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早期浪漫派（1790—1802）
一、早期浪漫派的产生
早期浪漫派的产生，通常是从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等于1796年聚首耶拿时算起，但是考虑到蒂克（1773—1853）和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1773—1798）（后文简称瓦肯罗德—编者注）此前的创作和意义，往前推算到90年代初期，也未尝不可。
蒂克是位多才多艺多产的作家，在世时颇具影响，后世把他视为德国浪漫派的代表性作家，德国著名女作家里卡达·胡赫（1864—1947）在她的论著《浪漫派》中称他为“浪漫性格的化身”。他的代表作品有“童话小说”，或曰“艺术童话”的《金发的埃克贝特》（1797），以及长篇小说《弗兰茨·施特恩巴尔德漫游记》（1798），它们在浪漫派文学中，开了“艺术童话”和“艺术家小说”的先河。蒂克生前享有很高的荣誉，晚年极受崇敬，亚历山大·洪堡甚至把他与歌德、席勒并称为“我们祖国的三大英雄”（drei Heroen unseres Vaterlandes），歌德逝世后，蒂克常被尊称为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作家弗里德里希·黑贝尔（1813—1863）（后文简称黑贝尔—编者注）在蒂克去世时将其誉为“浪漫派之王”（König der Romantik）。这种赞誉之词显然是言过其实，蒂克虽然才华横溢，著作等身，且驾驭语言的能力和修辞技巧，都十分了得，但他那种商业化的写作习惯，往往使他的文学作品流于肤浅，他的大部分文学作品早已无人问津。但是这位早熟多产的作家和他的同窗好友瓦肯罗德，各以自己的文学创作为德国浪漫派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蒂克和瓦肯罗德相识于柏林读中学时期，他们两人的成就得益于他们维持终生的深厚情谊和密切合作。他们的友谊在德国文学史上是“引人注目的”，“他们的友谊合作，标志着浪漫派的诞生”。
1793年秋，两位年轻朋友作了一次长达半年之久的古代艺术考察旅游，先后游历了埃尔朗根的近郊、远郊，纽伦堡、班贝格、爱尔福特、耶拿和拜罗伊特等地的风景名胜和文化古迹，参观了画廊，从游历中对中古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艺术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考察的见闻和感受，为瓦肯罗德的代表作《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它是早期浪漫派一部纲领性作品，对此后浪漫派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作品以艺术与现实生活、艺术家与社会的矛盾为题材，通过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作者的化身），表达了对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丢勒等艺术大师的崇敬，对其生活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赞美，同时以拉斐尔的绘画为例，赞颂了古代大师表现丰富内心世界的宗教艺术，借以批判以温克尔曼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文艺教条，宣称最高的创造力源自艺术与虔诚的融合。这部作品名义上是长篇小说，其实是一个把短篇小说、散文、文艺评论、随笔等多种文艺形式熔于一炉的大杂烩，开创了浪漫派打破各艺术门类界限的先河。
柏林自然是早期浪漫活动的一个据点，世纪更迭前后，在这儿活动的，除了瓦肯罗德和蒂克外，还有克莱斯特和施莱尔马赫，但是耶拿却是它的主要活动地盘，因此早期浪漫派又称为耶拿浪漫派。浪漫派作家选择这座城市作为他们的活动中心并非偶然。当时耶拿借助其享誉全德的学府—耶拿大学而成了德意志学术中心。一些欧洲级的大学者，如生物学家尤·克·洛德和化学家约·沃·德贝赖纳都在这儿讲学；席勒（自1789）、费希特（1794—1799）、谢林（1798—1803）和黑格尔（1801—1807）先后在此执教。难怪奥·威·施莱格尔的妻子卡罗利妮1803年称耶拿为“哲学王国”。1796年7月，奥·威·施莱格尔偕同新婚妻子从布伦瑞克迁到耶拿，在席勒主办的《季节女神》杂志社充当编辑，后经席勒推荐，还担任《文学汇报》评论员。弗·施莱格尔和他的未婚妻子多罗苔娅也先后来到耶拿，在哥嫂家落脚。在耶拿，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以施莱格尔兄弟和诺瓦利斯为核心的新流派，史称早期浪漫派，或者耶拿浪漫派，其成员包括作家蒂克和瓦肯罗德，哲学家谢林和神学家施莱尔马赫。
二、《雅典娜神殿》
《雅典娜神殿》是早期浪漫派在谋求自身生存和事业发展形势下创办的刊物。早期浪漫派代表人物施莱格尔兄弟与诗人席勒的关系原先是不错的，后因弗·施莱格尔与席勒之间爆发的一场笔墨官司而最终导致关系破裂。弗·施莱格尔看到无法再在席勒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便于1797年从耶拿来到柏林，想把稿件投给作曲家兼作家弗·赖夏特创办的刊物《艺苑断片》。同赖夏特的关系破裂后，形势迫使施莱格尔另谋出路。于是他便约请他的哥哥奥·威·施莱格尔合办一份浪漫派自己的刊物。这样，《雅典娜神殿》便成了早期浪漫派宣传、贯彻自己生活观和文艺理论主张的园地。弗·施莱格尔野心勃勃，竭力要把《雅典娜神殿》办成一个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拥有尽可能多的读者的刊物，同时希望借助它，不仅改善自己不时陷入手头拮据的窘境，而更为重要的是，使他们兄弟俩、诺瓦利斯和施莱尔马赫成为一种新诗与哲学的开路先锋，在当代所谓的“派系”斗争中独领文艺批评的风骚。
在同时代的刊物中，《雅典娜神殿》颇具特色。在合作者队伍方面，弗·施莱格尔并不希望拥有一支有社会名流参加的庞大作者群，而是只邀请少数几个志同道合者合作共事，因此除施莱格尔兄弟外，撰稿人仅有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以及哲学家许尔森（August Ludwig Hülsen）、多罗苔娅·施莱格尔和索菲·贝哈特（蒂克的女儿）。在内容上，强调诗与哲学的紧密结合；在形式上，偏爱断片；在风格上，尤其后期，偏爱神秘莫测，晦涩难懂，不为外行人所能接受的东西（这显然违背了编者办刊的初衷）。《雅典娜神殿》问世后，早期浪漫派的代表人物充分利用自己的舆论阵地，阐明自己的文艺理论和主张，就诗的含义，文艺体裁与形式诸问题亮明自己的观点，力图在文坛上掀起一场“文学革命”。早期浪漫派随着《雅典娜神殿》（1798—1800）的发行而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高潮。
三、早期浪漫派的特点
早期浪漫派作为德国浪漫派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活动时限很短，主要活动期只有五六年，从其先行者瓦肯罗德和蒂克算起，也不过十来年。但是同中期（或盛期）和晚期浪漫派相比，甚至与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的浪漫主义相比，它有自己的鲜明个性：
其一，从队伍的构成来看，基本上是一支理论型的队伍。除瓦肯罗德和蒂克外，多为理论家、学者，或者是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们学识较渊博。诺瓦利斯以诗人著称，但也是个理论型的诗人，他像弗·施莱格尔一样，选修过哲学，有深厚的理论功底。
其二，主张诗与哲学的结合。弗·施莱格尔把他们所推行的浪漫主义运动，说成是一场“文学哲学运动”，诺瓦利斯则称之为“诗化的唯心主义”，把浪漫诗称为“包罗万象的诗”，声称诗应该富有哲学的内涵，而哲学应该具有诗的外形，两者应该融为一体。
其三，富有革新精神。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令年轻的德国浪漫派作家欢欣鼓舞，但是由于德国经济落后，资产阶级软弱无力，而无法步这个伟大邻国的后尘。德国虽然在政治上是个矮子，但思想文化上却是个巨人，周边邻国无法望其项背，年轻的德国浪漫派作家热切盼望，并力图在本民族占据优势的领域进行一场革命，以补偿政治领域的缺陷。弗·施莱格尔在《雅典娜神殿》第216条断片里声称：法国大革命、费希特的《科学原理》和歌德的《威廉·迈斯特》是时代的伟大倾向。这种提法，足见早期德国浪漫派代表人物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持有多么高的期望和评价。他们利用断片、讲座等形式阐明自己的理论主张，竭力鼓吹文学艺术要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改造和革新，鼓吹诗与哲学的结合，倡导打破各艺术门类的界限，以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尤其在文学领域掀起一场革命。
其四，崇尚友谊与协作。德国浪漫派的斗士们，厌恶庸俗的实用主义人际关系，祈求派友之间坚持真诚的友谊与合作。部分早期浪漫派成员本来就是挚友，例如弗·施莱格尔与诺瓦利斯在莱比锡大学深造时就是同窗好友；瓦肯罗德与蒂克在柏林读中学时就结成了莫逆之交，他们两人的友谊可称为德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范例”，他们用自己的友谊与合作开创了一股德国文学艺术的新思潮；施莱格尔兄弟的关系，则是同胞加挚友。早期浪漫派作家间的这种亲密关系，自然有助于他们所倡导的“协作”精神的发扬，他们曾经大力提倡“协作诗”（Sympoesie）和“协作哲学”（Symphilosophie），以便在朋友之间无拘无束地切磋诗艺和哲学问题，探讨文化精神领域中的各种未知现象，以达到互相启迪共同提高的目的。1798年，早期浪漫派在“协作”方面采取了一个新的举措，是年夏天，施莱格尔兄弟、卡罗利妮、诺瓦利斯、费希特和谢林，利用在德累斯顿度假的机会，一道参观了德累斯顿画廊，并集体讨论了参观中所遇到的各种艺术问题。这种讨论就是一种“协作”精神的体现。实际上，所谓的“协作”形式和精神，主要是体现在创作当中，而“协作诗”和“协作哲学”就是早期浪漫派特有的创作方式。他们的一些作品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不分，你我难分”的特点，譬如，《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的问世，无疑主要是瓦肯罗德的功劳，但是它从酝酿直到编辑出版，都凝结了蒂克的心血，其中有蒂克补充的诗文。时至今日，又有谁能分辨清楚哪些内容是蒂克添加的？谁又能准确评定二人功劳的大小？又如，《雅典娜神殿》第二期上刊登的断片，惯称“《雅典娜神殿》断片”，均不署名，以显示浪漫派“不分你我”的小集体主义精神或者“协作”精神。当然，关注该刊物的读者不难猜到其中多数断片出自弗·施莱格尔的手笔，但是除了施莱格尔兄弟以及圈内少数几个当事人之外，很难说清楚哪些断片是谁写的。经过专家认真细致的查考，现已查明，在《雅典娜神殿》这一期全部451则断片中，有85则是奥·威·施莱格尔写的，29则是施莱尔马赫写的，13则是诺瓦利斯写的，320则是弗·施莱格尔写的，其中还有4则被判定是集体写作的。但这只是后人的判断而已。
其五，女性作用突出。施莱格尔兄弟的妻子，卡罗利妮和多罗苔娅，都不是一般的女流之辈，而是见多识广，有判断力，用新的思想观念武装起来的时代女性，她们，尤其是卡罗利妮对浪漫派发展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卡罗利妮在与奥·威·施莱格尔于1796年结婚之前，就曾以其人格魅力，较高的政治敏感性，较强的审美判断力，对时年21岁的弗·施莱格尔的发展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参见本书第三篇第三章《法国大革命与德国早期浪漫派》）。在1796年弗·施莱格尔与席勒的论战中，卡罗利妮让施莱格尔兄弟意识到席勒作品中存在着道德说教倾向，改变了兄弟两人对席勒的看法和态度。难怪对此耿耿于怀的古典派诗人席勒把卡罗利妮称作“路齐弗尔”（Luzifer），所谓“路齐弗尔”，指的当然不是罗马神话中的启明星，而是指基督教神话中的堕落天使。卡罗利妮和多罗苔娅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作家，但她们以其富有的远见卓识，见解独到的评论，对早期浪漫派的发展产生过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历史功绩
早期浪漫派既是该文艺流派发展的第一阶段，又是它的巅峰时期，黄金岁月。它存在的时限虽短，但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尤其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世界优秀文学翻译两个方面。
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建树，主要归功于施莱格尔兄弟，特别是弗·施莱格尔。兄弟两人都具备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的品格，他们知识渊博，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弗·施莱格尔借助论文、文学讲座，尤其是断片等形式，就包罗万象的浪漫诗、文艺批评、文艺体裁、文艺形式以及神话学等一系列问题，阐明了浪漫派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观念，从而奠定了浪漫派文艺理论的基础。这位浪漫派代表人物的著作中，尚有丰富的理论遗产等待整理和出版。他的哥哥奥·威·施莱格尔，是个出色的文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魏玛担任《文学汇报》专职评论员期间，曾撰写了近300篇文章，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有关德国古典文学的评论。在他众多的著述中，最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他在柏林作的《论文学与艺术》（1801—1804），特别是后来在维也纳作的《论戏剧艺术与文学》（3卷本，1809—1811）。这两部作品都以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浪漫派的文艺主张和理论，弥补了《雅典娜神殿》和《艺苑断片》文字晦涩难懂、不易被广大读者接受的缺陷。柏林讲演录和维也纳讲演录，内容大同小异，前者在作者在世时只发表了部分章节，后者全文发表。《论戏剧艺术与文学》是德国浪漫派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当时在欧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多次再版，并翻译成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波兰语和荷兰语等，对司汤达和雨果等名作家都产生过影响。另外，施莱格尔兄弟对东方印度的语言和文化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弗·施莱格尔著有《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1808）。鉴于他们在文艺理论、文艺批评、语言和文学史上的建树，兄弟俩被誉为德国文艺学的奠基人。
在翻译和介绍世界优秀文学方面，早期浪漫派也是功垂竹帛，他们首先选择翻译介绍的对象，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弗·施莱格尔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曾经赞不绝口，推崇备至，他把这位英国大文豪誉为“尽善尽美”的诗人，称他的作品为“现代诗的顶峰”。在翻译介绍莎士比亚的戏剧方面，弗·施莱格尔的哥哥奥·威·施莱格尔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虽然在他之前有维兰德、埃申堡、伦茨和比尔格等人先后都作过尝试，但他们与奥·威·施莱格尔相比，毕竟技艺稍逊一筹。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诗律学的精通和熟练运用，对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的深刻理解和感悟，使奥·威·施莱格尔的翻译才华大放异彩，他的译笔已臻信达雅，在德国文坛上，他的译作几乎与原作具有同等艺术价值。奥·威·施莱格尔致力于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长达13年之久，以无韵诗的体裁翻译了18个剧作。他原来计划独自把莎翁的全部剧作翻译成德文，因与出版商翁格尔不和及其他原因而只好辍笔。后来在蒂克的指导下，他的女儿与鲍狄辛伯爵合作，又翻译了莎士比亚的19个剧作，终于完成了施莱格尔的未竟之业，这套德文译本全集在德国文化史上被称为“施莱格尔、蒂克《莎士比亚全集》”，第一版于1825—1833年间问世，成为德国文化史上的瑰宝。后来，奥·威·施莱格尔被罗马语族文学所吸引，又翻译了《西班牙戏剧》（两卷本，1803—1809），并选译了卡尔德隆、塔索、但丁、彼特拉克、塞万提斯和蒙特马约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命名为《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学花束》，于1803出版。蒂克在译介西班牙文学方面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堂吉诃德》德译本既忠实于原作，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近两个世纪以来，施莱格尔和蒂克的译作，一再博得德国读书界的赞赏。
五、耶拿浪漫派的解体
早期浪漫派的发展呈现这样一种态势：从18世纪90年代初瓦肯罗德与蒂克的古代艺术考察开始，到1798年瓦肯罗德之死，经历了一段平缓发展时期，1798—1801年，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高潮时期，这个时期很短，高潮一过，很快跌入低谷，他的标志是诺瓦利斯之死。1801年年初，诺瓦利斯因肺病辞别人世，差不多同时，蒂克也离开了耶拿，随后施莱格尔兄弟两家也各奔西东。小圈子内剩下的人，因为主心骨的离散而难以支撑局面。曾几何时，一度名声显赫的耶拿浪漫派就此偃旗息鼓。
耶拿浪漫派小圈子的“散伙”并非偶然，究其原因，既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如理论、文艺类书刊销路不畅、《雅典娜神殿》经济效益不佳，发行难以为继，作家收入微薄、生计难以保障等，也有小圈子内部人际关系方面的因素，这首先表现在施莱格尔兄弟两家的关系上，1798年，正当耶拿浪漫派发展开始进入巅峰时期，兄弟两家因为卡罗利妮见异思迁，开始了潜伏性的危机。卡罗利妮与奥·威·施莱格尔的婚姻基础本来就是脆弱的，她并不爱自己的丈夫。1798年，她与比自己年轻12岁的哲学家谢林相遇，两人很快堕入情网而不能自拔，她的移情别恋和婚变（她与奥·威·施莱格尔于1803年正式离婚），得不到弗·施莱格尔及其未婚妻多罗苔娅的理解，这样两家人难以继续相处，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叔嫂关系，也疏远了一向感情密切的兄弟两人。另外，神学家施莱尔马赫与弗·施莱格尔关系原先很好，因为一桩合作事宜不顺，两人反目成仇，原因是弗·施莱格尔本来答应出版柏拉图著作，却未能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
- Metzler Autoren Lexikon：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Stuttgart, 1986, S.606.
- 由弗·施莱格尔研究专家恩斯特·贝勒教授主编的《弗·施莱格尔全集》，计划推出35卷，已陆续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