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时期的朱自清和汪曾祺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很多，取得大成就的学生也很多，但汪曾祺这个学生却有些特别，一是汪曾祺和朱自清算得上是同乡，二是汪曾祺在联大没拿到毕业文凭，三是汪曾祺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大，横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评论家称他为“被遮蔽的大师”（见王干《被遮蔽的大师》一文）。
汪曾祺家乡江苏高邮。高邮在历史上一直属于“扬州地”。汪曾祺在江阴高中还没有毕业，就成为流亡学生，后又在几所高中借读，于1939年夏，从上海乘船，经越南，历经艰难到达昆明。其时，西南联合大学和多所国立大学统一招生，报名日期为7月25日至30日。汪曾祺的第一志愿就是西南联合大学。他在投考的时候，沈从文已经被聘为联大师院副教授。汪曾祺在1988年写作的《自报家门》里说：“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志愿。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汪曾祺读初中时，作文都是“甲上”，这是最高评分了。在读高中时，就爱读小说，也是在《自报家门》里，说他在读高二时，随家人在一个小庵躲避战火：“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父亲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说：‘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也许就是这时候，汪曾祺开始立志写作，从后来他的“小说是不像小说”的风格看，早就是受了沈从文的影响，对沈从文推崇备至。所以，他在填报第一志愿时，想到沈从文，完全在情理当中，就像我在几年前，去清华大学寻访朱自清、俞平伯的踪迹，一进清华园突然想到：哦，著名小说家格非是清华的教授。汪曾祺联想到沈从文而没有更多地想到别的教授，比如也是新文学诗人、作家，资格比沈从文更老的朱自清（或是想到了，没有像对沈从文向往的那么强烈），完全是个人性情决定的。这次考试，对汪曾祺来说，也有点惊心动魄，因为考试前他还在医院打针，是拔了针就去考场的。
那么，在汪曾祺入学考试前后的这段时间里，朱自清在忙什么呢？
1939年夏天，朱自清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举办的暑假文艺讲习班教员，给学员讲授写作课。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前身是云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理事会成员有穆木天、朱自清、施蛰存、沈从文、冯素陶、楚图南、顾颉刚、彭慧、陆晶清、冯至、谢冰心、杨季生、刘惠之、张克诚、徐嘉瑞等。分会指定罗铁鹰、雷石榆负责诗歌组，马子华负责小说组。两组多次就文艺问题召集讨论会。1939年1月8日改选理事，由于穆木天、朱自清、施蛰存、沈从文是文协总会理事，他们四人也成为分会的当然理事。1939年5月4日，文协昆明分会正式成立，朱自清和杨振声等人负责分会工作。6月12日下午，朱自清去找魏建功和罗庸，商量文协昆明分会暑期讲习班的事。6月14日，又确定给文艺讲习班授课的四名教员，朱自清、闻一多、罗庸和魏建功。7月22日，朱自清给文协昆明分会写信，接受分会讲课的题目。
1939年7月25日，暑期文艺讲习班开课，共招收文艺青年40多人，开设文艺基本原理、现代文艺思潮、写作方法、民间文艺、抗战文艺工作等系列讲座。除了上面提到的朱自清、闻一多、魏建功、罗庸而外，还有楚图南、冯素陶、彭慧、施蛰存、曹禺、顾颉刚等主讲。朱自清主要负责作品讲读课。8月1日，朱自清讲鲁迅的《药》和《复仇》。8月17日、19日几天，朱自清都到讲习班授课。
就在文艺讲习班开课之时，汪曾祺其时正在昆明，如果他知道有这个班，说不定也会成为四十名学员之一的。
1939年8月21日那天，朱自清继续到讲习班授课，这次他出了八道题，请讲习班的同学们答，只有几人答出。朱自清认为这班学生“水平不高”。如果汪曾祺也在这个班，不知他的答题能否得到朱自清的满意。朱自清到底是个负责任的老师，两天后，他把学生回答的问题归纳起来，进行认真的讲解。
再回到8月13日，西南联大中文系入学考试的试卷摆在了阅卷老师的案头，朱自清等教授评阅本年度中文系入学考试试卷，结果如汪曾祺所愿，他的各科成绩不错，被西南联大录取。公布结果时，汪曾祺排第四名。这算得上是朱自清和汪曾祺的第一次间接接触。
这时候，朱自清是清华中文系主任，兼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1939年8月4日还当选为1939年度教授会书记，主持系政十分繁忙，还要给暑期文艺讲习班授课。多次和杨振声、沈从文商定教科书第一、二、三、四等册的目录，出席清华聘任委员会会议和评议会会议等各种大小会议，拜访、接待茅盾、曹禺等文化名人，如8月31这天就接连拜访了王力夫妇和梁思成夫妇，又接待顾颉刚等人的来访。此外，他个人还要写作、写信、备课、做研究，可谓日理万机。
1939年度第一学期开学是在10月2日，4日上午，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参加了始业式及精神总动员。
本学期，朱自清开设的课程是“大一国文”两种（一、二），还有“国文作文”等课。“大一国文”是和沈从文合开的，该课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分“读本”和“作文”。汪曾祺在《晚翠园曲会》里说：“‘大一国文’课的另一个特点是教课文和教作文的是两个人。教课文的是教授，教作文的是讲师、教员、助教。……我的作文课是陶重华先生教的。”“大一国文”这本教材，对汪曾祺影响很大，而这本书的选编者，是由杨振声主持的“大一国文委员会”主导选编的，朱自清、罗常培等参与，收白话文学作品十三篇，有鲁迅的《狂人日记》《示众》，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节选），朱光潜的《文艺与道德》《无言之美》，林徽因的《窗子以外》等。多年以后，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中回忆说：“语体文部分，鲁迅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汪曾祺对入选林徽因的文章感觉“更特别”，可能是当时林在新文学界并无影响、此文也并不出众吧。
1939年11月14日，西南联大第一二六次常委会决议，同意朱自清辞去中文系主任及联大师院国文系主任职务，两职务均由罗常培暂代。
朱自清在汪曾祺读大二那年，休了一年带薪研究的长假。汪曾祺整整一学年没有听朱自清的课。这个时候，汪曾祺开始写文章，小说、散文、诗歌都写，沈从文会把他的文章推荐到一些报刊发表。汪曾祺自己也会投稿，还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团“冬青社”，是“冬青社”的活跃分子。更是常和交好同学一起讨论文学创作，会在泡茶馆的时候，读书写文章。巫宁坤在《西南联大的茶馆文化——纪念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一文中也说到他和汪曾祺、赵全章一边泡茶馆一边读书写作的事：“曾祺读中文系，我和全章读外文系。碰巧三人又同住一幢宿舍，又都爱好文艺，朝夕过从。每天课后，我们仨就各自带上两三本书、钢笔、稿纸，一起去泡茶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吃‘花生西施’的五香花生米，一边看书，多半是课外读物，或写点儿什么东西。茶馆就是我们的书斋。谁写好一篇东西，就拿出来互相切磋。曾祺第一篇小说的文采就让我俩叹服。……我们最初的习作都是在这家茶馆里泡出来的，投给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居然一篇小诗小文都陆续登出来了。”汪曾祺在文学上的天赋，得到了老师沈从文的赞许，沈从文在致施蛰存的信中说：“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大有成就。”
汪曾祺大三这年，朱自清一年修假研究期满，回到联大，他的课有“散文研究”和“历代诗选（宋）”。汪曾祺修习了朱自清的“宋诗”课。在散文《新校舍》里，汪曾祺说：“朱自清先生教课也认真。他教我们宋诗。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要交读书笔记，还要月考、期考。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在《忆西南联大中文系》里也说了类似的话：“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
朱自清讲宋诗，这是他在联大的“拿手课”之一，用的讲义是他自己精心编写的《宋诗钞略》，铅印本，白文，无标点无注释。那么，朱自清讲宋诗讲得怎么样呢？他的学生季镇淮在《纪念佩弦逝世三十周年》里有描写，他说，有一次，朱自清讲课，他先在黑板上写下两首七律，一首是刘长卿的《送李录事兄归襄阳》：“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汉水青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另一首是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君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对这两首诗的讲解，朱自清开始没有写下题目和作者，而问学生看了这两首诗有什么样的感觉：哪一首习见，熟一些；哪一首不习见，生一些。当时，季镇淮说“头一首熟一些”，朱自清称“是”。接着才开始讲唐宋诗的区别。朱自清说：“这两首诗内容相同，都是讲离别的。但意味不同；前者就是抒发感情，后者则讲出了一些道理。唐诗主抒情，宋诗主说理；唐诗以《诗风》为正宗，宋诗则以文为诗，即所谓‘散文化’。”应该说，朱自清这种讲课风格是十分严谨和有效的，便于学生理解和运用。季镇淮和汪曾祺一样，也讲到了朱自清上课的严格：“先生逐句讲解，根究用词、用事的来历，并随时指点在风格上宋诗与唐诗的不同。也常令学生先讲解，而后先生再讲。因此，在上课之前，学生莫不敢自行预习准备。上课的时候，大家就紧张起来，怕被先生叫起来先讲。定期进行考试，则注重默写和解释词句。”朱自清的另一个学生吾言，也曾回忆说：朱先生“匆匆走到教案旁，对我们点了点头，又点过名，便马上分条析理地就鲁迅及《示众》本文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各方面提出问题，逐一叫我们表示意见，而先生自己则加以补充，发挥。才一开始，我的心在卟卟乱跳，唯恐要在这许多陌生的同学前被叫起来，用还没有学好的国语艰难地道出我零乱的思想来。然而不多一会，我便忘掉了一切，顺着先生的指引，一步一步地终于看见了作者的所见，感受到作者的所感受”。吾言还评价朱自清“不是敷衍着把课文匆匆读一遍了事”，或是：“叙述作者生平的琐事逸闻，尤其是无关大体的所谓‘好玩’的琐闻，然后说：‘课文你们自己读罢，我没什么好讲的。’”或是：“充其量也不过金圣叹式的评点，叫你全得不着要领。”朱自清认真的讲课形式，也引起个别同学们的“不满”，说“大考，小考，练习，报告做个没完的，选过他的课都大叫吃不消。并且分数也抠门的很”。然而自然也有像吾言这样好学的学生，在三四年级的选修课目里，吾言选修了朱自清的“文学批评”，没想到选这门课的一共只有三个人。“虽然只有三个人，先生还是每堂必在点名册上作记号”。（以上引自吾言《忆朱自清师》）
另有一例，也足见朱自清的认真，据朱自清的日记载，1939年11月13日晚上，他的学生周贤模来访，朱自清说：周贤模“要求我证明同意二年级学生，以便让注册处发还文凭。答应他明天上午我值班时写一便条。他坚持要亲自把条子送到注册处去，我断然拒绝了他，并要求他设法端正自己的思想。他说：‘那是我自己的事！’我说：‘那好，你走吧，明天上午九点钟到办公室找我。’于是，他就发起火来，说：‘我的朋友告诉我你过去是个穷学生，现在到了社会最上层，就像刘邦登上皇位后，不愿听到自己青年时代的清寒一样。你讨厌我，你知道刘邦是个市侩！’此时我警告他，他在污辱老师，我要写报告给最高校务委员会处罚他。但他说：‘好，我也要给他们写！’这时他放肆地问我：‘你知道我将转入三年级，为什么后来把我放入二年级？你们大学规定每个学生每年的学分是四十分。为什么你答应给我四十三分？’我说我不愿意回答他的问题并请他出去。但他悍然拒绝。李其同让他保持办公室安静，就进行干预，他心犹不甘，最后离去，并说：‘黑暗！黑暗！等着瞧吧！我要让你看看颜色。’我把整个事回想一下，感到问心无愧，除了有一次对他过于苛刻。应该对学生和蔼一些。”如果这位周贤模同学所说没错，朱自清确实严格的有些过了头，说好“转入三年级”，为何又“放入二年级”？别人修的学分都是四十分，为什么他是四十三分？当然，周同学把老师比作刘邦显然犯了大忌，引起了朱自清的恼怒。这件事情的后续是，朱自清果然写了材料给学生注册处和最高校务委员会，结果是，第二天，周贤模同学被勒令退学。又过五六天，朱自清接到周贤模的信。这封信让朱自清一夜失眠。到了这个月的月底，有人告诉朱自清，周贤模给校务委员会写了一封长信。朱自清在日记里说：“上周以来，周贤模的事情一直不能忘怀。”
大学里有大学里的规矩，朱自清虽然“问心无愧”，但也承认对个别学生过于“苛刻”。
汪曾祺缺课多，也可能与朱自清教学的严格、刻板有关。汪曾祺随心、散漫，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包括在学习中。他喜欢写作，就爱听沈从文的课。也喜欢听文采飞扬的闻一多的课，对闻一多在课堂上的潇洒特别欣赏，在《闻一多先生上课》一文里说：“闻先生打开笔记本，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汪曾祺印象特别深，还说“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汪曾祺还喜欢听罗庸的课，称他的课很“叫座”，“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汪曾祺对闻一多、罗庸等老师讲课风格的欣赏，也是他的性情决定的。所以，听朱自清严谨、严肃而带有学术研究并略显枯燥的课，自然感觉没劲了，何况还“大考、小考、报告”不断呢。汪曾祺学得不好，或考得不好，朱自清对于这样的学生“印象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汪曾祺本应于1943年6月毕业，但于由体育和大二英文成绩不合格，汪曾祺没能如期毕业。
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坛成名后，写过很多西南联大的旧人，关于沈从文的就有《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等好几篇，也写过《闻一多先生上课》，写过《金岳霖先生》，写过《唐立厂先生》（唐立厂就是唐兰），只在《新校舍》《我的老师沈从文》《忆西南联大中文系》等文章里稍带几笔朱自清。对朱自清的评价是：“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我的老师沈从文》）。在散文《人间幻境花果山》里，也说了句“我曾听朱自清先生说过，淮安人是到了南阁楼就要修家书的”等话。
不过，汪曾祺也写过一篇读书随笔《精辟的常谈——读朱自清〈论雅俗共赏〉》，可以称得上是一篇专论，这是一篇只有几百字的短文，汪曾祺从自己的角度，对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和《经典常谈》做了简明而精准的解读：
朱先生这篇文章的好处，一是通，二是常。
朱先生以为“雅俗共赏”这句成语，“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这说出了“雅俗共赏”实质，抓住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关键。
朱先生首先找出“雅俗共赏”的社会原因，那就是从唐朝安史之乱之后，“门第迅速地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么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去的多”，上来的士人“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和标准”。这是非常精辟的、唯物主义的分析。
朱先生提出语录、笔记对“雅俗共赏”所起的作用。
朱先生对文体的由雅入俗作了简明的历史的回顾，从韩愈、欧阳修、苏东坡到黄山谷，是一脉相承的。黄山谷提出“以俗为雅”，可以说是纲领性的理论。
从诗到词，从词到曲，到杂剧、诸宫调，到平话、章回小说，到皮黄戏，文学一步比一步更加俗化了。我们还可以举出“打枣竿”“挂枝儿”之类的俗曲。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人也奈何不得。
其后便有“通俗化”和“大众化”。
朱先生把好几百年的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绺出了一个头绪，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一通百通。朱先生把一部文学史真正读通了。
朱先生写过一本《经典常谈》。“常谈”是“老生常谈”的意思。这是朱先生客气，但也符合实际情况：深入浅出，把很大的问题，很深的道理，用不多的篇幅，浅近的话说出来。“常谈”，谈何容易！朱先生早年写抒情散文，笔致清秀，中年以后写谈人生、谈文学的散文，渐归简淡，朴素无华，显出阅历、学问都已成熟。用口语化的语言写学术文章，并世似无第二人。
《论雅俗共赏》是一篇标准的“学者散文”，一篇地地道道的Essay。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篇短文，是汪曾祺的“平衡”之作。按说，没有根据是不应该想当然的，不应该妄加猜测的，但我总觉得，在写过沈从文、闻一多、金岳霖、唐立厂等老师之后，不写一篇朱自清说不过去，这才有这篇《精辟的常谈——读朱自清〈论雅俗共赏〉》的问世。
朱自清是西南联大的名教授，课程也不少，必修课、选修课都有，还有各种讲座，汪曾祺都听过，特别是朱自清到“冬青社”的几次演讲，汪曾祺都在现场，按说印象很深，甚至也有不少交流，连“淮安人到了南阁楼修家书”这种话都说了，家乡风物、人情世故等事一定不会少讲。可不知为什么，汪曾祺没有专门写一篇关于朱自清在西南联大的文章。不过早在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私立致远中学教书时，据他的学生张希至回忆，他上课时很少按课本内容讲授，而是常讲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沈从文等。
很多年后，沈从文在给汪曾祺的一封长信里，说起当年未毕业事，提到“罗”没给汪曾祺发毕业证，应该是指罗常培吧。因为罗常培当年准备安排汪曾祺先在西南联大先教一年书，再补发毕业证书的。汪曾祺很高兴，可是后来并没有安排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当老师，毕业证书也遥遥无期，最终没有拿到。到了1986年5月2日，汪曾祺的朋友、扬州籍著名中医耿鉴庭先生要到扬州参加历史文化名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行前，汪曾祺嘱其顺访朱自清故居，这是对老师的深切怀念啊。
不久前，在北京西城一家小酒馆里，我和汪朗喝酒，说起老爷子在昆明联大的这段求学生活，汪朗透露一个信息，说老爷子生前跟他们兄妹几个聊天时，说，当时罗常培还有一个动议，就是推荐汪曾祺做朱自清的助教。朱自清没有答应，说他连我的课都不听，我怎么能让他当助教？但，西南联大研究专家、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李光荣先生在一次会议期间跟我说，其实汪先生记忆有误，是闻一多先生想让汪曾祺做清华大学助教的，不过朱先生的回答没有错。
没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对汪曾祺此后的生活有无影响，影响有多大，现在讨论也无意义。但可以肯定地说，朱自清对他这个同乡兼学生，没有像对待他的另一个同乡兼学生余冠英那么优待。
2016年9月10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