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走上独立
一、进城读书
新中国成立后，桂涪中学迁到遂宁县城，也就是1950年的春天，还没满13岁的我，背起大行李，沿着公路独自步行50里，到城里的“遂宁县第一中学”读书。
当时，住宿在学校，生活完全自理。衣服被子也全是自己洗，星期天背到河边，双脚站在齐膝深的水里，在一块大石板上，学着大人的样子，用棒槌使劲儿敲打。被子太大，翻动起来很吃力。虽然当时很辛苦，但也因此练就了独立生活的本领。
那时候年纪小，还是想法要玩，有时就跑到河边去找又高又斜的长条石板，当梭梭板往下滑着玩，冬天把棉裤的棉花都磨出来了，怕人看见都不敢回学校。但在学习上，我仍保持了良好的成绩，很快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记得在举手宣誓的时候我暗自想着：我要14岁加入青年团，18岁申请加入共产党！
我参加了学校的舞蹈队，还学会了打腰鼓，能打出各种花样和点子。有幸的是，何文栋老师也调到这所中学继续教音乐，对我仍然十分关心。
1951年刚读到初中二年级时，川北青年团工委要成立青年文工团，来学校选拔人才，何老师对我说：“你喜欢音乐，又很有天赋，学校要推荐你到青年文工团去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不过，你的文化课学习成绩也很好，还是要你自己好好想想……”
二、参加革命
川北青年文工团的小团员。1951年，南充。
我去不去呢？我是少先队员，少先队是青年团领导的，青年团是共产党领导的——那青年团工委领导的这个青年文工团肯定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了。到共产党领导的文工团里去干革命，去唱歌跳舞，多好啊！
可我也很希望能继续读书。但一想到父母为了负担我的学费，生活会更加艰难。犹豫很久，我最后同意了学校的决定，立即去了县团工委报到。
当时，我校初中部就选中我一人，高中部两人，还有第二中学高中部两人（其中一位叫郭德全，小提琴拉得很好），由县青年团工委保送，将我们五人集中起来。我连家也没回一下，就直接从遂宁县城出发了。县里没有车送，我们五个学生就背起行李，步行向参加革命的路走去。
我戴着红领巾，白绸子衬衣上面别满了同学们送的各种纪念章。我是五个人里最小的，又是女孩子，他们有时要替我背背包，可我十分要强地自己坚持着，双脚打了大血泡，心里却想到，这是参加革命了，一路上还兴奋不已。我们3天走了220里路，6月1日中午终于到达当时川北行政区首府——南充市。
三、在川北文工团
1、第一次得到的糖果
这一天，正是1951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到了川北青年文工团，团里特意发给我一大包花花绿绿的漂亮糖果，我觉得比“冠生园”的糖还要好。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这么多的糖果，但我没有一下子都吃完，尽量慢慢吃。这也是我第一次过儿童节。
我给父母写信了，非常激动地告诉他们，我已经参加革命了，我已经到南充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母亲伤心地哭了好多天。
那时实行供给制。国家包吃包住还发两套干部服，每月领6元生活津贴。我第一次领津贴的这个月，正是母亲生小弟弟之后坐月子，我领钱后立即给家里寄回4元，让妈妈买鸡蛋吃。从此以后的很多年，我每个月都能给家里寄钱回去。
2、第一次走上大舞台
青年文工团的成员大多数是从川北各县挑选来的12-15岁的初中学生。川北文工团派了谷波同志当团长，直属川北青年团工委领导。
不久，全团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学习排练工作。中国青年文工团还派了三位指导老师，其中一位叫秦桐峰的老师教我们跳苏联舞蹈。那时全国都在开展“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活动，南充市满大街不分男女穿的全是苏联花布做的衬衣和裙子。
我表演的“青年联欢舞”。1951年，川北青年文工团。
我们排演的这台节目有合唱、独唱，中国舞蹈有《荷花舞》，但大部分都是苏联舞蹈，如“集体农庄舞”、“青年联欢舞”、“马车舞”等等，尤以“马车舞”最受欢迎，我扮演三个小女孩中间的那一个，两边是陈淑玲和何成秀，赶马车的男孩叫赵艺杰。我还练会了蹲在地上走“鸭子步”等技巧。这些日子除了苦练还是苦练，两条腿经常疼得上不了楼梯。每次都得用双手交替着将一条腿一步一步抬上去。
15岁的我在川北文工团。1952年，南充。
大家苦战了3个月后，这台晚会正式上演了。演出中，我还出演了一个独唱节目，跳完舞之后立即返回台上唱歌，观众等我喘了好一阵子气之后，我才唱出声来。
那时，南充人是第一次看到穿得这么漂亮新颖的舞服，这么欢快奔放的表演，和带有特技、富于俄罗斯风情的外国舞蹈，一时间全城轰动，一炮打响。不久后，大街上照相馆里挂满了我们的剧照，我们这些小演员也成了当地的明星。
那天首场演出结束，大家兴高采烈地回团后，谁都不睡觉了，打起鼓点继续跳舞，一直闹到天亮，这是我第一次正式上大舞台演出，那种特殊的高兴劲儿难以言表。
这些还是“孩子”的团员，每天很早要上早操、练唱、排练、演出，有时还要同普通干部一样去听首长的大报告。我们穿着列宁式灰色干部服，头戴蓝色干部帽，每人手里拿个小马扎，两人一排列队步行在大街上，路人时常驻足观看我们这队“小干部”的风采。
凭着高涨的革命热情，我们每天几乎都是在超负荷地做着大人的事。当时的领导也不懂得对还是儿童的小演员们进行科学的管理。尤其像我这种属于兴奋型的孩子，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天天都高兴，天天处于疲劳紧张、过度兴奋状态。已经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要练歌、学习……再加上我自小就体质虚弱，有经常腹泻的肠胃病，突然间出现了兴奋与抑制失调，夜里不能入睡的失眠症。没想到仅仅14岁的我，这么小就落下了个易失眠的病根。
工作上我十分努力，政治上也要求进步，短短四个月，刚刚14岁的我在十月就被批准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3、第一次坐汽车
青年文工团办了半年多就撤销了，绝大部分团员都被送回了原来的学校继续上学，年龄大的分配了工作或进入工农兵大学。而我等五名团员于1951年底被留下，调入川北文工团。该团是解放战争时期的18兵团文工团，留在了川北改编为地方的文艺团体。曾演出过歌剧《白毛女》和本团编创的《川北大歌舞》等，在当地很有影响。在团里，我是最小的，分在舞蹈组，仍然是一名歌舞演员。
这期间，记得川北行署有时举行内部的小型舞会，用吉普车来团里接人。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坐上了汽车。在车里高兴地不愿意下来，那是从未有过的奇妙感觉。可时间太短，一小会儿就到了，我就躲在后排的角落里不下车，来回好多趟不停地坐，到最后还觉得没有坐够。于是，同志们就围着我，一定要让我这个余“小鬼”讲讲坐汽车的感想。我就绘声绘色地描述汽车快时、慢时、过沟坎时好玩的不同感受。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段时间，我常有机会见到我永远崇敬的时任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同志，还多次和他跳过舞。那时我就知道他是红军长征中跟在毛主席身边的有名的“红小鬼”。解放大西南时，他是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该兵团文工团就是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后从成都去川北时，他就要了两个单位：报社和文工团，他坐着吉普车亲自带领文工团开赴南充。
我听说，1950年冬天，存放干部过冬棉衣的仓库被坏人烧了，到11月大家还穿着单衣。耀邦同志见大家挨冻，心急如焚，在大会上说：“一年后要是抓不到坏蛋我就不当共产党员！”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兑现了承诺，坏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一次在欢迎志愿军的报告大会上，他讲到激动处，居然站到凳子上去了，绘声绘色、活力四射，就像一把火炬，感染得大家热血沸腾。
1952年，四川四个行政区（川北、川南、川东、川西）撤销，成立四川省。干部们有些依依不舍，不愿分开。耀邦同志在动员大会上讲：“行政区的撤销是好事、是大事、是革命形势发展了……党叫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到哪里就把哪里的工作做好。共产党员有一分热就要发一份光……”大家按照耀邦同志的指示，愉快地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这年7月，耀邦同志要离开川北去重庆西南局，他来文工团里看望大家。团里要为他开欢送会，搞创作的同志要为他写歌，他说：“不要谈我，不要写我；要谈川北，写川北，川北是个好地方。”以后，这首歌就叫《川北是个好地方》。
耀邦同志时时关心群众，没有官架子，他平易近人、热情坦荡的人格魅力，在我年轻时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已是老年的我都没能忘记他的音容笑貌。
胡耀邦同志曾经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我党杰出的领袖之一，也是个一辈子受人爱戴和尊敬的人。我永远怀念他。
四、小小演奏员
学琴结业留影。1952年底，重庆。
1952年，四川四个行署撤销，恢复四川省，成立西南局，设在重庆。
我们团整编后，我随团调到在重庆的“西南工会文工团”，后来改为“重庆市工人文工团”。
9月24日，天下着蒙蒙细雨，全团分别坐在几个有篷的卡车上，由南充向重庆方向驶去。在路过我的家乡遂宁时做了短暂停留。我看到远处来了一个很小的戴着红领巾的娃娃，打个光脚板，穿件破衣裳，干瘦的脸像个“叫花子”，呵，那不是我的大弟弟吗？他见到我说，爸爸妈妈都生病了，家里很困难。我身上没有什么可给他的东西，只有跟别人借了一万元钱（当时的人民币）给他，车子开动了，弟弟的身影远去了，我的眼睛也模糊了……
1953年我为“长江牌”手风琴拍的海报。
到重庆后的第二天，我和团里一些同志出门。他们要去买冰棍，我就在一旁等他们。张铓问我为什么不买？我就回答：“我不吃。”其实，我只是一个15岁的小孩子，怎会不想吃呢？是没有钱买，心里还暗自想着：“千万不能去向人家借！”我很喜欢看书，很多次看到书店有很喜欢的书，也是因为每月要给家里寄钱，还要还账，就没能买下来。
这个时候，团里实行专业化的编制，设立音乐组、舞蹈组、演唱组等等。重庆这个大城市里有高水平的艺术院团，如西南人民艺术剧院、市文工团、前身是解放军“战斗文工团”的“西南军区文工团”等，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时乐濛同志就在这里。
在团里，有一天，我无意中看见一间小屋里装满了乐器，就偷偷溜进去坐在一台风琴前，将小时候学的那些小曲弹了个够。出来才知道，外面一直有人在听，我偶然地被“发现”了。乐队几个年龄大些的同志天天对我进行动员。我很喜欢跳舞，演员又缺人，可音乐更吸引我，那些“动员”很让人心动。没过多久，我就被调到了乐队。
文工团的性质是到基层为工人慰问演出。当时钢琴的用处不大，急需要拉手风琴的人。领导发给我一台很大的德国产120贝司黑色手风琴，此时的我立刻就被手风琴那优美、明亮的音色，还有左边能发出和声音响的一个个小豆豆给迷住了。啊，多么有趣、多么丰富的乐器呀！
我（前排右一）在重庆狮子滩工地演出。1955年春节，重庆。
我接受了团领导交给我的三个月参加工作的任务，带着音乐组同志们的希望，努力认真地学。早上，宿舍里的同志还在酣睡，我就已经在角落里点个小灯学习乐理了，并在琴上对照谱子进行无声练习。
每天把大琴捆在我瘦小的身上，开始的时候，经常因为琴太大，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拉不动就急得直哭。左手腕磨破了，左腿面也肿了……经过苦练，在吹黑管的胡越老师的指点下，三个月后，我拉着手风琴上台参加演出了。
以后，我陆续学会了《西拉里》等多册教材，还为女生小合唱《在村外的小河旁》、《春天里的花儿多美丽》等节目伴奏。至此，小小年纪的我，成为了一名职业手风琴演奏员。开始背着手风琴，随团在重庆各工厂矿山为工人们演出。
当时，在关增立工程师的带领下，重庆的手风琴厂（原钟表厂）自主研发生产出新中国最早的“长江牌”手风琴。他们到团里来特邀我为该琴拍了彩照，登在1953年的大挂历和画册上，我还用这台琴拉过“多瑙河之波”呢。
1952年年底，全团开展评选模范活动，我被评选为“十位好同志”之一，在1953年1月3日的发奖大会上号召全团向我们学习。我拿着奖品——毛主席金质奖章看了又看，大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激动地哭了。
五、最后悔的事
1953年3月7日那天，妈妈到重庆看我来了。她矮小瘦弱的身体前面抱着4岁的妹妹，背上背着很重很大的棉絮，额头上捆着一圈乡下人用的白布。这是我独自离家后第一次见到妈妈。
团里没有地方住，两天后，她们就到南岸我舅舅家去了。那时我已经16岁了，还是那么不懂事，只陪妈妈上了一次街。去照相馆照了三人合影，与妹妹的合影，唯独没与妈妈照合影，而如今，这张三人合影就成为母亲一生中留下的唯一的影像了。就这么仅有的一次上街，我还走到半截丢下她俩，自己跑回去忙着练琴去了。那时，我满脑子就只有“练琴”、“练琴”，这练琴果真比妈妈更重要吗？
1953年3月，妈妈带着妹妹来重庆看我。
我知道了家里经济很困难，爸爸教书累得吐了血，妈妈自己有病想医治也没钱买药。而我当时也是新账、旧账一大堆，我每借一次互助储金会的钱，得分3个月才能还完，弟弟来信要学费时我只能预支了下一个月的津贴。我常想，我是个青年团员，还没给国家做点什么事情，不能带头申请补助金，可这次鼓足勇气申请了却没有被批准，我为自己没有能力帮助妈妈而难过。
即使这样，妈妈临走前还安慰我说：“你不要担心家里，我会照顾，请不到补助就算了，别为家庭背包袱，安心干好你的工作是我的希望。”妈妈无论多么困难，每次来信都是这样鼓励我。
母亲要走的头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妈妈平时很少说话，生活不论怎样艰难，我从未见她哭过，今天她也依然沉默。
18号一早，我目送妈妈抱着妹妹上车。她面对无助和与女儿的分别，把眼泪和痛苦藏在心里，微笑着看着我。我们相对无言。车身动了，妈妈空着手离开了。我的母亲，肩上扛着全家重担的坚强的母亲就这样回去了……
我那时总是不好意思向团里再去说明情况，再次申请。后来我想，或者我总该可以向别人借点儿吧，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可敬可怜的母亲抱着希望而来，却无助失望而归啊！妈妈仅有的这么一次来重庆，我的表现很不近情理：不仅没有给她带上一分钱，也没有给她去买一点儿好吃的，更没给爸爸带去点儿什么……这些已经成为我这一生中最后悔的事。
几十年过去了，妈妈在困苦中为我背来的、她亲自赶制的棉被却温暖了我一生。这床棉被我一直舍不得用，虽然后来早已不再蓬松，可棉花却没有散烂。我舍不得扔，经过太阳翻晒之后，将好的部分剪成几个小方块，缝上花布放在座椅上。
现在，我就是坐在这棉被垫上写着这段文字。这是个念想，也是种不舍，母亲的爱会永远温暖着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