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仁谈写作

庆仁谈写作

新的痛苦来了,而记忆里的痛苦还在血管里流动,还在那个我一直想看见而又看不见的地方……

我用一种虚伪的形式写作已经太久了,没有任何结果的等待也太久了。不知为何,我内心所有的事物都走向了歧途。眼睛睁圆了不是为了看,没有仇恨的时候反而把嘴唇咬紧,舌头偶尔伸出来不是为了说话,耳朵听到别人的话语,这片舌头也绝不可能搭腔。它伸出来仅仅是为了世上的几双眼睛,为了沉默的最高形式,它要让那些能看懂它的眼睛看到:裸默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智者的处境永远是窘迫的,但他的内心却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宁静。他甚至能听到风的触角在空气中爬动的声音。当他周围的欲火熊熊燃烧的时候,当我看到他在欲火中走动而欲火又接触不到他的时候。我真的是为他同时也为人世间这美妙的景色感动了。

但我的笔永远也不可能将这一场景写下来。因为我的笔永远也不可能写下我不知道的东西。

必须承认,有些人的境界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哪怕是穷尽毕生精力也不可能达到。这不是一个谦虚不谦虚的问题,甚至与品德也没有关系。当然与学习就更搭不到边了。这个世界真正伟大的东西是学不到的。学到的永远只有知识。假如说智慧和知识还有点关系,那么境界就和知识搭不到一点边儿了。

和虚假的写作抗争,从虚构的现实里寻找真实的世界。在观念默默说话的时候,能听到幻觉中被遗弃的声音。有关阴影的故事,你深信它的存在,而存在本身也在它身边存在着。你想把它写出来,你构思它的生活,看到事物上因习惯而散发出的气氛。你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找到它们相似性的努力差点让你的写作陷入绝境。奇妙的是存在本身的奇迹,让你在不可能的柳暗花明的地方柳暗花明了。

写作开始变得有可能成为一种可能了。在一个故事里,它像信誉一样地存在于我们社会生活的交往中。故事通过一面隐蔽的镜子来到现实的世界,那面镜子就是作家的灵魂。作家用自己灵魂的镜子照着大千世界的那面巨大的镜子。两面镜子的反光在一片黑暗上集中。作家必须自信,但这自信里又必须包含着羞愧。不管多伟大的作家,也是注定干不了大事的人。他只要有想干大事的愿意,他就是注定不可能伟大了。

作品的细节和生活的细节相连,故事里的节奏不属于故事,因为它在现实生活积累,作家把它搬进故事的时候,有一些障碍和矛盾,作家是不能处理的。真正的写作都在逻辑之外。虽说故事和现实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故事中的色彩和现实中的色彩不可能相同,释义也就不可能相同了。

相同的永远只有真实,准确地揭示它的真实,是对作家最残酷的考验。天才的作家能编造出比真实更真实的故事。他在书中建造通道,他在通道中储藏另一条通道。条条通道都通往神秘,而所有的神秘又不神秘。正如他可以在作品中创造一个暴君,他可以让暴君像愤怒一样地表演,但决不让他开口说话。

那些说话的永远是那些不会说话的人。像迷路的人走在他迷失的路上。这条路通向四面八方,也通向永恒。但永恒的道路永远像观念一样地模糊。世界上没有真正清醒的作家。毋庸置疑,作家假如太清醒,就证明他已经离开了作家的角色。因为写作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探险,对探险家来说,前方永远是未知的。

所有的故事都不可能设计。对作家来说,构思是最大的骗子,也是最大的骗局。故事中的人物原本有它的命运,或者说它本来就在它自己的命运中。作家无力为它设计命运。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故事里的人物也有自己的欲望。作家没有必要为故事的人物设计欲望。因为作家不管怎样巧妙地设计,他设计的欲望永远是自己的。

这是一个悖论,作家只能写自己知道的,然而作家永远只能知道那么多。而且一个作家知道的另一个作家也知道。整个世界原创的元素似乎都用尽了。太阳底下本来就没有新鲜的事情。你正在干的事情,一千年前就有人干过。

旧的痛苦还在,新的痛苦又来了。作家是痛苦的承载者。只要是人,似乎都有一种捉摸不定的轻率。不管世界有多么理性,但人从本质上说是感性的。说穿了,人毕竟是动物。一个感性的动物硬要进行理性的写作,多多少少是值得怀疑的。

深刻是作家的一种品质,也是作品的一种品质。但却不是最重要的品质。深刻是有可能比华丽的语言走向更华而不实的东西。如果我们相信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情,我们就必须怀疑深刻。对所谓的深刻保持警惕。特别是它为政治代言,取悦于集团利益的时候,当它在“斗争”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小心仅仅拿语言作为工具的作家。要相信语言一定有它自然的命运和归宿。和人一样,和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语言不仅仅是表现和表达。不要拿语言填补我们自以为要填补的东西。语言像鸟,虽然能飞,但它最适合的还是爬行。爬行是一种叙述,爬行是讲故事的手段。但千万不要把语言当成讲故事的嘴。语言存在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说话。语言的正常状态应该是沉默。语言的最后命运应该和人的最后命运一样,它必然是孤独的。或者说它必须依赖自己的孤独才存在。

重要的是意境,重要的是语言背后的话语。形式也很重要,但最终它是不重要的。形式像决斗,没有形式就不可能开始。但决斗开始之后,形式就不存在了。所以形式是可拘可不拘的。象征也一样,比喻也一样,暗示也一样。似乎都和时间有关又无关,当时间在抽象上寂寞地流走,我们不管怎样写下它(包括写下它的途径),注定是悲哀的。

作家最终必然是一事无成。成功是作家的荒谬(当然不成功也是荒谬的)。死亡是成功者最大的失败。而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他必须在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死去之前死去,唯有如此,他的作品才有活着的可能。

风格是书中发生的事件。作家用记忆的编码编出最危险和最复杂的部分。同时又必须赋予它一种简单(也许用单纯更恰切)。猜想会为我们设置屏障,通过屏障,我们发现朦胧之美,发现作家自己感觉上的事件。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发现故事,在作品中却只能发明故事,也就是说,作家只有用自己发明的故事才有可能抵达书中的真实。写作不是照相,写作本身不是一种现实。表面上看,写作是在创造一种现实。作家只能通过某种触觉,去碰触人物的命运。我前面说过,一切人物都有自在的命运,作家对人物命运设计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可笑的。

所以从本质上说,作家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无为的人。太多的想法,必然让他丧失客观,毫无想法又会让他失去主观。而对作家来说,主观和客观并不是一种理论上的东西,它更像一种状态。像无为一样,也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完全意义的无为。说白了,其实无为对于作家来说也是一种状态。我们说它重要,并不是说无为这个概念有多重要,而是说无为的状态对作家是多么重要。

所以原则上讲,作家是不允许为了写作以外的东西去写作的人。作品不可能成为某些人的欣慰,也不可能是心灵的慰藉。再好的作品都不可能成为作家心满意足的发明,创作不是科学,科学实验可以成功,创作活动却不可能达到真正成功意义上的成功。或者可以这样说,科学的目的是为了成功,创作的目的却不允许为了成功。创作是在无限心灵跑道上的赛跑。所有的起点都是终点,所有的终点都是起点,所有的起点和终点又都在途中。选择在心灵跑道上的赛跑者,其实就是选择了殉道。

所以首先必须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失败者,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作者。伟大的作者首先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但他成为伟大的作家却与才华无关。才华是那种允许有很多人拥有的东西,而伟大却与很多人无缘。

所以风格也好,技巧也好,描写也好,叙述也好,等等也好。你哪怕知道了写作的全部奥秘,你也只能做一个匠人(当然你有可能成为巨匠)。如果你没有伟大的心情,你注定不能成为伟大的作家。

伟大作家是伟大的心情的产物。是人道与天道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是自然之美德的力量。是黑暗之中的光,是光中的寓言。是寓言上的风,是风中的肉体与灵魂……

伟大的作家必须是一面镜子,整个世界是它的镜像。伟大的作家必须有一个无限的心灵,这颗心把整个宇宙当成它的肉体。伟大的作家必须伟大,但他却从未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因为一颗伟大心灵的本质是不伟大的。

除大自然以外,世界原本没有伟大的事物,人类的智慧创造不出伟大,也战胜不了伟大。伟大是人类发明的超过了自己想象的词汇。我们习惯用这个词汇去套用在人类的一些大智者身上。其实这些大智者也不过只是揭示了大自然亿亿分之零点一的奥秘的人。伟大的作家也不过是在大自然的“真理”上较准确地找到了一个恰切词汇的人。说穿了,作家发现的所谓人性,不过是自然性的地球中的一粒沙石,我们只是本能地放大了这粒沙石而已。

新的痛苦来了,而记忆里的痛苦还在血管里流动,还在那个我一直想看见而又看不见的地方。它让我的写作在本质的不可能中有了相对的可能,它让本质无意义的写作变得相对有了一些意义。其实这就够了。

写作本身肯定是痛苦的,而这痛苦却是我在人世间最高的快乐。

这多少有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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