辫子粗又长

辫子粗又长

中国女子历来喜欢在头发上做文章。古时候有所谓灵蛇髻、堕马髻、盘鸦髻等,每一妆成,必从深宫到深闺引出大量的海盗版。可是,这一回她们发式的改变,却有着以前从未有过的、堪称革命性的意义。

你不妨上街走走,看看身边来来往往的那些女子,或长发披肩,或短发垂额,大多烫成一丝丝、一缕缕、一波又一波的新潮款式。但是,你很少会看见哪一位还留着辫子,过去乡间和城里都极常见的辫子。仿佛中了魔法,那些精心编结的、用各式各样的头绳扎起来的辫子,一转眼就消失了,想来令人好生惆怅。

“珍妮的辫子哪里去了?”五十年代初余光中就曾经如此惋叹。可那叹的是凿天真而丧纯朴的成长的代价;女孩名叫珍妮,也是洋化的城市作风。徐五六十年代香港时期的小说,则写了许多乡下姑娘走向城市的命运。研究者注意到,所有那些女主角由乡入市之际一个共同的标志,便是剪去了原来又长又漂亮的辫子。翠玲、晓凤、紫裳,她们那些比名字更美丽的乌油油的大辫子不见了,都烫成了时髦的鬈发。“辫子成为乡村美的象征,它的消失标志着城市的美容的完成。站在乡土的立场看去,不免惊心动魄。”

平常我们变一下发型,无非是想换一种心情。可是对于女人来说,一生似乎总有那么一两次,发型的改变乃是一项重大的仪式,代表着自己生存背景或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从来也没有哪两种发式,像辫子与烫发那样,作为两个明确无误的符号,显示了乡村与城市的不同选择。“长长的辫子变成了鬈发”之际,往往就是她重塑自己的角色、汇入都市的人流之时。乡音未改而鬓发已非,差不多是个定律。

只是,余、徐二位笔下的辫子,消失的时间早,地方小,人也少,说起变化,到底有限。只有到了八十年代,在整个中国内地,才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辫发的变法”。梳着辫子的打工妹,十万百万地从各地乡村涌向城市,一头新烫的鬈发就是一张临时的身份证。与此同时,电视、报纸、杂志,每天都在招摇着城市淑女令人心仪的形象,而从前叫做理发店、现在改称发廊或发屋的遍地开花,使得城市的美容即使在僻远的乡间也一样进行。最细微的变化,悄悄地在毫发之末发生;最重大的变化,在整个中国内地进行。可以说,发式的转型,预兆了一个社会的转型。

每个人都在心中剪辑着历史。活的历史总是在以形象来说话。在我看来,现代中国这激荡的百年史,可以高度概括为两条辫子的消失。一条是世纪之初,男人的辫子剪掉了,于是中国从专制走向共和。再一条是世纪之末,女人的辫子也剪掉了,于是中国从乡村走向城市。

男人的辫子是丑陋的。在鲁迅的小说中,把皇帝赶下龙廷的辛亥革命,被意象化为这条可耻的小辫子的终结。当然,从专制到共和有一个艰难的历程,并不是喀嚓一声就完成了的。可是那斩绝的一剪,那义无返顾的一剪,仍属于历史少有的痛快之作。然而,当世纪末仿佛遥相对应似的,女人也剪掉她们的辫子时,我却怀疑是否所有人都那么由衷地高兴,那么毫无保留地欢迎。我自己的心情就异常复杂。不消说,在我的美学中,女人的辫子是美丽的。

也许我是在以寓意化的诠释而赋予对象以分外的美丽。这条长长的辫子,正合我细细地观赏。纯粹的一件手工艺品,它简单,朴素。一握发丝,分理成三股或四股,然后交错编结,浓浓的乡思不一会儿就成了形。那粗大乌亮的辫子沉甸甸垂至腰际,散发出磁性的魔力。多么紧凑,绵密,沉静,悠长,让人感受着乡土精神的纯净气息。而它的有条不紊和富有弹性,仿佛也就是传统社会在结构上的说明。还有什么比这更近取诸身的象征吗?

相对于这手工的织品,那有型有款的卷烫我打心眼里不能够喜欢。一种精致的紊乱。一种熨帖的浮躁。虽然技术含量高,却毫无道理地改变了自然的形态,只是为了满足感官的虚荣。呈涡状或波状的鬈发,鲜明地打上了商品的烙印,是现代人心态的活的雕塑。想一想,这都是在发型师的操作下才得完成的。你走进随便哪一家发屋,总是闻得到刺鼻的摩丝气味,听得到呜呜的电吹风的声音,偶尔,你也看得到一条刚刚剪下来的辫子,悲惨地被弃于一旁。

也许,成长的代价就是痛失纯洁的童年却回不了童年,革命的进程终将撕碎对旧事物的迷恋。今天,当我们唱起这样一首歌时,我感觉,那是在唱一首挽歌: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长得好看又善良,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辫子粗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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