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1941年6月27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自四川泸州码头乘船，溯江而上，往万里长江第一古镇——李庄进发。
此前的6月5日，梅贻琦一行从重庆乘船至泸州，欲转陆路到西南联大叙永分校视察后再转赴李庄。
那时，江水开始上涨，尚未形成滔天之势，但行程并不顺利，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天府之国”，文化衰微，经济凋敝，社会混乱不堪。一条陈旧的轮船，原定4点钟由重庆嘉陵江磨儿石码头起航，因机器故障一直拖到9时才成行。又因临时安插了几十名持枪士兵，船舱内外拥挤不堪，所有乘客与逃难者无异，各自于愤懑中又夹杂了几分叹息。梅贻琦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几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对此情景，殊觉国家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矣！
民族衰败，山河破碎，这些为家国存亡提着脑袋奔走于硝烟战场的热血男儿，并未引起社会与政府的普遍重视和特别关照，肉体的伤病得不到医治，精神上的苦痛更是难以解脱。梅贻琦等人发现，“兵士早九点米饭一顿（自煮）后，至晚始再吃”，下午时分，“门外有二兵以水冲辣椒末饮之，至天夕又各食万金油少许，用水送下，岂因肚中饿得慌而误以为发痧耶！”望之顿感悲凉。
叙永分校在泸州下辖的长江南部叙永（古称永宁）县城几座寺庙内，梅贻琦等到来后就学校生活、学习条件等做了详细视察，并与师生就分校是否重返昆明等问题进行交谈。视察结束，梅贻琦率郑罗二人于6月17日至蓝田坝等船返泸州，而后再乘船赴李庄与乐山一线考察访问。
此时，江水已成狂暴之势，6月19日，梅贻琦日记写道：“天夕与郑、罗至江边散步，看江水滚滚奔流，不禁惊叹。”第二天，决定午前渡江到泸州码头等船，因忽有敌机空袭警报，避之午饭后方收拾过江。时“江水继长增高。昨晚所见江边沙滩一片，今已没入水中矣。江边有种高粱瓜豆者，一二日内即有湮没之虞，水势之浩大，殊堪惊叹”。
除了心中一连串的“惊叹”，更多的是被困泸州馆舍内不能旅行的焦躁不安。
按原定计划，梅贻琦与同人沿江上行的目的有二：一是赴乐山、成都一带参观、考察抗战中内迁的学术机关；再是由昆明迁往李庄镇的北大文科研究所青年学子的论文需要毕业答辩，作为该所兼职副所长的郑天挺和导师罗常培，需完成各自应负的责任。李庄古镇在泸州上溯乐山一线的南溪县境长江南岸，此行可谓一举两得。当然，除却两项公务，三人还有一个共同愿望，顺便看望战时流亡到李庄的老同事、老朋友。
泸州到南溪县李庄镇50多公里，因遭逢战乱，又赶上夏季暴雨期来临，既没有车，也没有船，何时成行，无人能说得清楚。梅贻琦连呼是上帝在“倒霉（梅）”，只好在这个江边古城踯躅，望江兴叹。想不到这一“倒”就是一个礼拜，26日傍晚才等到有船上行的消息。
27日天色微明时分，几乎一夜未眠的梅贻琦叫起郑罗二人，洗漱后提着行李匆忙离开旅馆，紧随乱哄哄、闹嚷嚷、破衣烂履、背篓挑担、呼儿唤女的人流步行到江边码头，搭上了拥挤吵闹的“长丰”轮，迎着狂奔暴涨的川江水，一摇三晃地溯江而上。因江水汹涌，轮船载重过量，几次过滩差点触礁，吓得旅客特别是舱门外坐卧的士兵惊叫连连，所幸没发生意外。当天下午3点40分在南溪上游李庄镇码头停靠，梅贻琦等三人急不可耐地收拾行李，钻出几乎令人窒息的船舱，由“地漂”（趸船）辅助登岸，在魁星阁附近临江的“君子居”茶楼稍事休息，于4点35分随两名挑夫向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国立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租赁的板栗坳（栗峰山庄）走去。
板栗坳在李庄郊外一个临江的山坳里，离镇5公里，按梅贻琦旅行记录，出得李庄古镇，沿小道“先经田间二里许，继行山道曲折，又约三里，始至板栗坳，时已5：30矣。途中在山半一老黄果树下休息，坐石磴上俯瞰江景，小风吹来，神志为之一爽。盖此时已汗透衣衫矣”。
◎魁星阁前的长江。李庄镇魁星阁建于清光绪初年，为全木结构通高三层建筑，建于长江边上江岸凸出部位。抗战时到李庄的梁思成先生评价魁星阁是从上海到宜宾长江2000多公里江岸边建造得最好的亭阁。雄踞长江之滨的魁星阁与近在咫尺的李庄南华宫构成一幅有山有水的和谐壮观画面
梅、郑、罗三人到来，受到战时流亡李庄的学术机关、高校及当地官僚士绅热情接待。梅贻琦在日记中说：“中研院史语所在此租用张家房舍三大所，分为三院，余等寄住于中院宿舍，郑、罗在花厅，余在李方桂家。所中现由董彦堂君代理，招待极周到。晚住处完妥后在‘忠义堂’大厅上饮茶闲谈，晤所中同人十余位。十点归房就寝。”
自第二天起，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史语所民族学研究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国立同济大学、私立中国营造学社、国立宜宾师范专科学校等流亡李庄古镇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分别派人前来邀请三位名震学界的远方客人到自己驻地、办公场所、课堂甚或宿舍进行考察、座谈、演讲。其间，避居李庄的国立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国立中央研究院及其他科研机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李方桂、吴定良、凌纯声、芮逸夫、劳榦、石璋如、陶孟和、汤象龙、梁方仲、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郭宝钧、吴金鼎、夏鼐、曾昭燏等著名学者，以及当地官僚士绅张官周、张访琴、罗南陔、罗伯希、李清泉等，先后与梅氏一行有不同形式的会面并予以力所能及的食宿招待。分散在李庄镇郊外板栗坳张家大院的马学良、刘念和、汪篯、阎文儒、杨志玖、逯钦立、张政烺、任继愈、李孝定、王叔岷、邓广铭、傅乐焕等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读或北大历史系刚“出炉”的青年学子，他乡遇恩师，大有喜从天降之感，尤其在兵荒马乱的战时岁月，与相距千里的恩师相逢，自是倍感亲切兼兴奋。处于沉闷酷暑中的川南江边古镇，似乎因梅贻琦等几位客人的到来而增添了一丝清凉与干爽。
几天的欢乐时光转瞬即逝，马学良等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答辩完毕。7月5日，梅贻琦和郑天挺、罗常培商定，清早下山，下午赶往叙府（宜宾），再沿岷江转赴乐山。辞别诸友后，三人走出板栗坳大院，下山往李庄镇走去。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偕夫人徐樱（民国名将徐树铮之女），连同十几位旧朋新友，恋恋不舍地送出一里多路。众人来到一个山坡，李庄镇内房舍在望，梅贻琦等再三辞谢，送者方止住脚步。大家略带伤感地不停抱拳遥祝，梅贻琦触景生情，不禁慨叹道：“乱离之世会聚为难，惜别之意，彼此共之也。”
下得山来，梅贻琦一行再次来到位于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学社租住的小院，专程看望一直萦绕心头、最为挂念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此时林徽因肺结核病复发，正发低烧，几乎失去了工作、生活能力。只见她斜卧在一张行军床上，面容瘦削苍白，说话困难，再没有了当年“太太客厅”时代谈锋甚健、豪情满怀的风采了。此前的6月30日，梅、郑、罗三人被同济大学邀请下山时曾专程前来探望，其情形是“徽因尚卧病未起床，在其病室谈约半时，未敢久留，恐其太伤神也”。
今天，尽管梅贻琦与同人心中颇为踌躇，恐再令这位病中才女因别离神伤，但心中挂怀又不能不前来做最后辞别。既然无法解除其身体痛苦，尽可能给其多一点抚慰，亦使二者心安。交谈中，梅贻琦得知，由于李庄相对闭塞，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学术研究遭遇的困难要比想象的大得多。林徽因刚到此地时，主要整理几年前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考察所做报告和其他一些古建筑材料，欲撰写一部古建筑史书，现重病在身已无法工作。五台山佛光寺的考察报告由梁思成一人整理，迟迟未能定稿，二人甚感苦恼与无奈。林徽因得知国立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即将回迁昆明时，悲从中来，说自己不适应李庄的气候和水土，病情复发，想随分校师生一起重返气候温和的昆明，与联大教授朋友们在一起过几天快乐的日子，身体或许会有好转，在学术上也能做一点事。身为前辈的梅贻琦听闻此语，不禁凄然，未置可否，原因是“余深虑其不能速愈也”。
下午3时，“长丰”轮在李庄镇码头停泊，梅贻琦一行三人作别送行的陶孟和、李济、董作宾等好友，即行登船。时年40岁的梁思成坚持独自一人踏“地漂”把客人送到轮上，此举令52岁的梅贻琦深为感动，心中生出“余对此小夫妇更为系念也”的牵挂怜爱之情。
“想不到离开北平才四年光景，徽因的身体竟糟糕至此，真是不堪回首呵！”梅贻琦望着梁思成同样羸弱的身子和疲惫神情唏嘘不已。梁听罢，表情凝重，默不作声，梅贻琦想再叮嘱几句宽慰的话，但又不知从何说起，遂侧身望了一眼大江对面气势磅礴的桂轮山和山中白云深处若隐若现的一座古庙（当地称雷峰塔），轻轻说道：“思成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四年前的今天，你们小夫妻正蹲在五台山佛光寺梁柱上放声歌唱吧？”
一句话触动了梁思成敏感的神经，他稍感意外地愣了片刻，随着一声低沉沙哑的“梅校长……”眸子已经湿润。他咬紧嘴唇点了下头，抬手想遮掩那双发烫的眼睛，随着一阵风浪袭过，泪水却溢出眼眶……
“长丰”轮鸣笛启程。岸上的梁思成望着浩浩长江中渐行渐远的船影，耳边回响着梅贻琦这位尊敬的长者离别的话语，转身返回。四年前那个令人心潮荡漾、颇具传奇色彩的场景又在眼前晃动起来——
1937年6月下旬的晚些时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的身份，踏上了赴山西省辖境考察的旅途。
这是他们从事中国古建筑考察以来，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山西之行。梁氏夫妇在学术上的成就，有相当一部分得力于山西的古建筑，正因这次旅行，他们迎来了考察生涯中最为辉煌的巅峰时刻。
此前，作为受过中西文化教育与专业学术训练且成名甚早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通过对古建筑学领域绝世之作《营造法式》的研究，认识到框架式木结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形式，而中国唐代建筑风格不但具有自身独到的特色，同时承载着中华民族建筑文化承上启下的关键使命，因此，能目睹唐代建筑遗存，是每一个近现代建筑学家梦寐以求的幸事。于是，寻找一座留存于今的唐代木框架建筑，就成为这对年轻夫妇久萦于心一个遥远而辉煌的梦。
自1932年始，服务于私立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莫宗江、刘致平等研究人员，几乎考察了华北、中原、华南等地所有古建筑可能遗存的地区并获得了丰硕成果，但其中年代最古老的建筑就是辽宋时代的蓟县独乐寺与应县木塔，唐代建筑踪影绝无。难道偌大的中国真的没有一座唐代木构建筑物遗存了？
就在他们怀揣梦想与疑问，风餐露宿，四处奔波，所得结果又迟迟冲不破辽、宋这段狭窄历史隧道时，几位号称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日本学者得意地宣称：中国大陆已不可能找到唐代的木构遗存，要想一睹唐制木构建筑的风采，只有到大日本帝国的奈良或京都去开开眼界，那里有着世界上独有的完美唐代作品。这个狂妄的臆断竟得到当时世界范围内许多古建筑学权威的认同。大唐王朝近三百年的辉煌建筑，在它曾兴盛发达的本土似乎随风飘逝，一点痕迹都不复存在了。
然而，正一步一个脚印在北国大地上行走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凭着科学训练的理性以及实地考察磨炼出的敏锐直觉，坚定地认为在中国辽阔凝重的大地上，在某个不被人重视的角落，在山野草莽之中，一定还有唐代木构建筑孤独而寂寞地屹立，伴着斗转星移，云起云落，耐心等待着有缘人前来相会。只是，正如佛家偈语：千载一时，一时千载。如此重大的因缘，需要探索者的真诚、智慧、勇气、时间，外加一点运气。
正当梁氏夫妇踏破铁鞋无觅处，于崇山峻岭的峭崖绝壁间为心中的那个陈年大梦“拔剑四顾心茫然”之际，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小隧道，一下望见了藏在深山人未识的桃花源——幸运之神悄然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这束光亮源于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在中国西部考察后所著的《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书中披露了敦煌第61号洞窟两张唐代壁画。壁画不仅描绘了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全景，还指出了每座庙宇的名字，其中一处名为佛光寺的古刹尤其引人注目。梁氏夫妇对这两幅壁画精心研究后，突然爆发出灵感的火花，随着一道光亮于眼前闪过，如同闪电劈开暗夜的阴风浓雾，掩映于山野草莽的金光灿烂的佛光寺山门轰然洞开，风铃的声响自殿宇飞檐翘角下隐约传来。按照光亮与铃声的指引，梁林二人马上于北平图书馆查阅《清凉山（五台山）志》和《佛祖统计》等相关志书，终于找到了有关佛光寺的记载。据史料披露，佛光寺号称五百里清凉山脉颇负盛名的大寺之一，首创于北魏时期，唐武宗灭佛时该寺被毁。12年后，随着李唐王朝佛教政策回暖，逃亡的该寺僧人愿诚法师卷土重来，再度募资重建并恢复了原有规模。从此，佛光寺作为五台山最具影响的重要宝寺之一，伴着绵延不绝的香火延续了1000多年。
假如这座佛寺尚存，当是一处极其重要和具有非凡价值的唐代木构建筑。根据以往野外调查经验，梁思成、林徽因认为越是号称“名胜”的地方，古建筑越易遭到毁坏，多数建筑则在毁坏、重修、再毁坏、再复建的循环中衰败湮没，侥幸残存者则越来越偏离本来的神韵、特色和风格，沦为一堆泥巴糊成的、死的石材木料或假古董。这也正是中国营造学社诸君对大唐三百年众多名寺古刹，苦苦寻觅五载而始终不得的症结所在。
从史料所示地理位置可知，佛光寺并不在五台山的中心——台怀这一地区，而是地处南台外围的僻野之乡，此处并非世俗的“名胜之地”，或可有原物保存至今。根据这一推断，梁思成夫妇会同中国营造学社莫宗江、纪玉堂两位助手，于这年6月下旬开始了注定要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大唐古迹发现之旅。
◎梁思成、林徽因率领中国营造学社部分人员在去五台山考察古建筑途中
梁氏夫妇一行四人携带野外考察仪器和生活用品，由北平坐火车至山西太原，于当地政府部门办完考察手续，再由太原北行向五台山进发。第二天黄昏时分到达目的地——五台山南台外豆村东北约5公里的地方。此时，夏日的太阳正于不远处的山巅坠沉，血色的余晖映照着苍山林海。不远处，一座殿宇以恢宏的气度和卓尔不群的英姿，傲然屹立于山坡树丛之中，似在向几位虔诚的造访者频频召唤——梁思成、林徽因眼睛一亮，朝思暮想的佛光寺竟如天尊至圣横空出世般神奇地展现在眼前。
四人跳下毛驴，怀着对古老文化的敬畏仰慕之情，在西天最后一抹晚霞瑰丽的光影里，躬身施步，小心而虔诚地向心中的圣地走去。
寺院只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僧和一个年幼哑巴弟子守护。待说明来意，那扇厚重斑驳的山门随着“咯吱”的声响开启了。一行四人鱼贯而入，瞻仰左右，只见正殿分为七间，昏暗中显得辉煌壮观而富有气势。在一个偌大平台上，有一尊菩萨坐像，侍者环立，形成了一座众仙之林。平台左端为一个真人大小、身着便装的女子坐像，询问老僧，答曰：“此女子乃大唐篡位的则天武后。”经对塑像面貌特征及相关物件初步观察，梁思成断定应是晚唐时期的作品，假如这群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原物，那么庇荫它的大殿必定也是原来的唐代建构，因为要重修殿宇必定会使里面的一切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这个推论令几位造访者欣然认同并振奋不已。
经过几天的考察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大殿建成于晚唐公元857年，不但比此前发现的最古老木结构建筑——独乐寺早127年，而且是当时中国大地上所见年代最为久远，且是唯一一座唐代木构建筑。为此，惊喜交加的梁思成感慨道：“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
梁、林及两位助手于佛光寺工作了一个星期，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梁思成告诉老住持，自己准备写信向太原教育厅报告这一重大发现，并“详细陈述寺之珍罕，敦促计划永久保护办法”云云。最后道别时，梁氏夫妇双双向老僧鞠躬，以表达对这位寺院守护者的敬意与感谢。向来以谈锋锐利著称的林徽因，面对颤颤巍巍的寺院老住持和年轻的哑巴弟子和善的面容与虔诚的举动，情绪激动，几度语塞，眼里汪着深情的泪水，答应明年再来，对寺院进行更加详尽的考察，还要争取带上政府的资助前来进行修缮云云。
◎五台山佛光寺
满身透着沧桑、厚道的老僧望着面前这位奇女子真挚的表情，干枯的双手合于胸前，口诵“阿弥陀佛”，躬身施礼，声称自己一定要好好活着，精心照护这座寺院和佛祖神灵，等待与几位大德施主再次相会的日子。
梁思成一行四人走出山门，在北国盛夏灿烂、炽烈的晚霞中离开佛光寺，骑着毛驴，左盘右旋向山下走去。
当他们来到附近豆村一家鸡毛小店安顿下来，身心沉浸在此次神奇发现的梦境之中时，暗夜里，北平郊外卢沟桥畔，枪声骤然响起……
- 自1940年始，日军飞机对昆明实施狂轰滥炸，处在硝烟炮火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一年招生工作因此推迟，7月统考完毕，一直拖到10月才发榜。为应付日益严峻的战争局势，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西南联大校委会决定在长江上游泸州以南，川、滇、黔三省边境交会之地的偏僻小城——叙永成立联大分校，新生全部迁往分校上课。于是，这年招收的600余名新生，在负责分校工作的杨振声、樊际昌两教授率领下，踏上入川之路，于次年1月中旬到达叙永，虽比正常时间整整晚了四个月，但总算把书桌安放下来了。只是好景不长，刚过一个学期，因地理位置过于偏僻、条件太差，有师生闹着返回昆明，而联大校委会亦表同情，乃有梅贻琦率同人于1941年6月5日由重庆至泸州，9日至14日乘车由泸州往叙永分校视察并与昆明的蒋梦麟等常委商量是否回迁等具体事宜。7月4日，时局缓和，校方决定叙永分校不再续办，8月，分校撤销，全部迁入昆明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成为抗战中国立西南联大的一个插曲和部分师生温馨的回忆。
- 《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 《营造法式》是宋代著名学者李诫在两浙工匠喻皓的《木经》基础上编成的，起编于熙宁年间（1068—1077年），成书于元符三年（1100年），刊行于宋崇宁二年（1103年），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亦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这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已经发展到了水平相当高的历史阶段。1925年，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梁思成首次见到《营造法式》，那是在陶湘本《营造法式》出版后不久，由其父梁启超寄来的。对此，梁思成回忆说：“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1931年，梁思成与林徽因从东北大学转到中国营造学社后，开始系统研究《营造法式》这部“天书”，力求诠释并绘制插图，使现代人特别是建筑学家与工程师能够看懂。由于历史久远，缺少实物印证，再加上许多建筑学名词术语多有演进变化，梁氏夫妇选择先从清工部颁发的《工程做法》着手，因为清代建筑在北平有实物可考察，而且还可以就近向老匠师求教。1932年，梁思成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为深入研究《营造法式》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就是从这年春天开始，梁思成、林徽因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外出调查，寻找宋代建筑实物加以印证。在此后十余年间，营造学社同人调查了约两千余项古代建筑，其中唐、宋、辽、金木结构建筑将近40座。通过对这些实物的测绘，他们对《营造法式》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由此，梁思成被誉为近现代研究《营造法式》开山第一人。（参见杨永生著《建筑圈里的人与事》）
- 独乐寺，位于天津蓟县，梁思成、林徽因于1931年在考察中发现，重建于辽代统和二年（98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座建筑保留着唐代建筑的风格。1933年9月，梁氏夫妇在山西大同沿线考察中，发现了闻名于世的应县辽代木塔（始建于公元1056年）。事后林徽因在《闲谈关于古建筑的一点消息》中说道：“山西应县的辽代木塔，说来容易，听来似乎也平淡无奇，值不得心多跳一下，眼睛睁大一分。但是西历一〇五六到现在，算起来是整整的八百七十七年。古代完全木构的建筑物高到二百八十五尺，在中国也就剩这一座独一无二的应县佛宫寺塔了。比这塔更早的木构专家已经看到，加以认识和研究的，在国内的只不过五处而已。”林徽因所说的五处，除独乐寺和应县木塔，另外三处是：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年）；天津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建于辽太平五年（1025年）；辽宁锦州市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见《林徽因文集·建筑卷》，梁从诫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
- 日本奈良、东京所存几处模仿隋唐式的建筑为：飞鸟时代（552—645年）、奈良时代（645—784年）、平安前期（784—950年）。（参见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转引自《薪火四代》，梁从诫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载《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5—6期。20世纪50年代初，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古建筑普查中，在五台山离佛光寺不远处发现了年代更加久远的南禅寺，该寺院重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即公元782年，比佛光寺早75年，但殿宇规模较佛光寺小了许多。（参阅《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1期）
- 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载《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5—6期。20世纪50年代初，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古建筑普查中，在五台山离佛光寺不远处发现了年代更加久远的南禅寺，该寺院重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即公元782年，比佛光寺早75年，但殿宇规模较佛光寺小了许多。（参阅《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