六年的生活，对于木斧来说，“这是我最珍贵的孩提时期，天真无邪，放荡无羁，爬山、上树、跳房、越沟……一系列愚蠢而又冒险的行为，使我对未来充满了大胆的幻想，留给我一生层出不穷的回忆。后来我写诗了，有很多诗，出自这段时期童年生活的情趣……1947年，我还是一个少年，一个中学生，我就开始细细地咀嚼这一段生活。这段生活实在有盐有味，不仅是那诡秘的童年，还有那巍峨的山”（《诗的求索》，第9—10页）。木斧于1949年3月写的《山之恋》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奔跑在高入云霄的山坡
在我的心里充满了冒险者的记忆
……
我的山，你听见那些声音了吗？
妈妈在山下呼唤她的心爱的儿子
而我躺在你的胸前呼呼地睡熟了
半个世纪一晃而逝，童年的记忆却愈来愈清晰。木斧说：“记忆是个神秘的信物。我的记忆，愈近愈模糊，愈远愈清晰，特别是康定城，我儿时在那里度过的曲折的离奇的神秘的生活是怎么也无法抹掉的。每当有人提起这座小城的一个地名，一则轶事，我记忆的绿灯便豁然亮了，便会显现出一段往事。”（《炉城觅友记》）于是愈加神往，牵扯出无尽的思绪诗情。
我思念我的家乡
我思念我的童年
我的家乡
在重叠的山峦里
向我遥遥招手
影影绰绰不变
我的童年
在记忆的闪光中
云云雾雾弥漫
缕缕情思不断
——《思念》（1982年10月）
在我的记忆中
二道桥的泉水最温
跑马山顶的雪最冷……
温暖时想起康定城
城中住着我儿时的友人！
冰冷时想起康定城
城中遗忘了我童年的天真！
半个世纪一晃而过——
牙牙学语的孩子成了白发老人
为什么记忆中抹不掉溜溜的城？
因为溜溜的城欠了我一笔相思债：
我到那里去寻找我的友人！
我要到那里去拾回我失去的天真！
——《记忆》（1983年7月）
1941年8月，木斧十岁了。此时，因父亲经营药材生意，家境更好，父亲决定携家返回成都。临走的时候，康化小学一位以严厉著称，经常打学生屁股、手板的老教师还亲自到家里来看望这位即将离去的学生，对自己的严厉向木斧表达了歉意。
离开康定，木斧定居成都，开始了他人生道路的新的历程。但是，康定，这个木斧度过了孩提时代的万山丛中的小城，却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中了！
呵，跑马山！呵，康定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