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谪下红尘我心哀
郁达夫，名文，达夫是他的字。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初三，也就是1896年12月7日，他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县城依傍着蜿蜒秀丽的富春江，自古江南多才子，天下文章数三江。才子文章应无数，从此难舍是富阳。我知道你不会记念着他的诞生，但我相信，你不敢忘记，这个名字在你的记忆中轰然作响，如长歌嘹亮。
一、前身纵不是如来 谪下红尘也可哀[1]
名人不见得非得有一个了不得的祖宗，众所周知，一说吓你一跳。“英雄不问出处”，我们的先人其实很明智；而传下的一句“光宗耀祖”，是对后辈们讲的，意思无非是说别忘了前人栽树这个道理。对于郁达夫家族的考证，现存的《宗谱》表明：“吾邑燕窝山郁氏为江南望族，受姓姬周，代有令闻。宋室南渡，节度使绵公扈驾入浙，隐居余杭，数传至明笙公，与其昆季徙宅来萧（今富阳附近的萧山市——引者注），厥后胤嗣寝繁，乃更名燕窝山为郁家山，建宗祠于山麓，秦鲁阳郁贡为始社。……”[2]到第四世郁义安时，他带着妻小到富阳经商，并在县城里的满舟弄安家落户（这个地方就是郁家老宅，现在是齐城尽知的达夫弄一号）；这样，郁氏一族这一支，到郁达夫一辈，已是第十九世了[3]。
家族的源远流长是肯定无疑的了（这就从另一方面，解释了郁家早先与萧山孙氏订婚，而郁达夫成名后要卜居杭州的缘由），郁家祖上的出身，据郁氏后人的一种说法，相传为宋朝太医院尹，在宋朝南迁时，随宫廷来到杭州[4]；郁达夫的母亲曾对此做过通俗的注释：“我家祖上当过宋朝皇帝的医生那样的大官，皇帝还说郁家后代一定要出名医。”[5]两相参证，我相信“相传”和“圣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打些折扣，但却是言之有据的。郁家几代行医，在当地颇有名气，郁达夫的曾祖父郁品三（字宝珍），是当时富阳的中医师，或曰儒医[6]。前一种称谓标明职业（家传），后者则说明，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至少是粗通文墨。我们不知道郁品三父子是否有诗文传世，但郁家先辈所具有的一定文化修养是确定无疑的[7]。当然，即便是真龙天子也有说话不够检点的时候，郁家不仅出名医，后来更出了名画家、名诗人；而郁达夫的出现，则更是当权者始料不及，甚至颇为狼狈的。
郁达夫的祖父郁圣山（字仰高[8]，1838—1868），是子承父业，亦为富阳一带颇有名望的儒医。接着，郁达夫的父亲郁企曾（字士贤[9]，1863—1900）也在故乡行医。所以，郁家“大致可以说儒医是一脉家传。从这点上说，不论大小，也算个‘书香世家’吧”[10]。事实上，就“以农立国”的传统与国情，和在当地以儒医一脉家传的资历而言，这样的判定是无可指摘和实事求是的。（同样，名人的产生，与家庭背景的名望无关，关键的和必要的前提，是文化素养的浸润，这是渗透在骨血之中的母本基因，补是补不赢的。）
不过，到了郁达夫的父亲郁企曾这一辈，郁家开始明显地“运交华盖”，而这种不走运，在郁达夫的祖父郁圣山身上已初露端倪。郁圣山生有一子（郁企曾）和一女（郁月娟[11]），在儿女年纪尚幼时，他便去世，享年仅三十岁。当时正值“洪杨之后”，即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刚刚过去不久。如果说，这次大动乱和相继而起的血腥的大镇压，对全社会是一场浩劫的话，那么，祖父的英年早逝，对当时的郁家，是感受最直接的灾难。没有确切的资料告诉我们他去世的原因，但郁圣山身后撇下一双不满五岁的孤儿和一个三十岁的寡妇，却是个确切的事实。并且，谁也未曾料到，这种不幸的家庭格局，竟然会在以后再次出现。
郁达夫的父亲郁企曾的早年生活，无疑是由辛酸和艰难交织而成。孤儿寡母的家庭，在任何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低微的，这一点就是现在的人们，也可以从日常的知识与经验中相见一二。由于乃父去世时郁企曾尚在幼年，使一脉家传医道无从言传身教，郁企曾由寡母戴氏（1838—1923）抚养成人后，虽也子承父业，但医道与名气相对逊色，因此，家境更是不可同日而语[12]。所以，郁企曾首选的谋生方式是设塾授课，即从事教育工作，家传的行医倒成了附带[13]，这自然不能维持生活（古今同理论）。因此，他兼差到县衙门做文书（案）一类的工作[14]，而这个“兼职”，是当时郁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与祖父和父亲相比，郁企曾的书香气是更为浓郁了，然而，“附带行医”再“兼差”，不是表明他的能力胜过先人，而是说明他的生活负担逼得他不得不超负荷运转以养家糊口。上有寡母，下有妻小，郁先生（Dr.Yu）活得越来越不容易。
郁企曾的元配是童氏（1865—1878），根据其生卒年月，可以推断是童养媳，郁企曾后来续娶比他小三岁的陆氏（1866—1937），并在二十一岁时做了父亲，长子郁华（字曼陀，1884—1939）出生；到次子郁浩（字养吾，1891—1971）降生时，他二十八岁；三十一岁时，他得了个女儿郁凤珍（1894—1920）；两年后，第三个儿子郁文郁达夫，来到这个现实人间。无论从儒医一脉家传还是从一个父亲的角度上，郁企曾都清醒地知道他所扮演的角色和应尽的责任、义务。他身兼数职，为养家糊口竭心尽力。他肯定抱有要将三个儿子养育成人甚至重振家业，更有望子成龙的雄心壮志。第一条是起码的，肯定无疑的。他活得不易但他爱他的孩子们，他自己吃苦受罪不少，但他绝不会放弃挣扎，不愿让他的孩子，尤其是他最小的儿子重蹈覆辙——对他的那个最小的爱子，他以“荫生”命名；父爱在这个字眼上一览无遗，连他的后来做了法官的长子，后来都满怀深情地写诗给这个小男孩，说，“一家年少最怜君”[15]——但他没有来得及读到他这俩孩子的诗文，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这兄弟二人的诗文广布神州，流传海内外，真正做到了诗人合一，光宗耀祖；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会像他父亲、孩子的祖父一样，同遭厄运的播弄。
一家之主的郁企曾，他人生的脚步刚刚跨上一个世纪的门坎儿——他的儿子郁达夫，就是在这个世纪里，成为一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一流诗人和优秀作家的——生活便彻底地摧垮了这个父亲的身心。郁企曾，只对这个世纪之交的年头望了一眼，便心力交瘁地告别一切，撒手人寰。
1900年，郁达夫的父亲郁企曾“以病以死”[16]，时年三十七岁。
父亲不在了。
在这里，总算是悲剧的序幕结束了，此后便只是孤儿寡母的正剧的上场：
寡母戴氏，中年丧夫（三十岁），老年丧子（六十二岁）；
遗孀陆氏，中年丧夫，三十四岁；
孤哀子郁曼陀，少年丧父，十六岁；
孤哀子郁养吾，少年丧父，九岁；
孤哀女郁凤珍，幼年丧父，六岁；
孤哀子郁达夫，幼年丧父，四岁。
（孤养女翠花同哀泣）
二、升斗微名成底事 词人身世太凄凉[17]
郁企曾生前克勤克俭，身兼数职，但于郁家的清贫无异于杯水车薪。就算是行医、做文案能挣一些散碎银子，补贴家用，但在十九世纪末的一个中国小县城，那日子能滋润到哪里去？况且，说到底，他还是个私塾先生；民谚云：家有三斗粮，不做孩子王。教师嘛。
再往上，追溯到郁达夫祖父郁圣山那里，据说，郁圣山“大概收入较丰，据说，郁氏祖遗的三开间楼房的住宅，原来只有一半属于郁圣山，另外一半属于同族的一位孤老堂叔，到郁圣山手里才买了下来，完成了独户家院。中医师大多有喜爱花木及中草药的传统习惯。郁圣山似乎更癖好些，曾在住宅前的院子里手植一株樱桃树，一株柚子（即文旦，当地人叫香泡）树。樱桃落叶，植东；柚子常绿，在西。树下各设了饲养金鱼的大水缸。靠近屋前的阶檐口又筑起了两个高台花坛，种植花卉和中草药。经他辛勤培植，据说当时一院绿树成荫，四季花草吐芳，曾是很像样的一个儒医家院。这些树木水缸，到郁达夫孩提时还大体保持着，不过因无人管理已衰败不堪”[18]。
但郁圣山时代的这种“收入较丰”，不过是自己还过得可以的温饱生活而已，而相对于郁氏家族历史上的“太医院尹”的光辉顶点，已是大大没落了。郁圣山自己的一位堂兄弟，就因为家境不堪，在太平军打入富阳县城时，随军当兵吃粮去了，以后便下落不明[19]。所谓好男不当兵，意思是说，一个男人但凡有条出路，决不应该走这条道儿，它与为三斗粮而屈就孩子王的境界，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我推测，这位当兵吃粮，“潇洒走一回”的老堂兄，很可能就是郁圣山那位孤老堂叔的后人。由此可见，郁家在郁达夫祖父这一辈的没落，是整体性的。而到了郁达夫父亲郁企曾这一辈，光景愈发不堪。郁企曾“终其一生，除养活一家八口之外，只能有些微力，为家业办成了一件事：就是把祖遗的住宅前院子的一围竹篱笆改成了一圈低矮的砖墙——至今（约1980年左右——引者注）还完好地留存着”[20]。
郁企曾在他的儿子郁达夫四岁前的家境经济状况和阶级成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研究者们过高估计，郁氏后人则曾为廓清此事而努力。郁曼陀的女公子郁风，就针对研究者对郁达夫家庭出身所做出的“地主阶级家庭”的划分与定性，专门提出辨正[21]；郁达夫的长子郁天民，也基本支持乃父本人所说的、相比之下的“中产之家”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模式与出身阶层的认定，他罗列指出，郁达夫出生时，郁家的经济来源有三：
“第一是父亲郁企曾的薪俸（即工资）兼行医收入；第二是祖遗的一部半‘庄书’收入。‘庄书’本来是一种民间管理田赋的制度，晚清时代曾在江南普遍实行。每个县按行政区域分成若干庄（与今日的乡相似），庄内的田、地、山、塘、宅等的所有权登记册籍由民间专户保管、这种册籍就称为‘庄书’，保管的专户就称为‘庄书人家’。庄书人家除保管册籍外，还经营所有权买卖过户，向政府申报各户税赋及其变更等事项。办理这些事项，都可以向当事人收取手续费。买卖田地较多的大户、中户，出入庄书人家，经常就餐留宿，有的还横榻吸烟——当日风行一时的鸦片。庄书人家每年秋收之后就要向各大、中户收取所谓‘秋风谷’若干斗、担，按户不等，形成惯例。因此，‘庄书’不仅具有一定的行政特权，还是一种颇有收入的财产形式，并且可以买卖转让。各庄有贫富之别，庄书的价格亦大有高低。甚至可以把一个庄的‘庄书’一分为二，分成两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部庄书来买卖转让……庄书人家的特点是人来客往多，而愈是来往客多，开支当然增大，出息却愈好。郁家这一部半‘庄书’，虽属于一般的中等庄，但据说每年收来的‘秋丰谷’也可以供全家的半年口粮。第三是祖遗的十余亩田产，自家种了六亩左右补口粮，农忙时请些短工帮助；还有一半左右，因十分贫瘠而出租，收入不多。在当时富阳这个小县城里，‘大多数百姓’，‘即无恒产，又无恒业’，这个家庭，虽比地主大户不足，但比下有余，可以称得上‘中产之家’了。庄书人家，可进出衙门户房，何况，据说郁家上代还做过皇帝医官，当然也不妨自称为‘乡绅’。”[22]
“自称”还是“指称”，“地主”还是“乡绅”，这些名称一旦与事实比较起来，便并不显得如何重要。重要的是郁达夫四岁时，土地的主人郁企曾因劳累过度，“以病以死”于三十七岁的壮年，这是最要命的[23]。它对当时的郁家来说，无异于泰山倾颓。父亲的去世，除了意味着家庭的主要依靠和第一个经济来源不复存在外，也意味着其他两个经济来源的萎缩和难以为继。生活水平、经济能力和与此相关的社会地位，由号称“中户”急转直下，“没落”之说恐怕难以名其困顿，雪上加霜方能穷其本相。郁企曾死后第二年，他唯一的女儿，七岁的郁凤珍，因生活困难，只能送给乡下人家去做童养媳。悲剧的特性之一就是历史重演。当年，郁圣山三十岁时弃世，身后是三十岁的寡妇戴氏和年仅五岁的孤儿郁企曾，以及更幼小的孤女郁月娟，真所谓妻尚年轻，子不成丁，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其辛酸与艰难可想而知。因此，郁家的蹇滞并非于兹为烈，实在是在昔已然。在郁企曾成年后，迎娶陆氏的当年除夕，婆婆戴氏送给这对小夫妻的，除了几句吉利话，就是全家的收支债务与些微现款。从此后，戴氏不再过问家事，以吃斋念佛寄托身心，直至老其天年[24]。
所以，在郁企曾和他父亲一样，于中年下世之后，郁达夫容身的家庭，实际上是两代寡妇、祖孙老幼七口啼饥相守的贫寒之家。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村社会中，这个家庭和他的成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无疑是低下的和潦倒的，处于被欺凌和被压迫的卑贱处境。“庄书”收入由于请他人代办，收入大减；赖以维持家用的田户口粮，由于受到孤儿寡妇人家所必然遭受到的盗卖和窃取、侵占而入不敷出。“不到三年，就只剩下住房三间，薄田六亩和纯收入锐减的一部半庄书了。”[25]郁达夫曾就这种悲苦的状况描述道：“只有孤儿寡妇的人家，受邻居亲戚们的一点欺凌，是免不了的；凡是我们家里的田地被盗卖了，堆在乡下的租谷等被窃去了或祖坟山的坟树被砍了的时候，母亲去争夺不转来，最后的出气，就只是在父亲像前的一场痛哭[26]。”
当时，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和二兄郁养吾，虽已长大但都在外读书求学，而且他们不能，也无力顾及家计。因此，寡母陆氏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弱者之家的支柱与灵魂：“一家全靠贤能的母亲艰辛维持，既要张罗庄书人家的人来客往和种田事务，秋后又要抛头露面亲自下乡去收取‘秋丰谷’。长兄、二兄已开始上学读书，家庭开支增加了。白天她还要设法在住宅的小弄口铺个摊，经营些小本买卖；夜晚油灯下又要为成衣（铺）、典当铺做些针线活，赚点计件加工钿。”[27]
对于这样一位身逢不幸，但却坚强、勤劳的女性身上所体现出的品德，仅仅用无私和伟大的母爱来解释和涵盖，恐怕会是狭隘的、片面的，但对于郁达夫而言，他的感觉与体验却是生的痛苦、人的悲哀：“儿时的记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28]所谓人生，人的意义与价值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一切，恐怕只有在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权利，并得到最起码的保障之后才能言说。因此，郁达夫对人生的悲剧性的判定与观念，绝非如某些人所指摘的那样，纯粹是天性伤感颓废并刻意表现。“直面惨淡的人生”，曾经付出的代价和必须承受的苦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惨烈的认知体验，非个中人焉能置喙妄议？
三、犹忆青灯秋雨夜 虚堂含泪看兄吟[29]
幸福的作家都在同一个模式下衍生，不幸的作家各有隐痛。这种区别完全可以体现和演绎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其人生观、艺术观和创作风格都囊括其中，让人一目了然。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两岁时死了父亲，寡母带着他寄居娘家，饱尝辛酸和屈辱。五十年后，这位著名作家愤愤不平地写道：
世界上没有好父亲，这是规律。不要埋怨男人，该埋怨的应该是已经腐朽的父子关系。做爱，自然妙不可言；但要是生孩子那就是天大的不应该了！……我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年轻的死人，他没有来得及当我的父亲，而今天却可以当我的儿子了……[30]
没有人记得他是否曾爱过我，是否曾抱过我，是否曾用他那明亮的眼睛（今天已化为乌有）看过自己儿子。总之，这都是已经逝去的爱的痛苦。他这个父亲对我来说甚至连个影子也谈不上，甚至也不是一种目光；他和我只不过在同一个地球上呆过罢了，如此而已……[31]
我的运气在于我是一个死人的儿子：一个死者生前曾射出的几滴精子，这是产生一个孩子的常规条件[32]。
这样冷酷大胆的表述，在中国文学上，似乎只有三国时代的孔融能与之比肩，他曾用瓶与物来解释母子关系，并因此以“非孝”之名被当权者所杀。中西古今对家庭中父母子女关系阐述的异同，更多的是属于社会学、伦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所关心的范畴，它们与文学领域重合的一点在于：父母一方的早逝（非完全家庭生活），会对一个未来的作家造成怎样的伤害，并一直影响着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左右着他的情感状态和心理模式的塑定及其艺术表达。萨特没有使用“悲剧的出生”这个字眼，但郁达夫却用它来做“自传”第一章的题目。可见，文化与种族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郁达夫与萨特在对自己出生及其悲剧性的认识与判定上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儿童最初是通过父母与家庭来感知认识人与人类社会的。父母双方对儿童的影响，在整体和总体上应该是均衡的，虽然，在某个阶段或领域内，如气质、智力、情感上有所不同或偏重。失去任何一方，都将造成子女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的残缺，而这种残缺，是在后天无法得到弥补的。心理学研究认为，在缺少父亲的家庭中长大的男性儿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将演变为两种类型性格的男人：一种是女性化，由于过多地受到母性的爱抚或渴望这种爱抚，并产生强烈的和自始至终的恋感，造成了他性格脆弱，情感丰富而细腻，自恋自卑情结为其主要的和最常见的心理形态；一种是绝对男性化，由于过早地承担父亲去世、其形象消失而形成的、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与环境中所扮演角色的空缺的义务与责任，从而使儿童的心理素质和生活能力远远地高于同龄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从母亲那里接受的情爱，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心理和感情缺乏前一种类型的儿童所特有的那种脆弱和细腻。不，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一种极端的形态被更深地掩饰和更粗犷地表现，以至放大出来。他们的坚韧、勇猛、豪放和强悍，无一不是掩饰的手段与体现形态[33]。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个性心理素质中包含着的积极因素，要绝对多于前一类型的儿童。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个性心理构成中，郁达夫与鲁迅分别属于这两种类型的代表。前者的伤感与自卑众所周知，后者则以“热到发冷的爱”著称于世——他们受到我们同等的尊崇与热爱。
我们的讨论，并非是要得出一个“儿童只有在首先取得丧失父亲成为孤儿的资格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的结论。实际上，同是创造社的主要作家，郭沫若、张资平等人，就没有与郁达夫相同的家庭背景，即孤儿寡母式的家庭组合，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作家。需要指出和强调的是，郁达夫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特殊的家庭环境与背景，对他成为诗人和作家，有着特殊的影响和意义（而这种特殊，对每个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来说，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或相通之处）。
对父亲的死，在郁达夫心底，似乎并没有萨特那样的愤怒，更谈不上那样尖刻的指责。对于父亲，郁达夫也几乎谈不上什么印象。确切地说，父亲与父亲的死对他来说，只存在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使他感受到人生的底色，印象是哀婉凄凉的，色泽是浓重压抑的。事隔二十年后，郁达夫在“自述诗”中，大致复制和表述了这种感受：“人言先父丧亡日，小子膏肓疾正深。犹忆青灯秋雨夜，虚堂含泪看兄吟。”[34]
郁达夫没有责备父亲的意思，丝毫没有。相反，他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这样的负疚：父亲的去世，作为儿子，他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与西方的“原罪”意识有着不同之处。）而且，郁达夫与萨特，虽然都无奈地上了作为作家的人生第一课，但他们的课堂环境却各有特色。郁达夫写道：“我还长不到十二个月，就因营养的不良患起肠胃病来了。一病年余，由衰弱而发热，由发热而痉挛；家中上下，竟被一条小生命而累得精疲力尽；到了我出生后的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以病以死；在这里总算是悲剧的序幕结束了。”[35]
关键不在于郁达夫对自己出生持有这样的判定，而在于他对于这个悲剧场面的认可与接受（在它的背后则是无边的空虚：“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记忆，却尽是些空洞。”[36]），它源于作家、艺术家的自觉意识。我们常说的作家、艺术家要反映现实人生，替劳苦大众奔走呼号说三道四，不过是内容和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作家直接面对的则是生命意识与人生体悟，就像教徒要面向上帝一样。他们承认他的存在，更多的是对他的不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表示认可与接受，“上帝是不能显现在人群中的”，不是吗？
父亲不在了。“冰冷的茅屋里留下的雏儿们，谁来照管，谁来喂着这一家？”“你会是她们的父亲，你又会是她们的妈妈？”[37]几个孤儿在亡父的灵位前泪如雨下，最小的孤儿是他，一个未来的诗人，一个未来的作家。人生在世，总是要吃饱肚子才行，不幸的是，这个人成年之后感觉依然是“饥饿”[38]；人生下来，总是该认识父母的，不幸的是，这个孩子亲情的天空，有一半是塌陷的。这就是这个后来成为诗人和作家的孩子，人生的头两节课程。
本来我想以平和的心态，写写郁达夫的这段童年背景，但就是这么几页文字，却整整耗去我两个长夜，一涂再抹。黎明前的黑暗中，凭窗远眺，我承认我的笔力太弱，竟难以透过灵帐前那袅袅烟气，仔细审视那几个侍奉在亡父棺木前的孤儿，尤其是那个未来的诗人，后来的作家。也许，是由于他的年纪过分幼小，使我不能读懂他的面容和眼神；也许，是我的心绪苦于所谓理性的思索，使我不能分辨出他情感之海中汇入的那条泪河。不，也许，他根本还不懂得到底为何哭泣，只是被亲人们的悲恸所震慑。不然，他为什么要说，青灯雨夜，只记得两个哥哥，坐守灵帏，彻夜吟哦？
请绕过我，正视他自己的笔墨。
[1] 郁达夫：《自述诗（十八首）》之二，《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第10卷，第140页。
[2] 转引自蒋增福：《郁达夫及其家族女性》，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3] 转引自蒋增福：《郁达夫及其家族女性》，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4] 郁云：《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第3页。
[5]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第48页，第48—49页，第50页。
[6]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第48页，第48—49页，第50页。
[7] 儒学与中医是相通相关的，而“古代许多名医最初皆儒士……修文习道”，见付笑萍：《论儒学对传统医学的影响》，《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第125页。
[8] 郁圣山和郁企曾的名与字，同是郁氏后人，但其记载不一，详见郁云《郁达夫传》第187页；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47页。案：于听是郁达夫长子郁天民的笔名；关于乃祖的名讳，吾从旧而从其长子之说。
[9] 郁圣山和郁企曾的名与字，同是郁氏后人，但其记载不一，详见郁云《郁达夫传》第187页；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47页。案：于听是郁达夫长子郁天民的笔名；关于乃祖的名讳，吾从旧而从其长子之说。
[10]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第48页，第48—49页，第50页。
[11] 她成年后，下嫁于张兰生，二人的生卒年月均不得而知。
[12]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第48页，第48—49页，第50页。
[13] 郁风：《郁达夫的出生家庭和他的少年时期》，《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五辑，第133页。
[14] 郁风：《郁达夫的出生家庭和他的少年时期》，《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五辑，第133页。
[15] 郁曼陀：《酬达夫弟原韵》，《郁曼陀陈碧岑诗抄》，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16]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53页，第356页，第353页。
[17] 郁达夫：《和冯白桦〈重至五羊城〉》，《郁达夫文集》，第10卷，第256页。
[18]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第48页，第48—49页，第50页。
[19] 郁云：《郁达夫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第3页。
[20]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第48页，第48—49页，第50页。
[21] 郁风：《郁达夫的出生家庭和他的少年时期》，《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五辑，第133页。
[22]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第48页，第48—49页，第50页。
[23] 但对这一点，后来的那些苛烈的批评家却和土地的主人一样，对此撒手不管了——后者是心有余而力不存。
[24]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第48页，第48—49页，第50页。
[25]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第48页，第48—49页，第50页。
[26]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53页，第356页，第353页。
[27]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第48页，第48—49页，第50页。
[28]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53页，第356页，第353页。
[29] 郁达夫：《自述诗（十八首）》之五，《郁达夫文集》，第10卷，第142页。
[30] [法]萨特：《我的自传》，张放译，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第15页，第17页。
[31] [法]萨特：《我的自传》，张放译，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第15页，第17页。
[32] [法]萨特：《我的自传》，张放译，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第15页，第17页。
[33] 这一观点形成于数年前，它完全得益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师、学龄前儿童研究专家胡玉华博士的指教，特此申明。
[34] 郁达夫：《自述诗（十八首）》之五，《郁达夫文集》，第10卷，第142页。
[35]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53页，第356页，第353页。
[36]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53页，第356页，第353页。
[37] [捷克斯洛伐克]彼·贝兹鲁奇：《玛丽奇卡·玛格冬诺娃》，《诗刊》1980年第4期。
[38] 郁达夫：《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353页，第356页，第3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