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期浪漫派（1803—1815）
一、时代背景
不可一世的拿破仑自1799年通过政变当上法国第一执政官后，野心勃勃，对内实行军事独裁，对外疯狂推行侵略和扩张政策，力图在欧洲乃至欧洲以外地区建立法国大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上的霸权。1806年，他把德意志西部（莱茵河沿岸）和南部16个小邦国组成所谓“莱茵联盟”，从而给“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以致命的打击。这些小邦国都正式脱离帝国，变成接受法国保护的附属国。这样，帝国事实上成了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同年10月，拿破仑军队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战役中给普鲁士—萨克森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紧接着，狂妄自大的拿破仑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1807），使普鲁士失去了半壁江山（领土缩小了一多半）。异族的统治和奴役，使德意志民族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蒙受奇耻大辱，促使民族内部各阶层人民和各种社会力量奋起反抗，掀起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卡尔·冯·施泰因男爵、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奥·奈·格奈泽瑙等改革家，先后推出了济世安邦的举措。与此同时，各行各业、各界人士纷纷投身救亡运动，哲学家费希特、诗人恩·莫·阿恩特、学者威廉·冯·洪堡和著名“体操之父”弗·路·雅恩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德国中期浪漫派，正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的历史时刻走上历史舞台的。
二、中期浪漫派的特点
中期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与早期浪漫派作家多少有过接触。路德维希·阿希姆·冯阿尼姆（Ludwig Achim von Arnim）作为著名作曲家和音乐家约翰·弗·赖夏特（Joh．Friedr．Reichardt）家的常客，通过后者结识了蒂克等早期浪漫派作家。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于1798—1800年在耶拿结识了弗·施莱格尔和蒂克等人，参加了早期浪漫派的活动，接触到浪漫派的思想观念。不难看出，中期浪漫派是在早期浪漫派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产生的，两者在世界观和美学思想方面自然存在某些联系，但同时也必须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历史的急剧变化，两者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中期浪漫派的显著特点。
第一，队伍构成上的差异。如果说早期浪漫派基本上是个理论型的队伍，那么中期浪漫派则基本上是一路生产型或者创作型人马，当然他们中也有学者型人物，如格雷斯和亚当·米勒。
第二，队伍规模上的差异。早期浪漫派队伍虽精干，但不外是“七八条枪”，而浪漫派发展到第二阶段，即中期浪漫派阶段，成员成倍地扩大，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日益明显，真可谓事业兴旺发达，因此中期浪漫派也被称为盛期浪漫派（Hochromantik）。
第三，政治热情空前高涨。面对异族的侵略和统治，以及民族的危难，中期浪漫派与国内广大知识阶层一样，格外关注时政问题，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本着救亡图存的精神，他们以不同的形式，或拿起枪杆子，或以笔杆代枪，投身救亡爱国运动。克莱斯特以办报（《柏林晚报》）、写剧本（《赫尔曼战役》）和逸事等形式投身战斗。由约瑟夫·格雷斯主办，阿尼姆、布伦塔诺和格林兄弟等协办的《莱茵水星报》（1814—1816），被誉为抗击拿破仑的“世界第五势力”。神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1767—1845）1807年被迫离开任教的城市哈雷，迁入反抗拿破仑的中心柏林后，四处发表演说，鼓动民众抗战。弗·施莱格尔力图以令人振奋的文告和诗歌（如《誓言》）激发同胞的斗志。以童话小说《温亭娜》遐迩闻名的小说家兼剧作家富凯，力图通过士兵歌曲，如《志愿的狙击手战歌》，去鼓舞战士的斗志。诗人艾兴多夫则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奥地利蒂罗尔农民揭杆而起的壮举，激发了他的诗兴，他在《致蒂罗尔人》一诗里把起义农民称为“伟大时代的同志”。
第四，工作重心转向民间文学。如果说早期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主要着力于理论革命与创新，那么中期浪漫派则更多着眼于民间文学，引导人民大众关注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从而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为抵抗战争作精神上的准备。
中期浪漫派成员众多，活动地盘也多，他们主要分散在海德堡、德累斯顿、柏林和维也纳等地，浪漫派成员在这些城市里，形成了中期浪漫派的“派中之派”。
三、海德堡浪漫派（1805—1808）
海德堡浪漫派孕育了路德维希·阿希姆·冯·阿尼姆（1781—1831）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1778—1842），他们两人大学时代便结下友谊，两人在莱茵河之旅（1802年6月）期间，曾经制订了编纂出版一部古老民歌集的计划。布伦塔诺和阿尼姆先后于1804年和1805年来到海德堡，在这里以他们为核心，很快形成了一个以搜集、研究和普及民歌和德国古代文艺为己任的小圈子，俗称海德堡浪漫派。其成员包括约瑟夫·格雷斯、亚当·米勒、扎哈利亚斯·维尔纳和年轻的艾兴多夫。艾兴多夫是法学系的学生，他在1807—1808年间聆听过格雷斯授课。另外，格林兄弟也可归入该派之列，这不仅因为他们两人搜集整理的《儿童与家庭童话》，俗称《格林童话》，是在海德堡浪漫派的影响和启迪下，从1806年起在海德堡搜集记录下来的，而且兄弟两人也是该派刊物《隐士报》的撰稿人，与海德堡浪漫派人士过从甚密。
1．《隐士报》（Zeitung für Einsiedler, 1808）
《隐士报》是海德堡浪漫派的刊物，由阿尼姆和布伦塔诺合办，这是他们两人继《男童的神奇号角》后又一次重大“协作”。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雅典娜神殿》与《隐士报》虽说都是浪漫派的刊物，但两者在办报方针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办报原则上，前者强调协作精神，小集体主义原则，文章概不署名，后者放弃这一原则，主张文责自负。在发行对象上，前者面向少数知识精英，后者面向广大读者。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前者偏重理论，偏重哲理性内容和断片形式，后者内容五花八门，形式不拘，既有创作诗文，也有改写或翻译的中世纪史诗；既有文学史评论，也有翻译作品，东方文艺导读；既有幽默、讽刺小品，也有戏剧选录，等等。在作者队伍构成上，前者实行关门主义，就是说稿件由施莱格尔兄弟以及少数几个挚友包办，拒绝接纳社会名流参与合作；后者实行开门办报，因而作者群体中人才济济，除了阿尼姆和布伦塔诺外，还有贝蒂娜、格雷斯、让·保尔、施莱格尔兄弟、格林兄弟、狂飙突进作家弗·米勒以及1804年前后作为施瓦本浪漫派作家崭露头角的乌兰德、克尔纳、富凯和画家龙格等。不过，《雅典娜神殿》（1798—1800）与《隐士报》（1808.04.10—08.30）有一点是一致的：它们全都“短命”，前者的发行期比后者略长，后者停刊时印行了一本图书，名为《安慰孤独》（Tröst—Einsamkeit），内附一篇讽刺性的告别演说—《致尊敬的读者》。
在德意志民族蒙受异族统治和奴役，处于水深火热形势下的时候，浪漫派适时地改变了航向，遵照启蒙思想家赫尔德和“狂飙突进运动”开创的重视民歌搜集的传统，按照“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萨维尼发扬“民族才智”思想的指引，德国浪漫派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转向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在他们看来，民间文学是高居于一切文学种类和体裁的，搜集、整理、出版古代民间文艺，不仅是为了发掘、抢救古代文化宝藏，免遭历史的湮没，同时也是为了让长久被分裂的民众看到民族统一时代的灿烂文化，以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把各阶层人民的力量汇聚成抗击异族侵略和占领的洪流。在搜集、整理、出版古代民间文学方面，阿尼姆和布伦塔诺以他们的《男童的神奇号角》、格雷斯以他的《德意志民间故事》、格林兄弟以他们的《儿童与家庭童话》，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辉煌的榜样。
2．《男童的神奇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 Alte deutsche Lieder, 1805/1808）
阿尼姆和布伦塔诺在1802年莱茵河之旅期间，萌生了合编一部古代民歌集的念头。从那时起，两人通力合作，各自发挥自己的专长，阿尼姆作为思想家和理论家，在集子的政治思想倾向和爱国主义精神发扬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布伦塔诺则担负起组织工作的重任，他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通过发通告、私人通信等方式，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德意志的撰稿人和“民歌之友”的网络。他们搜集到自16世纪以来数百年间的丰富文献资料、典籍（包括歌曲集、古代工匠诗歌、书刊、编年史、传单、布道书、方言词典等），经过阿尼姆和布伦塔诺多年的勤奋筛选、加工，《男童的神奇号角》第一卷于1805年问世，第二卷和第三卷于1808年问世。
《男童的神奇号角》是阿尼姆和布伦塔诺头一个重要的“协作工程”。阿尼姆和布伦塔诺不仅是挚友、亲密合作者，两人还是亲戚，阿尼姆是布伦塔诺的妹夫。按照浪漫派所谓“协作诗”、“协作哲学”的精神，这个“协作工程”原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的联袂合作项目。有意思的是，自从著名浪漫派女作家，阿尼姆的妻子贝蒂娜，把《男童的神奇号角》收录进《阿尼姆全集》以后，这部诗歌集便被后人当作阿尼姆的作品。
《男童的神奇号角》是德国第一部大型民歌集，收入民歌700多首。其实，从体裁上看，所收入的并非都是纯粹的古代民歌，其中既有叙事歌谣、叙事诗，也有17世纪作家的诗歌，甚至还有编者改编和创作的诗歌。就是说，歌集内除了民间流传下来的所谓“自然诗”（Naturpoesie）外，还有文人墨客创作的所谓“艺术诗”（Kunstpoesie）。所收录的作品，编者在编辑加工时，如遇必要，对文字和韵律作了改动，内容上也作了删改或增添。
《男童的神奇号角》题材广泛，既有爱情歌曲，也有宗教歌曲；既有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真实生活，抒发其喜怒哀乐之情的民歌，也有诉说社会和民族苦难的歌曲，等等，种类繁多。民歌集中的主角或者说歌手，也是形形色色：有四处漫游的乐师、雇佣兵，学徒期满的工匠，处于漫游学习期的大学生，寻找未婚妻的猎人，也有四处漂泊的流浪汉、乞丐、强盗，倚门卖笑的烟花女子。
如上所述，《男童的神奇号角》是一部把所谓“自然诗”与“艺术诗”混合编纂而成的民歌集，它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一方面，它受到许多同时代人的热情赞誉，称它为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它在浪漫派内部和外部遭遇双重指责，可谓陷入“腹背受敌”、内外夹击的困境。在内部，起来发难的是格林兄弟和弗·施莱格尔，尤其是雅各布·格林。这种发难，从格林兄弟方面来说，涉及一个美学问题，在他们看来，应该把“自然诗”与“艺术诗”严格区分开来。《男童的神奇号角》编者以“自然诗”、“艺术诗”混编的“主观主义现代化”的编辑方法，使古代诗歌的“历史个性和真实性”产生了“异化”。施莱格尔兄弟则从一种知识精英，脱离人民群众的立场出发，把《男童的神奇号角》的民歌贬为“贱民歌曲”（Pöbellieder）。如果说格林兄弟和施莱格尔兄弟的批评是私下的议论，那么诗人兼翻译家的福斯（Johann Heinrich VoB, 1751—1826）则站在后期启蒙运动的立场，猛烈抨击了这部歌集，公开诽谤《男童的神奇号角》是“故意篡改”“甚至把粗制滥造的东西硬塞进去”，使之成了一部杂七杂八、下流猥亵、平庸乏味的街头流行小调的大杂烩。与此同时，它也博得一些名流的认可和称赞，如诗人歌德非常热情友好地为这部歌集写了一篇评论，他还指出福斯的立场是“僵化”的。当然歌德也看出了这部歌集的一些缺点和毛病，他特别告诫读者要提防书中那些渲染封建僧侣思想意识的倾向。但他首先强调的是民歌的意义，赞扬了编者的功绩。诗人海涅在他的《论浪漫派》（1835）中，对《男童的神奇号角》赞不绝口，他说：“这本书我是赞不胜赞的。它包含着德意志精神最迷人、最可爱的花卉。谁要想从一个可爱的侧面认识德意志民族，请读读这些民歌。”
《男童的神奇号角》尽管存在一些缺陷，但它是德国浪漫派的一部重要作品，它的重要性和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为德意志民族抢救了一份宝贵文化遗产，使它们免遭历史的湮没；其次，当德意志民族处在被异族侵略和奴役的严重历史关头，它让人们意识到德意志民族历史上辉煌的文化成就，从而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培养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再次，它的丰富内容和形式给当时和后代的德国诗人，例如艾兴多夫、乌兰德、默里克、海涅、施托姆等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对德国19世纪诗歌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3．《德国民间故事书》（Die teutschen Volksbücher, 1807）
格雷斯（Joseph von Görres, 1776—1848）编纂的这部故事书，也属于海德堡浪漫派的重要文学成就之一。格雷斯1806—1808年在海德堡当私人教师，受阿尼姆和布伦塔诺的影响，对古代民间文艺产生了浓厚兴趣，布伦塔诺的私人图书馆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格雷斯耗费很多精力编写这部六卷本的巨著，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深入探索古代民间文艺问题，而是为了对民众进行民族文化教育，让他们了解古代民间文艺，从而唤起民众的民族文化史意识。这一文学形式在启蒙运动时期曾经遭到忽视，几乎被世人遗忘。
格雷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中介绍了古代49位代表人物的作品，包括史诗、传奇故事、旅行记、短篇论文等，他对其中的每部作品都作了内容陈述、文学评价，以及与同类题材作品的比较等。
这部《德国民间故事书》问世以后，人们对它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毁誉参半。不仅蒂克、让·保尔等对它没有好感，就是海德堡浪漫派圈内的人，对它也颇有微词。但它却博得奥·威·施莱格尔和歌德等人的赏识。格雷斯除了搜集、研究、出版《德国民间故事书》外，还编写了《亚细亚神话史》（1810）和《古代德国民歌金曲》（1817）等书。
4．《格林童话》（Kinder und Hausmärchen, 1812—1815）
《格林童话》是一部令德国浪漫派享誉世界的作品，也是德国浪漫派对世界文化所作的一个伟大贡献。《格林童话》是在阿尼姆和布伦塔诺的影响下，受到《男童的神奇号角》的启迪而产生的。格林兄弟1802年前后曾经在马尔堡师从“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萨维尼攻读法律，通过萨维尼结识了他的妻舅布伦塔诺，接着又通过布论塔诺结识了阿尼姆。在这两位中期浪漫派代表人物的影响下，格林兄弟对本民族古代民间文艺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放弃大有前途的法学专业，与海德堡浪漫派诸公一起献身民间文艺研究。大约自1806年春天起，兄弟俩便着手为阿尼姆、布伦塔诺主持的《男童的神奇号角》搜集民歌。早在1805年12月17日，阿尼姆便在《帝国日报》（Reichsanzeiger）上发表文章，公开号召对德国民歌感兴趣的同好，为继续出版《男童的神奇号角》开展搜集合作。格林兄弟在为海德堡浪漫派朋友们的《男童的神奇号角》提交了他们搜集的民歌以后，便于1807年初着手搜集民间童话，以拯救这类有被历史湮没危险的文学形式。兄弟俩原先并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出版童话集的计划，倒是布伦塔诺早在1805年就有了这样的打算，格林兄弟遵照他的要求，无私地把自己搜集的资料提供出来。阿尼姆在一次访问卡塞尔市的时候，当时格林兄弟正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便鼓励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把这些童话印成书籍。
在搜集民间童话过程中，格林兄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艺观，形成了对民间文艺，特别是民间童话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传说和童话虽然同属民间文艺之列，但两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童话是“最高层次的诗歌艺术”。1815年，雅各布·格林对两者又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童话好比是鲜花，传说好比是草木”。在所谓的“自然诗”中，或者说，在民间文学中，童话对兄弟俩格外富有吸引力，他们坚信，这一体裁中保存着古老的自然诗和古老神话传说的痕迹，读者可借助童话开辟一条返回自己先民生活时代的道路。
格林兄弟对民间文艺，特别是对童话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受到赫尔德（1744—1803）的影响和启发，这位颇具影响的“狂飙突进”文艺理论家、思想家，多年致力于民歌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对德国民歌的研究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赫尔德之前，民歌曾被贬为枯燥乏味的东西。赫尔德赞扬它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他的整理和研究使这一体裁身价倍增，被誉为“最高层次的诗歌艺术”。
在格林兄弟看来，“自然诗”保存在民间，保存在民众的口头上，人们通过民间广泛流传的东西，可以接近诗歌的“源泉”。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把搜集工作的重点，放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作品方面，兄弟俩深入下层民众，走访“打工仔”、士兵、牧羊人、老大爷、老大妈、保姆，把他们口述的故事记录下来。在编辑加工方面，格林兄弟十分强调忠于原作，务求原汁原味。这不是说，他们把笔录下来的资料，原封不动地发表，而是也利用编者享有的权利，在文字上进行加工润色，以保持全部童话风格的统一。兄弟俩反复表示，他们对原作不会添枝加叶，更不会加以改编，甚至塞进个人的“私货”，以此表明他们在编辑加工上，不同于他们的派友阿尼姆和布伦塔诺的做法。但是此后的文艺学研究成果表明，一些被格林兄弟证实为德国童话的东西，并非地道的“德国货”，而是以意大利人斯特拉帕罗拉和法国诗人佩罗作品为素材改编的。
自1816年起，雅各布·格林单独负责这部童话的出版事务，他不断地对童话的文字进行修改润色，使它们的风格日臻完善，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形成一种优美、标准的童话风格。1857年，童话集推出最后一版，共收入216篇。它们反映了劳动民众丰富的想象力，善良的心灵和高度的智慧，表达了他们朴素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美好愿望。
《格林童话》具有通俗易懂、纯朴自然、风趣幽默等风格和优点。其中许多都是家喻户晓的名篇，诸如：《灰姑娘》《白雪公主》《蓝灯》《小红帽》《勇敢的小裁缝》和《不来梅的乐师》，等等。《格林童话》是格林兄弟的传世之作，属于世界文化瑰宝之列，它是青少年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自问世以来，不断再版，至今已被译成大约70种文字。
四、德累斯顿：中期浪漫派的另一个活动地盘（1806—1809）
1806年，年轻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亚当·米勒（Adam Müller, 1779—1829）从南普鲁士迁到与法国结盟的萨克森首府德累斯顿，除任家庭教师外，主要从事学术讲座。在1806年作的《论德意志科学与文学讲座》（1806/1807年发行两版）里，他继续阐明1804年业已创立的关于对立及其消除的学说。两年后，他与刚从法军俘虏营中释放出来的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合办《太阳神》（Phöbus，1808）艺术期刊。他的理论成了该刊物的灵魂。他提出的“统一性只能存在于多样性中”，“而多样性只能存在于统一性中”等思想决定了《太阳神》的办刊方针。根据方针，形式不同、艺术观点各异乃至对立的艺术作品，只要本身有特色，都可被《太阳神》采纳。各种文艺流派的代表人物和社会名流，包括诗人歌德，作家维兰德，政论家卡尔·奥古斯特·伯蒂格，史学家约翰内斯·冯·米勒，作家让·保尔、弗·施莱格尔和蒂克，都被邀请参与合作。期刊上发表的作品，除诺瓦利斯的诗，富凯的小说和自然哲学家G．H·舒伯特的讲座选录外，主要是亚当·米勒的文学评论与美学讲座，克莱斯特的剧本选刊与短篇小说。
五、柏林（中期）浪漫派（1809/1810—1815）
海德堡浪漫派解体后，阿尼姆、布伦塔诺和艾兴多夫于1810年前后移居柏林，与此同时，亚当·米勒和克莱斯特不约而同地分别从德累斯顿出发，绕道布拉格和维也纳来到柏林。这时的普鲁士正在掀起改革兴邦热潮，而以亚当·米勒和阿尼姆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却暴露了他们的保守倾向。他们力图借助克莱斯特主办的《柏林晚报》（Berliner Abendblätter，1810—1811）把自己变成反对派新闻代言人，对抗普鲁士首相卡尔·冯·哈登贝格（1750—1822）推行的经济和行政改革。阿尼姆抛出一个自下而上组建“自由等级制国家”的计划，与此同时，他与亚当·米勒于1811年初联袂创建了一个社团，名为“基督教德意志聚餐会”（Christlich Deutsche Tischgesellschaft）。这是一个由彼此不相识的名人组成的商讨法律事务的组织，它实际上是“一种等级议会制的雏形”，其成员除贵族和高级官吏外，还有布伦塔诺、沙米索、艾兴多夫、费希特、富凯和克莱斯特等人。按规定，妇女和犹太人被拒之门外，当时的妇女由于社会地位低下，无法跨越这个组织的门坎；犹太人之所以遭到排斥，并非出于种族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晚期启蒙运动市侩”的化身，而浪漫派对资产阶级市侩是恨之入骨的。
作为一个满怀民族主义爱国激情的作家，克莱斯特在《赫尔曼战役》（1808）这出戏中，以古代史实为依据，描写了日耳曼民族英雄赫尔曼抗击罗马占领军的故事，借此来激励德意志的人民大众反抗拿破仑的占领。他还力图把《柏林晚报》办成爱国主义的宣传阵地，他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散文，特别是饶有趣味的轶事，受到读者的青睐和好评，在激发民众爱国主义情怀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克莱斯特原指望把《柏林晚报》办成自己安身立命的刊物，严酷的现实却导致了他幻想的破灭，克赖斯特陷入深深的社会矛盾之中无法自拔：一方面，他想用自己的报纸效忠于普鲁市政府；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以亚当·米勒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左右，在亚当·米勒的影响下，《柏林晚报》对普鲁士改革家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的抨击越来越猛烈，结果被普鲁士当局取缔。最后，克莱斯特由于经济拮据，对政府干预自己的新闻工作感到愤懑，他的文学创作亦未能引起读者共鸣，因而对社会产生了怨恨情绪，看不到出路，遂自杀身亡，年仅34岁。
柏林浪漫派的文学创作取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克莱斯特虽然生命短暂，却在戏剧方面创作了《破瓮记》《赫尔曼战役》和《洪堡亲王》等；在小说方面创作了《马贩子米夏埃尔·科尔哈斯》《O侯爵夫人》《圣多明各的婚约》和《智利地震》等；在逸事方面创作了诸如《近期普鲁士战争逸事》《尴尬的市政府》和《酗酒者和柏林钟》等，为德国文学留下一笔丰富而宝贵的遗产。阿尼姆除中篇小说《埃及的伊莎贝拉》（1812）之外，还创作了一部所谓“时代小说”—《女伯爵多洛蕾斯》（1810），它继承了早期浪漫派开创的打破艺术门类界限的传统，把传奇故事、志异小说、神话、逸事、戏剧、诗歌，乃至布道词等不同体裁的作品混编在一起，这是一部地地道道浪漫派风格的作品，问世后受到古典作家歌德的质疑和批驳。他那部未完成的历史小说《皇冠守护者》（第一卷，1817；第二卷，1854）描绘了马克西米安皇帝时代色彩斑斓的文化史图景，是德国历史小说的雏形。艾兴多夫的长篇游记《预料和现实》（1815）写一个贵族青年的成长过程，作品情节简单，却富有情趣。艾兴多夫这部小说创作于1810—1812年间，作者在维也纳逗留期间，由多罗苔娅·施莱格尔协助修改完成。小说家、剧作家富凯（Baron de la Friedrich Fouque，1777—1843）遵照奥·威·施莱格尔的建议，在创作上多取材于日耳曼传说，常以理想化的骑士作为作品的主人公，他把《尼伯龙人的传说》改编成戏剧三部曲《北方英雄》（1808—1810）。他还写了10多部骑士小说，其中以三卷本的《魔戒》（1813）最负盛名，他那部描写水妖与骑士恋爱故事的艺术童话小说《温亭娜》，1913年由徐志摩译成汉语，名为《涡堤孩》，是其传世之作，还被他的好友霍夫曼和A·罗尔青改编成了歌剧。富凯最有影响的作品多产生于1806—1815年间，他是当时最负盛名，最有影响的浪漫派作家。诗人海涅在他的《论浪漫派》一书中称他为浪漫派作家中唯一能打动人心的叙事诗人。
六、维也纳浪漫派（1808—1815）
主要涉及施莱格尔兄弟，特别是弗·施莱格尔，他于1808—1815年间在维也纳的活动，构成了维也纳浪漫派活动史的重要篇章。
奥·威·施莱格尔在早期浪漫派解体后，曾经在柏林担任过家庭教师，经诗人歌德推荐，从1804年起开始陪伴法国著名女作家斯塔尔夫人在德国和欧洲旅游观光。作为一名出色的文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奥·威·施莱格尔写过许多出色的评论，在他众多的著述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柏林逗留期间所作的《论文学与艺术》（1801—1804），以及1808年在维也纳作的《论戏剧艺术与文学》（3卷本，1809—1811）。
早期浪漫派解体后，弗·施莱格尔先后在巴黎和科隆谋生，因没有固定职业，时常为经济拮据所困扰。其胞兄奥·威·施莱格尔因在维也纳举办文学史讲座，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于是便利用自己的威望，为其胞弟在维也纳谋得一份职薪兼顾的工作—任卡尔大公爵参谋部属下的皇家军队宫廷秘书。此前弗·施莱格尔以《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1808）的研究，在德国创建了印度语言文化学和比较语言学；之后，他在《海德堡年鉴》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其中的《〈歌德作品（1—4卷）〉评论》，属于德国浪漫派文艺批评最重要的成就之列。
1809年春天，弗·施莱格尔肩负创办一份奥地利报纸的使命来到维也纳，这时正逢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爆发战争，弗·施莱格尔随即卷入了卡尔大公爵统帅的奥地利征战，他跟随卡尔大公爵和施塔迪翁伯爵首相的作战司令部，参加了抵抗法兰西的战争，战争失败后，又跟随部队撤退往匈牙利。返回维也纳以后，弗·施莱格尔于1810年创办了梅特涅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报纸《奥地利观察者》（Der Österreichische Beodachter，1810—1832），他本人主管《副刊》的小品文部分，很少参与报纸政治部分的事务。1810年2—5月，他向部分高层贵族和地位显赫的听众，作了一系列历史讲座，阐明他对帝制历史任务的看法，讲演稿于1811年以《论近代史》专著形式出版。对查理五世的论述，是其中最精彩的一章，后来这部著作被译成多种语言。弗·施莱格尔来维也纳之前，在波恩逗留期间，曾对近代史作了深入的研究，从而奠定了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德国学术界认为，他的《论近代史》之所以取得惊人的成功，得益于他那流畅的文笔和吸引人的风格。的确，弗·施莱格尔非常重视修辞学（Rhetorik），他在《雅典娜神殿》第116则断片里说过，所谓“渐进的包罗万象的诗”，务必把诗歌、哲学和修辞学结合起来，而把各种不同的诗歌体裁连接起来，把诗歌、哲学和修辞学连接在一起，乃是浪漫派的使命。
1812—1813年间，欧洲各国人民正在奋起反抗拿破仑的侵略战争，与法国入侵者进行生死决战，这时的弗·施莱格尔在维也纳发行了一份重要刊物，名为《德意志博物馆》（Deutsches Museum）。他为该杂志确立的主旨是：用爱国的，完全德意志的精神去观察历史、哲学、艺术和文学，促进它们的继续发展。弗·施莱格尔在邀请让·保尔合作时表示：凡是真正德意志精神的，就欢迎；凡是令敌人高兴或者向敌人献媚的，就排斥。《德意志博物馆》因其强烈而鲜明的爱国主义基调而被同时代人视为德意志反抗异族侵略的刊物，成为德国文化史上具有文献性质的杂志。弗·施莱格尔重视体裁和题材的多样性，杂志不仅刊载如《尼伯龙人之歌》《埃达》这样的古代文艺作品，北方诗艺、语言史、文艺批评诸方面的评论文章和论文；同时还发表随笔、旅游通讯、农业通讯、诗歌、新的“浪漫戏”和爱国主义戏剧，等等。施莱格尔非常重视搜罗各方面的精英参与合作，其中包括奥·威·施莱格尔、亚当·米勒、格林兄弟、作家让·保尔、画家弗·米勒、剧作家扎哈里亚斯·维尔纳、小说家德·拉·莫特·富凯、语言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威廉·冯·洪堡、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人、学者约瑟夫·格雷斯、诗人兼剧作家特奥多尔·克尔纳和诗人马蒂亚斯·克劳迪乌斯等。施莱格尔创办《德意志博物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他的包罗万象的“民族教育”纲领，实际情况表明，《德意志博物馆》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奥地利的界限，成为施莱格尔这个时期最具影响力和最令人敬佩的刊物，它是中期浪漫派继《隐士报》之后最有代表性的杂志。在弗·施莱格尔创办的几份重要杂志中，如果说《雅典娜神殿》具有世界主义倾向，《欧罗巴》具有欧洲爱国主义倾向，那么《德意志博物馆》则表现了对本民族文学传统的重视，这是德国浪漫派自海德堡时期以来形成的传统。
在德意志和欧洲各国人民抗击拿破仑的岁月里，弗·施莱格尔在维也纳还曾致力于他那部最著名、最重要的文艺学论著《古今文学史》的写作，从1812年起，他一边写作，一边在维也纳举行商业性讲座。1814年年末，他的讲稿编成两卷，以书的形式出版。施莱格尔研究专家恩斯特·贝勒（Ernst Behler）教授指出：虽然说该书有致梅特涅的献辞，但从内容上看，它“突破了任何时事政治、宗教信仰或者其他实用主义的框框”，施莱格尔自己把这部文学史形容为“一幅欧洲最奇特的诸民族的画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讲稿的发表，标志着一个文学史撰写的新时代”。著名欧洲文艺批评史家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提到奥·威·施莱格尔的《论戏剧艺术与文学》时，称施莱格尔兄弟是一流的文学史家，他们在宽阔的基础上，以渊博的学识，从历史的相互关系上阐述一种包罗万象的文学史观念。
自1813年4月起，弗·施莱格尔受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委托，为未来的德意志联邦起草一部宪法，以便在维也纳会议期间供所谓的“德意志委员会”进行讨论。他在向维也纳会议提供的宪法草案中，提出了在德国建立邦联制国家的构想和“重建古老帝国”的想法。后来人们在改革家冯·施泰因的遗物中，发现了他的一个宪法草案，这表明弗·施莱格尔在维也纳会议期间所代表的利益，与这位男爵所代表的利益几乎是一致的。维也纳会议期间，弗·施莱格尔还在《汉堡超党派通讯员》（欧洲几家大报之一）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对维也纳会议谈判要点表明个人态度，阐明奥地利的观点。弗·施莱格尔奉命起草《宪法草案》，但这并不表明他是梅特涅的应声虫。实际上，他是要借助撰写《宪法草案》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机会，阐明并宣传自己的思想。
梅特涅对弗·施莱格尔在维也纳会议上所作的贡献表示满意，考虑到这位浪漫派作家在文学界的声望和影响，遂任命他为奥地利驻法兰克福公使馆参赞。1815年11月底，弗·施莱格尔抵达法兰克福，在联邦议院发挥其写作专长。除此之外，弗·施莱格尔还为《汉堡超党派通讯员》和科塔（Johann Friedrich Cotta）的《大众报》（Allgemeine Zeitung）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捍卫奥地利的反普鲁士立场。与此同时，他还与教皇极权主义的教会首领们来往密切，招致了奥地利当局的不满，于1818年被调回维也纳，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 ［德］海因里希·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 ［意］乔万尼·弗朗切斯科·斯特拉帕罗拉（Giovanni Francesco Straparola, 1480—1557），意大利最早的一部民间故事集《愉快的夜晚》（1550—1553）的作者，其中收录了75篇故事，包括《美人和野兽》《靴子里的猫》等，后来成为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人创作的素材。
- ［法］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法国诗人、童话故事作家。著有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或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日的故事》，其中录有《小红帽》《睡美人》《靴子里的猫》和《蓝胡子》等作品。
- 参见［德］恩斯特·贝勒：《弗·施莱格尔》，李伯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82—97页。
- ［德］恩斯特·贝勒：《弗·施莱格尔》，李伯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5页。
- 转引自Ernst Behler：Friedrich Schlegel．In：Deutsche Dichter der Romantik, ihr Leben und Werk．Hrsg．von Benno von Wiese, Erich Schmidt Verlag, 1983, S.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