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三剑客”
1946年年初，汪曾祺还没去上海，已经有两篇小说在上海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上发表了。稿子是他老师沈从文推荐的，分别是《小学校的钟声——茱萸小集之一》（载《文艺复兴》1946年第一卷第二期）和《复仇》（载《文艺复兴》1946年第一卷第四期），在《复仇》发表时，《文艺复兴》主编郑振铎在“编后记”中谈及这篇小说，深有感触地说：“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复仇》，和他已在本刊登出的《小学校的钟声》，都是易稿若干次，而藏之数年，不曾发表出来的；稿纸上已经有蠹书鱼的钻研之虐了。像用大斧在劈着斑驳陆离的大山岩似的，令人提心吊胆，怕受了伤。”上海的《文汇报·笔会》也在1946年的6月18日、7月12日接连发表汪曾祺的《街上的孩子》《花·果子·旅行——日记抄》两篇散文。这些作品的发表，为他在上海一年多时间里的生活和发表作品，进行了预热，也开辟了通道，更像是对他的欢迎。
汪曾祺启程去上海的时间，是在他老师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大约是在1946年7月下旬，这一时期的昆明，随着联大等高校和其他战时机构的陆续内迁、复员，文艺气氛已经大不如前，就业机会更是渺茫，加上政治气氛的日益紧张，去上海寻找机会是汪曾祺的首选，于是便决定取道越南，经香港，回上海。和他同行的还有未婚妻施松卿。他们到达香港后，因候船，在上海滞留数日。汪曾祺在《生机》《风景》等文章中，对这段滞留生活有较深刻的感想：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离开昆明去上海，途经香港。因为等船期，滞留了几天，住在一家华侨公寓的楼上。这是一家下等公寓，已经很敝旧了，墙壁多半没有粉刷过。住客是开机帆船的水手，跑澳门做鱿鱼、蠔油生意的小商人，准备到南洋开饭馆的厨师，还有一些说不清是什么身份的角色。这里吃住都是很便宜的。住，很简单，有一条席子，随便哪里都能躺一夜。每天两顿饭，米很白。菜是一碟炒通菜、一碟在开水里焯过的墨斗鱼脚，还顿顿如此。墨斗鱼脚，我倒爱吃，因为这是海味。——我在昆明七年，很少吃到海味。只是心情很不好。我到上海，想去谋一个职业，一点着落也没有，真是前途渺茫。带来的钱，买了船票，已经所剩无几。在这里又是举目无亲，连一个可以说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整天无所事事，除了到皇后道、德辅道去瞎逛，就是踅到走廊上去看水手、小商人、厨师打麻将。真是无聊呀。
——《生机·玉头》
我在香港时全像一根落在泥水里的鸡毛。没有话说，我沾湿了，弄脏了，不成样子。忧郁，一种毫无意义的忧郁。我一定非常丑，我脸上线条凌乱芜杂，我动作萎靡鄙陋，我不跟人说话，我若一开口一定不知所云！我真不知道我怎么把自己糟蹋到这种地步。是的，我穷，我口袋里钱少得我要不时摸一摸它，我随时害怕万一摔了一跤把人家橱窗打破了怎么办……但我穷的不止是钱，我失去爱的阳光了。我整天蹲在一家老旧的栈房里，感情麻木，思想昏钝，揩揩这个天空吧，抽去电车轨，把这些招牌摘去，叫这些人走路从容些，请一批音乐家来教小贩唱歌，不要让他们直着脖子叫。而浑浊的海水拍过来，拍过来。
——《风景·人》
这两段文字都是极尽苦闷，甚至有些自我嘲讽，有些怨天尤人。
在香港的滞留时间虽然不长，当然不可能给他带来工作机遇了，事实上他压根也没有这样想。但香港也没留下什么好印象。而真正让他深感孤独和失落的是，他“失去爱的阳光了”——施松卿另船回福建了，在小说《牙疼》里，汪曾祺间接记录了和施松卿分别时的情景：“S回福建省亲，我只身来到上海。上海既不是我的家乡，而且与我呆了前后七年的昆明不同。到上海来干甚么呢？你问我，我问谁去！找得出的理由是来医牙齿了。S临别，满目含泪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一纸条，写的是，‘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
踅居在那样的旅店里，又“失去爱的阳光”，汪曾祺在香港的遭际和心情之恶劣就可想而知了。
在香港难熬，初到上海的汪曾祺同样有过一段苦闷的日子，这里举目无亲，寻找工作机会也无着落，只好求助好同学朱德熙，并暂住在朱德熙家。汪朗在《我们的老头汪曾祺》里说：“当时朱德熙已经到北京清华大学教书，特地关照家里人照顾一下爸爸。但是总寄居在别人家毕竟不是个事，找工作又困难重重，屡屡碰壁之后，爸爸心灰意懒，给在北京的沈从文先生写信诉说苦闷心情，并流露出想要自杀的打算。沈先生收到信之后立即写了一封回信，把爸爸大骂了一顿……还在信中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自杀，真是没出息！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沈从文还不放心，又写信给回到苏州探亲的夫人张兆和，让张兆和写一封长信安慰他。后来也是经沈从文托他的好友李健吾帮忙，才介绍他到一所私立中学担任了教员。
这所中学叫上海致远中学，校长是李健吾的学生。
工作解决了，有了立足之地，而且似乎对工作还很挺满意，学校又正处闹市区，汪曾祺又过起了潇洒的“名士”生活。他在小说《星期天》里，有这样一段描写：“这是一所私立中学，很小，只有三个初中班。地点很好，在福煦路。往南不远是霞飞路；往北，穿过两条横马路，便是静安寺路、南京路。因此，学生不少。学生多半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这是学校的外部环境，那么内部呢？“‘校舍’很简单。靠马路是一带水泥围墙。有一座铁门。进门左手是一幢两层的楼房。很旧了，但看起来还结实。楼下东侧是校长办公室。往里去是一个像是会议室似的狭长的房间，里面放了一张乒乓球台子。西侧有一间房间，靠南有窗的一面凸出呈半圆形，形状有点像一个船舱，是教导主任沈先生的宿舍。当中，外屋是教员休息室；里面是一间大教室。楼上还有两个教室。”这里的描写虽然是小说家言，推测这就是致远中学的基本格局。这篇小说的写作方式奇特，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编序介绍，虽然有虚构成分，但这些人物大致都有原形。说到“我”时，更符合实际：“我教三个班的国文。课余或看看电影，或到一位老作家家里坐坐，或陪一个天才画家无尽无休地逛霞飞路，说一些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吃了一碗加了很多辣椒的咖喱牛肉面后，就回到学校里来，在‘教学楼’对面的铁皮顶木棚里批改学生的作文，写小说，直到深夜。我很喜欢这间棚子，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除了我，谁也不来。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但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我现在在上海。雨已经停了，分明听到一声：‘白糖莲心粥——！’”这里的“老作家”就是巴金，“天才画家”就是黄永玉。
汪曾祺的学生、后来成为机械专家的林益耀，对汪曾祺印象深刻，在《汪曾祺与致远中学》中回忆道：当时“汪老师二十多岁，国字脸，比较瘦弱，一口带苏北口音的普通话，斯文儒雅，有学者风度，讲课不紧不慢，娓娓道来。”汪曾祺在这里住了一年多，教书，写作，阅读，思考，会朋友，学跳舞，丰富了汪曾祺的生活。仅从读书看，照例还是闲书多，《星期天》里的“我”，应该就是他读书的写照：“……看《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这是一本很有趣的著作，文笔极好。我对这本书一直很有感情，因为它曾经在喧嚣历碌的上海，陪伴我度过许多闲适安静的辰光。”读书之外就是写作，而且不断有作品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1946年9月12日，小说《磨灭》发表在《大公报》上；10月14日，小说《庙与僧》发表于《大公报》上；10月14日，写了散文《风景》，包括《堂倌》《人》《理发师》，分两次发表于25日、26日《文汇报·笔会》上；另外，在1946年年末，又写作和发表了《“膝行人”引》《他眼睛里有些东西，决非天空》《昆明草木》等文章。到了1947年，更是一发而不可收，这一年创作、发表的小说就有《鸡鸭名家》《醒来》《艺术家》《驴》《职业》《落魄》《绿猫》《冬天》（《豆腐店》之一片断）《戴车匠》《年红灯》（二）《牙疼》《囚犯》《异秉》等十余篇，还有散文《飞的》（包括《鸟粪层》《猎斑鸠》《蝶》《矫饰》）《蔡德惠》《室外写生》《歌声》《幡与旌》《蝴蝶——日记抄》，论文有《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另外，在1947年7月15日致沈从文信中透露，仅在 5月至6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写了约12万字的文学作品，而且自觉“大都可用”。唐湜在随笔《汪曾祺在上海》一文中说他“时常写一个通宵，到天亮时才和衣睡下”。
良好的写作状态，一直延续到1948年春天北上北京。
正是在这一时期，汪曾祺认识了此后号称沪上“三剑客”的黄裳和黄永玉。黄永玉和沈从文是亲戚，在上海郊外一所中学教书，沈从文写信给他，让他去找才子汪曾祺。同样因为沈从文的关系，加上巴金的夫人萧珊（陈蕴珍）和汪曾祺是西南联大的同学，汪曾祺也常到巴金家喝茶谈天，在这里又认识了黄裳（汪曾祺和黄裳的交往，应该先于黄永玉），从此，三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黄永玉在1979年创作的散文《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中，深情地叙述了他和表叔沈从文的通信，写了他在上海街头，阅读沈从文发表在报纸上的关于沈、黄两家的亲情的散文而受到了莫大的感动，接着，有这样的叙述：
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得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和他同屋的是一个报社的夜班编辑，我就睡在那具夜里永远没有主人的铁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间凹得像口锅子。据我的朋友说，我窝在里面，甜蜜得像个婴儿。
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多自负，时间和精力像希望一样永远用不完。我和他时常要提到的自然是“沈公”。我以为，最了解最敬爱他的应该是我这位朋友。如果由他写一篇有关“沈公”的文章，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在写作上，他文章里流动着从文表叔的血型，在文字功夫上他的用功使当时大上海许多老人都十分惊叹。我真为他骄傲。所以我后来不管远走到哪里，常常用他的文章去比较我当时读到的另一些文章是不是蹩脚？
这段文字里，不吝赞美之词地夸赞这位沈从文的学生，就是汪曾祺。2006年，黄永玉在《黄裳浅识》一文中，再次写到汪曾祺，这次指名道姓了：“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地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三人会合后又干什么呢？该文接着写道：“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黄裳对黄永玉这篇文章所描写的情状，他在2010年3月2日发表的《忆曾祺》中，在写了他当时工作的《文汇报》有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后，与汪曾祺和黄永玉的交往，有更细化的叙述：
就在这种宽松的工作条件下，才能一见曾祺、永玉站在面前，就能交代一声，站起身就走。这种做派，就被误会为高级职员风度了。
离开办公楼，就是找地方吃喝、消遣。也不像永玉说的那么豪纵，最高级的去处只能数霞飞路上的“DD'S”了，店里有“吃角子老虎”的设备，每次也总要喂它几文。偶然得彩，一下子吐出一大堆角子，必兴高采烈地喂还它不可。咖啡馆的奶油蛋糕是有名的，一坐下来就是许久，杂以笑谑，臧否人物，论天下事，兼及文坛，说了些什么，正如随风飘散的“珠玉”，无从收拾了。
吃馆子是常事，但并不大吃大喝。记得常去的是三马路上的“四川味”，那是我经常宴客之处。小店里的大曲和棒子鸡是曾祺的恩物。照例也是酒酣耳热，狂言惊坐。“四川味”有一个好处，离古书铺甚近，出酒馆，就踏入来青阁。我至今还对曾祺陪我逛书店充满了感激之情，他其实并不喜欢线装书，曾祺晚年写过一篇谈廉价书的文章，极力推崇一折八扣书，我看得出，那是发泄陪我走书坊，看“善本”的无聊、厌烦之反感。当时我初入买旧书之门，对“善本”只能有看的资格。所买多是残本书，曾祺在文字中明言说过我喜欢买残明本云云。言外之意，我是明白的。
选书既毕，两人醉醺醺地提了一摞旧书，乘三轮车（当时出租汽车只供“高等华人”所用的），赶往霞飞坊巴金家去谈天。那摞旧书不敢提进二楼客厅，只能放在门口外面。
这段美好的岁月，黄裳在多篇文章都有回忆，在《关于巴金的事情》一文中，黄裳说：“1946年夏，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到霞飞坊59号去访问，又见到巴金和萧珊。从这时起，我就成为他们家里的常客……二楼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一张圆台面以外，就是几只破旧沙发，这破旧的沙发，就是当时我们称之为‘沙龙’的地方。朋友来往是很多的，大致可以分为巴金的和萧珊的朋友两个部分。不过有时界限并不那么清晰，像靳以，就是整天嘻嘻哈哈和我们这些‘小字辈’混在一起的。萧珊的朋友多半是她在西南联大的同学，这里面有年轻的诗人和小说家，好像过着困窘的日子，可是遇在一起都显得非常快乐，无所不谈，好像也并不只是谈论有关文学的事情。”这些年轻的诗人、小说家里，就有汪曾祺。黄裳在《伤逝——怀念巴金老人》一文中，进一步说：“女主人萧珊好客，59号简直成了一处沙龙。文艺界的朋友络绎不断，在他家可以遇到五湖四海不同流派、不同地域的作家，作为小字辈，我认识了不少前辈作家。所谓‘小字辈’，是指萧珊西南联大的一群同学，如穆旦、汪曾祺、刘北汜等。巴金工作忙，总躲在三楼卧室里译作，只在饭时才由萧珊叫他下来。我们当面都称他为‘李先生’或‘巴先生’，背后则叫他‘老巴’。‘小字辈’们有时请萧珊出去看电影，坐DD'S，靳以就说我们是萧珊的卫星。”对这一段生活记忆犹新的还有穆旦，他在1973年10月给萧珊的朋友杨苡的信里，回忆当年霞飞坊59号的情景，亲切地说：“那时是多么热闹呵。靳以和蕴珍，经常是互相逗笑，那时屋中很不讲究，厨房是进口，又黑又烟熏，进到客室也是够旧的，可是由于有人们的青春，便觉得充满生命和快乐。汪曾祺、黄裳、王道乾，都到那里去。每天下午好像成了一个沙龙。我还记得巷口卖馄饨，卖到夜晚十二点；下午还有卖油炸臭豆腐，我就曾买上楼，大家一起吃。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是人呢？想起来不禁惆怅。现在如果黄裳再写出这样一篇文章来，那就更觉亲切了。”（《穆旦诗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关于巴金家的“沙龙”，很多年后的1990年，汪曾祺在散文《寻常茶话》里，对这一段生活有所回忆：“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邨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金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43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没有喝一次功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黄裳在《也说汪曾祺》一文中也回忆喝功夫茶的经历，又说：“在巴金家里，他实在是非常‘老实’、低调的。他对巴金是尊重的（曾祺第一本小说是巴金给他印的），他只是取一种对前辈尊重的态度。只有到了咖啡馆中，才恢复了海阔天空、放言无忌的姿态，月旦人物，口无遮拦。这才是真实的汪曾祺。当然，我们（还有黄永玉）有时会有争论，而且颇激烈，但总是快活的，满足的。”
就这样，以巴金家为媒介，汪曾祺、黄裳、黄永玉三个年轻人成为知交好友，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闲谈吹牛，当然更多的是交流文学艺术、创作心得、古籍版本，后来人称他们为沪上“三剑客”。
在上海这段时间，汪曾祺不仅在文学创作上迎来了爆发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创作思想也逐渐发展、成熟。在给唐湜的信中，他说：“我缺少司汤达的叙事本领，缺少曹禺那样的紧张的戏剧性。……我有结构，但这不是普通所谓结构，虽然我相当苦心而永远是失败，达不到我的理想，甚至冲淡我的先意识状态（我杜撰的一个名词）的理想。我要形式，不是文字或故事的形式，是人生，人生本身的形式，或者说人与人的心理恰巧相合的形式（吴尔芙、詹姆士，远一点的如契诃夫，我相信他们努力的是这个）。也许我读了些中国诗，特别是绝句，不知不觉中学了‘得鱼忘筌，得义忘言’的方法，我要事事自己表现，表现它里头的意义，它的全体。我也去想法让它表现，我先去叩叩它，叩一口钟，让它发出声音。我觉得这才是客观。我的absent in mind时候也许我在听吧，听或近或远汩汩而来的回声余韵吧，如果你不以为我是在说谎。我想把我拟编的一个集子名为《风色》。司空表圣的‘风色入牛羊’我颇喜欢，风色是最缥缈，然而其实是最具实在的。”这封信，被唐湜引用在为其写作的评论《虔诚的纳蕤思》里。汪曾祺的这封信应该很长，仅从唐湜摘出的这一段里，就已经感觉到汪曾祺在写作上的孜孜追求了。而我们还由此得知了他小说集不是后来大家熟知的《邂逅》，而是叫《风色》。对于他要出版的这本集子，最终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49年4月出版了。当初，得知巴金要为他出书的消息后，还欣喜地报告给了沈从文，最后对稿费用途也做了安排：“为父亲买个皮包，一个刮胡子电剃刀，甚至为他做一身西服！”汪曾祺创作思想的演进，在给师友的信中大体有所表现，但像对青年评论家唐湜说得这么细致，却是不多见的。据唐湜在《虔诚的纳蕤思》里录的汪曾祺的另一封信（片断），更可看出他对于小说创作的探索的认真和追求：“我现在似乎在留年光景，我用得最多的语式是过去进行式（比‘说故事’似的过去式似稍胜一筹），但真正的小说应当是现代进行式的，连人，连事，连笔，整个小说进行前去，一切像真的一样，没有解释，没有说明，没有强调、对照的反拨、参差，……绝对的写实，也是圆到融汇的象征，随处是象征而没有一点象征意味，尽善矣，又尽美矣，非常的‘自然’。”这可是1940年代汪曾祺的想法啊，现在读来，还是那么先进、深刻而有道理。
1948年3月，因为施松卿在北京大学教书，汪曾祺告别上海，经天津，到达北京，正式告别了沪上“三剑客”时期。
如果把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分为三个高峰期的话，昆明七年算是初期，包括他读书时的许多习作；上海一年多的“三剑客”时期算是第二个高峰；第三个高峰期应该是1980年代初期的几年。而上海时期尤为重要——初期带有某些探索的意味，后期已经是人生晚年，文风定型；而上海的一年多时间，思想最为活跃，不仅创作量大，风格也多样，是值得研究家非常重视的时期。
2016年12月10晚23时写于北京草房荷边小筑，11日上午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