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与诗歌的多民族特点
中国诗歌在世界诗歌史上之所以独具特色，与其多民族的特点是紧密相关的。在这片广袤的东亚大地上，很早就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大家庭。形成了以汉语为主体、以其它少数民族语言相辅助的诗歌史写作传统。从时间上讲，它上下纵贯数千年；从空间上讲，它包括现有的56个民族；从诗歌所用语言来讲，从古到今共使用了70多种语言，400多种方言。这在世界各国文学中是少有的。
其实，一部以汉语言为主要载体的诗歌通史，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汉民族的诗歌史。准确地说，汉字从古以来就不仅仅属于汉族，而是属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中华民族本来就是多民族的融合体。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早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中华大地上就同时存在着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多种文化类型，它们同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传说中的炎黄二帝，原本是以凤与龙为图腾的两大部落，殷商与姬周则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春秋时代的华夏大地上，所谓的南蛮、北狄、西戎、东夷，与中原各国杂居相处，因此我们可以说，先秦本来就是汉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的时期。秦汉帝国大一统之后，在其版图之内的先秦时代的各民族逐渐融而为一，在汉王朝内形成了一个新的多源融合的民族，这才有了“汉人”和“汉族”的称谓。魏晋南北朝时期，晋人南渡，与南越之人相互融合，北方则有“五胡十六国”的朝代更迭，中国历史又经历了一个将近四百年的多民族融合时期。至隋唐复归于一统之后，南北朝时期的各少数民族再一次融合于汉民族之内，汉民族的多元性特征更为明显。北宋与西夏、辽并立，南宋先后与金、元南北对立。忽必烈建都北京，清朝时满族入主中原，这又是多民族融合的两个重要时期。因此，一部以汉语记载下来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诗歌，本来就包含着历史上各族人民的共同创作。《越人歌》、《敕勒歌》、《木兰辞》等，都是当时“少数民族”的杰作；大诗人屈原的创作深受荆蛮民族的影响，陶渊明的出身或为溪族，刘禹锡为匈奴人后裔，元稹为鲜卑人后裔，《全金诗》、《全元诗》、《全金元词》所收的作品，大量的都出于金人、蒙古人之手，清代满族人所创作的汉语诗词更是无计其数。此外，历史上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也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因此，准确地说，即便是我们仅以传统的汉语诗歌为主而撰写的诗歌史，同样不是汉族诗歌史，而是包含多民族诗歌创作的中国诗歌史。
这种多民族的融合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诗歌的内容，也丰富了汉语诗歌的形式，汉语诗歌的众多诗体，也是在多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国最早成熟的诗歌形式为四言诗，其本身应为上古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楚辞体诗，同时吸收了当时南方民族诗歌的语言特点。秦始皇时代班壹避难于楼烦，受其影响而作鼓吹之乐，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带回《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以之创作“新声二十八解”，受其影响而产生的《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全为杂言，与以齐言为主的诗骚体大不相同，可见中国的杂言体诗歌是受多民族文化影响的产物。佛经翻译丰富了人们的音韵学知识，从而方便了诗人对新体诗律的表述。[23]词体的产生与散曲的创作，也分别从不同程度受西域及北方诸少数民族诗歌语言的影响。当代中国新诗体的产生，更是深受西方诗歌汉译的影响。多民族文化对汉语诗歌的影响之大，仅从诗歌体式的变迁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虽然以汉语汉字为基础的中原文化在国家与民族的统一过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历史上有众多少数民族融入汉族大家庭，并逐渐采用了汉语言文字。但是，仍然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字，也创作和流传下来大量的诗歌作品，它们与汉语诗歌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发展的壮美华章。这些少数民族的诗歌，虽然因为其民族成长的时间有早晚不同，其文明程度的发展历程不同，因而显示出与汉语诗歌的差异，因而很难将这些诗歌按照汉语诗歌史的线索整合在一起。但是它们同处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地理版图，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多种关联。根据中华民族文化版图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中国各少数民族按其所居住的地域分为中原旱地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和江南稻作文化圈四大版块。生活在四大板块中的各少数民族，在所使用的语言和诗歌形式方面往往有更多的共同性。通过历时性的考察，我们不但可以发现这些少数民族的诗歌发展历程，并对其做出大致的描述，而且，可以更好地认识各文化圈之间的政治一体、经济互补、文化互动和血缘互渗的关系，进而更全面地认识中华民族诗歌创作中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各少数民族诗歌不仅使用着诸多不同的语言，其诗歌形式同样丰富多彩。居住在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很早就产生了《自然风光歌》、《节日歌》和《狩猎歌》等作品，并被记录于《突厥语大词典》中。产生于西南少数民族中的《盖房歌》描绘了早期彝族先民从巢居、穴居到屋居的过程，纳西族的《犁牛歌》语言极其简朴，仅由呼喝耕牛的声音构成，具有原始诗歌的鲜明特色。在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中流传着丰富的祭祀歌，如《祭火神》、《祭锅庄》、《祭龙歌》、《敬竹词》、《祭树神》等。壮侗诸民族还有一种神话短歌，用简短朴实的歌词概括一个神话的主要内容，这种短歌可能是创世史诗的肇端，如侗族的《棉婆孵蛋》。康熙六十年（1721）黄叔璥任巡视台湾御史，组织人员到台湾西部各地村社采录歌曲，运用汉文字拟音加以纪录，并转译成汉文内容，记载了当时台湾熟番的34首歌曲，共分为六类，有颂祀歌、耕猎歌、纳饷歌、会饮歌、祝年歌、抒情歌，体式多样，成为研究台湾古代诗歌的宝贵材料。[24]各民族长篇诗歌的体类同样丰富，包括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叙事长诗、抒情长诗、伦理道德长诗、宗教经诗、信体长诗、历史长诗、文论长诗和套歌等十大类别。这些长诗，一个民族有几百部、上千部的不在少数。其中包括以汉族题材创作的大量民族民间长诗，弥补了中原地区汉语诗歌缺少民间长诗的遗憾。各少数民族诗歌由于语言不同，语系不同，作为诗体构成的音律特点也不相同，仅以少数民族诗歌所用韵律来讲，就明显不同于汉族诗歌以押偶句尾韵为主的特点，如苗族与瑶族诗歌押调韵；有的民族诗歌押头韵，以阿尔泰语系民族如维吾尔族、蒙古族最多；还有的民族诗歌运用尾顿韵、局部反复韵、调韵、头脚韵、局部韵、复合韵，等等。这些，极大的丰富了中华民族诗歌宝库，同时它也以艺术的形式，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的文化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