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三）
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艺术，我的艺术就是我的生活。好像艺术家们都喜欢说这样的话。二十几年前，当我第一次在一个叫杜尚的画家那里听到这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生活和艺术中那些被掩盖的东西冷不丁地暴露出来了。我开始自己偷换自己的概念，并不断地在自己的精神领域里转换一种叫“形式”的东西。当时我正在进行诗歌的探讨，并非常迷恋词与词的“碰撞”产生出来的效果。我开始写“深刻”以外的诗歌，也不知是我对语言的敏感还是语言自身的敏感，让我的诗歌充满了猜忌和怀疑。因此，我发现了诗歌语言背后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也许是另一种语言（也许是别的），是一种我不能驾驭的东西，为此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有点像生活中那种无法克制的愤怒的情绪，但这情绪在诗歌中体现出来却是无言的。那一段时间，我的心灵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些变化，有些东西我感到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衰竭了。我和我心目中的大师们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了同感：我越来越怀疑自己的所谓的表达，我写出的所谓的东西真的将我头脑里的东西表达出来了吗？我越来越怀疑这“表达”，后来我才知道：我对语言和表达的怀疑，实际上就是现代主义理论家们对于作为主体的人在语言、表达和意义中的中心地位的怀疑。在现代主义前，没有人会怀疑语言是一种自然的、普遍的和确定的存在，它是人的经验和思想的终极基础。而人运用语言也是一种自然的行为，如果你感觉到什么，你就可以说出什么。人总可以通过语言自由地和准确地表达意义，这构成了西方文学艺术审美意向的真实原则。不过这个所谓的“经典原则”，因为现代主义艺术对于空间和时间的新发现被彻底地打破了。现代主义艺术对时空的新发现打破了人们固有的知觉方式和思维格局。而我的诗歌创作恰逢西方现代主义大量“进口”的时候。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的内心世界蔓延着一种“永恒”的诱惑，我虽然没有走极端，没有去谴责激情，但却毫无疑问地改变了自己早期诗歌浪漫热烈的诗风。在20世纪80年代，意识流小说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稳固的过去与现在感被打碎以后，重建时间的体验与认识自然就在我头脑里开始了。我常常会产生某种幻觉，一会儿瞬间变成了永恒，一会儿永恒又变成了瞬间。当时，现代主义在我看来，就是对过去世界的一种“报复”。它让我感觉到：连空间和时间这种体验现实的基本方式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何况可以随着不同文化形态而变化的人的本质呢？后来我又了解了符号学，它让我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人在讲语言，而是语言在讲人，即我们自己就是由语言设计安排和表达的。人的地位就这样在符号学的意义上降低了。作为主体的人并不先于语言而存在，他甚至可能是语言的产物。符号的运用破坏了属于人的意义，人不仅不能对他人表达自己，甚至也不能对自身充分表达自己。这似乎又触动了那个长期困绕我（我们）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我在另一种意义上追问一生的问题因为有更多思想的碰撞似乎又变成了另一个问题，那些隐藏在内心的梦幻般的情感挣脱了出来，它需要完全不同的矛盾状态的表达，才能让我的灵魂有片刻的安宁。这种渴望被刺激的愿望正是现代主义艺术对个性极端重视和对体验无限追求而渴望打破审美界限的结果。当时我过于年轻的生命太迷恋创新，那只拿笔的手就像沾满血一样易于冲动。那一段时间我写下了许多在“意志”之外又充满了意志的诗歌，那时的年轻让我有了赎卖记忆的资格，现代主义的形式革命让我产生了奇怪的快感，现在看来，当时我想把某种“艺术”彻底灭绝掉是十分幼稚的，这多少有点像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社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怀疑宏大叙事，开始怀疑过于连贯的东西。我开始相信罗兰·巴特的话：“把客体一分解，就发现了它的松散碎片，这些碎片间有着某种产生意义的细微区别。碎片自身无意义，但它们一旦被组合起来，其位置和形式上的最小变化，都会引起整体上的变化，蒙德里安的一个四边形，波塞的一个音列，布托《动体》诗集中的一行，列维—施特劳斯的一个神话素，语音学者的音素，某位文学批评家的主题—所有这些单位由于它们的边界本身，同样也由于把它们和其他存在单位隔开的边界，以及把它们和其他属于一个相似规定的类别中可能的单位区分开来的边界，都是有意义的东西……”“边界”这个不断被我理解又被我误解的词，它在我创作的逻辑和逻辑之外起作用了，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现字与字，词与词，句与句，段与段，一篇文章与另一篇文章之间的空白的，特别是当我发现这“边界”与“边界”之间仍充满了无限的偶然的时候，我创作的天地一下就被打开了。这种能产生无限可能的创作让我感到了欣喜。确实，它打破了审美的界限，并让我有勇气对那些体制内用滥了的东西说“不”（这些痛快的“不”后来让我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狂热，放纵，焦虑，绝望构成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基调，可以说这“基调”当时在我身上全有。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叛逆者，可是不久，我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变节者”。继而觉得自己是一个破坏者，但过了一段时间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建设者。内心骄傲的感觉和负罪感可以在一天之内不断地变换位置，差点让我的精神濒临崩溃了。但奇怪的是，在这之后，信念就像谜一样地奇迹般难以置信地在我的头脑里坚定了，可以说，正是这信念战胜了我内心的恐惧感。就在那个时候，创作上我开始了大面积的探索，生活上我完全走进了内心（这一走就走了二十多年，到如今，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会如此擅长此道）。我好像变了一个人，我只有不断地奔跑，因为“创新”这条疯狗在后面追我。开始因为猎奇的欲望还可以为我带来快感，但后来我看到了“破坏”和“迫害”的时候，我真的不是吓唬自己，在那些不该受到“虐待”而确实受到了我“虐待”的文体上，我反思过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蹂躏”。但最终我还是坚持了“原则”。那是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又“进口”之后，那些让人难以置信的惊心动魄的理论，我知道，那决不是西方人凭空造出来的，它为什么会让我如此感到震撼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禁锢得太久了。我开始了全方位地学习，甚至从源头（哲学）开始。我比较赞同耿幼壮先生的话：“何谓后现代主义艺术？这也许是一个较之何谓现代主义艺术更难以回答的问题。从现象上来看，如果说现代主义艺术反映了一种反抗，一种焦虑，一种沉思，后现代艺术则表现为一种顺应，一种平静，一种嬉戏；如果说现代主义艺术曾在形式技法上殚精竭虑，后现代主义艺术则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如果说现代主义艺术曾为突破各自表现媒介的限制苦苦思索，后现代主义艺术索性将各门艺术之间的界限一笔勾销；如果说现代主义艺术着眼于最终的效果作用，后现代主义艺术则着重过程中的即时体验；如果说现代主义想的是如何使生活艺术化，后现代主义艺术则在考虑如何使艺术生活化……”曾经我以为，只有道德的概念才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矛盾体。但没想到，当我认真学习西方的艺术理论之后，才发现艺术很可能是有着与道德同等重量的矛盾体（后来我在自学经济之后，才真正发现了世界的主宰）。虽然有着强烈的创新的欲望，但我仍然发现了创新与传统之关系的最重要的线索，我记得当时我拿着笔随手在纸上写了一句话：“传统是创新的母亲。”我至今还听得到当时我写完这句话之后发出的笑声。确实如此，其实这一切都得益于我有心的阅读。当时我就发现自己有一种奇怪的才能，我不管读什么书（当然是好书），我一定有能力将它读出自己的味道来。比如我读《堂·吉诃德》，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一页就读出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子来，而这本书却是四五百年前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写的。更奇妙的是，那些现（后现）代主义的奇妙句子，居然是塞万提斯先生在《堂·吉诃德》里引用了他喜欢的骑士小说作家费利西诺·德席尔瓦说过的话：“以你无理对我有理之道理，使我深感理亏，因此我埋怨你漂亮也有道理。”这在我看来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句子。而这句“高空以星星使你的神圣更加神圣，使你受之无愧地接受你受之无愧的伟大称号而受之无愧”就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句子了。其实最搞笑的还是紧接着塞万提斯说的话：“这些话使得这位可怜的贵族惶恐不安。他整夜地无法入睡，一定要理解这些即使亚里士多德再生也无法理解的句子。”我不知道塞万提斯在这里是真“傻”还是装“傻”，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不过，如今这位被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伟大也正在这里，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你对它的懂或者不懂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感悟，而有些东西，恰恰是因为不懂才能更好地感悟。
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的阅读变成了玩味和领悟文字魅力的游戏，我将文字看成符号（与符号学无关），我将一些东西置于另一些东西的对立面上，有时候故意搞乱文本之内含的合理性（其实这样做也没有什么目的，而只是为了好玩），然后再搞出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去玩相互理解的游戏，这样偶尔会显得很开心，偶尔又会很伤感。但这一切似乎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不管我体会和体验到了什么，都是象征性的（通过这也许能看出我写作的行为确实有点后现代主义了）。在这个酷似“手淫”的游戏中，我的灵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欣悦。一种神奇的写作状态居然勇敢地将我生活中的焦虑都赶跑了，那一段日子，空前的奇迹就在我看似显得荒谬的状态上出现了。一种完全由个人兴趣掌握的文学创作开始了，文学创作完全成为了体验，它与我生活中任何其他的体验没有一点区别，这多少有点像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们将艺术生活化的生存方式。但就是这一过程，我仍能感受现代主义（使生活艺术化）之力在推动我，我就这样站在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我偶尔能成为我，偶尔又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这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在人类的感知，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以及理论态度，包括更多的有关道德的解释意义，等等，在我这里突然就都不存在了，一切都显得殆尽后都荡然无存了。我常常因为错觉而获得了灵感，似乎幻觉中的语言，思想，历史，还有意义比真实世界的更加真实可信。可想而知，带着这样的情感逻辑，我的写作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仿佛写作本身突然变成了一个怪物，它一会儿是我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一会儿又是完全独立的自在的存在。一段时间（甚至在一天之内）它不断地变脸，其结果就是逼迫着我在“相互”谴责的矛盾中“生活”。我前面说过的我是多个人的感觉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到至今我仍相信我是多个人），“我们”相互猜忌，怀疑，忌妒，仇恨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彻底地破裂了，我和多个我的矛盾相互怨恨最终只剩下了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对我的创作并没有什么害处（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因为我从不相信写作行为有所谓的客观公正），但也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只是两种力量（多种力量）的撞击总会有一种力量占上风，而一旦哪种力量占上风，这种力量就会显得无比地强大。所以不管我走到哪里，我从未忘记过给我的书房安上一面巨大的镜子，因为我完全相信镜子里的那个我就是多个我中的一个（在矛盾无法化解的时候，“我们”就只能面对面地靠谈判去化解了）。但不管怎么样，最终在多个我中，一定会有一个人占上风。这样的时候，其他的我就会和这个已占上风的我签下契约，假如这个占上风的我正是那个写作的我的话，我的写作就会变得异常强大；我要求自己的写作，必须在人类整个文化脉络中获得伟大的意义。但假如那个占上风的我不是写作的我时，那么我的写作就可以等同于下棋，打牌，养狗，玩鸟儿了。所以，写作与我生命的关系大多数时候是分裂的（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但在特殊的时候，可以说，写作就是我生命的全部。
也许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