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江南指挥部成立前，陈毅曾以一支队司令员的身份，四方拜“神仙”，泰州李明扬就是他拜过的“神仙”之一。
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论资格，比蒋介石还老，但他混得实在不好，直到抗战开始，才靠桂系支持，弄了一个游击总指挥部的番号，李明扬自任总指挥，他的老部下李长江任副总指挥，二人合称“泰州二李”。
1939年11月11日，李明扬托人给陈毅捎来了一封亲笔信。信上说，他通过老乡关系，从三战区搞到10万发子弹，但是要自己去取，考虑到途中要通过日军控制的重重封锁线，危险性很大，就想找新四军帮忙。
陈毅拿着信去找粟裕商量。粟裕的眼睛亮了，帮啊，这个忙怎么能不帮。
粟裕从二支队中抽出力量，以押送弹药的名义渡江北上，这就是后来的苏皖支队。此后，陈、粟又派叶飞率挺进纵队北渡长江，两支新四军部队在苏北形成掎角之势。
虽然是合作抗日，但是国民党没少惦记着新四军，陈、粟的动向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疑虑。顾祝同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陈、粟是一群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如果任它们自由游泳，前景是很危险的。”
有人提出，韩德勤是江苏省主席，是否可由他来限制陈、粟。顾祝同听闻后苦笑了一声：“韩德勤现在苏北，他连苏北的治安都管不了，还能顾及江南吗？”
顾祝同要重新找一个他认为可与陈、粟匹敌的人选。
图穷匕首现
冷欣，顾祝同的苏北老乡，毕业于黄埔第一期，在黄埔将领中以骁勇善战著称。
武汉会战中，冷欣曾亲率敢死队出击，在鄱阳湖边与日军突击队大打白刃战， 300个鬼子被他及其敢死队捅掉100个，剩下的鬼子被逼得无路可走，全都扑通扑通跳了湖。
冷欣不光是一个血性之将，还文武全才，尤其对史学有专攻，他同文人在一起谈古论今，别人都插不上嘴。
顾祝同任命冷欣为江南行署主任，让他一身兼两任：一边从事敌后抗战，一边监督陈、粟，以限制苏南新四军的发展。
冷欣到江南后，也将自己的行署和总指挥部设在溧阳乡下的一座小村子里，与陈、粟的江南指挥部来了个背靠背。
上任之初，冷欣立足未稳，对陈、粟只能采取守势。
韩德勤在苏北感到手下人员不够用，再三打电话给蒋介石，请求派一批青年军官去苏北。蒋介石就从西安军官学校拨来五十个江苏籍毕业生，由重庆送到位于江西上饶的三战区司令部。
可这批人怎么送到苏北呢？顾祝同把活交给了冷欣，让他负责“护送过江，保证安全”。
冷欣对当地情况还不熟悉，只好把沿江各县的县长、县党部的人找来，问他们能否胜任。这些人或与新四军有联系，或不愿承担责任，都来了个一推六二五，说实在干不了。
冷欣的幕僚建议：“不是说新四军有一些部队过江了吗，要不就请他们帮个忙？”
冷欣于是把陈、粟请到指挥部。一听要送人过江，陈、粟一口拒绝：鬼子封着江呢，你以为送个人这么容易。
冷欣急着要把这道难题推出去，再三再四地说好话，陈、粟实在拗他不过，这才勉强答应下来。
商定后，冷欣便把这些毕业生送到江南指挥部，准备等机会过江。
过了一个月，新四军果真一个不少地把人全都送到了苏北，但是过了不久，顾祝同却给冷欣转来一封很长的电报，电报是韩德勤发来的，从头到尾把冷欣骂了个狗血淋头。
冷欣莫名其妙，再看下去，才知道那些毕业生虽然在江南指挥部才待了一个月，但耳濡目染，到苏北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个“拥共分子”。
韩德勤对冷欣说，我让你给我护送一批纯正青年，你怎么把他们送去给共产党训练了？
读了这封电文，冷欣火冒三丈，他对陈、粟及新四军的厉害之处也有了切身体会。
冷欣当然不是无能之辈。到任不到半年，他已将江南3大行政区和26县的人事全部做了安排，重新成立各县县政府、县党部，并建立了保安队。
作为军人，冷欣懂得枪杆子的重要性。上任时，他就从后方带来了一批正规部队，这些部队与地方武装结合，编为江南挺进军。
在冷欣自认为站稳脚跟后，逐渐转守为攻，他所掌握的县保安队与新四军不断发生“摩擦”，江南分裂趋势越来越严重，甚至于有人说，江南地区的“摩擦”比任何地方都尖锐，只有十年内战才能拿来相比。
粟裕不得不准备好对日、顽（指与共产党敌对的国民党军队）的两副矛和盾。在原第二支队教导队的基础上，他又建立了江南指挥部教导队，每天亲自督促训练，以备不时之需。
某次射击训练，几个青年学员自认为已达到要求，便悄悄地趴在地上聊起天来。粟裕发现后，也没有训斥，而是一声不吭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元，放在一名学员的枪上，并下达口令：“击发！”
学员扣动扳机，枪身一震动，铜元应声落地。
粟裕拿过枪，一个卧姿趴下，同样在放好铜元的情况下完成击发动作，几次击发，铜元纹丝不动。
粟裕放下枪，走了。
除了口令，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教导队的人都被震动了。
1940年4月16日，苏南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各级指挥员在江南指挥部集中整训，由粟裕授课。就在这次授课中，粟裕提出了“组织战斗”的理论。
古人作战，兵对兵，将对将，主将在单挑中落马，几万、几十万人马也就败了。现在不同了，兵种复杂，武器精良，线式的战争已发展为面和立体的战争，主将也不能再凭借一夫之勇，而必须善于对部队进行周密的组织部署，这就是粟裕所称的“组织战斗”。
“组织战斗”的前提，就是冷欣逼得太紧，最后必然是图穷匕见，粟裕直截了当地对指挥员们说：“可能不久以后，我们就要打更大规模的仗！”
这只是准备，因为粟裕知道，此时的部队还打不了大仗。
早在红军时期，粟裕就积累了许多组织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他认为，一支部队要打大仗，至少得具备一天之内连续打三仗、击垮三路敌军的能力，而从目前新四军的编制状况来看，每个步兵连都不满员，一个连才三四十个兵，多的也才五六十个，几仗下来，连长就变成班长，没法再打了。
打大仗，不像打小仗那样，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这么多人，如果打得不好，临时想走是走不脱的。
粟裕的计划是，在几个月内，再扩军1万，就可以保证每个连有120人，一天打三仗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然而能不能争取到几个月，还得看冷欣的脸色。
一叶渡江
在江南指挥部高层，陈、粟是默契程度很高的完美搭档。陈毅口舌如簧，会讲，主外；粟裕能征善战，会打，主内。
1940年4月中旬，陈毅主动打破僵局，致电冷欣，请冷欣派大员来新四军指导抗战。
冷欣也很清楚，指导云云，不过是表面话，实质还是陈、粟想借此缓和彼此间的紧张关系，于是就派去了自己的一位亲信幕僚。
这是一次试探性质的会面。幕僚带去了冷欣的原话：“冷副总指挥（冷欣兼任第一游击区副总指挥）说，陈毅可算是一位当代英雄，你的历史、才智、战功，都不在叶、项（叶挺、项英）之下，只要态度再表示积极一些，担任一个军长是容易的……”
这种迷魂汤当然灌不了陈、粟。陈毅哈哈一乐：“我在赣南3年，命都不要了，到现在连家室都没有，哪里会去想什么升官发财。”
陈、粟的要求很简单：“我们希望的是江南大团结，不是七国争雄，更不是摆鸿门宴。”
10天之后，冷欣本人应邀再次做客江南指挥部。经过这两次会谈，总算使原先面对面尖锐对立的形势缓和下来。
这种缓和当然还是暂时的，粟裕要么不扩军，一扩军必然惊动冷欣，最后缓和还是会变成紧张。
在酝酿扩兵备战的同时，陈、粟就做了两手准备，他们建议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主力东移苏南，使皖南、苏南的新四军合二为一，这样将可以在对顽之战中占据优势。
为了迎接军部东移，粟裕亲率战地服务团前往冷欣的指挥部驻地，以汇报和“慰问”为名进行实地侦察。
粟裕将作战参谋化装成随行卫士，在他向冷欣汇报时，这名参谋就利用挂地图的机会，观察墙上的冷欣部队部署图，用脑子强记下来。
粟裕在冷欣那里住了3天。在这3天里，他和参谋每天早晨都会出来跑步，每天各跑一个方向，回来后就把看到和了解到的情况悄悄绘制成图。
粟裕为人心细，他对字纸篓和厕所里的纸片也没放过，特别嘱咐参谋要注意收集。最后发现的一份江南挺进军南调茅山的草图，就是参谋从厕所里找到的。
回到江南指挥部，粟裕根据实地侦察的情况，很快拟订了一份作战计划。根据这份计划，冷欣一旦在苏南对新四军发起进攻，他只要用两个加强团，就可以把冷欣的指挥部给端掉。
粟裕同时还派出侦察组，为军部东移勘察选择了一个合适路线。他算了一下，从皖南军部到江南指挥部，仅需80～150公里路程，互相对进，一个昼夜便可接应上。
可是粟裕的工夫白做了，新四军军部的想法是“向浙闽发展”，不愿东移苏南。
这时江南指挥部已经可以与延安总部直接通电，不用再受皖南军部的约束和限制。1940年5月4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在这份指示中，他明确对新四军军部的负责人项英提出严厉批评，陈、粟的主张得到了中央支持。
项英方面还是没有动静。
形势危如累卵。陈、粟每天晚上商讨到深夜，粟裕告诉陈毅，必须跨江北上，否则苏南新四军势必陷入冷欣的包围之中，后果不堪设想。
陈毅表示认同：“滞留江南就好像伴着老虎睡觉，总不免要给老虎吃掉的。”
另一方面，冷欣可不好忽悠。陈、粟敷衍他，他其实也在敷衍陈、粟，双方各自都有算盘，冷欣的算盘是乘其不备，来个一网打尽。
粟裕要扩军，他来了个直接增兵。经顾祝同协调，他从三战区调来3个正规野战师，配合江南挺进军，从溧阳的东、西、南三面对江南指挥部形成了合围之势。
陈毅给冷欣的幕僚班子连发两封急电，要求从中协调解决事态，但都遭到了冷欣的拒绝。
1940年6月15日，陈、粟急电延安及皖南，提出目前只有两种脱困途径，一是集中新四军的全部兵力在苏南打冷欣；二是集中在苏北打韩德勤，否则的话将受到严重损失。
为了“不给老虎吃掉”，粟裕率部离开水西村，亲自到茅山地区进行扩军，做好了北渡的准备。
冷欣始终紧盯粟裕的动静，粟裕一挪步，他连夜调兵赶来堵截，实行二度合围。
1940年6月18日，在无法摆脱追击的情况下，粟裕在茅山脚下亲自指挥与冷欣作战。双方进行了几次袭击战和遭遇战，不过伤亡都不大，实际上也都没往死里打，冷欣的正规师配有火炮，但炮一次也没开过。
苏南尚未脱离困境，苏北又响起警报。
日伪军对挺进纵队的驻地吴家桥实施了“扫荡”，吴家桥地区狭小，没有回旋余地，挺进纵队力量也不足，叶飞遂率部转移到了泰州西北的郭村。
郭村距泰州仅六七公里，泰州“二李”又疑又惧，正好韩德勤也向他们下达了武力驱逐新四军的命令。1940年6月25日，“二李”由李长江出面做恶人，向叶飞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3天内撤出郭村。
陈、粟经过紧急商议，决定由陈毅先行北上，处理苏北事端，粟裕组织部队随后跟进。
1940年6月28日夜，陈毅戴上礼帽，打扮成商人模样，轻装简从，“一叶渡江”，但这时郭村战斗已经提前爆发。
“二李”拥兵近两万，远远超过挺进纵队，即便把陈毅急调的苏皖支队加一起，还是没有取胜把握，更何况苏皖支队尚在皖东，赶到郭村需要时间。
陈毅只好退至长江中的新老洲，他让人带信给粟裕：“速派主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渡江支援。”
陈毅焦灼的心情跃然纸上，如果新四军在郭村落败或被消灭，以后要再想在苏北站住脚就难了。
粟裕加快了北渡进程，可是这么多人马要想突破日军的封锁线北上，并非易事，何况还得把冷欣这个“尾巴”给甩掉。
狼总是要吃人的
郭村战斗本身极富戏剧性，可谓一波数折。
第一回合，李长江占优，一度攻入郭村。
第二回合，苏皖支队日夜兼程400里，赶到郭村分担防务，使战局得到初步缓和，但新四军加起来才3个团，而李长江部队多达13个团。
第三回合，预定增援的淮北八路军、皖东新四军和粟裕的苏南新四军主力均无法如期到达，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不得不独立支撑。
第四回合，李长江以密集炮火轰击郭村，进占外围村庄，看上去已胜利在望。
第五回合，潜伏在李长江部队的地下党员发动起义，反戈一击，新四军转守为攻，李长江傻眼了……
1940年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渡过长江，这时郭村战斗早就以“二李”认输服软了局。
粟裕一过长江，便应了“大海从鱼跃，天高任鸟飞”那句话，华中广阔的疆场将任其纵横驰骋。
1940年7月12日，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所辖部队编为3个纵队9个团，共7000余人。
新四军所驻的吴家桥原为“二李”范围，地区狭小，发展空间不大，陈、粟决定东进黄桥。
黄桥镇位于泰州西南，背靠长江，以黄桥建立根据地，便于控制长江通道，与留在江南的新四军相呼应。
1940年7月25日，粟裕以远道奔袭的方式，率部直指黄桥。
对粟裕北渡，冷欣当然是松了口气，认为正是他把陈、粟给“打过长江”去的，可他这么一“打”，把韩德勤给急坏了。
韩德勤与顾祝同不仅是苏北同乡，而且从陆军小学开始，一直到保定军校，均为同期同科同学。由于长期相处，两人的关系已经好到了能同穿一条裤子的程度，甚至于连生活习惯都基本相同。
早在从保定军校毕业时，他们就相互约定，今后不管谁发达了，都要拉对方一把。后来果然是这样，顾祝同首先仕途得意，就一直拉扯着韩德勤往前进，韩德勤能官至江苏省主席，皆得力于他这位昔日的老同学。
顾、韩对彼此的状况都很了解，顾祝同说韩德勤连苏北的治安都管不了，还真是句大实话。韩德勤名为一省主席，实际控制区不过苏北6个县，那才是他的地盘。现在新四军从江南“流窜”苏北，侵入了他的地盘，韩德勤当然不爽。他向顾祝同告状，痛骂冷欣部署无方，围了半天，还是让新四军全部过江了，真够无能。
冷欣则反驳说，围击陈、粟，本来就不光是他的事，必须得南北夹击，结果他这里攻击了，韩德勤在江北却不做准备，以至于新四军过江如入无人之境——“是你自己篱笆扎不紧，还怪我？”
韩德勤在军界混不过顾祝同，不能说是无缘无故，他这个人除了喜欢怪你怪他，就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干点儿什么。
“二李”在郭村战斗中吃了亏，向韩德勤报告，希望能予以支援，没想到韩德勤不但不支援，还说“二李”落败乃咎由自取——“你们战前为什么不把作战计划给我审一审？当初为什么放新四军过江？……”
都挺有道理，但说着说着，把“二李”的心都说灰了：那我们以后还是坐着看着吧，何必再做损耗自身实力的傻事呢。
粟裕打黄桥，沿途必须经过泰州，这次“二李”学乖了，韩德勤命令他们派部队阻截新四军，他们却按照与粟裕的事先约定，来了个朝天鸣枪，做戏给韩德勤看，而粟裕则佯装夺路而过。
驻黄桥镇的省保安第四旅平时就只能跟老百姓收收税，混混日子，当新四军攻进来时，身为旅长的何克谦竟然还在打麻将，惊慌失措之下，他连旅部都没回便落荒而逃。
粟裕进占黄桥，并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大根据地，对韩德勤来说是一个莫大威胁，但韩德勤的主力远在北面的兴化，一时鞭长莫及，只得以高姿态与陈、粟达成协议，即韩不南下，粟也不再北进。
韩德勤会一直遵守这份协议吗？怎么可能！
“狼总是要吃人的”，粟裕在苏南与冷欣打过交道，深知这不过是缓兵之计，韩德勤一定在暗中调集兵力，部署进攻。
假如真的刀兵相见，被冷欣围攻的那一幕可能再次出现。
在苏北的军事力量排行榜上，日军自然排在第一；其次便是韩德勤，仅仅韩德勤的嫡系部队，便数倍于新四军。
延安总部起初也认为，苏北新四军恐怕难敌韩德勤，因此计划让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并为此警告韩德勤：“韩不攻陈（指陈毅），黄（指黄克诚）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
八路军能远道增援，固然是好，但粟裕计算了一下，判断韩德勤在半个月内便能完成整体部署，如果八路军不能在这半个月内赶到，那该怎么办？
万不得已，只能独自把狼给干掉！
做减法
能不能把狼干掉，既取决于猎手，也取决于狼。
在苏南时，冷欣坐拥3个正规师，还有火炮，粟裕无法与之硬碰硬，这是显而易见的，韩德勤则不同，他一眼看出，韩部除数量占优外，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不如新四军的地方，他完全可以集中兵力打大仗，同时也具备了取胜的一线希望。
苏北指挥部原先在扬州地区部署了部队，用以与新四军淮南第五支队联络，并在必要的时候接应五支队东渡运河，但同样考虑到五支队未必能赶来参战，为集中兵力，粟裕果断地将这些部队全部东移至黄桥附近。
如同粟裕所预料的那样，韩德勤没歇着，这头狼正在磨砺着自己的牙齿。
粟裕只是判断自己有取胜的可能，韩德勤则是根本没把粟裕和新四军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新四军在苏北的兵力为数不多，装备差，又立足未稳，之所以还能接连打下郭村、黄桥等重镇，不是新四军的水平有多高，而是苏北诸侯太过不济。
败于郭村，是“二李”的部队烂；而丢掉黄桥，就更好解释了，守黄桥的保安第四旅不仅烂，而且旅长何克谦还不是军人出身，完全不懂打仗。
韩德勤准备动用嫡系的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作战。
这两支部队最早也是由江苏保安团升级改编而成，但因改编的时间比较早，无论是官兵的军事素质还是武器装备，都强于一般的地方武装，向有“苏北王牌军”之称。
除了拥有“王牌军”这张牌外，韩德勤还给自己归纳了地利、人和两个优势。
韩德勤过去参加过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不过悲摧的是，他的部队被红军全歼了，他本人也从师长被降为副师长。韩德勤不是不知道共产党部队的厉害，但他认为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抗战前，是在江西的群山峡谷中“围剿”，那是红军的地盘，红军躲在峡谷里，你找他不见，他想打你哪里就打你哪里，同时因远离大本营，给养送不上去，也始终是让“围剿”部队头大的一件事。
苏北是他韩德勤的地盘，此处有的不是令人恐惧的群山峡谷，而是广阔平原，新四军能躲哪里去？至于给养，身在鱼米之乡，完全可以不用操这个心。
这是韩德勤所谓的地利之助。
他还给自己算上了人和之利：韩某身为苏北军政之首，所属军政人员又多为本土人士，不是乡亲，便是故旧。
韩德勤没有马上扑向黄桥，是因为他在坐等“天时、地利、人和”中的第一要素——天时。
最好的作战时间，韩德勤把它设定为9～10月间，那个时候秋高气爽、兵壮马肥，要么不出手，一出手新四军必然是不堪一击。
1940年9月3日，韩德勤准备就绪，调集人马向黄桥方面运动。
粟裕要集中兵力，韩德勤同样想到了这一点。事前他诱捕了不战而逃、丢弃黄桥的何克谦，又扣押一名有亲近新四军嫌疑的保安旅旅长，以此杀鸡儆猴，从而把“二李”等动摇不定的苏北诸侯也都拖上了同一辆战车。
另一个对粟裕极为不利的消息是，韩德勤利用洪水暴涨之机，将老黄河渡口的船只焚烧殆尽，同时加强了对老黄河、运河等水道的封锁，预定增援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新四军淮南第五支队等部均被拖住，无法如期到达。
北渡之前，粟裕在提出“组织战斗”理论时，曾说：“可能不久以后，我们就要打更大规模的仗！”如今，残酷的现实就在眼前。
迎战之前，粟裕先做了一道数学题，用减法。
韩部看上去浩浩荡荡，不过这只是表象，其右翼为“二李”、陈泰运，“二李”不用说了，陈泰运在新四军攻取黄桥时就挨过揍，后来陈、粟又做过他的工作，所以他的态度已经基本趋同于“二李”。
“二李一陈”基本上是出工不出力，这样右翼就可以减掉，只剩下左翼，左翼是韩德勤的主力，但总兵力不超过7个团。
把这道题做完，粟裕顿觉肩头一阵轻松。
先交点学费
负责指挥左翼的是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李守维毕业于黄埔第二期，他长期跟随韩德勤，包括当年“围剿”苏区时全军覆灭的一仗，此君也在其中，是韩德勤身边不可或缺的亲信大将。
从那道数学题的结果来看，要打韩部，主要是打左翼的李守维，陈、粟为此确定的战术是诱敌深入，即将李守维诱进来后予以分割围歼。
诱，大家都认同，关键是诱到一个怎样的程度。
1940年9月5日，李守维对黄桥以北的古溪发起猛攻。古溪正好处于黄桥和曲塘中间，相距各20余里。
曲塘是韩部的后方营地，最初陈、粟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古溪，后退十里，使李守维完全脱离后方再予以反击。
古溪有新四军的医院和修械所，如果再往后撤退10里，得搬一大堆坛坛罐罐，部队指挥员也不甘心就这样白白“挨打”，有人求战心切，便向粟裕建议提前反击。
粟裕考虑了一下，觉得部队士气正高，这样做未尝不可。接着他又征询了3个纵队司令员的意见，这3个人没有一个反对，都嗷嗷叫，嚷着说出击有把握。
当天晚上，粟裕在古溪前发起反击。这是一个胜仗，李守维被歼灭了两个团，但缺点就是打得太早了些，给了对手退守曲塘的机会。
粟裕后来形容说，李守维是乌龟壳刚刚伸出一小截，一刀砍下去，没有砍到，给他缩回乌龟壳里面去了。
粟裕上一次指挥大兵团作战，还是五六年前的红军时期，他下面的指挥员，包括叶飞在内，连“打大仗”的场面都没经历过，确实得先交点学费。
不管怎么说，韩德勤苦头是吃了。接下来他改变了战术，将主力缩据水网地区暂不出击，只分兵进驻姜堰。
苏北素有“金姜堰，银曲塘”之说，姜堰四通八达，可控制运河粮道，此处一旦被韩德勤卡住，等于间接困死了黄桥。
粟裕要守黄桥，必夺姜堰。韩德勤派去镇守姜堰的是保安第九旅旅长张少华，张少华拥有6个团的兵力，他又依托姜堰南面的运盐河，构筑了以36个碉堡为核心的防御工事，并加装了电网。
张少华有6个团，粟裕的可用之兵仅有9个团，以9个团来对6个团进行攻坚，伤亡必定不小，这种不划算的买卖，很少在粟裕的考虑范围之内。
6个团太多了，能不能继续做一做减法？这次做减法的主角，粟裕希望是韩德勤本人。
他用了一招“调虎离山”之计，命令一个纵队佯攻海安，韩德勤果然中计，将姜堰驻军抽调到了海安。
张少华还有两个团，好打多了，不过要是一个个地打碉堡，36个呢，也挺费劲，粟裕为张少华量身订制了特异战术，取材于《西游记》，叫作“孙悟空钻铁扇公主的肚皮”，也叫掏心战。
1940年9月13日，在夜色掩护下，粟裕组织敢死队悄悄涉水渡河。敢死队员人人手持一把马刀，或一把大铁剪，马刀和大铁剪的柄均用胶皮裹紧，用以砍剪电网。
破开电网后，敢死队避碉堡不攻，径直向姜堰街上冲去。张少华的指挥机关设在街上，他做梦也想不到敢死队会跳开先攻碉堡的程序，直接冲着他来，顿时阵脚大乱。
在指挥机关被端掉后，周围碉堡里的敌军也先后缴枪投降。
只有知己知彼，方能制定合适的战术。粟裕能把“钻铁扇公主的肚皮”这一招用到张少华身上，是因为他估计到张少华部队的战斗力不强，打巷战一打就垮。
换一个比较厉害的对手，比如日军，巷战能打，战斗力也极其强悍，你若是不打碉堡就冒冒失失地闯进去，就只能有去无回。
虽然两战两捷，但粟裕也掂出了韩德勤的分量，后者比他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与张少华那样的杂牌部队不同，曾在古溪与新四军交战的韩德勤嫡系部队让粟裕刮目相看，其官兵的训练和军事技术比新四军还要好，相比之下，新四军却暴露出了新兵多、训练差的毛病。
古溪一战，新四军抓获了部分俘虏兵，在这些俘虏兵中，已有两三年作战经验的老兵很多，而在新四军里，有如此资历的老兵，都可以当连、排长了。
新四军在黄桥筑工事，一个纵队靠四五千群众帮忙，连干3天，筑出的工事还让粟裕不太满意，同样的活，韩德勤部队一晚上就能搞定。
古溪战前，新四军各纵队精神抖擞，求战欲望强烈，这也是粟裕同意提前出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经历两战后，参战部队已普遍非常疲劳，反观韩部，他们有汽艇，不像新四军全靠两条腿跑路，又有良好的通信联络，部队行动起来比较方便，不致过度疲劳。
若是立刻接着用兵，难操胜券，占领姜堰后，陈、粟十几次致函韩德勤，表明“只求救国有份，抗战有地”，又请韩国钧等苏北名士参加调停，但韩德勤不依不饶，回电一句话：“只要新四军退出姜堰，一切均可商议，否则无谈判余地。”
韩德勤以为陈、粟必不会同意退出姜堰，他不过是拿这件事来将对方一军而已，出乎意料的是，陈、粟答应了。
退避三舍
“退避三舍”是一个很古老的中国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楚晋两国发生战争，晋国国君晋文公履行诺言，令晋军避让楚军，后退“三舍”。一“舍”相当于现在的三十里，晋军退了“三舍”，也就是退了九十里。
晋文公因退避三舍而有君子之名，陈、粟退出千辛万苦才得来的姜堰同样得到喝彩。
苏北名士朱履先对陈毅说：“如果你们退出姜堰，省韩（指韩德勤）还来进攻，则是欺人太甚，万分无理。”
陈、粟一退姜堰，尴尬之人便成了“省韩”。对还要不要再进攻黄桥，韩德勤已经有些犹豫，韩部的一些师旅长对继续作战也无把握，但偏偏李守维犟了起来。
他说：“韩主席（韩德勤）主要管行政工作，军事上我要负责，决不能同新四军合作。我要同他们拼一拼！”
有人劝说，新四军到底有多少力量暂时还弄不清楚，但几仗下来，起码知道他们打仗是有一套的，你有多大把握和他们拼？
李守维的犟劲上来便收不住：“我不管，成败在此一举，不成功，便成仁！”
在李守维的支持下，韩德勤复电陈、粟，让新四军继退出姜堰后，再退黄桥，直至开回江南。
连吃两次败仗，把姜堰都丢了，这“省韩”竟然还能吃着碗里，看着盘里，想着锅里，参与调停的人们闻知一片哗然，另一位苏北名士韩国钧怒骂韩德勤：“小子无义，天必殛之！”
韩德勤迫使新四军退出姜堰，便以为对方好欺负，然而他想错了。
陈、粟退出姜堰，是走了一步以退为进的好棋。
姜堰两翼暴露，西边是“二李”，东边是陈泰运，北边是韩德勤，这三方势力要攻黄桥，随时可以从两翼的任何一个空隙南下。也就是说，掌握在新四军手里的姜堰其实是个“死镇”，它不仅对黄桥起不到应有的屏障作用，还会分黄桥之兵。
在“退避三舍”这个故事中，晋文公是绝对的男一号。从表面上看，他做出“退避三舍”之举，似乎仅仅是要通过践诺来树立个人形象，在政治上收获人心，但此举更深层的意义，其实还是要在军事上实行以退为进，后发制人。
在晋文公看来，“三舍”不过是可以用来换取更大筹码的棋子而已，他把“三舍”一送，楚军主帅便轻敌了，而这正是晋军在后面的战争中能赖以制胜的一个重要条件。
韩德勤和李守维并不比古代的楚军主帅聪明多少，李守维如果不是判断新四军已经怯战，在连战连败的情况下，他那“拼一拼”的劲头就不会如此之大。
陈、粟让出姜堰，可做的文章很多。
给部队争取到了20天的休整和备战时间，这个自不用说，除此之外，还可以换得一个好的筹码，叫作：分而治之。
姜堰不是给韩德勤的，陈、粟把它送给了“二李”、陈泰运（“二李一陈”）。
能轻轻松松地得到“金姜堰”，“二李一陈”自然是喜出望外，乐不可支，马上表示愿意在暗中再次恪守中立，而韩德勤则气急败坏，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
1940年9月30日，新四军撤出姜堰，通知“二李一陈”前来接防，而就在同一天，韩德勤对新四军下达了“进剿令”。
这次“省韩”似乎真的气昏了头，他撤走了长江沿岸的所有船只，连退回江南的机会都不肯留给新四军了，只求“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去喝水”。
这个结局，粟裕在占领姜堰那天就预料到了。他当时曾说：“15天到20天内，顽军（韩部）将有大动作，这才是苏北命运的决战。”
决战意味着最后的时刻到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棋输一着
1940年10月3日，韩德勤调集26个团约3万余人，由李守维统一指挥，分左、中、右三路会攻黄桥。韩德勤给李守维下了军令状，限其7天攻下黄桥，歼新四军主力于长江以北。
粟裕把主力都集中在黄桥，外围只有小股部队和游击队，一经战斗，即向两侧后退。李守维由此判断新四军兵力不足，他在电话中向韩德勤报告：“新四军就是全部在黄桥也不过五六千人，弹药也少，打下黄桥不成问题。”
他说得没错，韩德勤有3万人，粟裕只有7000人，其中战斗兵如李守维所言，还不足5000人，连人家的1/5都不到，新四军即便是单独对付三路中的任何一路，都不占有优势。
面对大兵压境，有人建议出动一部分主力，先攻海安或向东发展，那样若是黄桥有失，还能找到别的落脚点，粟裕都一一摇头。
他哪儿也不去，就是要在黄桥与韩德勤、李守维死磕到底。
粟裕对官兵们说：“黄桥北靠长江，退无可退，只能破釜沉舟，我们这一仗打成平手还不行，或者小胜都太可惜，非要打个干净彻底的歼灭战不可！”
当决战来临，双方都红了眼，那种要一口吞掉对手的心都是一样的迫切。
最早逼近黄桥的是韩德勤嫡系的两大主力之一，由李守维自任军长的第八十九军。
1940年10月3日中午，第八十九军对黄桥外围阵地实施炮击，外围前哨战随即正式打响。
粟裕用于防守黄桥正面的是第三纵队，该纵队的老底子是粟裕从江南带起来的第二支队，一向以作风顽强著称，善于防守，但人数不足2000，因此打得非常吃力。
截至10月4日下午两点，第八十九军已发起7次冲锋，一度冲到了黄桥东门。
几乎所有人都体会到了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包括在后方调度的陈毅。
陈毅有一批珍贵的书籍文稿，他从皖南带到茅山，又从江南带到苏北，纵使事态再危险，都不肯舍弃，可是这时也从铁皮箱拿出来准备就地掩埋，显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即便是这种时刻，坐镇黄桥指挥的粟裕都没有起过动用其余部队的丝毫念头。他以一句古人的警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黄桥周围全是旱地，高秆作物半割半留，既便于藏匿，又利于迂回突击，除了第三纵队，其他两个纵队都被粟裕隐藏在了这些旱地之中。
他在等待猎物，那个即将露面的独立第六旅。
红军时期粟裕指挥大兵团作战，一般都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以多打少的同时，先选择打弱敌，现在要反过来，他必须以少胜多，自然就不能再循常规。
这一次粟裕要先打的，是强敌。
独立第六旅绝对配得上强敌这一称谓。它是苏北地区少见的中国精锐部队，旅长翁达毕业于黄埔第四期，其属下军官也多为正规军校生。全旅3000多人，装备清一色的中正式七九步枪，每个步兵连还配备9挺捷克式轻机枪。当时人们称翁旅为“梅兰芳式”部队，极言其装备之漂亮和人员之精干。
韩德勤的主力部队一般训练和军事技术都很好，之所以在实战中表现不佳，是因为自徐州会战结束后，这些部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过仗。不打仗，枪和人都会生锈，加上部队又大多驻扎于城市，官兵渐渐忘记了什么叫作艰苦，战斗力自然就会不知不觉地削弱下来。
翁旅与之稍稍不同的是，他们跟日军的周旋次数相对多一些。在日军进攻兴化的战役中，该旅曾迂回敌后，击退日军，确保了兴化不失，为此，翁达曾被蒋介石称赞为“翁虎将军”。
粟裕知道，“二李一陈”的中立带有很多投机色彩，立场是动摇不定的，如果他首战能打掉韩德勤最厉害的这个旅，就能起到敲山震虎的效果，“二李一陈”及其他杂牌部队也就不敢再有所行动了。
“钓鱼”需要耐心，翁达迟迟不现身，粟裕也就始终不肯出手。
直到“浮漂”周围泛起了波纹。
李守维发起的第一次总攻失败后，翁达所率的独立第六旅也已从另一个方向逼近黄桥。
这个时候，“二李一陈”和几个保安旅都还落在后面。韩德勤于是致电李守维，指示于第二天拂晓发动全面进攻，以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
李守维和翁达立功心切，一再向韩德勤强调，离天黑还早，以两部战斗力之强，若再发起一次总攻，拿下黄桥应不成问题，至于那些杂牌，战斗力既弱，打仗又不卖力，早来晚来似乎都没关系，等他们做甚。
两员主将既都如此慷慨，韩德勤也就没有打消他们激情的道理，于是同意开始第二轮总攻。
正是这个决定，让韩德勤过后悔之莫及。
黄鼠狼吃蛇
翁旅开始向黄桥北门前进，得到这一情报，粟裕立即离开指挥所，带着警卫员直奔北门而去。
粟裕技高一筹的地方，不是他没有失误，而是他能时时避免和纠正自己的失误。
古溪战斗，如果说有失误，就失误在出击过早，让对手“缩回了乌龟壳”，这是前车之鉴。打翁达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出击早了，只能打到他的头，击不中要害，晚了，他会与李守维形成合攻之势，同时在周围窥测动静的“二李一陈”甚至是土匪，都可能借机争着扑杀过来，到时黄桥将面临着一个被众豺分食的可怕局面。
侦察员报告，翁旅从高桥南下，前锋已进抵黄桥以北五六里处。
为了进一步搞清敌情，粟裕亲自登上北门的土城制高点，他看到在北面五六里处的大路上，有许多老百姓惊慌地向西南方向奔跑，由此判断翁旅前锋确已到达。
敏锐的直觉和精到的计算，是指挥者不可或缺的两大技能。粟裕用最短的时间心算了一下：翁旅采用一路行军纵队前进，他们有3000多人，假设两人之间的距离为一米半，将是一个长达八九里的长蛇阵。
翁旅的出发地是高桥，从高桥到黄桥，路程约15里，其前锋既然离黄桥只有5五里，那么后卫团一定也已离开高桥，也就是说，这个长蛇阵完全进入了新四军的伏击地段，此时出击，正好可以予以拦腰斩断。
决心已定，粟裕要通了陈毅的电话：“敌人已经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我看可以动手了。”
陈毅沉吟着：“还是再等一等。”
粟裕坚持：“不能再等了，再等就会错过时机！”
陈毅同意了：“那就听你的。”
放下电话，陈毅即向伏击部队下达了攻击令。
对翁旅，陈毅采用的是“黄鼠狼吃蛇”战术，即多路突击，将翁旅咬成几段，分开来吃，并首先击其头部。
假如李守维、翁达不急于求成，等到第二天再攻，抑或者，“二李一陈”不存异心，快速前进，这一切原本不会发生，因为“二李一陈”等部原先的使命，就是为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做侧翼掩护。
当翁达意识到这一切时，已经晚了。
翁达很有作战经验，在部队被截成几段后，他迅速将能控制的部队收缩到土墩和村庄固守，同时命令后卫团猛扑高桥，试图为全军打开退路。
这是粟裕预料得到的。
新四军一部早就从侧翼迂回至翁旅后方，一举占领了高桥，而后卫团很快也遭到包围，翁旅乱作一团。
按照粟裕的要求，对翁旅旅部的包围圈第一个缩紧，困守村庄的翁达下令架设电台，摇机员却连人带机不知去向。无奈之下，他只好让通信军官带着传令兵去找李守维求援。
1940年10月4日，晚上10点，李守维得到了翁旅被伏击的消息。
李守维久历戎行，与翁达一样有着处变不惊的决断能力。根据战场态势，他立即判断出，粟裕既把大量主力用在翁达方面，黄桥守军必少，正是乘势而攻的好时机。
李守维做出了一个看似反常的决定，他没有径直去援救翁达，而是连夜调整部署，向黄桥东门发起全力一击。
1940年10月5日拂晓，他把军部、师部、旅部的火炮全部集中起来，从各个距离和角度对黄桥进行轰击，第三纵队在东门所筑工事大部被毁，部队伤亡很大。
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八十九军主力以营为单位实施集团冲锋，其前锋部队突进东门，手榴弹已经能甩到黄桥街头，形势变得十分危急。
粟裕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他的兵力实在太少，所以事先并没有准备预备队，城里只有一些后勤人员和伙夫可用。
对于大兵团作战来说，没有预备队很可怕，这也就意味着在情况危急的时候，你手中空空如也，没有一件可用于反击或保命的称手兵器。
李守维确实老到，在他和翁达都即将走上悬崖之前，他反过来又将对手逼入了死胡同——如果粟裕急调城外的一、二纵队回援，且不说围歼翁旅的计划可能功亏一篑，黄桥也未必就能保住。
望梅止渴
偶然因素在战争中起到的作用，往往会令人瞠目结舌。黄桥地下党的一位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跑来向粟裕报告：江南部队增援来了。
这真是救星，不过作为救星的增援部队离黄桥还有20里，而且人不多，只有一个营，即老四团第三营，也就是当年粟裕带到皖南参加整编的游击总队。
老部队给粟裕带来了灵感，他急中生智，赶到东门附近，在激烈的对射中振臂高呼：“江南来了几个团增援我们！”
这是一句谎言，但就是这句“望梅止渴”式的谎言，令守军士气大振。有拼命三郎之称的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当即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挥舞着一把缴获的日军指挥刀，率部反击，硬是将敌军驱出东门，然后又用机枪将东门死死封住。
第三纵队仅占粟裕所有主力部队的1/4，用1/4来为其他的3/4扛起重担，且无预备队，这是粟裕在黄桥之战中运用最大胆也最冒险的一招，突破了他历次指挥作战的惊险系数，对于粟裕来说，其面临的压力自然也是前所未有的大。
能够闯过这道关，粟裕把它归结为年轻的力量。
新四军阵营，指挥员全都是20多岁、30多岁的人，从基层开始，3大纵队的几个司令员，叶飞26岁，陶勇27岁，王必成28岁；再到高层，粟裕33岁，陈毅最大，也还不到40岁。
韩德勤阵营则是另外一种情形，需要从完全相反的方向数：韩德勤已49岁，他的两员主将，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42岁，年纪最小的李守维才与陈毅年纪相当。
搏杀战场，需要激情，需要干劲，需要一大批能够豁出去大干一场的年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德勤输得并不冤枉。
在东门转危为安的同时，围歼翁旅一役已经尘埃落定。
进攻部队在村庄里发现了一具高级军官的尸体，他手持短枪，枪口朝向自己，看来是自杀的，身边还有一件风雨衣，上面绣着“翁达”二字……
翁旅被歼，使第八十九军完全陷于暴露和孤立，战场局面大变，粟裕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他通过迂回，截断了李守维的归路。
合围已成，粟裕预定于当天下午对被包围的八十九军发起总攻。
就在总攻令下达后，他接到密报，得知韩德勤已派8个团前来增援。凭借对韩部兵力构成的了解，粟裕判断韩德勤不可能还有这么多可增援部队，不过在翁旅被歼、八十九军也被包围的情况下，韩德勤舍出老本，派上两三个团还是有可能的。
两个人角力，胜负即将分出，这时候最怕对方的帮手加入，何况还是两三个团的生力军。
最好是提前出手，在援军到达前就实行总攻，但一、二纵队已经出发，再要派人去传令，显然来不及了。
战争的智慧就像打开闸门之后喷涌而出的水，电光火石之间，粟裕突然又想到了一个妙招，他命令三纵队以小部队方式向八十九军实行佯攻。
八十九军已成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拼命还击是必需的，一时枪声浓密。
战场之上，枪声就是信号。一、二纵队听到后，立即心领神会，提前发起攻击。
粟裕让陶勇率三纵队全部出击，他告诉陶勇：“这次韩德勤要输得连裤子都得送进典当铺喽。”
八十九军兵败如山倒。师长孙启人被俘后说：“我看过《霸王别姬》的戏，有十面埋伏，四面楚歌，我今天尝到的滋味，比那还要严重得多。”
经过一夜激战，八十九军主力大部被歼，李守维本人也坠马落水，淹死在一座叫作“挖尺沟”（曾被误称是八尺沟）的河中。
黄桥一战，韩德勤的八十九军及独立第六旅几乎全军覆灭，韩德勤只率千余人逃回兴化。作为败军之将，他的地位一落千丈，连蒋介石和何应钦都对他失去了信任，而新四军则控制了黄桥以北直至盐城的全部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