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国浪漫派文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8世纪以来，德国产生了众多世界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德意志民族是个以擅长思辨著称于世的民族，德国是个理论王国。浪漫主义在德国兴起之前，那里的文艺理论已经得到蓬勃发展，哲学、文艺学论著曾经不断涌现。在康德的影响下，诗人席勒在1792—1796年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艺理论著作，诸如《论悲剧艺术》《论秀美与庄严》《论激情》《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和《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等。与此同时，即便是重实践轻理论的歌德，也写了不少艺术理论文章，诸如《论拉奥孔》（1798）、《关于艺术作品的真实性与可能性》（1798）和《演员准则》（1803）等，并且还在他人协助下主编了《前廊》（Propyläen，1798—1800）杂志，作为发表艺术理论和政策文章的园地。
世纪更迭之际，谢林先后推出了美化艺术的《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和《艺术哲学》（1802—1803）。接踵而来的是黑格尔的鸿篇巨制《美学》。面对如此众多的文艺理论著作，经验主义者歌德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少一点哲学，多一点活力（Tatkraft），少一点理论，多一点实践”的感叹和祈望。显然，诗人担心的是，实践将成为理论的“奴婢”，失去自由。其实，歌德的忧虑是多余的，实际情况往往是：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前者总是力图支配后者，而后者也总是力图摆脱前者的制约。即使手握理论武器的作家，也常常不是以理论为实践的指南，而是跟着感觉走。这样，理论有时不免陷入“光杆司令”的境地。尽管如此，理论热并不因此而降温，因为社会崇尚理论，理论的地位优先于创作实践，理论热成了时代的显著特征。
这种“理论热”也“感染”了德国早期浪漫派，在他们这个圈子里，畅所欲言地探讨理论问题蔚然成风。1798年，施莱格尔兄弟、卡罗利妮、诺瓦利斯、费希特和谢林聚首德累斯顿，经常共同探讨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艺术史、自然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们相约第二年在耶拿继续聚会，奥·威·施莱格尔和卡罗利妮在耶拿的家成了他们欢聚与落脚的地点。哲学家谢林由于坚持无神论观点而被起诉，不得不放弃教职离开耶拿。除他而外，早期浪漫派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来到了耶拿，在这里，他们实现了被弗·施莱格尔称之为“协作哲学”（Symphilosophie）或“协作文学”（Sympoesie）的愿望，他们在无拘无束，但同时又是紧张的共同生活中，探讨哲学、艺术、自然哲学和宗教问题。弗·施莱格尔认为，探讨哲学问题“就是共同寻找万事万物的真谛”。在他看来，“一旦协作哲学和协作文学普及开来，深入人心，许多相互取长补短的人联袂创作共同作品的事，就会屡见不鲜，那么科学和艺术的一个崭新时代就开始了”。正是这种协作精神，推动了浪漫派文艺理论的蓬勃发展。
德国早期浪漫派颇为重视文艺理论的建设与发展，他们的代表人物奥·威·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特别是弗·施莱格尔，都是很擅长思辨的理论家，著述甚丰，各自都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理论遗产。这些遗产构成了一个可称之为“贵金属含量颇高的富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德国浪漫派长期蒙受误解和曲解，致使这个“富矿”的开采被延误下来。随着浪漫派的“东山再起”，巨大的“开采”工程已经开始，在著名学者，弗·施莱格尔专家恩斯特·贝勒教授的主持下，一部16开本、多达35卷本的评注本《弗·施莱格尔全集》的编纂工程已经开始，并已出版多卷。奥·威·施莱格尔的《论文学与艺术》（1801—1804），特别是《论戏剧艺术与文学》（1808），曾名噪一时，对当时欧洲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诺瓦利斯留下的大量理论著作遗稿尚待整理出版。
18世纪末年，浪漫派作家日益清楚地意识到，法国大革命并未能解放人类。他们原想在思想领域创造一个诗的天地、一个美与和谐自由的世界，化成了泡影。严酷的现实表明，他们提出的理论并非济世良方。对革命的失望、理想的破灭，促使他们从政治思想到文艺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从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学转向中世纪和中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
德国浪漫派从一开始就十分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化，青年弗·施莱格尔把古希腊文学看作是“自然诗的巅峰和典范”。但是到了世纪末年，浪漫派的兴趣开始转向中世纪，转向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转向塞万提斯和卡尔德隆所代表的西班牙文学、以卡蒙斯为代表的葡萄牙文学，转向以但丁、彼特拉克和阿里奥斯托为代表的意大利文学，因为许多人都认为，中世纪应该包括15和16世纪，因而上述名流也应该属于中世纪的人物之列。
启蒙运动时期，中世纪曾被称为黑暗和野蛮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哥特式艺术名声也不佳。在英国，直到17世纪后期，在法国和德国，直到18世纪，所谓“哥特式”甚至被视为“野蛮”、“不文明”和“索然无味”的代名词。但是时移势迁，随着学术界对中世纪问题探索的深入，人们逐渐改变了对中世纪哥特式艺术的看法和评价，哥特式成为“伟大的、崇高的艺术，与希腊艺术平起平坐”的同义语。与此同时，莎士比亚的复兴、惊险小说和中世纪英雄史诗、诗歌的盛行，也激发了人们对哥特式艺术的审美情趣。特别是莪相英雄诗歌1762年经苏格兰诗人麦克菲森的“发现”，在全欧兴起了“莪相热”。歌德的主人公维特在1771年10月12日的日记里就这样写道：“莪相已从我心中把荷马排挤出去。这位杰出的诗人领我走进一个何等样的世界呵！”随后，歌德又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浪漫主义基督教传统的重要人物托夸多·塔索在封建宫廷中的遭遇为题材，作了名剧《塔索》（1790），从而为唤起世人对中世纪欧洲现代文学的情趣作出了贡献。在歌德之前，赫尔德曾经以其《1765年游记》等著述致力于恢复哥特式艺术的名誉。
前人对中世纪及其艺术的探索，为浪漫派转向中世纪铺平了道路。诺瓦利斯的《基督教，还是欧罗巴》表明，早期浪漫派已经完全改变了前人对中世纪的看法。该文把欧洲描绘成一个理想的富有诗意的和平王国，一个人际关系和谐的“美好的光辉时代”。浪漫派对中世纪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是一致的，认为它是一个“幻想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弗·施莱格尔语），是一个童话世界。
在浪漫派看来，现代文艺是指古希腊罗马之后，特别是欧洲中世纪以来，内容上带有基督教色彩，形式上不同于古典的文艺，在弗·施莱格尔那里，有时现代文艺与浪漫主义文艺是同义语。
德国浪漫派对中世纪以来欧洲现代文艺的重视，直接反映在他们的翻译工作方面，其最突出的成绩，表现为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奥·威·施莱格尔以其特殊的翻译才能，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对莎剧艺术的深刻理解，致力于莎剧翻译长达13年（1797—1810）之久，他以无韵诗体裁翻译了莎翁的17个剧作。他原计划把莎翁的全部剧作翻译成德文，后因与出版商翁格尔不和以及其他原因而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后来，蒂克在女儿多罗苔娅和鲍狄辛伯爵的协助下，继续翻译了莎翁的19个剧作，终于完成了奥·威·施莱格尔的未竟之业。
两个多世纪以来，奥·威·施莱格尔和蒂克的名译，一向为世人所称道。此外，奥·威·施莱格尔还翻译了卡尔德隆的剧作以及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文学作品，蒂克还翻译了《堂吉诃德》（1790—1801），施莱尔马赫翻译了柏拉图的著作，同属耶拿浪漫派圈内之人的约翰·迪德里希·格里斯翻译了卡尔德隆、阿里奥斯托和塔索的名作。
二、鼓吹文艺同宗教的融合
宗教狂热一开始就是德国浪漫派的内在倾向，他们强调文艺同宗教的融合。生命短暂的瓦肯罗德（1773—1798）在其生前发表的唯一一部作品《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1797，蒂克也参与了写作）里，借助一位修士对艺术的鉴赏和评论，表达了对拉斐尔、达·芬奇和丢勒等中古艺术大师杰作的欣赏，他们的作品富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揭示了那个时代人的内心生活。瓦肯罗德声称，最高创造力源自艺术与虔诚的结合。与施莱尔马赫一样，诺瓦利斯从小就受胡亨兄弟教派思想的熏陶，在鼓吹文艺与宗教结合方面，更是不遗余力。1797/1798年，他在一则断片里声称：“诗人与牧师起初是合二为一的。真正的诗人总是牧师，就像真正的牧师总是诗人一样。难道将来不会回到事情的原有状态吗？”普鲁士神学家施莱尔马赫虽然不属于耶拿浪漫派，但与他们过从甚密，并且作为《雅典娜神殿》的编辑人员，直接参与了浪漫派理论的建设，因而似可视为该派的“编外”人员。所作论著特别是《论宗教—致蔑视宗教的知识界人士》（1799）对1800年以后文艺的宗教职能之确立，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法国革命战争的变质、变味，人民群众中悲观失望情绪的增长，浪漫派作家遂到宗教信仰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世纪更迭之后，宗教神秘主义倾向在浪漫派的理论和实践中愈加严重和突出，弗·施莱格尔的发展道路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弗·施莱格尔虽出身于一个牧师家庭，但他不是个坚定的新教徒，1792年，他还对胞兄奥·威·施莱格尔表示，宗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如果说他也谈论宗教，那是从哲学概念角度说的，与信仰和教堂风马牛不相及。多年来他都坚持这种看法。但是在同施莱尔马赫接触，特别是在研读了这位神学家的《论宗教》以后，他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宗教观念，他把宗教视为“绝妙的直观现象”，从中看到世人生活的最高意义。他的断片集《主意》（1800）的主题就是把诗和哲学融合为宗教。他的巴黎之行（1802—1804）在他个人发展的道路上，是个重大转折，从此以后，他抛弃了早先的许多观点。他在美学和政治诸方面的新观点，起初反映在他主编的《欧罗巴》杂志上，在一篇评论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与古代德意志绘画的文章《绘画描写》里，他热情称赞基督教精神和基督教题材，竭力鼓吹艺术与宗教的融合。
三、偏爱晦涩文字，向往神秘主义
早期浪漫派代表人物弗·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的著作和诗文，常常含义不清，晦涩难懂。断片是早期浪漫派理论采用的重要形式。他们起初喜欢这一形式，就像弗·施莱格尔在《论莱辛》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它具有战斗性和通俗性，有利于广大读者接受。但是后来他们的断片不再面向广大读者，而是面向少数志同道合的人。如果说诺瓦利斯诗文之费解，是由于作者偏爱运用比喻、象征手法，特别是谜语式的语言，那么弗·施莱格尔著作之难懂，让人莫名其妙，在相当大程度上在于他偏爱使用那种被他本人赋予特殊含义的“反讽”（Ironie，参见本书第二篇第四章《反讽：浪漫派美学的核心概念》）那么，施莱格尔所使用的反讽为什么令人百思不解呢？原来他给这个常见的概念，增添了新的特殊含义。另外，弗·施莱格尔对于神秘主义也是情有独钟，在这位浪漫派理论家看来，神秘乃是文艺作品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它也就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尽管他热情称赞歌德的《威廉·迈斯特》，把它与法国大革命和费希特的《科学原理》并列为“时代的伟大倾向”，但他仍觉得《威廉·迈斯特》并非尽善尽美，完美无缺，因为它“并非完全神秘”。世纪更迭之后，弗·施莱格尔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开始发生深刻的，也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此前反讽构成他的哲学和美学的重心，那么此后的重心就为神秘纲领所取代了。重心的转移，标志着他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导致他抛弃自己多年来崇尚和坚持的主观唯心主义，导致他从对费希特“唯我论”的崇拜，转变为对雅各布·伯麦神秘主义的倾倒。
- 歌德的艺术理论，包括早年的《论德意志建筑艺术》（1772），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造型艺术为例来阐明理论问题。
- Ernst Behler：Friedrich Schlegel in Sebstbild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Rowo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1978, S.71.
- Gerhart Hoffmeister：Deutsche und europaeische Romantik．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Stuttgart, 1978, S.130.
-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杨武能译，人民文学社1990年版，第89页。
- 德国浪漫派对莎士比亚推崇备至，称莎翁的作品完美无缺地显示了欧洲现代文学的特点。它的代表人物奥·威·施莱格尔说：可以毫不夸张地称这位英国文坛巨擘为现代诗的顶峰。诗人歌德把莎翁誉为“最美丽山峰上的明星”。
-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im Spiègel der deutschen Literatur．Hrsg．Von Claus Träger．Verlag：Philipp Reclam Jun., Leipzig, 1979 S.380.
- Friedrich Schlegel：Werke in zwei Bänden, Augbau Verlag Berlin und Weimar, 1980, zweter Band, S.206.
- Rene’ Welke：Geschichte der Literaturkritik．Walter De Gruyter, Berlin/New York, 1978, Bd.1, S.291.
- 伯麦（Jakob Boehme，1576—1624），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试图以自然哲学为依据，用辩证推理方法克服正统宗教的两重性。著作甚丰，代表作有《曙光》《伟大的神秘》等。对德国唯心主义（谢林、黑格尔等）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