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平六年（189），年仅8岁的刘协在董卓的搀扶下登上皇帝宝座，是为汉献帝。此时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这些大汉王朝的繁华都已落幕，董卓独揽大权，政治黑暗腐朽，社会矛盾尖锐，东汉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不满董卓的专权，各路诸侯群起而讨之。曹操乘势而起，于建安元年（196）迎汉献帝到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曹操在政治上唯才是举，打破门阀士族观念，吸收了一批寒门士人，抑制豪强，加强集权；经济上采用屯田制，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军事上熟读兵法，治军严整，行军有方，屡战屡胜。其为政举措符合时代潮流，士人纷纷归附，曹操力量不断壮大，在建安二十五年（220）的赤壁大战后与刘备、孙权各据一方，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清人赵翼曾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题遗山诗》）建安时期正是如此。建安时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士人如四处纷飞的候鸟，找不到可以投靠的明主。曹操顺势而导之，一大批文人纷纷聚集在其周围，从事文学创作。钟嵘在《诗品》中描绘当时的盛况时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诗品序》）“盖将百计”，意即以曹操、曹丕和曹植父子三人为中心，形成了多达100余人的文人团体，文学史上称为邺下文人集团或邺下风流。其中，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和刘桢被称为“建安七子”。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廙、杨修和吴质，则被称为“建安外七子”。此外还有著名的女诗人蔡琰（即蔡文姬）。他们奋笔疾书，用文学书写建安历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铸就了文学史上的辉煌。

建安时期最优秀的文学家当属“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曹操是建安文士的幕主，他网罗到大批文人，虽因戎马倥偬，无暇顾及文人创作，但却开创了建安文学彬彬之盛的新局面。曹丕久居邺城，与文人相互酬唱，切磋钻研，称为建安文学的实际领袖。“建安七子”以其优秀的文学创作，诗、赋、散文的全面发展，成为建安文学创作的生力军。曹植笔力雄健、骨气奇高、词彩华茂，诗、赋、表等各类文体都取得了卓越成就，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此外，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廙、杨修、吴质、蔡琰等人，或因作品无存，或因不在邺都，其文学成就很难与“三曹”“建安七子”相媲美，故归入建安文学余响。

建安文学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像曹操的四言诗、曹植与蔡琰的五言诗、曹丕的七言诗、王粲与徐幹的辞赋、陈琳的章表、阮瑀的书记等无不泽被后世，推动各种文体的发展。特别是对晋、南北朝的五言诗、七言诗、辞赋的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