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家故事
多少年来，朋友或同事都以为我是贵州人，因为我张口闭口都离不开贵州。偶尔对别人说我是东北人时，会有人问：你不是贵州人吗？怎么变成东北人了？
实际上，东北是生我的地方，贵州是养我的地方。1955年我出生在东北辽宁本溪硫铁矿，两岁时就随父母离开了。在我六岁第一次回东北老家之前，对那里一点印象都没有。在童年的记忆中，东北老家来信是一件大事，一张八分邮票维系着父母与老家亲人的血脉之情。
老家的故事都是从父母那里断断续续听来的，那些不完整的故事让我充满遐想和好奇。看到上一辈人一天天地老去，我的心开始焦急起来，担心有一天他们将老家的故事都带走了……
奶奶在世的时候，我曾经专程回东北老家听她讲老家的事。我一个外乡的游子，不能在奶奶膝下停留太久，便央求在奶奶身边生活的堂妹将老家的故事写下来，并承诺将来我要写本书。终于有一天，收到堂妹一封厚厚的家书，老家的故事跃然纸上，生动而鲜活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浸泡着堂妹泪水的家史也让我潸然泪下，拉近了我和家乡的距离，我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
随着岁月的流逝，老家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这一辈除了一个堂弟和一个表弟还留在家乡的小山村外，其他人都离开了。
我庆幸自己及时拦截了部分家族历史，让我们的后代有根可寻……
老刘家
老刘家从我太爷那辈起，就生活在辽宁省一个叫刘家河的地方。
小时候，经常收到老家的来信，信封上的地址是：辽宁省凤城县刘家河公社双泉大队。
我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太爷之前的六代，我的祖先按辈分依次为刘朝富、刘尚仁、刘英、刘德凤、刘万金、刘庆太，第七代是我太爷刘凤阁。
太爷刘凤阁生了三个儿子，分别叫刘景一、刘景阳和刘景贺。老二刘景阳就是我的爷爷。
按老家的规矩，我称呼刘景一为大爷爷，刘景贺为三爷爷。
1923年，我奶奶曾文珍嫁给我爷爷刘景阳时，奶奶十七岁，爷爷二十一岁。
老刘家曾经很富有。祖太爷刘庆太是中医，刘家药铺在十里八村很有名气，家有良田几十亩，还雇佣了两名长工。兄弟几家老少几辈人在一起生活，日子过得很殷实，奶奶和几个妯娌还能分到不少私房钱。
大爷爷刘景一年轻时才貌双全，能说会道，前村后村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请他去帮忙，兄弟三个当中大爷爷是最勤劳的。大爷爷的妻子我称为大奶奶，是个识文断字的女人。结婚后大奶奶一连生了三个女儿，大爷爷很不高兴，想生儿子继承家业，一心想续弦。大奶奶自己不能生儿子，很是内疚，为讨大爷爷的欢心，主动帮大爷爷找二房。大爷爷看中了邻村的一个姑娘，大奶奶亲自去提亲，姑娘不愿意，可经不起大奶奶三寸不烂之舌的劝说，姑娘终于答应了。很快二房就娶进了门。
大爷爷的二房我称之为小大奶。小大奶进门后不久，大奶奶和小大奶同时怀孕，都生了男孩儿，两个孩子都聪明伶俐，可惜都在五六岁的时候夭折了。小大奶后来又生了一个男孩儿，起名叫刘世勋，是个弱智。大爷爷感到抬不起头来。
大奶奶的大女儿冬梅偷着与家里的长工好上了，怀了孕，被大奶奶发现，对女儿又打又骂，语言极其污秽，冬梅当着母亲的面喝卤水自杀了。大奶奶在旁边冷眼相看，没有一丝悔意和怜悯。冬梅死后，大爷爷从外地赶回来看女儿，说：我女儿有志气，死得值。
大爷爷五十岁时生病去世，大奶奶跟着二女儿过，小大奶带着弱智的儿子刘世勋与我奶奶住一个院子里。奶奶一直照顾小大奶母子俩，小大奶活到九十多岁寿终正寝，刘世勋活到七十多岁患糖尿病死亡。
1925年，奶奶生了第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大爷。后来又生了我的父亲、三叔、老叔、大姑、二姑和老姑一共七个孩子，分别叫刘世俊、刘世杰、刘世振、刘世良、刘翠娥、刘玉娥和刘世娥。按东北的习惯，最小的孩子叫“老儿子”或“老闺女”，因此我们称呼父亲最小的弟弟和妹妹为“老叔”和“老姑”。
大爷四岁时，爷爷染上了抽鸦片和赌博的恶习，基本上干不了活儿。爷爷的哥哥和弟弟，也就是我的大爷爷和三爷爷都贩卖鸦片，爷爷背着奶奶到他们那去赊鸦片抽。年底算总账的时候，爷爷就向奶奶要私房钱还赌债和鸦片款，奶奶的私房钱很快就用光了，最后负债累累，家里的日子越过越艰难。
爷爷虽然抽鸦片和赌钱，但心地善良，不偷不抢，不犯烟瘾时对奶奶很好，奶奶也从来不骂爷爷，只是好言相劝。爷爷烟瘾太大了，怎么也戒不掉。只有一次奶奶忍无可忍，以死要挟爷爷戒烟，喝了卤水，想吓唬爷爷。爷爷被吓得够呛，但仍然戒不掉毒瘾。
看到自己家越来越穷，孩子也多，为了不连累两个兄弟，奶奶要求分家。分家后，爷爷分到一间破屋子，一头是磨房，另一头是炕，还分了一块土质不好的山坡地、一匹马和两头牛。
三兄弟分家后太爷刘凤阁和三儿子即我的三爷爷刘景贺一家过。三爷爷的媳妇三奶奶的娘家是地主，很有钱。三爷爷家生活好，不缺吃，不缺穿，看到奶奶一家孩子多生活艰难，怕受连累，要把家搬到邻村。太爷不愿意走，三爷爷带着老婆孩子半夜悄悄搬走了，太爷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被抛弃了。
奶奶将太爷接到家中，说只要太爷不嫌弃家里孩子多，伙食不好，她愿意给太爷养老送终。太爷在奶奶家住了下来。晚上睡觉时，奶奶帮太爷脱衣服，太爷的棉袄里长满了虱子，奶奶抓虱子扔进火盆烧掉。全家人对太爷很照顾，只要有一口好吃的都紧着太爷，太爷在奶奶家生活几个月后过世了，终年七十五岁。
三奶奶虽然家境富裕，但红颜薄命，年纪轻轻就病死了，留下三个幼小的孩子。三奶奶死后，家里缺女人，日子没法过了，三爷爷就和三个孩子搬到奶奶家住了两年。奶奶给他们缝缝补补，洗洗刷刷，做饭伺候他们。
分家后，爷爷还是整日整夜地赌钱抽鸦片，夜不归宿。债主牵走家里的马和牛去抵债，眼瞅着日子一年比一年穷，爷爷犯了烟瘾什么活儿也不能干，奶奶整日以泪洗面，为了孩子还得咬牙活下去。
奶奶是一个贤妻良母，她一生所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和坎坷，爷爷赌博、吸鸦片，奶奶从来没有真正恨过爷爷。有一次，奶奶在菜园拔草，一位路过的同村长辈问了一句：“二媳妇，景阳还没回来？”爷爷外出赌钱已经多日未归。奶奶心里生气，随口答道：“死了，回不来了。”为了这句话奶奶后悔了一辈子。奶奶始终认为爷爷是个好人，旧社会不干正事，是社会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爷爷悔过自新，戒掉了抽鸦片和赌钱的陋习，好像换了个人。奶奶因此对共产党感激不尽，对爷爷也更加好了。一次爷爷外出办事，赶上入冬时节，没有棉裤，第二天早上就要起程，奶奶一宿没睡，在油灯下用两条旧裤子给爷爷拼了一条棉裤。棉裤做好了，天也亮了，奶奶又接着做早饭。爷爷起床穿上暖和的棉裤，吃着热气腾腾的早饭，感激地对奶奶说：“以后我一定好好报答你，等日子好了，先给你做一件小皮袄。”那时有一件小皮袄是非常时髦的事情。
爷爷没等兑现他的承诺就在1951年去世了，享年四十九岁。常年抽鸦片摧毁了爷爷的身体，他的肺部经常疼痛，又没有钱看病，按现象推测可能是肺癌。临终前爷爷拉着我爸爸和老叔的手说：“你妈的恩我是报答不上了，你俩要替我报答你妈的恩。”那年奶奶四十五岁。
奶奶的身世
我的奶奶一生吃了很多苦，年轻的时候家庭极其贫寒，中年时丧夫又丧子，大儿子遭遇十三年的牢狱之灾，二儿子远离家乡三千多公里，几年也见不上一次面。这些都是一般人无法承受的痛，而奶奶坚强地活了下来，养育了儿女，又带大了孙辈，健康地活到九十八岁而寿终正寝。
奶奶叫曾文珍，生于1906年。奶奶刚生下来就被同一家族姓曾的夫妇抱养了。
曾姓夫妇曾经有过三个孩子，都是没活几天就死了，第三个小孩出生刚三天就死了，曾家媳妇悲痛欲绝。奶奶家与曾家同住一个村子，曾家的老三死后十来天，奶奶就出生了。家族的长辈看到曾家媳妇如此痛苦，在奶奶还没有出生之前就与奶奶的父母商量，如果生下的孩子是女儿就送给曾家。奶奶家已有几个子女，看到曾家夫妇可怜，就同意了。
奶奶出生的那一天，曾家的丈夫就坐在那里等，听到接生婆喊：“生了个女孩儿！”就立刻跑进屋，等接生婆把孩子包好后立刻给抱走了，怕亲妈看到孩子后反悔。曾家的媳妇在家里担心，如果生的是儿子自己就没有希望了，看到丈夫抱着孩子回来，一下高兴起来，接过孩子就给奶吃。曾姓夫妇成了奶奶的养父母，视奶奶为掌上明珠。
奶奶五岁那年，养母生下一个男孩儿，并且健康地活了下来。养父母认为是奶奶给带来的福气，对奶奶更加宠爱。
奶奶十四岁那年养母因病去世，从此奶奶承担起照顾弟弟和养父的重任。养母去世后，养父对两个孩子倍加疼爱，姐弟俩也情同手足。后来奶奶嫁到了我家，弟弟经常走几十里山路来看望姐姐，一直坚持到晚年走不动了为止。
养母死后，奶奶的亲生父母很想亲近她，奶奶不理，在她心里，养父母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想到刚出生就被亲生父母送人了，奶奶心存怨恨。后来奶奶自己成了母亲，开始理解亲生父母的心情，非常后悔，觉得自己疏远亲生父母是大逆不道。从此每逢过生日，奶奶都要吃一天素来纪念生母生养的辛苦。
我的大爷
我的大爷叫刘世俊，今年八十五岁。大爷一生经历坎坷，命途多舛，受了很多苦，一直到现在只要想起大爷，我的心就会痛。
大爷小的时候，我的爷爷抽大烟赌钱，曾经殷实的家底被挥霍殆尽，家里的日子很艰难。
大爷五岁时，有一天奶奶在炕上做针线活儿，大爷坐在旁边，奶奶边做活儿边流泪。大爷问：“妈，你哭什么？”
“你爸抽大烟，耍钱，把家里的钱都输出去了，剩下咱们娘儿们孩儿吃不上饭，这日子没法过了。”
“等我长大了挣钱给你花。”
“你什么时候能长大，想想不如死了算了。”
“那你死了给你放哪儿？”
“装棺材里送苞米地沟埋上。”
苞米地沟是我家祖坟地。
“那我也上苞米地沟，就坐在你棺材边给你做伴。”
奶奶抬头看大爷满脸都是眼泪，将大爷搂到怀里说：“不要哭了，妈妈不死，要好好活着，等你长大挣钱给妈花。”
大爷十五岁就开始干苦力养家糊口，盖房子、种地、喂猪、放牛，什么苦活儿累活儿都干过。家里穷，没有鞋穿，冬天还打赤脚，冻得不行了，将脚伸进牛粪中取暖。他十七岁时到本溪桥头火车站装卸煤炭，奶奶去看他，根本认不出自己的儿子，大爷满脸满头都是煤灰，只有说话时看到白色的牙齿，奶奶伤心极了。
大爷劳累过度病倒了，三十多天不起炕，最严重的几天，自己都不能翻身，生命垂危。家里没有钱上医院，爷爷请了一个大仙来跳大神。大仙来家里跳了三天，说大爷的魂是被猴精勾上山了，没跑太远，她能给招回来，还说再晚两天这孩子就没救了。大仙用马鞭子在空中甩来甩去，嘴里念念有词，累得满身是汗才停下来说：“好了！好不容易才把这上山的猴给抓回来，幸好它没过岗，过岗就没救了。”
大仙走后第三天奶奶在院里推磨，大爷竟然自己起来下地扶着墙走到屋外。奶奶看到大爷自己走出来了，扔掉手里的活儿，抱住大爷，说：“我儿真的好了！真是谢天谢地！”
大爷挣的钱大部分都还了爷爷的赌债和抽大烟欠下的钱。
大爷二十岁时，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外乡的姑娘，相互都看上了，订了亲。第二年春天，爷爷带大爷到女方家正式求婚，女方家嫌刘家穷没有答应。后来奶奶带着大爷又去女方家说情，好话说尽，那边终于答应秋天结婚。刘家为了筹办大爷的婚事借了高利贷，而这位苦命的姑娘等不到秋天就得疟疾死了。
1945年3月大爷被日本人抓了壮丁，日本投降后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1948年11月随国民党大部队投诚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继续留守两年，直到1955年5月胸配英雄奖章凯旋。那是大爷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当时父亲带着怀孕的母亲到部队看望一身戎装、刚从朝鲜归来的大爷，大爷说：“现在和平了，孩子生下来就叫和平吧！”和平就是我，我是父亲这一辈第一个孩子。
不久大爷就退役了，分配到丹东水泥厂工作。大爷吃苦耐劳，无论干什么工作，都是领导喜欢、群众尊重的人，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大爷退役时已经三十多岁了，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带有两个孩子的寡妇，成了亲，并生了我的堂妹刘馥。
五十年代的“大跃进”，不仅工业、农业要“大跃进”，公安战线也要“大跃进”，要多抓“坏人”，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于是开始挖地三尺地找“坏人”。
1958年的一天，几个警察突然出现在大爷的车间将他逮捕，因为大爷在国民党队伍服役期间杀过人，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
顷刻之间大爷失去了一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当时刘馥才两岁，大爷的媳妇受不了这个打击，与大爷离婚，抛弃幼小的女儿离开了刘家，从此后刘馥与奶奶相依为命。
大爷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刑十五年。
监狱里的生活极其艰苦，几十个人睡在一个工棚里，木板大通铺，铺的和枕的都是稻草，长年累月和衣而卧，伙食很差，还吃不饱。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每日限量吃两餐高粱子粥，所有人都饿倒了，三天两头有人死去。大爷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心想就这样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了，自己死了倒是解脱了，可是家人怎么办？老母亲还在为自己抚养女儿，弟弟妹妹还在为自己承受着反革命家属的罪名，想到家人，大爷心如刀绞。
正在大爷生命垂危的时候，我的老叔刘世良去探监，从家里带了些玉米炒面救了大爷的命。老叔看到大爷躺在那只见出气不见吸气，觉得大爷挺不到出狱的那一天，一路哭着回了家，与我父亲和三叔合计：如果大爷死了，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尸体运回来。
我家有一个亲戚在公社商店卖货，大爷在狱中饿得起不了床的时候，给亲戚写过一封信，求他从商店里弄点饼干渣给他寄去，心想这点事亲戚肯定能做到，不需要他花钱，长年卖饼干总会积累一些饼干渣子的。信发出去后，大爷望眼欲穿地等待，杳无音信。
1971年，大爷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积极改造，提前两年被释放出狱，回到刘家河公社双泉大队当了农民，与女儿和老母亲生活在一起。
大爷虽然出狱了，但仍然受尽歧视，并且殃及到全家人。大爷心地善良，干活儿任劳任怨，在监狱里干活儿，练就了一手瓦工技术，却要夹着尾巴做人。家里的鸡跑到别人家菜园里，就会有人骂：“反革命家的鸡也反革命！”生产队工分最低最脏最累的活儿就让大爷做，大爷忍气吞声地活着。
大爷到几十里以外干活儿，没有钱在工地食堂吃饭，下班后徒步三四个小时，晚上九十点钟到家吃晚饭，下半夜两点起床再走回工地，走时奶奶给带上当天的中午和晚上两顿饭。
最让大爷感到揪心的，就是他的牢狱之灾给亲人带来的影响。我父亲是全家唯一一个脱离了农村参加工作的，由于大爷的影响，凡是有政治运动，父亲一定是被调查和批判的对象，甚至还殃及从未与大爷谋过面的我。为了与大爷“划清界限”，父亲十几年没有给大爷写信，也没有见过面。虽然父亲从来没有表示过，但我感到他一直很内疚。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内疚，都很心疼大爷。
堂妹刘馥的婚事也受到大爷案子的牵连。刘馥的男朋友何武是一位解放军军官，那时军人找对象都要经过组织审查，根红苗正的女孩儿才配当军人的妻子。何武的部队对刘馥的家庭背景提出质疑，让何武慎重考虑，不要因为娶了反革命分子的女儿而影响了自己的前途。何武动摇过，但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娶了刘馥，两人一直很幸福。
1978年，大爷的案子得到平反。大爷虽然在伪满部队当过兵，但那是让日本人抓了壮丁，被迫的；在国民党队伍中杀过人，那只是士兵服从命令而已。况且大爷还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战斗英雄，即便有罪，也完全可以将功补罪。
大爷恢复了复员军人的身份、党籍和工作，女儿刘馥也参加了工作。大爷获得新生后，拼命地工作，年年都被评为劳动模范。
大爷已经退休多年，开始每月有1800多元、后来涨到3000元人民币的退休工资，与母亲、女儿和女婿生活在一起，晚年生活很幸福。
刘馥的母亲离开刘家后，大爷终生未再娶。
大爷于2011年11月5日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六岁。
老叔英年早逝
老叔刘世良是老刘家最有文化的孩子，家里穷，大哥和三哥都没有上过学，老叔的二哥就是我的父亲，也只上到小学毕业。老叔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全家努力供他上学直到高中毕业，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
老叔上高中时，与同班的一个女孩儿谈恋爱，两人非常要好，学习成绩在全校数一数二，两人共同憧憬着比翼双飞的未来。高考时，女孩儿如愿考上了大学，老叔发挥失常落榜了。老叔自尊心强，提出与女孩儿分手，女孩儿痛哭流涕，老叔态度坚决。其实老叔内心非常痛苦，他十分舍不得这个女孩儿，想到将来两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狠心与女孩儿了结了这段感情。
老叔高中毕业后回到刘家河小学当教师，当时教师的收入相对高，老叔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老叔有文化，能拉胡琴，对家里的孩子特别疼爱，孩子生病都是老叔张罗着看医生，孩子们也都特别喜欢他。
一次三叔刘世振的儿子刘栓生病了，三叔大大咧咧的，没有在意生病的儿子。老叔从学校赶十几里山路回来，到家天都黑了，见刘栓发高烧，就冲着三叔发火：“孩子都烧成这样了你还不找医生，有你这么当爹的吗？”说着，抱起孩子就翻山越岭往邻屯的医院跑，回来时已经半夜了。老叔那时还是单身，视所有的孩子如己出。
我父亲和母亲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参加了工作，后来调到祖国的大西南支援大三线建设，因此我与老叔在一起的时间很短。1960年我五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和两个弟弟回了一次老家。在我记忆中，老叔总是在院子里拉胡琴，神情抑郁。我和弟弟在老家水土不服，总是生病，请医生到家中打针，我总是大哭大叫地向老叔求救。
与高中的恋人分手后，老叔在感情上一直高不成低不就，一直到二十九岁时才勉强与松树村的一名小学教师结婚了——那时候农村人十八九岁就结婚了。
因为是年纪大了经人撮合才勉强结合的，婚后两人感情一直不好，经常闹矛盾。老叔有文化，长相英俊，却不得不在自己的婚姻生活里委曲求全。新婚之夜，新媳妇不肯上床，老叔就陪她坐到天亮。老叔的媳妇我称之为老婶。全家人都不知道老叔与老婶过得不舒心，直到老叔去世后，老叔学校的同事才告诉奶奶，奶奶心疼不已。
老叔结婚刚半年就去世了，按迷信讲，老叔的死是有预兆的。
事情要从老叔结婚这天说起。结亲的早晨，有人传信说女方生产队的牲口有传染病，咱这边赶车的是个戴帽的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不敢去接新娘，怕马被传染上疾病，他承担不起。那时候，牲口都是公社的财产。大家很着急，因为结婚找人看了时辰，必须按看好的时辰走，否则不吉利。邻居老孙头是贫农，与老刘家关系甚好，主动向队长请缨出车去接新娘，并表示如果出事他承担全部责任。到了新娘家，按照娘家的风俗举行过仪式后，新郎总算把新娘抱上了车。每个村有每个村的讲究，按老刘家这边的讲究，新娘必须盘腿、面朝前，坐在车的前头。可新娘非要伸直腿、面向后，坐在车后面。老孙头告诉新媳妇说这样坐是蹬新郎，不吉利。新娘说：我蹬死他！
老叔是溺水死的。我们家门前有一条大河，出事的那天正赶上涨大水，老婶的妹妹和一个朋友来老刘家玩了几天后要回家，让老叔送他们过河。奶奶制止他们说：“不行，下了好几场雨，河水这么大，太危险了，不能走。”两个年轻人非要走，老叔只好答应了。老叔将他俩安全地送过河，返回来时，被大水冲走了。
奶奶正在做午饭，忽然听到房后有人喊：“大嫂，刘世良送小姨子过河没有了，媳妇在河沿不敢回来了。”这声喊犹如晴天霹雳，所有人都往河沿跑去，只见老婶抱着老叔的衣服傻站在那里。老婶告诉奶奶：“刘世良把他俩送过去往回走时，走到河中间，被水冲倒了，再也没有起来！”我那苦命善良的奶奶，听了后还说：“这要是去时把人家的孩子给淹了，那可怎么说呢。”对儿媳妇一句埋怨的话也没说。
全家和村里的父老乡亲顺着河沿奔跑，大河两岸回荡着凄凉的喊声：“儿子、世良、哥哥、弟弟、老叔……”
寻找尸体的日子里，二姑和老姑陪着奶奶一起跑上跑下，七岁的刘馥跟在后面。三叔每天带着人沿着河沿往下找，找到下边的村子也没有找到。奶奶劝三叔不要找了，怕去找的人再发生意外，三叔不听，说什么都要找到，否则他不会放弃。
一星期之后，河水退了，尸体在两里地以外的水面浮了上来。尸体抬回家，奶奶守着尸体哭过了，就坐在院墙上笑，有人说奶奶中邪了。奶奶后来说：“说这话的人不理解母亲失去儿子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啊，我哪是笑，是气的，不会哭了，只觉得笑好受。”
三叔那段日子什么活儿也不干了，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每天拿酒瓶到苞米地沟刘家坟茔地上。他抽烟，给老叔坟前也点支烟；他喝酒，在老叔坟前也倒上一杯酒，一边跟老叔说话一边哭。奶奶看三叔这样，自己再不坚强点这个家就真的过不下去了，就劝三叔不要想了，人死了不能哭活，活着的还得活，顾活的要紧。奶奶开始下地干活儿，收获土豆和种菜，三叔看奶奶都能这样，他也就开始干活儿了。
老叔去世时刚结婚半年，老婶当时已经怀孕。老叔死后，老婶偷偷做了流产，不久离开了刘家。
老刘家全家老小每逢忌日都要到老叔的坟上去痛哭一场。
老叔死时，我们全家远在三千公里之外的大西南。一天父亲拿着一封家信回来对母亲说：“世良死了。”幼小的我第一次为亲人去世大哭不止。
老叔死时，大爷在狱中服刑，平时都是老叔与大爷通信，父亲给三叔写信说：“如果大哥知道世良去世的消息，他肯定也活不成了。我们就告诉他说世良为了政治上的进步与他断绝关系，以后不给他写信了。”
老陈家
老陈家居住在一个叫小河沿的村庄，距离刘家河有三十里路。
我的太姥爷叫陈庆林，太姥姓顾，没有人记得她的名字了。旧社会的人结婚早，按二十年为一代人，太姥爷和太姥应该出生在1870年左右。
太姥爷和太姥生了七个孩子，六男一女，在重男轻女的中国社会，一家人有六个男孩儿是一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我找到了六个男孩儿的名字：
陈德恩、陈德慧、陈德忠、陈德志、陈德元、陈德全，却没有人知道那个女孩儿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嫁了姓车的人家。
老五陈德元是我的姥爷，姥爷娶了草河口镇上一位名叫姜振敏的女子，就是我姥姥。姥姥和姥爷共生育了五个儿女，四女一男，陈富芝、陈富胜、陈秀珍、陈秀芬和陈秀华，只有老二陈富胜是个男孩儿。
陈富芝是我的母亲。母亲前面还有一个女孩儿，活到一岁多生病死了，于是母亲就成了家中的老大。姥姥、姥爷给母亲起了个小名“领小子”，希望母亲能给家中带来一个男孩儿。两年后，姥姥生了个男孩儿，姥姥的妈妈送来了一只鸭子，当地的风俗，生儿子送鸭子，儿子好养活。因此舅舅的小名叫“鸭得子”。
舅舅出生后，姥姥姥爷还想多要男孩儿，二姨出生后，姥姥一看是女孩儿就哭了，二姨的小名叫“会兄子”，意思是以后能见到一个兄弟。后来姥姥又生了两个女孩儿。母亲比最小的妹妹大十八岁，老姨出生时，母亲已经参加了工作。看到姥姥、姥爷这样盼望男孩儿，母亲祈祷老天一定再给陈家送一个男孩儿。母亲下班回家，看到“炕”上躺着一个孩子，母亲没有问就知道又是一个女孩儿。老家农村有一个风俗，如果生男孩儿，就在当屋地上刨个坑，将胎盘深埋在地下；如果是女孩儿，就将胎盘扔到荒地里去。母亲看到地上没有坑，就知道姥姥又生了个女孩儿。女孩儿多男孩儿少成了姥姥、姥爷一辈子的痛。
姥爷家的六个兄弟陆陆续续成了家，家里房子太小，老大、老二和老三三个兄弟结婚后各自另立门户。老四、老五和老六三兄弟成家后一直在一起生活，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村子里给这个大家庭起了个外号，叫“四五六”。母亲十六岁那年（1949年），“四五六”大家庭发展到了二十三口人。
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样的生活。一间大房子有三个“炕”，三兄弟结婚后，各占据一个“炕”，每一个“炕”是一个小家庭，每一个小家庭都在这种毫无隐私的大家庭里各自传宗接代。
全家的生活几乎都在“炕”上，在“炕”上睡，在“炕”上吃，小孩子在“炕”上玩。那时候，太姥爷和太姥已经去世了。在旧中国的大家庭里，父母活着，由父母掌握家中经济大权，父母去世后，由家中最大的男孩儿管家，在这个“四五六”大家庭里，姥爷的哥哥老四陈德志管理财务。
姥爷的哥哥陈德志和媳妇在对面的“炕”上一个接一个地生男孩儿，姥姥这边一个接一个地生女孩儿，算上第一个夭折的女孩儿，姥姥一共生了五个女孩儿。
家里穷，老陈家只送男孩儿上学，母亲没有上过学，三个妹妹都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上了小学。最小的妹妹陈秀华出生于1950年，赶上了新社会，她是老陈家文化最高的一个，学到了中专，现在是一名英语教师。
在东北的土地改革运动（1946～1948）中，老陈家被划分为中农。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分，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农、雇农是土改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中立富农；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土改打击的对象。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将中国社会大致上划分了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五个等级。在毛泽东的这篇文章里，上中农属于小资产阶级，下中农属于半无产阶级，没有中农这一档次，我想应该是介于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之间。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老陈家属于半无产阶级，应该是毛泽东说的“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但老陈家在土改运动前期还是受到冲击。
老陈家“四五六”三兄弟都很勤劳，齐心协力挣下了微薄家业——一点土地和一辆马车，因此而被划分为中农。
土改工作队带领贫农到老陈家，将家里的财产包括粮食和被褥全部没收了，那时三姨还在襁褓中，包着三姨的小被子幸免了下来。全家人没有吃的、没有盖的，饥寒交迫，家里的孩子只好到外面去要饭。
母亲将一条好一点的裤子穿在棉裤里面，怕给没收了，村里一个贫农的女儿逼着母亲解开棉裤检查，发现了里面的裤子，当场让母亲到茅厕脱下来没收了。
老陈家全家被押去陪斗地主。被批斗是地主的老婆，一个小脚老太太，被捆起来吊在房梁上。体罚她的人一会儿将她吊起来，一会儿将她滑到地上，来回折腾。老太太吐了一地的豆腐渣，地主婆居然吃的是豆腐渣。
母亲一家心惊胆战地站在一边陪斗，吓得要死。
后来共产党发现了土地改革中的问题，开展了“纠偏”运动，缩小了打击面，中农成为可以依靠和团结的对象，家里又从土改工作队那里分到一些土地和财产。
姥姥和姥爷
我只见过姥姥和姥爷两次，分别在五岁和二十三岁。
1960年夏天，我五岁时，母亲带着我、四岁的大弟弟和一岁的小弟弟三个孩子回东北老家。姥姥病了，来信让母亲回老家看看。
那时候，母亲和父亲调到了贵州省开阳磷矿，距离东北老家三千多公里。母亲带着三个小孩乘火车、汽车、马车，走了一个星期才抵达小河沿村。
姥姥和姥爷那时候也只有四十多岁，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已经是很老的老人了。姥姥见到妈妈后，病就好了。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家里的人口越来越多，住不下了，就在祖屋的旁边盖了一间房子，称为下屋。“四五六”三兄弟将家产平均分成三份，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分了家。最小的弟弟老六陈德全一家搬到了下屋，老陈家的祖屋分给了我的姥爷老五陈德元和老四陈德志，每家各占两个“炕”。
姥爷这边有姥姥、姥爷、舅舅、舅妈和三个孩子、三个没有出嫁的姨，一共十口人。舅舅、舅妈和三个孩子睡一个“炕”，姥姥、姥爷和三个姨睡一个“炕”。
1960年正好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农村正在实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全家人都要到大食堂吃饭。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回老家，一下子多了四张嘴，生活极其困难。那时候如果谁家有点什么吃的，都要躲起来悄悄吃。姥姥和姥爷用玉米面和榆树叶给我们几个孩子包饺子吃，叮嘱我们要躲着吃，千万不要让别人看见，甚至要躲着对面“炕”上姥爷亲兄弟的家人，对面“炕”有吃的也躲着我们。
那时我的几个姨年纪都不大，最小的姨只有十一岁，她们都省下口粮给我们吃，舅舅家的三个孩子都比我小，日子十分艰辛。
我们在老家待了一个月后要回贵州了，舅舅和三个姨都难过极了，姥姥和姥爷更是心如刀绞，那是一种生离死别的痛苦。贵州和东北相隔三千多公里，那时人都穷，母亲回一趟老家非常不容易。姥姥、姥爷和二姨送我们到火车站，在草河口镇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母亲再次回老家已经是1973年的夏天，母亲带着十岁的妹妹，整整相隔十三年后才又见到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特别难过，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很普遍。
1979年春节，我二十三岁时，与母亲回了一趟老家。母亲接到老家的信，说姥姥病得很厉害。姥姥得的是心脏病，不舒服的时候就吃一些止痛片，家里穷，从来不到医院看病。我给姥姥买了两瓶药，一瓶三元钱，一瓶一元钱。姥姥对我说三元一瓶的药很管用，吃了以后心脏感到很舒服。那时候我们都很穷，即便是三元一瓶的药，也不可能长期买给姥姥吃。母亲时不时给姥姥寄点钱，姥姥舍不得买药吃。
姥爷得的是肠胃病，吃什么拉什么，粮食在胃里基本上不消化，一开始应该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农村人舍不得花钱看病，有病能拖就拖。
姥姥和姥爷的病都没有正经地看过医生。
我看着姥姥和姥爷，心里很痛。
姥姥生病，不能干什么活儿，舅舅从小娇生惯养，不好好劳动，快七十岁的姥爷还要干重体力活儿，种庄稼、收庄稼、捡粪、喂牲口等等。舅舅喜欢喝酒，偶尔还赌博。有一次，舅舅一夜输了将近一百元人民币，大清早离开设赌的人家，出门碰到了姥爷，姥爷背着一个粪筐，正一个一个地从地上捡马粪蛋。舅舅第一次心灵上受到冲击，他对姥姥说：我输的一百元钱老爹要捡多少马粪蛋才能挣回来呀！
姥爷沉默寡言，就知道干活儿。每次姥姥犯病时，姥爷虽然不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很着急。我总是想：如果姥姥先走了，姥爷该怎么过呀？
我与母亲回老家后，姥姥心情高兴，身体又好了一些，挺了几个月后去世了。姥姥去世后几个月，姥爷也去世了，他们都没有赶上好日子。
姥姥和姥爷得的都不是疑难病，如果有今天的经济条件，姥姥、姥爷至少能多活十年。
在我的印象中，姥姥和姥爷极其慈祥，一辈子过着贫困的生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双双去世，都还不到七十岁。
老陈家的大女儿
老陈家全家省吃俭用供我舅舅上学，而这个老陈家唯一的男孩儿却不喜欢读书。我母亲是家里的老大，舅舅是老二，母亲送舅舅上学，在教室外面偷听，母亲都学会了，舅舅还没有学会。
母亲因为是老大，从小就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母亲十几岁的时候，东北闹霍乱（当时叫虎力拉），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人死去，人越死越多，最后连抬尸体都找不到劳力了。姥姥也感染上了霍乱，家里穷，没有钱医治，上吐下泻，高烧不退，躺在炕上硬挺着。当时姥姥怀有四五个月的身孕，昏迷了几天几夜，腹中的胎儿在姥姥昏迷中流产了。家里人看姥姥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开始安排后事，给姥姥穿上了装老衣裳和一双白线袜，就等着姥姥咽下最后一口气。姥姥在昏迷中不停地挣扎，崭新的白线袜都磨破了。
那时家里只有母亲、舅舅和二姨三个孩子，三个小孩坐在姥姥身边拼命地哭，死活不肯放弃，感动了老天，姥姥居然醒了过来，嘴里喊着舅舅的名字“鸭得子”。
姥姥病好后，一口牙齿全部松动了，不到四十岁时，牙齿全掉光了。
1949年母亲十六岁的时候参加了工作，在离家十几里路的一个硫铁矿当了一名选矿工，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常年站在冰冷的水中选矿石。母亲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患上了严重的静脉曲张。
母亲用工作后积攒的第一笔钱给姥姥配了全口假牙。刚戴上假牙，姥姥不适应，哭了，觉得女儿的一大笔钱打了水漂。后来姥姥习惯了假牙，心情才高兴起来，逢人就说：我现在可以咬脆萝卜了。
陈家的女孩儿一个个出嫁了，姥姥和姥爷与舅舅一家住在一起。老陈家的女孩儿通过参加工作、上学或嫁人改变了命运，生活虽然清贫，但都比我舅舅强。
母亲参加工作后，开始自学文化，十九岁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上过学的母亲后来在开阳磷矿机关担任机要秘书。
舅舅这个全家唯一的男孩儿却是生活得最艰苦的一个，靠种地、打零工、赶马车维持生计。母亲长期给姥姥、姥爷和舅舅寄钱，接济他们的生活。记得舅舅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小殿子给母亲写过一封信，要母亲寄五元钱买一双大头鞋穿。
舅舅虽然比母亲小，但因为农村生活艰苦，得了病没有及时就医，不到七十岁就脑溢血去世了。舅舅病逝后不久，舅妈也得了脑瘤走了。母亲对舅舅的接济又延续到仍然生活在农村的小殿子身上。
母亲现在八十多岁了，与父亲一起和我在一起生活，身体保养得很好。现在，作为家里的老大，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我从母亲手里接过接力棒，尽自己的可能去帮助老家的亲人。
太爷刘凤阁
爷爷刘景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曾经在张作霖的部队受训，后因太想家而离开。
爷爷刘景阳四十多岁的时候。
奶奶曾文珍五十多岁的时候。
这是我出生后的第一张照片，摄于1956年，我大概有十六个月，弟弟刘刚才几个月。三个站立者从左至右是我的大姑、母亲和父亲，两个坐者左边是抱着我的姥姥，右边是抱着弟弟的奶奶。拍完这张照片后，我父母就带着我和弟弟离开了老家，到一千公里以外的连云港锦屏磷矿工作去了。
二十多岁的父母和两个孩子——我和弟弟。上世纪五十年代很多家庭都有类似的照片，在照相馆里，布景是天安门。
父亲那一辈只有三叔还留在老家的农村里，这是我三叔唯一一张年轻时的照片。
父亲刘世杰（左）和大爷刘世俊（右）。1958年大爷被捕入狱。
1950年，一群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村女孩儿参加了工作，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后排右一是我母亲。
我两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