辫子粗又长
中国女子历来喜欢在头发上做文章。古时候有所谓灵蛇髻、堕马髻、盘鸦髻等，每一妆成，必从深宫到深闺引出大量的海盗版。可是，这一回她们发式的改变，却有着以前从未有过的、堪称革命性的意义。
你不妨上街走走，看看身边来来往往的那些女子，或长发披肩，或短发垂额，大多烫成一丝丝、一缕缕、一波又一波的新潮款式。但是，你很少会看见哪一位还留着辫子，过去乡间和城里都极常见的辫子。仿佛中了魔法，那些精心编结的、用各式各样的头绳扎起来的辫子，一转眼就消失了，想来令人好生惆怅。
“珍妮的辫子哪里去了？”五十年代初余光中就曾经如此惋叹。可那叹的是凿天真而丧纯朴的成长的代价；女孩名叫珍妮，也是洋化的城市作风。徐
五六十年代香港时期的小说，则写了许多乡下姑娘走向城市的命运。研究者注意到，所有那些女主角由乡入市之际一个共同的标志，便是剪去了原来又长又漂亮的辫子。翠玲、晓凤、紫裳，她们那些比名字更美丽的乌油油的大辫子不见了，都烫成了时髦的鬈发。“辫子成为乡村美的象征，它的消失标志着城市的美容的完成。站在乡土的立场看去，不免惊心动魄。”
平常我们变一下发型，无非是想换一种心情。可是对于女人来说，一生似乎总有那么一两次，发型的改变乃是一项重大的仪式，代表着自己生存背景或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从来也没有哪两种发式，像辫子与烫发那样，作为两个明确无误的符号，显示了乡村与城市的不同选择。“长长的辫子变成了鬈发”之际，往往就是她重塑自己的角色、汇入都市的人流之时。乡音未改而鬓发已非，差不多是个定律。
只是，余、徐二位笔下的辫子，消失的时间早，地方小，人也少，说起变化，到底有限。只有到了八十年代，在整个中国内地，才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辫发的变法”。梳着辫子的打工妹，十万百万地从各地乡村涌向城市，一头新烫的鬈发就是一张临时的身份证。与此同时，电视、报纸、杂志，每天都在招摇着城市淑女令人心仪的形象，而从前叫做理发店、现在改称发廊或发屋的遍地开花，使得城市的美容即使在僻远的乡间也一样进行。最细微的变化，悄悄地在毫发之末发生；最重大的变化，在整个中国内地进行。可以说，发式的转型，预兆了一个社会的转型。
每个人都在心中剪辑着历史。活的历史总是在以形象来说话。在我看来，现代中国这激荡的百年史，可以高度概括为两条辫子的消失。一条是世纪之初，男人的辫子剪掉了，于是中国从专制走向共和。再一条是世纪之末，女人的辫子也剪掉了，于是中国从乡村走向城市。
男人的辫子是丑陋的。在鲁迅的小说中，把皇帝赶下龙廷的辛亥革命，被意象化为这条可耻的小辫子的终结。当然，从专制到共和有一个艰难的历程，并不是喀嚓一声就完成了的。可是那斩绝的一剪，那义无返顾的一剪，仍属于历史少有的痛快之作。然而，当世纪末仿佛遥相对应似的，女人也剪掉她们的辫子时，我却怀疑是否所有人都那么由衷地高兴，那么毫无保留地欢迎。我自己的心情就异常复杂。不消说，在我的美学中，女人的辫子是美丽的。
也许我是在以寓意化的诠释而赋予对象以分外的美丽。这条长长的辫子，正合我细细地观赏。纯粹的一件手工艺品，它简单，朴素。一握发丝，分理成三股或四股，然后交错编结，浓浓的乡思不一会儿就成了形。那粗大乌亮的辫子沉甸甸垂至腰际，散发出磁性的魔力。多么紧凑，绵密，沉静，悠长，让人感受着乡土精神的纯净气息。而它的有条不紊和富有弹性，仿佛也就是传统社会在结构上的说明。还有什么比这更近取诸身的象征吗？
相对于这手工的织品，那有型有款的卷烫我打心眼里不能够喜欢。一种精致的紊乱。一种熨帖的浮躁。虽然技术含量高，却毫无道理地改变了自然的形态，只是为了满足感官的虚荣。呈涡状或波状的鬈发，鲜明地打上了商品的烙印，是现代人心态的活的雕塑。想一想，这都是在发型师的操作下才得完成的。你走进随便哪一家发屋，总是闻得到刺鼻的摩丝气味，听得到呜呜的电吹风的声音，偶尔，你也看得到一条刚刚剪下来的辫子，悲惨地被弃于一旁。
也许，成长的代价就是痛失纯洁的童年却回不了童年，革命的进程终将撕碎对旧事物的迷恋。今天，当我们唱起这样一首歌时，我感觉，那是在唱一首挽歌：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长得好看又善良，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辫子粗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