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代

建安，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彻的年号，始于建安元年（196），终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薨，曹丕袭丞相位；三月，曹丕改元延康，标志着历史上的建安时代的终结。建安文学，是指建安时期的文学现象。考虑到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国文学嬗变的因素，历史上的“建安”与文学上的“建安”并不能完全画等号。建安元年（196），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此时东汉末年的一批重要作家已经辞世，新的一批文人诸如王粲、杨修等人已步入文坛，标志着建安文学局面的新开始。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建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曹植去世，阮籍、何晏等新生力量崛起，标志着建安文学的结束和正始文学的开始。依照这样的划分原则，建安文学前后共计37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代，指的就是建安元年至太和六年（196～232）这37年。这段时期，曹操、曹丕、曹植、王粲、蔡琰等一大批文学家，用自己的如椽之笔直面惨淡的人生，描绘慷慨悲凉的现实世界，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这批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在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之为“建安文学”。

1 群雄逐鹿

经过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与章帝刘炟相继的清明统治，东汉王朝达到极盛，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然东汉的繁荣如昙花一现，此后逐渐走向了衰败，其毒瘤是外戚与宦官专政。汉章帝刘炟放纵外戚，致使外戚势力始涨。汉和帝刘肇10岁即位，由其养母窦太后执政，窦氏戚族掌握了朝政大权。汉和帝后来联合宦官力量消灭了窦氏，但是东汉政治的格局已经无法扭转。汉桓帝时期的梁冀专权乱政，达到了东汉外戚权力的巅峰。梁冀的两个妹妹都曾先后被立为皇后，冲帝、质帝、桓帝也皆由梁冀策立为帝。梁冀把持朝政，一手遮天，其跋扈之气焰无以言表，皇帝反而成了无权的傀儡。汉桓帝刘志联合单超、唐衡、徐璜、具瑗、左悺五位宦官诛杀梁冀，单超等五人在一日之内同被封侯，时称“五侯”。此后，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宦官任人唯亲，排斥异己，为所欲为，其腐败比外戚更甚，这就引起了很多士大夫的不满，他们谋划除掉宦官。

延熹九年（166），司隶校尉李膺因处死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而激怒宦官，从而引发了党锢之祸。李膺等两百余人虽然被处以终生禁锢乡里的不公正待遇，但初步打击了宦官的嚣张气焰，由此拉开了朝官与宦官斗争的序幕。建宁元年（168），年仅13岁的汉灵帝刘宏登基，由其母亲窦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在窦太后的支持下，密谋铲除宦官。宦官反扑，窦武、陈蕃被杀，窦太后被囚禁。窦武、陈蕃被害后，宦官自行封赏、加官晋爵，完全控制了东汉的朝政，但朝官与宦官斗争并没有结束。

为了平定黄巾起义，东汉朝廷于中平五年（188）组建西园新军，置八校尉。袁绍被任命为中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外戚何进任大将军，但大权却掌握在宦官蹇硕的手中。袁绍抓住了何进与蹇硕不睦的机会，劝何进先诛蹇硕，取得西园八校尉的指挥权，同时引并州牧董卓入京，彻底铲除宦官。何进犹豫不决。宦官段珪等得知袁绍之谋，便先下手为强，杀死何进，劫持少帝刘辩。袁绍领兵反攻，杀死宦官两千余人。与此略后，预先得到何进密令的并州牧董卓领兵进入了洛阳。

董卓进入洛阳后，废掉了汉少帝刘辩，立刘辩的弟弟刘协为皇帝，是为汉献帝。董卓在洛阳城肆意践踏破坏，昔日繁华的洛阳已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初平元年（190），董卓杀掉了汉少帝刘辩和何太后，这种行径引起了地方诸侯势力的不满。冀州牧韩馥、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南阳太守张咨等地方势力推举历代公卿的世族人士袁绍为代表，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为了躲避关东义军的锋芒，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而长安的百姓唱着“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的歌谣盼其早死。初平三年（192）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与董卓的亲信吕布共同密谋，杀死董卓。

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全国各地形成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割据势力。车骑将军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屯于河内（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冀州牧韩馥屯于邺城，豫州刺史孔伷屯于颍川（今河南省禹县），兖州刺史刘岱、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琩、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行奋武将军曹操等屯于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西南），后将军袁术屯于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他们共推袁绍为盟主，形成关东联军。此外，还有辽东公孙度、幽州刘虞、徐州刘备、江东孙策、荆州刘表、益州刘焉、汉中张鲁、凉州马腾等。他们虎视眈眈，相互攻伐，欲问鼎中原，东汉王朝陷入更大的战乱之中。

汉末军阀割据图

2 三国鼎立

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曹操、刘备和孙权三个割据势力逐步脱颖而出。

在声势浩大的讨伐董卓的斗争中，曹操也不甘示弱，他改易姓名逃出京师洛阳，到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号召天下英雄讨伐董卓。初平元年（190）正月，袁术等人共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组成关东联军，曹操任代理奋武将军，参加讨伐董军。“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曹操《蒿里行》）由于关东联军“军合力不齐”，战争并没有多大进展。曹操独自引军西进，在荥阳汴水（今河南省荥阳市西南）与董卓大将徐荣交锋。因士兵数量悬殊，曹操大败，士卒死伤大半，自己也被流矢所伤，幸得堂弟曹洪所救，幸免于难。初平三年（192），曹操出任兖州牧，击败青州黄巾军，获降卒30余万，人口百余万。曹操收其精锐，组成军队，号青州兵。兴平二年（195），曹操打败吕布，破定陶、庸丘等，平定兖州。因李傕、郭汜的火拼，汉献帝从长安东归，下诏让各路诸侯勤王。建安元年（196）八月，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东），汉献帝封曹操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官渡（今河南省中牟县北）之战中打败袁绍，逐步统一北方。建安九年（204）八月，曹操把自己的据点北迁到了邺城，政令军队此后皆从此出，而汉献帝的都城许昌则只留些许官吏。

中平元年（184），23岁的刘备因镇压黄巾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安喜县尉，不久被朝廷精选淘汰，于是投奔公孙瓒，被表为别部司马。初平二年（191），刘备与青州刺史田楷一起对抗冀州牧袁绍，刘备因为累次建立功勋而升为试守平原县令，后领平原国相。兴平元年（194），曹操以为父报仇之名攻打徐州，徐州牧陶谦不能抵挡，向青州刺史田楷求救。田楷与刘备一起前往救援，曹操军败。此年，陶谦病故，刘备遂领徐州牧。建安元年（196），曹操表刘备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吕布袭击了刘备的驻地小沛（今江苏省沛县），并掳掠其妻子。刘备率兵与吕布战，兵败，前往许都投奔曹操。曹操给予刘备兵马粮草，让刘备做豫州牧。建安四年（199），刘备与董承受汉献帝衣带诏，谋诛曹操。次年事泄，曹操亲自东征刘备，刘备战败，逃归袁绍。建安六年（201），曹操击败袁绍后，再次讨伐刘备，刘备往投刘表。刘表亲自到郊外迎接刘备，待以上宾之礼，并使之屯于新野（今河南省新野县）。建安十二年（207），刘备前往隆中拜访诸葛亮，遂定三分天下之策略。

中平元年（184），30岁的孙坚因镇压黄巾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别部司马。中平三年（186），孙坚随代理车骑将军张温西讨凉州边章等乱兵，又因在长安历述董卓“轻上无礼”“沮军疑众”“轩昂自高”三条罪状而声名鹊起。中平六年（189），孙坚兴兵讨伐董卓，逼死荆州刺史王睿，杀掉南阳太守张咨，一路势如破竹，逼近洛阳，收缴传国玉玺。初平二年（191），孙坚在襄阳岘山追击刘表将领黄祖时不幸身亡。兴平元年（194），孙坚长子孙策率孙坚旧部投靠袁术。初平四年（193），21岁的孙策在周瑜、程普和黄盖等人的支持下，借兵袁术，向江东进军。孙策先后攻占梅陵（今安徽省南陵县）、湖孰（今江苏省江宁区湖熟镇）、江乘（今江苏省句容县北）、曲阿（今江苏省丹阳市）等地，并于建安元年（196）平定江东。建安二年（197），曹操派议郎王浦将汉献帝的诏书带给孙策，任命他为骑都尉，袭父爵乌程侯，兼任会稽太守，并命他与吕布、陈瑀等一起讨伐袁术。建安四年（199），为报父仇，孙策兴兵攻打刘表部将黄祖，黄祖几乎全军覆没。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身亡，其弟孙权领会稽太守，开始统领江东。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自任汉朝丞相。在基本平定北方后，兵锋转而向南。曹操先败荆州刘表、刘琮父子，再破当阳长坂（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北）刘备军队，最后将矛头对准江陵的孙权。刘备采用诸葛亮的计谋，联吴抗曹，在赤壁（今湖北省赤壁市西赤矶山）打败曹军，曹操仓皇逃回北方。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率十万大军亲征汉中张鲁。张鲁出降曹操，汉中遂为曹操所有。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率军击退曹军，复夺汉中。刚从汉中撤兵的曹操旋即联合孙权在襄樊战役中打败刘备。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孙权遣使入贡，向曹操称臣，并劝曹操取代汉朝自称大魏皇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在洛阳病逝。

黄初元年（220）冬，曹丕篡汉称帝，建都洛阳，国号“魏”，史称“曹魏”。黄初二年（221），刘备为延续汉朝、兴复汉室，于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孙权于魏太和三年（229）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城市）称帝，国号“吴”，改元黄龙元年，史称“东吴”，后又迁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自此，三国鼎立局面形成。

3 慷慨悲凉的时代风格

历史上的“建安”，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协的年号，起自建安元年（196），至建安二十五年（220），共25年。然文学史上的“建安”时代，却不是以建安二十五年（220）为终，而是下移至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太和六年（232）十一月，曹植去世，建安作家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建安文学方告终结。

建安时代，俊才云蒸，学人辈出，成绩斐然且影响较大的文学家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此外，较有成就的文学家还有祢衡、繁钦、杨修、吴质、路粹、丁仪、丁廙、邯郸淳和蔡琰等。

关于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慷慨”“俗怨”“多气”，是刘勰对建安文学的总体概括。继之，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建安风力”的概念：“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钟嵘虽未明言什么是“建安风力”，但很明显他厌恶“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换句话说，“平典似道德论”的反面即“建安风力”，亦即内容充实、感情饱满、形式完美。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也说：“慷慨就因天下当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由此看来，慷慨悲凉既是建安时代的风貌，也是建安文学的总体风格。

建安时期社会乱离，军阀混战，广袤的中原大地惊显“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曹操《军谯令》）、“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曹操《蒿里行》）的悲惨景象。广大有良知的建安文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慷慨激昂地展露自己报效国家、统一天下、救民于水火的雄心壮志。一代枭雄曹操经常吟诵的是“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秋胡行》），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并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来勉励自己发奋图强。曹植一生向往东临沧海、北出玄塞的军旅生活，渴望实现“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的理想。王粲在跟随曹操伐吴的过程中写下了“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从军诗》）的壮美诗句，尽情讴歌自己“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从军诗》）的远大抱负。高朋满座，觥筹交错，言笑晏晏，触动文学家陈琳的却是“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游览诗》），建功立业、功成名就才是他的最爱。

理想是美好的，而现实往往是非常残酷的。在那个逐鹿中原的建安时代，统治者需要的不是空谈理想的文弱秀士，而是运筹帷幄、武艺超群的权谋之士。遗憾的是，建安文人都不是这样的才俊之士。于是这批卓有才华的建安文人只能空老书斋，忧伤以终老了。曹植在《迁都赋序》中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这是对自己生活的直接写照。曹植贵为诸侯，怎么会有这样的生活？很明显，“衣食不继”更多的是写自己的抱负难以施展。曹植犹如那只罗网中的黄雀，在悲伤中死去。徐幹，这位潜身穷巷、颐志保真的青年才俊，空吟着“展转不能寐，长夜何绵绵。蹑履起出户，仰观三星连。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室思》）的诗句，满眼泪痕地离开了人世。

理想太遥远了，现实又是那么触目惊心，建安文人绝不愿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直面人生，用他们如椽之笔，饱含悲怆之情，对那个“风衰俗怨”的建安时代进行了如实的描绘。王粲的《七哀诗》为人们展现了一幅惨绝人寰的饥妇弃子的场面：“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母子之情是人世间最为真挚的人伦之情，然而战争却让这位母亲狠心地要抛弃自己的亲生儿子。饥妇的声声泣，字字泪，牵动了诗人的愁肠，激发了诗人的壮志。诗人摄取了这一反人伦的场面，使充满死亡丧乱的社会现实更具体、更真实、更典型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描绘的是战乱中的夫妻之情：“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章，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丈夫狠下心来劝妻子改嫁，妻子以委婉缠绵而又坚定的话语鼓励丈夫安心服役。战争与徭役的繁重，使向来重男轻女的习俗为之一变，要以女儿为重。诚不知男儿已死在疆场或长城下，生女儿又有何用？这是更深一层的悲哀。战争和徭役使人伦之情都改变了，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悲伤的了。

现实的惨痛足以使建安文人长歌当哭，非文学何以骋其情。在这样一个朝不保夕、生不知死的时代，文学家表露出对人生更多的忧虑。尊贵的皇帝曹丕内心也颇多感伤：“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善哉行》）在远离故土的荒郊野外，不免会产生莫名的忧愁，但这忧愁从何而来、到何而止，我们谁也不知道。阮瑀，这位建安时期的“奇才”，行为虽然洒脱不羁，内心弥漫着的却是难以化解的忧伤，“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自知百年后，堂上生旅葵”（《失题诗》）。盛年难再，富贵难寻，人生如白驹过隙，这些难解之谜一而再、再而三地拷问着建安文人，使他们困苦不堪，难以释怀。

建安文人没有简单地停留在人生苦短的哀叹中，他们当中的部分人，主张抓住有限的人生，不断地努力进取。曹植勉励徐幹云：“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玙璠美，积久德逾宣。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赠徐幹》），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不应颓废丧气，而应努力追求。曹操喟叹：“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龟虽寿》）。于是他主张“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应该抓住有限的人生，锐意进取，去争取更大的成就。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的苦痛折磨着建安文人，他们也曾努力过，试图利用有限的人生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因此，建安文学弥漫的是一种悲伤的氛围。如“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曹操《苦寒行》）、“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遇。悲风来入帷，泪下如垂露”（曹植《浮萍篇》）、“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曹丕《杂诗》）、“有鸟孤栖，哀鸣北林。嗟我怀矣，感物伤心”（应玚《报赵淑丽诗》）、“临川多悲风，秋日苦清凉。客子易为戚，感此用哀伤”（阮瑀《七哀诗》）、“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细柳夹道生，方塘含清源。轻叶随风转，飞鸟何翻翻。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刘桢《赠徐幹》）等，这种慷慨悲凉的精神，正是建安文学所特有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