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纪事
一、美丽的小镇
我的家乡在四川省遂宁市的桂花镇（又名桂花园、桂花乡）。它依山傍水，背靠绿树成荫的老虎坡，面朝清澈透底的涪江。镇上的主要街道“正大街”就是通往成都、重庆等地必经的公路。以这条马路为界，房屋分为上下两排，上（北）排连接山脚，下（南）排紧临江边。这里的房子是用竹片编织，糊上泥巴，用木桩支撑做成墙壁，把一间间屋子连接成一条长长的笔直的街道。1937年4月的一天，我就出生在这下排的一间小屋里。
由于公路、水路畅通，这个镇子的经济文化并不闭塞。我家住的这条街是全镇最热闹繁华的地方，有各种商铺、饭馆、茶馆、旅店……还有闻名的冠生园糖果店。小时候，每当看到柜台里摆放的花花绿绿的糖块，心里就想，长大后一定要来买一大包，一次都吃光！街边还有个“锅盔”（注：四川一种特有的空心烧饼）摊，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师傅，手拿擀面杖，敲出不同节奏的点子，嘴上不停地唱着、吆喝着，打烤出各式各样香喷喷的锅盔来，那生意真是好得很。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汽车经过，我看着看着，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坐一次汽车，还一定要坐在车头前面的两个大灯泡上面，那该有多神气呀！
桂花镇处处都是竹林，还盛产橘子。一到橘子成熟的季节，漫山遍野都是红澄澄的，映衬着绿油油的树叶，特别好看。这时，我和小伙伴们会忍不住跑到山上去偷摘。橘子树不高，我也能爬上去，还没等摘下几个，下面放风的同学就开始叫：“有人来了，快跑！”我们赶忙跳下树，闻风而逃，衣兜里仅有的几个橘子也都掉落在了路上。我们想吃橘子还是有办法，等逢场赶集那天，河滩上的集市散了之后去捡剩落在地上的，尽管有的已经破了，我们吃得也很香甜。有时我们也结伴过河去农家爬桑树，采摘桑果，吃的一个个小嘴巴都变成了紫色，而采下的桑叶就给养蚕的人家送去。
我家斜对面有个“禹王宫”，里面是镇上唯一的“露天大剧场”，有高高的、带顶的吊脚舞台和两扇大门，观众席是平坝和阶梯似的石板。常年都有外来的戏班来这里演出，演得最多的是川剧，记得还有个从山东来的“麻子红”剧团，又演文明戏，又演杂技，很受欢迎，足足热闹了半个多月。我没钱买票又想看戏，就在晚场当大门口的灯光昏暗时，大人们肩扛长凳迈腿进门的一刹那，我低头缩身，从他们双臂下快速溜过门槛钻了进去。但更多时候还是等戏演到最后一幕，大门已经打开之后进去，爬到最高处看个“幕明”（即尾声）也很高兴。
在我就读的镇上唯一的小学里，操场中间台阶后面有个很大的天井，那里长了两棵十几人才能合抱过来的老桂花树。每年开花的季节，校园里飘散着桂花的清香，有时我还会捡些掉在地上的小朵桂花，拿回家给大人泡酒。桂花树下，淡淡的香气扑鼻而来……这也许就是“桂花乡”（香）地名的由来吧！
二、我的母亲
在家里我排行老大，小时候有一个大弟弟和一个小妹妹。奶奶还活着的时候，晚上特为孝敬她的一小碗面条，她总要最后在碗里留一口给我吃。从1938年起，侵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10个月的疯狂的大轰炸，日本飞机经过遂宁时也扔下炸弹，防空警报声拉响，敌机在空中盘旋，人们惊慌地冲出门外。奶奶吃力地背着我往山洞里跑，那躲警报的情景至今也没有忘记。
不久，奶奶去世了。小名叫“托托”的小妹生了病，因为无钱医治，只能看着她躺在一个小竹篮里抽搐着慢慢死去……那可怜的模样让我哭得很伤心。长大些以后，我又有了一个叫“兔儿”的妹妹。
我的母亲叫龙德娴，生于1911年10月。母亲家庭出身很贫寒，两个舅舅很小就被生活所迫，外出打工求生，当过学徒，捡过垃圾，卖过大碗茶。母亲也被后妈虐待，从小吃了不少苦。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瓜子脸、大眼睛、高鼻梁，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母亲有小学毕业的文化水平。
我的母亲
母亲心灵手巧，针线活儿特别好。我的跳舞裙、背背裤，乃至全家人的衣服、鞋子都是她做的。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她特别贤惠能干。她与父亲是自由恋爱，感情很好。母亲性情温和，文静少言，我们从没见过她与父亲吵过架。
母亲最能吃苦，她看只靠父亲教书那点微薄的薪水难以维持全家生计，便做起了卖零酒的小本生意：摆上几张桌子，拌上点小菜，主要还是靠炒花生下酒。每逢“赶场”的日子，几张桌子都坐满了来喝点儿小酒的农民，很是热闹。那时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闻白酒的醇香，趁没人的时候时不时揭开酒坛的盖子闻一下。
母亲日夜操劳，从外面买进的生花生是她亲手一锅又一锅地炒熟。她总是站在一口大锅旁边，双手拿着一把很长的大铲子，腰上捆着大带子，三伏天也汗流浃背地不停翻炒着。每天早上她还得将门面的木板一块一块地卸下来摞在一起扛到屋里，晚上再一趟又一趟依次扛回上紧。她瘦小的个头吃力地扛着那又长又重、摞得高高的木板的身影，永远地定格在我幼小的心中。
是她用柔弱的身体撑起了这个家的半边天，精心抚育这几个儿女。长年的过度操劳使他积劳成疾，年纪轻轻就患上了心脏病。
那个时候的我总是那么不懂事，不时从家里拿“东西”跑到树林里和同学办“家家酒”（学大人做饭），还偷妈妈维持生计用的花生分给同学吃。早上天刚蒙蒙亮，几个同学便在门外大声喊我去上早自习。我轻手轻脚摸到柜台底下，小心翼翼揭开装花生大缸的盖子，用手使劲儿往书包里抓。母亲听见后一声吆喝，我就蹲在地上暂停片刻，再抓两把。外面的同学们都“耐心”地等待着，终于，我打开大门飞奔而出，一路上与同学们边吃边跳地往学校跑去。事后，爸爸给我编成“偷花生的故事”，还讲给别人听，而母亲也是一笑了之，没有训斥，还慈爱地瞥我一眼。
三、我的父亲
父亲原名余昌炽，生于1913年8月2日，家境贫寒，读过私塾，还曾在一个书厢房读过书，中学没有毕业，为谋一个小职员的生计，去顶替一个同姓人的空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别人的名字：余泽浦，从此以后他就叫余泽浦了。
父亲常年身着一件长衫，个头稍高，长相清瘦，宽肩膀，大额头，高鼻梁，一双炯炯有神、略微往外鼓的大眼睛，生动而威严。后来有幸当上了小学教员，主要教授语文、历史和地理。他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
父亲很喜欢看书，聪明过人，有惊人的记忆力，讲课从来不用稿子，倒背如流，他把历史当成故事来讲，还常编成顺口溜，生动而幽默，很有艺术天分。
他在讲台上的兴奋和投入，感染着每一个听课的人。同学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常有别班的同学也跑来听。他还积极去义务担任校外速成识字班的教学，很受群众和农民的欢迎。他为人仗义、直率，当地人都知道有这么个余老师，很是受人尊敬。
记得有一天刚下过雨，爸爸给我们班讲完语文课之后，把我留下来对我说：“现在雨已经停了，你看看外面是个什么样儿？”我望着窗外想了一会儿，说：“阴沉沉的天已经亮起来了，暖和的太阳照在地上……”他思考片刻接着念起来：“阴沉沉的天空慢慢地亮开了，暖和的太阳照着初晴的大地，万象更新……”后面的文字已经记不得了。
父亲对我和弟弟的学业要求十分严格，但对我只用尺子打过几下手掌、罚过一次站，在他不满意的时候会眼睛瞪得大大的看我一下，用这种方式批评我。而我很小就知道用功好强，从记事起每学期我都是班上第一名，功课门门优异，几乎没有同学能与我争第一。
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习惯，每周日和寒暑假的每天上午，我和弟弟、父亲三个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父亲坐在中间，复习巩固本学期已经学过的知识，并在父亲的指导下，有计划地预习下学期的功课。而常常是刚坐下不久，对面戏台川剧日场的开场锣鼓（父亲戏称为“兜狗锣”）就敲响了，我和弟弟就都会有点儿蠢蠢欲动。可又不敢起身，心里明白这个时间是不能去看戏的，就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念书。长此以往，我们便养成了在热闹纷繁的环境中依然能静下心来学习的习惯。当完成当天指标“解放”的一刹那，我俩像是放飞的鸽子一样飞奔向已经敞开大门的戏台边，即使只是看了个“尾巴”，心里也觉得很满足、很快活……我们也因此从小就知道每天第一重要的事情是读书，必须学习完之后才能出去耍，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我和弟弟每个新学期都学得很轻松，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
青年时期的父亲
爸爸很喜欢给我讲故事讲笑话，有一次他编了一个叫“鸡哈豆腐”（哈，抓的意思）的菜名儿逗我玩。说这个菜是鸡用脚去踩豆腐，鸡爪子乱抓出来的。我半信半疑的眼神引得他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了半天。
有一个月亮圆圆的夜晚，我和爸爸坐在家门前的长凳上，听他讲“福尔摩斯侦探案”里的“斑蓝色的带”，在明亮洁白的月光下，更映照出故事中的神秘气氛，我一动不动地依偎在父亲身边，长时间停留在故事恐怖的情境之中……
中年时期的父亲
有段时间，父亲为我们姐弟向朋友借来一只小羊养着玩，还带我们去船山坡上放羊，我总是牵着小羊去找它爱吃的洋槐树叶。它吃饱后我就学羊叫，我学得非常像，我一叫，小羊就过来和我亲热一下。小羊最怕下雨，只要落一点点儿小雨星，它就拼命找个地方躲起来。
四、音乐启蒙
我与弟弟的爱好不一样，他酷爱画画，父母就由着他天天去画，家里墙上门上都贴满了他画的各式各样的图画。后来他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成为一名颇有建树的教授，还出版了多部专著。而我却特别喜欢唱歌跳舞，我唱歌音准、好听，学校的音乐老师李国华，还有教语文、音乐课的刘健芬老师都特别喜欢我，我们特别要好。
我永远怀念的刘健芬老师（中）。图为她和她的家人。1954年6月。
刘老师很有学问，性格温柔，长得也非常漂亮。她常带我去她自己家玩，有时候还吃住在她家。去年有一天，我偶然翻到了她1954年寄给我的照片，背面写有“送给继卿——我最爱的朋友”的亲笔字。当时，我真想立即动身去寻找她，可后来得知她命运特别悲惨并且已经去世。我潸然泪下，只能把无尽的思念留在心里。
我们镇的后山有一所桂涪中学，后来听说那里有不少老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校园里唱过许多进步歌曲，有些学生天天想着要去延安，公开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这本书我曾经在父亲床铺里边见过。抗战期间，从外省，如山东、陕西、上海等地来了不少文化人，当地人称他们为“下江人”，其中有不少就到中小学里教书。
有一位从遂宁县城聘请来的音乐教员是我父亲的好友，叫何文栋，他是我走上音乐之路的启蒙恩师。何老师性格温和，说话节奏较慢，像歌唱一样很有韵律，有一种特有的知识分子的气质。他是早期就加入民主同盟的盟员。父亲请他教我弹琴。学校只有风琴，每天放学后我就到山上的桂涪中学找何老师学琴。我够不着踏板，就站着只踩一只脚，或坐在矮凳上双手提上去弹，两种姿势交替着。没有乐谱，主要用口传，老师一边按固定调唱谱，一边弹给我听，手型、指法、左手和弦及节拍的变化，一句又一句耐心地教我，直到我能和老师弹得一样。
我敬爱的何文栋老师
我天天坚持去，学会好多好听又有趣的小曲，多少年以后才知道那就是学琴初级阶段的《拜厄钢琴基本教程》，那第88条附点练习曲几十年也没忘。后来自己又会即兴弹奏一些歌曲，还自弹自唱“母鸡下蛋啊，咯嗒咯嗒叫啊……”父亲见我很有音乐天分，曾对我说：“长大了一定要学件乐器，真正掌握一门技术。要靠本事吃饭。以后就是要饭也要送你去音乐学校。”
有一位外省来的老师还主动教我唱歌以及练声方法。记得那是大冬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棉袄里夹一面镜子，为了观察练声时口腔里的小舌头是不是顶上去了。那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胆子，一个小女孩，黑咕隆咚的就敢一个人跑到江边去。涪江的河水见底地清亮，昼夜不知疲倦地流淌。我向江边走去，滔滔江水越来越响，急流拍打着江岸。我脚踩在水边的小石子上，练唱发出的声音被淹没在哗哗的声浪中，随河水向东漂去。渐渐地，一轮红日从远处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映照着碧绿的江面金光闪闪，特别好看。
可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得赶去学校上早自习了，我恋恋不舍地慢慢往回走，水声在我的耳边渐渐消失……这美丽的画面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为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父亲的性格很外向，很有表现欲望。有一回他带我去了一趟五十里外的县城，在电影院里看了一场美国电影《秀兰·邓波儿》。我特别喜欢秀兰·邓波儿活泼可爱的模样和自然俏皮的表演。
父亲特别喜欢带我到处表演。在学校里，经常让我给同学们弹琴，有时在茶馆里他也鼓励我唱歌给大家听。有一次，一位叔叔用一把锯琴拉起《渔光曲》，我本能地和着这凄美的琴声唱起“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那时我经常穿着背背裤跟在爸爸身边，相熟的大人们围着我，欢迎我唱一个、跳一个，每回我都大方地在大街上就又唱又跳，掌声此起彼伏，真像是镇上的“小明星”。父亲笑得嘴都合不拢，他总是快乐地拉着我的手继续往前走……啊，我的童年多么快乐！
五、家乡解放
可在这快乐的背后，小小年纪的我也常看到底层人们的苦难和艰辛。在河边，经常有全身赤裸、下身捆着树叶的纤夫，身上套着粗绳吃力地拉着河里的大船逆水而行，双手在没有路的乱石和泥泞中艰难地爬行，呼应的川江号子声常在耳边回响……在每天上学必经之路的一处屋檐下，总有些衣不蔽体、无家可归的人躺在大木条上，全是斑斑点点的血迹，无人过问，无人收留，有的就这样慢慢地死去了……
从小，我基本上是吃红苕（红薯）稀饭长大的。那时，家乡没有北方那样的馒头，粥里的红苕就是干粮。稀饭里放的米很少，吃的时候妈妈把米多捞一些盛在爸爸碗里，他要讲课很费力气。隔很久一段时间可以吃一顿干饭，再加上几两肉，这叫“打牙祭”。记得煮饭的大锅台上方总是挂着两条长长的肥肉，被拉风箱烧柴火的烟雾熏得往下滴油。我知道那是过年时才能吃的腊肉，心里总是盼望着能早点过年。
那年月学校经常发不出工资，拖欠教师很久，加上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母亲的小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她常常拖着瘦弱的身体去河对岸或山里乡下亲戚家借粮食，从十几里路之外吃力地背回一大筐红苕回来。我亲眼见到大人们的艰辛，也尝到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我主动帮大人干点儿家务。有一次扫地时，我饿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能动了，妈妈见状，立即找到一块红苕样的食物填到我的嘴里。
1949年11月，我的家乡解放前夕，全镇的人几乎行动统一地都撤离到乡下去投亲靠友，家家关门闭户，街上空无一人。即使这样，国民党败逃的军队也抢砸了不少商铺的财物。我们从门缝儿往外看，装着残兵败将的大卡车，两辆并排着从狭窄的大街上向遂宁城里的方向开去。车上的人挤得满满的，车子四周双手吊着的，跟在车后面跑着的，个个神色慌张狼狈，似洪水决口地溃逃。这条街原本就没有两辆卡车那么宽，为了急于逃命，把车轮子都压在各家的大门框上了。汽车喇叭声、嘈杂的叫喊声，车灯四射，一片恐慌，这样昼夜不停地不知持续了多少日子。
为躲避危险，大人还是让我用背篼把才一岁多的小妹（惠卿）背到乡下去投奔亲戚。我走了好一阵山路，觉得有些走不动了，就放下背篼，见她站在里面，滴溜溜的大眼睛到处望着。我便逗她说：“姐姐背不动了，就把你放在这里吧！”她以为我不要她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又哄着她背起来翻过一个又一个沟沟坎坎……
学校通知我们马上就要解放了。1949年11月底，终于熬到解放军从重庆那边开过来了。解放军来了，全镇人有组织地倾巢出动，一时间纷纷涌上街头，敲锣打鼓放鞭炮。学校老师指挥我们，唱歌跳舞迎接解放。我换上花衣服，手拿红绸子和同学们扭起秧歌，不停地跳啊、扭啊，高兴极了，直到深夜。全镇热闹了很久很久……
次年春季，我进入遂宁县城第一中学就读。我写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就是《解放了，天亮了！》，文中写到中国必须要推翻三座大山、欢庆解放等内容，这引起了语文老师对我这个小女孩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