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怕我们吵着要文化
常言道香港是“文化沙漠”。我是个“旁观者”，免不了有点儿“清”，所以我对香港的文化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般，那就是：“难得沙漠。”
首先，我们得承认，文化，尤其是大家所要的严肃而崇高的文化，总是件很沉重的东西，它有一张痛苦而忧伤的脸。比如说，悲剧在诗学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喜剧即使有时候不幸很严肃，却老是跟崇高沾不上边。所以，从文化的角度来作价值评判，笑，不比哭好。
可是，一轮到对社会的看法，我们显然又持了另一重标准。没有人会否认，流汗的社会比流血、流泪的要进步，而流香汗的社会又比流臭汗的要进步。无论是对整个社会，还是对每个人，情形都倒转过来，笑，总比哭好。
答案差不多就在这里了。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我们不能既舍不得鱼一样的轻浮，又要来一记沉重的熊掌。说一个地方的文化只是声色犬马，就文化而言固然是贬，就社会而言未尝不褒。若是人人都声色犬马，便算得上是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干嘛还一定要放下那张苦脸来？
我这不是题材决定论，并非咬定香汗不能成为好的文艺作品。西门庆不就经常“使得满身香汗”么？可是，为香汗而香汗，不拿点血泪什么的垫底，就严肃崇高不起来。鲁迅写那篇《文学与出汗》，显然是把臭汗的文学看得比香汗的高。道理其实很简单：那些浸透了鲜血、热泪与臭汗的文字，有不平要鸣，有愤懑要舒，有郁结的情怀要诉，有人要感动！
从来都说，“穷愁之辞易好，而欢愉之辞难工”，为什么？托尔斯泰说得好：“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之所以不值一提，就是因为它千篇一律。有人杜撰过一些报喜不报忧的新闻，听起来十分可笑：飞机起飞了，天气正常；飞机降落了，乘客无恙。这样的新闻还不如没新闻。事实上，没新闻就是好新闻（No news is good news），西方人正是这么说的。文化还不是一回事？东方人会说：至文无文，大化不化。
飞机不失事，我们的审美期待就落空，可怜人类过去的文本所构成的阅读视野，一至于此！“治世之音安以乐”好像不怎么吸引人，被感动的总是“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一个城市沦陷了，一个王朝崩溃了，一个破坏的时代来了，诗人就有写的了，而且一写就写得严肃而崇高了，不然怎么会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呢？诗人若为其诗计，潜意识里是否会有点儿幸灾乐祸？要是有，缪塞在他的《罗朗萨其奥》一剧里，骂得就真是痛快：小民百姓最好是血流不尽泪不干，好让我们的诗人大显手段，来点化成字字珠玑！
幸灾乐祸是一种隐蔽的毒素，藏在很多人头脑里而发为冠冕堂皇的高论。比如说有人反对摇滚乐，认为它太容易让人进入“狂喜”（ecstasy）状态，而一般人的一般经验却得花心血花时间才能达到这样的境地，就像多年为正义而战终于获胜，又像有情人好事多磨终成眷属，云云。这叫人好生纳闷。战非多年，则胜之不武；事非多磨，则情亦廉价；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现实生活中要是认了这样的死理，麻烦可就大了。如果视婚姻美满的程度与婚前双方折腾的程度成正比，就必须在结果能够绝对保证的可控条件下才好进行这试验，否则，只怕是血本无归。
我承认，明明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却被列入辛德勒的名单，那狂喜一定是无与伦比。但是我不要辛德勒，因为我不要奥斯维辛。没有奥斯维辛的毁灭，辛德勒的拯救毫无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乱世出英雄。英雄不死，大乱不止；罪人信上帝。上帝不死，原罪不止。
由于我们不能指望地狱尽头一定是天堂，我们也就不必非得通过地狱才到达天堂。情愿没有《离骚》，屈原不要被赶走；情愿没有《史记》，司马迁不要给割掉。情愿没有千古一帝万里长城，没有《三吏》《三别》《秋兴八首》，不要孟姜女的哭声动地，不要杜少陵的泣血迸空。
你问我要什么？我要周星驰。你说我浅薄，我说你不知道深刻的痛苦。你说我廉价，我问你懂不懂什么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管锥编》曾引西方一谚语，道是“国史无录，百姓有福”，八个字抵得上一部二十四史。但愿我们能够活在这样的时代，它在文化上差不多没留下什么痕迹，但后人会说，那时候的人是有福的，他们不曾开口歌唱，因为他们在接吻。“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庄子的理想中人洋溢着一派幸福。庄子是当真的。庄子不开玩笑。庄子这么说，是怕我们吵着要文化，要严肃的、崇高的、伟大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