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北平
卢沟桥枪声响起的时候，梁思成等人没有——当然也不会听到。此前他们有一种预感，日本军队迟早要对平津两地乃至整个华北动手，但万万没想到在自己离开佛光寺的这个夜晚，北平郊外已是炮声隆隆，中日双方军队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在阵阵喊杀与哀鸣声中，一场血光之灾，以泰山崩塌、大地陆沉之势席卷而来。
第二天，五台山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壮阔的山河越发俊秀雄奇。沉浸在美好憧憬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和两位助手骑上毛驴，离开鸡毛客栈，怀揣发现佛光寺的狂喜，意犹未尽地围绕山中几处名胜古迹继续寻访调查，先后走访了静灵寺、金阁寺、镇海寺、南山寺等庙宇，但没有获得理想的成果。几天之后，一行人来到沙河镇，沿滹沱河经繁峙向西北方向古城代县奔去。抵达县城后，梁思成决定暂住几日，除了恢复已消耗殆尽的体力，也借机好好回顾和整理此前考察搜集的大量资料。
7月12日傍晚，忙碌一天的梁思成接到一捆报纸，这是之前他专门托朋友从太原捎来的，因近来持续暴雨，山路被洪水冲毁，拖延了几天才得以送到。梁思成躺在帐篷中的帆布床上把报纸慢慢摊开，目光刚一接触标题，整个身心如遭电击，血轰地一下冲上脑门。他下意识地起身冲出帐篷，对正在外边乘凉的林徽因和两位助手大声高呼：“不好了，打起来了，北平打起来了！”
众人大惊，急忙围将上来，只见报纸第一版大字号黑色标题耀眼刺目：“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北平危急！”
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五天了。
北平危在旦夕，家中老小在炮火中不知生死，中国营造学社同人也一定乱作一团，必须立即赶回去。但据报纸透露的消息，津浦、平汉两路已被日军截断，只有北出雁门关，经山阴道赴大同，沿平绥铁路转回北平。
次日清晨，梁思成一行从代县出发，徒步来到同蒲路中途的阳明堡。此时，梁思成深恐平绥路一旦断绝，将不知何时能返北平，又恐已获取的珍贵资料有所闪失，决定让纪玉堂带上图录、稿件等测绘资料，暂时返回太原，一面向山西省政府报告考察成果，一面待机返北平。主意已定，几人匆匆分手，各奔南北。梁氏夫妇和莫宗江出雁门关，沿着唯一的回归之路，心急如焚地赶往北平，纪玉堂南下太原。
待梁氏夫妇与莫宗江返回北平后，发现整个北平城已笼罩在战争的恐怖气氛之中。据梁氏夫妇的儿子梁从诫回忆说：“当时谁也不能预料这场战争会打多久，会有多艰苦，甚至中国能不能赢。北总布胡同三号院里的气氛变了，连小孩子也能觉察出来。”又说：“……不久，日军兵临北平城下。宋哲元的部队做出要抵抗的样子，战壕竟挖到了北总布胡同。我还依稀记得我家门口也垒起了沙袋。但没有两天，就成了一条空无一人的破土沟，‘大刀队’们也不见了。日本人进城了。”
7月28日，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携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及师长冯治安等数位高官大员，率部仓皇南撤。7月29日，北平陷落。
7月30日，天津陷落。继之日本军队向华北更广大的地区进击和扫荡。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驻守宛平城的二十九军官兵被迫应战
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到平津陷落的20多个日夜，中日军队交战的隆隆炮火与日本轰炸机的呼啸轰鸣，令平津地区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政府机关及工商界人士于纷乱中开始自寻门路纷纷撤离逃亡。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私立燕京大学、私立辅仁大学等著名高校为代表的教育界，同样呈现一派惊恐、慌乱之象，一些人悄然打点行装，拖儿带女，随着滚滚人流，冒着盛夏酷暑和弥漫的烟尘，纷纷向城外涌去。
◎被日军轰炸后的南开大学校园惨状
当时正在庐山主持国防会议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闻讯，向宋哲元、秦德纯等接二连三拍发“固守勿退”的电令，同时分别邀请各界人士火速前往庐山牯岭，频频举行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共商救国图存大计。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私立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一批平津学界要人也应邀参加会议。
此时，平津两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请到庐山参加会议的各大学校长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平津，对战事真相难辨真伪，因此恐怖的谣言随着混乱时局像野火一样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流窜飞腾。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界、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由庐山转入南京继续参与国是讨论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梅、张，以及胡适、傅斯年等学界名流，日夜奔走呼号，与国民政府高层反复商讨如何安全撤退和安置各校师生。一时间，南京与平津高校间密电频传，共同商讨抗敌避乱、弦歌不辍的对策。
8月中旬，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傅斯年，在同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所大学校长反复商讨、权衡后，力主将三校师生撤出平津，在相对安全的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这一决议得到国民政府最高教育会议通过。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命令，宣布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等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任筹委会主任秘书（代表教育部次长周炳琳）。筹委会成员由每校委派一人，北大为胡适，清华为顾毓琇，南开为何廉；此外成员还有傅斯年、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等人。筹委会主任委员由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担任。9月13日，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租赁长沙市韭菜园一号原美国教会所办圣经书院作为临时校舍，并明确院系设置、组织结构、经费分配等事宜。此时长沙圣经书院已经停办，校内教室、宿舍、家具及办公用具较为齐备，另外还有一个大礼堂的地下室，正好作为临时大学师生的防空洞。9月28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正式启用，校务由三校校长及主任秘书所组织的常务委员会负责。
在此之前，由教育部发出的撤退令已在平津三校师生中秘密传达，早已心神焦灼、翘首以盼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接到口头通知，纷纷设法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湖南长沙。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命令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三所院校于9月10日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继续开课。——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由于这一决定是在时局激变的紧急情况下仓促做出的，因而，此次撤退实际上是一次毫无组织和秩序可言的慌乱大溃退与大逃亡。
平津几所著名高校的师生走了，其他众多知识分子却在沦陷的北平、天津甚至整个华北茫然四顾，不知自己的命运维系何处。按照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纲要草案，鉴于时局危殆，政府资金短缺，除天津南开私立大学之外，整个华北地区包括燕京、辅仁在内的著名私立大学、非国立学校、私立文化科研机构，一概弃之不顾。这些学校和机构是存是亡，是死是活，如果自己不设法自谋生路，只有听天由命。此时梁思成、林徽因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正是一所私立机构，自然属于中央政府“弃之不顾”之列。
在内外交困、险象环生的大混乱、大动荡之际，梁思成匆忙来到设在北平中山公园内的中国营造学社总部，找老社长朱启钤和同人商量对策。结论是：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营造学社已无法正常工作，只好宣布暂时解散，各奔前程，是死是活，各自保重。老社长朱启钤因年老体衰不愿离开北平，学社遗留工作以及未来的希望，都托付给梁思成负责。令同人最放心不下的是，学社工作的成果——大量调查资料、测稿、图版及照相图片等该如何处置？为不让这批珍贵的文化资料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共同决定暂存入天津英租界英资银行地下仓库一保险柜中，“所定提取手续，由朱启钤、梁思成和一位林行规律师共同签字才行”，否则无法开启。
按照约定，中国营造学社同人紧锣密鼓处理各种繁杂事务，这时梁思成突然收到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出席会议并发表对“东亚共荣文化圈”的看法。梁思成深知日本人已注意到自己的身份和在北平文化界的影响，要想不做和日本人“共荣”的汉奸，必须尽快离开北平。
事不宜迟，梁思成与爱妻林徽因一面联系可结伴流亡的清华大学教授，一面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出城。除了必须携带的几箱资料和工作用品外，只带了几个铺盖卷和一些换洗的随身衣服，其他东西包括一辆雪佛兰牌汽车，不管贵重与否，都只好采取国民政府对待自己的政策——“弃之不顾”了。国破家亡，如此狼狈不堪、怆然逃离故园，心中自有说不出的凄楚。
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夫妇携女儿再冰与儿子从诫，连同林徽因的母亲一家五口，与国立清华大学金岳霖等几位教授，匆匆走出北平城内北总布胡同三号家门。临上车的一瞬，多愁善感的林徽因忍不住回头一瞥，脆弱的心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一阵酸楚袭过，泪水夺眶而出。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此前医生曾警告过，说她的身体难以承受千里奔徙的颠沛流离，但林徽因于无奈中悲壮地答道：“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此前，北平城的东、北、西三面均受日军与汉奸队伍围困，只剩向南的一条通道——平汉铁路尚处于中日争夺之中。当梁、林逃亡之时，这条紧挨卢沟桥的交通大动脉已被日军占领并切断。出城流亡的路，只有从北平乘车到天津，由天津码头转水路绕道南下。
一行人悄然来到前门乘火车赴津，提心吊胆地躲过了日军与汉奸的设卡盘查，总算到达天津。梁思成一家和金岳霖等稍事休整，之后乘“圣经”号轮船到青岛，再经济南、郑州、汉口，最后到达长沙。在天津上船前，梁思成把他此前用英文撰写的几篇关于古建筑发现的学术论文寄给美国朋友费慰梅，请她设法在国外发表，并匆匆附上一张字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经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上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
◎林徽因与女儿梁再冰在北总布胡同家中
轮船拔锚起航，站在“圣经”号甲板上的梁氏夫妇，目送陆地渐渐远去，一定没有想到他们到了长沙之后会再转昆明，最后辗转到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镇郊外一个叫上坝月亮田的野间小院隐居下来。他们或许认为中国会很快打赢这场战争，自己也会很快返回那座留下了温馨记忆的家园。但正如此时同他们一道站在甲板上，眼望浪花翻腾、海鸥飞舞的宝贝儿子梁从诫在许多年后所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清华园结义
一路颠簸动荡，梁思成一家与朋友们总算到达了长沙。如老金（金岳霖，梁思成夫妇常呼之曰“老金”）致费慰梅信中所说：“一路上没出什么大岔子，不过有些麻烦已经够难应付了。我们绕来转去到了汉口，最后总算到达长沙，这时已是十月一日了。联合大学十一月一日开学。”
到达长沙后，梁思成经几天奔波，总算在火车站旁租到一栋二层楼房上层的三间作为全家栖身之所。
梁家刚刚安顿下来，从北平流亡到此地的清华、北大等高校的教授朋友们纷纷上门，除了寻找一点家庭温暖，更多的是聚在一起谈论日趋酷烈的政治、战争局势，预测着中国未来前景。大约十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梁思成弟弟梁思永又带一位朋友找上门来，梁氏夫妇一看，大为惊喜。来人是他们的老友李济。
在流亡的路上梁氏夫妇没有想到北平一别就是九年，此时他们同样没有想到，这个傍晚的不期而遇，意味着未来九年的生活，将与面前的两人以及他们所在机关的朋友们紧紧维系在一起。
在战火连绵、危机四伏的异地他乡，兄弟相见，手足之情自不待言。而梁思成夫妇与李济的会面，亦非一般朋友故旧所能体会，双方自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站在面前的李济，与梁氏家族两代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的李济（字济之），1907年随任小京官的父亲李权（号郢客）进入北京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14岁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李济毕业并以官费生身份赴美留学。与他同船离开上海码头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几位，如后来成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朱家骅、总干事叶企孙，而其中在坊间名气最大的则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自费出国留学的徐志摩。
李济与徐志摩结伴到达美国，双双进入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学习，李攻读心理学，徐攻读财政、银行学专业。一年之后，徐志摩转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李继续留在克拉克大学以研究生身份攻读社会学，并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1923年，李济以题为《中国民族的形成》的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旋即踏上归国的途程，时年27岁。正如若干年后李济自己所言：“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1925年2月，在曹云祥校长的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聘请由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吴宓为研究院筹备处主任。自此，吴宓开始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来院执教，而第一个聘请的就是王国维。王氏作为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曾任宣统朝南书房行走，正五品），自然属于旧派人物，经过反复权衡，又偷偷跑到天津，私下征得已被赶出紫禁城的逊帝溥仪“恩准”，才答应就任。
与王国维的性格、处事风格大为不同的是，梁启超一见聘书，就极其痛快地接受了。当时北平学界几乎尽人皆知，梁启超与清华学校有着相当深的渊源与感情，其三位公子先后求学于清华学校。长子梁思成1915年入学，1923年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次子梁思永1916年入学，1924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三子梁思忠1918年入学，1926年毕业后同样留学美国，并进了著名的西点军校接受训练。梁启超本人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学校做“名人演讲”，与清华师生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对这段历史因缘，梁启超曾直言道：“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稍后，梁氏还不时来清华“小住”，著书立说，与清华上下左右的关系更加密切。
时年49岁的王国维和时年53岁的梁启超到任后，由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和吴宓分别推荐，相继聘请了另外两位留学欧美的大字号“海龟”。一位是年仅34岁、才情超群、知识广博、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另一位是号称“三百年仅此一人”（傅斯年语）的史学大师、“教授的教授”、时年37岁的陈寅恪。——这就是当年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人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1925年冬，在清华园国学研究院教师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时陈寅恪未到校（引自《清华年刊》1925年26期）
紧随“四大导师”进入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当时最为年轻的“海龟”李济。时年29岁的李济，以特约讲师的身份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生导师。因李氏当时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基金会就职，在清华属兼职，只能聘为讲师衔的导师，以与教授衔的“四大导师”区别。其担任的课程先后有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同时还主持了一个考古学陈列室，重点指导的研究生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后来中国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的发现者、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半个是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因徐氏主修课业是跟随王国维游学，故从李济指导的角度而言只算半个。
1926年2月5日，李济走出清华园书斋，与著名地质学家、曾随瑞典著名学者安特生发掘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的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做考古调查，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几个可供发掘的地点后，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同年10月，在李济的直接协调洽谈下，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由美方出部分经费，李济、袁复礼主持，赴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的几年间做成的唯一一次考古发掘。对此项中外合作发掘事宜，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的梁启超极感兴趣，给予大力支持与关怀。凭着自己的声名与庞大的人脉背景，梁曾两度亲笔写信给权倾山西的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因有了阎老西政府的撑腰，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此时，梁启超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缘于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远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在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西洋或东洋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国人魏敦瑞（J．F．Weidereich），法国人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等。梁启超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来做这一科学的考古工作。对这门学问的前景，他在一次演讲中曾满怀信心地指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正是有了如此眼光和信心，这位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饮冰室主人”，让长子梁思成赴美国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这些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他在致子女的信中说：“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后来事实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只是梁启超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1926年12月10日夜，梁启超于清华园斗室给正在哈佛就读的次子梁思永写信，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在梁启超写这封信之前，梁思永于学习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他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为此，梁启超除向这个远在异国的儿子提供有关统计资料，还为其回国后的实习机会和条件做了精心安排。从信中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国，就可跟随李济到田野上一试身手。
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出土器物76箱，分装9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尽艰险磨难和几昼夜的风餐露宿，安全无损地押运到北京郊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序幕，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已经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而转到考古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中，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庆祝李济、袁复礼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的茶话会在众人期待中召开。时任清华学校教务长的梅贻琦（后于1931年12月3日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国学院全体导师和学生出席了会议。梁启超听取了李袁二人所做考古发掘的长篇报告，欣喜逾常。当天晚上回到寓所后，以极大兴致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子梁思永写了一封2000余字的长信。信中充满激情地说道：“他（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的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又说：“（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再次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两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说：“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跟着李济整理那七十六箱器物，也断不致白费这一年光阴……”按梁启超的打算，他还想让梁思永丰富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这样眼界会更加开阔，受益自然更多。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7月回国来到清华园。令人扼腕的是，当他在父亲梁启超带领下，于国学研究院一一拜见各位名师巨匠时，“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已命赴黄泉了。
梁思永回国前的6月2日上午，王国维阅完了学生最后一份试卷，罕见地向同事借了五元钱，悄无声息地独自走出清华园，乘一辆洋车赶赴几里外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匆匆进门，而后来到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怀揣剩余的四元四角钱和一纸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的简短遗书，纵身一跃，沉入湖底，至此告别了红尘滚滚、充满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年51岁。
在水木清华古月堂前漫步沉思的梁思永，当时尚未意识到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的离去，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崩——这就是他的父亲。
1926年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美国人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一位纯种的美国医生，误切掉了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为了维护西医的社会声誉，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梁启超语）的医疗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在“协和已自承认了”的情形下，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西滢）、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仍把西医看作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阻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强撑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梁启超对做了错事的协和医院“带半辩护性质”，文章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身心苦痛与煎熬，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生命。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是他为科学所做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当梁思永从美国来到清华园的时候，梁启超的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将走到尽头。
正应了古人“祸不单行”的一句老话，时局变幻纷乱，军阀之间刀兵不息，整个中国战祸连绵，使得李济精心筹划，准备与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的两次田野考古发掘皆成泡影。心怀焦虑与惆怅的梁思永，只好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助教的名分暂时留了下来，憋在室内整理、研究李济西阴村发掘的陶器。1928年8月，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和一颗痛苦之心，再度赴美深造。他刚踏出国门，死神就开始“嘭嘭”叩击梁府大门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乏术，父子俩这一别竟成永诀。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57岁。六个月后，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
1930年夏，梁思永于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归国。此时李济已投奔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感念旧情，李济把梁思永推荐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分配到考古组工作。
自此，继梁启超之后，命运之神又赋予李济一段奇特的因缘，与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开始了近20年密切合作与交往的人生之旅。
殷墟考古发掘
李济从清华转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职，离不开时势造英雄的际遇，但更多的是他自身迸发、闪耀出的学识与人格光辉所铸就的必然结果。
1928年10月底，李济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身份去美国商谈继续合作考古发掘事宜，顺便讲学。回国时，路过广州，顺便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山大学去转转，谁知一去，便结识了傅斯年。李济回忆说，傅氏像是老朋友一样一定要李济在中山大学住几天，并大谈中央研究院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之事，“谈了不久，他就要我担任田野考古工作”。正是这次会谈，决定了李济50年的考古学术历程。
李济偶然结识的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与自己同庚。1896年，傅斯年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先祖傅以渐乃大清开国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以渐之后，傅氏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有“相府”之称。据说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国学门。在校期间，与同学好友罗家伦等人以胡适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起了一个叫作《新潮》的刊物，学着《新青年》的样子鼓吹另类思想与另类文化，且倡言要在文学界革命，大力宣扬“德先生与赛先生”云云。此举甚得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激赏。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学潮，傅斯年作为北京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参加了这次爱国主义行动，名声大振。这年夏天，傅斯年毕业离校回到家乡聊城休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不失时机赴省会济南应考并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登榜，于同年12月26日由北京动身去上海，乘轮船赴英国留学。抵英后，傅氏先入伦敦大学跟随斯皮尔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学和数学。1923年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近代德国史学之父、语言考证学派一代宗师兰克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其间，与由美至德旅行的赵元任夫妇，以及在柏林大学留学的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金岳霖、徐志摩等中国学生，成为经常唱和往还的朋友。经历了七个春秋寒暑的面壁苦读，傅斯年于1926年年底学成归国进入中山大学任教。
◎在柏林大学的傅斯年
1926年7月，孙中山创立的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示对这位民国创建人的纪念。更名后的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操控，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蒋介石亲自任命他的铁杆兄弟戴季陶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同济大学出身，曾两次留学德国并出任过北大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的朱家骅，出任中大校务委员会副傅斯年在回国途中的香港接到朱家骅发来的聘书，答应就聘后先回老家聊城探望老母，同年12月携胞弟傅斯严一起来到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这是傅斯年与民国时期学界最有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之一朱家骅相见、交往的开始。从此，两人在工作、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后来一个是亦官亦学，一个从政，走着不尽相同的道路，但共同的事业和理想却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并在未来20余年国家危难、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共同度过了相互信任与协作的难忘时光。
1928年3月底，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一致通过，因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决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任命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委员。同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成为一个与后来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样级别的独立学术研究机关，任命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杨杏佛任总干事。下设各研究所及首任所长如下：地质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鲁，气象所竺可桢，物理所丁燮林（又名丁西林），化学所王进，工程所周仁，社会科学所杨端六。
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因傅斯年特有的霸气，所址不是在南京或上海，而是随傅斯年设在广州东山柏园。傅氏本人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出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个在世俗社会算不上官的官位，傅斯年却视为命根，直到死都没有脱离这个职位。
傅斯年一上任，即四处网罗人才，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北平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面对傅斯年的真诚相邀，陈寅恪、赵元任“二大”表示愿意接受，分别出任史语所属下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稍后，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打听李济的下落并准备邀请其加盟史语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济不请自到，自美国讲学返国后竟鬼使神差到中山大学校园转悠起来。——好似上帝巧妙的安排，傅、李两位学界巨子的大手于1928年的初冬握在了一起。于是，李济决定辞去清华园的职位，加盟中研院史语所并出任第三组——考古组主任。
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全所工作范围由原来预设的九个组，压缩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后又增设第四组——民族学组，由留美的“海龟”吴定良博士担当主任。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抗战军兴，民族学组欲从史语所分出，单独成立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但终未正式独立建所）。
当史语所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傅斯年以独特的学术眼光和非凡的办事能力，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二组的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起来。为消除此前李济担心的“口号将止于口号”这一形式主义的痼疾，早在1928年史语所正式成立前，富有学术远见的傅斯年就于当年的8月12日，指派时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及史语所通信、编辑员的董作宾，悄悄赶往河南省洛阳，还重点到安阳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
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时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皇家大学校校长）的山东烟台福山人王懿荣买药而发现甲骨文字并得以确认后，天下震惊，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纪元由此开始。
继王懿荣之后，1912年2月，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罗振玉，按照世间流传和自己调查的线索，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50余日，不仅弄清了甲骨出土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多达1.2万片，分两次通过火车运往北京。罗振玉通过对这批甲骨深入细致的研究，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此地为商朝“武乙之都”。后来又在其所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继罗振玉之后，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考订，使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基本上得到确认，并在整体上建立了殷商历史的体系。因此，王国维作为“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语）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第一座奇峰。他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为甲骨学研究、发展做出了划时代贡献，从而直接引发了古代史，尤其殷商史作为可靠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
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时年34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到达安阳，通过实地调查得知，小屯地下埋藏的有字甲骨，并不像罗振玉等人所说的那样已被挖尽，从当地农民盗掘甲骨留下的坑痕判断，殷墟规模庞大，地下遗物十分丰富，且遗址的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傅斯年看罢董作宾由前方发来的调查报告，惊喜交加，马上筹措经费，购置设备，调配人员，在蔡元培院长的大力支持下，组成了以董作宾为首的殷墟科学发掘团，其成员有李春昱、赵芝庭、王湘、张锡晋等专业人员和工作人员，另外还有一名董作宾的同乡同学，时任河南省教育厅秘书的郭宝钧。
1928年10月7日，以寻找甲骨文为主要目的的殷墟首次发掘正式开始，当月31日结束，前后共进行了24天，发掘土坑40个，揭露面积280平方米，掘获石、蚌、龟、玉、铜、陶等器物近3000余件，获得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另有人、猪、羊等骨架出土。董作宾作为本次发掘的主持人，手抄有字甲骨392片，并做了简单的考释，这个成果与他前期的调查报告共同在后来史语所创办的《安阳发掘报告》上作为首篇文章刊载。如后来李济所言，此次发掘与著述的问世，“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物爱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地发掘这著名的废墟铺平了道路”。
◎1929年春，河南安阳殷墟小屯第二次发掘开工情形。坐者：李济（左一），裴文中（左二）；立者：董作宾（右二），董光忠（右一，代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左方立者为冯玉祥派来的庞炳勋部的护兵；坐者另四人可能是护兵卫队的“长官”（李光谟提供）
当然，未受过西方近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董作宾所组织的发掘，出现了一些疏漏甚至笑话。许多年之后，已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夏鼐就曾讲道：“我在1935年参加殷墟发掘时，还听说过一个关于董作宾1928年主持初次发掘时‘挖到和尚坟’的故事。书斋中出来的董作宾，从来没有看见过出土的骷髅头，只从笔记小说中知道死人身上头发是最不易腐朽的。所以，他发掘到一座时代不明的古墓时，便认为头上无发的墓主人一定是一位和尚。骷髅头狰狞可怕，所以仍被埋起来。到了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时才注意到人骨标本的采集，并且用科学的采集方法和保存方法。”
或许正是由于以上的缺憾，董作宾感到有些惶恐不安，从而有了中途换将，由李济出任第二次发掘主持的因缘。按照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说法，“董先生到了那里，试掘了一次，断其后来大有可为。为时虽短，所得颇可珍重，而于后来主持之任，谦让未遑。其时，适李济先生环游返国，中央研究院即托其总持此业，以李先生在考古学上之学问与经验，若总持此事，后来的希望无穷。承他不弃，答应了我们，即于本年（1929年）2月到了安阳，重开工程”。
接到蔡元培与傅斯年的邀请，李济正式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身份，赴河南与正在那里的董作宾见面协商发掘事宜。在阅读了董作宾撰写的报告后，通过接触交流，李济对殷墟遗址有了进一步认识，并做出了三个方面极具科学眼光的设定：
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时代的最后一个首都；
虽遗址范围未确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遗址的重要中心；
在地下堆积中与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还有其它类遗物，这些遗物的时代可能与有字甲骨同时，或早或晚，当然要依据埋藏处多种因素而定。
根据以上三个设定，李济制订了第二次小屯发掘计划，并得到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经费支持。在董作宾密切配合下，李济率领考古队于1929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陆续发现了大批陶器、铜器，以及3000余片甲骨、两大兽头刻辞与闻名于世的大龟四版（即四个完整的龟盖，上面刻有众多殷商时代文字）。
◎1929年，李济（左）和董作宾（右）在安阳轧道车上（李光谟提供）
1930年春，当史语所准备对殷墟再度进行发掘时，却出现了不祥的征兆。河南大雨、冰雹成灾，所降“冰雹大者数斤，小者如鸡卵”。这场灾难过后，接着出现旱灾，导致河南全境“每天平均饿死1000余人”。再接下来，民国史上著名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爆发，由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军阀组成的联军，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以河南省辖境为中心展开激战。交战双方投入兵力达到130万人（阎、冯、李联军60万，中央军70余万），大战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双方共死伤30万余众。最后以张学良调集东北军入关助蒋，阎、冯、李联军败北溃散而告终。史语所原定对安阳殷墟的第四次发掘计划，在大炮轰鸣、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新鬼添怨旧鬼哭的风云激荡中化为乌有。
以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为志业的李济等人，并没有因为战争而中断自己的事业（除战争之外，1929年冬，中研院殷墟发掘队与河南地方势力为争出土器物闹纠纷也是障碍之一）。既然在河南的地盘不能工作，李济决定率部转移到山东城子崖继续进行田野考古发掘。
著名的城子崖遗址于1928年被吴金鼎发现。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李济唯一一位攻读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生。这年春天，已是山东齐鲁大学助教的吴金鼎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田野调查，在济南东约30公里的历城县龙山镇一个叫城子崖的地方，发现了一处黑陶文化遗址。他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自己的导师李济。由于河南已成为军阀混战的中心，史语所很想避开战祸，在山东临淄故城开辟一新的发掘工地，但又颇为踌躇，因为“问题太复杂了，绝非短时期可以料理得清楚的”。正在犹豫之际，城子崖遗址横空出世。李济随吴金鼎到现场察看过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遗址，遂决定选择城子崖作为山东考古发掘第一个工作地点。
1930年秋，中原大战硝烟尚未散尽，李济与董作宾率师移驻城子崖开始首次发掘。考古人员发现遗址中明显具有新石器时代特征，所出土的文物与河南西部仰韶文化风格迥异，其中发现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几乎完全不同于河南、甘肃的彩陶，器形也没有相同之处。而发掘所得的最具特征的“蛋壳陶”，通体漆黑光亮，薄如蛋壳，其制作工艺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顶峰，并作为一种文化标志——黑陶文化，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
◎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鬶
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与殷墟的成绩相比，城子崖虽比较简单，却是同等的重要”。根据发掘成果，李济等认定其文化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由于城子崖遗址地处龙山镇，遂将这一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
中原大战硝烟散尽、血迹风干之后的1931年春，李济率队再返河南安阳殷墟进行第四次发掘。此次发掘在李济的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将殷墟遗址划分为五个大区，每区由一位受过专业科学训练或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以“卷地毯式”的新方法进行工作。发掘队除原有的郭宝钧、王湘等人外，增加了十几位年轻学者。史语所新招聘的吴金鼎、李光宇来了；河南大学史学系学生石璋如、刘燿（尹达）来了；最令人瞩目的是梁启超的二公子、被李济称为“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梁思永，也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带着勃勃生机，神采飞扬地到来了。
梁思永于1930年夏季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归国，此时梁启超已去世一年余，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已解体一年，梁思永举目四望，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其悲痛之情无以言表。正在北平的李济感念梁氏家族与自己的旧情，主动把梁思永介绍给傅斯年。从此，梁思永正式加入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行列。就在李济主持山东济南城子崖发掘的那个秋日，梁思永被派往黑龙江昂昂溪遗址调查并发掘了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发现了众多的石器、骨器。返回北平的冬日，梁思永又转道通辽，入辽西、热河一带调查，采集了众多新石器时代陶片、玉器等遗物。到了次年春天，安阳殷墟发掘开始，新婚刚刚三个月的梁思永告别北平家中的爱妻李福曼，意气风发地来到了安阳。
此前，殷墟附近有许多满布陶片的遗址，只因不出带字甲骨而未引起考古发掘者的重视。李济主持第四次发掘时，感到有发掘附近遗址的必要。于是，他决定选择殷墟遗址东南部，靠近平汉路一个明显凸出地面、名叫后冈的地方进行发掘，并把该区划为第五区，发掘工作由刚刚来到安阳的梁思永独立主持。
由于梁思永真正受过严格的考古学训练，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技术技能，都比其他人更胜一筹。在发掘中，梁思永带领吴金鼎、刘燿等几名年轻学者，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依照后冈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以超凡卓绝的才识，发现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之间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这一现象引起梁思永高度警觉，他以独特的学术眼光和科学的思维觉察到：既然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所发现的仰韶文化（此前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西部渑池县仰韶村与甘肃一带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一种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如果这一命题成立，则意味着龙山文化不仅局限于城子崖一地，所涉及范围应更为广阔，并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史前文化。这一极富科学眼光的洞见，无疑让大家找到了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面对史语所同人“天天梦想而实在意想不到的发现”（李济语），李济等考古学者感到城子崖遗址是获取这把钥匙的关键所在，实有再度发掘以详察内容及充实材料的必要。于是，傅斯年决定暂缓编印殷墟发掘报告，派梁思永率一部分考古人员赴城子崖再度展开发掘。
1931年秋，梁思永率领吴金鼎、王湘等人转赴山东城子崖，开始继李济之后第二次发掘。发掘的结果再次证明，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证明了梁思永天才推断的正确。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以鲜明亮丽的事实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轻率得出的“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考古新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起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坐标。
◎梁思永指挥史语所人员发掘安阳殷墟大墓情形（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城子崖发掘结束后，梁思永率队返回安阳。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殷墟西部的同乐寨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个发现使梁思永坚信在后冈关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叠层，按先后时间划分的论断。这一伟大发现，“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后冈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有了划时代的飞跃。自此，干涸的历史长河沿着时间的脉络重新开始流淌。梁思永也由于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发现一举成名，奠定了他在考古学史上一代大师的地位。这一光辉成就，正应了其父梁启超当年的良好愿望，只是命途多舛的梁任公没有亲眼看到这一成果问世，更无法与其举杯同庆了。
◎安阳殷墟发掘工作伙伴与师友（名牌上有编号者为“十兄弟”长幼顺序编号）。本图根据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印行之“殷墟发掘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海报”制成（董敏制作并提供）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殷墟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此时，参加发掘的专业人员达到了殷墟发掘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除总指挥梁思永外，另有董作宾、石璋如、刘燿、祁延霈、李光宇、王湘、胡福林、尹焕章、马元材、徐中舒、滕固、黄文弼、李景聃、高去寻、潘悫、王建勋、李春岩、丁维汾、刘守忠、王献唐、富占魁、夏鼐（实习）、吴金鼎（访问）、傅斯年（视察）、李济（视察）、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访问）以及河南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师生。一时大师云集，众星闪耀。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周密，指挥若定，遗址得以大面积揭露，每天用工达到550多人。在这段时间里，一连发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所揭露的大墓规模宏大，气势壮观，虽经盗掘，但丰富精美的出土文物仍令举世震惊。
1937年春，由石璋如主持的第十五次更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再度展开。此次发掘从3月16日开始，一直延续至6月。此时，华北已是战云密布，局势一日紧似一日，日本人磨刀霍霍，即将血溅中原，饮马长江。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大战，为防不测，殷墟发掘不得不于19日匆匆结束——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最后一次发掘。至此，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九年共进行了15次，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出土。其发掘规模之大，牵涉人员之多，收获之丰，前所未有，世之罕见。这一创世纪的伟大成就，正如后来著名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所言：“在规模上与重要性上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但殷墟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无匹的。”
当发掘人员把出土器物整理装箱，风尘仆仆地押运到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楼时，喘息未定，额头上的汗水尚未抹去，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 《北总布胡同三号——童年琐忆》，载《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据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的陈岱荪后来回忆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南下，并在长沙办临时大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刚到长沙时住在圣经学院，是教会办的，在长沙西门外。为什么叫“长沙临时大学”，因为在抗战前两年，清华已感到北京这个地方有危险，所以停止建设一座大楼，把这个钱拿出来，在南方找一个根据地，以备后患。选中了长沙，在岳麓山底下，是乡下，那是个空旷的地方，投资大概30万块的样子，那时30万块钱很值钱。1937年战争爆发时，那个房子还没盖好，里面没整修，恐怕还得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用。在南京，几个校长开会的时候，认为这个地方既然有清华那个底子在那里，几个学校搬到那去，几个月后就可以利用，所以决定搬到长沙。临时这几个月怎么办呢？就看看长沙有什么房子可以利用。到长沙一看，有个圣经学院。因为是打仗，他们人都散了。当时就说把这个圣经学院给租下来。圣经学院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主校，就在长沙，另外一个是分校，在衡山底下，叫圣经暑期学校。夏天他们到那儿去，可能是嫌长沙太热了。我们两边都租下了，主要是在长沙西门外。在长沙只有半年。到长沙后，文学院是在衡山底下的那个圣经学院，法学院是在长沙，我是在长沙，金岳霖先生等是在衡山，两个地方。（王中江《金岳霖其人其学访问记——陈岱荪先生访问记》，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单士元《中国营造学社的回忆》，载《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2期。
- 《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据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的陈岱荪后来回忆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南下，并在长沙办临时大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刚到长沙时住在圣经学院，是教会办的，在长沙西门外。为什么叫“长沙临时大学”，因为在抗战前两年，清华已感到北京这个地方有危险，所以停止建设一座大楼，把这个钱拿出来，在南方找一个根据地，以备后患。选中了长沙，在岳麓山底下，是乡下，那是个空旷的地方，投资大概30万块的样子，那时30万块钱很值钱。1937年战争爆发时，那个房子还没盖好，里面没整修，恐怕还得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用。在南京，几个校长开会的时候，认为这个地方既然有清华那个底子在那里，几个学校搬到那去，几个月后就可以利用，所以决定搬到长沙。临时这几个月怎么办呢？就看看长沙有什么房子可以利用。到长沙一看，有个圣经学院。因为是打仗，他们人都散了。当时就说把这个圣经学院给租下来。圣经学院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主校，就在长沙，另外一个是分校，在衡山底下，叫圣经暑期学校。夏天他们到那儿去，可能是嫌长沙太热了。我们两边都租下了，主要是在长沙西门外。在长沙只有半年。到长沙后，文学院是在衡山底下的那个圣经学院，法学院是在长沙，我是在长沙，金岳霖先生等是在衡山，两个地方。（王中江《金岳霖其人其学访问记——陈岱荪先生访问记》，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 《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 《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 关于李济没有成为“五大导师”的原因，一种说法是，李济当时正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300元，清华每月发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陈、赵“四大”教授薪水持平。因清华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薪水，故只能给个特别讲师的帽子戴在头上。（参见戴家祥《致李光谟》，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戴家祥是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第二届研究生，据他说：当时的清华研究院有王、梁、陈、赵等教授四人，各有工作室一间，助教一名。李济同样得到了一间工作室、一名助教的待遇，其助教是第一届毕业生王庸（字以中）。根据院方安排，研究生可以直接找导师谈话。清华出身、后任教于北大的季羡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岁诞辰座谈会的发言中明确提到，“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李光谟《“好像刚出笼的包子”——记李济二进清华园》，载《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羡林之说，甚也。
- 《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 《给梁思成等孩子们书信十一封》，载《薪火四代》（上），梁从诫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给梁思成等孩子们书信十一封》，载《薪火四代》（上），梁从诫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给梁思成等孩子们书信十一封》，载《薪火四代》（上），梁从诫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给梁思成等孩子们书信十一封》，载《薪火四代》（上），梁从诫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 就在梁启超去世40多年后的1971年，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因病入住协和医院，于一个偶然机会，从自己的医生那儿得知父亲早逝的真相。具体情形是：在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后，鉴于其在社会上的显赫地位和名声，协和医院相当慎重，决定由留美博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美国医生副之，其他人员也是从各方面选拔而出，可谓阵营强大，按理说不会有什么闪失，但闪失还是发生了。据当时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后来私下对同行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南按：刘瑞恒）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但因关乎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参见《中国建筑之魂》，第56页，[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未久，不少媒体把此事炒得沸沸扬扬，且成为一桩秘闻流传于坊间。其实，梁启超出院不久，协和医院就已默认了，梁启超也已确切得知自己的好肾被割掉，但为什么被割掉，协和医院方面没有透露，梁家及亲朋好友兼及社会中人自是雾中看花，不甚明了。梁氏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曾这样写道：“……伍连德（大夫）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时期中，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唯一的戒令，是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吃东西要清淡些。……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所以连德忠告我的话，我总努力自己节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梁启超年谱长编》）有研究者分析，认为协和误割好肾当然是一劫，也是梁启超致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若切实地按照伍连德提出的要求进行疗养，还是可能多活一些岁月的。而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导致梁启超患病和屡医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上后来夫人李蕙仙病故等刺激，又成为他发病的一个导因。再有就是梁氏的写作欲过于旺盛，夜以继日地写作，不愿过“享清福”的疗养生活，“家人苦谏节劳”而不听，没有认真考虑劳累为病体带来的恶劣后果，是他早逝的第三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原因。梁思成在追述父亲得病逝世的经过时说：“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打开尘封的档案袋，一大批珍贵的病案得以面世，其中包括梁启超病例档案。经专家观察研究，与梁思成听说原因基本相同。至此，80年前梁启超“错割腰子”一案，总算尘埃落定。
- 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载《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结》，载《安阳发掘报告》，1933年第4期。
- 《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 《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序言》，转引自《敦煌考古漫记》，载《夏鼐文集》卷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 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 《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贾新民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 李济《城子崖·序》，转引自《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 《安阳发掘报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1933年第4期。
- 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