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晚期浪漫派（1815—1850）
一、历史背景
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各国君主于1814年10月1日至1815年6月9日，在奥地利首府维也纳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名义上是“处理战后事宜”，实际上是共同策划恢复和巩固欧洲封建专制制度，阻止新的革命运动的发生，史称“维也纳会议”，这次会议是整个欧洲实行封建复辟的标志。在这次会议上，德意志各邦并未解决统一问题，而是按照梅特涅的计划，于6月8日组建了一个“德意志邦联”（1815—1866），并在法兰克福设立一个由各邦代表组成的“帮联议会”。“德意志联邦”的组成，包括34个君主国，如巴登、巴伐利亚、符登堡、萨克森等，还有4个自由市，分别是汉堡、不来梅、吕贝克和法兰克福。德意志联邦实际上是德意志各邦之间的一个松散联合，并未改变德意志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
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各国反动势力用尽一切方法，维护维也纳会议建立的秩序。1815年9月，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议下，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统治者，在巴黎发表共同宣言，结成所谓的“神圣同盟”，公然互相勾结，它们还吸收欧洲所有君主参加，旨在维持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欧洲封建统治秩序，镇压革命与民族独立运动，本质上这是个反革命同盟。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已经不可避免，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此，各国反动派相应采取了各种反动措施。1819年3月23日，定期向沙皇汇报德意志各邦联国家情况的德国作家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被大学生协会会员桑德（Karl Ludwig Sand）在曼海姆刺杀身亡。借此机会，梅特涅在邦联的协助下，在卡尔斯巴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策划通过了《卡尔斯巴德决议》，以镇压一切民族民主运动。该《决议》规定，政府全权代表负责对大学教授进行监督，查禁“大学生协会”（Burschenschaft），对新闻实行检查。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统治下的普鲁士，雷厉风行地执行《卡尔斯巴德决议》，著名体操协会奠基人、“体操之父”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遭到逮捕。爱国作家、历史学家、德意志统一的代言人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 1769—1860），被解除波恩大学教授职务。连著名的改革家冯·施泰因、冯·格奈泽瑙和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也被怀疑为“煽动分子”。在复辟年代，人民大众渴望祖国统一的基本要求和强烈愿望遭到蔑视。在反拿破仑战争中发展起来的进步倾向和战后青年学生和民主人士发出的正义呼声遭到扼杀。在这种情况下，悲观失望、垂头丧气的思想情绪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重新滋长起来。
这种精神危机促使一些浪漫派作家投入宗教怀抱，以寻求精神寄托。宗教神秘主义，确切地说，是天主教神秘主义，成了晚期浪漫派的重要思想倾向。这种倾向，自然也在他们的创作中反映出来，诸如克莱斯特的剧作《彭泰希莱亚》和《安菲特里翁》，扎哈里亚斯·维尔纳的《谷之子》。霍夫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魔鬼的迷魂汤》（1816）更是把这一倾向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克莱斯特和霍夫曼都不是天主教徒，由此可见，创作思想倾向与宗教信仰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同时也得指出，虽说宗教神秘主义或天主教神秘主义是晚期浪漫派的一种严重倾向，以弗·施莱格尔为代表的一些浪漫派作家深深地陷入这种倾向之中，但我们还不能说它是晚期浪漫派唯一的或主要的倾向。原因在于，如上所述，德国浪漫派是“派中有派”，各小派系及其成员各个时期的思想和创作倾向不尽相同，甚至年龄和活力也有差异。比如瓦肯罗德（1775—1798）、诺瓦利斯（1772—1801）都是英年早逝，而蒂克（1773—1853）和艾兴多夫（1788—1857）则属于老寿星之列。鉴于浪漫派的复杂性和涉及的作家较多，难以对晚期浪漫派进行详细分类，深入探讨，只能对重要倾向和现象进行分析和介绍。
二、天主教浪漫派之一：弗·施莱格尔和维也纳后期浪漫派（1818—1829）
为梅特涅政权在法兰克福从事外事工作的弗·施莱格尔，于1818年返回维也纳，这正是他在完成文艺学、艺术理论、历史和政治诸方面的研究工作之后，向哲学和神学领域继续探索的时机，在他生命的这最后10年里，尽管备受脑充血折磨，却仍然埋头苦干，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是创办一份以古罗马神话中的“和睦”女神名字命名的杂志《康科迪娅》（Concordia），从1820年夏天到1823年8月，共出版6期，它是维也纳晚期浪漫派的机关刊物，标志着浪漫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雅典娜神殿》一样，参与合作的撰稿人不多，但政治思想倾向较为一致，他们中除创办人弗·施莱格尔外，还有理论家亚当·米勒、自然哲学家弗兰茨·冯·巴德尔、复辟时期国家法专家路德维希·冯·哈勒尔、剧作家扎哈里亚斯·维尔纳和弗兰茨·冯·巴霍尔茨。体裁多样性和内容丰富性是弗·施莱格尔所办刊物的显著特点，这使得他的《康科迪娅》更接近浪漫派百科全书的理念。《康科迪娅》所探索的对象，不仅有玄妙深奥的哲学和神学问题，也有文艺批评和美学问题，甚至还有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不论什么问题，即便是“货币理论”，均从天主教立场，从有神论的角度进行研究。
在《康科迪娅》发行期间，即从1822—1825年，弗·施莱格尔着手编辑出版自己的著作《弗·施莱格尔全集》，以便向后世展示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字创作成果。在整理昔日的文稿时，他竭力磨去早年主张文学革命的痕迹，删去那部曾在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的小说《卢琴德》和一些充满过头话的评论文章，在这一点上，颇类似音乐家瓦格纳撰写自传时的心态，他们都想掩盖自己年轻时的某些激进主张。由于出版社之间发生激烈竞争，只编辑了10卷就中断了工作，又一说是因为出版社发生财政困难而被迫中止。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弗·施莱格尔花费了大量精力举办一系列学术讲座，借以展示他那具有浓厚神学色彩、包罗万象的哲学。事实上他只完成了三个讲座系列，一是1827年3月25日至5月31日在维也纳讲授的《生命哲学》；二是1828年3月31日至5月31日在维也纳讲授的《历史哲学》；三是1828年12月5日起在德累斯顿波兰饭店讲授的《语言文字哲学》，恰是在这次旅行讲座当中，弗·施莱格尔突发心脏病，于1829年1月11日死于德累斯顿。从这三个讲座的名称可以看出，它们都是19世纪和20世纪重要的哲学命题，施莱格尔显然是要借此创建一种新型的哲学思想，而这三个讲座只不过是他雄心勃勃的使命的开端，可惜，死亡使他中止了这个宏伟计划。
晚年的弗·施莱格尔和他的维也纳晚期浪漫派派友们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日益严重。这与他们受红衣主教会议副总牧师霍夫鲍尔（P．Clemens Maria Hofbauer, 1751—1820）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在维也纳，这位神父同布伦塔诺、扎哈里亚斯·维尔纳，特别是同弗·施莱格尔夫妇，过从甚密。霍夫鲍尔备受弗·施莱格尔夫妇的爱戴和崇敬，几乎成了他们家“常客”。此外，亚当·米勒也受到这位神职人员的影响。
弗·施莱格尔晚年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突出地反映在他与一个有夫之妇的特殊私人关系上。这个女人名叫克里斯蒂妮·冯·斯特兰斯基，是弗兰茨·奥托·冯·斯特兰斯基医生的妻子，住在奥格斯堡市，终生沉湎于神秘主义。自1820年起，这位漂亮却疾病缠身、婚姻不幸的女人，与弗·施莱格尔保持着一种极为独特的通信关系。他称她为“我的灵魂妹妹”“我生命的中心”。他们在通信中经常探讨的，是一种极为荒唐的所谓“传心术”，相互勉励在神秘主义祈祷中力争达到基督教信仰和神的赦免的高级阶段。两人在私密的交谈中发展了一种可以称为“来世论”的历史哲学，这是一种关于世界末日的幻想。
三、天主教浪漫派之二：格雷斯、艾兴多夫和布伦塔诺（1776—1842）
格雷斯、艾兴多夫和布伦塔诺均为著名的德国浪漫派作家，都曾拥有辉煌的过去，但后来又都趋于保守，先后皈依天主教，当然，他们各自的情况和发展道路不尽相同。
1．格雷斯（Johann Joseph von Görres，1776—1848）
早年热情拥护法国革命，作为学者，他自己搜集出版了《德国民间故事书》，为抢救本民族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创办的《莱茵水星报》（1814—1816）备受关注和称赞，在抗击异族侵略和统治的解放斗争中发挥了特别杰出的作用，被誉为抗击拿破仑的“世界第五势力”、“解放战争的宣言书”。拿破仑溃败后，该报又掉转矛头，批判普鲁士和德意志各邦国的复辟政策，结果于1816年被查禁。这并未影响格雷斯反对封建复辟的斗争。3年后，即1819年，当梅特涅策划《卡尔斯巴德决议》，企图借助法规形式镇压一切民族民主运动，限制新闻自由的时候；当普鲁士当局借助《卡尔斯巴德决议》疯狂迫害进步人士的时候，格雷斯抛出他那一气呵成，火药味十足的论战文章《德意志与革命》（Teutschland und Revolution），极其尖锐地抨击了德意志各邦联国家政府的昏庸无能和独断专行，诉说祖国正蒙受的深重灾难，呼吁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制，制定一部自由宪法，实行政教分离，确立以财产为基础的选举权。文章发表后，在普鲁士首府柏林引起轩然大波，结果，格雷斯被冠以蛊惑民众的罪名遭到追捕。他先逃往斯特拉斯堡，继而流亡瑞士（1819—1826）。这期间他的政治思想发生了变化，转向宗教神秘主义。1822年，格雷斯皈依天主教，参加《天主教徒》杂志工作，发表一系列小册子，宣传“教会自由”。1827年，格雷斯被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1825—1848）召回慕尼黑，委任以慕尼黑大学历史和文学史教授。从此，格雷斯在巴伐利亚成了天主教学者和艺术家圈子的中心。他晚年完成的多卷本代表作《基督教神秘主义》（Christliche Mystik，1836—1842），涉及内容丰富，从神秘主义生理学，圣徒教义到魔鬼学，一应俱全。不仅收录了五花八门的自然科学琐事，而且包含有无数中世纪传说乃至妖魔鬼怪的故事。
2．艾兴多夫（Joseph Freiherr von Eichendorff，1788—1857）
受家庭影响，艾兴多夫十龄童时就已开始笔耕生涯。一生著作甚丰，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包括剧作《加给市侩的战争》（1824）、译作《卡尔德隆的宗教戏》（两卷本，1824/1853）和论著《18世纪德国长篇小说与基督教的关系》（1851）、《德国文学史》（两卷本，1857），都已被世人遗忘，传世的只有一些中篇小说和许多诗歌。他的一些中篇小说如《秋天的魔术》（1809）、《大理石雕像》（1819）具有明显的幻想和神奇色彩。他最出色的传世佳作《一个无用人的生涯》（一译《废物传》，1826），叙述了一个青年人漫无目的地漫游，寻找奇迹和幸福的经历，批判了摧残艺术和人才的社会现实，带有现实主义倾向。所谓“无用人”，其实是个在敌视艺术和人才、唯利是图、市侩习气盛行的社会现实中怀才不遇的人。小说的名称本身含有深刻的讽刺意义。这部作品属于德国浪漫派名优佳作之列。艾兴多夫是浪漫派诗人杰出的代表，他的诗歌以表现骑士、隐士、林中少女、流浪工匠等人物，描写沐浴在阳光中的山岭、城堡前的爱情、晚霞中的偏僻森林等图景，因此而成为德国浪漫派诗歌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抒情诗具有感情真挚、语言简朴、格调清新明快等民歌特色，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至今仍保持其艺术魅力，代表作有《月夜》《猎人告别》《在清凉的土地上》《噢，远方的山谷，噢，顶峰》《上帝愿向谁表示真正的爱》等。
但是，诗人中年以后，思想趋于保守，对革命事件和1848年的革命无法理解。其一些反映时代的诗歌，对革命事件进行了谴责，如《我也到过阿卡迪亚》（1834）、《利贝尔塔斯和她的追求者》（1849/1864）。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诗歌失去了早先歌手和漫游者那种轻松愉快的格调，有些叙事歌谣也没有了叙事诗的情调，取而代之的是宗教诗，有时是多愁善感的诗。对待启蒙运动，他站在天主教立场上横加指责，始终持敌视态度。他在《18世纪小说与基督教关系》（1851）一书中对启蒙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艾兴多夫政治思想保守，既与在海德堡时期受格雷斯影响，在维也纳时期受弗·施莱格尔影响有关，又与他的宗教信仰有联系。一些浪漫派作家，如弗·施莱格尔、格雷斯、布伦塔诺，他们在思想陷入危机的时候，都是皈依天主教，以寻求精神寄托，此后，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艾兴多夫与他们的情况则不尽相同，他生来就是个天主教徒，终生虔诚，笃信宗教，不存在借助入教克服思想危机问题。当然，宗教信仰同样使他的世界观和思想认识受到了局限。
3．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1778—1842）
布伦塔诺的发展道路，可以概括为从浪漫诗人到修行作家的演变。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在他那本著名的《论浪漫派》（1835）里指出：“布伦塔诺先生近15年来与世隔绝，深居简出，甚至把自己关在天主教里……最近一个时期，他的名字几乎销声匿迹，只有在谈到他与他的已故朋友阿希姆·冯·阿尼姆一起出版的民歌时，才偶尔提到他。”布伦塔诺作为中期浪漫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曾经是德国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对德意志的民族文学作出过重要贡献。
布伦塔诺的浪漫主义诗歌精品对包括海涅在内的德国诗人产生过重要影响。但自1817年他崇奉天主教后，便陷入了天主教神秘主义泥潭而不能自拔。从此在文坛上销声匿迹。布伦塔诺皈依天主教前后的变化和反差巨大，可谓判若两人。
布伦塔诺皈依天主教是他长期积压的思想危机爆发后作出的抉择。这种危机与他本人不幸的婚姻生活息息相关。他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女作家索菲·梅雷奥的婚姻生活仅维持了三年（妻子因分娩而去世），接踵而来的第二次婚姻也是短暂而不幸的：索菲死后仅9个月，他就“拐骗”了一个名叫奥古斯特·布斯曼的16岁少女，后与其成婚。这次婚事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送他一个“糜菲斯特”的骂名。1809年，布伦塔诺被迫与他的朋友阿尼姆一道离开海德堡。1814年，布伦塔诺从波西米亚、布拉格和维也纳等地旅游归来，落脚在柏林，在这里他又与一个十分虔诚的牧师女儿路易丝·亨泽尔发生了爱情，也同样是不幸的。路易丝要求他在实际生活中作出抉择，要么坚持他的唯美主义，要么自觉地笃信宗教。布伦塔诺长期积压的思想危机，终于在这个女友的影响下爆发出来。1817年，他终于皈依天主教，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全面总结，忏悔自己走过的生活与创作道路，全盘否定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他说“我失去了自己的全部生活，部分是在罪恶中，部分是在错误的奋斗中。现在我已终止了与我那错误的天性关系十分密切的文学奋斗。”
随后他找到了一个符合自己的宗教理念和设想的使命：1819年，他旅行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个名叫杜尔门的县城，像个浑身布满伤痕的耶稣一样，充当了修女安娜·卡塔琳娜·埃梅里克的秘书，为她记录下她所讲述的那些真实的和想象的经历。他坚持执行这项自己选定的“终生任务”，直到这位修女1824年去世。这几年，他记录下的资料多达16000页，他按照圣徒传记的格式对这些手稿进行了加工整理，直到1842年生命终结。
1817年布伦塔诺皈依天主教后，终止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德国文坛上确实是像海涅所说的那样“销声匿迹”了，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又并不像海涅所说的那样，因为他入教以后，绝非无所作为，而是依然不倦地写作，只不过写作的内容不同罢了，他只写宗教诗文。而作为一名“修身作家”（Erbauungs Schriftsteller）所取得的成就和获得的声望，是同时代的同行不能望其项背的。他写的宗教书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深重苦难》（Das bittere Leiden unseres Herrn Jesu Christi，1833年匿名发表）和《圣母玛利亚和我们的救世主耶稣的生活》（作者死后于1852/1855发表），不仅印数多，而且译成所有重要的欧洲语言。布伦塔诺的宗教书籍所取得的成就，使他成为著名的天主教修身作家。
自1833年起，布伦塔诺在“天主教的大本营”（海涅语）慕尼黑安度晚年，继续整理有关修女埃姆里克的资料。
四、施瓦本浪漫派（1807—1850）
施瓦本浪漫派是德国晚期浪漫派的一个分支，亦称施瓦本诗派或施瓦本诗社。其成员为一些操施瓦本方言，以友谊和兴趣爱好连结在一起的诗人。早年在符腾堡王国的文化中心蒂宾根大学深造时，他们仿效古典主义宣传刊物《有教养阶层晨报》（1807—1851）的做法，在校内推出手写的板报《有教养阶层周日报》，从1807年1月11日到3月1日，共出版8期，增进了这帮志同道合的年轻学子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了解。乌兰德、克尔纳、默里克、豪夫、古斯塔夫·施瓦布、卡尔·迈尔、W．F·魏布林格尔、H·库尔茨、古斯塔夫·普菲策尔等是施瓦本浪漫派的主要人物。文学上，他们受到耶拿浪漫派，尤其是海德堡浪漫派的影响和启迪，格外喜爱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政治上，他们在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之后，致力于维护符腾堡市民阶层的合法权益，抗议和挫败弗里德里希一世国王欲制定新宪法巩固其统治的企图。他们的创作虽植根于浪漫主义，但生活与创作道路和思想倾向，却不尽相同，这一点，从他们的代表人物乌兰德和克尔纳的发展情况可以得到证实。
1．路德维希·乌兰德（Ludwig Uhland，1787—1862）
1814年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胜利后，他积极投身于符腾堡地方的立宪运动。在这场论争中，他是所谓旧法拥护者的代言人，力主恢复“中世纪骑士时代美好的旧法”。在他看来，那时的统治者与百姓能够在家长制中和睦相处，他的《祖国诗歌》（Vaterländische Gedichte，1817）表达了他对立宪论争的看法。1819—1826年，符腾堡地方当局炮制的宪法得以实施后，乌兰德沉默了一段时间，他曾经担任符腾堡议会议员。1848年革命期间，他被选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在会议上，他反对王位继承法，力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次年，随同部分左派议员去斯图加特开会，抗议巴登政府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乌兰德走在议员抗议队伍的前头。会议被当局军队强行解散。1853年，乌兰德拒绝接受普鲁士授予的最高荣誉勋章，从此隐居家乡蒂宾根，深居简出。政治上，乌兰德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派左翼直到生命终结，他始终是一位正直勇敢，为捍卫资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战士。
乌兰德的诗歌继承了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具有音韵优美、语言纯朴、生活气息浓厚等特色。不少著名作曲家如勃拉姆斯、舒伯特、舒曼、李斯特、门德尔松，都曾为他的诗歌，尤其是爱情诗和风景诗谱曲。他的叙事歌谣借古喻今，用历史题材反映现实问题，其中一些是公开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仇恨》《歌手的诅咒》《施瓦本公爵恩斯特》（1818）等是他叙事歌谣中的名篇佳作。
乌兰德对德国古代文学研究也颇有造诣，著述甚丰：《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德，一位古代德国诗人》（1822）、《传说研究》（第一卷，1836）、《古代高地和低地德语民歌集》（附论文和注释；第一卷，1845；第二至四卷，1865—1873）和8卷本的《诗歌和传说历史文集》（1865—1873，其中包括：古代德国诗歌史；15和16世纪诗艺史；日耳曼和罗马民族传说史）。鉴于诗人对德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建树，他被誉为德国文艺学奠基人之一。
乌兰德在世时，诗人海涅在他的《论浪漫派》（1835）一书中称他为该派唯一深受民众欢迎的抒情诗人，他的作品销售情况也可印证海涅的评价，譬如，乌兰德的第一部诗集，从1815年问世到诗人1862年去世，先后印行了60多版，还不算盗版书，除海涅的《歌集》之外，无疑打破了19世纪抒情诗的销售记录。诗人75岁华诞时，贺信像雪花般飞来，去世时举国哀悼，数以百计的民众汇成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其中许多人乘专车从斯图加特赶来。
2．尤斯蒂努斯·克尔纳（Justinus Kerner，1786—1862）
他与乌兰德虽是好友，但是两人思想倾向和发展道路却大相径庭。在符腾堡立宪的论争中，虽然两人都是力主制定一部维护市民阶层权益的宪法，但观点各异，或者说是对立的。乌兰德是“中世纪骑士”时代“美好的旧法”的辩护士，而克尔纳则强烈谴责滥用“旧法”，声称“为旧法那样大叫大喊，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旧时代那些糟糕的东西，例如人民由于不成熟而必然产生的依赖性，个别当选者的独裁，特权阶层的偏见和狭隘行为，贵族思想等等。”他在《市民围墙》一文中提出，君主立宪制的社会基础，不应该是贵族，而应该是市民阶层。
克尔纳早年的创作，尽管存在地方性的局限，但比较大众化，带有民歌风格，如诗歌《鲁道夫皇帝骑马奔向坟墓》《我梦见自己恐惧地飞翔》等。他的《漫游者之歌》，经舒曼等谱曲后，广为流行。但是他的一些诗歌里也有不好的倾向，特别是某些叙事歌谣，宣扬幽灵和阴森可怕的东西。克尔纳是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诗人，以行医为职业，1818年在符腾堡的魏因贝格行医时，他就以“自然科学家”身份，研究过招魂术，并因研究心灵学现象，例如动物催眠术、梦游症、招魂术而出名。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克尔纳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于是在反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泥潭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1829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普雷福斯特的女先知》，副题为：揭示世人的内心生活和人间的幽灵世界。作品借助女先知用招魂术对一个死者的病史进行观察，企图说明幽灵世界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在他后期的一些作品中，落后、保守乃至反动倾向越显突出。从诗集《最后的花束》（1852）可以看出，他把攻击矛头对准了1848—1849年革命中的民主党人，他还公开表示厌恶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海涅，嘲笑革命诗人赫尔韦格。
五、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过渡
德国晚期浪漫派一些作家的作品，取材于现实，直接或间接地，或明或暗地反映与批判现实，带有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具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特色。沙米索和霍夫曼是这一倾向的代表人物。
1．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
沙米索出身于一个法国旧贵族家庭。1790年，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随父母逃到德国柏林，在这儿成长为诗人和自然科学家。在抗击拿破仑的战争中，他曾在普鲁士军队中服役（1801—1808）。对交战双方—德意志和法兰西，他都怀有割舍不断的感情，因为两者都是他的至亲，后者是他出生的故乡，他的血管里流淌着法兰西人的血液，前者是养育他成人的第二故乡。他就像个孩子一样，亲眼目睹着自己的父母间发生严重冲突，那种痛苦孤独的心情可想而知。这可从他在1813—1815年解放战争期间创作的童话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1814）中反映一二。小说写了一个穷小子的遭遇。主人公施莱米尔穷愁潦倒，用自己的影子从魔鬼那儿换回金钱，因而被革出社会。他虽出卖自己的影子，却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后来他赎回影子，穿上“七里靴”周游世界，最后成为自然科学家和隐士。小说情节离奇怪诞，富有浪漫色彩，属于德国浪漫派的名篇佳作，被译成多种文字。
沙米索的诗歌创作也颇有成就，多写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法国诗人贝朗瑞的影响，他的诗歌多取材于社会现实生活，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倾向，批判矛头对准欧洲的复辟势力和教会反动派，针砭时弊，抨击德国的反动制度。譬如《更夫歌》，嘲弄警察制度，他笔下的警察是些耶稣教徒；又如《黄金时代》，揭露和讽刺了德国的专制制度。有些诗歌，如《乞马和他的狗》《老洗衣妇》等，则表达了诗人对下层人民的深刻同情。这其中，许多诗已被谱成歌曲。他的作品，受到海涅和恩格斯的称赞。
2．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n，1776—1822）
霍夫曼生活在一个敌视艺术和艺术家的社会。在德国文学史上，艺术问题，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大诗人歌德的《塔索》直到现代小说大家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是屡见不鲜的主题，在霍夫曼的作品中，更占有一个中心的位置。这一主题贯穿于他的许多作品，从第一部小说集《仿卡洛风格的幻想作品》，到最著名的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一直到晚年撰写的代表作《雄猫穆尔的生活观》等。他笔下的艺术家，往往是狂人或半疯半癫的怪人。敌视艺术的社会和丑恶的现实使得著名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神经错乱。霍夫曼作为艺术家，有过辛酸的遭遇，可谓半世坎坷。他把荷尔德林式的艺术家悲剧集中地通过“狂人式的乐队指挥”克赖斯勒表现出来，力图借助这样的人物去揭示艺术家与社会的冲突、艺术家在敌视艺术的社会中的窘境，批判那种把艺术贬为荣华富贵装饰品的观点。在他看来，艺术是超感觉的至高无上的东西，是与“无法理解的超尘世的世界”实现沟通的纽带。显然，这种艺术带有神秘色彩。在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期间和战后，唯心主义泛滥成灾，社会上盛行传心术，心灵（或精神）感应术，所谓“千里眼”之类的心灵心理问题讨论。受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霍夫曼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两卷本小说集《夜谭》（1816—1817）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魔鬼的迷魂汤》（1816）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严重的宿命论倾向。这些作品，大多描写不可思议的黑暗势力如何干预世人生活，而人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或者变成这些看不见的黑暗势力之玩物，被迫从事犯罪活动，终于毁灭，或者成为疯子。海涅在他的《论浪漫派》（1835）里说霍夫曼“只看见满地鬼影憧憧”，此话虽有失偏颇，却并非没有根据。因为霍夫曼像个魔术师一样，常常在作品中信手拈来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为此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幽灵霍夫曼”。但海涅同时也指出，霍夫曼跟他描写的那些千奇百怪的鬼脸，都始终牢牢依附于人间的现实。
1815年后，霍夫曼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加强了。著名的《谢拉皮翁兄弟》小说集（四卷本，1818—1821）中的作品，大多写于1818年以后，它们植根于现实生活，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代的现实，或者是历史的现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传世名篇《斯居戴里小姐》。小说以17世纪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巴黎为背景，写一个金首饰工匠的遭遇。首饰匠卡迪亚克为无法克制的占有欲所驱使，经常深夜外出谋杀他的顾客，夺回已出卖的首饰，致使巴黎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连女作家斯居戴里小姐也被卷进刑事案件中来。小说所描写的首饰匠的强烈占有欲，原来是其母在怀他时的一次奇特经历对胎儿所产生的奇妙后果。这种描述自然使作品带有神秘的色彩，但是，小说在叙事方式、人物刻画和巴黎社会生活的描写上，却近乎现实主义。作者在小说里提出了生产与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揭露和抨击了司法当局只注意表面现象，不作深入调查研究，从而酿成冤案的恶劣作风。
霍夫曼的职业是法官。身为一名普鲁士法官，他具有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刚直不阿等良好品格。这导致他晚年同普鲁士当局发生一场严重的冲突。1819年，普鲁士反动派肆无忌惮地迫害爱国志士。霍夫曼被任命为“叛国集团及其他危险活动直属调查委员会”成员，被委托审查爱国志士、著名的德国“体操之父”雅恩。霍夫曼在办案过程中看穿了以卡姆普茨为首的警察当局弄虚作假、目无法纪、专横独断的恶劣行径，他不愿意与之同流合污。他先是抵制对雅恩的起诉，继而接受这位受迫害者的反诉。这使当局怒火中烧，对这位主持公道的法官提起诉讼。霍夫曼由于四肢瘫痪，重病缠身，才得以幸免。
晚年的霍夫曼随着政治思想的日趋进步，悲观和神秘思想的克服，目光日益锐利，对社会的揭露更加深刻，批判更加尖锐。他在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不顾重病的困扰，完成了《小矮人扎克斯传奇》（1819）、《雄猫穆尔的生活观》（第一卷，1819；第二卷，1821）、《表兄的楼角窗口》和《跳蚤师傅》（1822）等一系列具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倾向，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特色的名作，从而奠定了他作为小说大家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长篇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观》是霍夫曼的代表作，也是德国浪漫派反映时代和社会最杰出的作品。小说写了两个思想不同，个性各异、对立的人物—会舞文弄墨的雄猫穆尔和乐队指挥克赖斯勒—的不同经历和遭遇，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和批判了两个世界：资产阶级市侩世界和封建宫廷社会。它可算得上是一部现实主义或者本质上现实主义的作品。
霍夫曼的作品，特别是在他的艺术童话中，常常可见到这样一种布局形式，即现实世界与超现实（或幽灵）的幻想世界相互对照或交织。它是一种曲折地、折光式地，或者说朦胧地反映现实的手法，实际上就是所谓隐晦的或者说含蓄的现实主义手法。它的产生和运用，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在黑暗的复辟年代，为防范反动当局对进步书刊的严厉查禁和查处，艺术家被迫采用这种手法。霍夫曼在他的艺术童话《跳蚤师傅》中，对以卡姆普茨为首的普鲁士警察当局办案的卑劣行径，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付印时有关这方面的章节被查出，一直被封存在普鲁士秘密档案馆里，直到1905年才被发现。《跳蚤师傅》原稿1908年发表后，作者晚年的思想状况才为世人所知悉。卢卡契在谈到霍夫曼写作手法时指出：“在霍夫曼的作品里，重视细枝末节描写的现实主义，是同幽灵鬼怪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把来世的事物引进作品，这是一种曲折的艺术手法，运用这种艺术手法可以根据作品的总体规划，描写当时德国的特定现实。”
对霍夫曼及其作品的评价，历来是见仁见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19世纪，他与歌德、席勒和海涅一起，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德国作家，他的主要作品，应属世界文学之列。
- 参见Metzler Autoren Lexikon：Deutschsprachige Dichter und Schriftsteller．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Stuttgart, 1986, S.79.
-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Hrsg．von Hans-Guenther Thalheim．Volk und Wissen volkseigener Verlag, Berlin, 1978, Bd.7, S.798.
- ［匈］乔治·卢卡契：《反对被误解的现实主义》，德国汉堡克拉森出版社1958年版，第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