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童年
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东北人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我曾经问母亲看到我是一个女孩儿的时候是不是很失望，母亲说没有。我想，那时候可以随便生孩子，所以父母也不在乎第一个孩子是男是女。我一岁时，我的大弟弟出生了。
家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同事邻居都很羡慕，父母也尽他们所能将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1958我们全家搬到贵州省开阳磷矿时，磷矿的单身年轻人和没有孩子的年轻夫妇，看到父母带着三岁的我和两岁的弟弟时，总是说将来他们如果有这样一对儿女就知足了。
从三岁开始，我在贵州的大山里度过童年。
党叫干啥就干啥
我父母分别在1949年和1950年参加了工作，工作单位是东北辽东省本溪县草河口硫铁矿，距离老刘家和老陈家都不远。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政府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参加工业建设，父母就从农民变成了工人。
父母在硫铁矿相识并结婚，1955年7月和1956年7月我和弟弟分别出生在硫铁矿。
1957年，父母从辽宁省调到一千多公里以外的中国东部江苏省连云港锦屏磷矿。
锦屏磷矿刚刚开始建设，从天南地北调来很多人，没有住房，将所有的家庭都安排在一个大仓库里。我两岁，弟弟一岁，有小孩得了麻疹，我和弟弟都传染上了，弟弟没有被照顾好，留下了后遗症，得了哮喘病，这个病烦扰了他一生。
一年后父母又调到中国大西南的贵州省开阳磷矿，距离辽宁省三千公里。父母越走越远，从此与自己老家的亲人天各一方。
硫铁矿和磷矿都属于化学工业部领导，父母是一个系统的内部调动。父母那一代人是不能自由选择职业的，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会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分配。那时候最流行的口号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贵州省位于云贵高原，地形十分险要，交通落后，自古是土匪出没的地方。1958年，父亲二十八岁，母亲二十六岁，带着三岁的我和两岁的弟弟，毫无怨言地从较为发达的江苏省来到了极其贫穷落后的贵州省。
父母在开阳磷矿一直工作到退休。
我只有三岁，记不得全家人是经过怎样的跋涉，从江苏省来到贵州省的。据父母说我们乘汽车、火车、马车，在路上奔波了一周才抵达贵州。
在武汉换火车时，一家四口在长江大桥前拍了一张全家照。武汉长江大桥是中国在万里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和公路两用桥梁。据资料记载，大桥在1955年9月1日开工建设，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车。大桥的建设得到了前苏联政府的帮助，苏联专家为大桥的设计与建造提供了大量的指导。武汉长江大桥是全国人民的骄傲，有机会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在大桥前面留影。
到了贵州省省会贵阳后，全家人乘汽车在起伏不平的公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又换乘一辆马车进入了开阳磷矿矿区。
对长江大桥和乘马车我有记忆，后来不断地在我的梦中出现。
童年记忆
人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记忆的？
我能记起来的第一件事是我双腿都裹着白色纱布，母亲或是父亲抱着我在一条小路上走啊走，总也走不到尽头……
后来我知道这个记忆是真的。那时我两岁，弟弟一岁，有一天，父母在做晚饭，把一锅刚煮好的稀饭放在地上，弟弟刚会走路，我们俩在窄小的房间相互追逐，我一不小心，一屁股坐到了稀饭锅里。幸好是冬天，我穿得比较厚，父亲也反应快，一下子将我从稀饭锅里拎了出来，放进旁边的冷水缸里。尽管如此，我还是烫伤了双腿，以后的一个月就是父母交替地抱着双腿裹满纱布的我穿梭在家和医院之间。
母亲那时怀有七个月的身孕，因为每天抱我上医院，劳累奔波，早产了，是个女孩儿。孩子生下来后，没有哭声，护士倒提着婴儿的双腿拍打，还是没有救活。我总是想，如果我的那个妹妹能活到今天，会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儿？
那时的中国妇女普遍不知道怎样避孕，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知识。有一天，我看见母亲独自上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我不知道母亲上哪儿去，去干什么。过了几天邻居对我说：“和平，你妈妈和你新弟弟回来了。”我才知道母亲是到省城医院生孩子。我那时太小，不知道妈妈怀孕。当我长大成人后，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一个孕妇乘着大卡车独自颠簸几个小时到医院生孩子，几天后又带着没有满月的孩子独自回家。
六岁以前的记忆虽然模模糊糊，但总体上是温馨的，总是和父母在一起。
我和弟弟穿得干净得体，甚至还比较时髦。我有一件红色的灯芯绒棉猴，我穿起来的模样很可爱，后来这件棉猴我妹妹穿过，邻居的小孩穿过。我们的衣服和鞋都是妈妈亲手缝制的，手工活儿做得像缝纫机做的一样。
再后来的记忆是，我们家住的平房，周围是大片野草丛生的荒地，家里有两间房子，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和饭厅，屋子很小，全家人横睡一张床，没有什么家具。父亲托人做了两个樟木箱子，二十元钱一个，在当时是极为奢侈的。
公共厕所离家有五十米远，晚上起夜，全家都是到门外的荒地里小解。我很小，害怕黑暗，每一次起夜都吓得战战兢兢。我家前面有一个大煤堆，有一次，我蹲在地上小解，看见有一个人在煤堆上不停地铲煤，我越看越害怕，“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父母听到哭声，赶紧跑到门外，我指着煤堆说：“上面有个人。”父母什么也没有看到，我到现在都相信有些小孩可以看到的东西大人是看不到的。
还有一次，父亲抱着弟弟领着我去看露天电影。路上很黑，我看见一个亮点上下舞动，以为是其他行人手里的烟头，后来越看越觉得不像烟头，再后来又看到了更多的亮点在我们身边飞舞，我吓得“哇”一声哭了起来。父亲说那是萤火虫，我不知道萤火虫是什么，说什么也要回家。父亲把我和弟弟送回家后，自己出去了，一会儿拿着一个装有萤火虫的小瓶子回来了。
贵州的冬天挺冷的，由于没有取暖设备，屋里屋外一样冷。每天早上起床时，屋子中央的炉子烧着刨花，火苗蹿得高高的，温暖了屋子，也温暖了我们的心。父母在炉子上把我们的棉裤腿烤热，哄着我们起床，然后帮我们一个一个地穿上棉裤棉袄。
我七八岁时，这种美好的时光就结束了，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母白天工作，晚上还要到单位开会或学习，照顾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
一天夜里，我生病了，又吐又泄，父母为谁送我上医院吵了起来，最后还动了手。谁送我上医院已经记不得了，但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阴影，感觉是我连累了他们。现在回想起来，非常理解他们被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状况。
我总是很饿很馋
大约在我四岁的时候，我和弟弟被送进磷矿全托幼儿园。
我们在幼儿园吃饭，父母在公共食堂吃饭。
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在幼儿园，每个小朋友每顿可以吃一小碗米饭，上午和下午各有一次加餐，每人发两块小饼干。饼干是用麦麸和磨成细粉的稻壳做的，小孩吃了以后都大便干燥。我们经常吃发霉的饼干，我好多年都以为饼干的味道就是发霉的味道。
上学的孩子就没有幼儿园的小孩幸运了。
当时，政府对厂矿的第一要求不是生产而是不要饿死人。
大人小孩都上山挖野菜，摘红籽。那时候的人一见到绿色嫩芽，第一个念头就是能不能吃。春天看到发芽的小草就连根拔下，往嘴里塞。磷矿满山遍野都是绿竹，嫩竹叶刚长起来就被人们揪下来塞到嘴里。人们什么都吃，食物中毒经常发生。
磷矿周围的山上生长着很多蕨类植物，人们上山采蕨菜，挖蕨根。蕨类植物的根部有白色液体，可以制作淀粉，人们将淀粉和榨完淀粉的蕨根渣子混合在一起吃。这种东西吃了以后大便干燥，课间休息十分钟，厕所里蹲满了哼哼唧唧拉不出屎的学生，哭声一片。上课铃响了，还有好多孩子蹲在厕所里哭，学生们互相帮忙用小棍将大便抠出来。
记得小时候总是吃一种叫做牛皮菜的蔬菜。牛皮菜一般用作青饲料喂猪、牛、兔、鸭、鹅等。因为牛皮菜的产量高，为了填饱肚子，磷矿种了很多牛皮菜。牛皮菜不是很难吃，但天天吃就受不了，以至于后来一看到牛皮菜就想吐。
大人们饿得浮肿，小孩子饿得面黄肌瘦，都是细胳膊细腿大肚子，只有长期处在饥饿状态的人才会是这个样子。
为了不饿死人，磷矿上下从学生、工人到干部，全体动员开荒种地，养猪、养鸡、养鹅、养鸭……
我家邻居菊林和菊华两姐妹长我几岁，上小学。学校三天两头放假，学生们与大人一样开荒种地，凡是能耕种的土地都利用起来。学校按班级分了土地，按季节种玉米、土豆、地瓜、蚕豆、油菜籽、麦子等，能种什么种什么。
学生们除了上课就是种地，刨土、撒种、施肥，一直到收割。每个班级都配备有粪桶、扁担和大粪勺。学生们到公共厕所掏粪，在地边做个池子沤肥，肥沤好后，施在地里。上课时，木桶和大粪勺就放在教室外面，学生们在充满大粪味的气氛中读书写字，没有人会嫌臭，谁嫌臭谁就有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受到批评。我们从小就受到“劳动人民最香，资产阶级最臭”的教育。
粪桶是木制的，粪桶的提手上有一个用竹子做的环，用于固定扁担。扁担穿过竹环，两个孩子一头一个抬着走。菊林在班上个子比较高，抬粪时，她一般都是走在后面。一次和一个同学抬粪上山坡，粪桶的分量向后倾斜，顺着扁担滑下来，一桶粪全部扣在菊林身上。菊林跑下山，跳到洋水河里冲洗，洗也洗不干净，臭烘烘地回家换衣服去了。
丰收时节是大人小孩最高兴的时候。
玉米丰收时，学生全体上山捡柴，在学校院子里用砖头搭起简易炉灶，学生从家里带来大锅，全校所有的班级都在煮玉米。玉米煮熟了，不顾烫嘴，个个都猴急地啃玉米，顾不上咀嚼就咽下肚。玉米秆也不浪费，成捆成捆地抬回学校，全校师生一起啃玉米秆。新鲜玉米秆有汁，味甜，我们称之为“甜秆”。
经常可以看到小孩子伸出小手相互要东西吃，乞讨一方通常都要哀求：给我点嘛，给我点嘛！一般情况下，施舍一方都会与别人分享食品，否则，其他孩子会骂他是“小气包”。
“三年困难时期”对于中国人来说好像远远不止三年。人们在受苦受难度日如年的时候，就会感到日子特别难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和弟弟周末从幼儿园回家，经常看到父母在家里制作蕨粉和蕨渣。如果不到周末父母就将我和弟弟接回家，那一定是家里有了好吃的。比如分了两斤白面，父母就会包点饺子，将我和弟弟接回家来吃饺子，吃完后又将我们送回幼儿园。
一天，一个十来岁的大孩子来幼儿园玩，我们正好在分饼干，我把我的那份饼干给她了。从此后，每当分饼干的时候她的脸就会出现在教室的玻璃窗上，她一看到我就用手比划着要我将饼干给她。如果我装着没有看见她，她想方设法也要引起我的注意。如果看到我将饼干塞到嘴里，她就急得蹦高。我的饼干几乎都让她吃了。听说她是从邻省来的，乡下老家饿死了很多人，又发了大水，她家里的人都死了，剩下她一个，就来投靠在磷矿工作的亲人。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中国在很长一个阶段还是处在物质极端匮乏的状态下，生活的改善只是相对的。
一次我到一个小朋友家玩，她正在吃苹果。那时候苹果是非常奢侈的东西，是她爸爸到北京出差买回来的。我趁她家大人不在房间里，就伸着手向她要，她一会儿给我咬一口，一会儿又不给。她不给，我就坚持不懈地要：“给我吃一口嘛，给我吃一口嘛。”后来她嫁给一个曾经追求过我的男孩儿，我总是在想，她会不会告诉那个男孩儿我向她要苹果吃的事情。
有一个小朋友家有一罐蜂蜜，我老惦记着，经常上她家要蜂蜜吃。她每次用小勺挖一小点舔一下，然后让我舔一下，罐子里的蜂蜜越来越少，被她妈妈发现了，将她暴打一顿。
人们吃糠咽菜，很少能吃到肉，但我们吃过豹子肉。这件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事情，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
磷矿创业初期，大山沟里到处是茂密的植被和树林，很原始，时不时有野兽出没。走在山路上，身边树丛中会有五彩缤纷的野鸡扑腾腾地飞起来，春天的时候满山遍野开满了各种野花和艳山红。几年以后开阳磷矿已经修了楼房，我经常看到大清早有人聚集在楼前楼后研究地上奇怪的动物脚印。
为了贵州的建设，大批的军人成团成营地转业到地方。开阳磷矿就来了一个团，全都还穿着军装，政委姓张，配有枪和吉普车，带领大队人马到开阳磷矿走马上任当党委书记。
有一只豹子经常出没在家属住宅区周围，毁害了大面积的菜地，还趴在窗户向住家里张望。虽然没有人受到伤害，但受到惊吓是常事，一时间，人人谈豹色变。
父亲的同事王育发在豹子出没的地方下了一个夹子，套住了这只豹子，受伤的豹子拖着夹子向山里跑。张政委带领王育发和一群人顺着豹子逃跑的痕迹穷追不舍，把豹子逼到了一块大石头后面。豹子筋疲力尽走投无路后孤注一掷，从大石头后面猛跳出来扑向王育发，说时迟那时快，在豹子腾空的一瞬间，张政委举起卡宾枪射向豹子，豹子应声倒下。
豹子被工人当做战利品抬到居住区，大人小孩都跑来围观。
豹子肉部分送到公共食堂，部分送给幼儿园的小孩子吃了。
我妹妹说我胆子大是因为吃了豹子肉。
我的老师齐智华
我七岁时上了小学。上学第一天选班长，不知为什么，全班同学都选我。
我的班主任叫齐智华，在学校很有威望，她和她的丈夫及两个女儿都特别喜欢我，我经常到齐老师家玩。我也不辜负他们的希望，学习特别好，深受齐老师的宠爱。
上三年级的时候，我听母亲对父亲说：“齐智华是富农。”
我知道“富农”不好，但没有意识到“富农”对一个中国人意味着怎样的严重后果。我给班上一个要好的一个女同学说了，叮嘱她不要告诉别人。
一天，我刚走进教室，就遭到了全班同学的围攻。其中一个年纪最大、个子最高的男同学要打我，我感到莫名其妙。我在班上的人缘挺好的，又是班长，平时同学对我都特别好。
正在闹着，上课铃响了，齐老师走进教室。
“你们闹什么？”齐老师问。
“刘和平说你是富农。”大个子答。
我这才知道事情的缘由。
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全班同学都盯着齐老师，齐老师的脸一下沉了下来。
“我就是富农。”她说。
从此后，我就失宠了。无论我如何表现，齐老师都要找碴儿“报复”我。我上课时特别地小心，专注地听她讲课，眼睛一直看着她，生怕她认为我注意力不集中。但她鸡蛋里挑骨头，不断地找碴儿批评我。她教我们学“柱”这个字，指着教室房顶的柱子说：“就是柱子的柱。”她指着柱子时，我的眼睛也顺着她的手抬头看了一眼柱子。
她瞟了我一眼：“有同学上课不注意听讲，眼睛到处乱看。”
全班同学都不知道她在说谁，但我知道。那时我太小，承受不了这种心理压力，我的学习开始退步了，后来班长也被撤了。
我这段遭遇从来没有对父母说过。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齐老师的厄运也开始了。
被忽略的孩子
我八岁时，最小的妹妹出生了。我们家四个孩子，两个男孩儿，两个女孩儿，孩子多了，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父母白天工作，晚上参加政治学习，管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家里总是脏兮兮乱糟糟的。我的头上和身上开始长虱子，我周围的许多小朋友都长虱子。
有一天，全校同学在操场上集合，听校长做报告，太阳暖洋洋地晒在身上，突然有一个男生叫道：“看，刘和平头上有个虱子在爬。”我脑子“嗡”的一下，满脸通红，真想地上有个缝钻进去。家里不能洗澡，整个矿区只有一个公共洗澡堂，地面上全是常年积累的黏糊糊的污垢，臭烘烘的，洗澡成了一件特别痛苦的事。一次，我在澡堂里摔了一跤，摔成了脑震荡。我头痛欲裂地在床上躺着，盖着肮脏的被子，有几个朋友来看我，我头疼得睁不开眼睛，心里却在为我盖的脏被子感到难为情。等我长大了一些能够做家务事了，便开始疯狂地打扫卫生和洗衣服，想彻底改变家里的卫生面貌。弟弟妹妹太小，我一边打扫，他们一边祸害，经常气得我大哭，一边哭一边又开始打扫。我家是水泥地，如果我刚刚擦了地，会拦着不让家人踩，一直等到地干为止，我经常因此被父母训斥。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家成了开阳磷矿最干净的家，来串门的人都赞不绝口。
由于小时候父母对我们的“忽略”，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和父母十分亲热过，从来没有跟他们撒过娇。
我翻单杠摔了下来，右边眉毛上摔了一个大口子，感染了，脸肿得面目全非，头肿得像一个篮球，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一天夜里，我正在痛苦中煎熬，突然父亲打开电灯，站在我的床前看我。那是我受伤后父亲第一次感到着急，他以为我要死了。我痛苦不堪，灯光一刺激，立刻叫道：“关上灯！关上灯！”父亲立刻将灯关掉。
我最小的妹妹1963年出生。她后来对我说，她在五六岁的时候十分孤独。父母、哥哥姐姐们全都在闹革命，没有人管她，她每天晚上在外面与小朋友玩，熬到很晚才回家，因为早回家家里没人。有时很晚了她回到家里，家门还锁着，感到极度的孤独与恐惧，站在门口放声大哭。
我现在想起父母那时对孩子的忽略很不理解，而那个时候几乎家家的大人都这样。
我十几岁的时候到距离开阳磷矿几十里路的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周末才能回家，来回都是徒步，父母从来不过问我与谁一起徒步走这几十里的山路。一次，由于什么原因，我只能与农场的一个陌生男人单独走回农场。我虽然年纪小，但意识到独自与一个陌生男人徒步几十里山路的危险性，整个周末我都心烦意乱，不知道怎样办才好。星期天的早上，我看到住在农场附近农村的一个女孩儿从我家窗前走过，我并不认识她，只是在农场附近见过她。我立即跑出家门去追她，跑得飞快，生怕跑慢了追不上她，不小心摔了个大马趴，摔得我两眼冒金星，顾不上疼，爬起来接着跑。我在集市上找到了她，一颗心立刻轻松了下来。我请她到家里吃中午饭，记得午饭吃的是从饭店里买的油饼，她特别感激。下午我们俩结伴而行，在路上，她采了些粽子叶，回到家里包了粽子给我送到宿舍来。
谈到那时父母对孩子的忽略，我的同龄人都有同感。
四清运动
1963年的“四清运动”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政治运功，那年我不满八岁。
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
毛泽东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还说：“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四清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四清运动在农村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在城乡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四清运动动员群众揭发“四不清”干部，动员干部主动交代自己的错误。“洗澡洗手”，将自己清洗干净；轻装上阵，如有多吃多占或贪污行为，要主动退赔等。
北京来的“四清工作队”进驻了开阳磷矿。
“四清运动”开始后，父母每天忙得要命，白天上班，晚上搞运动。磷矿所有的干部都在挖空心思检查自己有没有问题，如果自己不检查，被群众揭发出来就被动了。
我一个八岁的小孩，不懂得这么复杂的政治问题，“四清运动”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是因为父亲的缘故。
一天，一群孩子见到我，就追着我起哄，一遍一遍地喊着：“刘世杰洗澡怕水烫。”刘世杰是父亲的名字，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父亲当时是磷矿建井大队队长，管着一点财务工作。父亲检查来检查去，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没有什么可以主动交代的。
“四清工作队”认为父亲不老实，动员群众批判他，还写了一副对联来讽刺父亲和父亲的同事庞洪奎叔叔。
上联：刘世杰洗澡怕水烫，下联：庞洪奎检讨做文章，横批：哥俩好。
讽刺父亲不交代问题和庞叔叔做检讨时避重就轻。
这副巨幅对联贴在磷矿办公大楼的入口处，是我上学放学的必经之地，每当我路过那里，都会看到那副白纸黑字刺眼的对联。人们见到我指指点点地说：她就是刘世杰的女儿。我灰溜溜地加快脚步逃跑，后面跟着一群起哄的小孩。
北京的“四清工作队”吸纳磷矿的人员一起工作，母亲就是“四清工作队”的成员。母亲向“四清工作队”领导解释，说父亲真的没有贪污行为，第二天，母亲就被“四清工作队”开除了。
“四清运动”中干部要人人过关，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交代清楚。“四清工作队”给父亲施加压力，让他交代问题。父亲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交代，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不知道怎么办。我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父亲的情绪传染给了我，我的心情也很抑郁。
一天，父亲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东西，找了半天，然后唉声叹气地坐在床上。我坐在一旁的饭桌上写作业，眼睛一会儿瞄父亲一眼，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苦恼。
突然父亲问：“和平，这本账本中间有三张空白页被剪掉了，你知道是谁剪的吗？”
我：“是我剪的。我做了一个小本子。”说着，将小本子递给了父亲。
原来，父亲将账本交给“四清工作队”审查，“四清工作队”发现账本缺了三页，问父亲为什么撕掉三页纸，是不是将罪证藏起来了。
拿到小本子，父亲如释重负，看到父亲高兴了，我的心情也愉快起来。
父亲将小本子交给了“四清工作队”，工作人员将小本子拆开，正好拼出三页纸。
父亲的问题终于可以洗干净了。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荒唐的事情。父亲的一个同事家中失窃，“四清工作队”召集职工开会，由于破案没有结果，最后决定选举一个“小偷”。父亲的同事马前锋脾气不好，得罪过不少人，大家选举他当“小偷”，马前锋性格刚烈，坚决不承认，就不了了之了。
“四清运动”，从1963年到1966年进行了四年，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
1958年三岁的我与弟弟刘刚（左）和叔伯表弟张亮（右）在江苏连云港合影。
后排从左至右：我的两个姨（母亲的表妹）和母亲，她们一起从东北调到连云港锦屏磷矿，两个姨一直留在锦平磷矿至今。前排从左到右，两个叔伯表弟、弟弟刘刚和我。拍完这张照片几天后，父母响应党的号召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带着我和弟弟奔赴祖国的大西南。
1958年8月去贵州途中，在武汉长江大桥前留下这张全家照。
1960年夏天姥姥生病了，写信让母亲回东北老家见最后一面。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乘火车、汽车和马车，行程三千多公里，回到辽宁省本溪县草河口公社小河沿生产队老陈家。我当时六岁，大弟弟五岁，小弟弟一岁。姥姥见到母亲后病渐渐好了，离开东北老家时，姥姥、姥爷和二姨送我们去火车站，在草河口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母亲再次见到姥姥已经是十三年后的1973年。
老叔刘世良和女友曲萍合影。老叔因为没有考上大学主动与曲萍分手，曲萍得知老叔去世的消息时特别伤心。
奶奶和大爷的女儿刘馥。大爷被捕入狱后，刘馥由奶奶抚养成人。1971年蹲了十三年监狱的大爷出狱后与女儿一家和奶奶相依为命，直到奶奶2004年去世。
1958年父亲（右边第一位）在贵州省开阳磷矿地质勘探队工作。
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开阳磷矿打死了一只豹子。豹子肉一部分送到幼儿园，一部分送到公共食堂，我和弟弟都在幼儿园吃了豹子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