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诗歌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本书撰写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诗歌史意识。相传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为孔子删定而成，至汉代《毛诗序》已开始从历史的角度对它进行评价，由此而开创了“风雅正变”的诗歌史理论模式。郑玄的《诗谱序》结合西周历代帝王的政治变迁论《诗经》作品的创作兴衰，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发展。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对屈原到汉人的“赋”体创作以及汉武帝立乐府采歌谣的论述，也可以看成是对这段诗歌发展史的简单总结。此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文心雕龙·时序》、钟嵘《诗品序》，都可以看作是诗歌史的简述。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分周汉、六朝、唐、宋、元论述历代诗歌发展及作家作品，俨然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诗歌史著作。
当然，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诗歌史著作的撰写，从20世纪才真正开始。它带着当代人的历史意识和审美观念，对几千年的中国诗歌进行新的述评。不过，这时候对于中国诗歌史的叙述，大多包容在文学史类著作当中。1927年出版的陈钟凡的《中国韵文通论》，包括诗、词、曲、赋各类，上自《诗经》，下至金元以来散曲，应是中国现代第一部诗歌史类著作，可惜此书所论诗歌，未能涉及宋代以后的文人诗歌，是其缺憾。[28]第一部以“诗史”命名的著作，是李维1928年出版的《诗史》，该书虽然只有11万字，却从诗的起源写到清末。[29]较有影响的则是1931年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此书从《诗经》楚辞写起，包括乐府、词，至元明清散曲而结束，遗憾的是与陈钟凡的著作一样没能论述宋代以后的文人诗歌，实际上并不完整。[30]此外，这一时期还产生了诸如王易的《中国词曲史》、刘毓盘的《词史》、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等分体的诗歌史著作，各有特点。但总的来说，相比较于这一时期甚为丰富的包容各种文体的文学史著作，有关中国诗歌史的论著还是偏少。[31]1949年以后、特别是1979年以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出版了多部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但是在中国诗歌史的写作方面，仍然以断代诗歌史为主，具有通史性质的较有影响的著作，仅有张松如主编《中国诗歌史论丛书》。[32]此书虽然侧重于对中国诗歌进行史的描述，但是有较强的以论代史倾向。如今，有关中国各体文学史的研究撰写取得了较大进展，在戏曲、小说、散文方面都已经有了一部甚至几部通史性的著作，唯独没有一部系统的大型的中国诗歌通史，这与我们这个诗的国度是极不相称的。
大型的中国诗歌通史之所以至今没有出现，根本的原因是研究对象难以全面系统地把握。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寻找“文学史发展规律”。其实，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并不存如自然科学那样可以无数次重复和验证的“规律”。各时代、各民族和每一位诗人的每一首诗歌，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后代的诗人向前代学习，也只是学习他们的经验与技巧，其目的是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从这一角度来讲，我们认为诗歌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总结规律，而是描述过程，寻找经验。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体式众多的中国诗歌，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巨大的艺术宝库，如何开掘这一宝库，引导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前来采宝鉴宝，从而积累诗歌创作与批评的宝贵经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诗歌，这才是诗歌史的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由此，在学习和总结以往文学史著作的基础上，我们逐渐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诗歌史观，也找到了一个观照和描述中国诗歌史的基本方式，其核心在于一个“通”字。
“通”的第一要义是指打通古代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断限，打通汉民族诗歌与少数民族诗歌的分界。回顾以往的诗歌史，打通古今之作甚少，更没有将汉民族诗歌与少数民族诗歌放在一起的史著。显然，这不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也不能反映中华民族数千年而不绝的文化传承。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讲，没有比认识到这两点更为重要的历史意识了。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汉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复合体。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才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了中国诗歌的丰富多彩。而中国诗歌从古代走向现代，乃是一个不曾间断的历史过程，不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就不知道中国现当代诗歌何以发生。同样，不了解中国现代诗歌的情况，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古代诗歌的现代意义。因而，多元一体，打通古今，也就是我们《中国诗歌通史》撰写的第一要义。它由此而确定了我们这套通史的基本格局，纵向上以史为线索，横向上兼顾各少数民族，共分为先秦卷、两汉卷、魏晋南北朝隋代卷、唐五代卷、宋代卷、辽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现代卷、当代卷和少数民族卷等11卷。前十卷以汉民族诗歌为论述的主体，同时描述各历史时期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从而说明汉民族诗歌本身就是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产物。后一卷专论具有鲜明特色的各少数民族诗歌，同时从史的线索描述其发展的过程，说明它们各自在中华民族诗歌板块中的地位以及其与汉民族诗歌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从而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包括中华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在内的连通古今的“诗歌通史”。
打通古今开拓了我们的诗歌史视野，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真谛。它不仅意味着每一个时代的诗歌都有着与前后代不通的主要文体形式，更重要的是每个时代的诗歌都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反映了不同的时代思潮，形成了不同的审美典范。打通汉民族诗歌与少数民族诗歌的分界，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中国诗歌的多民族特点，认识到中华民族诗歌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这要求我们尽可能地回归中国诗歌发展的原生状态，回归到对诗歌文本与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的民族文化解读。促使我们对诗歌史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发现每一个历史时段诗歌发展的不同特点与表现方式。这引发我们对诗歌史更深一层的理解：中国诗歌的整体特征，正是通过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位诗人富有个性的诗歌创作才得以呈现的。一部多卷本的诗歌通史著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写出每一时代中国诗歌发展的独特风貌。举例来讲，先秦以诗骚体为主，两汉是歌诗与诵诗相分离的时代，魏晋南北朝隋代文人的地位开始突显，唐代是一个诗的世界，宋代的诗与词两峰并峙，辽金元诗的文化多元，明代的诗歌流派纷呈，清代集前代各体之成，现代实现了从古体到新诗的时代转换，当代诗坛又开始了对诗歌体式新的探讨，少数民族诗歌语言多样，诗体丰富，与汉民族诗歌相互影响。正是上述各时代诗歌特点的集合，才展现了中华民族诗歌的总体风貌。
“通”的第二要义是立足于21世纪世界文化格局的史家“通识”。绵长久远、丰富多彩的中国诗歌，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于21世纪的中国人，无论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还是思想意识，都已经融入整个世界，因而，我们再也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站在纯粹的中国文化立场上来看待中国诗歌，我们已经具有了鲜明的当代意识和世界意识。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说他撰写《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家来讲，如果想“成一家之言”，不仅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还要“观中西之别”，亦即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比较中重新认识中国诗歌的民族特征。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热衷于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文学史观和文学研究方法，顺应着现实政治的需要来诠释中国文学，分别建构了以民间文学正统论、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意识形态论、文学即人学的人性论等为理论框架的诗歌史，甚至连“文学”这一概念也具有浓郁的西方理论色彩，却很少认真地考虑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区别。然而，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当我们逐渐对世界文学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之后，返观中国文学，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发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不同。因而，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观中西之别”，自然成为我们撰写中国诗歌通史的另一重要指导思想。
“观中西之别”意味着我们中国诗歌通史的写作要超越以往的诗歌史写作框架，追寻中国诗歌发生的文化形态，对中国诗歌原典进行新的解读，发现中国诗歌的民族特点。中华文明原本是独立于西方的一种文明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产生的中国诗歌，有着独特的发生之源，中国人对它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艺术体认。中国人认为诗起源人的心灵的“感物而动”，形成了以“言志”为核心的抒情诗传统。农业文明培养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生活态度，将诗歌作为直面现实，抒写人生的艺术，在现实生活中承担着多种实用功能。中国人在诗歌中寄托了生活的理想，自古就追求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探求着“诗意的栖居”的生存方式。中国人将诗视为心灵的表达，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诗歌因此而成为人生修养的重要部分，闪耀着人性理想的光辉。中国诗歌有着独特的艺术形式，一字一音的汉语言文字天然地具有诗歌的节奏韵律之美，“感物而动”的创作模式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使中国诗歌富有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的美学风范。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造就了中国诗歌内容的博大兼容与体式的丰富多彩，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推动着中国诗歌在继承传统中不断地创新……，这一切，正是中国诗歌的民族特点，它彰显了东方文化的智慧和美学风范，是对世界文学所作的杰出贡献，也是中国文化参与当代世界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1] 中国人从古至今创造了多少诗歌？没有人能够统计完整。司马迁说周代社会“诗有三千余篇”，但是收入《诗三百》中的诗歌仅为三百零五首而已。现存的《全唐诗》为清人所编，收录作品四万余首，显然远不是唐代诗歌创作的全部。《全宋诗》、《全宋词》、《全元诗》、《全明诗》等皆为今人所编，其数量虽然极为庞大，但它们仅为现存作品的辑录，同样远不是这些朝代诗歌的总数。而现存的清代诗歌数量，恐怕远超历朝历代存诗之总和。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诗歌，更没有办法做出确切统计。这是汉民族诗歌的状况。至于少数民族的诗歌，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佚失的作品更多，既便如此，现存的各少数民族诗歌仍然无法统计。其诗体形式更是纷繁多样，仅以民间长诗为例，就有创世史诗、英雄史诗、民间叙事长诗、抒情长诗、历史长诗、信歌、经诗、文论诗、套歌、哲理长诗等多种。至于从古至今中国诗歌所用的语言，情况也极为可观，除汉语之外，还有七十多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四百多种方言和次方言，这在世界各国诗歌中也是少见的。
[2]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8页。
[3]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284页。
[4] 河姆渡文化以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而命名，持续时间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并在其中发现了7000年之前的人工栽培稻。仰韶文化以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命名，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红山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而命名，以后在辽河流域有多处发现，存在时间为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三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别出现于中国的南方、中原和北方，说明中华大地早在6-7千年前左右均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
[5]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27页。
[6]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同上引，第131页。按：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舜典》不会是舜时的著作，而是后人根据传闻所做的追记。但既便如此，它的产生最晚也当在战国前期，仍然是中国早期重要的诗歌理论文献，是对此前中国人的诗乐观的总结，代表了中国人早期对诗乐本质的认识。
[7] 闻一多：《歌与诗》，《神话与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8] 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9页。
[9]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页、387-388页。
[10]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87、796页。
[11]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25页。
[12] 孔颖达：《毛诗正义序》，同上引，第261页。
[1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29页。
[14] 同上引，第1536页。
[15]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82页。
[16]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9页。
[17]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4页。
[18] 中国最早的韵书是三国时期李登编著的《声类》和晋代吕静编著的《韵集》，这两书早已亡佚。《魏书·江式传》：“（吕）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又，据唐代封演《闻见记》所言，《声类》是“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段安节《乐府杂录》：“太宗朝，三百般乐器内挑丝竹为胡部。用宫、商、角、羽，并分平、上、去、入四声。其徵音有其声，无其调。”徐景安《乐书》以上平声为宫，下平声为商，上声为祉（徵），去声为羽，入声为角。姜夔《大乐议》：“七音之协四声，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浊，以上、去配轻清，奏之多不谐协。”
[19] 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7页。
[20]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54页。
[21] 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8页。
[22] 许学夷：《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23] 按汉语四声的发现，主要应与中国诗歌的传唱特点有关，吴相洲教授对此曾有专论。此外，南北朝佛经诵读时对四声特别关注，对汉语四声的认识及格律诗的产生，自然也会发生一定的影响。
[24] 黄叔璥三十四首番曲收录于《台海使槎录》（《台湾文献丛刊》第4种）之《番俗六考》诸篇之中。
[25]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1、453页。
[26] 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27] 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8页。
[28] 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与之相类的还有龙榆生的《中国韵文史》，篇幅虽然不长，却包括了从先秦到元明清的诗与词曲，较为全面，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时间略晚。
[29] 李维：《诗史》，北平石棱精舍印行，1928年10月初版。
[30]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1931年1月出版上册，7月出版中册，12月出版下册，由大江书铺印行。1956年作家出版社重版，有较大删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有重印本。
[31] 王易：《中国词曲史》原为1926年作者在心远大学任教时所编教材，初版时间不详，1932年5月神州国光社发行再版本。1944年12月，上海中国联合出版公司用原纸型，以32开本重印发行。以后有多种版本。刘毓盘：《词史》，1931年2月，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发行，此后有多种版本。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平文化学社印行，1931年1月出版。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33年清华研究院毕业论文，1944年10月，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有新排版。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华书局印行，1936年3月出版。
[32] 张松如主编的《中国诗歌史论丛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丛书共分为《先秦诗歌史论》、《汉代诗歌史论》、《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隋唐五代诗歌史论》、《宋代诗歌史论》、《辽金元诗歌史论》、《明清诗歌史论》、《中国近代诗歌史论》、《中国现代诗歌史论》9部，总字数在300万字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