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露锋芒

初露锋芒

1926年，15岁的季羡林从正谊中学初中毕业，考入了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班。北园高中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盛。山东大学校长是清末状元、当时的山东省教育厅长王寿彭先生。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清末翰林，一位是绰号“大清国”的老师，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同注疏在内都能背得下来。据说他们还都能倒背如流。

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王崑玉先生对季羡林影响很大。他十分赏识季羡林的文才，在课上，对季羡林的作文大加赞扬，曾下过这样的批语：“亦简劲，亦畅达。”这对一个15岁的高中学生来说，简直是受宠若惊。惊喜之余，季羡林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设法找来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大家的文集，认真地作了一番研究。至于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他的英文水平在班里一直遥遥领先，无人能与其竞争。

季羡林常说：“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其实，又有谁不是这样呢？一个学生交上去一篇作文，意外地得到老师的褒奖，由此便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更加努力地练习写作，最后终于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

由于季羡林在校的各科成绩都很优异，常受到老师表扬，所以在高中阶段，他的学习热情大为高涨，第一学期就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平均分超过95分。因此，受到王寿彭先生的嘉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励他，这自然更加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

季羡林回忆道：“我有意识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在高中学习的三年中，六次考试，他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名副其实的“六连冠”。当时在学校里，季羡林的名字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大伙儿给他取了一个外号——“诗人”。其实他并没有写过什么诗，而且一生不喜欢新诗，这个外号大约是夸他的文章写得好吧。在老师们的眼里，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必将在今后的学坛上成就一番大事业。

1929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他的一生中，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在国文学习方面。这个学校有几位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冬芳）、夏莱蒂、董每戡等。前两位是他的业师。胡也频是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著名作家。他在课堂上大力宣传“现代文艺”，亦即“普罗文学”，这使包括季羡林在内的一批青年学生大为兴奋。

这是季羡林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受其影响，他写了一篇名为《现代文艺的使命》的文章。可惜，此文还未来得及刊出，国民党就发出了对胡也频的通缉令。胡也频慌忙逃到上海，不久，就被国民党暗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

接替胡也频教季羡林国文课的是董秋芳先生。董先生算是鲁迅先生的小友，北京大学毕业，翻译过一本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是鲁迅写的序。董先生十分赏识季羡林的作文，认为是全班之冠，全校之冠。每次都给予详细的批改和鼓励，这就更激发了季羡林的写作热情。他回忆道：

高中三年级，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也以白话为主，但是，季羡林并没有放松对中国古籍的钻研。他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李煜、苏轼、陆游、姜夔等诗人、词人的作品，他读了很多。这对他以后的研究和写作，无疑影响深远。

在上高中时，他已经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并于1929年陆续发表在天津的《益世报》上。

《文明人的公理》是揭露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济南，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后，日本兵在济南横行霸道，抢劫老百姓财物的悲惨的一幕。表现了季羡林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憎恶和辛辣讽刺。《医学士》是揭露一名庸医，嫌贫爱富，终因玩忽职守，致人死命的故事。《观剧》生动地描写了一个老式剧场中污浊、混乱的情景，以及国民党士兵欺压百姓、蛮横无理的行径。

季羡林写这些作品时，还只不过是一个18岁的高中学生。作品自然还显单薄、稚嫩，但从内容上已经能看出他的爱憎感情和关注现实的倾向。这大约是受到胡也频先生“现代文艺”思想的影响创作出来的吧。

与此同时，季羡林开始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并在山东《国民新闻》上发表。如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老妇》《世界底末日——梦——》《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老人》；美国当代作家Logan Pearsall Smith的《蔷薇》；美国诗人、戏剧家D·Marquis的《守财奴自传序》；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小诗》等。

季羡林是不悔少作，也从不掩少作的。早期创作和翻译的作品，无论多么幼稚，他也绝不作任何改动，在1992年编辑《季羡林文集》时，照登不误。他说：“谁都有穿开裆裤的时候，这没有什么丢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