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独特的文艺理论

第一章 德国浪漫派文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8世纪以来,德国产生了众多世界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德意志民族是个以擅长思辨著称于世的民族,德国是个理论王国。浪漫主义在德国兴起之前,那里的文艺理论已经得到蓬勃发展,哲学、文艺学论著曾经不断涌现。在康德的影响下,诗人席勒在1792—1796年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艺理论著作,诸如《论悲剧艺术》《论秀美与庄严》《论激情》《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和《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等。与此同时,即便是重实践轻理论的歌德,也写了不少艺术理论文章,诸如《论拉奥孔》(1798)、《关于艺术作品的真实性与可能性》(1798)和《演员准则》(1803)等,并且还在他人协助下主编了《前廊》(Propyläen,1798—1800)杂志,作为发表艺术理论和政策文章的园地。世纪更迭之际,谢林先后推出了美化艺术的《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和《艺术哲学》(1802—1803)。接踵而来的是黑格尔的鸿篇巨制《美学》。面对如此众多的文艺理论著作,经验主义者歌德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少一点哲学,多一点活力(Tatkraft),少一点理论,多一点实践”的感叹和祈望。显然,诗人担心的是,实践将成为理论的“奴婢”,失去自由。其实,歌德的忧虑是多余的,实际情况往往是: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前者总是力图支配后者,而后者也总是力图摆脱前者的制约。即使手握理论武器的作家,也常常不是以理论为实践的指南,而是跟着感觉走。这样,理论有时不免陷入“光杆司令”的境地。尽管如此,理论热并不因此而降温,因为社会崇尚理论,理论的地位优先于创作实践,理论热成了时代的显著特征。

这种“理论热”也“感染”了德国早期浪漫派,在他们这个圈子里,畅所欲言地探讨理论问题蔚然成风。1798年,施莱格尔兄弟、卡罗利妮、诺瓦利斯、费希特和谢林聚首德累斯顿,经常共同探讨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艺术史、自然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们相约第二年在耶拿继续聚会,奥·威·施莱格尔和卡罗利妮在耶拿的家成了他们欢聚与落脚的地点。哲学家谢林由于坚持无神论观点而被起诉,不得不放弃教职离开耶拿。除他而外,早期浪漫派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来到了耶拿,在这里,他们实现了被弗·施莱格尔称之为“协作哲学”(Symphilosophie)或“协作文学”(Sympoesie)的愿望,他们在无拘无束,但同时又是紧张的共同生活中,探讨哲学、艺术、自然哲学和宗教问题。弗·施莱格尔认为,探讨哲学问题“就是共同寻找万事万物的真谛”。在他看来,“一旦协作哲学和协作文学普及开来,深入人心,许多相互取长补短的人联袂创作共同作品的事,就会屡见不鲜,那么科学和艺术的一个崭新时代就开始了”。正是这种协作精神,推动了浪漫派文艺理论的蓬勃发展。

德国早期浪漫派颇为重视文艺理论的建设与发展,他们的代表人物奥·威·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特别是弗·施莱格尔,都是很擅长思辨的理论家,著述甚丰,各自都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理论遗产。这些遗产构成了一个可称之为“贵金属含量颇高的富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德国浪漫派长期蒙受误解和曲解,致使这个“富矿”的开采被延误下来。随着浪漫派的“东山再起”,巨大的“开采”工程已经开始,在著名学者,弗·施莱格尔专家恩斯特·贝勒教授的主持下,一部16开本、多达35卷本的评注本《弗·施莱格尔全集》的编纂工程已经开始,并已出版多卷。奥·威·施莱格尔的《论文学与艺术》(1801—1804),特别是《论戏剧艺术与文学》(1808),曾名噪一时,对当时欧洲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诺瓦利斯留下的大量理论著作遗稿尚待整理出版。

18世纪末年,浪漫派作家日益清楚地意识到,法国大革命并未能解放人类。他们原想在思想领域创造一个诗的天地、一个美与和谐自由的世界,化成了泡影。严酷的现实表明,他们提出的理论并非济世良方。对革命的失望、理想的破灭,促使他们从政治思想到文艺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从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学转向中世纪和中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

德国浪漫派从一开始就十分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化,青年弗·施莱格尔把古希腊文学看作是“自然诗的巅峰和典范”。但是到了世纪末年,浪漫派的兴趣开始转向中世纪,转向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转向塞万提斯和卡尔德隆所代表的西班牙文学、以卡蒙斯为代表的葡萄牙文学,转向以但丁、彼特拉克和阿里奥斯托为代表的意大利文学,因为许多人都认为,中世纪应该包括15和16世纪,因而上述名流也应该属于中世纪的人物之列。

启蒙运动时期,中世纪曾被称为黑暗和野蛮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哥特式艺术名声也不佳。在英国,直到17世纪后期,在法国和德国,直到18世纪,所谓“哥特式”甚至被视为“野蛮”、“不文明”和“索然无味”的代名词。但是时移势迁,随着学术界对中世纪问题探索的深入,人们逐渐改变了对中世纪哥特式艺术的看法和评价,哥特式成为“伟大的、崇高的艺术,与希腊艺术平起平坐”的同义语。与此同时,莎士比亚的复兴、惊险小说和中世纪英雄史诗、诗歌的盛行,也激发了人们对哥特式艺术的审美情趣。特别是莪相英雄诗歌1762年经苏格兰诗人麦克菲森的“发现”,在全欧兴起了“莪相热”。歌德的主人公维特在1771年10月12日的日记里就这样写道:“莪相已从我心中把荷马排挤出去。这位杰出的诗人领我走进一个何等样的世界呵!”随后,歌德又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浪漫主义基督教传统的重要人物托夸多·塔索在封建宫廷中的遭遇为题材,作了名剧《塔索》(1790),从而为唤起世人对中世纪欧洲现代文学的情趣作出了贡献。在歌德之前,赫尔德曾经以其《1765年游记》等著述致力于恢复哥特式艺术的名誉。

前人对中世纪及其艺术的探索,为浪漫派转向中世纪铺平了道路。诺瓦利斯的《基督教,还是欧罗巴》表明,早期浪漫派已经完全改变了前人对中世纪的看法。该文把欧洲描绘成一个理想的富有诗意的和平王国,一个人际关系和谐的“美好的光辉时代”。浪漫派对中世纪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是一致的,认为它是一个“幻想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弗·施莱格尔语),是一个童话世界。

在浪漫派看来,现代文艺是指古希腊罗马之后,特别是欧洲中世纪以来,内容上带有基督教色彩,形式上不同于古典的文艺,在弗·施莱格尔那里,有时现代文艺与浪漫主义文艺是同义语。

德国浪漫派对中世纪以来欧洲现代文艺的重视,直接反映在他们的翻译工作方面,其最突出的成绩,表现为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奥·威·施莱格尔以其特殊的翻译才能,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对莎剧艺术的深刻理解,致力于莎剧翻译长达13年(1797—1810)之久,他以无韵诗体裁翻译了莎翁的17个剧作。他原计划把莎翁的全部剧作翻译成德文,后因与出版商翁格尔不和以及其他原因而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后来,蒂克在女儿多罗苔娅和鲍狄辛伯爵的协助下,继续翻译了莎翁的19个剧作,终于完成了奥·威·施莱格尔的未竟之业。

两个多世纪以来,奥·威·施莱格尔和蒂克的名译,一向为世人所称道。此外,奥·威·施莱格尔还翻译了卡尔德隆的剧作以及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文学作品,蒂克还翻译了《堂吉诃德》(1790—1801),施莱尔马赫翻译了柏拉图的著作,同属耶拿浪漫派圈内之人的约翰·迪德里希·格里斯翻译了卡尔德隆、阿里奥斯托和塔索的名作。

二、鼓吹文艺同宗教的融合

宗教狂热一开始就是德国浪漫派的内在倾向,他们强调文艺同宗教的融合。生命短暂的瓦肯罗德(1773—1798)在其生前发表的唯一一部作品《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1797,蒂克也参与了写作)里,借助一位修士对艺术的鉴赏和评论,表达了对拉斐尔、达·芬奇和丢勒等中古艺术大师杰作的欣赏,他们的作品富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揭示了那个时代人的内心生活。瓦肯罗德声称,最高创造力源自艺术与虔诚的结合。与施莱尔马赫一样,诺瓦利斯从小就受胡亨兄弟教派思想的熏陶,在鼓吹文艺与宗教结合方面,更是不遗余力。1797/1798年,他在一则断片里声称:“诗人与牧师起初是合二为一的。真正的诗人总是牧师,就像真正的牧师总是诗人一样。难道将来不会回到事情的原有状态吗?”普鲁士神学家施莱尔马赫虽然不属于耶拿浪漫派,但与他们过从甚密,并且作为《雅典娜神殿》的编辑人员,直接参与了浪漫派理论的建设,因而似可视为该派的“编外”人员。所作论著特别是《论宗教—致蔑视宗教的知识界人士》(1799)对1800年以后文艺的宗教职能之确立,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法国革命战争的变质、变味,人民群众中悲观失望情绪的增长,浪漫派作家遂到宗教信仰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世纪更迭之后,宗教神秘主义倾向在浪漫派的理论和实践中愈加严重和突出,弗·施莱格尔的发展道路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弗·施莱格尔虽出身于一个牧师家庭,但他不是个坚定的新教徒,1792年,他还对胞兄奥·威·施莱格尔表示,宗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如果说他也谈论宗教,那是从哲学概念角度说的,与信仰和教堂风马牛不相及。多年来他都坚持这种看法。但是在同施莱尔马赫接触,特别是在研读了这位神学家的《论宗教》以后,他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宗教观念,他把宗教视为“绝妙的直观现象”,从中看到世人生活的最高意义。他的断片集《主意》(1800)的主题就是把诗和哲学融合为宗教。他的巴黎之行(1802—1804)在他个人发展的道路上,是个重大转折,从此以后,他抛弃了早先的许多观点。他在美学和政治诸方面的新观点,起初反映在他主编的《欧罗巴》杂志上,在一篇评论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与古代德意志绘画的文章《绘画描写》里,他热情称赞基督教精神和基督教题材,竭力鼓吹艺术与宗教的融合。

三、偏爱晦涩文字,向往神秘主义

早期浪漫派代表人物弗·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的著作和诗文,常常含义不清,晦涩难懂。断片是早期浪漫派理论采用的重要形式。他们起初喜欢这一形式,就像弗·施莱格尔在《论莱辛》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它具有战斗性和通俗性,有利于广大读者接受。但是后来他们的断片不再面向广大读者,而是面向少数志同道合的人。如果说诺瓦利斯诗文之费解,是由于作者偏爱运用比喻、象征手法,特别是谜语式的语言,那么弗·施莱格尔著作之难懂,让人莫名其妙,在相当大程度上在于他偏爱使用那种被他本人赋予特殊含义的“反讽”(Ironie,参见本书第二篇第四章《反讽:浪漫派美学的核心概念》)那么,施莱格尔所使用的反讽为什么令人百思不解呢?原来他给这个常见的概念,增添了新的特殊含义。另外,弗·施莱格尔对于神秘主义也是情有独钟,在这位浪漫派理论家看来,神秘乃是文艺作品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它也就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尽管他热情称赞歌德的《威廉·迈斯特》,把它与法国大革命和费希特的《科学原理》并列为“时代的伟大倾向”,但他仍觉得《威廉·迈斯特》并非尽善尽美,完美无缺,因为它“并非完全神秘”。世纪更迭之后,弗·施莱格尔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开始发生深刻的,也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此前反讽构成他的哲学和美学的重心,那么此后的重心就为神秘纲领所取代了。重心的转移,标志着他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导致他抛弃自己多年来崇尚和坚持的主观唯心主义,导致他从对费希特“唯我论”的崇拜,转变为对雅各布·伯麦神秘主义的倾倒。

  1. 歌德的艺术理论,包括早年的《论德意志建筑艺术》(1772),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造型艺术为例来阐明理论问题。
  2. Ernst Behler:Friedrich Schlegel in Sebstbild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Rowo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1978, S.71.
  3. Gerhart Hoffmeister:Deutsche und europaeische Romantik.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Stuttgart, 1978, S.130.
  4.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杨武能译,人民文学社1990年版,第89页。
  5. 德国浪漫派对莎士比亚推崇备至,称莎翁的作品完美无缺地显示了欧洲现代文学的特点。它的代表人物奥·威·施莱格尔说:可以毫不夸张地称这位英国文坛巨擘为现代诗的顶峰。诗人歌德把莎翁誉为“最美丽山峰上的明星”。
  6.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im Spiègel der deutschen Literatur.Hrsg.Von Claus Träger.Verlag:Philipp Reclam Jun., Leipzig, 1979 S.380.
  7. Friedrich Schlegel:Werke in zwei Bänden, Augbau Verlag Berlin und Weimar, 1980, zweter Band, S.206.
  8. Rene’ Welke:Geschichte der Literaturkritik.Walter De Gruyter, Berlin/New York, 1978, Bd.1, S.291.
  9. 伯麦(Jakob Boehme,1576—1624),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试图以自然哲学为依据,用辩证推理方法克服正统宗教的两重性。著作甚丰,代表作有《曙光》《伟大的神秘》等。对德国唯心主义(谢林、黑格尔等)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