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将青衿遮傲骨
没有人能规定，一个作家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但是，一个诗人在开始最初写作时，却可以使人很快地看到他的才能。诗人和作家一样，其才智不可以全依赖后天的造就。用郁达夫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艺术家“三分之一天生，三分之一学的，三分之一由时代社会环境造成的；若缺少了任何的一层，就譬如宗教家所说的少了一个魂或一个魄”[1]。
这个问题乐观地理解起来，就是贺拉斯所说的“天才尚须苦练”[2]。郁达夫在艺术创作上的天分是有目共睹的，具体地说，有人认为郁达夫的文学成就是“诗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文论第四”[3]；而从郁达夫的个性气质上说，“他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散文和小说不过是诗歌的扩散。他的一生便是一首叱咤风云而又回肠荡气的长诗。在他的墓碑上，刻上‘爱国诗人郁达夫之墓’，我以为是合适的”[4]；在评论者看来，新文学作家中，郁达夫的旧体诗词，能与之抗衡的，唯鲁迅、田汉等数人而已，郭沫若则逊他一筹[5]。
如果说，周氏兄弟的旧体诗作是以识见与意蕴取胜，那么郁达夫的制作，则是以才情和风韵见长。这与他们各自的早年生活经历有关，更与各自的个性心理气质相关。从郁达夫“九岁题诗”，到他十七岁东渡日本留学，是郁达夫诗创作的起步期，数量上，对一个初学写作的少年来说，是可观的，只是多已散佚。对这个起步期的强调，是因为，这是郁达夫作为优秀诗人和作家的生发点，同时，这又要求人们不能以普通人的个性气质模式去衡量和规范郁达夫。艺术家，尤其是诗人和作家，说到底，他们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文化部落。这意味着，他们的宗教信仰、行为习尚和个人品质，独立于世，自成体系。虽然，郁达夫这时期的绝大部分诗作我们无从得见，但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不幸的孤儿，敏感和孤独的少年，在人间艰难的旅途上，从此又踏上一条另有一番艰辛的艺术之路。
七、白雪可怜违俗耳 青衫自古累儒冠[6]
早在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朝廷便诏令全国，自次年起，废八股取士而改办学堂[7]。但直到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8月，富阳县才磨磨蹭蹭地“奉谕停止科举，春江书院改为富阳县学堂”[8]。对此持反对态度的乡绅乡学们痛心疾首，在《县志》上抒怀曰：“逮自迩年人心厌故，视庠序为具文而书院设，目书院为顽固而学堂兴。”[9]咏叹之后越一年，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初，春江书院正式改建为富阳县高等小学堂。就在这一年，郁达夫和大部分原春江书院学生一起，进入新式学堂学习，当时他十岁。
从书塾到学堂，郁达夫把这一转变看得很重：“比从天上飞到地上，还要来得大而且奇。”[10]
在书塾里念书，无论教学内容还是形式，都散发着悠久传统的浓郁气息。外人看了更是惊奇。英国人曾把那情景画在英文课本中，发给印度子民去睁眼看世界：“一位年老曲背的拿烟管带[戴]眼镜拖辫子的老先生坐在那里听学生背书，立在这先生前面背书的，也是一位拖着长辫的小后生……（画的注解是说）他们无论读书背书时，总要把身体东摇西扫，摇动得像一个自鸣钟的摆。”[11]郁达夫对此则辩护说：“这一种读书时摇摆身体的作用与快乐，大约是没有在从前的中国书塾里读过书的人所不能了解的。”[12]更不用说，还有“春香闹学”式的顽皮游戏，让人快活得紧[13]。
而学堂里则是另一番气象。不仅撤考棚，造洋房，学生一律穿制服，面目一新，在形式上把书塾比“旧”了，而且内容也大有新意：增加了英文、算学、地理、图画及体操等崭新课程，更为新课程配备了新式教师；而“办这样的新式学堂、读比较有用的书毕竟是时代的潮流，是大势之所趋”[14]，因此，学堂和学堂里的学生们，便自然而然成为当时民众崇拜和惊异的目标，“将书院的旧考棚撤去了几排，一间像鸟笼似的中国式洋房造成功的时候，甚至有离城五六十里路远的乡下人，都结群结队，带了饭包和雨伞，走进城来挤看新鲜，在校舍改建成功的半年之中，‘洋学堂’的三个字，成了茶店酒馆，乡村城市里的谈话的中心；而穿着奇形怪状的黑斜纹布制服的学堂生，似乎都是万能的张天师，人家也在侧目而视，自己也在暗鸣得意”[15]。
“新”，并不意味着，把“旧”的彻底砸烂，尤其是文化及其附属、连带的一切。所以，地方教育界的首脑，“一县里唯一的这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堂长，更是了不得的一位大人物，进进出出，用的是蓝呢小轿；知县请客，总少不了他。每月第四个礼拜六下午作文课的时候，县官若来监课，学生们特别有两个肉馒头好吃；有些住在离城十余里的乡下的学生，作文课做完后回家的包裹里，往往将这两个肉馒头包得好好，带回乡下去送给邻里尊长，并非想学颍考叔的纯孝，却因为这肉馒头是学章里的东西，而又出于知县官之所赐，吃了是可以驱邪启智的”[16]。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之一就是尊重知识和人才，更何况管带知识分子的官员[17]。
所谓“得意”，对穿上制服的学堂生郁达夫来说，是优越感的大大增强。况且，他自觉最让人惊奇的是，他是学堂里年纪最小的一个[18]。他的同学中，好多是“好不容易中过秀才，准备再考举人，又博得官费伙食待遇，而来继续学习的所谓‘廪膳生’，都已是中、壮年人了，有的还已经有两三个子女了[19]，因为原来是按经、书进程分别段序的，现在则按新式课程编排年级”[20]，因此，不得不与郁达夫这样的小毛头同班学习，共同进步。虽然他们一肚子委屈两只眼里光出气，但他们毕竟是“识时务者流”，知道日后功名依靠，唯有接受新学、读学堂书一途[21]。虽然，那把年纪，再穿起那套学生制服，腆胸凸肚的样子颇为不雅[22]。这帮“大龄青年”每逢周日回家省亲，公私两宜之时，“常礼服”长袍马褂，还是要装扮如旧的，摇摇摆摆走去，“另有一种堂皇的威仪”[23]，但他们在学堂里不得不佩服小同学，而郁达夫也的确是出类拔萃：进入学堂的当年年底（年度考核中），郁达夫的各科平均成绩超过八十分以上，为此，受到堂长（校长）和知县的提拔，跳过一班，直接升入高两级的班里，同享这项殊荣的，同学之中不过四人。这在当时可算是极为荣幸的大事，县城里一度为之“耸动视听”[24]。
盛名之下的好学生，乖孩子郁达夫，在新学期开学不久，有一个不被外人知道的，小小的愿望。这个愿望单纯而又具体：他想要一双皮鞋：“在当时的我的无邪的眼里，觉得在制服下穿上一双皮鞋，挺胸伸脚，得得得得地在石板路上走去，就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跳过了一班，升进了一级的我，非要如此打扮，才能够压服许多比我大一半年龄的同学的心。”[25]这个愿望是无可厚非的，但又是郁家力所不能及的，因为这个要求的确显得“无理”：母亲单是为筹措学费，已把家里“罗掘得精光”[26]，没有这笔钱啊。然而，这个无理的要求是针对家庭的经济状况而言的，就母亲的天性和家长的责任来说，它又是合乎情理的（母亲的爱，绝不因为土地的贫瘠，而稀薄她在感情上对子女的爱）。于是，母亲硬着头皮，“老了脸皮”，带着儿子到街上去赊[27]。这一段经历，无论当时和后来，对郁达夫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体验：
“一家，两家，三家，我跟了母亲，从下街走起，一直走到了上街尽处的一家隆兴字号。店里的人，看我们进去，先都非常客气，摸摸我的头，一双一双的皮鞋拿出来替我试脚；但听到了要赊欠的时候，却同样地都白眼……而各个账房先生，又都一样地板起了脸，放大了喉咙，说是赊欠不来。到了最后那一家隆兴里，惨遭赊欠的一瞬间，母亲非但涨红了脸，我看见她的眼睛，也有点红起来了。不得已只好默默地旋转了身，走出了店；我也并无言语，跟在她后面走回家来……”[28]
回家后，母亲翻捡出一堆衣物，准备去当铺抵押，为儿子筹措皮鞋钱。郁达夫心酸至极，赶上去拖住母亲，哭叫着恳求母亲莫要去。他再也不要皮鞋了。他跪在地上，哀哀泣告，母子相对，痛哭失声，四邻为之惊耸。“自从这一次风波以后，”郁达夫写道，“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和同学中的贫苦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时候而起的。当时虽只有十一二岁的我，经了这一番波折，居然有老成人的样子来了，直到现在，觉得这一种怪癖的性格，还是改不转来。”[29]
这样的刺激与经历，也许人们可以想见，但却未必都能体味至深；对于一般人来说，它也许只是一道伤口，但对郁达夫这样敏感和早熟的诗人来说，这种创痛将自始至终参与和影响着他的人格构建及其个性心理气质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所经历的这场“皮鞋风波”，究其力度和持久性，堪与鲁迅少年时出入当铺药店的“柜台情结”相当。鲁迅曾直白地表示：“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30]对此，《鲁迅传》的作者写道：“最激烈的憎恨，往往产生于盲目的欢喜，最厌世的人，正可能原是爱世的人，读着鲁迅这两段文字，我不能不感慨命运的残酷，它先是给鲁迅一个宽裕的童年，然后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扯掉那一层狰狞人生的伪装布，把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和卑劣直推到他的鼻子底下，这叫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怎么承受得了？他不因此把人情和世事看得阴暗无趣，不因此萌生强烈的愤世之情，那才真是奇怪呢。”[31]
对郁达夫来说，与其说他感到“恨”，不如说他感到的是悲哀；与其说他感到世事的不公，不如说他感到的是自己的可怜与无助。鲁迅个性素质的坚韧，促使他把少年时代的屈辱，化成日后向人世间奋勇排击的激越；郁达夫心理气质的感伤，则让他将凄清和控诉化成一袭青衫，护卫着他敏感心灵和一团熊熊燃烧的、不甘与世尘沉沦的孤洁之火，所谓“青衫所包裹着的，不是一颗自惭贫贱的心，而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32]，当其谓也。
《简·爱》中有一句不出名的名言，值得读者一再记取：贫穷在成年人的心目中，是可怕的，在孩子们的心目中，那就更加可怕。这层意思，不应该仅仅看作是针对普通人性而言，它主要针对的，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八、忽遇江南吴祭洒 梅花雪里学诗初[33]
宣统二年（1910年），似乎是郁家的一个转机。七月间，长兄郁曼陀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回国后参加清政府举办的“游学毕业生考试”，成绩合格，被分发到法部行走，做了七品京官。这对于郁家的生计而言，无疑是个天大的补救，它的直接后果，就是郁达夫能够在高小毕业后，再去投考中学。
当时，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没有秋季班，毕业都是在年尽岁末。先进行严格的毕业考试，过完春节后再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请一方父母官来亲自颁发毕业文凭和执照，然后举行庆贺的宴饮，完了，还要沿袭科举时代的习尚，由报子敲着锣，将“报单”（毕业证书）一路呐喊着送到毕业生本人家里，以及毕业生的岳家或外祖家。[34]富阳本地没有中学，要升读中学须到外地投考。所以，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郁达夫第一次离开家乡，从水路赶赴杭州。时年十五岁。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有一本唐诗集。此时的郁达夫，还是一个刚会写诗的少年书生。
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诗中读这个地方，便让人心荡神摇：“儿时曾作杭州梦，初到杭州似梦中，笑把金樽邀落日，绿杨城郭正春风。”[35]郁达夫是在秀丽的富春江畔长大的，他对杭州的湖光山色比我们有更深入的体会和更贴切的比较。但他此时志不在此，他心底鼓起的，是一股勇进的热意：“杭州在望了，以后就是不可限量的远大前程。”[36]
所谓天从人愿，往往只是幸运儿的借口，其实靠不住，因为现实往往不买老天的账。郁达夫初次离家，开始他的远大前程，杭州是他的第一站。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郁达夫后来成为一位极具传统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根在富春江畔，花开在西子湖边，他的诗文处处浸染着江南风情，清丽可人。江南文化是他气质中的元气，他的行为意识更多地体现着传统士大夫的风采，起承转合，丝丝入扣[37]。杭州是他人生和艺术生涯中的重要一环，作为一个诗人，他从杭州起步，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杭州未能成为他生命的巅峰，反而是他一败涂地的低谷。他曾试图寄希望和终身于这块风水宝地，但杭州终于毁了他。这里没有矛盾：培养诗人的土地，未必能容留他；换句话说，诗人若是花，他可以开在这里，但不能长在此地。郁达夫后来没有信这个，最终酿出一颗苦果。这一点，鲁迅后来是看出了苗头，但他不可能救郁达夫逃出命运的魔圈。智者可以悬壶上市，但不能要求他就此匡时济世；智者可以窥见一个人的路数，但无力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所谓能医得病，但医不了命是也。上帝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不能怪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