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题字
那是1994年2月，我所在的报社内部进行人员调整，我从总编室调到副刊部工作。
到副刊部以后，我一面组稿，一面和同事商量一些栏目。商量来商量去，我们决定把副刊的名称定为《森林》，并且分为文学、文化、生活和社会四个专题。
名称有了，我们又商量着请个名家题写刊头。想来想去，大家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最后，主任以征询的目光看着我问：“请孙犁先生题写怎么样？”
我马上表示赞同，并且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求先生；拍完胸脯以后，我心里又打鼓了：孙犁先生会答应吗？
应该说，我已求孙犁先生写过不少字。1985年，他给我写过；我在南开大学时，他先后给我写过好几幅——那时可都是出于私交，而非工作上的事情呵！
从北京到天津并不太远，我们的车上午九点出发，十点多就到了孙犁先生的楼下。到了门前，我轻轻地敲了敲，他却在独单屋那边开了门，看见是我，略有意外地说：“是段华啊，快进来吧。”
进了独单屋里，看到好像刚吃过早饭的样子，桌子上的碗、筷子还没收拾。他让我和我的同事先坐下来，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水，然后关切地问我的工作情况。我向他略述了近况，然后提出了写刊头的请求。因为怕他不答应，向领导交不了差，我急切得声音都走了调儿。
孙犁先生为《中国林业报》副刊题字
但先生还是听清了我的请求，马上爽朗地回答：“好，我给你题，就怕我写不好。”我高兴得哈哈大笑，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在我的记忆里，我到过先生家多次，这是第一次显得这么张狂和放浪。
先生并没有不快的表示，他一边笑，一边把我们带到隔壁偏单的屋子——在这里，他经常会见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客人，写出一篇篇令人击掌的精彩文章。
此时，先生把宣纸在桌上铺好，往砚台里浇了一点水，开始慢慢地研墨。他研得很慢很仔细，生怕墨不匀，影响效果。他一边研墨，一边回过头来，问我最近又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东西。当我回答说我正在读些外国前卫作家的小说时，他连声说：“好，好，青年人多读外国的作品，可知世界文化发展的状况。”这句话，在他以后给我的信中，又几次写到。
正在他聚精会神地写字的时候，保姆阿姨回来了，她说：“大叔前两天感冒了，还没痊愈。”这么说，孙老是拖着病体给我题字了。此时，他已把字写好，正在桌子边端详着。在研墨和题字的过程中，他一直是站立着的，近20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对于一个80余岁的老人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呵！
孙犁先生共题写了三次，每一次都很认真。他一边说写得不好，让我从中挑选一幅合适的用，一边坐下来喘了一口气。我把字接过来，心里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后来，我仔细地把他的字制了版，他看到后，在给我的信中谦虚地说：“刊头，版制得很好，显得我写的字也好看了许多。”各地报刊界的朋友看到后，包括《人民日报》在内，也纷纷请他题写刊头。
离开他家的时候，二月份的天津气温还很低，我心里却是热乎乎的。他送我到门口，笑着说再来。
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在北京的深夜，在明亮的灯下，凝视着孙老当年题写的、我珍藏下来的“森林”，默默祝他在天国幸福的同时，我心里的热情又重新泛起，耳边重新荡着他爽朗的笑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