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长沟流月去无声
岳南先生描写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流亡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长篇纪实文学即将付梓，约我写一篇简短的序文。我对文学没有研究，但由于这部描写科学界、教育界知识分子生活与精神追求的作品，是以纪实的手法描述真人真事，书中记载的人和事我略知一二，作为在抗战中流亡祖国后方并在李庄生活了六年的我，觉得有必要说几句话，以示对逝者的缅怀与对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纪念。
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科学界、教育界人士纷纷南迁。随着淞沪抗战炮声响起，坐落在上海、南京的国立同济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大学等科学机关、教育机构，也相继开始了西迁历程。当时家父李济服务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个重要学术机关，也在炮火硝烟中踏上了流亡之路。
那时我是一个少年学童，对时局并没有多少认识，但从长辈们严肃紧张的表情以及忙碌的身影，还有与平时大不同的言谈举止中，明显感觉到战争的恐怖和即将到来的灾难。就我所看到的情形，在日本强寇压境，血与火的战事即将在南京拉开大幕的前夜，国立中央研究院所属的史语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所进行的搬家是匆忙的，经过众多人手不分昼夜的努力，史语所尤其是考古组多年积攒的重要出土文物及全部原始记录都装箱运走，实在运不走的大件物品，就封箱留存在城中或掩埋入土。在敌机呼啸、炸弹纷飞中，南京下关码头人山人海，一船又一船从上海与南京运载的机械设备与珍稀物品，争相向西南大后方运送。记得我们全家老少三代在长江码头登船启程时，回首眺望居住了三年多的石头城，百感交集，默念着何时才能重归家园。
随着上海和南京沦陷，日军步步进逼，西迁的机构在长沙只停留了三个多月，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与中博筹备处，连同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临时大学，以及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等又开始向桂林、昆明一带迁徙。此时，中央研究院代总干事兼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因院务羁绊，把史语所事务委托李济负责。这次搬迁可谓是极其艰巨的工作，但总算安全抵达目的地。1940年冬，迫于日本飞机对昆明狂轰滥炸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加之滇越线吃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社会所、中博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机构不得不再次撤离昆明，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我们全家随所一同入川，在扬子江尽头的李庄镇羊街一个院落住下来，想不到这一住就是六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京。
遥想当年烽火连天、书剑飘零的岁月，处在民族危难中的“下江人”，一批又一批迁入四川，当地人民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协助，而李庄人的慨然相邀与热情相助，使流亡中的学者和莘莘学子得以安置一张平静的书桌。原本籍籍无名的李庄镇，迅速成为抗战期间大批知识分子的集中地与中国后方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三处是重庆、成都、昆明），中国的人文学术与新式教育在西南部这个乡村古镇得以薪传火播，绵延发展。
迁入李庄不久，我得天时、地利之便，有幸于1942年进入同济大学附中读书，两年后又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就读，继续我的学业。
听说早先李庄镇在川南一带是个很繁荣的地方，是川南物资集散地，过往商贾络绎不绝。或许由于这些条件，镇内镇外的“九宫十八庙”和几个规模庞大的庄园式建筑应运而生。也因了这些便利条件，才有了战时一万多“下江人”云集而来的机缘。不过当我们到来的时候，由于连年的战乱，古镇已趋于衰落，往日的繁荣不再，应该说是比较偏僻和闭塞了，特别是医疗条件很差，当地缺医少药，许多人得了病却得不到及时治疗。中国营造学社的林徽因、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史语所考古组的梁思永都相继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因得不到有效治疗，林梁二人长期卧床无法工作，而沈性仁——这位民国初年的一代名媛，抗战未结束就病逝了。当时在李庄的同济大学虽有医学院并有高明的医学教授，但终因没有药物为病人治疗，医术再高明也无力回天，有些病人的生命还是未能挽回而消逝了，同济大学工学院的教授也有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的。我的两个姐姐，分别于1940年和1942年在昆明与李庄病逝。她们患的并非疑难重症，只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得不到相应的药物治疗，致使她们过早离开了人世。此事的影响远超出个人感情上所受的打击。前几年我回了一趟李庄，有几位青年朋友和我谈起当年迁来的学术大师，说如果陈寅恪大师也来李庄的史语所住上几年，那这个文化中心的分量就更重了。其实说者不知，陈寅恪原本是要奔李庄来的，据陈先生的长女流求女士在一封信中告诉我，抗战时期寅恪先生全家由香港逃出返回内地时，原打算由桂林入川到史语所工作，并做好了去李庄的准备。后因得知李济两个爱女不幸夭折，说明当地医疗条件很差，当时身体条件极坏的陈先生担心自己和家人无法适应，乃应燕京大学之聘，入川后直接从重庆过内江去了成都。自此，李庄与这位学术大师失之交臂。
岁月如梭，一晃六七十年过去了，当年迁往李庄的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今天读这部作品，我感触良多。此前，我与岳南有过一些交往，知道他在二十几年中一直联合志同道合的朋友研究和撰写中国考古界的人和事，并有十几部纪实文学作品问世。与他以前的作品不同的是，这部作品明显是以李庄的人文历史为主轴，对相关人物命运多侧面地加以铺排和描述，这样的一个变化，就需要作者对当地风土人情与相关人物背景、生活情形有相当的了解，否则，要写出接近历史事件和人物原貌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值得庆幸的是，岳南通过实地采访和体验生活，对李庄当地人文历史有了一定把握，加上在大陆和台湾两地查阅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在相互校对考证之后再加以书写，这样写出的历史事件与逝去的人物就与向壁虚构的完全不同了。我在读完初稿后深为感动，尤其看到那些历尽劫难、九死一生、我熟识或不相识但闻其名的老一代学人，在走出李庄后于政治风云变幻中大起大落的生活境况与悲怆命运，当然还有李庄本土一些值得纪念的人物所遭受的人生际遇，禁不住唏嘘叹息，为之扼腕。或许，这部作品向人们提供的文化精髓就隐化于这难言的、如同林徽因诗中所述的“万千国人像已忘掉”的历史记忆之中吧！
谨抄录宋人陈与义词《临江仙》一阕，以结此序：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李光谟，1926—2013，李济之子，已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翻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