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严陵滩上是我家
离南门码头不远的一块水边大石头上，这时候也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头上养着了一圈罗汉发，身上穿了青粗布的棉袍子，在太阳里张着眼望江中间来往的帆樯。就在他的前面，在贴近水际的一块青石上，有一位十五六岁像是人家的使婢模样的女子，跪着在那里淘米洗菜。
这相貌清瘦的孩子，既不下来和其他的同年辈的小孩子们去同玩，也不愿意说话似的只沉默着在看远处。等那女子洗完菜后，站起来要走，她才笑着问了他一声说：“你肚皮饿了没有？”他一边在石条上立起，预备着走，一边还在凝视着远处默默地摇了摇头。倒是这女子，看得他有点可怜起来了，就走近去握着了他的小手，弯腰轻轻地向他耳边说：“你在惦记着你的娘么？她是明后天就快回来了！”这小孩子才回转了头，仰起来向她露了一脸很悲凉很寂寞的苦笑[1]。
这就是郁达夫笔下，自己孩提时代的形象勾勒。
如果一个人反省一下自己所走过的人生旅途，他会发现，孩提时代所经历的一切，永远都是那么色彩鲜明，刻骨铭心。人的心灵如同画布，第一笔油墨总是难以清除净尽或完全涂盖的，除非是彻底毁弃。很难说，经历过时间的剥蚀后，它会显露出多少。事实上，初知人世时所经历的一切，已深深溶入生命之河，当河床干涸之际，它必定是最后才会消失的几颗晶莹闪光的水珠。这时候，除了自己，谁能够说出，多少甘苦、辛酸，包孕其中呢？因此，从另一个方面说，“三岁看大”的俗语老话，蕴含着极其深刻的人生哲理。只是人们太容易忘记，尤其是面对作家时，人们总有很多的理由去关注他的成名与杰作；层次更高一点的，则关注他的私生活，为他和他的女人们操心劳神。所以，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能太多地苛求现实生活中的庸俗。因此，我特别地和再次地强调，我吁请关注包括孩提时代在内的作家的早年生活经历，而不是仅仅占据和盘绕着他的成名与成年经历不放。
四、生到苏家难作弟 排来行次第三人[2]
郁达夫的孩提时代是寂寞的。长兄郁华（曼陀）比他大十二岁，二兄郁浩（养吾）也长他五岁，而且都在外边读书进学。说起来，郁企曾的妻子陆氏，孩子们的妈妈，有过人之处。比起丈夫来，她也许没多少文化，但却有文化的主见。家里再困难，也要供儿子们念书上学，“不仅是一般的学，而且（还）都要上高等学府”[3]。为了筹措学费，她甚至把全部家产——三间住房、六亩薄田和那一部半“庄书”——通通都抵押出去，借债度日[4]。这位母亲是对的，她爱她的儿子们爱到了实处：长子郁曼陀后来不仅考取（光绪）己亥科院试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的功名，而且更被录取为本省首批赴日留学的官费生，回国后出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法官）；次子郁养吾，后来也进入北京的医科专门学校深造，成了一名科班出身的医生；三子郁达夫在她的督促下勤勉读书，后来你也知道，他成为了不起的诗人和作家——不过这都是后话——培养出三个争气又争光的孩子，你会说这是人穷志不穷，穷人的骨头往往最硬。不，更重要的是，这位母亲坚持的是书香门第的传统。不归属于这个传统的人，当然不能理解它更深厚的意义。当然，书香传统的现实生活自然是贫寒有加的，要不，怎么能称之为传统呢？
两位兄长平日既不在家（即使在家，也必定有许多营生要去忙），只有姐姐郁凤珍在身旁。但在郁达夫五岁时，凤珍姐就被送人做了童养媳，当时她还是个七岁的孩子，哪里说得上照顾幼弟。既做了童养媳，人身都不自由，姐弟间的情分在这等家境和如此境遇中，怕也无从说起。郁凤珍自家亦是命苦，长大嫁给乡下人叶有耀后，只活到二十六岁就去世了。那是1920年，郁达夫当时还在日本受苦，还没有成为名作家。书香人家的女儿，命运更是不济。
孩子都是隔代亲。对于长辈，郁达夫自小就与祖母戴氏的感情最亲。祖母对郁达夫也疼爱有加，但老人家有三个孙子，都亲。祖孙间的亲密无间是双向的，这种亲情关系在一个家庭里，既微妙，又有趣：“每当祖母和母亲有点婆媳龃龉时，孙儿们尽管不敢参与、多嘴，感情上却清一色的都是祖党，没有一个属母党的。”[5]这是孙儿们以孩子独有的方式对老祖母的感情回报。最让老人家开心的是，孙儿们长大后，尤其是每次放假时，或从日本回来，或从外地转回家，每天都要陪侍在祖母床头，坐谈到深夜[6]。相对于母亲，郁达夫对祖母的依恋与亲情，尤为特别。但他孩提时代的记忆，和祖母当时的心境一样，是苦涩的。祖母当年守寡时才三十岁，历经千辛万苦，忍辱负重大半生，将七岁的郁企曾拉扯成人，直至娶妻生子，独撑门户。老年又遭丧子之痛，心中多少辛酸，恐怕无人能替她说道。“到郁达夫三五岁开始有记忆时，她已经吃素念经三十余年了。”[7]含饴弄孙的幸福，祖母有过多少，不得而知。郁达夫从祖母那里感受到些许的人生的所谓温馨，虽说较之于母亲，这一点要显得多一些。
家中的顶梁柱自然是母亲陆氏，但这位不幸的寡妇，除了年纪比婆婆小，所受的苦累却不比婆婆当年少。光是全家老小的一日三餐，就耗去了她全部心力，哪里还有工夫照管幼子。母子亲情都无例外，但穷困的生存现状不给亲情例外。这时的郁达夫，一日三餐，“既不按时又常不足，连一年一度的除夕年夜饭，（都因为）母亲忙于到各家各店去偿还赊欠或说情延期，往往人到夜半以后才能回家度岁；他只能饿着等待，等得发慌，累得想睡而睡不着。邻家的孩子已吃完年夜饭跑来找他，他伏在桌上只是抱怨还是不要过年的好！这些情景。当然是深刻地留在他幼小纯洁的心灵上了。因此，他说自从他开始有感觉的第一个经验便是‘饥饿的恐怖’”[8]。什么东西能消除这“恐怖”呢？郁达夫忘不了童年时的下饭菜：卤咸菜管，就是用人家不吃的老菜根浸过盐水制成。“母亲为了让孩子们吃得香，每次吃饭都要高声赞美：‘透鲜啊！’”[9]但穷苦人家咸的东西不光是泪水，母亲的泪水也许更苦涩罢。
多亏家里还有位翠花姑娘。说来这也是个苦孩子，她与郁达夫的长兄年纪相仿，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郁家收养，她是哪里人，生身父母是谁，这些连她自家也不晓得。翠花又是个好孩子，在郁家她名为婢女，实为养女。幸亏有了她与女主人的竭力支撑，郁家男主人过世后，这个家才没有垮得那样快。乡下姑娘吃得起苦，也做得起活。郁家繁重的家务劳动，譬如煮饭烧茶，浆洗缝补需要翠花的大力帮助，就是郁达夫母亲在弄堂口摆的小摊，揽回的衣物加工活计也少不了她的帮衬。更重要的是，郁达夫当时全要靠她一手照管。她是郁达夫童年时代唯一的全天候伴侣，并且“俨然就是身兼母亲、大姐姐。白天相伴江埠锅围，夜晚相依灯下床头”[10]。郁达夫后来很动感情地回忆说，在孤独的童年生活中，“日日和我在一处，有时候也讲些故事给我听，有时候也因我脾气的古怪而和我闹，可是结果终究是非常疼爱我的，却是那一位忠心的使婢翠花……家中的大小操作，（更）全赖着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一手”[11]。
“翠花后来嫁给了一位我小学里的先生去做填房，生了儿女，做了主母。现在也已经有了白发，成了寡妇了。前几年，我回家去。看见她刚从乡下挑了一担老玉米之类的土产来我们家里探望我的老母。和她已经有二十几年不见了，她突然看见了我，先笑了一阵，后来就哭了起来。我问她的儿子，就是我的外甥有没有和她一起进城来玩，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还向布裙袋里摸出了一个烤白芋来给我吃。我笑着接过来了，边上的人也大家笑了起来，大约我在她的眼里，总还只是五六岁的一个孤独的孩子。”[12]
人是不能没有孤独的，而作家的孤独更是不可或缺。孤独是思想的温床，艺术的酵素，渴望，想象，情感，创造……还有伤感与敏感。儿童与成人一样，拥有一个实体的精神世界。它不及后者完善、广阔，但却是后者成熟的基础与生长点。成年时的个性心理系统中，每个环节与部门都建立在儿童时期，尽管它们大多数仅仅是设立，还没有完全投入运转、工作。儿童未必能用言语表达出多少，也不可能说得透彻，但他却可以依靠感觉来认知人世。感觉在儿童时期，启用的是最原始和最直接的途径——肉体与心灵。诗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是说成人能褪尽后天外加的一切，还其本真面目而已。作家大多具有这种天赋，而这种天赋萌生，甚至体现在童年时代：他能够运用他早熟的观察与感受能力并予以总结。托尔斯泰五岁时就感到，“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13]。对这一点，罗曼·罗兰也举旁证说，瑞士大诗人史比德莱（Carl Spitteler）亦有同样的能力，对“自己入世界的形象记得很清晰，他曾为此写了一整部的书”[14]。
同时，在心理学家看来，个体主体的敏感期和敏感性的概念，即生发、形成于儿童时期[15]，而这种心理特征，是作家个性心理气质中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已是不争之论。而由此带来的宝贵价值，和对主体心身的损害，亦不属于常人的心理观照角度，那是文艺心理学所要分析的题目了。郁达夫当时当然还不是作家，但孤独与敏感如影随形，伴其终身，对它的追溯，必然要把目光投射到他的孩提时代，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
五、家在严陵滩上住 秦时风物晋山川[16]
钱塘江的支流流经富阳，至桐庐一段，称为富春江。江心有一座从岸边突入的石矶，因“形如鹳”，故名“鹳山”。山顶有一方供游览的楼台，人称“春江第一楼”。奔腾的富春江水涌过鹳山山嘴，形成一条弧形十里的回水江畔，然后向东北方向，直奔近百里之外的杭州，将富阳县城留在江畔[17]。富阳在秦时称富春，它包括桐庐，后者至三国孙权时始设县。东晋太元十九年，因避简文帝宣太后郑阿春讳，富春改称富阳，但其后又多次易名，直到宋太平兴同二年，才定称富阳县[18]。
地以名名。郁达夫和他的研究者们，都对富春江畔秀美的自然景色心醉神迷，赞不绝口，他自己亦曾引用南朝吴均对此的描绘，曰：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呜，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19]
郁达夫在评介德国作家施笃姆（Theodor Storm，1817—1888）时曾说：“自然的环境，与人的性格和他的作品有关系，所以我们在施笃姆的诗里，可以看出虎汝谟市（Husum，作家的故乡——引者注）的阴森的气象来。施笃姆是一个大大的怀乡病者，他的诗、小说，都是在那里说这个‘故乡的悲思’（Heimatweh），我们不先抱这一个观念，就不能明白他的诗、小说的深味。”[20]
这种看法，显然根植于郁达夫个人深切的自我体验。郁达夫的诗文制作，也都证明着类似的关系：那凄清与秀美的色彩，明丽与哀婉的意境，以及他个性气质中飘逸的风采和寄情山水的人生旨趣，都与他早年为故乡山水风光的浸淫有关。迷信固不可取，但地灵人杰，地气所钟，却是有道理的。（你自己实际上也服帖这一点，要不，为什么总说自己“天生丽质”？）
富阳的自然物产亦称丰厚，这里的茶叶和土纸远近著称，春夏之交，更有闻名于世的时鲜鲥鱼[21]。“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22]一个人在成年之前，在感受自然的塑造，受惠于自然的恩赐时，往往是不自觉的，因为环境所施于他的一切，都是浸入骨髓，诉诸心灵的。成人入世既深，则不得不借醉（翁之意不在）酒之意，才能奋力暂时回归自然。悲夫。
但一国一地的人文环境与其所依托的自然环境，往往有很大的差异或错位（或干脆叫异化）。就县城规模而言，富阳当时（1899年）不过是“东西长，南北隘”，“周围四里二分零，面积六里五分零方里”的小县治，一千多户，不足五千人口；小城自然是闭塞的，与外界的交通途径几乎全部依赖富春江上的帆船，上通兰溪，下抵杭州；当然，还有最原始的物质流通方式：肩舆担挑的人力[23]。
在今天看来，这方土地上的聚居者，不论使用上述哪种交通方式和工具，其生活节奏和程度，都是迟缓和落后的。航运因为富春江的便利，自然有些年代，人力的运输，历史更为悠久。最根本的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历经风雨侵蚀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已决定了它物质和人员交流的局限，所附带的信息量既稀少，内容又陈旧，自给自足是各个地域依然沿袭和保持的生产生活方式，富阳这样的偏远县治也不例外。
在郁达夫的记忆中，那时候到杭州去一趟，人们视之为充军。因为在乡人的意识里，杭州和新疆的伊犁一样遥远，“非犯下流（放）罪，是可以不去的极边”。[24]直到1909年，郁达夫到杭州求学时，江上才有日班和夜航的班船往返[25]。
如果说，郁达夫对家乡的自然山水、秀丽风光，是百看不厌、情有独钟而又回味无穷的话，那么，他对于家乡的人文环境则并无好评；甚至说他深怀厌恶，也并不为过。他在“自传”中，借用一篇俄国作品的文字，来比附富阳县城的外貌与观感的逼仄、无序。而本来，那位俄国作家所描写的，是一个小村落：“譬如有许多纸折起来房子，摆在一段高的地方，被大风一吹，这些房子就歪歪斜斜地飞落到了谷里，紧挤在一道了”[26]，“前面有一条富春江绕着，东西北的三面尽是些小山包住的富阳县城，也的确可以借了这一段文字来形容”[27]。
小地方的人的生活，犹如暗沟中的一汪水，纵有波动，也是死水微澜，翻搅上来的，无非是鸡毛蒜皮的细事，怄气，抠索，撒泼，和必不可少的争斗。乡下人上得街来，在甲豆腐坊买一块两个铜子儿的豆腐，回到渡船里，与同路人相互攀比彼此手中的货色，陡然发现别人从乙豆腐坊买的块头大些，自家吃了大亏，于是奋然挥袂，回渡上街折回甲豆腐坊，全力争吵，要退了小豆腐去买大块头[28]。争执理论之际，免不了大批义务观众陪看和评议，使不完的时间精力，用不尽的闲言碎语。且不说茶店里终日还有大批的后备军、现役看客和自由人，叙不完的端底，抒不尽的情怀，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无非都是要证明乡下脑壳对市场风云、商业信息的不灵光[29]。在这里，对这些人，生的质量与死的价值基本谈不上，因为普遍的贫困和消费水平的低下，以及闭塞愚昧的行为意识，已将人生剥蚀殆尽——日子从来就是这么过着的。
郁达夫回忆说，他们的生活自然是没有目的，没有计划，只同蟑螂似的在那里，出生，死亡，繁殖下去。
这些蟑螂的密集之区，总不外乎两处地方；一处是三个铜子一碗的茶店，一处是六个铜子一碗的小酒馆。他们在那里从早晨坐起，一直可以坐到晚上上排门的时候；讨论柴米油盐的价格，播东邻西舍的新闻，为了一点不相干的细事，譬如说罢，甲以为李德泰的煤油只卖三个铜子一提，乙以为是五个铜子一两的话，双方就会争论起来；此外的人，也马上分成甲党或乙党提出证据，互相论辩；弄到后来，也许相打起来，打得头破血流，还不能够解决。
因此，在这么一个小的县城里，茶店酒馆，竟也有五六十之多；于是大部分蟑螂，就家里可以不备面盆手巾，桌椅板凳，饭锅碗筷等日常用具，而悠悠地生活过去了。离我们家里不远的大江边上，就有这样的两处蟑螂之窟[30]。
这蟑螂窟中的主力，大多是些有一点家产可供坐吃，所以选择了整日泡茶馆为业，再潇洒些的，无非是添些嫖赌的花头[31]。对这种旦复旦兮的庸俗生活，当地人称之为“数石板”——因为县城里的街道是用大块石板铺成，街面上究竟有多少块石板，这本是庸俗统计学中的无聊问题，而这问题的解答，还非这支茶军不能圆满解答——这是句当地骂人的刻薄的话[32]。生活和人一样，一旦溃烂，诅咒的时候只加以修辞上的努力。
郁达夫自幼就受到母亲的严厉管束，从小就不准去茶店这类地方，甚至不准他一个人跑出大门去玩耍；母亲认为那些子弟最没有出息，所以，她常用那句话大声地训斥儿子[33]。这种家教，其本质是出于“书香门第”的传统，但寡妇人家特有的谨饬慎严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对于传统文化的“三纲五常”的批判，在此可以止步，因为就郁家而言，这是对人生价值的维护。“望子成龙”不过是其浮浅的表象。寡母的这种严厉，是功大于过的[34]。
这样的生活像一条带子，束缚着郁达夫的身心，但“束带”并非郁达夫孩提时代的全部。男孩子都是有野性的，况且还有那山明水秀的大背景。郁达夫当时特别崇拜的英雄，是住在他们家左近的阿千。阿千比郁达夫大一岁，家里既穷且破，冬天穿着像伞一样的破衣服，夏天则赤脊裸背，成天大着喉咙，跟着成年人东奔西跑，打架吵嘴勇猛无比。阿千在大人眼中是野孩子，但在郁达夫的记忆中，他不仅是英雄，而且还是侠义的朋友。他曾带着郁达夫偷偷跑到山上去打柴，野游了一天[35]。这种经历让郁达夫刻骨铭心，他在领略了大自然惊心动魄的壮丽的同时，感受到的是人性的欢愉。后来郁达夫曾在“自传”中，曾专门叙写此事，并把它叠化进小说《逃走》中。
郁达夫念记着阿千，记录下这一次“伟大的游历”，是因为，正是阿千鼓励他“大胆逃出被禁锢在小墙院里的笼鸟生活，尝到了‘野鹤无粮天地宽’的无限滋味，开始了叛逆个性的第一声”；阿千带给郁达夫“美好的青春幻梦，进入了自由、光明、丰富、灿烂，鄙夷一切丑恶的梦境之中，萌发了追求解放的执著意念”；阿千带给郁达夫的，“并不是茶店酒馆里的‘英雄’榜样，而是照亮心灵的启蒙曙光，这一点，也许连阿千自己也不曾想到吧！”[36]
六、九岁题诗四座惊 阿连少小便聪明[37]
贫困的生活，辛勤的劳作，可以让母亲悲哀和疲惫；闭塞和愚昧的环境，也可以让人痛心疾首。但郁家子弟到了年龄，是一定要去读书的，而且要苦读，直取功名。在书香传统面前，讨论什么手段与目的都是徒劳的（这些讨论争吵都属于外人），传统文化观照下的价值观念非语言所能概括。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家庭中，父母的人格面具分别是严与慈。一般说来，对于儿女的教育是合中有分。对文化教育、行为意识的督促与规范（小到为人处世，大到修齐治平观念的培养），多属于父亲的职权范围；情感和心理气质领域，则母亲的影响与示范至关重要[38]。郁家稍有特别的地方，是父权的社会地位，在名义上，是稳固和强大的，但实际情况则是母权角色一统“天下”（家）趋势。这种地位与角色在运转机制中的失衡，最明显的标志，是郁氏男女两性在寿命与遭遇上的巨大反差：郁达夫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英年早逝，于是，郁家孤儿寡母的家庭结构便一再形成。母亲的重要与影响力自然变得强大，她们不得不独自肩起“严慈合一”的重任[39]。
对郁达夫而言，母亲身上所体现的“严”（厉），“正是‘慈’的特殊形态。严慈合一，不仅充满着母亲对于幼子的分外宠爱，而且浓缩着寡母对于孤儿的特别操心”[40]。
郁家书香门第的价值维系和教育熏陶之下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是在1899年，那年郁达夫三岁，父亲正卧病在床。郁家的长子郁曼陀考取了光绪己亥科院试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当地的报子（一种专为考中人家报喜的人）‘镗！镗！’地敲着响锣把‘报单’送进家来搭起桌椅，高高地挂在正中客堂的墙上。这种科举时代学子的殊荣，鼓舞着这一家子，特别是鼓舞着坚持书香传统的母亲，更使她坚信自己做对了。”[41]郁曼陀年少时博览穷经，刻苦过人，素有“才子”之誉[42]。今日的功名，可说是终成正果、情理之中的事。读书才是正道，长兄就是榜样。如果说，长兄和二兄都是在父母期许有加的目光下跨进学堂，并且，父亲在去世前，分享了长子高中的喜悦了的话，那么，郁家最小的儿子郁达夫，则是在寡母更大和更多的期待中入学读书的。那是1901年，郁达夫六周岁。
按照江南的地方风尚和传统习俗，儿童拜师启蒙的时间，安排在年终腊月间的春节前夕，先择吉日，举行年终大典式的“祝福”活动；“祝福”结束的当天夜里，午夜至次日凌晨卯时以前，即为儿童举行“开笔”仪式：上香，对孔夫子的神位行三跪九叩大礼，起立，由教书先生把着儿童的手写一张“上大人”的红字，再念四句《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礼毕[43]。转过春节，即进入书塾正式念书学习。郁达夫第一年是在郁氏亲友罗家自办的私塾学习，师从葛宝哉。一年之后，转入附设在学宫（即孔庙，当地称圣庙）的奎星阁书塾，师从张惠卿[44]。
对于这两年的学习，两位塾师后来对学生郁文达夫的总结性评价是：品学兼优，聪颖强记，文静好学，作业清晰[45]。这显然是一个模式化的操行评语，几乎看不出郁达夫的特殊之处，当然，郁达夫是好学生，这一点是前提。唯一可以入手分析的，就是那个“文静”。如果说，郁达夫的孩提时代，还有一个在心理和情感上较为亲近的“英雄伙伴”阿千的话，那么，两年的书塾学习，郁达夫似乎没有类似“朋友同学”。在郁达夫叙写这一段学生生活的“自传”中，从他对那个大胆、活泼、小男子汉气十足的同学陈方的评价中，我们似乎可以断定。郁达夫这一阶段的性格特征几乎是陈方的反面：体弱胆小。沉默寡言[46]。“文静”的同义语是孤独甚至稍显孤僻。他对陈方的欣赏、羡慕，只能说明他“当然够不上陈方的伙伴，更不是陈方的对手”[47]。一个人的性格如果说一生是个“流”（程），那么，儿童时代的个性特征就是其“源”（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是多少代人的智慧结晶。从文学心理的角度而言，郁达夫这一阶段的个性心理气质的雏形及其特征表现，对他日后成为一个诗人和作家，未始没有积极意义。
孩提时代的孤独及其对孤独的体验，往往是日后作为一个作家的心理基点。就心理学的层面而言，它显然损害着儿童个性心理的健康生成。蒙台梭利指出，儿童的生长发育有赖于如下四个环境特征：自由发展的、有秩序的、愉快的和生气勃勃的环境[48]。而当它们被逐一或大部分破坏时，处在这个生长环境中的儿童，必然要将他的目光转入内心世界。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感到安全，获得自由。对于外部环境，他只对那些能与他内心世界沟通的东西，进行积极的反应和交流，并予以强化。而这样的心理特征，是模式化和整体趋同化的儿童所不具备（或具备不完善）的。没有个性的人，从来不能成为作家、艺术家。当然，也有假冒伪劣产品。世界从不排斥例外。郁达夫的童年生活中，秀丽明媚的自然景色，是映入他心灵世界的一抹亮色，他被强烈地吸引，并且大量地捕捉着和感受着。书塾学习生活则又为他开辟了一条途径。在这条小路上，他虽然不是踽踽独行，但他要比其他儿童走得矫健、敏捷并且遥遥领先。因为他出色地掌握了其中的技巧——文字。
孤独的孩子在文化学习上表现为迟缓和优异两个类型，郁达夫属于后者：早熟早慧，懦弱而聪颖，敏感加好学。他在与大自然相沟通的内心世界徘徊既久，现在他借助文字，走进了充满创造快感的艺术世界，它与他的心灵世界合二为一。
但他人在现实，现实生活中的些微刺激，都会引发他心灵的巨大震颤。因为他的身心是富于感受的，所以他所受的伤害也较常人为重；因为情感与知觉是相通互动的，所以他的敏感与伤感与日俱增[49]。
书塾里的生活是快乐的，童趣与成熟对立，天真与世俗为敌。它给郁达夫带来快乐，又使他倍感寂寞，他不是学生中的“英雄”，只是学堂里的优秀学生：“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岁月，把当时的苦痛，一层层地磨擦干净，现在回想起来，书塾里的生活，实在是快活得很。因为要早晨坐起一直坐到晚的缘故，可以助消化，健身体的运动，自然只有身体的死劲摇摆与放大喉咙的高叫了。大小便，是学生监禁中暂时的解放，故而厕所就变作了乐园。我们同学中间的一位最淘气的，是……陈方，……陈方每天早晨，总要大小便十二三次，后来弄得先生没法，就设下一枝令签，凡须出塾上厕所的人，一定要持签而出；于是两人同去，在厕所里捣鬼的弊端革去了，但这令签的争夺，又成了一般学生们的唯一的娱乐。”[50]实际上，郁达夫的这种快乐，在日后是热切的回忆，在当时，则大多属于观望式的分享。作为成绩优秀的好学生，他绝不是这种淘气把戏的主力角色。他更多的快乐，在于功课上得到的先生给的满纸的圈圈点点[51]。
学业有先生的严格指教，家中则更有“慈严”每天的加力督促。越是好学生、乖孩子，越有自傲的性情。母亲虽然不大识字，但红字纸上，先生划给的红圈总是可以数见的。为此，母子间“管束与反管束”的斗争，次数不会少，而母亲的“严责”则是绝不姑息纵容：母亲的信条是“严家无败子”[52]。在“内外严师的管束”下，结果是直接而明显的：郁达夫“读书好学的习惯是养成了，而他的少年个性也被压迫得越来越沉默孤僻了”[53]。
1904年春天，郁达夫进入富阳的春江书院学习。书院是高一级的公办书塾。当时规模、师资、学生、房产在全县都堪称一流[54]。郁达夫在这里开始了对古典文学全面的系统学习，尤其是对旧体诗和韵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55]。十几年后，郁达夫这样评价自己的创作表现：“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谁知早慧终非福，碌碌瑚琏器不成。”其“自注”云：“九岁作韵语，阿母抚余曰：‘此儿早慧，恐非大器。’”[56]
这惊人之句是什么，以及更加具体的现场细节，现在我们已不得而知。我们能知道和总结的，是如下几点：郁达夫的诗才及其展露，在同龄人当中是鹤立鸡群的，虽然，从他七年后（1911年）的诗作中，可以判定当时的诗作未必有多高明；其次，他的创作才能和他命运的悲剧性的认定，从一开始就是联系在一起的。
换言之，“天才的第一声啼哭绝不是杰作”（鲁迅语），但它毕竟是天才的声音。而杰作之所以是杰作，是因为它必然与人生的悲苦紧密相关。郁达夫没能例外。
[1]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54页，第356页，第357页。
[2] 郁达夫：《自述诗（十八首）》之三，《郁达夫文集》，第10卷，第141页。
[3]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4]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5]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6]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7]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8]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9]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10] 郁风：《郁达夫的出生家庭和他的少年时期》，《新文学史料》1979年05期。
[11]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12]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54页，第356页，第357页。
[13]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54页，第356页，第357页。
[14] [法]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引自傅雷《傅译传记五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12页，第412页注①。
[15] [法]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引自傅雷《傅译传记五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12页，第412页注①。
[16] [意]玛丽亚·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马荣根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第16—17页。
[17] 郁达夫：《自述诗（十八首）》之四，《郁达夫文集》，第10卷，第141页。
[18]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19] 郁云：《郁达夫传》，第1页。
[20] 郁达夫：《还乡后记》，《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49页。
[21] 郁达夫：《施笃姆》，《郁达夫文集》，第5卷，第107—108页。
[22] 郁云：《郁达夫传》，第1页。
[23] 郁达夫：《自述诗（十八首）》之四，《郁达夫文集》，第10卷，第141页。
[24]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25] 郁达夫：《远一程，再远一程（自传之五）》，《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400页。
[26] 郁达夫：《我的梦，我的青春！——自传之二》，《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62页，第362—363页，第363—365页。
[27] 郁达夫：《我的梦，我的青春！——自传之二》，《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62页，第362—363页，第363—365页。
[28]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29]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30] 郁达夫：《我的梦，我的青春！——自传之二》，《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62页，第362—363页，第363—365页。
[31] 风云流转，一百年后，人们似乎又对这种生活及其情调吟咏不已，追怀一再。是现代人在武装完肉体之后渴求抚慰心灵的浮躁，还是集体无意地缝补一个未能圆满的旧时梦境？案：报载此风今称国饮。
[32]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33]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34] 即使如此，同是孤儿寡母的家庭格局，胡适还是在十七八岁时，做过一阵子“浪子”，然后才幡然悔悟，发愤攻读。
[35] 郁达夫：《我的梦，我的青春！——自传之二》，《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62页，第362—363页，第363—365页。
[36]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37] 郁达夫：《自述诗（十八首）》之六，《郁达夫文集》，第10卷，第142页。
[38] 我知道，这只是理论角度的生硬区划，其动机只是便于个案讨论时，在大体上的一个把握，而实际情况往往是交错、重叠着的。就一个家庭而言，“家不是讲理的地方”，针对的是包括夫妻关系在内的成人关系；而对于子女教育，显然，一种“模式”的确立并非对每个家庭都行之有效。有效的只是异彩纷呈，各具特色。
[39] 由此带来的，必然是她们自身性情的非自然转换与变化，如祖母的吃斋念佛，看穿人生，母亲的质直与刚烈，以及对下一代的个性心理气质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明显的，当然包含着正负两个方面。而研究者们常常忽略或不愿估计的，是它的负面效应。
[40]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41]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42]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43] 郁达夫：《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73页。
[44]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45]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46]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47]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48] [意]玛丽亚·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马荣根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第16—17页。
[49] 诗人是艺术王国里的至尊，在日常生活中又往往是一介贱民。双重身份与角色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而且需要时常置换位置，这就使他常常具备双重人格或两套情感感受和表述系统。他可以在他的艺术王国中丢弃贱民身份，但日常生活却不会因此而接受他作为至尊角色所独有的行为意识和个性特权。结果只能如此：他常被视为精神病患者，至少是神经不正常。这是你最乐于套用的视点，并为此而窃喜不已，让我一次次目睹你美丽的蠢相，精确的愚昧。
[50] 郁达夫：《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73页。
[51]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52]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53]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54]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55]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51页，第58页，第57页，第50—51页，第52页，第36页，第55页，第56页，第60页，第58页，第66页，第61页，第61页，第63页，第64页。
[56] 郁达夫：《自述诗（十八首）》之六，《郁达夫文集》，第10卷，第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