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出川进京
1956年春，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文工团。当时将成都、自贡两个工会系统文工团的部分团员调至我团合并，整编后调往北京。我随我团整编后的队伍，从重庆出发，乘坐轮船北上。一路上，我们饱览了三峡奇特秀丽的风光，兴奋不已，在汉口又换乘火车向着离家乡更远的北方——祖国的首都北京前行。
我们先到了天津，住在交通旅馆，4月才进入北京城，先后辗转在宣武区椿树上三条、前门石头胡同、德外小关住宿，后来落脚在西单二龙路。
18岁时，离川前留影。1955年，重庆文化宫。
那时，北京的春天风沙弥漫，身穿薄呢短裙的我，外出时，满身都是沙土，还不时流鼻血。水土气候的不适应，常常让我思念起家乡绿葱葱的竹林、红澄澄的橘子树和处处飘散的桂花香……甚至，我还觉得自己是从最大的地方来的，因为桂花乡是遂宁最大的镇，遂宁是四川最大的县，而四川又是全国最大的省——这套逻辑，让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家乡最大最好，为此还常与同龄人争个高低。
来北京的第一个夏天。1956年，北京。
到了北京，首先感受到的是，首都这个文化中心浓浓的艺术氛围扑面而来，这里正在举办全国音乐周和各种汇演，艺术舞台很是繁荣。我一下子观摩了不少音乐会，真是大开眼界。各文艺团体的演出中，手风琴是主奏乐器之一，演奏水平都很高，也非常受观众喜爱。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中央歌舞团演出的女声小合唱节目，唱的是一组前苏联歌曲《小路》、《田野静悄悄》等，手风琴伴奏是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志谷建芬，她用一架手风琴奏出了辽阔的大草原深沉悠扬的俄罗斯风情，与歌唱者融为一体，那歌声也变得格外动听，我非常羡慕这位女琴手。还有一场是四川省歌舞团赴京演出的一个合唱组曲，从头至尾用一架手风琴伴奏，编配得很是丰富，伴奏者也是一名年轻的女手风琴手，叫喻彬，后来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她个头不算高，可手风琴在她手里却得心应手，拉得那么流畅而熟练，引来观众热烈的掌声。我很是感动，问自己，我什么时候也能拉成这样啊？由于她们都是女性，给我触动自然更大，感到自己的能力还有很大差距，急迫地想要学习，希望可以尽快得到提高。
一、我想上大学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手风琴教材还很少，身边也没有老师，我时常焦虑而困惑地看着有限的外文版乐谱，怎么练下去，怎么才能驾驭好这个沉甸甸的庞然大物呢？我常常憧憬，要是有机会去音乐学院上学该有多好啊，在那里可以得到专业、系统的训练，掌握熟练的技巧，学到必要的乐理知识……
那时正是1956年9月，文工团的全体人员都被分派到全国各地学习。9月21日，我有幸被歌舞团团长、作曲家茅地送到当时唯一设有手风琴专业的沈阳音乐学院进修。同去的还有我团同行于峰，均师从著名手风琴教授张子敏。学校里的本科学生是李敏，在这里，先后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专业手风琴手去找张老师学习。光北京地区的就有空军的任士荣、杨光灿、傅思明，中国歌剧院的白崇先等等。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交流，相处得十分融洽而快乐。
我要求自己每天练琴6个小时，用2个小时拼命地抄写张老师处的谱子，晚上自修乐理、政治，中午还要读报，每天安排得满满的。
张老师认为我的乐感好，接受能力强，外界反映也不错，他鼓励我进他们学校转为本科，他一定会收我这个学生，我高兴极了。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啊，我那时才19岁，还算年轻，应该上学，自己目前拉琴的水平还不高，把水平提上去之后再回团里工作就更得心应手了。于是，我决心向文工团领导提出考学深造的申请。我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何况团里还有一个拉手风琴的同事呢。
张老师在给我上课时，安排先着重在音阶系列、触键方法，再加小型乐曲，为来年的考学打基础，并动员我在主科时间中抽出部分精力准备副科——乐理、视唱练耳等等。
前门像馆留影。1957年，北京。
那时我一边学，一边开始了向团里争取考学的漫长之路。正待学习深入之时，也是第一个报告寄出不久，团里来令，调我一人回京参加元旦、春节晚会的排练和演出。记得在众多曲目中，如女声小合唱“送我一支玫瑰花”等，我都精心编写了丰富的伴奏谱，流畅的演奏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说我进步很快。
由于手风琴是一件色彩和节奏变化丰富的和声乐器。它除能自己独奏、合奏之外，还具有要为歌唱或其他节目伴奏的功能。作为一个手风琴演奏员，我深知自己必须要有一定的和声、作曲等音乐基础理论知识，才能担负起编写伴奏等各种任务。
春节之后已是1957年的2月，我又急迫地回到沈阳。我太想上大学了，太渴望在这里集中时间多学习、多练琴，然后能熟练自如地演奏心爱的手风琴了！师兄李敏也热情支持鼓励我。
可是，我一连三次打报告，最终团里强调工作需要，总团回复“不必要、不同意”。当时已是5月左右，限我四天之内回京。离开沈阳时，张老师仍没放弃对我留校的坚持，希望我回去能再与领导商谈一下，他说：“如果失掉这次机会，将不会再有，因为还有人在等这个仅有的名额，学校也希望你能来，就看你这边的情况了。”
我明白，如果这次不能上学，我将永远失去进学校的希望了。我带着老师和学校都在等我尽快回复的急切心情回京，找到上级领导面谈，但最终还是没能获得批准。
我流着眼泪给张老师和李敏写了回信。在那个年代，一切都由领导安排，对与错都要服从，个人没有想去上学就可以去上的权利和自由，自己是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的。至此，我永远失去了这次难得的上大学的机会，未能实现上大学的夙愿，这也是我终生挥之不去的憾事。
二、下乡当农民
已是1958年的春天，歌舞团将我与乐队另两个同志编入全总机关下放劳动锻炼的队伍中。3月28日，我被下放到通县次渠乡的农村，这或许是与我屡次申请上大学有关吧。因为那时，“事业心强”是与“个人主义”强画等号的。我豁出去了，既然上音乐学院变成了上“劳动大学”，当不了学生就好好当农民吧，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于是，我背着我的手风琴下了乡。
这一年，全国上下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农村大干苦干的氛围更是浓厚。我们下放干部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我们睡土炕，吃白薯和棒子面窝窝头，和农民一样劳动，还兼做扫盲、积肥等工作。
那时实行军事化管理，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天不亮就起来出早工，晚上就算开会开到午夜，第二天也要凌晨四点起床继续苦干、突击春耕，到了抢收时节，凌晨四点钟就要下地播种麦子。而“打夜子”（夜战）更是常有的事，只要一声令下，哪怕是在漆黑的半夜也要爬起来干活。有一次，凌晨三点，我们靠着油灯的一丝光亮，拿铁铲不停地深翻麦地。雨越下越大，每个人的全身都湿透了，泥土和雨水黏在一起，实在翻不动了，这才让大家趟着大水走回驻地。
面对这种非常规、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原本就体弱多病的我，失眠症又加重了。天天吃粗粮，肠胃闹病总拉肚子。我的应对解决方法就是不吃饭或者每天只吃一顿饭，但体力消耗大，容易心慌、全身发软，干起活来力不从心，非常吃力。有一次，我已经腹泻了好几天，头昏心慌，全身软绵绵的，几乎就快晕倒在地了。我定了定神儿坐起来，不停地跟自己强调“政治影响”、“力争上游”、“别人不叫苦，我也不能退缩”、“咬紧牙关、不下火线”……终于把这一天坚持了下来。劳动结束时，我问自己：“今天可以坚持下来，明天还能吗？”
但我既然已经下乡来了，就没有退路，只能咬牙坚持。
我学会了不少农活。夏天，我穿着短袖短裤蹲在地里除草、松土、间苗，爬行着往前走，在烈日的暴晒下汗如雨下却顾不上擦。长长的田垄望不到边，我坚持不歇气，终于抢在同伴们前面完成任务。
农活中，我最拿手得意的是挑水。这活儿还真有点儿技术含量，首先看你怎么能从深井中把水打上来。我掌握了一套“技术技巧”，找根粗细软硬合适的绳子吊起水桶放入井里，熟练准确地用巧劲儿左右摇摆几下，将水桶灌满，再双手交替快速将一桶水提上来，稳当地把一担水挑走。
天旱了，我们得和农民一起拼命把苗保住。在保苗战斗中，我可以半天不停地挑水来回跑。有一次正碰上我来“例假”，仍然跟大家一起去“麦庄”坚持挑了整整一天。说起“挑水”这活儿，我还真是下了功夫。开始阶段，肩上总是被压得又红又肿，扁担一挨就刺痛，可我不能怕疼，咬牙继续练下去，后来就磨出了一块硬邦邦的茧子。变硬了就没有知觉了，以后就不怕“挑水”的活儿了，还去帮有困难的大娘家挑水。这绝对可以算做我在农村锻炼中学到的强项。
在北京通州次渠村当农民（第2排右二）。1958年8月。
那一年，我们整天与泥巴打交道，在地里摸爬滚打，过着和农民一样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还往往是“日未出而作，日已落未息”。实在累极了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特别盼望老天能下一场大雨（小雨不停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歇上半天了。
在这一年里，我也生过大病，住过通州的医院，心里还想：如果我的身体好些的话，争取上游是不成问题的。我的表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说我劳动好，有争上游的干劲儿，顶的上一个妇女劳力。
那时，手已经变硬了，手掌、手指都经常疼痛。一想起心爱的手风琴，很怕会落个改行的下场。可下放领导说：“要做党驯服的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听从党的安排。现在在农村主要是‘红’，牺牲别的是为了能在‘红’的方面多得到收获……”我的手风琴啊，现在顾不上你了！
但是，不管农活多苦多累，只要一有机会，我还是会摸摸琴，也还是有些爱好者来欣赏我的琴声。有一次，老乡要求我拉琴。我也觉得这是联系群众的好方法，就背起琴在地里拉了几个小曲，还用我已经有些嘶哑的嗓子唱了歌。虽然业余，但是能让大家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增添些快乐，将自己的一点才能贡献出来，感觉做了件有意义的事情。只可惜我的手已经不太听使唤了，大部分曲子已经忘了，能为大家拉的曲子不多，并为此而感到愧疚。
10月9日半夜里，我和本村大队人马一起出发，去外村“西集”、“垛子”支援种麦。我除了参加劳动以外，还有拉琴唱歌的任务。社员吃午饭的时候，我就开始唱起《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等歌曲，又拉起《红头绳》、《黑龙江的波涛》、《多瑙河之波》等等。虽然拉得断断续续，但大家还是毫无保留地给我最热烈的掌声。
几天之后的凌晨两点钟，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回村了。在摇摇晃晃的大车上，穿着一条落满补丁的大棉裤的我，紧紧抱着这个万万不能摔坏了的革命武器——手风琴，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来：吃饭时，有什么好吃的，同志们都给我留着，为的是怕我闹肚子；房东大嫂每天给我的暖壶上水，为我烤白薯；食堂老乡还专门去找面粉给我做病号饭……处处都是人人为我的情谊，可我又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呢？还有，夜行军、在微弱的灯光下“打夜子”、在寒冷的夜风中给大伙拉琴、半夜在火堆旁烤火、和小胡小赵倾心畅谈……在日复一日平凡而又艰苦的劳作中，我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里的人们，无论后来我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我曾经和这样一些劳动者同甘共苦过……
在这里我经历了春夏秋冬，全身上下晒得黑黑的，自己并没有觉得不好看，相反，还觉得很有劳动人民的气质。有一次进城看病顺便回团一趟，大家见我全身黝黑，短裤短袖，脚踩一双平底布鞋，走路还吧嗒吧嗒的，都投来异样的目光。而她们个个白白胖胖，穿着高跟鞋，姿态悠闲娇柔，让人心中不由得生出农村与城市的反差真是天上地下的感慨！我反倒对她们那慢悠悠、暮气沉沉的精神状态看不惯了，觉得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没做停留就匆匆回乡下去了。
在下乡的这一年里，我吃了大苦，战胜了那么多困难，经受了不少磨难，我应该把这些都转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而农村生活的朴素美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我知道了乡下的老百姓是什么样，他们祖祖辈辈艰辛度日，他们真诚，又特别能忍耐、能吃苦，使我真正懂得了能喝上清水，吃上白面馒头有多么不易。我养成了至今仍然不挑食、不浪费饭菜、从骨子里珍惜粮食和食物的习惯，一直过着简单的低碳生活。
我自幼家境贫寒，少年的独立加上这一年下放劳动的历练，都为我后来人生路上顶住更大的压力、迎接更大的挑战打下了基础。
三、成才之路
下放劳动结束了，11月24日，我随全总下放队伍回到北京，歌舞团另外两位同志调离文工团，我被通知留团并学件新乐器——扬琴。而我自己也要尽快突击恢复手风琴演奏状态。
这一年来，我的手不如以前好了，琴艺也生疏了不少，但追求上进的心并没有减退。我如饥似渴地想办法提高演奏水平，以适应团里工作对我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北京是我国手风琴专业演奏人才云集的地方，部队和中央文艺团体里都有不少高水平的演奏家，这么好的条件，我要走出去向他们学习，处处当个小学生。
我先去了总政文工团，这是两年前胡团长带我认识的我国著名手风琴家张自强、王碧云老师所在的单位。两位老师早在1956年就已将他们编写的《秧歌变奏曲》送给了我，该曲早已成为我演出的保留曲目了。这回我再次去拜访学习时，他们仍然十分热情。我聆听他们演奏的每首乐曲，都拉得那么熟练、动听，音乐修养和技术水平都很高，还自己编曲、自己演奏，让我特别羡慕和崇拜，每次去都有很多收获。
而说到任士荣老师，在重庆的时候我们就认识，我每次去求教，他都很欢迎。他技巧纯熟，演奏风格热情奔放，很有感染力。风箱运用得很独特，尤其是即兴伴奏来得很快。那时，我常想，这样高的水平，怕是我一辈子也达不到了吧？
1959年的四川巡演时，我们在成都碰到了中央乐团到基层的一个小分队。这些老师们看了我团的演出后，给了我很多鼓励。夸我拉得很好，右手很松弛，还认为我是学过钢琴的。我主动请一位姓方的老师听我拉琴，记得是《黑龙江波涛》，他听得很认真，评价道：“你的音乐感觉很好”，并加以指导。这样的点滴小事都增强了我学琴的信心。
1961年，闪源昌老师还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时，只要来北京，就到我们团里找我互相拉琴，他的不少意见和建议都令我受益匪浅。见我信心不足，他还多次帮我打气。这年10月，我还收到过他寄来的谱子和信，关注我在练琴方面的进步。
后来，我还到杨文涛老师那里求教过。有一回，他还为我一个人倾情投入地演奏了他编创的《映山红》独奏曲，那动人的琴声真让人难忘……很不好意思的是，这许多年过去了，我的演奏还停留在“小儿科”的水平上，他所提出的不少要求，有许多我至今也还没能完全做到。
那时，我真是“敢”字当头（或许也叫脸皮厚吧），主动大胆地跑到其他文工团去串门，中央乐团、歌舞剧院、铁路文工团、煤矿文工团，只要听见有手风琴的声音，就敲门而入，自我介绍。我着迷地听他们拉各种各样的曲子，觉得手风琴真是太好听了。还有一位同行这样讲：“演奏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在内心燃烧着热爱之火。”
平日里，在行程路上或在别人已经熟睡之后，我总拿着一本乐理方面的书认真研读。同时，我还借到一些乐谱，在那个年月，要是见到一首手风琴曲谱都会兴奋地连夜赶抄下来。日积月累，手抄谱都有十几本了。我就这样摸索着，向别人学，边演边学，更是在舞台的实践中去不断提高，完成演出工作的。
我就是靠这些在诸多老师和同行朋友那里吸收营养，得到教益、鼓励、帮助和友谊，才能坚持下来，有所进步。
四、第一次回家
已是1959年的2月下旬，我团要赴四川进行4个月的巡回演出。团里四川人很多，领导安排放我们几天假，可以先提前回家之后再去成都集合。
作者与妹妹余惠卿。
我多么渴望一下子就能飞回家啊！23日动身，下火车后，当我坐上开往遂宁的汽车，立刻就被公路两旁的庄稼吸引了，金黄色的油菜花香扑面而来，家乡的气息使我倍感温暖。此时，桃花已经盛开，处处都是青山绿水，绿油油的麦苗也已经长高，层层水汪汪的梯田在太阳的照射下晶莹透亮，人们赤脚在地理劳作……看不够家乡早春二月的美景，心中无比喜悦和兴奋。
到达县城天已经黑了。我回家心切，背着重重的行李和脸盆等杂物，迫不及待地摸黑赶路。一路上，电影《林海雪原》中那些英雄们在风雪中飞奔的影像不断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伴我艰难地走完50里的夜路，次日凌晨终于到家了。
一进门，第一眼就看见了妈妈和妹妹。妈妈已经很衰老了，看得出来她已经被病痛折磨了很多时日。妹妹长大了，一副很懂事的样子。小弟弟简直就不认识，才8岁的小孩儿也能帮家里做点事情了。大弟弟比我都高了，说话声音也变了，各方面都在成长成熟的过程中。而爸爸，没想到他会这样瘦，这样衰弱，多年的过度劳累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
两个老人病这么重，经济条件又不能使他们得到很好的治疗……我心上似乎压上了一块无形的大石头。在以后的生活中，每当我有点儿购物欲望，或是想买件漂亮衣服的时候，就会想到自己家境的贫寒，想到父亲母亲，不忘艰苦朴素。
这些天，我去看望了小学校的老师们。他们见到已经长成大人的我都非常高兴，对我特别亲切，还评价我没有首都大文工团的架子和大都市的派头，很淳朴。我和妹妹到河边坐在儿时练声的石子地上，伴着还是那么悠长的浪涛声，我教妹妹唱起了“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了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啊，好像春雷响四方……”那时，妹妹总把“菜花儿黄”唱成“菜发儿房”，为了纠正她这个四川方言的发音，我们姐俩儿笑了好半天。
作者与妹妹余惠卿在家乡留影。
妹妹比小时候更漂亮了，像个小电影明星那么好看。她的理想是长大以后当个白衣战士。后来，她真的进了绵阳卫生学校，以后成长为一位出色的护理学高级讲师、副主任护师。
每天早晨，我还没起床，妈妈就拖着病体，用柴禾煮一碗荷包蛋，端给我吃。我很后悔，当时应该留给父母吃才对，他们肯定不舍得吃。
每天晚上，爸爸都要和我谈心到深夜两点。我向二老汇报这些年工作和生活的各方面情况，介绍到全国各地演出的见闻。这些所到之处父亲都很熟悉，都是他在地理课上讲过的，可惜他没有机会去。他说，女儿去了，他很欣慰。
尤其令他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我所讲述的这年的1月10日，我随我团部分同志到中南海，见到了六亿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主席跳舞的情景。当我第一眼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我兴奋地跑到人群前面和他握手。主席身材高大，脸色就像美术画里那样光亮粉红，身体好得很。1月下旬的一天，我又第二次进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还和他跳了两次舞。这回敬爱的周总理也来了，他潇洒的舞姿和亲切感人的伟人风度令人敬仰。后来，我还陆续见到过不少走过长征路的老将军。有一次，我坐在李立三同志旁边，我小声告诉他：“我早就知道您的名字了。”他问：“你这个‘小鬼’怎么会知道呢？”我说：“是学党史中有个‘立三路线’时知道的。”这惹得李立三同志和周围的人大笑了好一阵……
这几天，两位老人家的心里无比喜悦和幸福。父亲性情直爽热情，似孩童般单纯，他总是很虚心地征求我的看法。这个家里俨然把我当成北京来的干部，是经过党教育多年的青年团员，简直成了重要“人物”。我觉得一阵阵惭愧，这次我没能在物质上给予家里什么帮助，也只是在精神上使他们得到一点安慰。可他们就已经感到了莫大的满足，这就是我们亲爱的、心灵美丽的父母。
时间过得很快，3月4日就要离开家了。妈妈的慈爱、父亲的欢喜，弟妹们对我的尊敬，温暖着我的心。5日，我回到成都以后，爸妈的身影还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担心他们的身体，牵挂家中的困境，常感到阵阵心酸。可我必须马上将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我只能要求自己努力去忘掉这些……
五、路过家门
我们在四川巡演，到过重庆、达县、西昌、涪陵、自贡等县市，每到一处都下到最基层。记得有石棉矿、气矿、铜矿、镍矿，还有钢厂……而在经过峨眉山脚下时，放了两天假，可惜我身体没有体力，没有跟大家一起上山去玩，未能观赏到著名的峨眉山美景。
四月的一天，从南充演出后路过家门口。团里的大卡车就停在马路边上，正大街95号——这破旧、潮湿的小屋门口。全家人早已在那个时间等我了。我下车一进门，妈妈就把一大碗煮鸡蛋端到了我手上，这是四川穷苦老百姓家最好的食品。她让我赶快全都吃了。我当着同志们的面，眼泪花花（四川方言）地在母亲慈祥满意的注视下把鸡蛋全都吃下去了。
虽然时间短暂，只在家门口停了十几分钟，但总算让爸妈又看见了我一次。这回我又没有留下一分钱，匆匆上车走了。这一走还不知他们有多难过，又盼望着哪年才能再相见？
现在想起来，那时我简直太不懂事。如果心里多长半根弦，怎么也会找到孝敬爸妈的办法和行动啊。几十年过去了，一想到这些，就觉得心痛。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十几分钟的相见，竟成了我与母亲的永别……
六、母亲走了
1960年，我们国家遭受了一场大灾难。天灾人祸——自然灾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导致了全面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全国有很多人被饿死。这段惨烈的历史，成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无法轻易抹掉的记忆。
这一年，我仍然随团赴外地巡演。去的大多是江南较为富裕的地区，每到一地我们都按照交的全国粮票的定量吃饭，而当地也尽力保证我们的供应，团里基本上没有得浮肿病的。可这期间，我又哪里知道遥远的家乡的情况有多严重。据说，1960年前后，我家住的那条正大街上有不少人就是因为饥饿而离世的。
我的母亲积劳成疾，身体本来就虚弱，而且长期缺医少药，又在饥饿的煎熬中度日，1960年病危。虽然住进了医院，重病人每天也只能领到一个很小的馒头。就是这个小小的馒头，她也不舍得自己吃，强忍着病痛和饥饿的双重折磨，把每天的小馒头攒起来，包在一个小包里，交给来看她的惠卿妹妹，带回家给父亲和弟弟吃。而她自己却在饥饿和病痛中死去……那是1960年6月3日，母亲只有49岁。
多年之后，我才听到妹妹的讲述，心如刀绞……临终前，她还特别交代不要告诉大姐，不要让我回去，怕影响我的工作，还要借一笔路费，又得还好长时间的债……她为家人留下的“遗产”是一小包馒头和为父亲做的一箱子布鞋。
妈妈啊，您的一生很短暂，却耗尽了全部的心血和气力，到了最后时刻，还用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方式深爱着家人。您没有得到女儿的任何回报就一个人走了，啊，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我年轻苦命的母亲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1960年，我失去了亲人，这段刻骨铭心之痛让人不敢轻易触碰。千千万万曾经饱受苦难的人们啊，历史的惨剧不会重演了。亲爱的妈妈，您安息吧，我会带着您无私的爱，继续我未来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