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国浪漫派文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章 德国浪漫派文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8世纪以来,德国产生了众多世界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德意志民族是个以擅长思辨著称于世的民族,德国是个理论王国。浪漫主义在德国兴起之前,那里的文艺理论已经得到蓬勃发展,哲学、文艺学论著曾经不断涌现。在康德的影响下,诗人席勒在1792—1796年间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艺理论著作,诸如《论悲剧艺术》《论秀美与庄严》《论激情》《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和《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等。与此同时,即便是重实践轻理论的歌德,也写了不少艺术理论文章,诸如《论拉奥孔》(1798)、《关于艺术作品的真实性与可能性》(1798)和《演员准则》(1803)等,并且还在他人协助下主编了《前廊》(Propyläen,1798—1800)杂志,作为发表艺术理论和政策文章的园地。世纪更迭之际,谢林先后推出了美化艺术的《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和《艺术哲学》(1802—1803)。接踵而来的是黑格尔的鸿篇巨制《美学》。面对如此众多的文艺理论著作,经验主义者歌德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少一点哲学,多一点活力(Tatkraft),少一点理论,多一点实践”的感叹和祈望。显然,诗人担心的是,实践将成为理论的“奴婢”,失去自由。其实,歌德的忧虑是多余的,实际情况往往是: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前者总是力图支配后者,而后者也总是力图摆脱前者的制约。即使手握理论武器的作家,也常常不是以理论为实践的指南,而是跟着感觉走。这样,理论有时不免陷入“光杆司令”的境地。尽管如此,理论热并不因此而降温,因为社会崇尚理论,理论的地位优先于创作实践,理论热成了时代的显著特征。

这种“理论热”也“感染”了德国早期浪漫派,在他们这个圈子里,畅所欲言地探讨理论问题蔚然成风。1798年,施莱格尔兄弟、卡罗利妮、诺瓦利斯、费希特和谢林聚首德累斯顿,经常共同探讨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艺术史、自然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们相约第二年在耶拿继续聚会,奥·威·施莱格尔和卡罗利妮在耶拿的家成了他们欢聚与落脚的地点。哲学家谢林由于坚持无神论观点而被起诉,不得不放弃教职离开耶拿。除他而外,早期浪漫派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来到了耶拿,在这里,他们实现了被弗·施莱格尔称之为“协作哲学”(Symphilosophie)或“协作文学”(Sympoesie)的愿望,他们在无拘无束,但同时又是紧张的共同生活中,探讨哲学、艺术、自然哲学和宗教问题。弗·施莱格尔认为,探讨哲学问题“就是共同寻找万事万物的真谛”。在他看来,“一旦协作哲学和协作文学普及开来,深入人心,许多相互取长补短的人联袂创作共同作品的事,就会屡见不鲜,那么科学和艺术的一个崭新时代就开始了”。正是这种协作精神,推动了浪漫派文艺理论的蓬勃发展。

德国早期浪漫派颇为重视文艺理论的建设与发展,他们的代表人物奥·威·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特别是弗·施莱格尔,都是很擅长思辨的理论家,著述甚丰,各自都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理论遗产。这些遗产构成了一个可称之为“贵金属含量颇高的富矿”。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德国浪漫派长期蒙受误解和曲解,致使这个“富矿”的开采被延误下来。随着浪漫派的“东山再起”,巨大的“开采”工程已经开始,在著名学者,弗·施莱格尔专家恩斯特·贝勒教授的主持下,一部16开本、多达35卷本的评注本《弗·施莱格尔全集》的编纂工程已经开始,并已出版多卷。奥·威·施莱格尔的《论文学与艺术》(1801—1804),特别是《论戏剧艺术与文学》(1808),曾名噪一时,对当时欧洲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诺瓦利斯留下的大量理论著作遗稿尚待整理出版。

18世纪末年,浪漫派作家日益清楚地意识到,法国大革命并未能解放人类。他们原想在思想领域创造一个诗的天地、一个美与和谐自由的世界,化成了泡影。严酷的现实表明,他们提出的理论并非济世良方。对革命的失望、理想的破灭,促使他们从政治思想到文艺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从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学转向中世纪和中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

德国浪漫派从一开始就十分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化,青年弗·施莱格尔把古希腊文学看作是“自然诗的巅峰和典范”。但是到了世纪末年,浪漫派的兴趣开始转向中世纪,转向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转向塞万提斯和卡尔德隆所代表的西班牙文学、以卡蒙斯为代表的葡萄牙文学,转向以但丁、彼特拉克和阿里奥斯托为代表的意大利文学,因为许多人都认为,中世纪应该包括15和16世纪,因而上述名流也应该属于中世纪的人物之列。

启蒙运动时期,中世纪曾被称为黑暗和野蛮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哥特式艺术名声也不佳。在英国,直到17世纪后期,在法国和德国,直到18世纪,所谓“哥特式”甚至被视为“野蛮”、“不文明”和“索然无味”的代名词。但是时移势迁,随着学术界对中世纪问题探索的深入,人们逐渐改变了对中世纪哥特式艺术的看法和评价,哥特式成为“伟大的、崇高的艺术,与希腊艺术平起平坐”的同义语。与此同时,莎士比亚的复兴、惊险小说和中世纪英雄史诗、诗歌的盛行,也激发了人们对哥特式艺术的审美情趣。特别是莪相英雄诗歌1762年经苏格兰诗人麦克菲森的“发现”,在全欧兴起了“莪相热”。歌德的主人公维特在1771年10月12日的日记里就这样写道:“莪相已从我心中把荷马排挤出去。这位杰出的诗人领我走进一个何等样的世界呵!”随后,歌德又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浪漫主义基督教传统的重要人物托夸多·塔索在封建宫廷中的遭遇为题材,作了名剧《塔索》(1790),从而为唤起世人对中世纪欧洲现代文学的情趣作出了贡献。在歌德之前,赫尔德曾经以其《1765年游记》等著述致力于恢复哥特式艺术的名誉。

前人对中世纪及其艺术的探索,为浪漫派转向中世纪铺平了道路。诺瓦利斯的《基督教,还是欧罗巴》表明,早期浪漫派已经完全改变了前人对中世纪的看法。该文把欧洲描绘成一个理想的富有诗意的和平王国,一个人际关系和谐的“美好的光辉时代”。浪漫派对中世纪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是一致的,认为它是一个“幻想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弗·施莱格尔语),是一个童话世界。

在浪漫派看来,现代文艺是指古希腊罗马之后,特别是欧洲中世纪以来,内容上带有基督教色彩,形式上不同于古典的文艺,在弗·施莱格尔那里,有时现代文艺与浪漫主义文艺是同义语。

德国浪漫派对中世纪以来欧洲现代文艺的重视,直接反映在他们的翻译工作方面,其最突出的成绩,表现为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奥·威·施莱格尔以其特殊的翻译才能,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对莎剧艺术的深刻理解,致力于莎剧翻译长达13年(1797—1810)之久,他以无韵诗体裁翻译了莎翁的17个剧作。他原计划把莎翁的全部剧作翻译成德文,后因与出版商翁格尔不和以及其他原因而放弃了原先的计划。后来,蒂克在女儿多罗苔娅和鲍狄辛伯爵的协助下,继续翻译了莎翁的19个剧作,终于完成了奥·威·施莱格尔的未竟之业。

两个多世纪以来,奥·威·施莱格尔和蒂克的名译,一向为世人所称道。此外,奥·威·施莱格尔还翻译了卡尔德隆的剧作以及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文学作品,蒂克还翻译了《堂吉诃德》(1790—1801),施莱尔马赫翻译了柏拉图的著作,同属耶拿浪漫派圈内之人的约翰·迪德里希·格里斯翻译了卡尔德隆、阿里奥斯托和塔索的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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