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却似呼延赞
《人民日报》不久前有一篇《如何看待“官员作家”》的报道，说的是近年来，陕西省大批公务员尤其是许多担任了较高职务的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纷纷拿起手中纸笔进行文学创作。报道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官员写作现象？这个问题提得好。如何看待？众所周知，跨领域的通才肯定是有的，汉代张衡既可以发明地动仪，也可以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明朝王守仁既是一代名臣统帅，也是一代学术大师，赢得“文武两圣人”的美誉。而同样众所周知，这样的通才人物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领域都会出现，但肯定不能“蔚然成风”。
如果回望古代，就会发现“官员作家”基本上不算问题，科举出身的官员，大抵都可归属此列。在正常情况下，文章写得好，是他们晋身的前提，而且很多人之所以在青史留名，不是因为如何当官，恰恰是因为传世的作品；甚至因为他们的传世之作脍炙人口，使我们每每浑然忘却他们还是官员。苏东坡说过：“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宋太宗刚继位时提拔的郭贽，也是“以其乐在词笔，遂命掌诰”。不过，郭贽实在水平有限，“制书一出，人或哂之”，完全“不堪厥任”，连太宗也为之羞愧。《池北偶谈》还谈到宋太宗的另外一件事。有一天他开宴会，令群臣赋诗，本来武人可以不写，但平定南唐的功臣曹翰“亦乞应诏”，太宗于是限他用刀字韵，谁知曹翰援笔立成：“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看盘花旧战袍。”太宗大为欣赏，立即给他“骤迁数级”。这就可见，同样是舞文弄墨，官员之间的水平差别也是很大的。北宋编纂了“四大部书”，其中有三部出自太宗在位的时候：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太平御览》、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由此来推断，类似“官员作家”的人，在宋太宗那个时候一定很吃香，当然，不能是郭贽那种南郭先生。
《人民日报》既然要大家议论，那在下也就凑凑热闹说一句：“官员作家”还是不要“蔚然成风”的好，大家全都拿起笔来写小说散文，整天对着山川花草抒情，把政事——也是正事——摆在什么位置呢？清朝的蒋励堂任川督时，发现有几位候补官员特别喜欢赌博，“需次无事，辄聚为叶子戏，客过访之，恒拒不见”。有一天蒋励堂说话了：“诸君无案牍劳，以叶子戏偶尔坐遣，未尝不可。然频频为之，则伤财失业，作无益害有益，且因此疏慢朋友，来辄拒之，似更不可”。你们很快就要上任了，“与其为无益损有益之事，曷不先将律例留心观览乎？”写作较之赌博，当然是高雅得多的事情，但真正的文学创作，与官员真正做好本职工作一样，应该是一件殚精竭虑的事情，不会那么轻而易举。有些官员觉得轻而易举，一些不堪一提的货色不是还能获得中国最高级别的“××文学奖”吗？但他们自己也清楚，那些乐于奉上宝贵出版资源的出版社一定要在众多的垃圾图书中再添上若干种，那些貌似权威的评奖机构一定要奉上炫目的“桂冠”，那些吹喇叭抬轿子的帮闲文人一定要送上赞美，追根问底，还是权力和孔方兄的因素在作祟；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没有什么肮脏的交易不可以完成。因此，担心“官员作家”蔚然成风，实际上是担心腐败更换了一种儒雅的表示形式。
宋朝有个叫吴善长的官员，非常喜欢写诗，应该有当面不断听到赞誉的前提吧，不过人们背后说他“文章却似呼延赞”，因为当时的武臣呼延赞以好吟恶诗而闻名。《枣林杂俎》另载，明末大将刘泽清曾叔事刘鸿训相国，相国去世后，其子孔中、孔和又叔事刘泽清。泽清自矜文武全才，曾跟孔和说，你服不服我呢？孔和说：“服甚。第吾叔不作诗尤善。”《明史》说刘泽清“颇涉文艺，好吟咏”，那么在刘孔和看来，刘泽清吟出来的，大抵正是呼延赞一类的文字。对“官员作家”而言，正如蒋励堂说的，如果没有案牍的劳繁，偶尔写东西消遣一样，未尝不可，问题是我们这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那么多的社会矛盾此起彼伏，有的还非常尖锐，哪里就到了“官员作家”可以从容“蔚然成风”的时候？即便局部地方形成了这种风气，不仅不值得提倡，还应该坚决地扭转过来！
《清稗类钞》有一则云：“世间最易传染之病曰鼠疫，曰黑死病，然未有如官病之甚者也。其病状为热中，若癫若狂，如痴如醉，旁观者危之，而身受者反以为乐。”一语戳中了“官员作家”的要害。有些摸着笔墨的官员，未必是对写作有多么热爱，而是斯地的官场风气如此。
（2008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