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粟裕和刘英会合，重新集结的挺进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简称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
这时候的粟裕和刘英早已冰释前嫌。粟裕左臂残疾，刘英则因负伤同样右手腕致残，在给新兵讲解游击战术时，粟裕就很风趣地说：“人们以为刘英和我是三头六臂，其实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只有一双完整的手。”
1938年3月，粟裕率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刘英奉命留在了浙江。他们从此再没能见面，直到5年后刘英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并杀害。
粟裕非常怀念这位战友。刘英死后，他千方百计找到了刘英的遗孀和遗孤，并主动担负起了抚养之责。刘英的岳母是一个小脚老太太，刘英又留下了两个遗孤，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粟裕专门让人备了一辆马车，遇有敌情便让马车随大部队转移。
与刘英的那段恩怨偶尔还会被人提起，不过粟裕对此更多的已不是抱怨，而是一声轻轻的感慨：“那时我们都太年轻……”
年轻意味着不成熟，意味着诸多的缺憾，可是只要搜寻我们的脑海，那些最不能忘怀的记忆，以及最真挚的朋友，往往也正来自于此。
走出青涩的粟裕又碰到了一位故人，在前往皖南的路途上。所不同的是，这位故人过去是敌人，现在是朋友。
他就是粟裕进入浙江时所遭遇的第一个大敌——黄绍竑。
上满发条的闹钟
黄绍竑先前在山西指挥了娘子关战役，但是指挥得很凌乱，尤其是对川军使用了“填坑式战法”，导致最后一败涂地。回到南方后，考虑他曾在浙江主政两年，熟悉当地情况，又娴于吏治，蒋介石便重新任命他为浙江省主席。
这个省主席并不好当，在日军的连续进攻下，包括浙江省会杭州在内的许多地方皆已失陷，溃退部队到处都是，连交通都为之堵塞，种种不利境况，让黄绍竑长吁短叹，彻夜难眠。
与粟裕见面后，大家都不再计较过往。黄绍竑留粟裕吃饭，粟裕则邀请黄绍竑视察教导总队。
这时的游击总队共有500多人，数量上又回到了刚进浙江时的水平，而且红七、红十军团时期的老骨干也不太多了。装备上与国民政府的正规野战军相比，更是显得落后，除枪支混杂、未穿着制式军装外，不少人拿着大刀长矛，有的甚至是赤手空拳。
不过在南方游击队中，游击总队仍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武装。那些不多的红军老兵，既能打正规战又能打游击战，其军事素质与一般的地方游击队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刘英在叶飞等人面前每每会以老大自居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兵主要是临时招募的一些青年学生，他们还没打过什么仗，仅接受过临时性的游击战术训练，但这些新兵有知识有朝气，是部队未来的希望。
视察时，游击总队官兵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昂，黄绍竑看了很是高兴。
过去像黄绍竑这样从正规战出来的高级将官，一般是看不上游击队或游击战的，可是抗战开始后，对手变了，在日军面前，即便是中国的正规军主力，装备方面也处于劣势，要跟对方在一点一线上争长短、决胜负，实在很吃力。经历娘子关一役后，黄绍竑对此可谓感同身受。
形势决定战略，持久抗战、全面战、总体战遂成为此时国内最流行的军事术语。黄绍竑由此对游击战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不仅对游击区和游击战进行了研究，还一度向蒋介石打报告，愿意辞去浙江省主席，亲自带一支部队到游击区去活动。
视察结束时，黄绍竑当众承诺拨给游击总队5万发子弹、1000套军装，从而为这支抗日新军助了一臂之力。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民族大义面前，曾经的死敌走到了一起，当然是暂时的。
1938年4月18日，游击总队到达皖南岩寺，加入新四军作战序列。
新四军系由南方八省游击队组成，其中叶飞的闽东部队，黄道的闽北部队都已到达岩寺，并合编为第三支队。要论渊源，游击总队与三支队最为接近，可是因为“火并”时候的那点心理阴影还在，要立刻坐一张板凳上共事，多少还显得有些尴尬，最后的结果是：粟裕就任第二支队副司令，游击总队也编为第二支队，为第四团第三营。
粟裕到达岩寺时，台儿庄大战已经结束，徐州会战进入后期阶段，日军正计划南北合击，对徐州实行迂回包围，原驻镇江、苏州、芜湖的主力野战师团因此均被紧急抽调了出去。
新四军的任务是深入敌后，在苏南牵制敌军，毛泽东从延安发来指示，让新四军先派支队到溧水一带进行战略侦察，并强调“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
新四军军部收到指示后，按照这一标准点兵点将，点到了刚到皖南才几天的粟裕，由他出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
1938年4月28日，由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从岩寺出发，越过日军的公路封锁线，向苏南敌后一路挺进。
先遣支队共有400多人，配置极其精干，成员都是由第一、二、三支队中抽出的团以下干部，下辖的3个侦察连也均为3个支队中武器装备最好的部队。
没有一个不是十年内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好汉，但抗战与内战毕竟不同，加上进入的是陌生环境，气氛还是很紧张。时年30岁的粟裕像个上满发条的闹钟，每时每刻都对敌情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和警觉。
有一天午夜时分，支队正在皖东南的南陵县城宿营休息，粟裕突然下令紧急转移。
日军来了？没有。
大半夜“折腾”大家，只是来自于粟裕的一个直觉：苏南多为前方溃军，很少有向日军直接开过去的部队，而南陵离日军控制的芜湖很近，支队行踪很可能会被日军发觉。
粟裕对自己的直觉判断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说的是“可能”，但这个可能哪怕只有百分之零点零几，他也绝不容许存在。
4年前，同样是一支先遣队，就是因为军事主官有侥幸的可能，决策时一再迟疑不决，才导致全军覆灭，这是血的教训，粟裕对此须臾不敢忘记。
天刚破晓，日机果然飞到南陵上空，并对支队原有宿营地进行了狂轰滥炸，但这时支队已转移到离南陵不远的山村。
中国军队平时受日军暗算不少，东北军在淞沪会战后期就吃了日机轰炸的不少亏，他们听到这件事后，对粟裕很是佩服，说还是新四军的指挥官有远见，才会让日机炸个空。
军部选择粟裕领兵先遣支队实在是找对了人。遗憾的是，直到5月19日，先遣支队才得以正式进入苏南敌后战场，而徐州正是在这一天失陷，因此没能对徐州会战起到牵制作用。
困难叠困难
先遣支队到得晚，一方面是出于侦察和隐蔽的需要，必须昼伏夜行，即使风雨之夜，亦不例外；另一方面则是让苏皖边境的友军给耽搁了，这些部队都有各自防区，他们不让过，你就只能绕着走。
等到真正进入苏南，困难有增无减。
先遣支队的官兵虽有红军时期和三年游击战的丰富经验，但突然之间，熟悉的山地和森林不见了，到处都是一览无余的河汊水网，要找个隐蔽或居高临下的阵地颇不容易。
与“环境关”相应的，是语言关。新四军老兵主要来自于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很多人听不懂苏南话，而他们说的，当地人也听不大懂。
士兵奉命前去拜请地方士绅。士绅询问是什么部队，士兵回答：“我们是森西滚！”
士绅被这个“森西滚”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士兵说的是“新四军”。
类似笑话还有不少，比如士兵介绍“某某司令”，听在当地人耳朵里，却是“某某西礼”。
客观障碍的存在，容易加深误解。先遣队初到江南，老百姓往往不肯借房子给他们住，官兵便在村外或田野里露营，遇到下雨，靠在屋檐下暂且过上一晚是常有的事。
还有不肯卖粮食的。这时候就只好饿上几顿或靠吃剩饭打发，粟裕本人就经常拿一只茶缸泡上剩饭来借以充饥。
困难叠困难，但所有的困难加一起，敌不过一个最大的：没士气。
苏南是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发生地，战后日军对其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只要看一看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就知道当地军民曾遭遇了怎样的浩劫，日军所过之处，真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日军烧杀的目的，不光是报复，还有恐吓，而这种恐吓，在一定时期确实能起到明显的威慑效果。
粟裕到达苏南后，发现江南民众的抗战情绪非常低落，更谈不上有任何抗战胜利的信心。不管先遣支队怎样解释和动员，人家都会反问：“既然你说抗战会胜利，敌人的力量在削弱，那为什么政府军队还要从徐州撤退呢？”
还有人说得更刻薄：“现在南京也没有几个鬼子，你们为什么不夺回来？”
质疑中，讥讽的意味很是明显，这使先遣支队的宣传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一点痕迹都看不到。
当地民众不信任先遣支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看到了支队背负的武器。
苏皖属顾祝同第三战区范围，第三战区共集结了30个步兵师旅，在这些部队中，新四军的装备只处于中下水平。先遣支队已是优中选优，好的武器都给它了，可加一起也仅有两挺轻机枪，其余枪支都是用旧的，有的缺少瞄准器，有的为便于打游击，长枪已锯成了短枪，还有的是埋在地下许久，刚刚才挖出来的。
皖南集结时，各部队一看新四军的装备如此落后，都有些瞧不起。就在先遣支队出发之前，一位友军将领很不客气地对粟裕说：“你们军队有良好纪律，作为一支政治宣传队是好的，如果要到东线去打仗，那就只有听下回分解了。”
苏南百姓没有军人的那种鉴别眼光，但也见过世面。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包括罗卓英第十八军在内的“中央军”都曾在苏南与日军鏖战，他们觉得，既然连这些装备优良的“中央军”都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凭先遣支队这么一点儿人，这么差的枪，怎么可能立得住脚。
一些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士绅便出面劝先遣支队：“你们明知山有虎，何必还要偏向虎山行呢？”
就算前面真的全是虎，粟裕也不可能再退回去，不仅不退，还要到山中去打老虎。
他给先遣支队提出的口号是：“一切靠打胜仗来解决！”过去的经历告诉粟裕，在战言战，只要打胜一仗，把士气振作起来，其他困难，不管是“环境关”，还是语言关，都将随着时间慢慢地迎刃而解。
可是他不说打仗还好，一说打仗，反而吓坏了当地人。
苏南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其实多如牛毛，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自从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每天就是拉屎撒尿，都能不小心撞到一个“江南游击司令”。
这些“司令”不过是乱世称王，平时拦个哨卡，收收“抗日税”可以，真要他们跟日军干仗，谁都没这个胆儿。即便有那冲动之下想靠打日本来立立威的，往往一打就垮，或者还没打就垮了。
在很多人眼里，“江南游击司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把粟裕和先遣支队也看成了同一类型。一听先遣支队说要打仗，便连连摆手：“不要在我们这个地方打仗，你打仗到远处去。”或者“你们才这几条枪，赶快走吧，鬼子包围过来，你穿便衣都跑不脱！”
最善意的调儿调儿是下面这种：“可怜的新四军，无衣无食，还爱打仗，我们得做道场替他们超度超度了。”
粟裕爱打仗不假，可却并不需要别人提前替他超度，而能够为他和他那支“可怜的新四军”正名的，无疑还是战场上过人的表现。
破路就像玩家家
在新四军的东进计划中，先遣支队除了侦察，还起到一个开路先锋的作用，陈毅随后便率一支队开赴苏南。
1938年6月8日，一支队与先遣支队在溧水会师。这段时间，粟裕除将侦察情况向陈毅进行汇报外，也在考虑首仗应该怎么打，在哪里打。
6月11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突然向新四军军部下达命令，限新四军在3天内赶到京沪铁路附近，以破坏敌军交通。顾祝同还强调，如完不成任务，将予以“严厉处分”。
三战区以杂牌部队居多，一般情况下，顾祝同不会这么板着脸下死命令，命令如此急促，是因为正面主战场又再趋紧张：当天，总部驻于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已溯江西上，包围安庆，比刚刚结束的徐州会战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武汉会战开始了。
顾祝同既无能力从正面发动进攻，便只有让已深入敌后的新四军来破破路，借以对华中派遣军进行袭扰和牵制。
按照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由粟裕率先遣支队具体执行此次破路任务，陈毅又从一支队中挑选了部分官兵，组成一个连与先遣支队一道行动，这样归粟裕指挥的部队一共有4个连。
京沪铁路距驻地有200余里，在限时3天的前提下，任务显得非常紧迫，但粟裕似乎并不着急，他指定的行军路线也与既定目的地不符。
当然，这只是假象。三年内战时期的“敌进我进”，已使粟裕养成了一种固有的生存之道，他要往左进，必先往右拐，反之亦然。
只有当白天谢幕，才能随心所欲。天色一暗，粟裕立即变道，率部直插目的地。
此时正值梅雨季节，乌云低垂，雨点稠密，道路非常湿滑，但对这些经历过三年游击战的老兵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众人脚上都扎了防滑铁丝，即使在泥泞的路上依旧能保持急行军的速度。
部队走得很快，可在第二天进入友军防区时，几经交涉都不让过，一直拖到午后，才予放行。
先遣支队带了一部电台，以便与上级联系，谁知半途电台灯泡烧坏了，反而成了累赘。那时候的电台金贵得很，舍了多少条命也不能丢一部电台，为了便于行动，粟裕索性派一个连护送电台回去，自带3个连继续急进。
1938年6月15日拂晓，经过3个雨夜的连续急行军，先遣支队终于到达了句容至下蜀镇公路以东的徐家边。
经过侦察，发现下蜀镇共有二十几个日军，晚上移驻离下蜀镇以西约两里路的火车站内，周边构筑有堑壕、铁丝网等防御工事。
由于要全力投入武汉会战以及即将展开的惠广战役（又称广州战役），留守苏南的日军兵力严重不足，交通线上相距五六十里才会有一个据点，这样的据点通常情况下只有三四个日本兵，二十几个是最多的了。
如果到一个兵都没有的铁路线上去破路，任务是完成了，风险也会降到最低，可那有什么意思，鬼子连挠痒痒的感觉都没有，还能叫袭扰和牵制吗？
粟裕当即决定，就在下蜀干它一票。
晚上10点，粟裕进行了兵力分配，以一个连向下蜀车站方向警戒，掩护破路，其余部队全部投入破路作业。
新四军没有破坏铁路的经验，随身带来的只有一些铁棍和木棍，大家花了很多时间和力气，仍然难以将铁轨撬下来。
粟裕想了想，派人去铁路附近找来了老百姓，一问，才知道破路有破路的窍门，光硬撬没用，最好的办法是去掉道钉，然后移动铁轨位置。
接下来就顺利了。经过4个半小时的作业，一共破坏了40多米的铁路。见任务完成，粟裕一面命令警戒连向下蜀车站之敌发起佯攻，一面在散发传单标语后，组织部队迅速撤离。
黎明之前，先遣支队安全转移到了下蜀西南的一座小山上。在山上，粟裕可以对铁路线上的动静进行观察。
1938年6月16日上午8点，一列从上海方向开来的火车在下蜀出轨，京沪铁路交通为此中断达数个小时。
苏南交通相对发达，相对发达的交通也为日军快速调集兵力带来了便利。下蜀镇为师团部驻于镇江的第三师团所辖的范围，第三师团随后便派来了整整7卡车的日本兵，其中就含有铁道辎重兵，铁路很快便被修复。
先遣支队移驻的小山坡上有一座村庄，周围是茂密的竹林，官兵都进入村庄休整，准备撤离，但是粟裕却并没有就此罢手的意思。
根据侦察员带回的情报，因为铁路被破坏，各据点的日军驻兵都得到相应增加，而且各据点还将联合起来，于17日，也就是第二天出来进行“搜剿”。
摆脱“搜剿”，对粟裕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算不上什么难题，他真正在意的不是这个。
由于缺乏爆破器材，路破得快还不如人家修得快，这很让人沮丧——固然给军部和三战区的战报可以吹得漂亮一些，可这从来就不是一个以打仗为本分的军人的风格。
破路就像玩家家，要玩不如玩大点儿，比如痛快淋漓地打上一仗。
兵多不如兵精
到达苏南后，粟裕朝思暮想的就是要先打上一仗，以改变当地军民低落的士气，侦察员带来的另一个情报正好与此对路。
据侦察员说，在镇江到句容的公路上，运输相当繁忙，每天通过的日军汽车多达五六十辆，通行时间多在上午8点到9点，以及下午4点前后。
几天前，粟裕曾亲自到那一带公路沿线进行过侦察，并且当时就对一处地形情有独钟。
被粟裕青睐的地方叫韦岗，位于镇江西南15公里处，属于丘陵山地，南北各有两座近百米高的连绵山冈，公路就像一条狭长的带子，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弯弯曲曲，夹于其间。
粟裕仔细观察了一下，尽管山上树木稀疏，但有许多高低不平的小土丘，可用于隐蔽埋伏，以他多年从事游击战的经验和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绝佳地形。
到韦岗去伏击日军车队，不仅可以避开日军的“搜剿”，还能借此打开江南抗战的局面，何乐而不为？
粟裕立即召集各连干部到竹林开会。他告诉众人：“根据日军车队活动的规律，战斗可能在明天拂晓前后打响……”
粟裕已记不清自己打过多少次伏击，汽车也打过，但通常没有押运兵，只有司机，跑得快的就溜了，反应慢的看到红军便瑟瑟发抖，不用费什么手脚，他自己就会把车停下来。
打日军的军用汽车，这还是第一次。对于粟裕来说，另一个他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由于电台损坏，已经来不及将作战方案向上级报告，也就是说，这一战必须完全由他自己策划、自己指挥，当然也要由自己承担后果，无论是好是坏。
在对韦岗伏击战进行部署时，粟裕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把日军的车队截住，否则我们今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困难会很大！”
会议结束，粟裕的视线才离开了地图。
从一支队抽到先遣支队的那个连的连长叫童炎生，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湘赣边打游击，此前与粟裕从未谋面，但他和许多新四军老兵一样，对粟裕慕名已久。就在这次会后，他难得地与“粟司令”唠起了嗑儿。
粟裕说的是先遣队，不过不是现在这支，是4年前的那支：“4年前，在方志敏同志领导的抗日先遣队里，我被任命为参谋长，但那支先遣队的使命没有能完成，我们在怀玉山上被围困了……”
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但是粟裕的声音随后便转向激越：“4年后的今天，我们又搞出一个先遣队，并胜利挺进到苏南，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形势。”
粟裕手握着竹枝，目光停留在青青的竹叶上，低吟起了方志敏在狱中留下了的一首绝句：“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一轮红日起，依旧与天齐。”
形势好，不等于就能打得好。4年前的抗日先遣队，说败，也就是败在伏击战上，那场伏击战没打好，从此一路败下去，直至覆亡。
又要打伏击战了，还是先遣支队出师江南后的处女作，对粟裕来说，它的规模也许不大，但是意义不小。最重要的是，他在这场战斗中决不能败，只能胜。
随着夜幕降临，在粟裕的率领下，先遣支队从下蜀后山出发，插向韦岗。
天正下着大雨，每个人的头上都像罩着一口大铁锅，到处是黑乎乎的一片，能见度极差，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树木、草棚和土冈，这使行军变得非常困难。人们的汗水跟雨水混在一起流淌，还没跑多少路，就个个浑身湿透。
从奉命执行任务开始，先遣支队就这样天天泡在雨水里，加上破击铁路时通宵苦干，官兵越来越疲劳，生病的人增加到10多人，队伍也逐渐拉开了距离。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粟裕很快意识到这一点。行至中途，他传令停止行军，重新编组部队。
粟裕从各连挑选出精干人员，也就是那些身上还有一股虎劲的官兵，共组成6个步枪班、1个机枪班和1个短枪班，各班均配备了手榴弹投掷手。
兵多不如兵精，他要用这支精兵来打伏击战，以确保以一当十，得心应手。
凌晨两点，编组后的先遣支队分路而行。不参加战斗的人员携带病员和行李，到预定地点集结待命，参战部队则继续往韦岗前进。
在到达距韦岗约8里地的一处小芦苇荡后，粟裕再次下令休息，除分配作战任务外，对伏击战做最后一次准备。
机枪班共有两挺轻机枪，这是先遣支队唯一的重火力，毫无疑问，机枪手将在战斗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机枪手也因此被反复叮嘱：“你可要沉着，打得要准，要猛，但不能浪费子弹！”
机枪手是老兵，一拍胸脯：“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话音刚落，就有人抛出了难题：“你先别吹牛，你知道打汽车该打哪里呀？”
先遣支队面临着很多第一次，“打汽车究竟打哪儿”是一个，其他还有“向鬼子喊话怎么个喊法”等等，但是最后的焦点都集中在了打汽车上。
从粟裕到童炎生等连班级指挥员，都没有准备标准答案，他们临时给士兵们开了个“诸葛亮会”，让大家一起想办法。
有人说：“把开车子的打死了，汽车不就僵了。”
这个办法马上就遭到反对：“光打死开车的，说不定再冒出个活的来把汽车开走呢……”
“那你说怎么个打法呢？”
反对的人自有主意：“我说应该打轮胎，把轮胎打漏气了，车不就跑不动了！”
“打轮胎”得到一致同意，部队在完成准备后，即向韦岗猛扑过去。
千钧一发
因为路上多费了一番周折，当先遣支队赶到目的地时，天已经亮了。
1938年6月17日，上午8点，粟裕远远地看到从句容方向开来一辆卡车，但因部队刚到山脚下，还未能进入伏击阵地，只能眼睁睁地让这条鱼给溜了。
8点10分，在粟裕的指挥下，先遣支队展开队形，占领了公路两侧及山口南北两头的有利地形。粟裕自己领了一个机枪手，扼守山口之间的公路。
兵力和火器尚未布置完毕，他突然发现从镇江方向开来一辆卡车，逼近设伏区域。
时间定格在8点20分。粟裕举起左轮手枪，挺身而立，高喊一声：“开火！”
机枪手原本将枪口对准句容方向，此时赶快转身迎敌。一切都太仓促了，根本来不及想究竟是“打轮胎”还是“打开车的”，一梭子机枪子弹就飞了过去，把卡车打得啪啪直响。
子弹既没打着轮胎，也没碰到人，但是击穿了车头的汽缸。日军驾驶员像挨了棍棒的疯狗一样，继续拼了命地往前开。
粟裕事先安排了手榴弹投掷手，可惜投掷手的技术普遍不过硬，手榴弹投过去，离卡车还有十几米远，根本炸不着。
在汽缸被击穿的情况下，卡车也没法正常行驶，在摇摇晃晃地冲出一里路后，一头歪倒在路旁。
当支队追过去时，日军已经弃车而逃，车上也没什么好东西，只有一车的邮件，不过这么一打，把大家的信心打出来了。
伏击圈处于两山凹部，没有村落居民，加之天雨有雾，路上也不见行人，枪声不会远传。行动之前，粟裕最为担心的是镇江和句容的日军会迅速闻声赶来，对先遣支队进行夹击，现在看来，至少短时间内日军大部队难以做出反应。
镇江是第三师的团师团部所在地，粟裕判断，从镇江出来的很可能是一支车队，也就是说，在第一辆被击毁的卡车后面，还会跟着第二辆、第三辆。
进入伏击圈的将不只是一条单个的鱼，而是整整一个鱼群，他得拿大网兜住。
粟裕立即穿过公路，登上山坡，通过制高点来监视公路上的敌情。他命令在加强对句容方向警戒的同时，将主要火力全部对准镇江方向。
果然，没多久，第二辆汽车来了。这是一辆黑色包车，一看就知道车上坐的是军官。机枪手一阵猛射，包车被打得周身是火，驾驶员也负了伤。车子先是碰到一块土埂上，又退回来，最终失控翻入公路西侧的水沟。
支队上前搜检，发现已有两名日军中弹死在车底下。粟裕也来到黑色包车旁检查，但就在他即将靠近车辆的瞬间，一个让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险情出现了。
一名中弹负伤的日军军官躲在水沟里，这时蓦地跳出，并且端起刺刀向粟裕刺来。
千钧一发之际，周围官兵急忙举枪射击，将这名日军军官撂倒在地，其中致命的一枪来自于粟裕身后的警卫员。不幸的是，由于现场过于慌乱，混乱射击中，一名战士也被流弹误击身亡，成为伏击战中先遣支队唯一的战死者。
后经查证，先前被打死的两名鬼子，一个为驾驶员，一个为土井少佐，而偷袭粟裕的是整个车队仅次于土井的军官——梅泽武四郎大尉。
这辆包车里油水不少，除土井的手枪、军刀外，先遣支队还缴获保险箱1只，内有日钞7000元。
很显然，两名日军军官是这支车队的核心，后面的鱼还得继续跳上岸来。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仅隔5分钟，第三、第四、第五辆卡车接踵而至，车上总共载有日本兵约30多人。
打掉包车后，官兵作战情绪明显高涨，机枪手已能从容不迫地瞄准轮胎开火，打得轮胎上全是洞眼。在先遣支队的猛烈射击下，山谷震响，硝烟弥漫，第三辆和第四辆车先后被击中，一个停于山间公路的中段；另一个停于路口。
大家很快发现，卡车比包车要难打得多。日本人的军用卡车只有踏板，没有拦板，一听到枪声，除驾驶员外，其他人可以全部跳到车下，不会遭到大的杀伤，因此并不能马上将这两辆卡车的日本兵予以全歼。
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第五辆车上。
3辆车挨得都很近，第五辆车的驾驶员发现不妙，一个急刹车停在了路口以北。此处在机枪的射程之外，火力够不到，车上的日本兵马上跳下车，潜伏在公路两侧的草丛中，与先遣支队展开对射。
粟裕在韦岗伏击的日军车队，属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该旅团参加过淞沪会战，官兵的军事素养很高，射击技术非常精准，只要在200米范围内，均能命中目标，这使得先遣支队不敢轻易往前冲。
另一方面，先遣支队虽是从新四军内选出来的精兵，如童炎生等老兵也是从正规战中摸爬滚打过来的，但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让他们或多或少对正规战的技术已然有些生疏，加上又没有时间在皖南整训，仓促投入实战，马上陷入了手榴弹投不远、步枪也打不准的窘境。
情况非常危急。
就像叉条小鱼一样
参加这场伏击战的童炎生等人，战后都对粟裕钦佩不已。这种感觉已不光是原先的慕名，而是真正“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式的佩服。
危急时刻，粟裕把支队的另一名机枪手调到路口以北的制高点，对日军进行俯瞰射击。
棋子一动，局面大变，哪怕那可能只是一只小卒。
日军一下子被击溃，无法再发起反击，只能将几个伤兵的尸体拖上车，然后开着车逃之夭夭。
粟裕本来在路口还布置了一个穿便衣的短枪班，但短枪班使用的都是驳壳枪，射击距离有限，无法阻止日军的后撤。
与此同时，对第三、四辆车上的日军的围击也行将结束。只是这批鬼子会游泳，没负伤的大多借助公路旁的水沟逃走了，战场上只剩下几个受伤未死的家伙还在挣扎。他们从草丛里跳出来，一边疯狂叫喊，一边挺着刺刀歇斯底里地向新四军官兵冲了过来。
战斗过于紧张，虽然“向鬼子喊话怎么个喊法”已经解决，日语口号也早就练过几遍，但从始至终都没人记得喊过。现在看这拼命的架势，似乎也用不着再喊了，他就算是能听懂，你的好心也会被当作驴肝肺。新四军仗着人数优势，一群人叉一个，就像叉条小鱼一样，把几个日本残兵全给解决了。
检点战果，击毁四辆汽车，打死13名鬼子，加上日军抢运的伤者，总计有20多人死伤，此外还缴获三八式步枪10余支。己方除误击身亡1人外，还有数人负伤。
卡车上装着食物、被服等军需用品，因为人手少，还要抬伤员，只能取走一部分，其他与车辆一起予以焚烧。
伏击战前后大约经历了半个小时，粟裕估计镇江之敌应该已得到消息，对方有公路运输的手段，机动增援的速度将会很快，因此在匆匆打扫战场后，即下令迅速撤离。
也是过了半个小时，驻镇江的第三师团增派的援兵赶到，共有17辆运兵车和1辆装甲车到达韦岗，不过现场除了残骸，已空无一人。
1938年6月18日，第三师团再次对韦岗一带“搜剿”，韦岗的民房几乎全部被烧毁，不少当地民众遭到枪杀，但日军仍未能发现先遣支队的踪迹，甚至于也搞不清楚这支奇兵的来历。
当天，南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接到第三师团传来的报告：“一支番号不明的中国军队，对由镇江至句容的车队进行了伏击。”
“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随即向韦岗派去3架飞机，进行低空盘旋搜索，自然也是一无所获。
找得到才是怪事，先遣支队此时已转移至宝埝，宝埝在韦岗以东30多里外。听说新四军击毁汽车，打死日本兵，又看到他们缴获的武器，宝埝人欢欣鼓舞，纷纷走出来欢迎这支凯旋之师。
童炎生说，自进入苏南，他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热闹场面，韦岗一战，一下子就把新四军在当地的形象给树了起来。
自南京失陷，苏南民众已有半年多没有见到一支像样的中国军队，更不用说还能打胜仗了。在苏南各个地方，三五个日本兵，甚至是徒手士兵，都可以到远离据点十里八里的村庄横行，老百姓毫无抵抗的能力，敢怒不敢言。
新四军恰如横空出世，逐渐成为敌后群众一种不可或缺的心理依靠。
粟裕为自己，也为先遣支队和新四军开了个好头，韦岗战斗的意义和价值自然非破路可比。陈毅得知后高兴地说：“江南处女战打得很好。”他擅长写诗，随即吟诗庆贺：“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从新四军军部到三战区，级级上报，国民政府军委会给新四军军部发来嘉奖令：“所属粟部，殊堪嘉尚。”
1938年6月中旬，第二支队从皖南出发，到达南京至芜湖铁路以东。经新四军军部指定，第二支队主力由粟裕指挥，完成了先遣任务的粟裕重回二支队。
穷人当家
韦岗伏击战前后，“华中派遣军”的前锋部队已攻占安庆，直抵马当要塞。
1938年6月23日，新四军军部向挺进苏南敌后的各部队发出最新指示，要求继续以游击战的形式，对武汉保卫战进行配合。
这个指示的前提，是新四军能在苏南打游击并取胜，然而事实上，究竟能不能，谁心里都没底。
韦岗伏击战虽然首战告捷，但通过这一战也可以看出来，日军在苏南占有多大优势——被伏击的并不是正规的野战兵，打他们都那么费劲，更别说第三师团等极富作战经验的老师团了，而且江南相对发达的交通，稠密的人口，无险可据的丘陵平原，均跟山地游击战的特点完全不符。
茅山是苏南为数不多的山脉，被新四军确定为游击基地。陈毅没去之前，他想象中的茅山，应该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哪知道真到了茅山，才发现山上不仅无树无花，连茅草也不多不厚，既藏不下单人独马，也隐蔽不了大部队。这一情景，曾让陈毅大失所望。
如果劣势无法改变，那就寻找优势。陈毅、粟裕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这个优势，那就是“华中派遣军”的兵力集中在武汉和广州，即使在韦岗吃了点儿亏，对新四军还是持轻视态度。
打游击最好的时机，就是当对方轻视你的时候，这时候他异常骄傲，异常疏忽，毫无防备，若再不趁机上去占点儿便宜，那就不是他的错，而是你的错。
优势能克服劣势，有的优势还得顺延，粟裕接下来要打的仍然是伏击战，而且又是拿日军运兵车开涮。
打仗经验是个慢慢积累的过程，所有经验和教训都不能白白浪费，他对韦岗伏击战进行了“复盘”，从地形选择、火力配备等十个方面，一个个细节抠，抠到手榴弹投掷量应提前多少米，都做了分析。
1938年7月，在粟裕的指挥下，第二支队伏击了当涂至芜湖之间的火车，结果再次获得成功：击毁日军军车1列，缴获大批军用品。
粟裕对江南抗战有自己的观点。
刚刚出山的新四军“家徒四壁”，不仅人少，武器差，而且普遍缺乏正规作战的经验。穷人嘛，更得学会当家，日子要一天天过，一年年过，新四军如果一开始就与日军大打运动战，没多长时间就会被打个精光，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但要是能够积小胜为大胜，就会越来越好过。
粟裕甚至认为，哪怕战斗中只打死一个敌人，只缴一支枪都是赚了。
第二支队就这样反复“蹭”日军的便宜，他们经常打胜仗，当然这样的胜仗规模都非常小，真的是打死1个鬼子或缴1支三八大盖的那种。
“小小胜”越来越多，直到破天荒地俘虏了日军士兵。
进入7月中旬以后，第三师团等老师团已接到进攻武汉和广州的预先号令，宁沪杭地区的守备将逐渐交由从日本国内调来的新编师团担任，但也正因为处于交接期，“华中派遣军”更不希望院子里老是莫名其妙地飞来各种小石头、小瓦片，多烦人哪。
1938年8月22日，“华中派遣军”从第三师团抽调了4000余人，骑兵500余人，兵分八路，水陆并进，对正在小丹阳地区活动的第二支队展开合围。
能从三年游击战中活下来，粟裕最不怕的就是这种仗势压人的大合围，他祭出了在那些年屡试不爽的法宝：敌进我进。
第二支队主力在小丹阳以西隐蔽，一部与日军相对而进，直接奔袭南京近郊。
当日军到达小丹阳时，没有找到新四军踪影，但却连连接到后方告急电报，说是不用找了，新四军的军旗已经插上了雨花台的制高点。
日军指挥官从没有见识过这种游击战的打法，也不知道粟裕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撤退回防。
日军一收，粟裕马上把主力抽出来，兜在背后打鬼子的尾巴，前后共毙伤日军50余人，己方无一伤亡。
这样兴师动众的大合围，不是一拍巴掌就能组织得起来，对合围的失败，日军也无可奈何。
1938年9月，武汉会战进入关键时期，“华中派遣军”所属6个师团全部调出参加作战，接防守备任务的为4个新编师团。
这4个新编师团必须占领和警备苏、浙、皖三省，其实也就只能控制一些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别说抽出机动兵力了，就连必要的警备兵力都不足。
趁此良机，新四军得到迅速发展，对地形民情也慢慢地熟悉起来。
陈毅眼中的茅山，不再是一无是处，在山里待的时间一长，他发现茅山果然是“名实相符”：山上的茅草不仅多，而且厚，多数的山窝曲折处，远了看不到，近了才能看出玄妙，起码在里面藏几支小型游击队不成问题。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会战结束，“华中派遣军”攻陷武汉，但中国政府并未因此投降，那些抽出去的老师团只能继续留在正面战场作战。
这个时候，“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已经开始真正把新四军当回事了，曾经的单纯防御也逐渐转向攻势防御，然而兵力不足仍然是日军难以解决的老问题，即便在部分使用伪军后，仍然显得捉襟见肘，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尝试改变策略。
鹰抓兔子
日本是一个善于模仿和学习的民族。新四军擅长打游击战，他们就翻抗战前中国的内战史，看国民党部队如何对付游击战。
蒋介石“围剿”苏区用的是碉堡战术，日本人照搬过来，对新四军采用“梅花桩战术”。
“梅花桩”是形象的说法，其实就是指碉堡据点。日军先以交通网为基础构建封锁线，再依据封锁线，在其内部设立“梅花桩”，从而以这样一个个棋盘式的小块来压缩新四军的活动范围。
同是“围剿”，日本人比当年的国民党军队可狡猾毒辣多了，要战胜这样的对手，只有一个办法：
你比他更聪明、更威猛！
第二支队司令部设在小丹阳，日军就在周边拉起封锁线，对第二支队实行压迫和围困。这条封锁线上有一个“大梅花桩”，它在日军盘踞的战略基点芜湖附近，是一座古镇，叫官陡门。
从根据地前往官陡门，必须经过100余里的河网地带，中间各条河沟纵横交叉，深不可涉。在这百余里的河网地带，还有星罗棋布的其他“小梅花桩”，能威胁或截断进攻部队的归路。
官陡门是整个封锁线的中心，纵然新四军能逼近官陡门，日军也能立刻予以援救：半个小时之内，各个“小梅花桩”的增援部队可完全到达官陡门；不用两分钟，飞机便能飞到官陡门上空，对地面部队进行低空轰炸和扫射；官陡门未超出芜湖日军炮兵的射程，只要接到呼救信号，炮兵就可实施火力支援。
正因为如此，官陡门被日军认为是安全系数最高、完全可以高枕无忧的据点。
对手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正是军事上可以出奇制胜的所在，在对敌情和地形进行侦察后，粟裕果断决定拔除这根“大梅花桩”。
官陡门的硬件似乎不差，它的不足在于守兵不济。
从新四军的实际情况出发，粟裕非常强调打弱敌，这也是他自红军时期就形成的一个经验。他还为此打了一个比方：假如敌人是一只螃蟹，弱敌就是螃蟹的软肚皮，打螃蟹要先捅这个。
日军难打，从一般士兵的技术动作，再到军官的指挥，都具备较高水准，同时日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防御时十分顽强，死不缴枪。
如果驻扎官陡门的全是鬼子，粟裕就要三思而后行了，但守在那里的是300多伪军，则另当别论。
伪军战斗力不强，易于崩溃，被新四军戏称为“豆腐军”。只要进袭过程中不被发现，能够确保速战速决，用粟裕的话来说，就是“鹰抓兔子”，手到擒来。
粟裕铺开战争图卷，他写下的第一个字是“奇”。
自1939年1月中旬起，粟裕便在二支队展开了夜间动作训练，大练白刃战、河川战和街市战，不过为了起到奇袭效果，对具体要攻哪里并未透露。
大家只能私底下打哑谜。这个说：“究竟打什么地方啊？”
那个问：“打的到底是哪个呢？”还有人已经在担心：“只怕伪军预先逃走了，那才可惜……”
经过皖南整训和敌后长达半年的频繁游击作战，新四军主力部队的技战术能力已有一定提高，而神秘感则令官兵的求战欲望更加强烈。士兵每天都要自动将步枪擦上七八次，机枪手自己买来生发油，防止机枪在给敌军“点名”时意外卡壳。
1939年1月18日晨，粟裕率二支队第三团离开根据地，冒着寒风冷雨，对官陡门进行长途奔袭。
一个早上走了50里路，到达第一个预定地点时，粟裕传令下午哪儿也不去，就地住宿，并且除少数工作人员外，一律不得外出。
1月19日，原地停留，直到他掐着表，看着到了预定时间，部队才偷偷上船。
晚上9点，弃船翻过堤埂，改乘另一只预先准备好的船。这几只船原先都是用来装肥料的，没有人会注意。
晚上12点，到达第二个预定地点，部队进行隐蔽集结。
曲曲弯弯，绕来绕去，差不多连自己人都已经晕头转向，而这一切对粟裕来说却是太熟悉了，三年游击战时期，那是他的必备功课，每天想的不是要多走多少路，而是如何把追敌给彻底绕晕。
不过那时候是用来摆脱追敌，如今则要用来锁定据点。
1939年1月20日晨，粟裕仍没有宣布作战地点，只是继续做政治鼓动，午饭以后，他的命令是：睡午觉！
在安排士兵睡午觉的同时，粟裕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将作战任务逐一分配下去。
吃过晚饭，粟裕避开当地百姓，召集全军讲话。他察觉到，官兵的情绪已非常亢奋，较之18日清晨出发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正是他需要的状态。
粟裕当场宣布了进攻官陡门的决定。在接下来的准备工作中，有人已经在议论：“打伪军好像打豆腐，喝米汤一样，别的不怕，就怕他预先逃走……”
晚上5点，三团向官陡门进发。
前面都是围绕一个奇字做文章，从现在开始，粟裕要写第二个字了，这个字是“快”！
三团的出发地点距离官陡门还有70余里，再往前去，很难再保守秘密，他们必须一夜间赶到。
走的时候天还没有黑，以后天色慢慢暗下来，能看见的，只是自己前面的那个人。耳边，除了刷刷的脚步声和远处间或的犬吠声，什么都听不到。
晚上8点，距官陡门还有40里。
现在部队行进在两个敌据点的中心线上，这两个据点可能会截断三团的唯一归路。粟裕按计划派后卫部队逼近两据点，以掩护归路的安全，其余部队则继续前进。
晚上10点，三团被一条河挡住去路。找船，共找到一大一小两只船，小船仅能装3个人，大船最多也只能装十来个，更为棘手的是，小船上没有划船工具。
蛇之七寸
粟裕估算了一下，要按目前的方式渡完整支部队，得花费4个小时，而距离官陡门还有30多里，又要摆渡，等战斗打响，天也亮了。
天一亮，攻击难度势必加大。
必须抢时间。粟裕一边对河对岸进行警戒和封锁，一边把部队中预先选好的一批水手喊出来，让他们帮助大船的船老大划船，以加快渡河速度。至于小船，则用绳索连起来，直接从两岸拖。
部队上下船仓时，粟裕安排了专人招呼，以防止滑倒耽误时间。这样，依靠两条“快速水道”，三团终于在两个半小时之内得以全部过河。
一上岸，部队争分夺秒，急速行军，速度比平常加快了1/3。
1939年1月21日，凌晨2点，距离官陡门20多里。
又被一条河拦住了去路。
三团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坐渡船，但是不知道船是否已被敌军封锁，还能不能找到；二是绕着走，必须多绕十里路，而且要从一个叫头道桥的敌据点的眼皮子底下经过。
前者估不准时间，后者能估算时间，反正左右是那十里路，但风险无疑要大上许多。
粟裕略一沉吟，便决定绕着走。他命令部队跑步前进，“走快点，冲猛些”，这样即使被头道桥发现也不要紧。
话虽是这样说，粟裕自己心里其实也很紧张，因为部队的绕行路线距头道桥不过两三里路，一旦被敌军发现，用电话通告各处，事情就不好办了。
队列中响起急促的呼吸声和脚步声，地上虽然铺满霜雪，又刮着寒风，但大家仍跑得一身的汗。
就在跑步前进的过程中，粟裕还担心附近敌军会不会从哪里跑出来挡道，以致影响行军速度，他甚至在心里念叨起来：“地球转慢一点吧，不要过早天亮才好。”
4个小时后，三团绕过头道桥急进，到达了距官陡门仅3里的地方，这时粟裕的一颗心才落了地。
官陡门据点本身也极其险要，它以河相隔，分东西两岸，两岸街道全建在高高的堤埂上，可以瞰制四周的河网与水田。在据点周围，设置了3道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铁丝网以内还筑有隐蔽战壕。
粟裕分兵两路，自率主力攻西岸，等西岸打响后，东岸部队再行攻击。
部队沿堤埂的倾斜面前进，一里，半里，粟裕命令：“停止！”
大家全都蹲下来，队伍一片肃静，静到连呼吸声都低了下来。粟裕派突击队匍匐前行，第二梯队官兵则在背后慢慢跟进。
当突击队接近铁丝网时，正要拉开障碍，警报器响了，伪军哨兵叫道：“哪个？”
开火，枪声过处，哨兵被打成了马蜂窝。
哨兵后面约10米的地方，有一座掩蔽所，里面全是伪军，但还没等伪军们反应过来，弹幕便从头罩下。
突击队的“花机关”（一种国产的手提冲锋枪）、轻机枪、驳壳枪同时连发，手榴弹也不停地甩过来。就像是爆竹店里失了火，所有枪声都混杂在一起，听不出明显段落，只有手榴弹的爆炸声能清晰分出个数，知道甩了多少手榴弹过去。
掩蔽所里的伪军，动作快的，钻出来就成了肉泥，洞门被尸体堵住，动作慢的便永远出不来了。
不到一分钟，3层铁丝网被全部冲破，并能听到东岸的机关枪声音，表明东岸部队也开始实施攻击。
突击队和第二梯队全都涌入街口，这时伪军已死伤一片，枪扔得满街都是。新四军装备落后，一般情况下见到枪支就“眼红”，但这次第二梯队对地下的枪支看都不看，就往河边冲去。
在官陡门两岸之间，只有一座宽约一米的小板桥贯通，分配作战任务时，粟裕对西岸部队有言在先：进入官陡门，必须第一个抢占小板桥，抢不到要受处分。
第二梯队到河边，抢的就是那座小板桥。
夺得板桥，第二梯队冲到河东，直接杀入东岸的伪军司令部，协助东岸部队解决了战斗。
奇袭官陡门，从开始攻击到战斗结束，只用了8分钟，加上清扫战场，也不过花了20分钟。当日军援兵和飞机闻讯赶到时，三团早已撤出了官陡门。
战后初步统计，共歼灭伪军200余人，活捉57人，仅伪军司令一人因在芜湖未归而侥幸漏网。三团方面，只有一名卫生员和司号员负伤，人员方面基本没有损失。此外，缴获到的机步枪、手榴弹、子弹很多，去掉消耗掉的弹药还有很大盈余。
在官陡门之战中，粟裕虽然只是牛刀小试，但其谋划之精，出兵之奇，行动之快，用时之短，都堪称突袭战的经典范例，在这场战斗中，甚至可以依稀见到史书中“李愬雪夜取蔡州”的影子。
“梅花桩战术”的要害在“梅花桩”，这是蛇之七寸，一旦“梅花桩”被拔，日军的封锁线就没法咬人，新四军则可进可出，自由穿插。
粟裕在三战区的名气越来越大，顾祝同因此专门派人请粟裕去教授游击战课程。
粟裕在台上连续讲了几个小时，下面的将领都听得出了神。一名川军师长说：“粟司令，我以前还有点瞧不起你们共产党军队，今天听了报告，才知道你们打仗的水平高。”
渐露峥嵘
“梅花桩”是死的，人是活的，还是难以困住新四军。
1939年1月19日，为部分缓解江南兵力不足的问题，东京方面将新组成的3个独立混成旅团调至苏浙皖，日军机动兵力得到增强，也有能力出动部队进行较长期的扫荡战。
相比于伪军，日军可不是“豆腐”，没那么容易入口，跟他们打交道，自身一定得有两下子。
挺进江南初期，因为环境限制，粟裕主要是采用“以赛代练”的方式，通过实战来练兵。条件允许之后，他开始组建训练队，经常从前线抽出一两个连，来司令部进行一两个月的军事轮训，以此提高二支队的作战能力。
1939年4月10日，日军集中千余兵力，分三路向二支队驻地狸头桥发动进攻。
这是在实行军事轮训制后，二支队所面对的一次较大规模扫荡。粟裕的最初设想，仍是“敌进我进”，从内线跳到外线后，集中兵力消灭或杀伤其一路。
“敌进我进”不是盲目的进，必须知己知彼，知道往哪里进才行，但因为情况突然，在返回的侦察情报上，日军的兵力部署和各路的行动方向说的都不是很清楚。
粟裕于是临时将“进”改为“退”。主力撤退，只留两个连就地进行阻击。
阻击部队首先与第一路日军交火，前后打了5个小时，在确保主力已经安全转移的情况下，粟裕命令阻击部队也撤出阵地。
当天下午，第一路日军占领了狸头桥以西的红杨树，到了晚上，其余两路日军与之会合，在红杨树宿营。
了解了日军的虚实，粟裕随即派部队发动夜袭。红杨树的日军虽有千余，但不熟悉地形，又是在晚上，不敢到处乱跑，只能依托房屋应战。
这次夜袭战，日军被打死打伤70多人，很是受了一番惊吓。第二天早晨便各回各家，撤回了原有防地。
与日军的角力，最能修补自身不足。在实战中，粟裕感觉到光一般性轮训还不行，部队中的连营干部太少了，有的连里竟然只有一个连长在主持。
俗话说得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没有可用的战将是个大问题。1939年5月，继训练队之后，粟裕又在二支队组建了教导队。
教导队的训练以半年为期，学员至少是班、排长，粟裕亲自审定名单，特别强调“三不要”：体弱多病的不要，表现不好的不要，没有培养前途的不要。
1939年8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将第一、二支队予以合并，组建江南指挥部。月底，受军部指派，粟裕负责前往茅山地区组建江南指挥部，去的时候他别的部队都没带，只带了一个教导队。
11月7日，江南指挥部正式成立于溧阳县水西村，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从此成为陈毅身边不可或缺的军事助手。
江南指挥部领导的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共计14000余人。江南指挥部成立的第二天，主力部队即在丹阳贺甲村全歼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击毙日军中队长以下168人，生俘3人。这就是新四军战史中有名的“贺甲村之战”（又称延陵大捷），此役开创了江南敌后歼灭日军的新纪录，受到延安总部的通报表彰。
延陵大捷是新四军渐露峥嵘的一个标志，仅以第二支队为例，挺进江南不过一年，已经由原来的1700余人发展到6000余人。陈毅有一次做过统计，在一个独立团中，除少数游击战争时期的老兵外，绝大多数是后来参军入伍的江南人。陈毅说“江南人举手”，下面仿佛升起了一座浓密的竹林。
龙如果有飞腾的迹象，它一定会嫌池子太小。
第三战区给新四军划定的“防区”，是一个最长距离不超过30公里的沿江狭长地带，陈毅、粟裕自然不肯困守一隅，他们都一再冲出“防区”，向外延伸扩展。
往东，已接近上海西郊，到了极限，剩下来就只有往北发展。
与东进不同，南北毕竟隔一条江，若要跨江北上，不能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
在陈、粟没有预料的情况下，这个理由突然不期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