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建安文学局面的开创者——曹操

1 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

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东汉末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官至汉丞相，封魏王。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曹操的出身扑朔迷离，陈寿《三国志》称其是汉相国曹参之后。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汉灵帝时官至太尉，历侍四代皇帝，有一定名望，汉桓帝时被封为费亭侯。这本是一段极为清晰的叙述，然陈寿却紧接着写了一句“莫能审其本末”的话，遂起后人疑窦。南朝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间接引用了三国吴人所著《曹瞒传》，称曹嵩本姓夏侯。2013年11月，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宣布，已经完全确定了曹操家族的DNA，认定曹操并非《三国志》中记载的汉初丞相曹参之后，也排除了从夏侯氏抱养的民间传说。这一从1000余份后人血液样本及曹鼎墓中两颗牙齿研究推理出来的结果表明，曹操其实是他的叔祖父——河间相曹鼎的后裔。也就是说，曹操的父亲来自家族内部过继。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因此，曹操的出身问题，恐怕还需后代学者不懈努力去探讨。

曹操小时候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好读书，20岁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从此踏上仕途，先后担任过顿丘令、议郎等职位。中平元年（184），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与皇甫嵩等人一起进攻颍川的黄巾军，因功封济南相。中平五年（188），汉灵帝组建西园新军，曹操被任命为典军校尉。中平六年（189），董卓在洛阳倒行逆施，激起民愤，曹操遂隐姓埋名逃出京师洛阳，到陈留散家财组织义军讨伐董卓，后被关东联军首领袁绍任命为代理奋武将军。初平三年（192），曹操领兖州牧，用武力镇压了青州的黄巾军，获降卒30余万，择其精锐改建为青州军，并以兖州为根据，开始夺取中原。建安元年（196），曹操将汉献帝迎至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东），“挟天子以令诸侯”，南征北讨，先后消灭了张绣、袁术、袁绍、刘表等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兵败赤壁，是其军事生涯中一次重大的挫折。但曹操并不气馁，不断锐意进取。建安十六年（211），曹操率军破马超、韩遂，平定凉州；建安十八年（213），在濡须口（今安徽省巢县东南）挫败孙权。建安十八年（213）五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定国都于邺城。魏国拥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太尉、大将军等百官。献帝还准许其“参拜不名、剑履上殿”。建安二十一年（216）四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旒冕、车服、旌旗、礼乐郊祀天地，出入得称警跸，宗庙、祖、腊皆如汉制。建安二十年至二十四年（215～219），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先胜后败，遂放弃汉中。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曹操联合孙权发动了对刘备的襄樊战役，擒杀关羽，刘备大败而还。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于洛阳，享年六十六岁。

曹操死后，遵照其遗嘱，被安葬在邺城西郊的高陵。随着时间的流逝，曹操墓究竟在何处就成为一个谜。至少在宋代，在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已有七十二疑冢的说法。范成大还专门写了一首《七十二冢》的诗，“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群胡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元明清三代不少学者都致力于此，试图弄清楚“七十二冢”之所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的探讨，使曹操墓蒙上了新的面纱。近年来河南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曹操墓争议颇大，讨论激烈，难辨真假。曹操墓到底在何处？恐怕是一个历史难解之谜。

曹操的妻子（皇后、夫人、昭仪、姬等）可考的有16人，她们为曹操生有25个儿子和7个女儿。儿子中较有名的是文皇帝曹丕、任城威王曹彰、陈思王曹植、邓哀王曹冲；女儿中尊贵的是曹宪（汉献帝贵人）、曹节（汉献帝皇后）、曹华（汉献帝贵人）。

曹操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他在《度关山》和《对酒》两首诗中勾勒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太平时吏不呼门，咸礼让民无所争讼，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仓谷满盈，百姓富庶。为了建立起这样的国家，曹操以军谋政，建立起军政制，加强中央集权，有利于其政治霸业的实现；实施以礼教民，推行严刑峻法，严明法度；完善屯田制度，抑制土地兼并，大力发展经济，确保战争给养供应；唯才是举，选贤授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提倡俭朴，反对奢侈浪费。这些政治措施的实行，有力地推动了曹魏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曹操在汉末群雄中迅速崛起，并建立霸业。

曹操也是东汉末期著名的军事家，一生参加过50多场战役，时人有“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王沈《魏书》）的高度评价。其军事理论著作有《魏武帝太公阴谋解》、《魏武帝司马法注》、《魏武帝兵书接要》、《魏武帝兵法》、《魏武帝兵书》、《曹公新书》、《魏武帝孙子略解》、《魏武王凌集解孙子兵法》和《魏武帝续孙子兵法》九种，具有很高的军事理论素养。在作战中，曹操能够根据将领特点，用其所长，治军严整，法令严明，“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故能取得一次次军事战争的胜利。

2 气韵沉雄的幽燕老将

曹操诗今存二十余首，全部是乐府诗。数量虽不多，却多名篇佳作。作为一名政治家兼诗人，曹操的诗歌独具特色，宋人敖陶孙评其诗云“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臞翁诗评》）。气韵沉雄则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位幽燕老将的诗歌特点。

曹操一生戎马倥偬，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军旅生涯中度过的。“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王沈《魏书》）在紧张的军旅生活之暇，他将自己的所见所感赋成诗篇，遂成杰作。

初平元年（190）二月，董卓迁都长安，时为典军校尉的曹操满含悲愤地写下了《薤露行》：

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汉代自高祖刘邦建国到灵帝刘弘，恰为二十二世。统观汉代，先是外戚擅权，后是宦官专政，诗人以“所任诚不良”概括了如此复杂多变的汉代政治，同时又暗指新贵何进。何进是屠户之子，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只因同父异母的妹妹被汉灵帝立为皇后而官拜侍中，封慎侯。中平六年（189），汉灵帝驾崩，其母何太后临朝称制，宦官张让、段珪等把持朝政，大将军何进掌握西园新军的领导权。何进本没有什么谋略，却要像猕猴洗澡后戴人帽、穿人衣一样成就一番大事业。他听信袁绍之言，引董卓进京谋诛宦官。何太后本受宦官之恩贵为皇后，故反对何进之谋。何进在犹豫不决之际为宦官所杀，董卓趁机入京把持朝政。初平元年（190），董卓杀死少帝刘辩和何太后，焚烧洛阳，汉朝四百年的帝业由此倾覆，帝王的宗庙也在烈火中焚毁。献帝被迫西迁长安，长途跋涉，被裹胁一同迁徙的百姓哭声不止，一片凄惨景象。望着洛阳城内的惨状，诗人就像当年微子面对着殷墟一样悲伤不已。这首诗以简练的笔墨为我们描述了自中平六年（189）至初平元年（190）东汉的朝政大事及重大变故，语言朴素率真，情感深厚真挚，情调跌宕悲怆，诚如陈祚明所评“本无泛语，根在性情，故其跌宕悲凉，独臻超越”（《采菽堂古诗选》）。

初平元年（190），袁术、韩馥、孔伷等东方各路军阀同时起兵，推袁绍为盟主，西讨董卓。时为代理奋武将军的曹操，有感于讨袁义军的行径，奋笔疾书，写成《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董卓逼宫杀帝，荒淫无耻，祸国殃民，倒行逆施，激起众人不满。各地势力推袁绍为盟主，共同讨伐董卓。然而这支联军中的众将各怀私心，都想借机扩充自己的力量，故不能齐心合力，一致对付董卓。当董卓领兵留守洛阳以拒关东之师时，各路人马都逡巡不前，唯恐损失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当时无人敢于率先与董卓交锋，曹操对联军的驻兵不动十分不满，于是独自引领三千人马在荥阳迎战了董卓部将徐荣，虽然战事失利，但体现了曹操的胆识与在这历史动荡中的正义立场。不久，讨伐董卓的联军由于各自的争势夺利，四分五裂，互相残杀起来，其中主要有袁绍、韩馥、公孙瓒等部，从此开始了汉末的军阀混战。此诗的前十句就为我们勾勒出了这样的历史画卷。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连年的征战，使将士长期不得解甲，身上长满了虮子、虱子，而无辜的百姓却受兵燹之害而大批死亡，满山遍野堆满了白骨，千里之地寂无人烟，连鸡鸣之声也听不到了，一片满目疮痍、荒凉凄惨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诗篇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诗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这首诗用白描的手法、明快有力的语言、沉郁悲怆的感情，真实地描绘出群雄讨袁的实况，以及兵连祸结、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汉末社会现实。钟嵘曾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陈祚明亦云：“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钟、陈之评，道出了本诗所表达情感的实质。《蒿里行》与《薤露行》被明人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古诗归》）。

此外，建安十一年（206）正月，曹操从邺城出发，西征据守壶关（在今山西省长治市东南）的高干，写下了著名的《苦寒行》。诗歌描绘了委曲如肠的坂道、风雪交加的征途、食宿无依的困境，以及艰难的军旅生活所引起的厌倦与思乡情绪，“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诗篇感情真挚，直抒胸臆，风格古直悲凉，回荡着一股沉郁之气。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的途中写下了《步出夏门行·土不同》。河朔隆冬之时，冰块漂浮，舟船难以行进，土地被冻得用锥子都扎不进去，田地荒芜，满是干枯厚密的蔓菁和蒿草，有识之士穷困潦倒，而好勇斗狠的人却随意犯法。诗人内心充满了悲伤，“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全诗描写了河北由于袁绍的统治而导致的民生凋敝、社会秩序不安定的现状。

满目疮痍、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现实触动着伟大的政治家曹操，他决心统一天下，救民于水火，还民一个太平的天下。于是曹操的诗歌中，就出现了许多描写其雄心壮志的诗篇。如《度关山》，诗人从“立君牧民，为之轨则”入手，认为罢黜小人、任用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是国家昌盛的基本保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让”与“兼爱”，即国君贤明、君民平等、执法公正、讼狱不兴的大同思想。在《对酒》中，曹操对他的理想国度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班白不负载。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君圣臣贤，讼狱不兴，五谷丰登，国富民足，路不拾遗，人人皆得寿终，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需要什么样的国君？曹操在《善哉行》中给予回答：“古公亶甫，积德垂仁……太伯仲雍，王德之仁……智哉山甫，相彼宣王……齐桓之霸，赖得仲父。”诗歌肯定了古公亶甫（父）、太伯仲雍、齐桓小白等贤君的历史功勋，赞美了仲山甫、管仲辅佐圣君之勋，同时一再地吟咏“积德垂仁”“王德之仁”“积德兼仁”，体现出诗人对国君德行修养的看重。这样的贤君哪里寻？曹操用诗歌形象地告诉我们，他就是那样的贤君。

在《短歌行》（其一）中，曹操表露了自己渴望招纳贤才、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人生好比早晨的露水，稍纵即逝。要完成统一天下的宏愿，没有人才不行。因此，曹操念念不忘的是那些贤才。若有贤人归来，曹操必将以盛大的宴会欢迎他。“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以周公自比，表明自己决心礼贤下士，希望贤才尽归于己，帮助自己建功立业，以实现统一天下的宏图大愿。在《短歌行》（其二）中，曹操赞美了西伯姬昌“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晋文公“威服诸侯，师之者尊”的功勋，其意在于自己要效法他们，建立霸业。在《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中，曹操借大海孕大含深、动荡不安的特征再次申述其理想与抱负：“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诗歌通过对波涛汹涌、吞吐日月的大海的生动描绘，使我们仿佛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

在群雄割据的东汉末年，要统一天下，谈何容易。曹操虽殚精竭虑，然距天下一统似乎还很遥远，这不免令其产生悲伤忧虑之情。这种情绪，主要体现在他的游仙诗中。钟嵘评价郭璞游仙诗时曾云：“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诗品》），曹操的游仙诗亦当如是观。尽管充斥诗歌的是仙人、玉女、六龙、白鹿、神药、玉堂、芝草、玉浆、螭龙、昆仑、蓬莱、西王母、王乔等，但这些仙话意象难以掩饰诗人内心的悲伤之情，如“陶陶谁能度？君子以弗忧。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精列》）、“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秋胡行》）等诗很好地反映了曹操内心的忧伤之情。

然曹操毕竟是大英雄，非凡夫俗子可比，这种伤悲虽是其内心矛盾斗争的体现，但只是短暂的，代之而起的则是发奋图强，如《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首诗写于曹操平定乌桓叛乱，消灭袁绍残余势力，南下征讨荆、吴之时。当时，曹操已54岁高龄，半生戎马，统一大业遥遥无期，然其并不消极。诗歌开篇即以“神龟”“腾蛇”为喻，否定了服食求仙而长生不老的虚妄。曹操一扫汉末文人感叹浮生若梦、劝人及时行乐的悲调，慷慨地唱出了人生最强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自比一匹上了年纪的千里马，虽然形老体衰，屈居枥下，但胸中仍然激荡着驰骋千里的豪情。其意在说明，有志于干一番事业的人，虽然到了晚年，但一颗勃勃雄心永不会消沉，一种对宏伟理想的追求永不会停息！这首诗抒发了诗人不甘衰老、不信天命、奋斗不息、对伟大理想的追求永不停止的壮志豪情。

曹操的诗歌就是这样将自己的所见、所感毫不保留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直书无隐。然诗歌是对生活艺术化的再现，绝不等同于流水账，其艺术渊源在于曹操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并又有新的突破。这种创新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诗歌内容上借旧题写时事。曹操的诗歌题目依然是乐府古题，而其内容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短歌行》本“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崔豹《古今注》），“长歌”“短歌”是指“歌声有长短”。曹操的《短歌行》除具有乐府古题这些音乐的特点外，内容上却用来抒写求贤若渴的主题。又如《薤露行》《蒿里行》，清人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说：“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哀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崔豹在《古今注》也说过：“《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这两首诗为挽歌，曹操用它们来写汉末动荡的社会现实，赋予古题新的内容。曹操用此古调来写时事，开创了以古乐府写新内容的风气。清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

第二，艺术表现上多用比兴的手法。汉乐府诗歌以语言质朴、贴近生活、明白如话而著称，曹操继承了这种艺术特色，“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胡应麟《诗薮》），并创造性地运用了《诗经》《楚辞》以来的比兴手法，赋予诗歌含蓄隽永的意味。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以露水形象地表现人生的短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老马比喻自己老当益壮、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以吐日吞月的大海来比喻自己宽阔的胸襟；“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举翅万余里，行止自成行。冬节食南稻，春日复北翔。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飘扬”（《却东西门行》），以大雁在冬、春季节的迁徙比喻征夫游子背井离乡的漂泊等。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歌意境空灵，意味深长。

第三，诗体革新，赋予四言诗独特魅力。汉乐府在体式上由杂言渐趋向五言，曹操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根据其内容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如《善哉行》古辞为四言，曹操的《善哉行》共三首，第一首为四言，第二、三首为五言；《步出夏门行》古辞为五言，曹操改为四言；《蒿里行》《薤露行》古辞为杂言，曹操改为五言。曹操的诗歌四言、五言、杂言均有，各占1/3，相比之下，四言诗更具魅力。四言诗自《诗经》之后鲜有佳作，这种僵化的艺术形式在曹操之手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曹操用它写景，如“鹍鸡晨鸣，鸿雁南飞，鸷鸟潜藏，熊罴窟栖”（《步出夏门行·冬十月》）；用它抒情，如“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短歌行》）；用它颂贤，如“伯夷叔齐，古之遗贤。让国不用，饿殂首山”（《善哉行》其一）；等等。曹操的四言诗无所不用，超越两汉，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第四，乐府诗以叙事为主变为以抒情为主，并以悲伤为基调。汉乐府刻画人物细致，个性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故叙事性成为其最大特色。曹操的乐府诗也有叙事，但重在抒情，特别是悲伤之情。钟嵘评曹操诗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陈祚明评其诗“跌宕悲凉，独致超绝”（《采菽堂古诗选》）；冯班评其为“慷慨悲凉”（《钝吟杂录》）。曹操的乐府诗的确如此，如“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薤露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短歌行》）、“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苦寒行》）、“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步出夏门行·艳》）、“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塘上行》）、“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善哉行》）、“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精列》）等，无不弥漫着慷慨悲凉之气。正如敖陶孙评：“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臞翁诗评》）。

3 改造文章的祖师

曹操的文章数量亦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统计，曹操现存各类文章150余篇，其写作时间基本上集中在建安元年至二十五年（196～220），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政策，乃至人际关系等。曹操的文章依其文体，大致可分为表、书和教（令）三部分。

“表”是中国古代社会臣子向帝王上书陈情言事的一种特殊文体，战国时期统称为“书”，汉代分为章、奏、表、议四个小类。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说：“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在内容上，它们各有分工，但基本上均以抒情为主。同时，这类文体是写给帝王的，文字上极为典雅。曹操的“表”主要是“表”、“奏”和“（上）书”三种形式，若就其内容，可以分为己谢恩和举荐他人两类，无论哪一类都具有传统“表”的特点。为己谢恩者如《让还司空印绶表》：“臣文非师尹之佐，武非折冲之任，遭天之幸，干窃重授。内踵伯禽司空之职，外承吕尚鹰扬之事，斗筲处之，民其瞻观。水土不平，奸宄未静，臣常愧辱，忧为国累。臣无智勇，以助万一，夙夜惭惧，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陨越。”建安元年（196）十月曹操升任司空，《让还司空印绶表》是他向汉献帝的谢表。全文基本以四言骈体为主，文辞典雅华丽，内容单一，反复陈述其感激涕零之意。举荐他人者如《表称乐进于禁张辽》：“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每临战攻，常为督率。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论功纪用，各宜显宠。”建安十一年（206），曹操上表汉献帝，请封乐进为虎威将军、于禁为折冲将军、张辽为荡寇将军。文章纯粹是为三将军表功，全用四言骈体，文辞典雅，一再陈述三人之功勋，没有过多的文辞技巧。曹操的“表”是程式化文体，多用骈文，以抒情为主，反复陈说，内容单一。

“书”指书信，这与“表”这种文体中的“（上）书”有所不同，专指个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曹操的书信较多，内容多与政治有关，绝少个人之间纯粹的私人之情。如《与孙权书》是赤壁之战前写给孙权的书信：“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开篇四句仍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写得庄重严肃，末一句以曲笔用“会猎”一词，将伏尸万里、血流浮槽的战争场面比喻为私人间轻松的打猎，既出于礼貌表达了对对方的尊重，又向对方施加了压力，体现出一种举重若轻的政治家风范，包含了威逼、幽默、超脱、轻松等多种滋味。而《手书与阎行》则是赤裸裸的威逼利诱：“观文约所为，使人笑来。吾前后与之书，无所不说，如此何可复忍！卿父谏议，自平安也。虽然，牢狱之中，非养亲之处，且又官家亦不能久为人养老也。”阎行是韩遂的部将，随韩遂叛曹，曹操杀其子，囚其父，并写此信劝降，以人伦父子之情打动对方，口气强硬，劝其早降。曹操的书信体文，多如此类，为其政治服务，符合其政治家的身份。

教（令）是曹操公文的主体，数量之多，艺术之精，多受后人赞誉。鲁迅先生在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用“清峻”和“通脱”来概括曹操文章的特点。所谓“清峻”，是指文章简约严明，言简意赅；“通脱”，是指摆脱陈规的限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革新精神。曹操的教（令）文今存80余篇，无不具有“清峻”与“通脱”的特点。

在曹操令文中，字数在一二十字或三四十字的，比比皆是，也有些两三百字的，个别篇幅最长的也不过千字左右。其简约严明的特点十分显著。难能可贵的是曹操行文虽短，却能写出自己的感情。如《在阳平将还师令》：“鸡肋。”全文仅仅二字，是曹操最短的文章。鸡肋就是鸡的肋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正如杨修所解释的“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九州春秋》）。这两个字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在阳平关（今陕西省勉县西南）对刘备的战争中久攻不下、弃之不忍的心态。又如《辟蒋济为承相主薄西曹属令》说：“舜举皋陶，不仁者远，臧否得中，望于贤属矣。”皋陶，传说中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以正直闻名天下，“帝舜三年。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虞书》）曹操将蒋济比作皋陶，“望于贤属矣”表达了曹操对蒋济的期许，期望他能比皋陶更加公正无私。曹操的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清峻”，即简约严明的特点。

曹操的部分文章，善于用简约严明的文笔，把自己要说的话随意地写出来，形成“通脱”的特点。在朝野攻击他“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欲废汉自立”（《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的政治形势下，曹操作于建安十五年（210）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并不掩饰自己功高盖世，“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谈到自己不愿意放弃兵权退隐的原因，即“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文章中不但不反击别人谤议，反而将自己绝不会放弃权力之意明白地告知天下。历史上数不尽的名将重臣死于功高震主。翻开史书，随处可见“屠三族”“屠六族”，失去权力往往意味着个人的死亡、家族的覆灭。曹操并不掩饰自己，也不唱高调，因为直白而更加真实。又如作于建安二十五年（220）的《遗令》本是曹操去世前对自己后事的安排，然插入一段这样的文字：“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帐，朝脯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完全打破了遗令文体庄重严肃的写作规范，他竟然去安排妻妾住房、如何就业，交代遗物分割方法等。曹操的这些文章，正充分体现了“通脱”，即摆脱旧有文体限制，随意抒写的特点。

曹操的文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均为应用性的公文。然他能打破常规，自由抒写，言简意赅，字里行间流动着一股率真之气，引导应用文向切近作者生活和真情实感方面发展，故被鲁迅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4 建安文士的幕主

曹操从建安元年（196）奉迎汉献帝至许都后确立霸府统治，直到建安二十五年（220）去世，霸府统治长达24年之久。为了实现统一天下的宏愿，曹操霸府非常重视人才。他曾多次下令选拔人才，“勿拘品行”“唯才是举”，只要是贤能之士就没有任何限制。许多贤才都被选拔到霸府之中，这其中也不乏文人雅士。

建安九年（204）八月，曹操攻占邺城，并将自己的大本营迁居于此，不少文人纷纷投奔曹操，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邺下文人集团。关于此时之情形，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植的话丝毫不夸张，曹操设“天网”，将天下的文士几乎全部网罗到其霸府之中。除曹植《与杨德祖书》中提到的王粲、陈琳、徐幹、刘桢、应玚和杨修外，还有蔡琰、梁鹄、杜夔、李坚、邯郸淳、仲长统、繁钦、孔融、阮瑀等人。钟嵘称当时的文人“盖将百计”（《诗品序》），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他们都是曹操霸府中的人才，曹操成为名副其实的幕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曹操是建安文学局面的开创者。建安文学“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序》），曹操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