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诗歌与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生过无数次的朝代变迁，经受过多次的文化浩劫，但最终还是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延续下来，文明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一步一步地向着更高的文明国度迈进，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诗歌作为中华民族最早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形式，承载着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文变染乎世情，兴废寄乎时序”。它用艺术的方式，记录了历史的变迁，表达了人民的意愿，抒写了民族的心灵，寄托了人民的理想。
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三次重大的历史文化变迁最值得重视，第一次是殷周之际的革命，第二次是秦汉封建帝国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王国维说：“中国制度与文化之变革，莫巨于殷周之际”，它不仅是一家一姓之兴衰，而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25]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来讲，周代是中华文明成熟之始，它将上古政治制度推向完善，建立了以家族血缘为核心的宗法制国家，制定了礼乐规范，从西周建国到战国时代周王朝的最终消亡，延续了将近八百年的历史。它将中国社会从上古时代所积累起来的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以《诗》、《书》、《易》、《礼》、《乐》、《春秋》为代表的“六经”完成于此时，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学说诞生于此时。放眼于世界文明，这是一段被后人称之为“人类轴心”的历史时期，它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和文明的渊薮，其福泽广被于后世。同时，这一时期既是中国诗歌的发端期，也是中国诗歌传统的奠基期。代表这一时期诗歌艺术成就的首先是《诗经》，它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诗集，它以四言为主，杂有二言、三言、五言等诗句，无论从诗体的规范、句法的严整、还是从内容的丰富和写作手法的高超等方面来看，都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它是中国上古诗歌的总结与升华，代表了上古诗歌的最高成就，是中华民族诗歌从原始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后世诗歌的源头活水。从《诗经》时代经过近300年的发展而有屈原的出现，以《九歌》与《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是先秦诗歌的又一高峰，也标志着文人士大夫作为中国诗歌创作主体地位的突显。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曰：“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26]四言体与楚辞体之并立，共同成为中国诗歌流传最为久远的艺术形式。《诗经》与楚辞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后世诗歌的影响，还在于沉积于其中的上古文化内容和传承于后世的艺术精神。它们共同继承了绵长久远的上古文化，开启了中国诗歌以“言志”为核心的抒情诗传统。它们立足于丰富多彩的上古社会的世俗生活，因而才会有《国风》与《九歌》那样风姿绰约的作品。它们共同产生于世袭的贵族社会，体现了鲜明的贵族文化精神，《诗经》中的《雅》、《颂》与楚辞中的《离骚》因此而伟大。它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前后继承，由《诗经》中的比兴传统到楚辞中的香草美人，共同强化了感物而动的中国人的诗性思维方式和艺术创作方法。这些都成为上古社会诗歌留给后世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中国社会第二次重大的政治变革是秦汉帝国政治制度的建立。它经过战国时代二百多年的社会激荡而形成，其核心是建立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曾经是世界上先进的政治制度，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改革与完善，自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直到明清，延续了2000多年。但是这一制度也有先天的缺陷，由于缺少对绝对皇权和各级官僚特权的制衡而呈现周期性的波动，从而造成一次次的历史浩劫与重建，这就是带有先天宿命式的朝代轮回，给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但中华民族之所以历2000年而不衰，进而凝结成一个疆域越来越广，民族越来越多的文化共同体，是因为绵长久远的中华文化给了它强有力的支持。而中国诗歌正是这一伟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上承诗骚之精神，将关心民生疾苦、批判黑暗政治、追求社会和谐、抒写美好人生当作诗歌创作的主导方向，从而成为这个社会的良知，超越现实的希望，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力量。从诗歌体式来讲，它由上古时代的诗骚体变而为以五七言古体与近体格律诗为主；从创作者来讲，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诗人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力量，产生了诸如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中华民族史上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在每一次朝代的轮回之中，诗歌都显示出强大的力量，特别是在人民受苦国难当头的朝代变更之际，往往成为中国诗歌创作的繁荣时期。汉末建安、安史之乱、明清易代之际在中国诗歌史上各自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在这两千年内汇集而成为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达到了古典诗歌美的极致。每个时代都产生许多不同的诗歌流派，都有新的诗歌审美典范形成，都展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同时，中国的古典诗歌理论也在这一时期发展成熟，同样是流派纷呈，各臻其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历史时期也是各少数民族诗歌更多地融入汉民族诗歌的时期，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各民族朝代，辽、金、元和清王朝分别是这一时期各民族诗歌融合的高潮。与此同时，各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诗歌创作，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华民族诗歌语言的多样化与诗歌体式的多样化特征得到进一步的显现。这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主要时段，也是我们的诗歌通史描述的主要部分，是所有欣赏、认识和研究中国诗歌史的主体部分。
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20世纪初期，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个重大的变革时期，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国统治，代之而起的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中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也许比前两次历史变革的意义更为深远，因为从这时开始，中华民族不再是一个东亚大陆上的独立文明形态，它已经逐步融合于世界文化之中。虽然在漫长的封建帝国时期，我们也曾受到了来自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自汉代而开通的丝绸之路，也曾将西方的文明种子带到中国，但总的来说影响不大，不足以改变中国文化独立自足的特点。而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变革，却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古今文化的矛盾交汇与斗争之激烈，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从诗歌史的角度来讲，它表现出几个鲜明的特征：第一是随着封建官僚社会的灭亡，与之相伴而生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同时解体，中国诗歌创作主体发生了巨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第二是随着白话文的兴盛，数千年以来形成的古典诗歌体式在诗坛上不再占有主流地位，代之而兴的是用现代语言所写的白话体新诗。第三是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国诗歌长期以来在封闭的文化环境里形成的诗歌美学传统衰落，西方化与现代化为中国诗坛建立新的审美风范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源。这一阶段的中国诗歌，基本上是一个围绕着上述三点，从“诗体”与“诗质”两个方面进行变革与重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现代诗歌并没有与传统完全割裂，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促使当代诗人仍然继承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关注社会的品质，他们的创作同样继承了古典诗歌中的“言志”与“载道”的优秀传统，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他们无不是积极的参与者。与此同时，强化汉语言诗歌节奏韵律鲜明的民族特征，充分利用汉语言文字的形象化特点，营造含蓄蕴藉的诗体意象，仍然是现当代诗人所努力追求的方向，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些新的典范。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诗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传播媒介的发达，诗与乐的结合再次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一些优秀的诗歌作品随着歌声的飘扬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在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歌词由此而成为当代诗歌中新的一体，正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另一方面，古典诗歌形式在近百年来并未断绝，仍然不乏一些优秀的诗人和优秀的作品，近20多年来甚至更有复兴的迹象。这一方面说明传统力量的强大，旧的诗体在承担现代使命方面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一种新的诗歌典范的形成，必须要从旧有的形式中吸取营养。对中国诗歌发展的这一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周易·系辞上》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正义》曰：“圣人以能变通体化，合变其德，日日增新，是德之盛极，故谓之盛德也。”“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27]“生生不息”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不断地有新的变化。数千年的中国诗歌之所以长盛不衰，正体现着中华文化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它代代传承，不断更新，正所谓“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文心雕龙·通变》）但是在这种生生不息的变化当中，又有一种不变的东西在内，那就是中国诗歌直面现实，抒写心志，追求和谐之美的基本精神。中国诗歌将笔触直接深入到现实生活，它所描写的是人人生活中所经历的往事，因而带有天然的亲切感。中国诗歌所抒写的是普通人的心声，因而能与当代读者的心灵发生强烈的共鸣。中国诗歌所追求的理想是和谐之美，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时代虽然可以变化，但是追求和谐乃是古今共同的理想。因而，这使中国诗歌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极大的社会认识价值、思想教育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是指导当代生活的高尚元素。曹操对战乱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惨状的描写，时时刻刻向贪婪而野蛮的人类暴行发出警示；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形象地揭示了社会分配的不公与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时时向我们展示着诗人“民胞物与”精神之伟大。而在现代工业社会所造成的人伦关系与天人关系的不断破坏的情况之下，以和谐为美的中国诗歌传统在当代社会益发具有纠偏补弊的价值，意境优美的中国古典诗歌，每一首都在向我们展现着“诗意栖居”的境界。“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叶莲叶北。”这岂不就是当代人梦寐以求、心驰神往的自由之境，遍寻世界而不得的心灵家园？“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不就是今人所向往的丰衣足食、民风淳朴的和谐社会美景？屈原“好修为常”的高洁人格，陶渊明“心远地自偏”的心灵宁静，李太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个性，苏东坡“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达观，无一不是当代人所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中国诗歌所抒写的这一切，代表了人类社会对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具有永恒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