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汪曾祺和“冬青社”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一年级下学期开学不久，即1940年年初，参加了“冬青社”，是首批社员之一。

“冬青社”是西南联大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据“冬青社”早期会员杜运燮对于社名的解释说：当时在讨论成立一个新的文艺社团时，“窗外正有一排翠绿的冬青树。这也为了表达社员们决心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中，学习冬青斗霜傲雪、坚韧不拔的常青风格”（《忆冬青文艺社》）。这里所指的“恶劣环境”，我的理解，是指大环境：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昆明经常被日机轰炸，“跑警报”成为昆明人的日常状态。对于汪曾祺来讲，西南联大所处的小环境是什么样的呢？汪曾祺是这么说的：这“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汪曾祺散文《泡茶馆》）。就是这样被汪曾祺形容为“污浊而混乱的时代”中，同学们仍能自由结社，自由写作、泡茶馆、听戏剧、喝酒、拍曲，物资虽然短缺，精神生活还不错，就算是缺课、逃课，校方也不太认真追究。另外还能和他心仪的老师沈从文经常见面，甚至一起逛杂货铺子，这种艰苦、离乱中的闲适，正符合他的随遇而安、散漫豁达的个性，并保持他“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所以，他加入文艺社团“冬青社”，完全出于他对文学的热爱，对写作的迷恋，是“自许清高，鄙视庸俗”。

“冬青社”初期会员不多，以中文系为骨干，而又以汪曾祺那一届学生为活跃。除了汪曾祺，还有刘北汜、巫宁坤、王树藏、施载宣（萧荻）、林元（林抡元）、杜运燮、马健武、穆旦、萧珊（陈蕴珍）等十数人。

汪曾祺第一篇小说，可以说就是“冬青社”催生的——他的小说处女作《钓》正式发表于昆明《中央日报》1940年6月22日“平明”副刊上。关于这篇小说，还有一些后续故事值得一说：多年以后，历经种种运动的汪曾祺已经忘了这篇小说了，在他生前从未在文章中提及，也没有收入任何一本作品集中，以至于很多人对他的处女作莫衷一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和文学社团的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李光荣先生经过多年梳理，查到了这篇小说，并撰写一篇文章，题目叫《〈钓〉：汪曾祺的文学开端》，发表于《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一期。据李光荣在这篇文章中透露，他还一并查出了“汪曾祺的作品20多篇”，这可是重大发现，不仅解决了汪曾祺创作生涯中悬而未决的“处女作”问题，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汪曾祺全集》提供了更为完备的材料。

当然，说《钓》是“冬青社”“催生”的作品，是我个人的猜测，因为年初刚刚成的“冬青社”并成为首批社员的汪曾祺，很可能是在入社后，才正式开始写作的：既然有了组织总不能做“空头文学”家啊，得拿出作品才有说服力。而《钓》又是一篇“意识流”的、很现代的小说，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写一个少年垂钓过程中的思想情绪的波动，文笔优美，辞藻华丽，描写绵密，和汪曾祺后期的作品完全不同。完稿时间是在1940年4月12日，这一时期的汪曾祺，正对外国文学感兴趣，阅读了大量的阿索林、弗洛伊德、萨特、沃尔芙等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加入文学社了，又接触了现代派，开笔写“意识流”就不奇怪了。李光荣在《〈钓〉：汪曾祺的文学开端》里，也是这么认为的：汪曾祺入学不久就加入了“冬青社”，“冬青社”还“办有《冬青》杂文壁报、《冬青小说抄》《冬青散文抄》《冬青文抄》《冬青诗抄》等刊物，社员积极创作和发表作品，举办文学讲座，组织朗诵会和文学讨论会，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或许正是在这种文学氛围中，汪曾祺创作了《钓》”。另外，还可以加一点：既然身边有这么多人热爱写作，而他早已心仪的大作家沈从文就是自己的老师，为何不尝试写篇作品求教于老师呢？

参加了“冬青社”的汪曾祺，作品又很顺利地发表，这给汪曾祺极大的鼓舞，积极参加“冬青社”组织的各种讲座，和社友来往密切，加上他很快就成为沈从文座上宾，能够随意地进出沈从文家闲聊、借书、还书，当然，更多的是从沈从文的讲课中得到启发，又写作了《翠子》《悒郁》等文学作品，到了1941年，更是一发不可收，在多家报刊发表作品数十篇，仅小说就有《寒夜》《春天》《复仇——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灯下》《猎猎——寄珠湖》《河上》《匹夫》《待车》等八篇之多，大多是由沈从文介绍到相熟的报刊发表的。多年后，汪曾祺在随笔《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写道：

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邮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

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

这就是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沈从文也是“冬青社”请的导师。有了导师手把手的指导和提携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动手写作，汪曾祺在《泡茶馆》一文中写到那一时期的读写情况：“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在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当时的西南联大，学生宿舍都是多人一间，又没有桌凳，读书写作极其不便，怎么办？汪曾祺只好带着书和稿纸，去街上的茶馆，把茶馆当成他的书房。汪曾祺在《泡茶馆》一文中提到的两个同学，是“冬青社”社员的巫宁坤和赵全章。许多年以后，巫宁坤在读了汪曾祺的文章后得到启发，在《西南联大的茶馆文化——纪念西联大建校七十周年》中证实了汪曾祺的描写：汪曾祺在《泡茶馆》里提到的“两个无名氏就是我和赵全章……都爱好文艺，朝夕过从。每天课后，我们仨就各自带上两三本书、钢笔、稿纸，一起去泡茶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吃‘花生西施’的五香花生米，一边看书，多半是课外读物，或写点儿什么东西。茶馆就是我们的‘书斋’。谁写好了一篇东西，就拿出来互相切磋。曾祺第一篇小说的文采就让我俩叹服。全章中英文都好，经常写抒情小诗，后来一篇接一篇从英文翻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我也写一些小东西。我们最初的习作都是在这家茶馆里泡出来的”。泡茶馆给汪曾祺带来的收获是：“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泡茶馆》）

除了课余时把茶馆当书斋，读书，写作，投稿，汪曾祺也积极参加冬青社的活动。“冬青社”的活动有很多，抄写壁报，编辑手抄本的各种“冬青”杂志，还有讨论会、演讲会和名师讲座。对于名师讲座，汪曾祺最积极，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写：

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兴浓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有人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

文中虽然没有明说这些教授来参加的活动是“冬青社”的活动，但事实上都和“冬青社”有关。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等老师也来金鸡巷讲过课。1942年年初，卞之琳有一次讲的题目是《读书和写诗》，杜运燮做了记录，并把记录稿整理成文章，于当年的2月20日发表在香港的《大公报》上。

巴金先生和“冬青社”也有关系。1940年7月底，巴金乘滇越火车抵达昆明，探望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未婚妻萧珊（陈蕴珍），8月下旬，在青年作家卢福庠的陪同下，参加联大以“冬青社”为骨干的文学青年座谈会。到了1941年7月巴金第二次来昆明，此时萧珊等“冬青社”成员在金鸡巷已经住了约半年，同学们在这里很开心，还互相起外号。巴金来后，也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还抽空做了几样地道的四川菜请刘北汜、王文焘、王育常等人品尝。来看望巴金的人很多，有巴金的老朋友，也有联大的老师，还有很多“冬青社”的同学，其中也包括汪曾祺。当时的“冬青社”，气氛很好，不仅互相讨论学问，出版各种壁报和手抄本杂志，各人的投稿积极性也很高。巴金当时已经是很有影响的大作家了，“冬青社”的同学们很想听到巴金的讲座，就通过萧珊邀请。杜运燮在《白发飘霜忆“冬青”》一文中回忆说，这个座谈的范围比较小，人不多，主要是尊重巴金的意见。

李光荣、宣淑君在其专著《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一书中，对“冬青社”做了概括，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中期和晚期。汪曾祺在这三个时期都是“冬青社”的骨干，虽然不是组织和活动的活跃分子，创作实绩却最大，许多重要作品，都写于这个时期，除了前边提到的小说，还有多篇小说也发表于这一时期，比如《谁是错的》《唤车》《结婚》《除岁》《葡萄上的轻粉》《序雨》《膝行的人》《小学校的钟声》《老鲁》等，散文有《花·果子·旅行》《灌园日记》《干荔枝》《私生活》《小贝编》《花园》等，新诗有《昆明小街景》《有血的被单》《消息——童话的解说之一》《封泥——童话的解说之二》《落叶松》《文明街》《私章》等。其中小说《小学校的钟声》《老鲁》和散文《花园》已经成为汪曾祺的名篇代表作。特别是《花园》，不仅入选多种选本，也是汪曾祺散文形成个人风格的标志性作品。

在“冬青社”中后期，比汪曾祺高一届的同学林元（林抡元）准备出版文学刊物《文聚》，同时，“文聚社”也宣告成立。成员有马尔俄、李典、马杏垣、穆旦、杜运燮、刘北汜、田堃、汪曾祺、辛代、罗寄一、陈时等，除李典和马杏垣外，大都是“冬青社”的骨干。据李光荣考证，《文聚》的刊物名称，是沈从文起的。汪曾祺的小说《待车》就发表在《文聚》杂志1942年第一、二期上，著名的散文《花园》就发表在《文聚》上。

这一时期的汪曾祺，作品风格已经大致有了定型，在青年学生中有了不小的影响，沈从文对他也很看好，在给施蛰存的信中，提到国内新出现的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确实，读汪曾祺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以和平、淡雅的心性来看待社会和人世，描写的是社会的和谐和人间的温情，善于从大自然中发现美，发掘美，书写美，其审美趣味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已经基本上接过了沈从文的衣钵，有成为大名家的气象了。

2016年12月5日写于北京草房荷边小筑，少见的没有雾霾，天气朗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