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黎明前的呼唤（1941.8—1949.12）
西御街的邻居们
迷迷糊糊地来到康定，木斧度过了自己的孩提时代、童年生活。五年之后，他又怀着明确、深厚的留恋之情告别康定，回到了成都。这对木斧来说，是告别自己朝夕相处的小朋友和熟悉的山山水水，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不是他所情愿的事情。成都虽然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曾生活过四年多，但在他离开的时候还太小，成都给他留下的印象还不足够清晰；而离开康定回到成都，却是告别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到一个并不熟悉的地方去生活，他是有点不愿意的。但是十岁孩子不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更何况，听父母亲说起成都的繁华，成都的街道和青羊宫、武侯祠、文殊院、杜甫草堂、薛涛井……都无疑增加了木斧的一种新的向往、新的期待。无论如何，他是怀着一种既留恋康定又向往成都的复杂心情起程的。
回到成都，木斧全家人居住在西御街一条小巷子的院子里。
西御街是成都一条十分著名的街道。位置就在现在天府广场西面，整个范围属于清朝时期的少城区域，也是成都回民居住较为集中的区域。西御街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老街，它东起人民南路一段，西止东城根街。全长近五百米，宽三十米。西御街因与明代蜀王宫的外保护城相邻而得名。很早以前，西御街就是成都皇城官宦人家出入地，因此又被人按照北京人对于皇城周边城墙外的称呼，把这里称为成都的“皇城根儿”。因为历史久远，这里有说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西御街还有一座四川最大、最完整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因此成为四川省和成都市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它始建于清康熙年间（1666），1917年大部分毁于兵火，后又重建。清代至民国年间，这里是著名的穆斯林阿訇培养基地，那时四川各地很多阿訇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自古以来，西御街都是成都一条十分繁华、整齐的街道。街道两边梧桐掩映旧时的青砖瓦房，沿街老式商店都是一楼一底，商铺的命名和商品都很有讲究，表明这里的商户经营的档次和身份。
值得提起的是，西御街还是抗战时期中共川康特委的所在地。西御街西南面有一栋很不起眼的黑色小院子，门口挂着“成都聚荣投资有限公司”的牌子，门前立着一块白底红字的大理石纪念碑，纪念碑上写着“中共川康特委活动旧址”，昭示着这里与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一段光荣的历史。当然，当时生活在西御街的人们，是不会想到，与他们相邻的那个小院子还潜伏着中共川康特委这样一个重要机构吧！
木斧回忆：“1941年以后，我家从康定迁到成都。在西御街马静娴老太太那里租了几间房子居住。”因为父亲杨伯康在康定学会了鉴定麝香的手艺，并且在康定就开始经商，家里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回到成都后，父亲就继续经商，开设了同昌贸易公司，主要还是经营药材。
木斧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讲到他的父亲杨伯康在新中国成立前多次掩护李止舟的事情。李止舟，四川荥经县人，1936年在上海读书期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华北局青年委员、宣传部部长、康定特支书记、川康特委宣传部干事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在吉林做青年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调回四川，任重庆市团工委书记、青委书记，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第五届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外办顾问等职；1987年离休；2004年2月9日在成都逝世，享年八十八岁。李止舟与杨伯康的交集，应该就是始于杨伯康在康定和回到成都这几年；他们以后的交集，当然应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李止舟调回四川在重庆工作期间。杨伯康长期掩护李止舟，为他办理了“商人证”，表明杨伯康老先生的思想那时就很具进步性了。当然也可能杨伯康对于李止舟具体从事的事业并不了解，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很好的朋友来对待，但是长期掩护，即使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再怎么守口如瓶，也不可能不让掩护他的人感觉到一些什么吧！
那时的杨伯康经营的麝香生意已经很有起色了，又受聘担任中原银号的经理，经济上较为宽裕，他又性格豪爽，喜欢结交朋友，尤其是文艺界的朋友。他不仅掩护了中共地下党员李止舟，还自己捐助经费，支持了一些进步的文艺刊物。比如，1944年，著名作家陈翔鹤和李华飞一起创办《文境丛刊》，大部分经费都来源于杨伯康的支持；他还从经济上资助《文境》《海燕》等进步刊物，这些刊物的出版发行对于在成都这个抗战大后方和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宣传进步思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杨伯康还冒着极大风险，在皇城坝东鹅市巷宴请了陈翔鹤、邹荻帆、李华飞、张帆、谢冰莹、王冰洋等人，鼓励他们努力把刊物办好。当时李华飞年轻力壮，自然也就成为居中联络的枢纽人物，同杨伯康成为很好的朋友。后来又成为木斧的朋友，他们是世交，两代人的友谊，确实值得珍视。
与文艺界的朋友交往，也增强了杨伯康从事文艺创作的愿望。那时，他也常常在《工商导报》上发表一些短文，文章的内容出自他丰富的社会阅历的见闻感受和评论。据木斧说是“颇有愤世之慨”（《李华飞和我和我的父亲》，见《木斧短文选》第146页）。新中国成立后，杨伯康即使担任了繁重的行政事务，如市民政局副局长、西城区副区长之类，还常常为西城区曲艺队编写一些曲艺作品供他们演出。1965年，他还写出川剧历史剧本《浣花夫人》，描写唐代西川节度使崔盰的夫人任万珍在泸州刺史杨子琳发动兵变、重重包围成都的危急之时，挺身而出，率兵大败叛军，保卫了成都的故事。这出戏由群生川剧团在川内巡回演出过多次，因为题材的新颖，又适应了歌颂女性英雄、鼓励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时代需要，取得了巨大成功。还得到了中央戏剧学院的高度肯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齐燕铭还专门来信表示赞赏。
关于父亲杨伯康的文艺创作活动，木斧认为，同李华飞的影响密不可分。“特别是曲艺和川剧剧本”，明显是受到了李华飞的影响。
李华飞是重庆巴县人，1914年生，1998年去世。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35年就开始创作并发表作品，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春云文艺》《诗报》《新蜀报》副刊的主编。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巴县师范学校校长、西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组组长、《凉山文艺》副主编、《文史杂志》编委，是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并出版著作多种。李华飞还是郭沫若的朋友，但是他本人从不提起。他不愿意借助名人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木斧说：“20世纪30年代左翼老作家李华飞是一位多面手。一生著述甚丰，诗词、散文、小说、剧本门门都写，并且都产生过代表作。他热情、诚实，交游甚广，待人宽厚。”（《李华飞和我和我的父亲》，《木斧短文选》，第146页）因此，李华飞与木斧父子两代都成为极其要好的朋友。木斧一直把李华飞视为他们父子两代人的知己。
木斧一家租住的房子的房东马静娴老太太，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人，家里肯定很是富裕。木斧回忆说：“马老太太是我们大院里唯一家有包车的阔人。不是小汽车，是黄包车。每当马老太太坐在黄包车上踩响脚铃出门的时候，我们都要肃然起敬，这铃声也曾是我们的音乐享受。”（《生活在小说的素材中》，见《木斧短文选》，第69页）马老太太家人丁可能不太兴旺。如果人多，就不会有那么多房子出租的。她有儿子、儿媳，在木斧一家居住在此期间，还添了一个小名叫作“坨坨”的孙儿。木斧家在这里居住几年后，就搬出去了，这个马老太太以及她的家人的情况，长期不得而知。只是到了四十多年之后才又联系上，这当然是后话了。
马静娴老太太这个院子中还租住了几户邻居。木斧记得，小巷子的门口居住着一家做篾箱的人家。马老太太待人宽厚，可能看到这家人做篾箱收入不多，生活并不宽裕，也就不收这家人的租金，但是要义务守护这个院子，可谓各得其所，所以双方都很满意。
这户人家的全部人口就是夫妻二人，还有一个学徒，年龄不大，十来岁。要是今天的话，就是童工了。他们是穷苦的劳动人民，十分勤劳。在木斧记忆中：“成天都在砍竹子，划篾条，做篾箱，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最可怜的是十多岁的小徒弟，除了做活以外还要做饭，倒马桶，累死累活到晚上，关了铺板以后，师傅还要喊他过去，总要挑他一天干活中的几个漏洞，总要打他二十个竹板才能收场。打竹板还有两条规定：第一，要他自己趴在长板凳上；第二，要他自己报数，否则打了不作数，还得重打。竹板打得很重，每打一个痛得要命还要报数，院子里的人都很同情他，于同情中听出了他喊得有规律的优美的节奏：‘哎哟一、哎哟二、哎哟三……’后来的声音和节奏又有变化，‘哎哟哎哟哎哎哟十八、哎哟哎哟哎哟十九、哎哟哎哎哟哎哎哟哟哟二十！’声音到此为止。”这也可能是篾匠教徒弟的一贯方式，也可能他的手艺也就是这样学来的。今天看来，这种体罚的教育方式实在是很不人道。但是那时的穷人家里对于“黄荆条下出好人”的教条还是十分信奉的，教孩子如此，教徒弟也如此。
木斧的邻居中还有一户叫作彭铁珊的。夫妻二人，开了一家诊所。“在我家对门，挂着一个木牌，上书‘专治花柳，专割包皮’几个字。那边是彭铁珊医师的住房兼诊所”。在木斧记忆中，彭医生是一个常常穿着西装的秃头小个子，成天忙进忙出，很少说话。那时木斧年龄尚小，对于挂在极显眼位置的牌子上写的那两种病名，究竟是什么病不了解，问长辈，长辈们似乎在掩饰什么，只说“怪病”，就不准再问了。木斧和几个小孩几次想进屋去看个究竟，都被彭医生的太太给赶出来。
说到彭医生的太太，那是一位还很年轻的女性，大概也就二十来岁吧。和她先生的性格完全不同，她话多，整天说不完的话。说话也完全没有顾忌，该说不该说的，想到啥说啥，满嘴怪话连篇。也许是对于自己的婚姻有所不满，一次她对木斧的母亲说：“你信不信，我只消出门走一圈，五分钟就能勾引一个男人跟我进来？”彭太太对自己形象、魅力有一种自信，也透露出对于自己这朵鲜花的自爱、自惜、自恋。但是话语却是很粗鄙的、无所顾忌的。所以，木斧母亲连声说：“我信我信，彭太太，快莫说了，我的娃儿这么大了，你讲话也不晓得避一避？”
木斧记忆中，西御街这个院子外的小巷子隔壁，“就是当时成都有名的中央电影院。地点就是现在的新声剧场（原新声剧场已于2008年整体拆除，现改建于抚琴西路）。那时的电影院没有空调，也没有通风设备。就在电影院内两边的高墙上开了一排小窗户。我们这一群小娃娃想去看电影又买不起门票。一位篾匠师傅同情我们，给我们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竹梯，搭在小型的墙边，到了晚上，偷偷地爬上窗户，便可以看电影。于是每天晚上娃娃们便分别轮流上梯子去一饱眼福。等待看电影的就留在下面执勤。不准任何人走过来干扰。偶尔有大人经过，吓得惊呼：‘快点下来，谨防跌死人呀！’到了第二天晚上，我们仍然要爬上梯子表演这些惊险动作”。木斧后来说：“我们运气好，从来没有人摔跌过。”（《生活在小说素材中》，见《木斧短文选》，第67页）
这里说的篾匠，就是木斧的邻居。可见，这也是一个热心人，并不只是一个专打徒弟屁股的恶人。
在这样的环境里，少年木斧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也感受到了穷人生活的艰辛，对于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阅历丰富了，他认为这段时间他是“生活在小说素材中”，并不是一句没来由的话。我们在他后来的一些小说中也还可以看出这段时间木斧生活的一些痕迹。
回民学校的读书生活
回到成都，木斧先后进入了明远镇小学和西北中学读书。位于成都皇城坝的明远镇小学是一所回民小学，校长也是回民，因此对回民孩子特别照顾。所以这里没有康定康化小学里的那种民族歧视。他也少了逃学的冒险和攀登跑马山的荒唐的乐趣，好歹读到毕业，于1943年考上了成都市唯一的一所回民中学——西北中学，又在那里顺利毕业了。因为这两所学校的校长金鼎铭、韩怡民也都是回民，所以尽管木斧并不认真学习学校课程，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到读课外得到的新文学书刊去了，甚至每学期的考试都不及格，都能通过补考升级，顺利读到了毕业。所以，木斧对这两所学校的校长还是充满着感激之情的。至今，他对这两位校长的名字都还记忆犹新。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中学，是国民党著名将领、桂系首领之一的白崇禧亲自创办的回民学校，抗战时期由北京迁入成都。学校位于成都市西北郊的土桥镇乡下，坐落在一所名叫“西来古刹”的破破烂烂的古庙里，学生全部住校。在当时，这所学校并不是成都的好学校，甚至连二流学校也算不上，所以，稍有名望的老师都不愿来这里教书。加上当时社会动荡，抗日战争也已进入了极为艰苦的年代，愿意在学堂里专心读书的人更是少见得很。木斧在这时进了中学，也自然不会成为书斋里的人物。他回忆说：“那个时代，社会是动荡不安的，我的家庭生活同样是动荡不安的。所有的学校都是采取强制的办法，把学生关起来读书，不准过问政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一切都是枯燥无味的：国文（课）是个干瘪古板的老头子，公民（课）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数学（课）是个冷酷无情的陌生人。我对这些功课都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恰恰是学校不允许接触的课外书籍。我读书的地点相当僻静，就在成都市郊土桥乡的西来古刹庙宇内，一到自习时间，老师不敢来查夜，我便埋头看课外书去了。能找到什么文学书籍就看什么，鲁迅的、茅盾的、巴金的、郁达夫的……一读起来了，就感到同现实挨得很近，周围死气沉沉的空气顿时变得清新了。就这样，我开始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学诗，在严冬季节》）这决定了木斧人生道路的方向。
在西北中学，木斧还开始了他最早的编辑生涯。他回忆说：“1947年冬，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统区的成都，出现了一些简便的不定期的进步文艺刊物《泥土》《荒原》《蚂蚁》《荒鸣》等。全是一模一样：一个印张或半个印张的新闻纸，折叠几次，变成了一个十六开的刊物，没有封面封底，第一面上端印着刊名和出版日期，接着编排正文，刊登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这些刊物，都在中学生中推销和传播。”因为要躲避当局的查封，这类型的刊物印几期就停了，再换一个刊名继续出版和发行，以这种方式和国民党成都当局打起游击战，弄得当局很是恼火，而又毫无办法。
这就是由后来被称为“七月诗派”的朱声（方然）、林祥治（罗梅）、罗泽甫（罗洛）等人首创的以文艺传播革命思想、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新方式。这些人中，方然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因此也可以说，这就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开展的灵活有效的新型斗争方式。木斧回忆说：“1946年8月，我给地下党公开发行的报纸《学生报》投稿，同方然、罗梅取得联系后，我的任务就是在中学生中推销和传播《学生报》《荒鸣》和《泥土》等报刊。我除了自己直接在我就读的西北中学推销外，还委托了一些我熟悉的学生朋友为我代销。”
不仅是销售这些进步刊物，木斧等人还自己办起刊物《荒原》来。木斧记得：“在我就读的西北中学高中同学中，我同曾光烈（方向）、陈新德（陈冼马、肥地）都酷爱文学，我们几乎是同时起步，在《光明日报》《民风日报》相继发表了一些文艺作品。后来，我们受到了《荒鸣》《泥土》的启迪，便热烈地讨论了一番，在同学和亲友中募捐，筹足了一期的钱，便办起《荒原》来了。”
由这几位十多岁的中学生办的这本《荒原》文艺刊物，一共办了四期。第一期《荒原》的《发刊词》是由木斧写的。多少年后，当时的同事马宝元还能记得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这里是荒原，是无声的世界。风，阴霾的风，示威地呼啸着；雨，刻酷的雨，偏偏倒倒地落着。这里，没有人的声音，没有火把，没有旗；有的，是狗的狂吠，枭鸟的叫声，女人的大腿……反民主的黄色书刊普遍地流行着。我们并没有把这偌大的城市完全看成荒原。荒原的角落，有初生的新草，新花，而且正在成长呢！”（《忆荒原》，见《木斧短文选》，第163—166页）
在第一期《荒原》上，还重新刊登了陈新德以“肥地”署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放下你的鞭子》，内容是抗议国民党当局查封当时的进步报刊《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晚报》。还发表了陈新德以“冼马”署名的一篇论文《释知识分子生活几点》，还有曾光烈讽刺当时国民党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选举的小说《选举》，木斧也发表过短篇小说《赶场》和抒情诗歌《壁报》。
后来《荒原》又办了两期和新一期，共四期。当时是经费难筹，只能是筹足一次经费办一期刊物。因为筹款困难，虽然《荒原》在当时中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传到了杭州，还被当地刊物推荐。但它的发行数，却始终只有五百册至一千册。编辑和作者人数也增加了，除陈新德、曾光烈和木斧以外，还增加了校内的同学马宝元、其他学校的刘邦澍（流浪）和外地的徐名拙等。这段时期的《荒原》主要由当时在成都县青龙场小学教书的陈新德经办，木斧和曾光烈过问得就很少了。
这时候，《荒鸣》《泥土》都停办了，罗梅便办起了小报《同学们》。木斧将《荒原》给罗梅看，罗梅对于木斧的诗作表示赞赏，并且写了一篇评论木斧诗作的长篇书信，让木斧在《荒原》上发表。这是一种有力的支持和鼓励。于是木斧又全力主持办了一期《荒原》。在木斧记忆中，这就是《荒原》的最后一期。
1948年以后，木斧同曾光烈分别参加了革命工作，陈新德下乡了。其他几位同志也各奔西东，《荒原》的短暂生命就此结束了。但《荒原》的人员与川大的《瀑布》《最强音》合流而又成立了“棘原社”，出版了《棘原丛书》第一辑《春天的想望》。木斧自己留存的《荒原》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终于毁于一旦，再也无处寻觅。
木斧他们从为刊物写稿，到自己几个中学生出版刊物，是很有勇气的。这也是木斧做编辑工作的成功尝试，为后来他从事出版编辑工作准备了基本条件。
难以忘怀的启蒙老师：王育民
在木斧的心目中，王育民是他走向文学、接受新文学新思想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他一直把王育民视为自己人生的引路人。他说：“我参加革命和从事文学创作，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王育民和方然是我的两位引路人。”
先说王育民。王育民是西北中学的一位国文教师。
前面讲过，凡有名望的教师，都不愿到位于郊区的西北中学来教书。愿意到这所学校任教的，大都是一些“借房子躲雨”的人；也都是为生活所迫，又一时找不到职业，不得不到这里来“屈就”的人。王育民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湖北沙市（今湖北荆州）人，抗战中入川，在成都的一所大学里读书，但家中贫困，无力继续上学，只得退学教书。在中学教员中，他是一个激进派，主张教白话文，因此受到了所有国文教师的讥笑。但他却坚持他自己的见解。
木斧和王育民的相识和相交，说来是颇带戏剧性的。
新学期开始了。这天是第一堂国文课。上了初中，又是一门新课，同学们的兴奋和期待是自不待言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育民——这位国文教员上场了，走进了木斧和他的同学们的记忆里。木斧这样描述王育民“一开头便砸了锅”的那堂课：“他大约只有二十多岁，瘦骨嶙峋，不修边幅，穿一套常年不换的黑灰布西服，没精打采地走进教室，清清喉咙，翻开了书本，说：‘现在开始教第一课《蔺相如与廉颇传》。’”他认白了一个字，把“蔺”字读成“兰”字了。
“立即有学生站起来报告：‘蔺相如不姓兰，姓蔺！’”
“王育民很机智，立即用双手捂住耳朵，连声说，‘耳痛，耳痛’，然后放下来，平静地说，‘蔺相如当然姓蔺。你们没有看见我耳痛吗？耳朵痛起来很难讲话，可是再难，难，难，我还得讲课呀，哪个在说蔺相如姓兰嘛！’”（《诗的求索》，第14页）
这就是王育民，既不备课，又心不在焉，一上课就闹笑话。于是，大家背后就大不恭敬地送他一个极带侮辱性的外号——“草包”。
其实，按照王育民激进的观点，他对白话文的推崇，他是不会去热心钻研古文的。以一个国文教师，对自己据以吃饭的国文不去下功夫，反而主张教与古文对立的白话文，自然要引起当时比较守旧的国文同行的讥笑，引起了一场关于古文与白话的论战。
木斧以一个初中学生的身份，当然对这些论争一无所知。他只会跟着别人的身后喊王育民为“草包”。为了显示他的顽皮与大胆，有一次他竟然与王育民面对面地站着，叉着腰，昂着头，挑衅性地，大大咧咧地喊了一声：“草包！”
果然，这位一向随和的老师被激怒了。他走到木斧面前，解嘲似的说：“哼！草包！草不好吃？牛奶好吃吗？我是牛，好不好？我吃的是草，而挤出来的都是奶！”
王育民说的这句名言，可惜木斧从未听说过，他感到十分新鲜有味道。于是他追问：“什么什么？”
轮到王育民来反击了，他讥嘲地说：“这是鲁迅先生讲的，你懂吗？什么什么？草包！连鲁迅的名字也不晓得！”
不打不相识，这次交锋，反而密切了他们的关系！鲁迅，木斧这位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从一个他一向看不起的教师那里听到了这位一代文化巨人的名字和名言，他就被吸引了！而王育民这位进过大学的教师，也孩子气十足地和木斧有了深交。他们没有师生间的隔阂。王育民向木斧这位小兄弟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他在课堂上教古文纯粹是为了混饭吃，他对古文不感兴趣，平时读的全部是白话文。
王育民在木斧的眼前推开了一扇新奇的窗户，使他感受到一种强有力的新奇的吸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带我到他家去。他独身一人，租了三桥楼上一间小屋。他的书占了半个房间，全是现代文学作品和翻译文学作品。我开始向他借书阅读，他给我看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巴金的《灭亡》……这些书，在我的课堂上是读不到的。我躲在我昏暗的小屋里贪婪地读着，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明亮的窗户，我从这些窗儿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诗的求索》，第16页）
感谢王育民，他把木斧引到新文学的波涛汹涌的大海边！新文学、新世界、新的思想，这一切都吸引着木斧不顾一切地一头扎入这个大海里，去游泳、去搏击！木斧说：“我觉得我渐渐地接近了鲁迅，接近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现代文学语言——白话文的奠基人之一的鲁迅。尽管鲁迅对于古典文学的修养是很深厚的，他却主张青年少读或不读古书，在当时那个封建宗法礼教统治的地方有它的特定的意义。”木斧的理解是：“从‘五四’运动以来，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古体诗与新诗之争，并不是要不要继承古典诗词传统的问题。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要继承要发展的，鲁迅作品本身就有这样的继承和发展，但是青年千万不可再受封建思想的束缚，不可掉进‘国粹派’的深渊中去。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以及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翻译的文学作品，我的感觉和鲁迅的感觉似乎一样：在课堂上读古文，觉得思想沉寂下去，与现实人生隔开了；在课堂外读白话文，觉得一切都新鲜了，和周围的生活靠拢了。”（《诗的求索》，第16页）
当然，木斧当时对鲁迅先生主张的青年不读古书的主张的理解是有偏颇的。1983年元旦，木斧写作的《学诗，在严冬季节》一文中，十分郑重地写道：“这里附带作一点反省。回忆往事，有些事真是幼稚到十分可笑的地步。我好读书，不求甚解，崇拜鲁迅，看了鲁迅《华盖集》上的《青年必读书》，我居然下决心不读古书（这是由于我片面理解了鲁迅先生的话了吧），这对我早期诗歌创作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但在当时，木斧是以他所理解的鲁迅、鲁迅精神、鲁迅的视角去观察社会、认识生活的，也是十分真诚的。木斧是不会后悔的。
从此，木斧的兴趣爱好都转向了新文学，转向了诗。到后来他的文章见了报，有了稿费，就去买书。
木斧每天晚上跑青年路夜市书摊，用他的全部稿费购买诗集。凡是诗集，都买，都抄，甚至还要背诵。中国的新诗，从20世纪20年代冯乃超的《红纱灯》，到20世纪40年代袁水拍的《向日葵》，这一段时期的诗人艾青、田间、邹荻帆、绿原、鲁黎的诗，木斧是见一本买一本，买一本读一本。外国的诗，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到歌德的《浮士德》，到拜伦的《唐·璜》；全译的，节译的，缩写的，都看；看得懂的要看，看不懂的也要看。他喜欢普希金、莱蒙托夫、尼克拉索夫的诗，更喜欢马雅可夫斯基、惠特曼那些感情奔放而又风格迥异的诗。为了直接理解原文，木斧猛攻英语，半年之后便能阅读并且翻译一些小诗了。这些翻译作品，1948年4月30日《西方日报·西苑》刊载的《永恒的知更鸟》就是兰波的作品；发表于1949年5月8日《新新新闻晚报·夜莺曲》的美国诗人约翰·奥格森汉的《是的，他疲倦了》，还有美国诗人约翰·柏恩的《家，甜蜜的家》；《水仙花》也是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作品，经木斧翻译后载于1949年5月《新新新闻晚报·夜莺曲》635期。可见木斧学习英语，进而学习英美诗人诗歌艺术的坚定决心和取得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