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激情”岁月
我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称为激情岁月。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激情、理想和信仰是发自灵魂深处的。
几年来，为了写这本书，我一直在研究“文化大革命”，发现要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事情说清楚是非常困难的。“文化大革命”极其复杂，每一个经历过这场革命的人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诠释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运动。
我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讲述“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我的家庭和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
读者会发现在这本书里，毛主席和毛泽东两个称谓始终在交替使用，表述自己的感情时，我习惯称毛泽东为“毛主席”，小时候我们从来不直呼“毛泽东”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中，我将自己的名字“刘和平”改成了“刘平”，理由是“和平”让人联想起“和平演变”，但父母、亲戚、磷矿的长辈、发小，至今仍然叫我“和平”。在这本书里，我的两个名字也在不断地交替出现。
阶级烙印
中国最早是在土改时期划分的阶级成分。
我从上小学的那天起就开始填写履历表，每次在家庭成分一览填写上“贫农”时，我就会感到由衷的骄傲。
母亲家的成分是中农，我感到特别遗憾，怎么不是贫农呀？越穷才越光荣。虽然中农在土地改革中被定为团结的对象，但我觉得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就应该是穷得叮当响的贫农或贫雇农。
贫农和贫雇农的区分是，贫农有极少的土地，少到产出不能够养活自家，贫雇农一点土地都没有，被地主家雇佣当长工，是中国最贫穷的阶层。我希望我家是贫雇农。
我尽量回避说母亲家的成分。回避不是那么容易的，每次填写履历表的时候，我必须分别填写父母的家庭成分。母亲家的中农成分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阴影。可想而知，那些地主、富农的子女该是怎样的自卑。
中国的家庭成分通常分为劳动人民出生和剥削阶级家庭出生两大类，其细分有九十九小类，十分复杂。
父母那一代人，很多出身于剥削家庭的青年背叛了家庭，参加了革命。由于他们是由剥削家庭抚养成人的，他们的家庭成分沿袭了剥削家庭的成分。
我的发小建华的母亲出身于地主家庭，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她的家庭成分一直是地主。虽然她的本人成分是革命军人，还嫁给了家庭成分是贫农的革命军人，但她的地主家庭成分还是让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很多苦。建华的父亲参军前是贫农家庭，他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军人，他的家庭成分仍然是贫农，本人成分是革命军人。建华的父亲在部队干到副团长的职位，他本人成分最后是革命干部，简称“革干”。建华这一代填写家庭成分是“革干”，是非常光荣的成分。
“文化大革命”中，家庭成分更成为区分好坏人的主要依据。即使某人的爷爷是地主，哪怕这个爷爷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也会被这个没有见过面的爷爷牵连，被人当作“地主出身”而受到政治歧视。我的很多同学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歧视从幼儿园就开始，小孩子吵架，出身好的小孩会骂出身不好的小孩，“你家是地主”、“你家是富农”、“你是地主（富农）狗崽子”等，出身不好的小孩无论有多占理，一定蔫了。
从新中国成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入团、入党、毕业分配、招工、参军、提干、上大学等，都要进行政治审查，而且要审查三代人，从祖父、父母到子女。如果是“剥削阶级”的后代，就没有资格得到这些机会，即便可以，也是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来考虑的。“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为了能够成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大义灭亲或公开声明与家庭断绝关系。
出身不好的人找对象也受歧视，出身好坏是找对象的一个重要条件。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是军人，和一个女孩儿好了好多年，女方家庭出身是地主。同学大学毕业后面临着回部队提干，如果他与地主的女儿结婚，不但不能提干，还要离开部队。他特别爱他的女朋友，但必须在爱情和仕途之间做出选择。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他忍痛与女朋友断绝了关系。记得他那段时间特别受刺激，精神恍惚。
父亲家在土地改革之前还是比较殷实的，爷爷抽大烟，将家抽破败了，在土地改革时，被定为贫农。我和弟妹们经常庆幸，幸好爷爷抽大烟将家抽穷了，否则我们这一代就要遭殃了。
阶级成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衍生出了“血统论”。
“血统论”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
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自称是“红五类”，即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的子女。他们的对立面就是“黑七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和“走资派”的子女。
我属于“红五类”和“黑七类”之间。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时间是“走资派”，还有就是我的大爷曾经在国民党部队当兵；尽管我与他从未谋面，却受到很大的牵连，因此，我算不上彻底的“红五类”。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即便比我们年长几岁的，虽然生在旧中国，但也是长在红旗下的，是接受共产党教育的。而由于我们父辈的家庭成分，我们一出生就被打上了阶级烙印，这个烙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开始的，那年我不到十一岁。
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高干子弟通过他们父辈的渠道听说“中央出了问题，有人反对毛主席，要搞反革命政变”。这些高干子弟的父辈曾经与毛泽东并肩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不乏掌握共和国军政大权的开国元勋和中央各部委领导。
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容忍有人反对毛主席，为了保卫毛主席，我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只要是毛主席说的就百分之百正确，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去肝脑涂地。从我们一出生，父母、学校、共产党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理念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和灵魂中。
高干子弟行动起来了。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学生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天，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北京市各个中学的学生向清华附中学习，所有学校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毛主席给“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行动。
毛主席说的话对我们简直就是“圣旨”，于是全国的学生都效仿北京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从清华蔓延到全国。
首都第一批红卫兵的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这些高干子弟红卫兵穿着父辈的旧军装、扎着军用宽皮带，有的还穿着厚重的黑皮靴，这样的装束成了红卫兵的标志服饰。很多人穿的军装是干部服装而不是士兵服装，两边肩上有挂军衔的布条。他们的装束表明了“红色贵族”血统，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家庭的孩子羡慕不已。
全国的红卫兵都效仿他们穿上各种各样的绿军装，很多人穿的军装都是自己家或裁缝做的，不伦不类。谁拥有一件真正的军装，其他孩子都会羡慕得不得了。
最早的红卫兵都是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孩子，“黑七类”孩子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
当“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成立“红卫兵”组织没有什么限制了，随便几个学生就可以组织一个“红卫兵”战斗队，“黑七类”的孩子也组织起来，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战斗队。通常是几个孩子在一起商量成立一个战斗队，拉起一队人马，起一个名字，自封为兵团、战斗队或司令部等，缝制红袖套，再刻一个公章，就算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大都来自毛泽东的诗词或某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我加入的红卫兵组织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无敌战斗队”，取自毛主席1963年写的一首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红卫兵”有自己的歌：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大风浪里炼红心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
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
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
革命江山万代红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无产阶级立场最坚定
踏着前辈革命的路
时代重任来担承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文化革命打先锋
团结群众齐上阵
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
革命造反永不停
彻底砸烂旧世界
革命江山万代红
红卫兵造反运功从最开始的初中和高中学生发展到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同时，也涌现了大批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开阳磷矿位于距离北京约两千公里的云贵高原上。磷矿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由学校成立的，不是学生的自发行为。外地的红卫兵不像北京的红卫兵一开始就有很明确的政治目的，只知道毛主席支持红卫兵运动，就一定不会错。磷矿首批红卫兵是在全校范围内选举产生的，都是一些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家邻居菊林和菊华两姐妹是磷矿的首批红卫兵。
开阳磷矿成立了“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磷矿的领导、工人和红卫兵代表组成。菊林作为红卫兵代表，当选为“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委员。
我当时还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小学没有红卫兵组织。小学生也要干革命，北京的一个小学成立了“红小兵”组织，推广到全国，以代替中国少年先锋队。有一段时间我既戴着红领巾，又戴着红袖章，虽然不伦不类，却感到十分荣耀。后来在一张照片上发现毛主席也曾有过又戴红领巾又戴红袖章的时候。
因为年龄小，没有人带我玩，看到别人热火朝天地干革命，我感到热血沸腾，想立刻投入到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中。我也想拉一些小孩成立一支队伍，连名字的都想好了，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接班人战斗队”。正在这个时候，开阳磷矿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收了我，我就放弃了成立一支自己的队伍的想法。
1966年的8月，红卫兵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
“破四旧，立四新”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两个半月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里一共有十六条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被简称为《十六条》。所有的红卫兵、学生、工人、干部人手一册，天天学习，走到那里都要带着《十六条》。
《十六条》第一条：“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我一个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红卫兵造反的对象我看到，凡是穿得漂亮的、烫头发的、搽雪花膏的、用香水的、爱化妆的、摆着小资姿势照相的、穿高跟鞋的、穿裙子的、穿瘦腿裤的都属于四旧；凡是古代的、国外的、有儿女情长的、有浪漫内容的书籍都属于四旧；外国的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有的文艺作品，包括电影、戏剧、舞蹈统统都是四旧；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也都是四旧。
北京二中的红卫兵是“破四旧”的急先锋。1967年8月20日，北京二中三千多名红卫兵冲向城市各主要街道路口，张贴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战》。宣言说：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关于“破四旧”，中国的一位著名导演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
在整整一个八月里，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冲进天主教堂，捣毁一切，殴打并驱逐了外国修女；冲进藏满大师手迹的书画店，撕毁砸烂了所有的字画文玩；冲进诸如“全聚德”这样的名店，打烂了招牌，勒令炮制“人民菜谱”；冲进各类图书馆，将无数珍藏善本付之一炬。他们骑着自行车，忽聚忽散，招摇过市；他们砸扁了苏联驻华使馆所在地的路牌，宣布将“扬威路”改为“反修路”；他们用铁棒成片地打碎商店门前的霓虹灯，或者啸聚路口，手持大号剪刀，剪掉他们认为过长的男人或女人的头发、过细的裤管，再用铁钳拧断高跟鞋的后跟。在裸露着双腿蒙羞妇女的哭泣声中，用高音喇叭宣告：“打掉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每一次行动都引起围观群众狂热地叫好，推动红卫兵采取下一个行动。
北京的红卫兵还跑到山东曲阜挖了孔子的墓，捣毁了孔子塑像，烧了孔子书籍，砸了孔庙的石碑。
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
开阳磷矿建于1958年，位于大山沟内，矿山的条件本来就艰苦，不像大城市有那么多所谓“四旧”的东西。
“破四旧”是全国范围的革命行动，磷矿的红卫兵也要挖地三尺找出“四旧”的东西。
磷矿“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给红卫兵一个名单，要红卫兵到这些人家去抄家去造反。
“文化大革命”造反的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类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排在第九位，就有了“臭老九”的昵称。知识分子是专政的对象，因为他们或是在建国之前上的大学或是接受建国十七年来的修正主义教育。这九种被专政的对象统称为“牛鬼蛇神”。
磷矿红卫兵得到的名单上大致都是这几类人。
造反对磷矿的红卫兵来说是一个很大考验，他们的造反对象都是认识的人，是他们的长辈、老师、同学的父母或是熟人。开阳磷矿一个夹皮沟中住着约三万职工家属，相互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但一想到造反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们就可以不顾一切，勇往直前。
菊林带着一队红卫兵到同校同学曹明家去抄家。
曹明的母亲特别喜欢菊林，菊林与曹明在学校品学兼优，是同学爱戴老师喜欢的好学生，都是少先队大队委员会的干部。菊林和曹明虽然不是一个班级的学生，但经常在一起开会搞活动，是很好的朋友。两家大人都很熟悉，曹明的弟弟曹宁还是菊林的同班同学。
曹母见到菊林带着红卫兵到家里来很吃惊，菊林感到非常尴尬，一想到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为自己的私心感到惭愧。
红卫兵在曹家翻箱倒柜。
曹家父母新中国成立前就在政府里任职，照了很多照片。曹家孩子的同学和朋友有不少见过曹家的老照片。曹母年轻的时候是个绝代佳人，曹父风流倜傥，他们的结婚照漂亮极了，曹母穿着雪白的婚纱，曹父西服革履，凡是见到过这张结婚照的人都难以忘怀。
而现在，这些东西都属于“四旧”了。菊林怀着矛盾的心情搜查曹家的东西，她还是有私心的，凡是看到有可能给曹家带来麻烦的东西，她就暗示曹母烧掉。菊林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儿，看到那些美丽的照片被烧掉，心里感到很痛，同时又为自己的革命不彻底性感到自责。很多红卫兵内心都有这样的挣扎。
磷矿与曹家有相似历史背景的家庭都被红卫兵抄了家。
红卫兵不但革人家的命，也革自己家的命。菊林的母亲有一瓶“友谊牌”雪花膏，是父亲到北京出差时带回来的。菊林要求母亲将雪花膏扔掉，母亲舍不得，偷偷地藏在厨房的烟囱里。
磷矿从城市里招来一批青年女工，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曾经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见多识广，比磷矿的女孩子时髦现代得多，她们也成了红卫兵革命的对象。红卫兵冲进她们的宿舍，抄出她们的照片、日记、雪花膏、高跟鞋等。
有一个叫蒋婉婉的女孩儿，人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她的照片被红卫兵抄出贴在大字报专栏上供全矿的职工家属批判。现在看来那些照片不过是照相馆拍得很普通的艺术照，我挤在人群里看大字报和照片，听着周围的人用侮辱性的语言攻击蒋婉婉，心里有一种恐惧感。那些女孩子的宿舍就在我家对面楼里，我经常看到这些女孩儿进进出出，怎么会是“资产阶级臭小姐”？
“四旧”也包括学校的教科书、教师授课的内容，甚至说过的话。毛泽东认为建国十七年以来教育部门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学校有一个从郑州分来的大学生，叫冯启祥。他是政治老师，长得英俊潇洒，知识渊博，因此也比较自负，经常“口出狂言”，给学生讲课常常发表“人类的第一责任是繁衍后代”、“婚姻是人生大事”等非常“颓废”的言论。因此冯启祥也在“破四旧”的名单上。
红卫兵说：“革命才是人类的第一责任和终身大事，冯启祥竟然说繁衍后代和婚姻是终身大事，简直是反动透顶。”他被红卫兵批斗时，我们年龄小的孩子跟着看热闹。我记得他用标准的普通话和非常好听的嗓音为自己辩解，红卫兵不听他的，不让他当老师了，让他接受劳动改造，打扫街道和厕所，校园里铺天盖地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
冯启祥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罪行，就是流氓罪。我知道他是“反革命和流氓”，但不知道他因为什么成为流氓，一直到2010年我才了解让人啼笑皆非的真相。
冯启祥突发阑尾炎到磷矿的职工医院做手术，他躺在手术床上，赤裸着下身，一个年轻的护士为他备皮（“备皮”就是手术前给病人清理体毛，防止感染的一个程序）。备皮过程中，冯启祥产生了生理反应，生殖器勃起，女护士满脸通红，喊了一声“流氓”，痛哭着跑开了。医院换了男护士来操作。手术结束了，冯启祥也变成“流氓”了。
那段时间，冯启祥经常是在学校被学生批判完后，又被押到医院接受医生护士的批判。
红卫兵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家楼下邻居陆嘉川也是“牛鬼蛇神”。陆嘉川的故事很有传奇色彩，他是开阳磷矿受迫害最严重、时间最长的人之一。
陆嘉川的夫人曾经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太太，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她的丈夫跑到了台湾，将怀孕的她留在了大陆。为了生计，她就去陆家当保姆。她长得十分美丽，又有文化，陆嘉川的父母很喜欢她，也非常同情他，就收留了她，还让她在陆家将孩子生了下来。
陆嘉川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爱上了保姆，与她成了婚，收养了她的儿子，视如己出。
娶了国民党军官的太太当老婆，这是什么阶级立场？
陆嘉川被揪出来批斗，以后的好多年，他都是在扫马路和厕所，每个月十五元的工资，要养活夫人和三个孩子。陆嘉川的夫人是个家庭妇女，也被迫劳动改造，我经常见她在扫大街，总是低三下四的样子，昔日的美丽荡然无存。我们是邻居，但从来没有说过话。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夫妇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没有过过一天的太平日子。日子太艰难了，陆嘉川将大儿子送到了农村老家由亲戚抚养，后来楼房也不让他家住了，一家人被赶到一间漏雨漏风的油毛毡房子。
我的班主任老师齐智华出身富农，还曾经是国民党党员，这是重大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猛烈的批判。
在旧中国，国民党为了扩大影响，大力发展党员，一些国民党党员将自己亲戚朋友的名字写了一个名单交上去，说是自己发展的国民党党员，很多人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加入了国民党，齐老师就属于这种情况。
虽然齐老师曾经“报复”过我，但我不记恨她。我经常在大街上碰到被强制劳动改造的她，看到昔日人人尊重的老师忍辱负重地在扫大街，受人侮辱和谩骂，我很难过。她看到我时总露出微笑，目光躲躲闪闪的，欲言又止的样子。
后来齐老师和丈夫双双被遣送回四川老家农村去接受改造了。
对我们小孩而言，所谓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是不难理解的，是每天可以看到的。
我们读的是毛主席的书，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喊的是“毛主席万岁”，捍卫的是毛泽东思想。
“破四旧”运动最疯狂的时候，也是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期间，全国上下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红旗、红宝书、红袖章、红标语，这些都是我们理解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新思想还有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艰苦朴素，我们以艰苦朴素为荣，我穿的衣服都是黑色和蓝色的，记得在十一岁到十六岁之间，我几乎没有做过什么新衣服。
我常常在家里翻箱倒柜，将父母十几年的旧衣服翻出来，到商店去买一包染料，在家里煤炉子上热一盆水，将染料倒进去，将衣服放在里面煮染。
那时候的人都节俭，父母从参加工作后的衣服都留着，“文化大革命”中都让我给穿完了。父亲的男式衣服，不经过任何修改，大大垮垮地穿在我的身上，还经常受到别人的称赞。1973年我上大学的时候，还穿父亲的衣服，背父亲在磷矿地质队发的帆布挎包。
我在磷矿有艰苦朴素的好名声，一个朋友揭穿我，说：“别看和平成天穿她父母的旧衣服，因为她穿着好看，如果不好看，她才不会穿呢，她的骨子里还是存在资产阶级思想的。”
朋友说的是事实，我穿的旧衣服经常有女孩儿要用自己的衣服与我换。我经常穿打补丁的衣服，一次在舞台上演出，我穿着一条旧裤子，两个裤腿膝盖部位各有一个大补丁，有观众看不过去了，对母亲说：“给你女儿做条新裤子吧。”
我的大学好朋友杨胜明经常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军装在大学校园里招摇过市。尽管那时穿补丁衣服的人已经少了，但穿破衣服表明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以此为荣。
“文化大革命”期间，女孩子都留短发、扎小辫子或小刷子，“英姿飒爽”是对女孩子的最高赞赏。
我们要见毛主席！
1966年8月18日，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这一天，毛泽东一身戎装，军帽上镶着红五星，领子上佩着红领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
最让红卫兵羡慕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学生宋彬彬。
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红卫兵距离毛主席最近。宋彬彬冲到毛主席面前，将一个红卫兵袖章给毛主席戴上。
毛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
宋彬彬：我叫宋彬彬。
毛主席：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宋彬彬：是。
毛主席：要武嘛！
宋彬彬立刻就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宋要武。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刚满十一岁，太小了，不能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我们在新闻纪录片中看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盛况。即便是在荧幕上见到毛主席，我们也是同样激动，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是宋彬彬。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文章写道：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起了一个伟大意义的名字。回到家里，我心中一直不平静，耳边总是回想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自己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天，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毛主席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来北京参观学习首都的红卫兵是如何造反的，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火车、免费吃住，所有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实际上后来蔓延到全国范围的大串联也基本上是免费的。
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1300多万人。毛主席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红卫兵的革命热情，引发和推动了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运动。
开阳磷矿的红卫兵也要去北京见毛主席，消息传开，全矿的职工家属都激动万分，羡慕不已。出发那天，开阳磷矿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开阳磷矿中学经过精心的挑选，对学生的家庭政治背景做了详细的调查，将不合格的全部剔了出去，组成了一个二十多人的队伍赴北京见毛主席。
磷矿位于距离北京约两千公里的群山中，生活节奏比起北京来要慢很多。首都红卫兵的很多自发行动，在磷矿还是由学校组织的。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队伍也是学校组织的，还安排了一位老师随同。菊林和菊华姊妹两个都被挑选上了，我认为她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据菊华回忆，见毛主席的头一天半夜，他们就起来集合，徒步了几小时从驻地来到天安门广场，到广场的时候大概是凌晨三点钟左右。菊华岁数小，个子矮，被安排在队伍的最前面坐下，姐姐菊林就在她身后。天安门广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红卫兵。
红卫兵从凌晨三点一直等到上午十点，很多红卫兵都昏昏欲睡。菊华坐在最前面，一直瞪着眼睛盯着长安街东面，毛主席的敞篷车将从那个方向驶来。
十点钟左右，菊华远远地看到一排敞篷车驶过来了，头一辆上站着一个高大熟悉的身影，她尖叫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啦！”
此刻，《东方红》的音乐在广场上空响起，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越来越近。队伍立刻混乱起来，红卫兵都站了起来，一个劲地往前拥。睡梦中的红卫兵被惊醒了，挣扎着站起来，有的动作慢一点，被压在地上起不来。
菊林开始被压在地上，她拼命挣扎站了起来，毛主席的车正好从她面前驶过，菊林只看到了毛主席的侧脸。
站在最前排的菊华将毛主席的脸看得清清楚楚，那颗被亿万人民熟悉的痦子也真真切切地映入她的眼睛。她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泪流满面，蹦着跳着，拼命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好些被压在地上的红卫兵爬起来时，毛主席的车已经开过去了。
没有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们在广场上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痛不欲生，久久不肯离去，要求一定要再见毛主席一次。菊林只看到了毛主席的侧脸，也不肯走，边哭边嚷嚷还要见毛主席。
越来越多的红卫兵聚集在金水桥下，面对天安门城楼泣不成声，声嘶力竭且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办公。红卫兵以为他们就这样坚持不懈地要求见毛主席，毛主席就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出现在城楼上。
周恩来总理出现在城楼上，动员红卫兵回去，用高音喇叭一遍一遍地喊：红卫兵小将们，大家回去吧！红卫兵小将们，大家回去吧！
红卫兵们坚持了几个小时，天黑了才绝望地离开。
磷矿的红卫兵从北京回来后，经常聚在一起津津乐道地回忆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我几乎长期在菊林家里，不厌其烦地听他们讲着重复的故事。
菊林和菊华这批红卫兵是磷矿这个偏僻山沟唯一见到毛主席的，他们到处受到欢迎。大人小孩见到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们见到毛主席的各种细节，永远听不够。
我大学时期的好朋友胜明的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和浪漫色彩。
1966年她只有十五岁，与几个同学一起到北京串联，去看毛主席。
胜明揣着25元人民币，背着背包，手捧红宝书，与同伴们挤上了火车。车厢里挤满到北京见毛主席的红卫兵，像沙丁鱼罐头一样，过道和厕所都挤满了人。胜明在贵阳始发站上车，有位子坐，中途上来一群年纪更小的北京的红卫兵，他们刚从毛主席的家乡湖南韶山串联回来。胜明将自己的位子让给了他们，此后的几天几夜就再也没有坐过。
火车经站必停，红卫兵要下车上厕所，火车上的厕所里挤满了人，不能使用，火车也无法提供食品和水。站台就像战场一样，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抢厕所、抢食品、抢水。每到一站就有当地的红卫兵上车，车厢里越来越挤。
胜明生病了，实在站不住了，就躺在肮脏的座椅下面闻着臭脚丫子味儿昏昏欲睡，一睁开眼看到的是穿着脏兮兮的绿色解放鞋、白色球鞋或布鞋的密密麻麻的脚。
火车驶到广西柳州停下来，一个素不相识的男红卫兵看到胜明病饿交加的样子，从窗户跳下火车，到站台上抢了一碗米粉，送到胜明面前看着她吃了下去。四十多年过去了，胜明到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红卫兵英俊的脸庞。大串联中发生过很多这样纯洁浪漫的事，红卫兵们一辈子都在回味。
一碗米粉下肚，胜明的病明显好了很多，从此后承担起给同伴买食品的任务。火车减速进站时，胜明就爬出窗外，双手反吊在窗户上沿，屁股冲着窗外，火车一停，立刻跳下去，以冲刺的速度跑到食品摊上。胜明是贵州省少年游泳队的蛙泳冠军，身体素质很好，每次都能抢到食物。
火车驶到北京郊区房山停了下来，所有的红卫兵都在这里下车，等待中央的指令。北京城里已经挤满了红卫兵，容纳不下更多的人了。
一天半夜，中央的指令来了，毛主席将在第二天接见红卫兵。几十辆部队的大卡车将红卫兵送到了天安门。胜明和同伴们被安置在人民大会堂一侧，从凌晨三点钟等到上午十点。
这次接见红卫兵是采取游行的方式，一部分红卫兵列队沿着长安街从东向西走，另一部分红卫兵席地坐在广场南北两侧。胜明坐在广场的北侧。
当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所有的红卫兵都拼命往前拥，队伍顿时混乱起来。红卫兵泪流满面，挥动着红宝书，狂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城楼下时，都不动了，谁都想多看毛主席一眼，城楼下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秩序大乱。
这时胜明听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声音：红卫兵小将们，请大家顾全大局，请往前走。
周总理一遍又一遍地喊着，谁都不听，混乱的场面一直持续到接见结束。
接见结束后，天安门广场上遗留下成千上万只鞋子、袜子、书包，用了几辆卡车运走。
胜明见到了毛主席，觉得不够，还想见一次，就留了下来，等待下一次的接见。在等待期间，她几乎访问了北京所有的大学，去看大字报，摘抄大字报内容，参加红卫兵辩论，与那里的红卫兵交流革命经验。
胜明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1966年10月15日，这是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这天开阳磷矿的红卫兵也在被接见的队伍里。
这次采取的接见方式是，红卫兵在长安街和广场两边坐着，毛主席乘敞篷车沿着长安街从东往西开，这样，路两边的红卫兵都可以见到毛主席了，而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红卫兵被压倒在地，没有看到毛主席。
毛主席八次接见了1300多万红卫兵，平均每次160多万人，最少50万，最多250万，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足为奇。
毛主席头两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来北京的红卫兵还是经过挑选的、有组织的，后来越来越多的红卫兵自己组织来到北京，只要当地给开介绍信或持有学生证，谁想来都可以来。外地红卫兵聚集在北京，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250万人以上。
开阳磷矿红卫兵徒步长征队
红卫兵从全国各地云集到北京见毛主席，后来发展到全国范围的大串联。
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免费乘火车、汽车进行革命大串联，沿途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提供吃住。毛泽东提倡并支持红卫兵的串联活动，鼓励通过大串联让全国的红卫兵和青年相互学习和交流。全国从小学到大学都停课了，很多工厂也停产了，部分青年工人也加入到大串联的队伍中。
大串联造成火车运输非常紧张。这一年正是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于是大连海运学院的学生于1966年10月最先发起徒步串联，以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继承红军长征的光荣革命传统。他们从大连徒步走到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消息传开，全国各大中专院校和高初中学校的学生们纷纷效仿，组织红卫兵长征队徒步串联。
磷矿的红卫兵受到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的鼓舞，从北京回来后就组织了红卫兵徒步长征队，基本上还是到北京见毛主席的原班人马，一共二十个人。
红卫兵的标志是穿军装，戴军帽，扎军用皮带。开阳磷矿有很多转业军人，红卫兵分头向他们借。转业军人虽然很珍惜这些部队留下来的纪念品，但为了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还是毅然决然地借给了他们。
红卫兵们穿着借来的军装，戴着借来的军帽，扎着借来的皮带，打着绑腿，背着背包出发了。他们还随身携带了脸盆、饭盒、水壶和斗笠。
红卫兵们基本没有带什么换洗的衣服，尽量轻装上阵。女孩子除了身上穿的外，只带了一套换洗的内衣。毛主席语录是必须带的，磷矿红卫兵还在行囊中装上了钢板、刻笔和蜡纸，用来制作传单，宣传毛泽东思想。
全国其他城市的红卫兵多数奔北京，去见毛主席。北京的和外地见过毛主席的红卫兵奔延安、井冈山、大庆、大寨、韶山等地。
磷矿长征队完全按照红军长征的路线制定行程，从磷矿走到乌江，从乌江走到遵义，途中过铁索桥，在遵义参观了遵义会址，从遵义走到娄山关，在娄山关上朗诵毛主席在长征时做的诗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毛主席写了很多革命诗词，不少都是他转战南北有感而发的，红卫兵能够背诵毛主席发表的全部诗词，可以根据相应的场景背诵相应的诗词。毛主席的诗词都很大气，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非常适合红卫兵抒发革命情怀。
磷矿红卫兵每到一个地方，就去看当地的大字报，参加当地的革命斗争，刻钢板，印传单，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他们走过的每一个角落。
各个城市和乡镇都建立了“文化大革命接待站”，他们将红卫兵当做“毛主席的客人”来接待。
红卫兵的背包通常就是一床被子，走到哪里住在哪里。一般情况下都是住在各地的中学或大学教室里，没有床，就睡在课桌上，或在地上铺满稻草，将行李铺在稻草上面，和来自天南地北的红卫兵挤在一起。大家满腔热血，豪情万丈，感觉自己就像中国的革命先辈一样，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心中充满使命感。
磷矿长征队到了四川境内后，原本想要像红军一样过草地。他们已经走到了草地的边缘，当地老乡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
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红军过草地的时候是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浅，几个人搀扶着走。如果没踩着草甸就会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噬。草地上有很多河流，有的河很宽，水流很急，不小心就会被河水冲走。当年红军过草地走了七天，死了上万人。
磷矿长征队改变了路线，决定走另外一条红军长征路，从四川的大巴山翻过秦岭到达西安，从西安走到革命圣地延安。
菊华从磷矿出发后不久，就走瘸了。红卫兵没有徒步的常识，穿的鞋和袜子都不适合走长路，加上菊华是平足，走长路很吃力，每天几十公里的行军，满脚都是血泡。到了四川境内，菊华几乎完全走不了了，双脚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到医院检查，两只脚的韧带都走断了。医生建议她终止徒步长征，菊华死活不干。长征队队员也商量让她返回磷矿，菊华说：你们不带我走，我自己走，反正我不回去。
翻越秦岭的时候，沿途很少见到红卫兵接待站，有时候走一天也见不到一个人，非常荒凉。菊华经常掉队，一个人在大山里慢慢地挪动，队友们都走得见不到影子了。后来他们听说有红卫兵在大山里被杀的，还有女红卫兵被强奸的，就每天安排两个人陪着菊华走。
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2月，磷矿长征队徒步长征了三个月，历经了整个寒冷的冬天。
三个月中，他们只洗过两次澡。红卫兵们身上长满了虱子，每天晚上睡觉脱掉衣服后就开始抓虱子，虱子和虮子密密麻麻地附着在衣服里，抓也抓不完。头上也长满了虱子，将手指伸进头发里，就可以逮住一个虱子，天气暖和时，虱子就会从头发里爬出来。
对女孩儿们还有一个考验就是来例假。
那时候没有卫生巾之类的用品，也没有专用手纸。老百姓用的都是报纸、传单、旧作业本等。妇女经期用的是旧布或很粗糙的草纸。旧布用完后不丢弃，洗干净晾干后再用。
来例假时，女孩儿们用一张硬一点的纸叠成一个长条，两头各钻一个眼儿，穿上绳子，将草纸或布条放在纸条上，用两头的绳子固定住，然后放在胯下，两头的绳子一前一后系在腰间的绳子上。
这种简易的自制经期用品非常不舒服，硌皮肤，女孩子的大腿内侧都磨烂了，走起路来，疼痛难忍。
用旧布不方便洗涤，草纸的质量很差，没有韧性，被血水浸湿后一会儿就断了。女孩子们任凭血水顺着裤子流下来，从厚厚的秋裤或棉裤透出来。裤子里的血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形成厚厚的一层壳，硬邦邦的。女孩子们就穿着硬邦邦的裤子完成了长征的壮举。
在距离延安还有两天路程的时候，红卫兵接到了通知，中央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联，动员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1937年至1947年毛主席在延安居住了十年。延安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地方，磷矿长征队离延安已经这样近了，怎么能回去呢？
磷矿长征队决定化整为零，谁能搭上过路车，谁就先走，到了延安再会合。
当时还有很多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他们一定要到延安后才肯回家。天寒地冻，红卫兵们搭乘拉货的卡车，任凭凛冽的寒风迎面吹来，义无反顾地奔向延安。
磷矿红卫兵长征队历经三个月，行走一千多公里，完成了徒步串联的壮举。
回到家后，菊华的脚治疗和修养了半年才基本痊愈，但留下了终生隐患。
我十四五岁时，红卫兵流行的是学习解放军徒步野营拉练。1971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三十六周年，我们徒步走了一个星期从磷矿走到遵义。我经常走在队伍的前面，双手捧着毛主席的画像。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我和三个要好的女孩儿自发排练了一个舞蹈，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表演：
北京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
把我们的心儿照亮。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巴扎嘿！
没有想到我们第一次的尝试就获得成功。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在舞台下看我们演出，一回家，父母就兴奋地告诉我观众有多么喜欢我们的舞蹈。
我们自发地到农村、车间、学校、工地去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渐渐小有名气了，队伍也从四个发展到十几个，都是女孩儿。
当时开阳磷矿已经成立了宣传队，都是成人，听说我们的事情，决定将我们收编了，我们一起加入宣传队的有十二个女孩儿。
这是磷矿的第一个宣传队，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时而成立时而解散，人员也不断地更换，而我从十一岁到十六岁始终是宣传队的主力。
那时候，全国几乎所有的厂矿、学校、部队、公社、生产大队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群众集会上宣传毛泽东思想，深入农村、厂矿、工地、部队演出，第一个节目都是《东方红》——
大幕（如果有）徐徐拉开，水平参差不齐的乐手们演奏起《东方红》乐曲，穿着红卫兵服装的演员们满怀深情地翩翩起舞。我们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心情去歌颂他老人家，我们的感情是真挚的。
每当《东方红》音乐响起，观众们全体起立，手握“红宝书”放在胸前，台上台下齐唱《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宣传队负责人是当时磷矿主管文化宣传的领导苗青，他经常来看我们排练。
苗青是个老革命，他的夫人秀珍是他的战友，两人都曾经在延安搞情报工作。
一次，苗青听我唱歌后说：“这个小鬼嗓子好，好好唱，以后送你上音乐学院，长大了当歌唱家。”
我们在矿山子弟学校排练节目，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排练节目，一群红卫兵冲进教室，高喊口号：“打倒保皇派！”原来，苗青被打成“走资派”了，“宣传队”就成了“保皇派”，红卫兵称我们为“苗青宣传队”。
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不造反的、造反不积极或同情“走资派”的就是“保皇派”。
宣传队的大人们与红卫兵辩论起来：“我们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怎么能说我们是保皇派？”
红卫兵挥着手中的《十六条》，言辞犀利、义愤填膺地批判宣传队，一些红卫兵开始砸乐器。
一个宣传队员气不过，说了一句：“什么红卫兵，简直是红母猪。”
这一下可闯了祸了，红卫兵们立刻群起而攻之。这时，不知谁关掉了电灯，黑暗中，教室里一片混乱。
红卫兵们写大字报、画漫画来批判宣传队。我被画成一只小乌龟，在十二个小孩子里面我是受到重点批判的，原因是“走资派”苗青要培养我成为歌唱家。
我不记得骂红卫兵是“红母猪”的那个大姐是怎样过的关，要知道，那可以是坐牢的罪过。可能因为小山沟的人还是比较纯朴，没有置她于死地，只记得她一遍又一遍地赔着笑脸公开向红卫兵道歉。
红卫兵说我们年纪小，受了“保皇派”的蒙蔽，动员我们退出宣传队。除了我以外，十一个小孩都退出了宣传队。我之所以没有退出，是因为我没有搞明白，宣传毛泽东思想怎么会是“保皇派”。
因为我对宣传队的忠诚，大人们对我格外爱护。那段时间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小孩跟着一群大人东跑西颠地到处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还是解散了，苗青和他的夫人秀珍都被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抓了起来，关进了私设的监狱，受到严刑拷打。据当时一个看管他们的红卫兵回忆，用来捆绑他们夫妇俩的绳子上沾满了鲜血，麻绳的纤维里嵌着人肉。
母亲陪父亲游街
一天，铺天盖地的批判父亲的大字报贴到了大字报栏上。我已经记不得父亲的罪名了，只记得，父亲和他的几个好朋友经常聚在一个姓赵的叔叔家喝茶聊天，宣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有人揭发了他们，然后“造反派”就写大字报批判他们是“反党反革命小集团”，给他们起了名字叫“赵家茶馆反革命集团”。
不知道因为什么罪名，“造反派”和红卫兵冲进我家，要揪父亲去游街。父亲坐在床角，抱着我最小的妹妹，母亲与“造反派”争论，阻止他们揪父亲，两个弟弟低头坐在屋子中间的火炉旁。“造反派”一窝蜂冲进家里，把火炉的烟筒推翻了，家里乱成一锅粥。
红卫兵里有一个是大弟弟的同学，“造反派”和红卫兵与父母辩论的时候，她在一旁端着一把红缨枪，头始终低着，不敢看我家的人。
“造反派”和父亲僵持了很久，同楼的邻居石大娘不避嫌疑，来我家，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开始给我们全家做饭。两个弟弟对这一幕永远记忆犹新。
最后父亲还是被“造反派”揪出去游街了，母亲怕父亲被“造反派”打，就端起一杯茶，陪父亲游街去了。在游街的过程中，母亲时不时将茶杯递给父亲，让父亲喝口茶。前面讲到给豹子下套的王育发叔叔是支持父亲的一派，为了保护父亲，他也跟着游行队伍走，还递给父亲一根点着的烟。
当时人们分成很多帮派，支持父亲的人怕他挨打，自愿陪着他游街，“造反派”始终没有敢打父亲。
“造反派”要将父亲押到省城贵阳批斗，同楼邻居肖汉山叔叔告诫父亲千万不要到贵阳去，到了贵阳没有人保护，去了可能就不能活着回来了。父亲坚持不去贵阳，父亲的支持者围着父亲，不让“造反派”将他押上车，最后“造反派”妥协了。父亲性格刚烈，如果不是听了肖汉山叔叔的话，可能会一赌气就去了贵阳，父亲后来一直将肖汉山叔叔看做是救命恩人。
当时我与磷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们乘坐一辆大卡车，正准备出发到一个矿区去演出。游行队伍从我们的卡车旁经过，一个叔叔见状，立刻用双手蒙住我的眼睛。
演出回来，母亲抱怨我，说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我还跑到外面疯。
一天半夜，几个“造反派”敲开我家的门要抄家，他们翻箱倒柜搜查我父亲的反革命证据。当时父亲被关在“学习班”里，我陪着母亲看着他们搜查。我看到抽屉里有一本母亲的日记，中间有一段话说：今天有人反映某某人书写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我吓出一身冷汗，天哪，母亲怎么能重复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母亲也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很紧张。一个“造反派”与母亲曾经是同事，我平时叫他“叔叔”。妈妈央求他允许她将那页日记撕了，他同意了，我们立刻松了一口气。
“造反派”还翻了我的箱子，我的箱子里有一双朋友送的芭蕾舞鞋，我拿芭蕾鞋给他们看，说：我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跳革命芭蕾舞。
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造反派”想抄谁的家就抄谁的家，想打倒谁就打倒谁。
我父亲这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就是处长，不知什么原因，父亲会被定为“走资派”。父亲是“走资派”，子女就受到歧视，就被欺负，突然间，小朋友都不理我了。
一天，一帮孩子在大街上拦住我，指着我说：“你爸是走资派，我们不和你玩。”我不理他们，他们就在街上追着我喊：“你爸是走资派！你是狗崽子！你爸是走资派！你是狗崽子！”
我跑到来磷矿串联的贵州省艺校红卫兵住的招待所的房间里躲了起来。这帮孩子追了上来，使劲砸门，喊：“走资派的女儿，出来！”
门的上方有一个天窗，他们从天窗往房间里砸东西。
我在里面哭，艺校的一个红卫兵（他们给自己起名叫“红艺兵”）一边叫喊着制止他们一边说：我最同情刘和平这样的小孩了。
父亲性格直率，爱说话，因此很容易被人揪到辫子。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总是出事，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但相信毛主席永远是对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于是，我就在父亲的笔记本上摘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的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做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上是一个共产党员。
当红卫兵的日子
大概是1967年春天，磷矿“红五类”和“黑七类”的孩子都组织了自己的红卫兵战斗队，一下子涌现出了十几支队伍，“红”与“黑”分成明显的两大阵营。
一个高我一年级的男同学小时候得了严重的小儿麻痹症，走路一拐一拐的，瘸得很厉害，从小就有一个外号叫“薛瘸子”。薛的父亲在旧中国参加过国民党，薛因此属于“黑七类”。薛自己成立一支红卫兵队伍，起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卫东’战斗队”，“卫东”即“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接纳的都是“黑七类”孩子。我的几个“黑七类”发小，都是如花似玉的女孩儿，加入了“‘卫东’战斗队”，整天端着红缨枪跟着一个瘸子干革命。
“苗青宣传队”解散后不久，我加入了磷矿最大的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无敌’战斗队”，正式成为一名红卫兵，我还不满十二岁。
“全无敌战斗队”的红卫兵基本上是“红五类”，我介于“红”与“黑”之间，“全无敌战斗队”接收我主要是因为我会唱歌跳舞，让我参加红卫兵宣传队。
“全无敌战斗队”的司令姓侯，“全无敌”战斗队在他的领导下发展壮大，他将开阳磷矿所有符合政治条件的孩子聚拢在他的旗下，被称为“侯司令”。
“全无敌战斗队”在开阳磷矿的招待所占用了几间房子，建立了红卫兵司令部。侯司令在红卫兵中有绝对的威信，所有的红卫兵都尊敬他、取悦他，所有的小孩都怕他。他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有本事将几百个红卫兵管得秩序井然。
我们过着军事化的生活，红卫兵非常喜欢这样的集体生活。我们成天不着家，家长也不管不问。我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讨论革命形势的发展，刻钢板，印传单，进行军事训练。
我们成天扛着自制的武器红缨枪排队列操练，队列走得可以与仪仗队媲美。白天我们在街上巡逻，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动向，晚上我们挤在磷矿大礼堂里睡觉，夜间随时有“军事活动”。
大礼堂当了临时仓库，堆放很多装着大米的麻袋，红卫兵们就在麻袋上睡觉。大礼堂里老鼠肆虐，麻袋里有一窝一窝粉红色的肉叽叽的眼睛还没有睁开的老鼠崽子。红卫兵没事的时候在麻袋堆里上蹿下跳地闹，掏老鼠窝，互相扔老鼠崽子打仗玩。
红卫兵成天造反，斗争“牛鬼蛇神”。如今回想当时的所作所为，都不敢相信我们曾经做过那样荒唐的事情。
红卫兵不知道从哪里抓来一个小偷，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年轻。红卫兵给他剃了一个阴阳头，头上抹满了沥青，用皮带抽他。
一天夜里，我们被叫起来紧急集合。侯司令说：“小偷逃跑了，我们必须把他给抓回来。”
几百个红卫兵兵分几路，把守着磷矿的各个路口。我在野草丛里埋伏了几个小时，天快亮时，传来胜利的消息，小偷被抓获了。
小偷受到了更加残酷的体罚，红卫兵轮流用皮带抽他。在司令部四层楼的房间里，两个劲大的红卫兵提着小偷的两条腿，将他倒挂在凉台外面，逼他坦白交代，威胁说：“你老不老实？不老实，我们就松手了。”小偷吓得哇哇乱叫：“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几个宣传队的女孩儿，长得眉清目秀的，打起人来狠得要命。我一直是被认为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我不敢打人。
红卫兵押着小偷游街，用红缨枪顶着他的背，逼着他自己编歌唱自己：“我是小偷，偷人家东西，我被抓住，我就逃跑……”
小偷被屈打成招，承认了很多自己没有干的事情。红卫兵感到很满意，就优待俘虏，不打他了，给他吃给他穿，让他做一个反面教材来教育那些死不悔改的坏分子。红卫兵舍不得放他，有这个小偷在，红卫兵很有成就感。
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7年4月11日，贵州省革命委员召开了“贵州省红卫兵代表大会”。被排挤的红卫兵认为红卫兵代表选举不公平，不能代表广大的红卫兵，冲击了会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宣布成立贵州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四一一”战斗兵团，公开反对以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四一一”派认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打压持不同政见的红卫兵是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贵州全省上下形成“支红派”和“四一一”派两大派系。
“四一一”与红色政权作对，属于弱势群体，赢得很多老百姓的同情，很多工人、机关干部也加入了“四一一”阵营。
“支红派”和“四一一”都有自己的战歌和军乐队。
“支红派”的战歌：
红代会，
嘿！就呀嘛就是好，
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
“四一一”的战歌：
英雄的四一一，吹响进军号，
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结成铜墙铁壁，汇成革命洪流……
“支红派”和“四一一”的红卫兵经常唇枪舌剑地辩论，“四一一”都是些很有文化的人，很多同情和支持“四一一”的人属于“黑七类”，“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一直受到歧视，“四一一”接纳了这些人。因此，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给“四一一”定性为反动“大杂烩”组织。
“支红派”和“四一一”辩论的时候，经常有“支红派”被“四一一”派的雄辩所折服，当场反戈一击，火线加入“四一一”。我的好朋友杨胜明就是其中之一。
“支红派”的势力强大，而“四一一”属于毛泽东说的“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那种人。代表“红色政权”的军队参与了对“四一一”的镇压，“四一一”引起众多市民、工人的同情和支持。杨胜明火线加入“四一一”，还因为她亲眼看到“四一一”的红卫兵被迫害殴打，她认为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们判断任何事情正确与否，都是根据毛泽东说过的话。但毛泽东说过的话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被断章取义的，各个帮派都能从毛泽东语录、著作或讲话中找到为自己辩护的根据。
磷矿的“全无敌战斗队”是“支红派”。
听说有几个支持“四一一”的工人要去声援贵阳“四一一”，我们几个“支红派”红卫兵跑到公路上去拦住他们乘坐的卡车。两位稚气未退的男孩儿坐卡车上不肯下车，我们在车下大吼大叫让他们下来，试图说服他们“四一一”是反动组织，“支红派”才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组织。两个工人辩论不过我们一帮伶牙俐齿的女孩儿，就低着头不说话，突然，从他们的嗓子里发出一阵低沉而悲凉的歌声：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黑夜里想您有方向，
迷路时想您有力量……
这是中国红军在当年处于困难境地时唱的一首歌。“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哪一个派别的人，在受迫害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来鼓励自己。
“红代会，嘿，就呀嘛就是好——预备，唱——”一位红卫兵战友起了个头，我们一群女孩儿展开响亮的歌喉铿锵有力地唱起了“支红派”战歌，嘹亮的歌声划破夜空，淹没了两个男孩儿的声音。等我们最后一句歌词齐刷刷地结束后，两个男孩儿的歌还没有唱完，悲凉的声音和我们富有战斗力的声音形成鲜明的对照，围观的人“哄”地大笑起来。我们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们战胜了“四一一”，此后很长时间我们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议论和回味我们的胜利。
“四一一”日复一日地游行抗议，两派势力对抗越来越白热化，终于在1967年7月29日这一天发生了血战，被称为“7·29”事件。
7月29日，我刚过十二岁生日的十四天之后，并不知道贵阳发生了什么事情。
1971年开阳磷矿招了一批新工人，其中有很多人曾经是“四一一”红卫兵。好几个后来成为我的朋友，赵丽娜和范冕珥是其中两人，从他们那里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四一一”的故事。下面这个故事让我一生难以释怀。
7月29日这一天，“四一一”又到街上游行抗议。
“四一一”宣传车带领着游行队伍在贵阳市中心缓慢地行驶着，一个女孩儿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响遍大街小巷，表达着“四一一”的抗议。广播员是一位十六岁的美丽女孩儿，战友们称她为“喇叭花”。
双方发生了火拼，游行队伍顿时大乱，街上的人四处奔跑，躲避子弹。“喇叭花”刚从宣传车上跳下来，说了一句“我遭了”，就倒在地上。
双方都有武器，“支红派”有解放军的支持，武器精良得多。
范冕珥，当时也是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儿，勇敢地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将她抱了起来，飞奔地将她送到一所部队医院，“喇叭花”其实已经当场死亡。
赵丽娜和几个战友到医院停尸房去给她擦身体换衣裳。停尸房地上堆满了在武斗中丧生的红卫兵、工人和老百姓的尸体。赵丽娜当时也只有十六岁，却一点没有感到害怕。
“喇叭花”的左胸下侧有一个小小的弹孔，后背有一个碗大的伤口，子弹从前胸进，后胸出。
7月份天气炎热，“喇叭花”的尸体已经膨胀，开始腐烂。赵丽娜和另一个小姑娘很费劲地将“喇叭花”的衣服脱下来，看到“喇叭花”穿着一件用手绢做成的胸衣。那时候，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胸衣，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非常保守，刚刚发育不久的女孩儿对这种事情羞于出口，可能连自己的母亲或姐妹都不说，都是悄悄地用块旧布或手绢自己缝制胸衣。
赵丽娜和战友给“喇叭花”换上了一件军装，戴上一顶军帽，在左臂戴上红卫兵袖章，让她以“红卫兵”的形象离开这个世界。
“喇叭花”的家人悲痛欲绝，乱了方寸。天气炎热，“喇叭花”必须尽快安葬，武斗中死了很多人，一时找不到棺材。“喇叭花”的战友们了解到一个同学家里有一副棺材，是给年迈的奶奶准备的，就跑到同学家，想与同学家长商量将棺材给“喇叭花”用。到了同学家，家里没有人，几个孩子决定将家门撬开，将棺材抬走。邻居们看到几个半大小子抬着棺材出门，以为是奶奶去世了，没有阻拦。
我没有见过“喇叭花”，自从听了这个故事后，这朵花一直开在我的心中。
我毕竟没有亲见看到这场武斗，给我讲述这个事件的朋友都是“四一一”的人。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我不停地在网络上寻找资料。资料非常少，我不懈地努力着，终于找到一篇叙述这场武斗的博客文章。和讯网“黔中往事”博主讲述了他亲眼见证的故事，其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一位穿解放军服的人（文章说驻守的士兵一开始并不想伤人，我估计这个解放军试图阻止武斗的发生），手拿《毛主席语录》跑到路中央，挥动着《红宝书》，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想去救一个被打倒在路中间的市民。突然飞来一颗子弹，他倒了下去，临死，嘴里不停地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
“四一一”兵团的宣传车开着高音喇叭播放着“四一一”战歌：
英雄的四一一，吹响进军号，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结成铜墙铁壁，汇成革命洪流，
……
英雄的四一一，是山城骄傲，
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英雄的四一一，红旗永不倒，
迎着风暴英勇战斗！
永远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不停留……
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呼喊着口号鼓动“四一一”造反派战士进攻（文章说“四一一”这一天是计划要进攻驻军的大楼的），此时，红大楼（李再含部队驻守的大楼）上的步枪、机枪向着宣传车猛烈开火。宣传车顿时被打成了蜂窝状，坐在里面的播音员当场被打死。
这个播音员就是“喇叭花”。
杨胜明也是这场武斗的见证人，7月29日这一天，大清早起来，她听见了外面的枪声，就跑出去看个究竟，看到解放军在开枪打人，地上躺着二十多个被打死打伤的老百姓，还有小孩。她居然跑过去与解放军辩论，质问他们为什么开枪杀人。
一个当兵的：“我们打反革命。”
杨胜明指着地上打死打伤的人说：“你看看，你的枪口对准的是谁？这些人是反革命吗？”
一些围观群众与杨胜明一起想制止这场武斗，他们手挽着手一起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时，杨胜明的家人赶来将她拉走了，她前脚刚走，枪声又响起，身后倒下一片人。
与全国各地一样，开阳磷矿的党委被工人和红卫兵夺了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原来的书记、矿长沦为“走资派”。
磷矿的“支红派”和“四一一”之间也展开了武斗。
磷矿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广场，一次武斗，两派短兵相接，几百个人一对一地在广场上或赤手空拳或拿着标枪、棍棒角斗起来。我们红卫兵司令部占据了广场边上一栋招待所楼房的顶层，顶层是一个露天凉台，红卫兵宣传队经常在那里排节目。凉台是一个制高点，我走到凉台边上，从上往下看，立刻惊呆了，广场上的格斗极其“壮观”，只有在电影里见过。
我们把楼房上的烟囱拆了，向楼下的“敌人”扔砖头。“敌人”组织力量向楼上进攻，我们用招待所的家具把楼梯封锁起来，抵挡“敌人”进攻。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敌人”几次都差点突破封锁，我们奋力抵抗，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一点都不害怕，一直坚持到外援部队的抵达，将“敌人”击退了。
磷矿被夺了权的“走资派”王小楼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时期的“南征北战”。他当时被“造反派”关押着，从“牢房”的窗户看到武斗的场景，感叹地说：“乖乖，好像南征北战。”
一次，我们红卫兵宣传队正在广场的露天舞台上演出，突然，一阵巨大的“石雨”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敌人”又发起了进攻。台下的观众乱作一团，抱头鼠窜，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我们一群女红卫兵正在表演小合唱，我身边的宣传队员头部中“弹”，一块石头砸在她的额头上，血流满面，我们立即将她送进医院包扎。在“红卫兵”集体居住的大礼堂里，她被安置在一张破床上。医生经常来检查她的伤口和换药，磷矿“革命委员会”的头头儿们也提着水果来慰问她，俨然把她当作英雄来对待。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为什么受伤的不是我？
有这样一个故事：“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武汉一位十七岁的女红卫兵和她的十几个战友被包围在一幢五层楼房里，女红卫兵咬咬牙，冲上楼顶，迎风挥舞那面布满弹孔的战旗。忽然，她扔掉了战旗，毅然来到楼顶边缘，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从楼顶上跳了下去。
我特别理解这个女红卫兵的行为。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就是这样热血沸腾。如果有人对我说“为了捍卫毛主席，需要你从楼上跳下去”，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开阳磷矿位于大山沟里，群山环绕，很闭塞，职工家属总共大约有三万人，大都相互认识，武斗不算太厉害，武器也就是棍棒和石头，没有死人。我们是幸运的。
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市有一个兵工厂，在“二战”时期就赫赫有名。“文化大革命”中重庆的武斗几乎动用了兵工厂生产的各类武器，从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坦克、高射炮甚至舰艇，死人无数。重庆沙坪公园有一座“红卫兵”公墓，有131座坟茔，埋葬在一次武斗中丧生的573名红卫兵、工人和老百姓。他们的墓碑上几乎都写着同样的毛泽东诗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所有的人，无论是哪个派别，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是为捍卫毛主席思想而战斗。
公正地还原这段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斗争没有谁是谁非可言，只有一点是肯定的，牺牲者是中国的老百姓。
1967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个时候，闹腾得差不多了，“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学生们全部回到学校边学习边闹革命。
这时候，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最早的老牌红卫兵们都到了初中或高中毕业年龄，毛泽东号召他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不低头的张伯伯
大约是1964年，我家搬进了刚建好的13号楼，隔壁是开阳磷矿张矿长一家。张矿长就是菊林和菊华的父亲，我家的孩子称他为张伯伯。
张伯伯是一个老革命，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已经是级别很高的干部。
张伯伯从部队转业到辽宁省本溪县草河口硫铁矿担任矿长，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张矿长从农村招上来的工人，后来父母又跟随张矿长从东北转战到江苏和贵州。
张伯伯家有七个孩子，我家有四个孩子。两家人常来常往，大人小孩关系都很好。张伯伯是我父亲的领导，张伯伯的爱人宋阿姨是我母亲的好朋友。
在我的印象中，张伯伯既威严又慈祥。
“文化大革命”初期，张伯伯被派到大庆油田去学习，他的大女儿菊林带领红卫兵破旧立新的时候，张伯伯没有看到。
菊林和菊华串联回到磷矿后，发现革命形势完全变了，学校空了，学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战斗队”，开阳磷矿一下子出现了十几个“红卫兵战斗队”。这些战斗队都是自发成立的，原来由学校成立的首批红卫兵组织被沦为“保皇派”。
“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被打成了“走资派”，原来领导红卫兵造反的人现在被别人造反了。菊林因为是委员会的委员也受到了冲击，菊林当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陪同“走资派”一起接受批判，磷矿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解散了。
菊林受批判后，磷矿的其他红卫兵组织都不要她了，她成了“逍遥派”。不久后，贵州省产生“支红派”和“四一一”两大派性组织，菊林支持“四一一”，又满腔热血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整天义愤填膺地与“支红派”辩论，一副为捍卫毛泽东思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样子。
一天，张伯伯看到菊林与“四一一”辩论，菊林伶牙俐齿，引经据典（当然都是从毛泽东著作中获取的），一个人对付好几个人，将对方辩得哑口无言。
这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面介入“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形势变得很复杂。
张伯伯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和老革命，他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疑问。看到女儿这样单纯、幼稚，张伯伯心里很着急，但又不能明着讲。他想：这丫头不得了，这样下去不知到会捅什么娄子，得想办法让菊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正好河南三门峡化工矿山机械厂招收工人，张伯伯毅然决然地送菊林到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河南当了一名工人。
菊林离开磷矿不久，张伯伯被“造反派”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工贼，与刘少奇一样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是疯狂而不可理喻的，今天你是革命的，明天就可能是反革命的；今天你是“走资派”，明天可能我就是“走资派”；今天这个领导被结合到“革委会”，明天有可能被踢出“革委会”；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是阶下囚。
磷矿当时有很多领导都被打成了“走资派”，绝大多数的“走资派”都好汉不吃眼前亏，“造反派”说什么是什么，对莫须有的罪名也违心地接受。张伯伯性格刚烈，不承认自己的所谓罪名，对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坚决否认。在批斗会上，“造反派”强迫“走资派”低头认罪，张伯伯坚决不低头，因此吃了很多苦。
张伯伯得了急性肝炎，磷矿革委会不允许他看病，本来很容易治愈的病越拖越严重。
即便在张伯伯重病的时候，革委会也不放过他。
当时全国一片混乱，工人、农民、军队、学校到处都在闹派性，人们互相残杀，武斗规模越来越大，死人越来越多，局面一发不可收拾。“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各省市革委会组织“走资派”到北京办学习班，各行业负责组织本行业系统的学习班。开阳磷矿隶属于化工部，化工系统的“走资派”都参加化工部革委会举办的学习班。
学习班并没有解决全国混乱的问题，对“走资派”的迫害却变本加厉。在学习班期间，张伯伯的病情加重，住进了解放军302医院。
学习班结束后，根据张伯伯的病情，应该继续留在302医院治病。当时在北京参加学习班来自全国的“走资派”有很多人生病住院，“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让生病的“走资派”都回当地的医院治疗。
磷矿革委会要将所有的“走资派”押回开阳磷矿批斗。302医院的医生本着职业道德，建议不要将张伯伯押回磷矿，而是转到贵阳医学院继续治疗。
张伯伯抵达贵阳后，被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安排在贵阳医学院治病。
开阳磷矿的“造反派”早已经准备好了“打到走资派某某某”的牌子，来自不同单位的“造反派”都制作了同样的牌子，每一个“走资派”都摊上好几个。“造反派”乘着几辆卡车，到距离磷矿十几里的石笋沟路口拦截“走资派”，押到开阳磷矿中心广场进行批斗。广场上集合了全磷矿的职工，等待着批斗大会的召开。
中心广场就在13号楼旁边，从张伯伯和我家共用的凉台上可以看到中心广场的露天舞台。
张伯伯家的三女儿菊秋与我同岁，当时都是十四岁，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她站在凉台上哭泣，不停地向露天舞台张望，见她这样，我就跑到中心广场试图打听张伯伯的消息。
“走资派”被一个一个押上舞台，每个人胸前都挂了好几个牌子，没有见到张伯伯。我听到人群中有人说张伯伯被留在贵阳看病，心里顿时轻松了一些。
张伯伯没有回来，“造反派”就将给张伯伯准备的牌子挂在其他“走资派”的脖子上。张家的孩子不敢靠近中心广场，从远处看到好几个人挂着张伯伯名字的牌子，不知道哪一个是父亲。
我跑回去告诉菊秋张伯伯没有回来。
张伯伯到贵阳后悄悄委托另一个“走资派”给宋阿姨捎来一张纸条和一个装着脏衣服的包裹。张伯伯在纸条中告诉宋阿姨他在贵阳住院，让宋阿姨请示革委会同意给他送点钱和干净的衣服，还叮嘱不要让孩子碰他的脏衣服，以防传染。
菊林走后，十七岁的二女儿菊华就成了一家的主心骨。
菊华带着鸡蛋、钱和衣服到贵阳看望父亲。从开阳磷矿到贵阳有一百五十多公里，路况很差，汽车要走三四个小时。磷矿正好有一辆救护车要送病人到贵阳医学院去，有好心的医生给菊华通风报信，菊华就去搭便车。
开阳磷矿实行了军管，医院也不例外，救护车旁边有两个手持冲锋枪的战士守卫着。菊华一只脚刚跨进车门，就被一个战士一把给拽了出来，一位医生看不下去，一把将菊华又推进了车门，坚持让司机带菊华走。医生的正义感产生了威慑力，战士做了让步，这种危难之时的仗义之举给绝境中的菊华带来一丝温暖。
张伯伯住院期间，“造反派”到贵阳医学院揪张伯伯到开阳磷矿军管部队驻地马家桥批斗，被医院制止了。“造反派”不甘心，就将另一个与张伯伯一起住院的马叔叔给揪走了。
马叔叔是开阳磷矿职工医院的院长，在新中国成立前当过国民党兵，“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得的也是肝病，而且非常严重。马叔叔早上自己跟着“造反派”走的，晚上是用担架抬回来的。马叔叔情绪低落，总是喝酒，不久后就病逝了，享年四十二岁。马叔叔的夫人对丈夫受到的不公平对待非常气愤，捧着丈夫的骨灰盒，跑到马叔叔生前工作的医院抗议，将马叔叔的骨灰从医院大楼上撒了下去。
后来，“造反派”用阴谋的手段骗张伯伯回磷矿，张伯伯十六岁的儿子国联到贵阳接父亲，乘着拉矿石的闷罐车回到磷矿。
抵达磷矿时，“造反派”已经在车站等待，直接将张伯伯拉到候车室里批斗，国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被“造反派”欺辱而无能为力。
张伯伯有个叔伯兄弟在距离磷矿不远的南宫山铁路机务段担任领导工作，“文革”期间给予张伯伯家很多帮助。为了给堂哥家减轻负担，少让一个孩子受到伤害，张伯伯的堂弟费尽周折将国联带到铁路部门参加工作，当了一名工人。
张伯伯回到家后，“造反派”强迫他写检查，每天都有两名“造反派”手持红缨枪在家里监视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的张伯伯。
一天大清早，“造反派”又来揪斗张伯伯，张伯伯连早饭都没有来得及吃就被押走了，宋阿姨急急忙忙在张伯伯的口袋里塞了两个馒头。晚上回来，菊华发现两个馒头还在兜里，十分伤心。张伯伯被批斗了一天，两条腿都肿了，菊华忍着眼泪给父亲揉腿。
一次在磷矿的大礼堂批斗张伯伯，菊华就坐在台下，自始至终她都低着头，不敢看台上的父亲。周围的人指指点点地议论：“看，她就是走资派的女儿。”十七岁的菊华为自己不能保护父亲而痛苦和内疚，还要承受歧视和羞辱。
“造反派”强迫张伯伯一遍一遍地写检查，仍然不允许他看病。张伯伯刚正不阿，对莫须有的罪名一概不承认，他的检查总也通不过。
张伯伯的病得不到治疗，一天比一天严重。
13号楼住着一个姓朱的儿科大夫，我们都叫她朱阿姨，朱阿姨非常敬重和同情张伯伯，半夜里偷偷摸摸地给张伯伯看病。走投无路时，宋阿姨悄悄地请当地农村的土医生给张伯伯看病。
在逆境中，菊华变得越来越坚强，她与革委会领导据理力争，强烈要求给父亲看病。几经周折，革委会终于同意安排了一位医生到家里查看张伯伯的病情，医生查看后要求立即住院。
张伯伯在磷矿的医院住了两个月，病情不见好转，革委会同意将张伯伯送到遵义医学院看病。
张伯伯在遵义医学院里住了一个月，菊华和母亲在医院里守候着张伯伯，将家里最小的四个孩子送到南宫山机务段叔叔家里寄养，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四岁。
张伯伯已经严重地肝腹水了，肚子鼓鼓的，涨得发亮，十分痛苦。
张伯伯住院期间，磷矿革委会一直在调查张伯伯的历史，始终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走资派”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72年10月的一天，张伯伯感冒了，导致病情恶化，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菊华立刻给在外工作的大姐菊林发电报让她赶回来。
菊华随后赶回磷矿向革委会领导报告父亲的情况，请示如何处理父亲的后事。
在张伯伯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磷矿革委会负责人终于来到遵义医学院看望张伯伯。
革委会的负责人见到张伯伯，说：“你的历史没有问题，政治也没有问题。”
张伯伯直到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才等到了这句话。
张伯伯：“我感谢党，感谢组织，感谢毛主席！”
张伯伯有个弟弟在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河南三门峡工作，接到哥哥病危的通知后就往遵义赶。张伯伯知道弟弟要来，顽强地坚持着，竭力不让生命之光熄灭，他还有事情要交代，心里还牵挂着山东老家仍然健在的老父亲。那时交通不便利，一千多公里路乘火车至少要走两天，张伯伯没有坚持到弟弟到来，临终前，张伯伯说：“我实在等不了了。”
张伯伯去世了，终年四十七岁。
火化的前一天，遵义正好在上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张伯伯的老同事好心地安排张家的孩子看电影。谁知“卖花姑娘”是一部非常凄惨的电影，观众们哭成一片，张家的孩子们更是触景生情，泣不成声。
菊华给我形容火化时的一个情节，让我念念不忘。
张伯伯被推进焚化炉的时候，火光将张伯伯的脸照得通红，当火苗触及到皮肤的一瞬间，焚化炉的门关上了。
被红光环绕的张伯伯，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形象。
我相信，张伯伯在红光的照耀下升上了天堂。
张伯伯于1972年10月20日去世，直到1983年才获得彻底的平反。他的骨灰在殡仪馆放了十一年后被安葬在贵阳市公墓，与革命烈士同等待遇。
宋阿姨在张伯伯去世后神经错乱了，后来经过多年治疗基本治愈。她离开了贵州到河南三门峡与大女儿菊林生活，从此没有回过贵州。
1993年宋阿姨病逝。
2008年，张家的子女将宋阿姨与张伯伯合葬。
几十年来，张伯伯不断地出现在我梦里，他的形象永远地定格在四十七岁。
张伯伯名叫张凤池，宋阿姨名叫宋彩霞。
张伯伯，我们没有忘记您！历史没有忘记您！请您和宋阿姨在天堂保佑我们，祝您二老在天堂幸福快乐！
两代“恩仇”记
张伯伯挨斗的时候，父亲在哪里？为什么父亲没有站出来保护张伯伯？张伯伯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与他关系好的老同事、老朋友都被关起来办学习班，磷矿革委会要求他们揭发张伯伯，与他划清界限。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这时候如果站出来为“走资派”辩护，非但不能保护他人，还会殃及自己，还有可能将事情弄得更糟。
军代表和“造反派”天天给他们开会，施加压力，要求人人都必须揭发，不揭发就过不了关，不让回家。
父亲觉得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他一直认为张伯伯是一个很好的领导。
军代表和“造反派”天天找父亲谈话，逼迫他从思想深处找根源，是不是想包庇“走资派”。学习班其他成员一个一个地放出去了，只有父亲还被关押着。如果父亲不揭发点什么问题出来，就得在学习班住下去，如果顽固不化，性质就改变了。
父亲绞尽脑汁想，有什么可以揭发，对张伯伯无大碍，又能让自己过关的。最后父亲交代说：张凤池的爱人宋彩霞好像出身不好。
父亲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在学习班关了半年左右了，是最后一个离开学习班的。
父亲当时想，这一条可能对张伯伯造成的伤害最小，无论他是否揭发这件事情，革委会也会调查宋阿姨的出身的。
张伯伯被打成“走资派”后，大女儿菊林一直在为父亲冤案的平反而奔波，每次回磷矿探亲都要找磷矿、地区、省市的相关单位申诉。
在张伯伯去世前不久，她找到磷矿革委会理论，革委会负责人将父亲他们在学习班的谈话记录拿出来给菊林看，上面有父亲谈论宋阿姨出身问题的记录。
菊林怒不可遏，她没有想到她父亲最亲近最信任的人在张家落难时还要落井下石。她跑到我家，指着父亲的鼻子，情绪激动、言辞激烈地谴责他。
我小妹妹刘华还记得菊林谴责父亲的情景，我成天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活动，对家里发生的事情不太了解。
我们两家人曾经亲如一家，母亲和宋阿姨无话不谈。突然有一天两家的关系紧张了，我不知道缘由，但经常听父母在谈话，说两家产生了误会，有人在中间传话将问题弄复杂了。
我察觉到父亲在尽一切可能帮助张伯伯家，看得出父亲明显想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来弥补些什么，恢复两家的关系。我也察觉到宋阿姨和张家的孩子不是特别买父亲的账，宋阿姨对母亲也是不理不睬的，两家的孩子也疏远了。我们家的孩子都知道两家的关系出了问题，而且还比较严重，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张伯伯去世之前，作为长女的菊林，在张伯伯弥留人世最后的八天，一直陪伴着他。最后的三天三夜，张伯伯不停地给菊林讲家史，他希望离开人世后家里有一个了解张家全部历史的孩子，能够为他洗清不白之冤。其他孩子岁数太小，大女儿菊林是张伯伯的寄托。
张伯伯还专门讲到宋阿姨的出身问题，告诉菊林她母亲出身贫苦，从小父母双亡，小小年纪离家打工，挣钱养活弟弟妹妹。
菊林听到这些，心里更加气愤，她忍不住告诉张伯伯：您知道是谁害的您吗？是您最亲近的人，您最信任的人。
她说出了父亲的名字。
……
这是发生在四十年前的事情。
为了写这本书，记录下父辈和“文革”的历史，2010年我专程回贵阳采访了张伯伯的二女儿菊华。听着菊华的叙述，那一段历史像演电影一样，一幕一幕随着情节的深入而清晰起来。
我忍不住问菊华埋藏在心里几十年的疑惑，两家的关系到底是因为什么出现了裂痕。菊华回答得很含蓄，我知道这不是问题的答案。
回到北京后，我感到与菊华的谈话意犹未尽，同时我也希望能与张家大女儿菊林见面，从不同的角度了解那段历史。
我邀请菊林和菊华来北京相聚。
菊林和菊华见到了与我一起生活的父母亲。
当着父母亲的面，菊林讲述了当年她对父亲的看法以及她与张伯伯最后的谈话内容。
父亲最关心的是张伯伯是什么反应。菊林说张伯伯希望她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让她理解他人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
不知道菊林这样说是不是为了安慰父亲，我不敢肯定张伯伯就是这样说的，我也不敢肯定张伯伯是否带着对父亲的怨恨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有一点我坚信，如果张伯伯没有生病，能够活下来，他会谅解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做出一点违心事情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们。
我曾经想过，对于张伯伯家，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不能保护他们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多做一些事情来安慰他们？
历史不会重演和假设。
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能够做到的。
我问父亲：“您是根据什么说宋阿姨可能出身不好的？”
菊林说过，宋阿姨的妹妹曾经与父亲一起工作，当时父亲是团支部书记，宋阿姨的妹妹入团时审查过家庭历史，所以父亲应该了解宋阿姨的出身。
父亲说当时的确有人对宋阿姨提出过质疑，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人们的思维很混乱，父亲也不敢肯定自己曾经了解的就是真实的。那时候政治审查恨不得要查祖宗八代，谁有问题都会株连九族。
我理解父亲的解释，因为我是在那个年代长大的。
我感谢菊林能够在父亲八十高龄的时候，握着他的手说：我以前有冒犯的地方，请您老人家原谅。
父亲能够在有生之年，有机会向张伯伯的后代解释当时的处境和无奈，解开几十年的心结，我感到十分欣慰。
凤凰涅槃
1965年春节之前，13号楼1单元新搬来一家人，父亲杨源昆、母亲孙桂枝、老大杨少华、老二杨少凡、老三杨少青。老大和老二是女孩儿，老三是男孩儿。
我家住在13号楼2单元。一天，我看到一个扎着两条小辫子的陌生女孩儿从楼前走过，立刻被她的气质吸引住了。她长得不算很漂亮，但很端正，很阳光，走起路来挺胸抬头，脸上充满自信，让人不看她都不行。我的眼睛随着她走进了1单元，意识到这是我们的新邻居。
我三岁就随父母来到开阳磷矿的大山沟里，在闭塞的环境中长大，每当看到有新人家调到磷矿，尤其是还有与我年龄相当的女孩儿，我就特别好奇。如果这个女孩儿又很优秀，我就特别渴望与她交朋友，与她交谈，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这个新来的女孩儿叫杨少凡，比我大三岁，是高我三届的学生，上小学六年级，和我家隔壁邻居菊华是同班同学。我常听到菊华说起她，都是赞美之词，说她学习如何好，有多么聪明，口才有多好，老师如何欣赏她。
杨少凡随父母从丹东矿业公司调到磷矿，磷矿子弟中学的老师都为来了这样一个优秀学生感到高兴。学校为了鼓励学生们向她学习，还专门为她举办了一个展览，宣传她的事迹，称她为又红又专的好学生。
我非常崇拜她，特别希望能够与她交朋友。因为不是一个年级的，我和她接触的机会不多。我总是想方设法找机会与她接近，找借口到她家里去玩。与她交谈，基本上都是她讲我听，她拥有那么多的故事和知识，我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感到她的前途无量，会读很多很多的书，会成为女博士、女科学家。后来杨少凡告诉我，她小时候的第一个理想是当女飞行员，后来长大一点又有了新的理想，想当女外交官。我觉得她有什么样的理想都能实现，因为她实在是太优秀了。
杨少凡的父亲是总工程师，地位相当高，职位仅排在党委书记和矿长之后，杨少凡的母亲是会计师，杨父和杨母在磷矿都是举足轻重的人。
杨父非常有学问，有采矿和地质双重学位，还会英语、日语、俄语和德语四门外语，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少见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厄运降临到了杨家。
杨父被“造反派”打成了历史反革命、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被关押起来。
在伪满时期，杨父在新京工业大学（现在的长春工业大学）上学。当时日本人不愿意学习采矿和地质专业，伪满“政府”就花钱让中国学生学习这两个专业。
“造反派”在杨家抄出杨父在上学期间穿日本式校服的照片，认定杨父穿的是日本军装，是日本特务。“造反派”抄走了杨少凡家里的照片、杨父写的日记、自传手稿、履历手稿、金戒指、定情物等。
杨母的哥哥与杨父是大学同学，将妹妹介绍给了杨父。夫妇俩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年轻的时候拍了不少照片。照片上，杨父要么着日式学生服，要么西装革履；杨母着学生服、旗袍或洋装。一个潇洒英俊，风流倜傥，一个雍容华贵，高雅美丽，而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罪证。
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认为，凡是穿得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衣服还打着赤脚的，就是贫下中农和工人，是好人；凡是穿着丝绸棉袄、皮大氅、西服、制服、旗袍、皮鞋、戴项链的就是地主和资本家，是坏人。电影、书籍和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这样表现好人和坏人的，从照片上看，杨父和杨母显然属于坏人的范畴。
实际上，杨父和杨母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是坏人，根据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造反派”将杨父和杨母的照片贴在大字报专栏上，供大家参观和批判。大字报专栏前挤满了看照片的人，开阳磷矿的大人小孩全都看过杨家的照片。我挤在人群中看照片和大字报，感到非常震惊，原来反革命和特务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离我们这样近。十一岁的我也相信杨父是特务，因为他穿的是日本鬼子的衣服；相信杨母是资产阶级小姐，因为她穿的是漂亮的校服、洋装、旗袍，还戴项链。我一个小孩子，不了解伪满历史，即便了解了没有意义，“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实际上，在伪满洲时，东北三省都接受了日本式的奴化教育，连我在农村上学的父亲都学过简单的日语。
“造反派”审讯杨父，逼他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历史反革命和反动学术权威，不承认就严刑拷打。杨父经常在公共场合被批判和体罚，双臂被粗大的麻绳反绑在身后，胸前挂着沉重的大牌子，任凭“造反派”用皮带、电线、棍棒抽打。
杨少凡是个倔强的女孩儿，经常去看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参加父亲的批斗会，她就是想知道父亲究竟犯了什么错误，究竟是不是特务和反革命。每当杨少凡出现的时候，开会或围观的人们立刻将视线转向她，观察她亲眼目睹父亲被批斗被体罚的反应。杨少凡亲眼看到“造反派”毒打父亲，将父亲吊在电线杆子上，用电线抽打，额头上流下的鲜血将眼镜都糊住了，从楼梯上往下拖，两个膝盖鲜血直流。“造反派”强迫杨父“坐土飞机”，杨父双腿跪在地上，“造反派”推着他在地上一个接一个地前滚翻。杨少凡泪流满面地在一旁看着，脑子里全是在电影上看到的重庆渣滓洞革命者和共产党人被严刑拷打的场面，而眼前看到的是“造反派”用同样惨无人道的手段对待自己的父亲。
一次，杨父被严刑拷打后，痛苦不堪，双眼紧闭坐在拘留室的地上，要求杨少凡带小弟弟来让他看一眼。少凡意识到父亲想自杀，她对着父亲吼叫：“你死了，就是畏罪自杀，就更说不清楚了，你让我们怎么办？你不能死，你要对我们负责！”
杨父被关押期间，杨母也被撤销了财务科会计师的职务，下放到采石场劳动改造。采石场的工作是三班倒，劳动强度非常大，还经常出事故，一次塌方，一个工人被砸死在杨母面前。
杨家调到贵州时，姐姐杨少华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在丹东矿务局上学时杨少华学的是俄语，开阳磷矿的中学没有俄语课，她就留在贵阳女中寄宿读书，没有亲眼看到家里的悲惨状况。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她被第一批送到农村插队。由于父亲的问题，历次招工、招生她都过不了政审关，一同下乡的同学陆陆续续地走了，剩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在农村一待就是八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弟弟杨少群只有七岁，最小的弟弟杨少杰刚刚出生。
杨父被关押，杨母在采石场劳动改造，把三个孩子扔在家中，十四岁的杨少凡承担起了照顾家和两个弟弟的责任。
“造反派”经常到杨家搜查，他们说杨父是特务，但始终没有证据，就一遍一遍地搜家，想找到子虚乌有的日本人的委任状。
大弟弟杨少群出生于1959年，经历三年饥饿时期，自幼身体就不好。“造反派”频繁地抄家、父母被野蛮批斗，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幼小孩子的面前，杨少群受了刺激，得了癫痫病。
杨少群经常犯病，家里没有人管，在外面玩着玩着就“扑通”倒在地上抽搐起来，满嘴冒白沫。一大堆人围观，看着他躺在地上挣扎，没有人帮助他，直到杨少群自己清醒后爬起来。“文化大革命”扭曲了人们的灵魂，有人看到杨少群遭罪，不但不同情，反而说反革命狗崽子罪有应得。杨少群无数次摔成脑震荡，头破血流，双目间歇性失明，满口的牙都摔断了。杨少凡经常背着大弟弟去医院看病，怀里还抱着小弟弟。
磷矿的幼儿园不接收小弟弟，因为他是历史反革命和特务的孩子。杨少凡想找个保姆带小弟弟，也没有人敢答应。杨少凡带着一个生病的大弟弟和一个婴儿小弟弟，给他们洗衣做饭，还要到拘留所看望父亲，给他准备吃的和穿的。
杨父总工程师的工资每月150元，杨母会计师的工资每月80元，这样的工资标准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文化大革命”之前，杨家的日子过得很阔绰。“文化大革命”后，杨父的工资被减少到18元，1970年杨父被开除公职和党籍，一分钱的收入都没有了，家中的存款全部冻结，全家人的生活就靠杨母80元的工资，还要赡养在老家的姥姥和奶奶。
杨父被开除公职后，“造反派”不准杨家继续住在13号楼，逼着杨家搬家。“造反派”冲进家里强行将家具搬出来，杨少凡拼命抵抗，用柔弱的肩膀顶住门，不让“造反派”进门。抵抗无济于事，“造反派”破门而入，将杨家的家具和用品从窗户往外扔。
杨家被迫搬到洋水河畔一个破旧的曾经是猪圈的油毛毡房子里，全矿的工业和生活用水都倾入洋水河，河水又臭又脏。紧靠着河边的家只有6平方米大，杨少凡在屋里安了一张双人床和一张上下床，就没有下脚的地方了。贵州经常下雨，油毛毡房子根本挡不住风雨，屋子漏得稀里哗啦的，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接雨的盆盆灌灌。风雨交加的时候，油毛毡的屋顶整个被揭开。夏季，洋水河经常发大水，杨家的屋子被大水冲了两次。油毛毡易燃，经常出现火险，杨母在劳动改造，照顾不了家，杨少凡带着两个弟弟过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日子。
杨家在油毛毡房子里整整住了十年，杨少凡自己动手在房子外面的空地上搭建了一间小厨房和一间小屋子，逆境让小小年纪的杨少凡变得坚强而泼辣。
大弟弟的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犯病的频率越来越高。杨少凡不能总跟着他，就用绳子将弟弟捆在椅子上，买了一根鱼竿，让他坐在床前，将鱼竿伸到河里钓鱼。弟弟有时坐着坐着就犯病了，一头栽在地上，如果家里没有人，就任凭屎尿拉在裤子里。
1971年磷矿开始招工，中学和高中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都参加了工作，当了工人。杨少凡找到招工办要求参加工作，招工办的负责人说：“你这个特务的狗崽子，想参加工作，门儿都没有。”
磷矿成立了一个青工排，是临时编制，专门收集家庭出身不好或被认定是改造不好的子女，让他们劳动改造。杨少凡加入了青工排，下井、修路、装车、卸车，什么样的脏活儿累活儿都干过。“文化大革命”前期，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跳舞唱歌，比起杨少凡，非常幸运和幸福了。偶尔在街上碰见她时，我没有一丝一毫的优越感，对她充满同情，有时甚至很内疚。同样都是花季少女，曾经生活在一个楼里，我们的境遇有着很大的差距。
杨少凡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儿，每次有招工或上学的机会，她都会去争取，明明知道没有希望，她仍然不放弃。每次希望破灭后，她都会跑到关押父亲的拘留所大哭大闹地谴责父亲：“你到底干了什么坏事？我的前途都被你毁了。”
杨少凡毕竟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杨少凡的老师们看到这样一个有才华的学生被耽误了，非常着急和痛心。“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子女为了表明对毛主席的忠诚，与父母断绝关系。一个老师甚至给杨少凡出主意，让她断绝家庭关系来保全自己的前途。当时有与家庭断绝关系的子女被树立为典型，被推荐上大学的例子。杨少凡没有这样做。
1972年，杨少凡十九岁时认识了罗，一个从外地招来的工人，非常同情杨少凡。杨父被开除公职和党籍后，杨少凡和母亲开始四处奔波，为父亲讨公道，到安顺县公安局、省公安厅、信访局、落实政策办公室等反映情况，要求调查杨父的问题，还历史以真面目。罗就陪着杨少凡和杨母跑，在杨少凡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候，罗走进了她的生活。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杨少凡不可能和罗走到一起。罗文化程度不高，但仗义，在危难时刻，在大家都对这个家庭避之不及的时候，他向杨少凡敞开了温暖的胸膛，让她感觉到有了依靠。我十分理解杨少凡和罗的感情，杨家的境遇对于一个女孩子太艰难了，是不可承受之苦。
一次上访中，杨少凡生病发烧，从火车上摔了下来，瘫痪了，在床上躺了半年。罗为她端屎端尿，背她上医院看病，给她洗澡，来例假时，为她换纸。病好后，杨少凡决定将一生托付给这个男人。
杨少凡将罗带到看守所去见杨父。杨父问：“是共产党员吗？是大学生吗？”杨父自己被共产党开除了，仍然要求自己将来的女婿要是一名共产党员。
得知罗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大学生，杨父坚决不同意杨少凡和罗好。杨少凡和父亲大吵一架，带着罗走了。
为了给父亲翻案，杨少凡三番五次找到贵州省有关单位要求调查父亲的案子并澄清事实。结果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殃及自己，有关单位要将杨少凡作为不可改造好的子女典型遣送下乡劳动改造。杨少凡被逼得走投无路，在磷矿待不下去了。
罗对她说：“到我家去吧，我在那里长大，有很多朋友，母亲也在那儿，可以对你有个照应。”
杨少凡嫁给了罗。
杨少凡离开了父母和两个弟弟，来到了距离磷矿200多公里罗的家乡安顺县。罗依靠关系，在当地为杨少凡找了一个小学代课老师的工作。杨少凡与罗的母亲在一起生活，住着简陋的木板房，用旧作业本糊墙。
代课老师的工资每月29元，杨少凡非常满足，生活虽然艰苦，但她终于可以有尊严地活着。这里的人不了解杨少凡的家庭背景，对她都很好。
杨少凡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兢兢业业，书教得非常好，深受学生家长的欢迎，被评为优秀教师和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在安顺县城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杨少凡1974年结婚，1975年生下儿子，那年她只有二十三岁。有了孩子后，生活就更艰苦了。丈夫的工资也很低，每月31.5元，自己留10元生活费，其余的全部寄给家里。
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杨少凡哭得死去活来，她认为毛主席死了，她父亲的案子永远弄不清楚了。
与此同时，在开阳磷矿，杨父被剥夺了纪念毛主席的权利。“文革”后期，杨父虽然没有被关押，但还是被监视和软禁。开阳磷矿召开“毛泽东追悼大会”，杨父做了一朵小白花戴在胸前，做了一个黑纱戴在左胳膊上，赶到追悼大会会场，站在队伍的最后面悼念毛主席。大会组织者发现了他，立刻将他赶走了。
罗仗义执言，结交了不少朋友。罗的朋友也都是与他一个层次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工人，平时在一起吃饭喝酒打牌，打牌的时候也玩点小钱。
1977年全国公安系统开展严打活动，罗的朋友打牌玩钱被抓了，揭发了罗，罗也被抓了，被判了八年徒刑。罗犯的错误并不严重，因为受到杨父的牵连，被从重从快地处理了。
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于1976年结束，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无处不在。罗被捕了，没有提审、没有法庭辩护，甚至没有逮捕证，没有走一点法律程序。人被关在哪里也不知道，杨两年多没有见到丈夫，没有听到丈夫的音信。
杨少凡为丈夫鸣冤叫屈，没有钱买车票，背着两岁的儿子徒步几十公里到开阳县法院上访。见不到丈夫，杨少凡背着儿子绕着可能是关押丈夫的拘留所转圈地走，唱着歌剧《洪湖赤卫队》韩英的唱段——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希望丈夫能听见。
杨少凡的口才非常好，有知识有文化，不哭不闹，说出话来有理有据，给开阳县法院院长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在杨少凡的努力下，法院改判罗四年有期徒刑。
罗坐牢了，杨少凡对他不离不弃，杨父逼着女儿与罗离婚，杨少凡坚决不从。
罗坐牢后没了收入，杨少凡的生活苦不堪言，连牙膏这样的日用品都买不起，长年累月用盐刷牙。吃不起肉，只有到了春节才会买一点猪下水吃。孩子生病也看不起医生，杨少凡自己买药给孩子吃。
直到1979年杨少凡才第一次见到被捕后的罗，罗生病了，住在劳改农场的医院，杨少凡带着儿子来看他。罗扑倒在杨少凡的膝盖上，放声痛哭半个小时，旁边的医生护士都跟着掉泪，坚强的杨少凡一滴眼泪都没流，还不住地安慰丈夫。
法院院长被杨少凡感动了，对罗说：“你将来一定要对杨少凡好，没有她就没有你。”法院院长后来成了杨少凡和罗的朋友。
杨父的问题一直到1979年年底才得到平反。
1979年12月31日，杨母亲自来到安顺告诉杨少凡她父亲平反了，杨少凡号啕大哭，泣不成声。
按照中央的政策，杨少凡可以回开阳磷矿安排工作，1980年，杨少凡和弟弟杨少青同时参加了工作。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到参加工作的1980年，整整十四年过去了，在苦海中煎熬的杨少凡终于拨开乌云见到了太阳。
1983年，三十一岁的杨少凡终于有了读书的机会，磷矿送她到贵阳会计中专学校学习了两年半，她的聪明才智在学校里得到了全部释放。
杨少凡认为是共产党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在学校里她加入了共产党。
杨父和杨少凡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后，还能保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党的忠诚，这的确也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真实写照。
杨少凡毕业后，一直做财务领导工作，是开阳磷矿公认的业务骨干。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人到中年的杨少凡仍然是一个乐观向上的人，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神话中说，凤凰每次死后，会周身燃起大火，然后在烈火中获得重生，并获得较之以前更强大的生命力，称之为“凤凰涅槃”。杨少凡就是这样一只浴火凤凰。
2008年，杨少凡退休了。
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杨父仍然活到九十岁高龄才去世，杨母还健在，这是上天给予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的补偿。杨少凡总说：“上帝还是公平的。”
杨少凡和罗一直不离不弃地生活到今天，两人之间仍然有差距，但并不妨碍他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大弟弟杨少群的病得到治疗，有了很大的改善，结婚生子，生活平淡但温馨。
小弟弟杨少杰非常有出息，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宁波办私人医院，很有成就，是杨家的骄傲。
最让杨少凡欣慰的是儿子长大成人，上了大学，事业有成，结婚生子，杨少凡和罗尽享天伦之乐。
军宣队
在全国陷入混乱，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时候，毛泽东派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被称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为“军宣队”，个人被称作“军代表”。
磷矿小小的山沟里进驻了上百个解放军，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0280部队”，驻地在离开阳磷矿几十公里的修文县马家桥。在我们心目中，这些解放军是毛主席派来的。
我们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也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课，主要是学习毛泽东选集和诗词，写学习心得。
军代表大多数从贫穷的农村出来当兵，文化不高，但我们听他们的，对他们的崇敬是由衷的，每天不厌其烦地去看解放军操练，男孩子们都争着和解放军交朋友。解放军有纪律，当兵的绝对不能与女孩子来往，单独说话都不行，女孩子们只能经常在一起议论哪个当兵的长得好看。
“军宣队”的总部设在我家对面的楼上，就是以前“红卫兵”的司令部。一些军官都住在那栋楼上。解放军刚刚进驻时，带来一个通讯班，成天在总部忙碌着安装电话和电台设备。通讯班里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兵，长得英俊极了。通讯班住在总部，与我家的凉台遥遥相对，两栋楼之间的距离只有大约五十米，我出现在凉台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小兵从窗户朝我们家张望。
我的一个女同学碰到小兵一次，就再也放不下了，常跑到我家凉台上看小兵，还总抱怨：“为什么我家不住在这儿？我家要是住在这儿就好了。”
小兵与我邻居家的男孩儿洪喜交了朋友，女孩子们经常向洪喜打听小兵。
不久，电话和电台都安装好了，小兵要走了。
临走的前一天，我又在凉台上看到了小兵。小兵伫立在窗台前一动不动地朝我家凉台看着，看得我心里直发毛。我在屋里和凉台之间来回走动，想看看小兵到底要站多久。邻居大嫂和菊秋发现了这一个异常情况，也跑到凉台上观望。小兵站了约两个小时，终于消失了，我心里顿时十分失落。
第二天我和同学们去欢送通讯班，通讯班的战士们全副武装地排成一队，听着班长的口令。小兵目视着前方的班长，他知道我和同学们在旁边看着他，但他必须目不斜视地听班长的口令。电话班的战士们上了一辆军用卡车，在汽车启动的一刻他看了我一眼，眼睛中有泪花闪烁。
小兵给洪喜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你、我和和平都很年轻，只有十五六岁，是革命的接班人，我们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我没有想到小兵会在信中提到我，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看得出小兵喜欢我。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每当想到小兵，我心里都会很甜蜜。
我经常给解放军们演出，很多战士都知道我。
我是个人来疯，上台演出特有激情，总是能演出好的效果，在磷矿和驻军部队中小有名气。
因为我年龄小，很多年龄稍大的军官不避嫌，见到我总是流露出由衷的喜爱，我感到很幸福，能够让解放军喜爱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那时妹妹很小，只有七八岁，她经常莫名其妙地收到解放军战士送给她的糖果，她说那些解放军战士对她好是因为喜欢我。
我小时候皮肤很干燥，冬天的时候，手和脚总是裂很多大口子，有的口子大得像婴儿的嘴。每到冬天，手指头和脚后跟总是缠着很多胶布。驻军部队有一个军医，他给我每个手指头和脚后跟抹上凡士林，再用纱布仔细地包扎好。
解放军参与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并且陷入派性斗争，不少人对“军宣队”恨之入骨。我对解放军的感情与他们有较大的反差，与我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有很大的关系。
在贵州普通话说得好的人凤毛麟角，我普通话说得好，这在当时很有优越性。
驻军部队的团部距离磷矿几十公里，有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经常到磷矿演出，磷矿宣传队也经常到部队演出。我和他们不说话，因为这个部队没有女兵，宣传队队员都是男兵，大都是部队专门到贵阳市招的“文艺兵”。
他们很有表演天分，可是没有一个人的普通话说得比我好，因此他们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好奇心。部队宣传队的导演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军官，特别喜欢我。每次部队文艺宣传队到磷矿演出，他就在舞台一侧给我放个小板凳，让我能近距离观看演出，宣传队的队员在演出间隙总是没事找事地与我搭讪。
磷矿宣传队的军代表叫田苗，我们都叫他田代表，负责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田代表和蔼可亲，人极其厚道，大家都非常喜欢他，有什么心事都去向他倾诉，宣传队的很多队员是他亲自招来的文艺工。我练功特别刻苦，经常得到田代表的表扬。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好好地工作，以后我介绍你入团。”解放军要做我入团的介绍人，我很激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共青团被“红卫兵”组织取代，当时有要恢复“共青团”组织的说法。
田代表是排长，可以谈恋爱，我们几个女孩儿撮合他和宣传队一个大姐姐好。我特别喜欢田代表，就主动充当“介绍人”，可惜大姐姐没有看上他。
部队撤出磷矿时，田代表必须随部队走，离别时，我们都哭成了泪人。
还有一个军官，是个营长，忘了他姓什么，见到我总是很热情地打招呼。部队调他到贵阳的一个工厂支左，我们去欢送，他对我说了好多话，意思是让我好好学习，好好练功，说我将来会很有出息等等。
不久，噩耗传来。他到一家制造武器的工厂视察时，工人们实验自制的手榴弹，出了事故，他被手榴弹炸死了，全身上下有四十多个弹片。
我专程去贵阳参加了追悼会，看到他那曾经英俊逼人的脸变得面目全非，恍如隔世。
革命芭蕾舞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会唱歌跳舞有很大的优势。那时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一个公社或一个军区的宣传队都可以演出一整台的样板戏。
江青挑选了两个芭蕾舞剧和六个京剧，精心炮制成八个革命样板戏。在当时中国的舞台上，只能上演八个样板戏，因为只有这八个样板戏符合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标准。全国各单位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都在演样板戏。我本人演过样板戏中的很多角色。
八个样板戏被拍成了电影，开阳磷矿的露天电影院只要放电影就是八个样板戏，我们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能熟记八个样板戏的音乐和台词。
宣传队决定排练八个样板戏之一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序幕和第一场，让我演女主角“喜儿”。
我在贵州深山中长大，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芭蕾舞，一点基础都没有。开阳磷矿为了支持宣传队的排练，特地调来芭蕾舞剧《白毛女》的电影，让我们跟着电影模仿，又让我们去贵阳向部队宣传队学习。
那时候，人的胆子很大，认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得倒的。年轻人只要有机会，就学习吹拉弹唱和跳舞。一时间，全国涌现出了大量的文艺人才。中国人真是很不得了的，只要想做的事情，就没有做不到的。大企业或部队宣传队都有一个管乐队、弦乐队或管弦乐队，都是业余的。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强化学习一种乐器，最后愣是能演奏下来全场的舞剧或京剧。
贵州有很多军工厂，当时为了战略上的需要，很多军工厂被迁移到贵州的大山里，能够到军工厂工作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我的很多朋友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被招到军工厂工作了，这些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文艺天分的朋友，居然成了军工厂的文艺骨干，排演了一整场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回家探亲时，提着舞鞋到我家跳给我看，居然像模像样的。
只要有学习的机会，我就不放过。
贵阳轴承厂宣传队来磷矿演出《白毛女》，演喜儿的女孩儿跳得特别好，我特别羡慕她。宣传队安排我向她学，女孩儿特别骄傲，看不起我，觉得我是乡下的，态度特别不耐烦。她态度越不好我越紧张，总也学不会，急得直哭。我第一次听说跳芭蕾要开胯，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哪里知道这个？所以我们跳芭蕾舞没有“范”儿。
我特别刻苦，每天练功和排练十几个小时，只要有学习的机会我就不放过，渐渐地我找到了感觉，跳得有点模样了。
矿山到农村知青中招“文艺工”，有艺术才能的知青首选是到部队当“文艺兵”，当不了兵的，能当上“文艺工”也特别让人羡慕。
一天宣传队里来了两个大男孩，一个叫徐梅麟，一个叫傅阳。徐梅麟曾在贵阳六中宣传队跳“大春”，傅阳是徐梅麟的同学，在宣传队搞舞美。他俩由于出身不好，招文艺兵或文艺工政审总是不合格。他们的同学陆陆续续返城了，他俩还留在农村。有人向军代表推荐了他们，军代表同意让他俩来帮助我们排练《白毛女》。
我希望军代表和磷矿领导能留下这两个特别有才华的大男孩，看到他们俩特别卖力地表现和渴望留下的眼神，我很难过。
那时我十六岁，他们也就二十岁出头，经过农村艰苦生活的磨炼，他们显得很成熟。
徐美麟会跳《白毛女》所有的角色，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完成了序幕和第一场的排练。我的脚背天生长得不好，不适合跳芭蕾。我特别刻苦地练习，练得脚趾头鲜血直流，指甲都换了几次，最后终于可以用足尖跳了。
第一场演出大获成功。我在舞台上跳着，听见第一排的一个女孩儿大声说：哎呀，跳得跟电影一样好！
我特别享受跳“喜儿”的这个过程，觉得自己就是喜儿，跳得特别投入。
剧情简介：
序曲、序幕：压不住的怒火
解放前，黄世仁家大门口。被残酷压迫的农民们，被鞭笞着走过黄家大门。歌声：“多少长工被奴役，多少喜儿遭迫害。诉不尽的仇恨啊，汇成滔天江海！”
第一场：深仇大恨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杨各庄，杨白劳家，除夕。
喜儿正欢欢喜喜准备过年，杨白劳躲债刚回来。恶霸地主黄世仁带狗腿子穆仁智闯进杨白劳的家，要逼喜儿抵债。杨白劳坚决反抗，被活活打死。王大春和乡邻们赶来，黄世仁开枪阻住众人，硬把喜儿抢走。
王大春等要和敌人拼命，地下党员赵大叔劝阻，指点他们去参加八路军，闹革命。
舞台上喜儿被黄世仁家的打手举起来抬下了场，我的戏份就演完了。
这时候，我都会蹲在边幕旁边，抱着双膝，看完结尾的群舞部分。每次完成舞蹈，我都大汗淋漓，心里却是十二分的幸福，这种疲惫让我十分有成就感。
那时男孩儿女孩儿授受不亲，排练时，大春和喜儿的手从来没有按剧情的要求握在一起，只有在正式演出时才握。
徐美麟只是导演，一般不亲自演出，只有一次，他跳了大春。序幕结束时，全体演员做造型，喜儿右脚足尖立地，右手搭在大春的肩膀上，左腿向后抬起，这时大幕缓缓闭上。负责拉幕的小姑娘看徐美麟跳舞看呆了，忘了拉幕，我坚持不住了，小声提醒：拉幕！拉幕！结果前面的观众都听见了，笑了起来，演出后军代表把我俩狠批了一顿。
能够与徐美麟同台跳舞，我感到很兴奋。
徐美麟和傅阳最终还是由于政审不合格没有留下来，他们走时，我哭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无数次在梦中跳《北风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是一场灾难，而在宣传队跳舞的日子，让我对那个年代有一丝美好的回忆和怀恋。
个人崇拜
“三忠于四无限”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个人崇拜的极端表现。“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还有“四伟大”，我们称敬爱的毛主席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天天读”就是天天都要读毛主席的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老百姓几乎人人都有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在学校、工厂、军营、田间、地头，每天都可以看到中国人在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
1971年我十五岁参加工作的时候，每天除了上班以外，晚上还要集中起来政治学习，学毛主席语录和著作，读报纸或开批判会。单位有一个姓黄的老工人不识字，一段毛主席语录也背不下来。每晚政治学习我们都要强迫老工人背语录，背不下来我们就批判他对毛主席不忠。这位老工人恰巧是我的邻居，每天见到他我都问：《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你背下来没有？
我们开会或政治学习，第一件事情就是背《毛主席语录》。通常大会主持人会说：请翻到第一页第一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群众齐声背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将《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只要说第几页第几段，立刻可以背出内容，根本不需要翻开语录，学校或工作单位经常检查学生或职工是否能背诵毛主席语录。
“早请示晚汇报”是每天都要进行的一种政治仪式，每天起床后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一天工作、学习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如果犯了什么错误做了什么错事，要站在毛主席画像前向他老人家检讨自己。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忠字墙”，贴上毛主席的画像和“忠”字。这种“早请示晚汇报”在家里做了一遍，到工作单位或学校还要再做一遍。
我的声音响亮，经常被挑选出来带领大家“早请示晚汇报”。大家面对毛主席画像站立，右手握着《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我大声说道：“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有人高举并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同声呼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继续说道：“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所有人再次同声呼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我再带领大家根据当天形势读几段《毛主席语录》。如果做一项艰苦的体力劳动，通常我们会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要开批斗会，就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做这些的时候，我是很虔诚的。
个人崇拜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人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很多工厂都制作毛主席像章，开阳磷矿的车间也不例外。我也参与制作毛主席像章，用注射器将红色液体颜料涂到毛主席像章的毛坯上。毛主席像章的款式各种各样，大的像一个盘子，挂在胸前，将整个胸部都挡住了。有人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热爱，在胸前佩戴几十个像章。我亲眼看到一个老头儿将几十枚像章别在肉体上，整个胸部都发炎化脓了。
“忠字舞”将个人崇拜推到了极致。“忠字舞”是一种狂热地表示对毛泽东忠心、忠诚的集体舞蹈，是人人必跳的。每天早晨，随处可见到跳“忠字舞”的男女老少。学生们上课前要跳上一段“忠字舞”；工人们上班前要跳上一段“忠字舞”；机关干部做间操要跳“忠字舞”；在广大农村，社员们在劳动之余，也要在田间地头跳“忠字舞”。
红卫兵在各个路口设岗，拦截过往行人，让他们跳一段“忠字舞”，方可通行。对于不会跳的，则让他们就地学习，学会了才能放行。红卫兵到火车站拦住乘客，让他们跳“忠字舞”，不会跳，红卫兵就教他们跳，不学会不让上火车。
跳“忠字舞”的场面很壮观，气氛也很感人。千千万万的人们，男女老少，工农商学兵，每人手握红宝书边跳边唱：
敬爱的毛主席，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我和妹妹都是跳“忠字舞”的教练，到处教人跳“忠字舞”。妹妹那时才四五岁，到父亲工作单位教工人跳“忠字舞”，父亲回到家里还在练习。我和妹妹因为会跳“忠字舞”，走到哪里都非常受欢迎。
这种个人崇拜的极端活动持续了约有四年时间。
敢骂毛主席的女孩儿
妹妹比我小八岁，“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她只有三岁。在她约四五岁的时候，一天我和邻居女孩儿菊秋在我家聊天，妹妹坐在旁边一个小板凳上，专心地听我们讲话。我和菊秋聊得起劲，根本没有注意她的存在。
我们正聊着，突然听到妹妹嘴里蹦出一句：“毛主席是大坏蛋！”把我吓死了，这还得了？如果邻居女孩儿去报告了，我们全家都要遭殃，没准儿还会坐牢。
我假装没有听见妹妹说什么，但抬高了嗓音，继续大声地与菊秋说话，想掩盖住妹妹的声音。
妹妹看我们没有注意她，更加大声地喊了一句：“毛主席是大坏蛋！”
这下我和菊秋不能再装着听不见了，菊秋吓得脸色发白，带着恐惧的表情飞快地跑了。
我举着拳头对妹妹说：“你再敢说一句，我就打死你！”妹妹不吭气，小眼睛骨碌转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提心吊胆，担心菊秋去告发。我没对父母说，我不敢说也不能说，因为我不能重复妹妹的“反动口号”。
菊秋没有去告发，她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要知道，在中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八岁的小女孩，被怀疑写了“打倒毛主席”的反动标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监狱，还被押到刑场做死刑犯的陪绑者。
那时候，全家人白天晚上都在干革命，没有人管妹妹，她骂毛主席的动机只不过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那时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折报纸，正好折在毛主席照片的脖子部位，立刻被抓起来，罪名是想谋杀毛主席。写字不小心，将毛主席的照片弄上了墨水，或不小心坐在毛主席的照片上，都是天大的罪过，轻则被批斗，重则坐牢甚至判死刑。
妹妹的一个叫腾淑燕的同班同学，因为在毛主席语录上乱画，几岁的孩子就被批斗，还被同班同学用红缨枪押着游街。
疯狂的年代扭曲了中国人的心理。
很多小孩子想：如果写了反动标语会怎样呢？
妹妹上小学的时候将“打到某某某”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放在炉子里烧了，过后的几天她一看到警察就以为是来抓她的。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关于为什么毛主席决定将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记载最多的有两种说法：
一是看到红卫兵运动失控，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
二是为了解决城镇学生的就业问题。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中央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8年暑期，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1966年、1968年和1969年的高中毕业生都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无论事实怎样，有一点是真实的，有很多热血青年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主动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到广阔天地练红心。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们不会去想毛主席这样做的目的和动机，毛主席说什么都是对的。
我的好朋友胜明是千千万万个知识青年的一个典型代表。
1968年9月的一天，胜明骑着自行车在贵阳的大街上看大字报，遇到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庆祝毛主席发表了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
这条最新指示关系到胜明和千千万万个学生的命运。
胜明立刻加入到游行队伍中。
胜明思考了几天，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胜明绝不会犹豫的，之所以考虑了几天，因为她是黑七类子女。第一批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是很光荣的，胜明不知道这样的荣誉会不会落到一个黑七类子女身上。
胜明父亲是贵州省农学院的院长，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胜明母亲是一个革命战士，在解放战争中身负重伤，是革命伤残军人，却被诬陷为“革命的叛徒”，被关进了牛棚。
胜明回家对父亲说：“我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父亲说：“你要想好了，想好了就不要当逃兵。”
胜明去牛棚看望母亲，告诉母亲她要下乡的决定。
母亲：“好！放心去！爸爸妈妈都没有问题，现在是党在考验我，我不是叛徒，一定会经得起党的考验，会得到平反的。和我们的许多战友比起来，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我们还活着，没有被敌人抓过，没有接受过严刑拷打，现在接受点考验也是应该的。”
母亲还告诉胜明她在牛棚生活得很好，每天还能得到七颗花生米吃。
有了父母的支持，胜明义无反顾了。
胜明向学校工宣队递交了申请书，学校还没有开始动员学生上山下乡，胜明第一个递交了申请书。
工宣队负责人说：“你着什么急呀，你这个黑七类，就是想捞革命的稻草。”
胜明也不含糊：“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不批准，你就是上山下乡的绊脚石。”
工宣队负责人坚持认为胜明是为了捞革命的稻草，不批准她的申请。
胜明找到贵阳市知青办的负责人，表达了上山下乡的坚决态度。
知青办负责人说：“只要你的学校开个证明，证明你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就行。”
胜明说服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给她开了个证明，胜明拿着证明到市知青办的时候，报名已经结束，工作人员正准备离去。胜明在最后一分钟报上名，终于如愿以偿，成了贵阳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学生。
胜明清楚地记得她是1968年10月5日离开贵阳的。贵阳市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第一批169个中学生和高中生乘着几辆大卡车缓慢地从市区出发，成千上万的贵阳市民跟着卡车步行了一个多小时，人群中有她的姐姐、小叔叔和一个好朋友。汽车加速驶向不同的方向，169个孩子被分配到不同地区，都是贵州省最艰苦的地方。
胜明和二十几个学生被分配到黔南州平塘县卡蒲乡课寨村，是毛南族居住的地方，距离贵阳市200公里。当时贵州的交通条件十分恶劣，200公里路程开了一天半。汽车开到卡蒲乡，将学生扔下，贵阳市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将学生交给课寨村来领学生的几个老乡，就走了。
一群学生背着行囊，手里拎着装有脸盆和洗漱用具的网兜，最小的十四岁，最大十九岁，跟着几个老乡，徒步了一个半小时，翻了两座山，来到了课寨村。
胜明在这里当了五年的农民。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此后，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中国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后来工厂和矿山开始招收工人，两年后的1971年我参加了工作，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那年我十五岁，初中还没有毕业。
当兵的梦想
“文化大革命”中，年轻人有三条主要的出路，参军，当工人和下乡，参军是首选。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当兵光荣，一个家庭里有一个当兵的，全家都光荣，政府要敲锣打鼓地送上“光荣之家”的红色牌匾。只要看到哪家的门上方挂着红色牌匾，就知道这家有人当兵，人们会肃然起敬。
“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的威信更是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十二岁那年，磷矿的红卫兵到贵阳去参加“春雷广场”毛主席塑像落成典礼庆祝游行。磷矿的“红卫兵”要在“春雷广场”走一个队列方程式。我们穿着裁缝或家长给做的或在商店买的土军装，扎着皮带，带着军帽，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当兵的。
我们在半夜乘上“解放牌”大卡车，冒着大雨行驶到了天亮才到贵阳，一个个都淋得跟落汤鸡似的。
那天有很多解放军来参加庆祝仪式，我只要见到一个当兵的，就立正给人家行一个军礼，搞得好多军人莫名其妙。街上的人看着我直乐，也有赞叹不已的。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一个浑身上下都湿透的黄毛丫头，戴着一顶帽檐耷拉下来的假军帽，一本正经地见一个军人就敬一个礼。后来我看到一个军官走过来，就迎上去给他敬了个礼，他给我还了一个礼，到现在我都记得他的模样。
军装、军帽和军用皮带是青少年梦寐以求的，一些青少年为了得到正宗的军装会去偷去抢。一次，我向到磷矿招兵的军官借了一根军用皮带去贵阳演出，结果皮带被偷了。回来后我痛哭着向军官道歉，军官说没有关系。这个军官本来特别喜欢我，还说如果不是只招男兵，他一定会将我带到部队去，丢了皮带后他就再也不理我了。我还遭到一帮男红卫兵的攻击，谴责我把解放军的皮带弄丢了。
军管时，开阳磷矿小小的夹皮沟里驻扎了上百个解放军。对我们来说，那些年轻、幼稚、没有多少文化的解放军战士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从心底羡慕他们。
如果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该有多幸运！
最让青少年羡慕的是那些“文艺兵”，部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学校、工厂、农村招收“文艺兵”，那些美丽帅气的少男少女穿上军装神气极了。
我的好朋友芳芳的嗓子特别好。在我们很小的时候，芳芳的大哥就被招到贵州省艺校学声乐。受哥哥的影响，芳芳也喜欢唱歌，有哥哥指导，芳芳唱歌的水准非常专业。
我们都是磷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我对芳芳佩服得五体投地，成天跟她黏在一起，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有一天，突然找不到芳芳了。她家里的人说她上贵阳看病去了。
过了几天，她出现了，一脸兴奋地告诉我她到贵阳去考文艺兵了。
她说部队的人还要到磷矿来对她进行复试，到时候，她会将我介绍给他们。
部队来人那天，我与“宣传队”跋山涉水到一个工地演出去了。那天下着雨，我们来回徒步走了几十公里。返回磷矿时，每个人都杵着一根树枝当拐棍，浑身上下都是泥水，狼狈不堪。
当列队走到磷矿招待所的时候，突然听见一个女高音在大声地喊：“和平！和平！和平！”抬头一看，只见芳芳和两个解放军军官站在招待所楼上的平台上，两个军官盯着我打量。
我狼狈的形象没有给两个军官留下好印象，他们连考都没有考我，而且人家就是冲着芳芳来的。
芳芳被那两个军官招走了，她哥哥也当了文艺兵。
我也考过几次文艺兵，都没有录取。我考试的时候没有平时在舞台上表现得那样好，在山沟里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所有的舞蹈都是自己模仿着学的，跳得比较好的时候，部队已经不再大规模地招文艺兵了。后来遇到过曾经考我的部队宣传队领导，很后悔没有接收我。我曾经去贵州省军区看军区宣传队排练，觉得那些女兵没有我跳得好，可个个都骄傲得不行。看到她们，触景生情，我坐在军区门口的草地上哭了半天。
我最后一次参加考试，自我感觉良好，考我的军官也说很有希望，但等了好长时间没有结果，就彻底死心了。
一天，一个解放军军官专程来磷矿告诉我说部队宣传队录取我了，过几天就会有入伍通知书，让我不要灰心，耐心等待。
消息在磷矿传开了，几个同学来看我，走到我家楼下的时候说：“刘平没准儿现在都穿上军装了。”
结果部队取消了这次招兵计划，我与当兵擦肩而过。
很多去当兵的人都具有传奇色彩。
我的中学体育老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个子有两米高，被部队招去打篮球了。
有一个会画画的美术老师，磷矿巨幅的《毛主席去安源》是他画的，也被部队招走了。
一个朋友，现在是中国政府的一位高官，会拉大提琴，当时他是下乡知青，部队的苏联产小轿车“伏尔加”直接开到地头把他拉到部队。还有一个好朋友现在是北大的教授，会吹黑管，也被部队招去了。很多年以后，我知道他们都是芳芳的战友，在同一个部队宣传队生活了好几年。
我经常梦见自己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天啊，那种喜悦和自豪的心情无法言表，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醒来。
芳芳参军后，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贵阳的一个军队医院，她声带长了小结，在军队医院住院动手术。我从见到她到离开的几个小时内，眼睛一直含着泪水。
芳芳回家探亲的时候，我和她的家人到火车站去接她。芳芳见到她父亲时，“啪”一个敬礼，父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与自豪，我羡慕得几乎要窒息了。
从火车站走到她家，一路上所有的人都在看她，都在夸奖她，家门口围了一群小孩，要一睹女兵的风采。
我上大学后就彻底死了当兵的心，但还是热爱当兵的。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就找了一个当兵的做男朋友，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我与前夫结婚多半也是因为他是当兵的。
前夫的父亲曾经是部队的医生。那时候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如果老子是当兵的或在部队有很强硬的关系，家里的子女当兵就容易得多。前夫家两个兄弟都当了兵，前夫弟弟当兵的时候只有十四岁。
北京首批红卫兵，由于他们父母的关系，有很多都当兵了。
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我们是磷矿职工的后代，根据当时的政策，不需要上山下乡，而是接工人阶级的班。
我应该是1971年7月中学毕业。1971年5月磷矿招工，我和很多同学中学没有毕业就当上了工人，我只有十五岁。
当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了，学校已经开始上课，尽管学习的内容还是很革命的。我已经开始认识到学习对前途的重要性，想继续上高中。我最终决定参加工作是想在经济上帮家里一把，我们家四个孩子，我是老大，爸爸妈妈也希望我参加工作。我们同学中只有少数的几个继续上了高中，我十分羡慕他们每天背着书包上学校。
我们同时被招工的有上百个小孩，年龄从十五岁到二十岁，实行军事化管理，所有的新工人都在“青工连”劳动锻炼一年。
我们白天干着超强度的体力活儿，修路、搬运、抬木头、装车皮等。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读报纸或斗争“走资派”。
磷矿有个老工人叫陶德臣，是个德高望重的老模范，他教我们新工人抬木头和码木头，那些木头是井下巷道用的坑木。我总和陶德臣搭档，一根木头起码有五十公斤，我抬小头，他抬大头，我们一老一小配合默契。他在人前人后总夸奖我干活儿不惜力。我那时身体很单薄，却十分要强，每天干八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每月工资18元人民币。
我们用镐头开凿一面山，用开凿出来的土和石头修公路。我们用铲子把土和石头装进板车里，一个板车约装一立方，由三个人推一辆车到正在修建的公路上，将土和石块填在公路上。
我干活儿不惜力，拿着镐头挖山不止，每次抬起头来都能看到有人在盯着我看，脸上流露出惊讶的表情。他们以前看到我时要么在舞台上跳舞唱歌，要么挺胸抬头目不斜视地行走在大街上，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娇气高傲的女孩儿，谁都没有想到，我干体力劳动的时候，勤奋得像个“疯子”。
我后来经常想，如果小时候没有这样超强度地干活儿，我的个子可能还会长高一点。
在“青工连”劳动锻炼的一年虽然非常辛苦，心情却很愉快。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我的乐观，我喜欢革命大家庭的氛围。
我太年轻，不知道什么是痛苦，更重要的是我怀揣着理想，对未来有无限美好的憧憬。
我们三个女孩儿推车用力过猛，跑的速度跟不上车的惯性，一松手，整个板车翻倒到坡下。看到板车连翻几个跟头栽到沟底，三个女孩儿乐得哈哈大笑。
突然，有人大吼一声：“你们笑什么？”
是我们的“青工连”的领导，曾经是“造反派”的头头儿。我们吓得急忙跑下沟里去捞板车，一个女孩儿有些胖，慌慌张张像个企鹅一样往坡下跑，我和另一个女孩儿又忍不住大笑起来。
领导气急败坏地大吼：“还笑！你们看到国家的财产掉到沟里去了还要笑，你们的立场到哪里去了？”
当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干活儿热了，一个女孩儿将毛衣脱下来放在一旁，干完活儿后去取毛衣，发现毛衣上有一颗扣子不见了，就怀疑有一个女孩儿偷了。两个女孩儿吵起来，后来就打起来了。
当天晚上“青工连”开大会，批判我们三个女孩儿见到国家财产受到损失不但不心疼还哈哈大笑。经过“青工连”领导的动员，大家发言很踊跃。一个女孩儿发言说：“你们看到国家财产受损失还要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如果你们不悬崖勒马，不积极进行思想改造，将来如果发生了战争，你们就会变成叛徒。”
我们三个女孩儿都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为自己犯的错误很痛心，但心里都不服气。
第二天，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一颗纽扣和一个板车引起的深思》。“大字报”剖析说：“一颗纽扣只值几分钱，是私人财产，丢失了，失主大吵打闹，还打架。一个板车值几百块钱，是国家财产，三个女孩儿看到国家财产滚到山坡下面，不但不心疼，还哈哈大笑。如果容忍这种思想发展下去，我们就会变成修正主义，中国就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我们被连续批判了好几天。
新工人在“青工连”集训了一年后被分配到各个车间当学徒，有学电工、钳工、车工、刨工的，还有学开汽车的。这些都是好工种，能学到技术。
我和几个女孩儿被分配到了炸药库加工炸药，这是一个劳动强度大但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
炸药库建在离矿区几公里远的山沟里。我们是三班倒工作制，我是其中一个班的班长，每天开着手扶拖拉机去更远的一个仓库装运炸药的原料硝酸铵，拉到制药车间，自己装自己卸，每袋硝酸铵50公斤。
我现在很难理解当时胆子怎么这样大。用两个小时学会开手扶拖拉机，就敢上路了，而且是在陡峭的山路上开，路的一边是山崖，一边是深沟。
工人们将硝酸铵、锯末和柴油按比例在大铝盘子里配好，送到高温车间的烘药床上烘干。烘药床高达摄氏100度，室内的温度起码也有摄氏50度。工人们每隔十分钟就要进入高温车间翻一次药，翻一次药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药烘干后，我们用纸浸上滚烫的蜡，将炸药卷在纸里，做成筒状。
时不时，我还要与一两个工人带上炸药和雷管找一个空旷的地方试验产品的爆炸性能。
我们的劳保用品就是工作服、帽子、胶鞋和口罩。每个月有7元钱的高温作业补助。车间旁边有公共淋浴，能每天洗澡，我觉得很幸福。我们没有意识到工作环境有多恶劣，加工炸药是否对身体有危害。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便血，公共厕所里经常看到红红的一片，但没有人在意。
三班倒劳动非常辛苦，强度很高，下班后就想睡觉，什么都不想吃。母亲用我的高温补助买了很多鸡蛋，我经常是一日三餐九个荷包蛋，其他什么也吃不下。
我最害怕的是上夜班。夜里11点正睡得香的时候，母亲叫我起床。有时和工友约好时间一起走，有时自己走。几公里的山路黑漆漆的，周围静悄悄的，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感觉到心脏跳动的声音。山坡上的坟地闪着磷火，把人吓得半死。
我的理想是当文艺兵，理想和现实相差甚远，我感到快要崩溃了。即便这样，我的心中还是揣着梦想，写了一首诗《我是工人又是兵》来鼓舞自己：
戴上蓝色的工作帽，
一双明亮的眼睛使人想起战士在站岗，
守卫着祖国的边疆。
手中的翻药铲好像战士手中的抢，
人家说她像个兵，
她心花怒放更加英姿飒爽。
我是工人又是兵，
时刻准备上前方！
在炸药库工作了半年后，我被调到一个采区当电工学徒。
电工是矿山最好的工种，极少有女孩儿当电工，尤其是在井下作业的电工，一个女的都没有，我是磷矿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女性井下电工。我喜欢干与众不同的事情，特别珍惜这个机会。
到电工班报到的第一天，就遇到了尴尬的事情。电工班的班长指名让一个三十多岁的名叫朱志德的电工当我的师傅，他坚决不干，和班长吵了起来，当着我的面摔门而去。他不接受我这个徒弟的理由是我曾经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跳舞唱歌，他认为抛头露面跳舞唱歌的女孩儿都不正经，他不愿意当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儿的师傅。最后，班长亲自当我的师傅。
我特别热爱我的工作，每天早早地来到车间打扫卫生，生炉子，烧开水。我努力学习数学、物理和电工原理，练习缠线圈、剪钢丝、爬水泥电线杆。我练过舞蹈，腿脚灵活，最好的爬电线杆的纪录是：10米高水泥电线杆，一分钟上下。
我的所作所为终于感动了朱志德，他心照不宣地成了我的师傅。有一次，我在电线杆上高空作业，突然下起了大雨，电工班的人都跑去躲雨了，只有他淋着大雨，站在电线杆下陪着我完成工作。
我学的是井下电工，经常要到井下作业。有一个矿井报废了，电工班全体人员下井回收电缆。井下的照明设备已经撤除了，我们带着煤矿工人用的矿灯下井作业。我们五六个电工，间隔相等的距离，将几百米的电缆扛在肩上往井口拖。我的力气小，几乎是让惯力拖着走，脚步踉踉跄跄的，身体一会儿撞着左边的井壁，一会儿撞着右边的井壁。就这样，我们连续工作了一个星期才将所有的电缆回收完，我的工作服被矿灯电瓶里的硫酸烧了好些洞。
在电工班工作的日子是除“宣传队”以外最愉快时光，我喜欢这个工作，每天可以学到好多知识，觉得特别充实和幸福。我感觉我可以当一辈井下电工。
畸形的男女关系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电影、书籍或文艺作品都没有爱情情节。
我们认为男女关系是很肮脏的事情。如果男孩子追求女孩子，女孩子会当面或写信骂他是臭流氓。正儿八经谈恋爱的男女也是偷偷摸摸的，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宣传队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好上了。
男孩儿林祥是从外地招工到磷矿的，二十出头，多才多艺，是宣传队的导演和台柱子；女孩儿月季是磷矿子弟，十八岁左右。
宣传队到贵阳演出，林祥和月季两人悄悄地约会，怕被人看到，就一前一后离开了宣传队住的招待所。没想到，恰恰让我们几个也准备上街的女孩儿看见了。我们尾随他俩走了好久，想看看他俩什么时候走到一起。
他们俩恋爱是我们经常议论的话题。
俩人在林祥的单身宿舍发生了性关系。
未婚前发生性关系是天大的事情，要很勇敢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那个年代，人的革命意志可以战胜七情六欲。
一次林祥和月季发生性关系时，被工人“造反派”抓了个现行。“造反派”将林祥押回工厂，将月季押回学校，月季已经初中毕业，没有工作，还归学校管。
月季的弟弟看到姐姐被关在学校一间教室内，哭着跑回家通知父母。
月季父亲火急火燎地跑到学校将女儿领了回来，为了保护女儿，月季父亲逼女儿说是林祥强迫她的。
林祥跑到月季家里，跪在月季父母前请求他们将女儿嫁给他，月季父母坚决不答应。月季如果结婚，就不能参加工作，当时招工只招未婚青年。
开阳磷矿招工时，宣传队的学生都参加了工作，月季因为“作风败坏”没有资格参加工作。
每次我看到月季的时候都会感到心痛，认为月季一辈子都完了。她的父母和弟弟们都因为她而抬不起头来，后来她被父母送回老家去了。
我的朋友薇薇的故事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一个叫佳华的男孩儿给薇薇写了一封信，让她晚上到“铁路”上幽会。
当时磷矿正在修铁路，宽阔的铁路路基成了男女青年遛马路约会的地方。我们要是说碰见谁在“逛铁路”，就是在说一件不太光彩的事。
佳华是一个高高大大的漂亮男生，不爱学习，特别调皮捣蛋，在我们眼里是个“坏孩子”。
薇薇将信交给了学校的军代表，军代表出主意让薇薇如期赴约，并安排一些战士和学生埋伏在铁路路基旁边，等佳华一出现，走近薇薇，就将他抓住带到学校去审讯，罪名是给女生写情书。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薇薇被军代表和同学们保护着，怕佳华报复。
我有一个在贵阳某厂的朋友给我讲了她本人的故事。
她参加工作后找了一个男朋友，是一个从农村招来的工人。他们俩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没有正式举行婚礼，那时候男女只有在婚礼后才同居。
我的朋友是一个活泼开朗美丽的女孩儿，很招人喜欢，是厂里的宣传队骨干。男朋友是个老实巴交的内向的男孩儿，看到女孩儿在宣传队出头露面，与男同事说说笑笑，心里很不是滋味。男孩儿的工友出主意让他想办法将生米做成熟饭。
男孩儿经常上夜班，在车间里有一间宿舍。一天白天，工人们都在上班的时候，男孩儿将女孩儿骗到他的宿舍，强行与女孩儿发生性关系。女孩儿奋力与他搏斗，又哭又闹，一个劲地喊“救命”。宿舍外挤满了上班的工人，兴致勃勃地听着房间里的动静，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去制止这种野蛮行径。
过了一会儿，男孩儿出来了，手里举着一个床单，床单上有明显的血迹。女孩儿家到派出所告男孩儿强奸，警察说男孩儿是合法行为。女孩儿痛不欲生，但事后不久便匆匆与这个男孩儿举办婚礼。如果不结婚，就要办离婚手续，那时候离婚是天大的事情，是女孩儿承受不了的结果。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女孩子只有赶快嫁了，才能保住名声。女孩儿的父母觉得太丢人了，与女孩儿断绝关系好几年。
我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认识的这位朋友，她给我讲述这段经历时，泣不成声。我征求她的意见，是否愿意让我写她的故事。我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没想到她毅然决然地说：“写！要让现在的人知道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是多么的荒唐。”
上大学
1966年至1972年，全国所有的大学都关门了。那几年，国家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学生。1972年，大学开始“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招生，条件是：在工厂工作、农村劳动或部队服役两年以上的工人、知青或战士，由工农兵选拔推荐上大学。只有表现好的，符合政治标准的，才有资格被工农兵推荐上大学。
1973年夏季招收大学招生时，我参加工作已经两年了，师傅鼓励我报名上大学。
我对师傅说：“我现在的文化程度太低，想等两年，好好补习功课，再考大学，我想学机电专业。”
开阳磷矿负责大学招生的张叔叔偶然碰到父亲，说：“让你女儿报名上大学学英语吧，有一个英语专业的名额。”
父亲：“不行，和平的文化程度太低了，恐怕考不上。”
张叔叔：“和平普通话说得好，学外语没有问题”。
父亲回家对我说张叔叔希望我报名上大学。
我不想学英语，只想学机电专业，将来当一名电气工程师。
父亲请了磷矿有学问的人来劝我，说上大学还是越早越好。
上大学首先要通过工人阶级的鉴定和推荐，我的工作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得到了工人阶级的高度评价。
我也想通了，学英语也行。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我在纪录片上看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看到“乒乓外交”，看到尼克松和夫人观看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觉得做外交官挺不错的，也能为革命做贡献。我尤其羡慕总是在毛主席身边做翻译的两个女外交官王海容和唐闻生。
当时大学考试极为简单，我报考的英语专业只考两门功课，语文和英语。语文就是写一篇批判文章，批判什么我忘记了。
语文考试安排在磷矿子弟中学的教室里，一位叫刘建华的语文老师监考。我正在埋头写文章的时候，刘建华老师走到我身边停了下来，看着我写文章。他在我身边站着，我很紧张，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发现了我的紧张，就走开了，考试后有人告诉我刘建华老师说我的文章写得好。
实际上我的语文只考了七十多分，不过对于只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我来说的确是不错了。
我从来没有学过英语，笔头考试现学是来不及了，为了应付口语考试，我临时抱佛脚，请开阳磷矿子弟中学的英语老师教我几句口语。
英语老师姓李，曾经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当过翻译，“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批判，受了很多苦。
李老师将一些日常口语写了几大篇纸教我念，我用汉字将所有的句子注上发音，死记硬背。我在与李老师用英语对话时，好多学生围在窗户外面看，他们不知道我是用汉字注的音，只会念，但不懂单词的意思。那时的学生都不爱学习，尤其不爱学英语，看到我居然能用英语与老师对话，对我佩服得不得了。
李老师的儿子也在学校教英语，李老师对儿子说：“和平是个学语言的材料。”
英语笔试我得了零分，我记得有一道中译英的题目是《党叫干啥就干啥！》。我和当时很多考生一样，在考卷的背面给学校写保证书，保证如果大学录取了我，我一定好好学习等等。
考口试的时候，事先准备的句子都没有用上，我对考试的老师说我从来没有学过英语。这种情况老师大概见多了，所以见怪不怪。老师让我模仿他发音，我死盯着老师的嘴巴，模仿老师的英标发音。老师嘴巴特别夸张地发着音，我一丝不苟地模仿着，把嘴咧得挺难看。最后老师给我的评语是：口齿清楚，发音准确，反应快，适合学外语。
当时磷矿有一些从城市或从农村知青中招来的工人，他们曾经生活在条件优越的城市，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受到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如果单凭考试成绩上大学，我一定是考不过他们的。当时上大学更重要的条件是工人阶级的推荐和评价，我还有一个优越条件就是年龄小，我不满十八岁，但已经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两年了。
考试后不久，我开始度日如年地等大学的通知书，被录取的考生都接到通知书陆陆续续地走了，我一直没有接到通知。大家都觉得没有希望了，母亲带着十岁的妹妹回东北看望姥姥、姥爷去了，父亲也到贵阳参加党校的学习去了。
正在我绝望的时候，通知书来了，贵州大学外语系录取了我。后来我了解到，贵州大学在做我的政治审查时，发现我那从来没有谋过面的大爷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解放后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这说明我政治背景有问题。学校看到工人阶级对我的评价很高，考虑了很久，下决心录取了我。这就是通知书来晚的缘故。
父母都外出了，只有我和两个分别十七岁和十四岁的弟弟在家。我自己准备着上大学的行囊。家里很清贫，没有像样的东西，我找出一个用了二十年的帆布箱子，翻出来一顶大大小小有几十个洞的破蚊帐。我用水把帆布箱子刷干净，不想帆布箱子里面的硬衬是纸壳的，被水浸湿后，箱子整个塌了下去，等干了以后，已不成样子了。我找来一些纱布补蚊帐，洞太多了，直到我出发的前一天还没有补完。
记得我离家的头一天是中秋节，母亲不在家，没有人帮助我准备行囊。天下着雨，看不见月亮。我心中充满憧憬，也充满惆怅。
第二天，我拎着用绳子捆上的帆布箱和简单的行李乘坐一辆卡车上贵州大学报到去了。这天，是我生活中的第一个转折。
工农兵学员
我们是由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因此我们有了“工农兵学员”称号。
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全国的大学通通由四年制改成三年制。
外语系的同学来自工厂和农村，最大的二十八岁，最小的十八岁。我是全系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
我年龄小，相貌也长得小，十五六岁的样子。一天有一队中学生拉练穿过校园，看到带着大学校徽的我，都用手指着我说：“看，那个大学生好小哟！”我十分骄傲。
来自农村的同学，除了一些知青外，好多农村同学的家长都是村干部，普通农民的孩子要想上大学也是很难的。一些知青或来自工厂的同学的家长也是有头有面的人物。所以很多人认为，由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有诸多人为可以操作的因素，给拉关系走后门上大学提供了方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之所以能上大学，一是我的确表现很好，工人阶级很满意；二是当时有一个规定，参加工作五年后上大学可以带工资，很多与我一起参加工作的同学想等到工作五年以后再上大学，我少了很多竞争对手。
工农兵大学生是带着“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使命来上大学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上小学三年级，从小学三年级跳到大学，文化基础低得可怜，可以想象我前面的路会有多么艰难。
第一个学期我们还较为正常地学习，从A、B、C开始，我学什么都吃力。上大学之前，我经常写“批判稿”，尽管大多是东抄西抄拼凑的，总能获得好评。直到上大学，我才第一次知道有“语法”这个东西，一个句子里有主语、谓语和宾语等。文学老师在我写的作文上批示：语言不通，错别字满篇。我备受打击，痛哭流涕。
我学习特别刻苦，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跑步，然后到教室后面的小树林里放声朗读英语。全校都知道外语系有一个特别刻苦的女生。
有一天半夜下了雪，第二天早上校园雪地上的第一排脚印是我踩出来的。从那以后，我知道我是校园里起得最早的人。外语系有两个女生发誓要比我起得更早，但她们一直没有办到。
第一学期结束时，我们的教学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学习要为政治运动让步。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们三天两头就停课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我们学习不好没关系，但思想必须是革命的。我们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坚决不做五分加绵羊式的学生。绵羊式的学生就是听话的、不具有造反精神、只知道学习的学生。
第一个学期放假之前，全班同学围坐在一起用英语对话，算是对这个学期英语成绩的测验。测验的方式先由本人用英语介绍自己和家庭，然后由老师和全体同学问话，本人来回答。论到我的时候，大家提问特别踊跃——
“What i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
“My name is Liu Ping.”
（我的名字叫刘平。）
“Are you a teacher?”
（“你是老师吗？）
“No，I am not.I am a student.”
（不，我不是老师。我是学生。）
“How old are you?”
（你多大？）
“I am 18.”
（我十八。）
“Do you have any brothers or sisters?”
（你有兄弟姐妹吗？）
“Yes，I do.I have two brothers and one sister.”
（我有。我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Is your father a cadre?”
（你父亲是干部吗？）
“Yes，he is.”
（是的，他是干部。）
“What is your mother?”
（你母亲做什么工作？）
“My mother is acadre，too.”
（我母亲也是干部。）
我对答如流，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评价很高；这种英语是今天幼儿园小朋友的水平。
寒假期间，我天天都在学习，把第一学期没有学完的功课都预习了。春节期间，大家都在串门，我闷在家里读书。来我家串门的人都能看到我捧着一本书在读，很快开阳磷矿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刻苦的学生，家长都以我为例子教育孩子。
第二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的英语有明显的进步，学习也就不那么吃力了。
我们英语口语和听力都特别差，上听力课时，大家大眼瞪小眼听不懂录音机里说的啥。一次，老师让大家反复听一句特别简单的英语，谁也听不懂。老师点名让我说，我犹犹豫豫地说“A short visit”（一次短暂的访问）。“Right！”老师大叫一声，终于有一个人听懂了，老师很无奈地兴奋了一下。
第二学期刚开学，我们就到农村去“开门办学”。
“开门办学”要求大中小学校学生走出校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工厂、部队，到社会实践中去办学、上课。
我们班来到一个十分贫困的布依族村子搞“开门办学”。
白天我们与农民一起在田里插秧，还给老乡干活儿，挑水喂猪什么的。我干活儿特别卖力，老乡说我如果在农村生活，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这是贫下中农对我的最高的评价，我很自豪。
在农村，一有时间我就学习，到树林里或田野上朗读英语，把老师交代的作业写得整整齐齐，像小学生一样。只是学习的时间太少了。
我和几个同学住在一个姓王的贫农大妈家里，王大妈是个盲人，一辈子没有嫁人。我们帮她挑水做家务事，没几天，她就能根据我们的脚步声猜出谁是谁。到了晚上，她就给我们讲鬼故事。
村子里没有电，天黑后，我们点煤油灯上课或政治学习。
我们排练节目，在逢集的日子到镇子上为农民演出。农民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我们在镇子上演出时，镇子上和附近来赶集的老百姓把露天简易舞台围得水泄不通。有的老乡为了看得清楚，爬上房顶观看演出。我和同学龚筑平在台上表演对口词，看到台下拥挤着黑压压的老乡，心里极其紧张。我们正演着，突然听见“轰”的一声，一间房屋被压塌了，房顶上的观众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一个小孩摔死了。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那个为看我们的节目丢了性命的小孩，就感到十分难过。
我们在农村锻炼了两个月，返回学校不久，又投入到“批林批孔”的运动中。
老师要求我用英语写“批林批孔”的文章，让我参加贵州省重型机械厂的“批林批孔”大会。我从英文版的《北京周报》上抄了一篇文章。那时候所有中国的英文版刊物和中文版刊物一样，都是政治内容，所以学生能够从《北京周报》上抄袭到翻译质量极高的政治文章。
大学生和贵州省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们围坐在车间内，用英语批判林彪和孔夫子。几个工人和学生代表用英语慷慨激昂地朗读批判文章，中间不断地被口号声打断。不知道这些工人什么时候学的英语。比我们高一年级的一个女生嗓音尖尖地领着我们高喊：“Down with Lin Biao！Down with Confucius！”（打到林彪！打到孔老二！）
工农兵学员中受教育程度差距很大，我特别羡慕“老三届”的同学，“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们大部分至少学完了初中的课程，文化基础比较扎实。“老三届”同学普遍学习好，综合素质较高。
其次就是像我这样的，文化基础差，但是年纪小，爱学习，在某一方面具有优势，比如口语。我最喜欢的功课是改写英文课文，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叙述出来。每次上课我都希望老师能点我的名，让我来叙述课文。
还有一类同学文化基础极差，有个别的与文盲差不多。
老师讲课要照顾大家的水平，不按教学进度教学，学到哪儿算哪儿。
工农兵学员来自四面八方，背景复杂，学生中间发生许多奇奇怪怪的故事。
中文系有一个苗族女学员，与同班一个男同学夜里在足球场上发生性行为，被学校开除了。那时候没有结婚的大学生绝对不能有性行为，我不明白为什么男同学没有被开除，但肯定被处分了。开除女同学的原因是她怀孕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学生，影响太恶劣。
我们班一个女同学和男同学好上了，两人上学之前都是中学的老师，学习挺好的，尤其是女同学，学习全班第一。他们各自在家乡都有对象。那时候的人如果有了对象又移情别恋，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他们俩相互爱上了，但又不能公开，总是偷偷摸摸的，还经常夜不归宿。同学们都心照不宣，保持沉默。女同学与我关系很好，她夜不归宿的时候总是对我说她到物理系同学那里住，我一直相信她的话。有一次，我碰见那个物理系的同学，随便聊了起来，她说我同学从来没有在她那儿住过。同学们发现她每次外出都要带一块大塑料布，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她精神恍惚，上课时心不在焉，由于这段不能公开的恋情，他俩挺压抑的，与同学们也疏远了。
后来听说，大学毕业后他们各自回到了家乡和原来的对象结婚了。那时候，移情别恋是件很难的事，其实，也许他俩在一起更合适。
我们班一个从农村来的女生，她妈妈在她二十一岁的时候又生了一个男孩儿。她妈妈带着刚出生的小弟弟到学校来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就住在我们宿舍里。学校也不敢赶他们走，因为她妈妈是贫农，把贫农赶走了，那学校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我经常看见他们娘儿仨坐在宿舍楼前面的台阶上晒太阳。她妈妈抱着小弟弟旁若无人地敞着怀喂奶，小弟弟总是奄奄一息的样子。
学校里最显眼的是解放军学员，他们穿着军装上学，特神气。他们大多数是学政治、中文、哲学和历史专业的。
我刚进学校的时候在校园里碰到一个解放军学员，挺面熟的，原来他在磷矿当过“军代表”。在大学里碰到“军代表”，让我又意外又惊喜。我到他的宿舍去聊过几次天，后来传出绯闻，说我和“军代表”谈恋爱，我因此而疏远了他。
数学系有两台电子计算机，是学校的宝贝，数学系的学生轮流住在教学楼内值夜班来保护计算机。一个周末，轮到两个女同学值班。周一两人没有来上课，被发现死在值班宿舍里，每人身上被捅了一百多刀。学校放假三天破案。据说至今案子未破。
大学三年中，两次下农村，两次下工厂，与农民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剩余大部分的时间在闹革命，真正学习的时间最多只有半年。三年基本上没有考过试，文化课学好学坏也无所谓。
影响我一生的人
我到大学报到的第一天，在学校的露天报到处见到一个穿着军装扎着两条小辫的女生，她那与众不同的气质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目光。
她就是杨胜明，也是外语系的，她是我进入大学见到的第一个人。我们俩入学都比较晚，在报到处注册的只有我们俩人。她长得美丽而高雅，因此我对她印象十分深刻。
我们不是一个班的，开始并不熟悉，胜明比我大四岁，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上大学前在农村当了五年知青。胜明是外语系的文体委员，体育特别好，曾经是贵州省少年蛙泳冠军。学校经常组织学生文艺演出，胜明找我帮忙排练节目，我义不容辞。我工作认真负责，胜明很感动。
我们俩很快在学校出了名。外语系的节目总是最好的，全校都知道外语系有个会跳舞的女孩儿，甚至有人认为我比专业的跳得还好。而胜明的出名，不仅仅是因为她体育好，更因为她是个全面发展的人。
我们经常在一起搞活动，因此成了好朋友。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与胜明成为好朋友会给我自己套上沉重的“枷锁”，更没有想到在我们大学毕业16年后，她又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引导我进入了旅游行业，而在这个行业里我实现了人生的最高价值。
我从小就喜欢与比我优秀的人交朋友。
自从和她成为好朋友后，我就感到累，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她太优秀了，我在各个方面都要去学她，想和她一样好，但我总是不可能和她一样好。
她除了在外语系上课外，有时还到哲学系去听课。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被要求学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著作。她是真正地学了，我是假模假样地学，一直就没有学懂过。她去上哲学课，我也跟着去。
她作文写得特别好。我为了写好文章，苦思冥想，绞尽脑汁，最后写出来的东西还是东拉西扯，找不到要点。文学老师总表扬她，我从来没有被表扬过。
她的字写得特别漂亮，我无论怎样练习也比不上她。
受她的影响，我在大学里学会了骑自行车和游泳。
我学骑自行车和游泳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我总是想如果将来发生了战争，需要我投入战斗，骑自行车和游泳都是一个战士应该具有的本领。
胜明是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我是因为她会打排球才开始拼命地练的，最后居然也混进了校排球队，还成了主力队员之一，当然还是比不上她。在贵州省第二届工农兵大学生运动会上，我们与另外一个队争夺亚军时，她一口气发了15个球，对方都没有接到。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赢了第一局。第二局具有戏剧性，一开场，胜明连续发了7个球，对方都没有接到，第八个球发过去的时候，对方竟然接过来了，而我们这边都松懈地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球落在地上。
那年我们取得了大学生运动会的亚军。
她有我无法比拟的美貌，和她在一起，我很自卑，人们尤其是男生的目光永远停留在她的身上。如果我把她介绍给我的朋友，朋友也会把对我的兴趣转移到她身上，还总是在我面前议论她如何如何好，我更自卑了。
除了那些忌妒或不了解她的人外，她几乎是人见人爱。
她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希望自己能成为像她那样的人。我从小生长在小山沟里，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像她那样优秀的人。可以想象，一个麻雀一定要与鹰飞得一样高，这只麻雀该有多么累？
她是我的偶像，她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像个跟屁虫。毕业时她说想到西藏工作，她写了申请书，我也写了。毛主席逝世时，她说想到北京去，我说我也想去。
她很有激情，积极参与各种活动，有人给她起了外号叫“老革命”，我总是尾随着她，我的外号叫“小革命”。
毕业后，我回到开阳磷矿当教师，她分配到贵州省政府外事办。我们俩的差距越来越大，我再也无法与她攀比了。
我生孩子的时候，她正准备去美国工作。想到从此后我可能成为一个家庭妇女，而她在美国的发展将前途无量，心里十分失落。
参加工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每当遇到什么问题，我首先会想到胜明。我总是问自己：如果胜明遇到同样的问题，她会怎样处理？
后来她当上了贵州省旅游局局长，我在化工部外事司工作。
再后来，她介绍我加入了中国最大的旅游企业，在那里我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事业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现在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成功的女性，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进入了旅游行业，而胜明是引入我进入旅游行业的贵人和恩人。
胜明没有留在美国，回国后继续做政府官员，而我成了一个企业家。
我要入党
青少年时期我对共产党的追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入党申请书，我刚满十八岁，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我愿意为这个美好的理想而奋斗！
只有优秀的人才能加入党组织，共产党员的身份能证明一个人政治上的可靠性。
我们从小接受党的教育，是共产党解放了中国，是共产党让中国的劳苦大众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电影和教科书里的英雄人物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如果活着不是共产党员，牺牲后也会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因为政治上可靠，可以优先上大学、参军、提干……
为了入党，有人写了无数的申请书，接受党的考验一辈子，直到暮年仍然穷追不舍，还不一定能如愿以偿。
有多少人在生命垂危时刻，最后一个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迫切地想加入共产党，期盼成为这个先锋队的一分子。
有人给我算命，说我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能入党。
我想：天啊，二十五才能入党，太可怕了，人家刘胡兰十五岁就入党了！
我从来不敢想我这一辈子都成不了共产党员。
贵州大学外语系七三级一共招了一百个学生，只有三个是党员。大学三年中，大多数的同学都写了入党申请书，那时候，大学生入党的比例很高。有的系毕业时绝大部分学生都入了党，而外语系七三级除了两个申请到西藏工作的学生突击入了党，没有一个入党。
三个党员中有一个叫江丹的女生，比我大六岁，当时二十四岁，上大学时，已经入党好几年了，我不幸和她分到一个班级。外语系七三级一个党员没有发展，她是罪魁祸首。
她性格怪异，忌妒心强，不希望任何一个人超过她。在其他方面她无法阻止别人超过她，但她可以利用外语系七三级党支部委员的权力阻挠任何人入党。
由于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她可以随时找我谈心，帮助我提到思想水平和对党的认识。她找我谈心有个规律，都是在我为什么事高兴的时候给我当头一棒。比如，我们的节目获奖了，她要找我谈话，提醒我有人反映我骄傲了。看到我学习特别刻苦，又找我谈话，问我是不是要当五分加绵羊的学生。而她自己学英语的时候，将报纸盖着英语书，有人注意她的时候就假装看报纸上的政治文章，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就看英语书。我在学校文艺演出得到了高度的好评，她找到文体委员胜明，分析我为什么总在集体舞中给自己设计一段独舞，不就是想出风头吗？
我入不了党也就算了，但胜明也不够资格入党，我实在想不通。她在农村当了五年的知青，经历了艰苦的考验，各方面都那么优秀。她进大学前几年就申请加入共产党，到大学毕业的时候，被党考验了六七年的她仍然是个非党员。她太优秀了，所以江丹不让她入党。
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就能阻止党的发展建设？
很多年以后，当我再也不想入党的事儿了，党组织三番五次找我谈话，希望我加入共产党，而这时我又感觉自己距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差得太远。我总是对劝我入党的热心人说：“虽然我不是党员，但这不影响我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追着我让我写入党申请书，我告诉他我早就写过了，而且写了好多次。他说他从我的档案中撤出了入党申请书，并且给撕了，因为“文革”痕迹太重。他撕了我的历史！但我理解他的好心。
胜明毕业后不久就入党了，而我在本世纪初加入了民主党派“九三学社”。江丹与她的丈夫在欧洲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住了好多年，直到她丈夫获得博士学位后才回国。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系领导交给我们一项任务。
国家从美国引进十三套大化肥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正在建设中的。当时外语人员奇缺，大量英文资料和设备说明书翻译不出来。有关部门请求几所设有英语系的大学紧急援助，突击翻译资料。
翻译英语资料需要工具书，当时专业英语词典奇缺，学校动员学生自己想办法借。开阳磷矿有一个图书馆，可能会有一些工具书，我决定回磷矿借书。
我乘郊区公共汽车赶到十五公里外的贵阳市，开阳磷矿有一个办事处在市里，每天都有运货的卡车返回。下午四点多钟，我搭上了一辆大“解放”，临开车前碰到一位在贵州工学院读书的中学同学，他托我给家里带满满一马桶包足有五公斤重的带鱼。算上司机，驾驶台共坐三人。我把马桶包放在脚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却把包的带子缠在手腕上。
开阳磷矿离市里一百五十多公里，大部分是山路，路况很不好。距离开阳磷矿五十公里处有一个地方叫鬼门关，公路从两座高高的山崖中穿过，过了鬼门关就是盘山路，沿着盘山路一直开到山底，就是我的家——洋水沟。
汽车驶近鬼门关时，天已经黑了，下起了小雨，四周雾蒙蒙的，能见度很低。刚才还谈笑风生的司机，此刻一声不吭，瞪着双眼，全神贯注地开车。突然，他对我说：“刘平，把车窗摇下来，看看旁边是否有障碍物。”慌忙中，我摇错了手柄，把车门打开了，赶紧拉上车门，感觉车门好像没有关牢，不放心，用身体撞了几下，确定没有问题。
过了鬼门关，是一个叫小毛坡的矿区。有两个上中班的矿工在雨中走着。我想：“这些矿工多辛苦，这么黑的天他们往哪儿走？”正想着，车门猛然一下开了，一下子把我甩出驾驶台，在着地的一瞬间，我看见后车轮碾过来，急忙一翻身站了起来，正好立在两位矿工面前，手腕上还挂着五公斤带鱼……
黑灯瞎火，一个“天外来客”突然降落在两个毫无思想准备的矿工面前，着实吓了他俩一跳。司机由于精神过于集中，驾驶台少了一个人居然没有反应过来。另一个搭车人急得直叫，等他终于说出“和平掉下去了”，车已开出两百多米。搭车人跳下车向我疯跑过来，看见我完完整整地站在雨中，惊叹不已。司机没有下车，他吓得瘫在车上了，一步也挪不动……
坐回驾驶台里，这时的我——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儿已经面目全非了，浑身上下糊着稀泥，泥水顺着头发流了满脸……
汽车没有马上启动，司机把头埋在方向盘上足有二十分钟，然后慢慢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说：“开阳磷矿出过几次类似的事故，出事人不是命归黄泉，就是终身残疾。你今天大难不死，不仅仅是因为你父母是好人，你家祖祖辈辈都是好人，才能保佑你今天没有出事。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当我出现在家门口时，家里人吃惊地看着我，没有认出我来。我说：“不要害怕，我是和平。”
母亲烧了热水让我擦洗，这才发现身上有好多瘀伤，脚踝骨上有一个小洞，一直在流血。
第二天我到磷矿的图书馆借书，很幸运借到了几本用得上的工具书。第三天我背着一马桶包的工具书返回贵阳。
那天贵阳到花溪贵州大学所在地的班车停运，那时候政治挂帅放在第一位，如果要召开政治大会或开展政治活动等，就可以停工、停产或停课，班车停运是很常见的。
我决定徒步走到学校。
身上的马桶包越来越沉，一路上我都在招手想搭一个顺路的卡车到学校，但没有车停下。我索性不想搭顺风车的事情，干脆甩开大步，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曲，大踏步地向学校方向前进。
离学校大概还有五公里的时候，一辆卡车停在我跟前，司机从驾驶舱内伸出头喊：“上车！”
坐在驾驶台副座上，我问司机为什么那么好心，主动停车。
司机说：“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小姑娘，背着马桶包，甩着正步前进，太引人注意了，我想知道这个小姑娘在干吗。”
为了感谢他的好心，我满足了他的好奇心，把从卡车上摔下来的经过给他叙述了一遍。
他感慨万千，说了一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周总理逝世
对中国人来说，1976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唐山遭遇大地震，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国人感到天塌了，地陷了。
有传言说，1976年在东北某地区从天空坠下三颗巨大的陨石和无数的小陨石。三颗大陨石象征着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三个伟人的逝世，小陨石象征着二十四万在唐山大地震中死去的老百姓。
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全国人民悲痛欲绝，那段时间我几乎成天浸泡在泪水里。在我的心目中，周恩来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们从学校的黑白电视上看到周恩来追悼会的转播，大家哭成一片。当江青出现在镜头上的时候，泪眼婆娑的我惊呆了，在瞻仰周恩来遗容的时候和整个追悼会期间，她居然没有摘帽子。毛泽东没有来参加追悼会（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已经病重），江青没有摘帽子，中央怎么啦？
据说，周恩来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四人帮”害怕人民悼念周恩来，便压制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我为周恩来逝世流了好多好多眼泪，晚上躺在床上，眼泪会不由自主地从眼角流下来，打湿枕头。
周总理逝世，老百姓不能随心所欲地公开表达心中的缅怀之情，就以自己的方式来祭奠周总理。全国大专院校都在流传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词，同学们互相交换从不同途径得到的诗词。
当时最有名的一首诗：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这首诗明确地表达了人民对“四人帮”的不满。
学校开始追查传抄诗词的学生，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和好朋友向学校报告了我传抄诗词的事。班长给我通风报信，让我销毁抄满诗词的笔记本。
在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们终于能有机会表达对周恩来的热爱和怀念之情。
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在赤水天然气化工厂的工地上做翻译。
我和同事们自己动手制作一个纸花篮来纪念周恩来，在制作过程中，我眼睛里一直噙着泪水，每一朵亲手扎制的花都包含着我对周总理的情感。
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的那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张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照片，引起我无限的感慨。
我写了一首怀念周总理的诗，被选拔参加纪念周恩来的诗歌朗诵会。
我怀着对周总理的思念，声泪俱下地朗诵着自己写的诗，字字句句发自内心，听众哭成一片——
珍贵的照片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那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亲切地交谈。
手捧照片微微颤，
凝视领袖泪如泉，
多么慈祥，多么亲切，
引起我无限的怀念……
手捧照片，
思绪万千……
在这胜利的时刻，
怎能不更加把创业的老一辈怀念。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敬爱的周总理，
与天地共存，
与日月同辉，
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珍贵的照片啊，
我要永远保留在身边，
高大的形象啊，
将指引我永向前。
革命路上不停步，
奋斗终生，
为实现共产主义——灿烂明天！
第二天，工地的大喇叭整天都在播送我朗诵诗歌的录音。
我不得不承认周恩来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长大成熟后，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问题，我认识到：周恩来是人，不是神！
去北京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
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和一个同班同学在学校附近的花溪公园散步谈心。即将大学毕业了，同学之间变得比以前亲近了，我俩各自提着一串地萝卜，边走边聊。
下午四时，公园的大喇叭突然响了，随后我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告各族人民书》，沉痛地宣布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
我和同学“呀”的一声惊叫起来，太突然了，太不能接受了！
我们把手里的地萝卜扔进了花溪河，就向学校跑去。
小时候，我们以为毛主席永远都不会死。后来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小孩子又在一起说毛主席会活到三百岁，是苏联医生给毛主席检查身体后得出的结论。
毛主席去世后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中国怎么办？
说实话，毛泽东去世并没有让我感到悲痛欲绝，我甚至为此而感到内疚。确切地说，周恩来去世让我心情悲伤，毛泽东去世让我心情沉重。
毛泽东的去世推迟了我们毕业的时间，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全国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记得胜明的弟弟参军后第一次探亲，到家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去世了，部队命令他立即回部队。临归队的头一天晚上，他家做了一桌子的好饭菜，我也被邀请参加，气氛特别凝重。一方面毛泽东去世了，举国悼念；另一方面，参军三年的胜明弟第一次探亲，第二天就要走，一家人悲喜交集。大家依然喝了点酒，当然是悄悄喝的。毛主席去世后，全国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
胜明对我说她想去北京，我说：“我跟你一起去！”
我们班有个北京籍的同学，我告诉她我想去北京，她说她也去。
胜明后来改了主意，决定不去北京。她不去，我也犹豫了，可北京籍同学特想回家，我将她回家的念头勾了起来。我如果也不去，她会特别失望，我已经没有退路，走的时候心情非常忐忑。
我没有钱买车票，我想好了，买一张近途硬座车票上车，如果被查出来，就说去北京看毛主席，谁能阻止我去看毛主席？
贵阳到北京要两天两夜的时间，一路上查过几次票，列车员都放过了我。列车员说只要你北京站能出得去就行，我对列车员说：“你把我带出去吧。”于是，我就开始讨好列车员，帮他打扫车厢，给乘客倒开水。到了北京站，他真的把我带出了车站。
我原想，等毛泽东追悼会的那一天，我就到天安门广场去要求参加追悼会。
到了北京后我发现，长安街已经戒严了，根本就别想去天安门。
我在同学家住了一个星期，非常郁闷。我每天都徒步走到离天安门最近的地方，从那里向天安门方向眺望。
以下是几则当时的日记：
1976年9月13日
在火车上度过了一天两夜，自懂事以来第一次长途旅行。
火车刚才驶过长江，虽然是夜里，但仍然能感觉到长江的澎湃。
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在这里畅游长江，而十年后，敬爱的领袖却与我们永别了……
人类在大风大量中前进！茁壮成长！
我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到大风大浪中锻炼，到革命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准备着迎接前进路上的惊涛骇浪！
1976年9月15日
来北京已经是第三天了。
我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
人民大会堂附近都有首都工人民兵和解放军战士守卫着，甚至连天安门都不能靠近。我只能站在离人民大会堂远远的地方，怀着万分悲痛和无限崇敬的心情，遥望着……
各族人民无限热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体就静卧在人民大会堂里。我已经千里迢迢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身边，却无法实现与毛主席见一面的愿望，此刻的心情用语言难于表达。
……
1976年9月17日
明天下午北京时间三点，将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会”。万分遗憾的是，我虽然人在北京，却不能亲自参加毛主席的追悼会。
晚上又专门乘了一趟公共汽车（公共汽车经过天安门，但不停，到处都是戒严状态），汽车在宽阔的长安街上奔驰，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显然放慢了速度。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雄伟的天安门——我日夜向往的地方，心中更加怀恋毛主席。彩色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换成了黑白色的，周围围着黑纱，这表明，毛主席真正与世长辞，永远离开了我们，我的心悲痛欲裂……
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永远是您忠诚的革命战士，我一定要永远执行、捍卫您的革命路线，将您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1976年9月20日
今天早上来到了雄伟的天安门，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切都还是开追悼会那天的原样。
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横贯天安门城楼的黑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七米高的巨幅遗像竖立在城楼红墙中央。在城楼的前面，新筑起的追悼大会的红色高台上面，排列着翠绿的松柏和淡黄的菊花，摆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
在天安门前留了影，这将是我一辈子的纪念。我不后悔来到北京，尽管心中非常不安……
北京的建筑物上都挂着黑纱和挽联，人人左臂上都带着黑纱，面部表情悲伤或麻木。毛泽东去世后，我们带了一个月的黑纱。
毛泽东追悼会的那一天，我当然还是窝在同学家里，收听着追悼会的实况广播。
追悼会后，戒严解除了，同学带我到北京各处看看，拍了一些照片，每一张的表情都是悲伤严肃的。
追悼会结束后我归心似箭，想赶快返回学校看看下一步需要做什么。我第一次来北京，但一点游览的兴趣也没有，我就是来看毛主席的，何况那时候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古迹都是关闭的，不对外开放。我们走的时候，同学妈妈哭了，她舍不得女儿，我也很难过。
回程也只买了半程票，到贵阳时，接站的同学买了两张站台票将我们接了出去。
父母听说我去北京了，以为有很多同学一起去，后来听说就我一个人去了，气不打一处来，关着门把我臭骂了一顿。他们觉得我太疯、太狂热、太幼稚。他们质问我：“大家都热爱毛主席，为什么就你一人去，别人都不去？”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狂热和幼稚中蕴藏着的是激情，狂热和幼稚随着年龄的增长消失了，但激情从来没有减退，所以我获得了今天的成功。
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导致242706人死亡和164851人重伤。我对唐山大地震的切肤之痛来自一位高我一级的同学。她的爸爸是贵州省一个县的县长，带领县、镇和公社三级领导干部267人到山西的大寨和河北的沙石峪参观学习，途经唐山时赶上了大地震，267人中死了232人。这个县的各级干部几乎都死绝了，我同学的父亲也死了。
我从北京回来，在火车上碰见一个唐山人。他说唐山地震后，党和毛主席对唐山人民非常关心，全国人民都在尽其所能支援唐山人民。他特别感慨地说：“你知道政府想得有多周到吗？连手纸都发。”
当大伙儿问他家里人是否都平安，他平静得好像在说别人家的事：“一个女儿和父母没了。”
能够在这场大地震中活下来的人都无比坚强。
唐山大地震造成四千多个孤儿，听父母商量想收养一个地震孤儿时，我特别希望这件事情能办成。政府对孤儿有统一的安排，不是谁想收养就能收养的。我总是在想，哪个孤儿能到我家来一定会非常幸福，我们全家人都会对他或她特别好。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联合国和很多国家向中国政府表达了援助的意向，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了。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指出：“自力更生的救灾努力说明，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说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三十二年后四川汶川发生地震，中国在第一时间接受了国际援助。
到西藏去
工农兵学员毕业分配的基本原则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除了一部分国家特殊需要的岗位，一般从农村来的，就回到农村或所属的乡或县，从工厂或矿山来就回到原单位，从部队来的就回到部队。如果不想回原来的地方，可以要求到更艰苦的地方工作，这样不但容易获得批准，还有可能被树立为榜样。
按这个原则，我就要回开阳磷矿工作。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到那个偏僻闭塞的山沟，我不想在父母身边工作，我向往着外面的世界，我想做一番大事业。
虽然大学三年我学的英语知识是有限的，但我对学英语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激发了我学习英语的热情，希望毕业后从事外交或外事工作。
毕业前夕，学校党委召开大会，向全体毕业生发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干革命”的号召。当时去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是很时髦的，我非常崇拜的一个邻居大哥在北京清华大学上学，毕业后申请去了西藏。报纸、广播、杂志天天宣传那些到农村、到边疆工作的大学生，号召我们向他们学习。我决定到西藏工作，向学校党委递交了申请书：
敬爱的校党委、工宣队：
自从我有了支边的想法后，激烈的思想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听了校党委的动员报告，经过认真地学习和反复地思考，我更进一步认识到，面对毕业分配，要有一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有的态度，一种党和人民所期待的工农兵大学生应有的姿态。我同全国各地千千万万奔赴农村和边疆的工农兵学员一样，都是同时代的年轻人，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大学生，他们能够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他们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用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们为什么不敢？现在，学校党委已经向我们发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号召，我决心响应党的号召，坚决要求到西藏干一辈子革命。
回顾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的战斗历程，看看今天的苏联，想想我们国家的命运，难道还不清楚我们这一代的重任，还不能明确我们该怎样接班吗？
今天的社会主义江山是革命前辈用生命和鲜血打下来的，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资本主义复辟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糊糊涂涂，舒舒服服地坐享前辈们用生命换来的革命果实，一心只想建立个人的安乐窝，那么苏联的教训就要在中国重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江山就会得而复失……
这条路我们决不能走！而只能自觉地按照党的要求、革命事业的需要改造自己，自觉地与修正主义、与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自觉地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终生战斗。
我清楚地知道，决定到西藏工作，这只是第一步。走出这一步是容易的，但要一辈子走到底却是不容易的。关键还在于今后的几十年，一辈子。但我坚信，始终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决不会错！也一定能走到底的！我们就是要用战斗一生的实际行动为毛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光，和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奇谈怪论“工农兵学员质量差”叫嚣、给“走资派”妄图复辟的阴谋以有力的回击。
我迫切希望学校党委批准我的申请。同时，我还要为实现这一愿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如果名额有限没有被批准，我也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今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都要认真看书学习，坚持斗争哲学，努力搞好工作，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申请书中我提到“资产阶级法权”，其实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搞懂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
我申请去西藏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到西藏自治区的外事部门工作，回开阳磷矿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当中学老师。
我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贵州本身就是最艰苦的地方之一，大学生援藏的名额不多。贵州大学一共批准了三名援藏毕业生，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从贫困的农村来上大学的。
学校将他们当做英雄来宣传。
这三个同学分配到西藏后都从政了，荒废了英语专业。其中两个同学早已调回内地，只剩下一个现在还在西藏。
刻骨铭心的单相思
1976年寒假后不久，七三级的大学生全部要求到工厂去开门办学、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和实习。
我们被安排到遍及贵州的各个军工厂，我和几个同学来到距离贵阳市几十公里的某机械厂，被分配在各个车间与工人师傅一起劳动学习技术。我的师傅叫建国，我跟他学习车工技术。共青团员还要接受工厂团委的领导，一起学习和活动,除此以外，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教工人们学习英语。
我到厂团委去谈共青团的事情，团委书记卫红问我：“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教英语？洪涛都等不及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旁边还有一个人，高高的个子，两只大眼睛清澈纯洁，正盯着我看，是一个十分英俊的大男孩。我怦然心动。更让我对他感兴趣的是，在这样一个山沟里，居然有一个工人这样迫切地想学英语。
英语班开课了，我成了洪涛的老师，一起学英语的工人有几十个，每天晚上的英语课是我最期盼的。
绝大部分的工人学英语都是一时的兴趣，没有多久就坚持不下来了，最后只剩下了三个学生，洪涛、我的师傅建国和曙光，曙光是我在工厂交的一个女性朋友。
与洪涛接触多了，就更加喜欢他了。那时我们每天都学马列主义的书，说实话，我根本就看不懂，因为看不懂，心里很内疚。一次，我问洪涛是否有一本恩格斯的书，他说有，可以借给我。我到他的宿舍去拿书。他打开一个箱子，居然满满一箱马列书籍。我太惊讶了，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我的同学朋友中没有一个像他这样。那个年代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是读不读马列的书、工作是否积极、是不是艰苦朴素等等，洪涛什么都占。
我的三个学生一直坚持跟我学英语，我和曙光成了知己，无话不说。曙光和洪涛虽然在一个单位工作，但相互之间来往不多，因为跟我学英语，曙光和洪涛才开始有了接触和了解。曙光和洪涛有一个共同点，两个人都是从大城市来的，家庭都有部队的背景。洪涛的父亲是部队干部，“文革”期间受迫害，在南京的雨花台自缢了。洪涛想当兵，但受父亲的牵连没能如愿。洪涛的叔叔也是部队干部，想办法将洪涛安排到属于部队领导的军工厂。洪涛父亲的故事让我非常震惊，也让我的心很痛。
与洪涛也有过单独接触，非常的纯洁，在一起就是聊理想。他与我谈起他的母亲，他对母亲非常崇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儿子这样佩服母亲的。我一遍又一遍地想象他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能养育这样一个优秀的儿子。他讲到他的妹妹，说她也是工农兵大学生，在上海纺织学院上学。我又特别羡慕他的妹妹，能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哥哥。他还提到他的小妹妹，带着宠爱的口气说她娇气，有资产阶级思想。我羡慕洪涛家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是洪涛的血肉至亲。
曙光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干部，“文革”期间是贵州某机械厂的军代表。曙光和洪涛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如果不从大城市到位于穷乡僻壤的军工厂当工人，就可能要下乡插队。
因为一起与我学英语的缘故，曙光和洪涛也有了比较多的接触。我发现曙光也非常欣赏洪涛，她说洪涛时，对他的好感暴露无遗。曙光是一个很挑剔的北京女孩儿，好像谁都看不上。我经常想，曙光将来不知道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少有人能达到她的要求。我的预测一点没有错，比我大一岁的曙光至今未婚。
一个月后，学校排球队召我回去参加贵州省大学生运动会，回到学校，与好朋友胜明谈到洪涛，她说我不能自拔了。
在比赛期间，我总是想着洪涛。以前如果有人与我谈到恋爱和结婚，我很是不屑一顾，感觉这些事情离我太遥远了。我这样有抱负的青年，那能想这些事情？
认识洪涛后，我的想法完全变了。如果洪涛要与我结婚，我会立刻答应，为洪涛我什么都愿意做，那年我二十岁。
我对洪涛一直是单相思，不知道洪涛的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有时我感觉他挺喜欢我的，有时又觉得他特别单纯，根本没有任何邪念。很多人都说洪涛不会在贵州长期待下去，他将来一定是要回上海的，是不会在贵州找女朋友的。
渐渐地有人开始知道我对洪涛的心思，在与洪涛的关系中，我一直是很自卑的。有人说洪涛也喜欢我，我一直认为是瞎猜的，也不敢相信。某机械厂给大学生们安排了一个姓王的妇女担任政治指导员，我们叫她王师傅。王师傅说，如果这两个孩子好了，还真是挺好的一对。
我看了当时写的日记，发现我与洪涛的接触比记忆中要密切，现在居然都淡忘了。
1976年6月13日
与洪涛整整谈了一上午，很有收获。
“你想过没有，你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洪涛问。
怎么没有想过呢？这正是我经常考虑的问题。我说：“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是下了决心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和理想奋斗一辈子的，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可是怎样才能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呢？我以为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学习。
洪涛也是这样认为的。
对我来说，学习是为了投入将来的战斗，是为了掌握斗争武器。我们这些人对于错误的东西是很敏感的，但不能在理论上加以分析，所以明明知道是错的，却不懂得为什么，应该怎样处理和对待。而且，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如果我们再不认真地学习几本马列原著，就会分不清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就很可能会在将来的斗争中充当炮灰。要知道一切搞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人都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的，他们可以任意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因此，斗争的发展要求我们掌握真正的马列主义。
“阶级斗争的重点是不会在西藏的。”洪涛的话让我深思。这正是我的担心所在！（当时我告诉洪涛毕业后要到西藏工作。）
是否去西藏确实需要进一步慎重地考虑。
通过交谈，对洪涛有了一定的了解。我已经很信任他了，相信他也是信任我的。的确没有想到他是这样一个人，一个难得的好同志。如果能和他在一起生活一辈子，将会怎样？
我虽然特别喜欢洪涛，但感觉我们之间没有缘分，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社会体制下，有太多的顾虑和障碍。想到将来不可能和洪涛在一起，我经常会哭，当然洪涛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挑明说过这些事情。
我甚至希望洪涛是一个女孩儿，这样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接触了。我在日记中说：
他是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人，是一个毫不虚伪、光明磊落的人。我总是想他如果是女孩儿多好，那么我们的接触就可以没有女孩儿和男孩儿之间的限制，也许，他还可以给予我更多的帮助。
毕业后，我回到开阳磷矿中学当了一名中学教师，我对洪涛的思恋日益增强，终于忍不住，给洪涛写了一封信，寄到了上海他的家里，他当时在上海过春节。在信中我表明了对他的感情，这封信写得很艰难，写了撕，撕了写，用了厚厚一沓信纸。信寄出后，我一遍一遍地在心里琢磨，是否有什么写得不合适的地方？是否有错别字？如果洪涛的妈妈看了我的信会怎样看我？他回了信，信写得很严厉，在信中批评我不该有这样的想法。
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首缅怀的诗，寄给了洪涛。洪涛给我回了一封热情的信，并附上他写的一首纪念周恩来的诗，我又开始幻想与洪涛的关系可能还是有希望的。
1977年恢复高考后，洪涛考上了我的母校贵州大学英语系。不知道我教给他的英语是否对他考上英语系有帮助，从心里我希望是这样。我总是在想，洪涛班上的女同学该是多么喜欢他呀！
贵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北京见到我，我给他讲了我与洪涛的故事。这位七十多岁的老教授自告奋勇地要帮助我，他回到学校后找到洪涛，不知道他怎样与洪涛谈的。他给我写了信，说相信我和洪涛会“有情人终成眷属”。不久我就收到洪涛的信，在信中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忘记他说了什么，反正我挺伤心的。
洪涛在大学期间，我已经到北京工作了。我曾经去看过他一次，我们在学校附近的花溪公园里走了很久，谈了很多，就是不谈感情问题。那次与他谈话很被动，我总是说错话，念错字，洪涛都不客气一一给我指出。比如“直呼其名”，我说“大点其名”；比如说“腼腆”，我说“腼典”等。我感到非常丢脸和狼狈，我想洪涛一定很瞧不起我。“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没有好好上学，洪涛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我的童年是在中国西南的大山沟里度过的。我的父母都是从农村出来参加工作的，文化都不高。洪涛的家庭有很好的文化氛围，尤其是母亲还是学英语专业的。虽然我是大学生，洪涛是工人，但他的文化基础比我好得多。
那次见面后，我感到如果与洪涛生活一辈子，我会很累，会很自卑，因为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实际上，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放弃对洪涛的念想，因为他对我的态度总让我感到有一线希望。这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喜欢他，所以不愿意轻易放弃。
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听说他回了上海，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在一家旅行社工作。当时我也调到中国最大的旅行社工作，我想也许我们会有见面的机会，后来听说他到美国念书去了。
最初的几年，洪涛频繁地出现在我的梦中，所有的梦都是很纯洁的充满革命的浪漫主义，就像电影《战火中的青春》或《柳堡的故事》那样。直到现在洪涛仍然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梦中，故事情节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人能让我魂牵梦绕几十年，这种感情该是怎样的刻骨铭心！
我现在回忆这段经历是很坦然的，只是对青春岁月的回忆和感慨，没有触动心灵的感情色彩。
建国和曙光先后都调到了北京，我们在一起经常会谈到洪涛。有一年春节，我们与远在美国的洪涛通了电话。
几年前，我到洪涛所在的城市出差，与洪涛联系上了。洪涛和他的夫人开车到酒店来接我和我的同事祥到他家去小坐，洪涛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样英俊，很成熟但一点都不老。祥听说过我的故事，对洪涛充满了好奇。见到洪涛后，他同意洪涛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男人，也理解我为什么会喜欢洪涛。
洪涛的家庭很幸福，夫人也很出色，女儿非常漂亮聪明，毕业于美国一所非常知名的大学。洪涛到美国一直在学习，并拿到了博士学位，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对洪涛的夫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暗恋过洪涛，洪涛的夫人不相信，祥也在场，证明说我曾经给他讲过这个故事。我强调说洪涛并不知道，是我单相思。
见到洪涛的夫人，我感到他们之间的默契与相爱，她是最适合洪涛的。我曾经一遍遍地想象她的模样，什么样的女孩儿才能配得上洪涛呀！
这次见面后，我与洪涛的夫人有几封邮件往来，不久后联系中断了。有洪涛家里的电话，但再没有打过。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一想到要回开阳磷矿工作，我的心里就堵得慌。三年前上大学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就要展翅高飞了，没想到三年后又回到原地踏步。有这种想法，自己又觉得不符合“党教干啥就干啥”的精神，于是就自我反省，写了以下日记：
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
我应该以实际行动去实现这两句话！
毕业分配对我来说，算得上是一个考验。虽然我知道，将来到什么地方工作不是以我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从心里我是不希望回开阳磷矿的，希望能够分配到一个比磷矿更好的、更能发挥英语专业的单位。
可是，难道回磷矿就不能发挥英语专业了吗？仔细想想，我是有私心杂念的。磷矿的子弟中学明明那么需要英语教师，因为缺教师，初二和初三的英语课都停了。一切听从党安排，哪里需要就奔向哪里，这是自己一向的愿望。可是我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自相矛盾的想法？原来我也是一个经不起考验的人，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革命青年，不是一个真正的党和人民所期待的工农兵大学生。我应该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可耻。
韦朝柱同志（当时的一个典范）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大学毕业不当干部当农民，不拿工资拿工分，思想境界如此的崇高。同样是生长在一个时代的青年，同样是党和毛主席培养的工农兵大学生，为什么我们之间有这样大的差距？这样的自责可能是严重了一点，但洪涛说过，与其对自己的要求不足，不如要求过分。
那时我们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用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来形容。万里长征第一步是很重要的一步，同时也是在提醒自己以后的路还很长。
1976年10月份，我回到开阳磷矿当了一名中学英语老师。
我教学生学的第一句英语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学生们还没有恢复到学习状态，学习基础很差，大部分学生不爱学习，尤其不爱学习英语。1977年年冬天大学恢复招生时，英语不是必考的科目。
我一点都不喜欢我的工作，但别无选择，我必须服从国家分配。我从小就接受党的教育，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党叫干啥就干啥。党需要我当一名中学教师，无论我喜欢不喜欢，我都必须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为了鞭策自己，我写下了《宣誓》这首诗：
庄严肃立在毛主席遗像前，
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昨天的工农兵学员，
今天的人民教师。
此刻啊，
想的是什么？
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
阶级的委托，党的期望，
还有这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
应该怎样走，
应该怎样闯？
……
怀着强烈的革命热情，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迈开了我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我到学校工作后，先去听一位名叫金雀的老师讲课。
金雀是上海知青，到贵州下乡，被磷矿招来当英语教师。金雀没有上过大学，但她的英语可能比我这个英语专业的学生还好。金雀比我大几岁，“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上中学，已经学习了几年英语，有一定基础。
金雀有着大城市女孩儿与生俱来的清高，学生不愿意学习，金雀明显对学生不热心。我初生牛犊，心中充满了革命激情，觉得学生学不好是老师的责任，是老师没有教好。我当时太年轻太幼稚，不懂人情世故。下课了，我对金雀说，你先走吧，我有一个认识的学生在这个班上，我跟他说几句话。金雀很迷惑地看了我一眼，走了。金雀走后，我就开始对刚才金雀不耐烦的学生进行辅导。
开始我对学生特别耐心，周末，我将学习最不好的两个学生叫到家里给他们补习英语，还准备了糖果，炒了花生。学生把花生和糖果都吃光了，单词一个也没有记住。我开始理解金雀了……
学生不愿学还不是最头疼的事情，最让我不适应的是学校的老师派性斗争很厉害，教师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
学校的校长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工人，姓王，在当时，外行领导内行的事情非常普遍。他明显地支持一派打击一派，我刚到学校时，王对我特别热情，想将我拉入他的一派。他看我从大学转过来的档案，里面有我的入党申请书和大学对我很高的评价。他说他在一个月内让我入党，我欣喜若狂，我努力了那么久，党都没有接受我，现在一个月内我就可以成为苦苦追求的共产党员？没有想到我在不经意之间得罪了王，一次开会两派发生剧烈争吵，我忍无可忍，站起来说：“学校的领导为什么不能公正一些？领导应该是中立的，如果领导陷入派性斗争，这个学校是不可能管理好的。”我这几句话彻底地得罪了王，从此以后他就给我穿小鞋，一有机会就打击报复我，入党的事情自然泡汤了。
后来发生了以下的故事。
我的家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夹皮沟，山底流淌着一条浅浅的河流，叫洋水河。虽然河的两岸砌了两米高的河堤，但平日里河堤如同虚设。天旱时，几乎没有水。这条浅浅的小溪流，每年雨季却都要让我们经受一次惊涛骇浪的考验。有几次大水冲出了河堤，淹没了两岸的平房、一层楼房和厂房，甚至吞噬了数十人的生命……
那一天，我生病在家，望着窗外已经下了两天的倾盆大雨和不断上涨的河水，心中开始感到不安。忽然听楼下有人大声喊我，探头看去，是学校团支部书记蔡老师。蔡老师头顶雨衣，对我大喊：“山洪下来了，冲走了堆在两岸的坑木。现在学校的学生都奔赴洋水河上下游抢救坑木，你能不能来？”
坑木是矿山开凿巷道用的支撑物。
我当然得去，我是老师。
大雨中，我疯狂地向洋水河下游奔去，那里有几百个十几岁的学生在与大自然抗衡……
“刘平老师，有一个人在水里挣扎，是个小孩！”我心一抽，抬头向上游方向望去，只见急流中露出一个头和两只胡乱挥舞的手，分不清是男是女，是大人是孩子。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因为上游也有学生在抗洪抢险……
转眼间，咆哮的河水把落水者冲到了下游的铁路桥，落水者重重地撞向桥墩，又被洪水冲向我们站的位置……
周围全是学生，我扫了一眼，他们所有的目光都射向我。我别无选择，大喊一声：“谁都不许动！”就跳进河中，奋力游向落水人，一把拽住他的一条腿，这时远处的两位男教师也赶到了，我们三人连拖带拽把溺水者拉上岸……
然而，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英雄壮举”却没有救回溺水者的生命。
溺水者是一位中年妇女，被大水冲得面目全非。后来我看到中学同学海子站在尸体旁哭，才知道死者是海子的妈妈——我家隔壁楼的邻居。
海子妈妈在河边的水泵房工作。在那个年代，男女老少都裹在黑与灰沉重的颜色里，海子妈妈却有一件让所有女人都羡慕的浅绿色的羊毛衣。大水来的时候，海子妈妈已撤到安全地段，可那件羊毛衣留在了水泵房。为了那件羊毛衣，她回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洪水退却后，开阳磷矿召开了“抗洪抢险表彰大会”，给在抗洪抢险中表现出色的职工披红戴花，给予表彰。我跳水救人当然是响当当的英雄事迹，一定会被评为抗洪抢险先进分子。召开表彰大会那天，我向学校走去，看到学生和教师列队从学校走出来，问他们到哪儿去，学生说去参加表彰大会。学生都奇怪地问我：“刘平老师，您怎么不去开会？”没有人通知我开会。后来得知我的英雄事迹被安在另外一个女老师身上了，她和与我一起救人的两位教师受到嘉奖。
王不想让我受表彰，故意抹杀我的事迹，无论我怎样地努力工作，都得不到王的青睐，只因为我没有站在他的那一边。我不站在任何一方，只表达或坚持我认为正确的意见。
我的确也不值得表彰，我救人的地方河水并不是很汹涌，我并没有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
得罪了领导，党也入不了了，我不想因为入党受任何人的操纵，决定放弃入党的念头。
冲我破口大骂的学生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只有二十一岁，扎着两条小辫子，像个中学生。我最大的学生只比我小两三岁。
一天，我在讲台上讲着课，有一个学生总在与同桌讲话，我几次制止他都没用。
我刚到学校，对学生认不全，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回答，一个学生答道：“他叫冯富贵。”
“冯富贵，站起来！”我大叫一声，他不理我，学生们一阵窃笑。
我更加大声地又叫了一声：“冯富贵，站起来！”
“我操你妈！”没想到这个学生竟然冲着我破口大骂了一句。
我惊呆了，收起课本哭着离开了教室。
后来我知道，这个学生其实叫冯童，他的父亲才叫冯富贵。
班主任让冯童和那个故意捣乱的学生来向我赔礼道歉。
冯童长得非常漂亮，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儿，父母对他很娇惯。发生这件事情后，冯童见到我总有点不好意思，这孩子实际上挺可爱的，可惜就是不爱学习。
冯童高中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在井下当电车司机。一次他开电车违规操作将头伸出了驾驶舱，电车转弯时，他的头被井壁严重撞伤，造成严重残疾。我那时已经到北京工作了，每次探亲回家，总能看到他被人搀扶着，摇摇晃晃地在街上走着，见面还认识我，笑着与我打招呼。
几年后，他死了，只有二十多岁。
当老师也有很多愉快的经历。我是学校女子篮球队的领队，集训时，和学生住在学校里，每天带领学生训练，有时也混在学生中参加比赛，没有人看出我是老师。
1976年10月6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新的生活开始了。对工作充满了信心，下决心一定要搞好。然而，愿望和理想总是美好的，和现实有很大的差距。在某种时候甚至可以说，愿望，理想和现实之间隔着万里长城。
学校要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将学生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
……
培养接班人的人，必须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样样事情做在前头，给学生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事情往往是这样：身教重于言教。要用无产阶级的东西教育和启发学生，使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去指导他们的言行。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教师必须时刻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为了让我们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永远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路走下去，把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培养接班人则是重要的一环。也清楚地看到，两个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十分激烈。争夺！一定要争夺！为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不能手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留影。这是妹妹刘华第一次照相，我十一岁，两个弟弟分别十岁和七岁，妹妹只有三岁。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还未满十一岁，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3年上大学之前，我几乎没有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
我家邻居女孩菊林（左）是开阳磷矿第一批红卫兵。我大学时代的好朋友杨胜明（右）是一个贵阳女孩儿，也是红卫兵。
我当工人时的好朋友何瑞雪来北京见到毛主席后在天安门前留影。
“喇叭花”的战友赵丽娜（中）在毛主席接见后留影。“喇叭花”于1967年在一次武斗中被子弹击中而死亡。
菊华是开阳磷矿最幸运的孩子，因为她见到了毛主席。
开阳磷矿红卫兵徒步长征队。
妹妹刘华（中）是毛泽东思想红小兵宣传队队员。
劈竖叉的是我。
流行的革命姿势。
我十五岁，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跳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喜儿”的时候。
我的朋友杨少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很多苦，是一个传奇女子。
少凡的父母在伪满时期。杨父因为着东北矿业大学日式校服而被打成日本特务，杨母也因为优雅的穿戴被打成资产阶级小姐，在“文化大革命”中双双受到批判并接受劳动改造。
开阳磷矿的矿长张伯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含冤去世。
“文化大革命”前张伯伯家的全家福，照片缺少大女儿菊林。
张伯伯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他的老同事老朋友都被关进学习班学习。军代表和造反派每天都召集开会，要求每一个人揭发张伯伯的罪行并与他划清界限，否则就不准回家。我父亲在学习班里关了六个月后才被放出。
工人、干部和解放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2008年我在云南省一个小村子里买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
我的朋友杨胜明（前排左起第二）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的好朋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艺兵，我参加了工作，成为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员，先后做过炸药班工人和井下电工。
炸药班工友合影。
我自己当不了兵，下决心找一个当兵的男朋友，这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在部队宣传队拉小提琴，我们相处一年，连手都没有拉过。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全家福。
在大学期间我的好朋友杨胜明（右）还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军装。
典型的工农兵造型。右边穿军装的是我。
大学期间我的同学在听收音机播放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社论。杨晓凝（左二）和严生健（右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美国留学后定居。
在大学文艺演出之前拍的剧照。外语系的节目是舞蹈《工农兵学员之歌》。
1976年贵州大学女子排球队。
毕业合影。
我的朋友说我像是“英勇就义”。
大学的第一个假期回家与中学同学留影。右边最近的那栋楼房就是13号楼。
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横贯天安门城楼的黑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七米高的巨幅遗像竖立在城楼红墙中央。在城楼的前面，新筑起的追悼大会的红色高台上面，排列着翠绿的松柏和淡黄的菊花，摆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
——摘自1976年9月20日的日记
周恩来总理去世一周年时，我写了首诗来纪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