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赏析
《约伯记》见于《圣经·旧约》，通常被视作《圣经》“智慧文学”的最重要代表。所谓“智慧文学”，据认为是源于古代东方的智慧语录。公元前23世纪第一位埃及圣人普塔鹤提(PTah-hoTeP)，就留有这样的语录。后来巴比伦的动植物寓言(比如《旧约·士师记》9：8—15)，希伯来“聪明妇人”的故事(比如《旧约·撒母耳记下》14：2—20，20：16—22)，以及传说为所罗门王所作的“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都属此类。
《旧约》中的《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则是由此延展而来，是有“智慧文学”或者“智慧书”之谓。
如同《圣经》所载：这类作品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词和谜语”(《旧约·箴言》1：2—6)。而“谜语”正是“古代圣人的不同表达方式”，是古代世界“严肃的学术性的考查和教训方式”。读解《约伯记》，亦即读解这样的“谜语”。如果将“神义论”(Theodicy)或者“证明神对待人的方法是正当的”看做《约伯记》的主题，那么也许我们必须从基督教对于“义”的独特理解说起。
一般来说，没有人怀疑《约伯记》的文学价值乃至文化意义。但是如果离开它对“原罪”的注释、离开它对“义人”的否弃、离开它所揭示的“信仰”的悲剧意味，则恰恰丢掉了《约伯记》的根本。
《约伯记》开篇第一句就写道：“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然而说他“完全正直”的根据，似乎只是他的富有和谨守宗教仪式：“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他每天早晨都按照儿女的数目“献燔祭”，惟恐“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上帝”。
谨守仪式，是与古代犹太教的遵行律法联系在一起的。其结果，必然要使信仰日益表面化、具象化、程式化，以至约伯认为凭借足数的祭品就可以替家人免罪。这里所包含的，实际上是后世教会的“赎罪券”的雏形。无论以基督教超越尘世的指向而论，还是以基督教因信称义的原则而论，这种“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赎罪方式，都不是信仰的本质。因此当上帝向撒旦称赞约伯的时候，撒旦对约伯式的信仰进行了一针见血的剖析和经典性的概括：“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作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
于是上帝让撒旦去试探约伯。撒旦使约伯失去了家财、儿女和他曾经拥有的一切。约伯起初并不抱怨，却是宽慰自己：“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上帝相信了他，认为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然而撒旦不信，他对上帝说：“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
于是上帝让撒旦再次试探约伯，使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毒疮，以至他的妻子都厌弃了他：“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约伯显然知道这是神的试探，所以继续保持着虔敬和谦卑。他“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并且斥责妻子：“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
但是正如撒旦所说，约伯的“敬畏上帝”并不是无故的，他始终是那种“敬畏”的受益者。他已经习惯于用丰厚的供奉证明自己对上帝的虔诚，又用虔诚带来的物质利益去丰富自己的供奉。这样，上帝的许诺和有效的供奉，构筑了一只信仰的天平。而它在常态下呈现的平衡，不仅使上帝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一个“义人”的榜样，也使约伯本人渐渐地以为自己真的是“完全正直”了。乃至当“利益”被上帝暂时收回时，受益者尚有足够的信心，视之为必要的试探和考验；但是“利益”一旦长久地缺失，常态一旦被极端事件所打破，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信心就必然会随之瓦解。
有所期待的信仰，只能在期待破灭之前造就相应的“忍耐”。这样的信仰者所要寻求的，其实只是更稳定、更长久地满足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他们可能只是想通过“忍耐”，最终从信仰对象那里获得他们预期的一切。然而除非得到证实，预期的目的毕竟属于未知，因此与信仰相伴的“忍耐”，常常是短命的。约伯那信仰的天平，终于发生了倾斜。
三个朋友听说他所遭受的灾祸，前来陪伴他。仅仅过了七天七夜，约伯的信心就动摇了。他开始诅咒生命、期盼死亡、埋怨上帝不能分清善恶。他那絮絮叨叨的哭诉，使平时听惯他劝导的朋友们竟忍不住来劝导他了。但是对约伯来说，没有实际利益做支撑的劝导是没有说服力的。他根本不会把那些漂亮话放在眼里：“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
在约伯洋洋万余言的牢骚中，充满了表面的恭顺与内心的不满之间的尖锐矛盾。他相信只有“忍耐”才能换取上帝的眷顾，但是实际上又不堪忍受过于漫长的试探。他一会儿赞颂上帝的万能，一会儿又抱怨上帝不能及时地惩恶扬善；一会儿声称智慧来自上帝，一会儿又扬言要“与上帝理论”。他为自己辩解，称自己为义。然而其中的依据全在于“利益”。
根据利益的原则，他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义人”，因为这有他每日的供奉为证；根据受益的经验，他无法理解如此持久的惩罚，于是他开始怀疑上帝不再听他呼告。约伯的怨言使我们又一次感到：在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在信仰的对象和信仰者之间，“应许”和“兑现”常常是惟一可靠的维系。有了“应许之地”，“上帝的选民”才得以聚集；有了实实在在的“立约”，这些“选民”才终于放弃了其他偶像；有了对“悦纳”者的期待，也才能延续“奉献”的行为。同样，约伯认为他有理由要求一种证实，从而才不会觉得枉为了一回“义人”。但是，仅仅因为财富就可以证明上帝的眷顾、仅仅因为敬神就可区别于同样富庶的恶人、仅仅因为上帝的庇佑就可以妄自称义吗？
曾经拥有的一切，使约伯相信上帝对他有“密友之情”；而当他由此得到好处时，并没有忘记留给上帝一份回报。因此在他看来，“我没有罪恶”、“我是……公义完全人”，这是不言自明的。他不肯放弃这一前提，因为这实际上意味着：“义人”就应当得到“义人”的赏赐。
他的三个朋友不能接受他的“义人”逻辑，却又没有办法说服他。最后，耶和华亲自出场了。具有戏剧性的是：刚才还口若悬河、要向上帝申诉、要同上帝“理论”的约伯，此时却表示：“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而上帝也并不深究，反倒认为那三位朋友“不如……约伯说的是”，让他们用“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为自己献上燔祭”，以便“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于是三个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
所谓“悦纳”的注释仍然是实际的利益，即“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有了“一万四千羊，六千骆驼，一千对牛，一千母驴……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亲戚朋友们还每人“送给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看来，撒旦的试探使上帝对虚弱而务实的人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因此他才用这种“应许—兑现”的方式重新恢复和巩固人类那脆弱的信仰。然而与此同时，这也从根本上摧毁了“义人”的神话。
人本来经不起撒旦的试探，劝导约伯的人们之所以显得比他更有信心，恰恰是因为他们处于撒旦的试探之外。而没有试探，“义”又何以见得？上帝对约伯的宽容，并没有真正解决撒旦对人类信仰的怀疑。《约伯记》的结局，虽然是这个“义人”的典范儿孙满堂，尽享天年，我们却分明还能听见撒旦那永恒的追问：“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的呢？”
要回答撒旦的追问，人类显然不具备足够的道德力量，因此只能求助于两种逻辑的方式：回避“试探”，或者重新规定“义”的内涵。“上帝不试探人”和“因信称义”之所以能在《新约》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反映着基督教力图回答这一追问的尝试。
《旧约·申命记》中曾有“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申命记》6：16)；后来福音书记载耶稣受试探时，将此转引为“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马太福音》4：7，《路加福音》4：12)。而到更晚的《哥林多前书》，“耶和华”和“上帝”都不再出现，只是直言：“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哥林多前书》10：9)——以至有的古卷将此处的“主”记作“基督”。这种选词的变化，实际上将“不可试探上帝”逐渐转换为“不可试探耶稣”。其中潜在的引申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即“善”的最终标准并不在于“经受了”试探，却是在于“不可”试探。而有形的试探一旦被消解，信仰对象的崇高无瑕及其在人间的道德示范，便都得到了无限的可能。
因此我们看到：《新约》与《旧约》中的“试探”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试探”本身还是“试探”被解决的方式，《新约》都带有更多的精神内容，而不再是《旧约》那样具体的物质损益。与这一特征相适应，撒旦对耶稣的三次试探只是三种假设，耶稣的答对则是三句经文。(《马太福音》41：1—10)“试探”终究是以物质欲望为基础的，所以当它只剩下精神的骨架时，对它的消解也最为彻底。正是沿着这条线索，《雅各书》一面鼓吹“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雅各书》1：12，1：2)；一面又直截了当地宣告：“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雅各书》1：13)。
这样，以实际利益和物质诱惑为手段的“试探”终于被抛弃了。由此导致的最自然的结果之一，便是基督教不再幻想从可感的现实世界中寻找人格榜样：约伯式的“义人”不堪一击，经得起推敲的，只有人间并不存在，从而也不能用人间标准加以检验的神。
(杨慧林)
- 参见伊尔文：《圣经考释大全：旧约论丛》，下册，103~109页，周天和译，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9。
- 同上书，104页。
- 同上书，1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