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人篱下

寄人篱下

1917年初春，北方大地春寒料峭。在阵阵扑面的寒风中，父亲带着6岁的季羡林，骑着毛驴，踏着地上的残雪，从鲁西北的官庄，一步步走到了济南。走这段路，究竟花了多少时间？两天？三天？不知道。但这肯定是季羡林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路程。这次长途跋涉，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当时只道是寻常，回头看，却原来，地覆天翻”。

到了济南，展现在幼年季羡林眼前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这儿的一切，都使这个一直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又惊又喜，大睁着双眼，左瞧右看。不必说那些鳞次栉比的商店、各式各样的景观，也不必说车水马龙的街巷、来往穿梭的人流，无不使他目不暇接，喜出望外，单是那巉岩嶙峋、险峻雄伟的“千佛山”，就让这个少年大吃一惊，大开眼界。因为他从小生活在北方大平原的黄土地上，从未见过山，更不用说如此奇特的大山了。他“原来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眼前的一切，使这个6岁的孩子既兴奋、又好奇，从而对未来充满幻想。

济南虽然比官庄好，但是让他伤心的是离开了亲爱的母亲。他初到济南时，常常在梦中梦到母亲，然后从梦中哭着醒来。尽管这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还能吃上肉，但是他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吃咸菜，也要回到母亲身边。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他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但是对母亲的想念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这里应该介绍一下他的叔父，这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人。1993年，季羡林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文中，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叔父：

一个对宋明理学如此热衷的人，当然是坚守“三纲六纪”“夷夏之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类传统思想的人。一个有趣的例子最能说明叔父的思想。季羡林刚到济南时，曾上过一年私塾。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生畏。每天入学，先向孔子牌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后来，叔叔把他送进了一所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当时五四运动已波及山东。

一师校长是个新派人物，他率先在自己的学校采用了白话文的教科书。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字叫作《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为人做事不应该“得寸进尺”，否则便会灾难临头，当时在世界上是一篇流行的课文。碰巧，课本被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直是胡闹，赶快转学！”于是，季羡林便转到了新育小学。新育小学最初是用文言文教学，后来，随着时代的潮流也改成用白话文教学了。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会说话。叔父也没有办法，只好置之不理了。

但是，在家里还是叔父说了算。叔父对季羡林的期望极大，要求极严，因为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季家这根独苗身上。叔父虽然思想守旧，却是个既明白事理又务实的人，而且颇具远见卓识。在季羡林上高小时，他便出钱让侄子课余去学英语。时间虽然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和一些单词，可这短期的英语启蒙，不但引发了季羡林学习外语的兴趣，使他终身受益；而且在考中学时也沾了光，因为他要考的“正谊中学”居然要考英语。出的题目是：“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识。”季羡林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了，结果被录取。考上的不是初中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算是沾了半年的光。这自然使叔父大为高兴。

于是，他决定，侄子在整个中学期间，都要在课余学习英语。不但要学英语，还要学古文。叔父让季羡林再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参加两个学习班，自然要给老师报酬，增加了叔父的经济负担，但叔父不在乎花这些钱，因为他决心要把侄子培养成一个有出息的人。就这样，季羡林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每天从学校下课之后，就先去古文学习班读古文，晚饭后，再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坚持了八年。

即使如此，叔父仍恐对侄子的教育不够周全，竟自己编选了一本《课侄选文》，亲自给侄子讲课。选文的内容大多是一些讲理学的文章。今天的教育家们看到这里，必定会大呼：非“减负”不可了！对此，季羡林却说：“我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叔父对季羡林虽然严厉，却也不乏慈蔼。这从下面关于兔子的一件小事，便可以看出来：

叔父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在做学问上。叔父的严格教育，使他从小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并且坚持终生，这是日后他在学术上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根基。叔父在季羡林的青少年时代，创造各种条件，为他打下坚实的文化知识基础，这是他后来能够顺利考入清华大学，继而留洋，终于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大学者的先决条件。季羡林对叔父尽职尽责的培育之恩，永远铭记在心，永远感激不尽。

叔父虽然“严而慈”，却是一个脾气十分暴躁的人，更兼婶母偏爱自己的女儿，对侄子另眼相待，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一个少年来说，是不会留下太多愉快回忆的。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季羡林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几十年来，他只字未题，外人更无从知晓。2001年，90岁的季羡林在一篇题为《一条老狗》的散文中，在回忆母亲的时候，对他童年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偶尔提及，写下了如下一段话，让我们对他当时的真实处境，多少有了一些了解：

也许，正因为这样的处境，使本来天真活泼，在小学时还经常同男孩子打架的季羡林变得拘谨了，循规蹈矩了，内向了。内心痛苦的时候，无处倾诉，只能“一个人偷偷地在被窝里吞声饮泣”。2001年，他在另一篇散文《追忆李长之》中，又写道：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处境，季羡林从小就明白了自己与其他孩子的区别。失去了对父母的依靠，人生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孤军奋战，百折不挠，才能成功，从而有了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勇气与自信。这便愈加促使他埋头苦干，发愤图强，勤奋学习，比一般孩子早熟得多。

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不管外部环境多么严酷，天真的童心却是永不会泯灭的。

在小学三年里，季羡林曾考过两个甲等第三（只有三名甲等），两个乙等第一，总起来看，属于上等，但是并不拔尖。实际上，虽然叔父管教极严，季羡林却并没有“唯命是从”。他当时对正课并不感兴趣，最感兴趣的是看小说。叔父是个古板的人，把小说视为“闲书”，是不许季羡林看的。但季羡林也有对付叔父的办法。

在家时，他的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他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四书”，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红楼梦》大概太深，他看不出其中奥妙，林黛玉整天哭哭啼啼，他很不喜欢，因此看不下去。其余的书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他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里连忙念起“子曰”“诗云”来。

到了学校，用不着什么防备，一放学，他就躲到假山背后，或者盖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闲书”，狼吞虎咽地大看起来，常常忘了时间，忘了吃饭，有时候看到天黑，才摸黑回家。他对小说中的绿林好汉非常熟悉，他们的姓名都背得滚瓜烂熟，连他们用的兵器也如数家珍，比对教科书熟悉多了。他自己也想当那样的英雄。鼻子一哼，冒出一道白光，白光里带着宝剑，射杀坏蛋强盗，然后再一哼，白光和宝剑便又回到自己的鼻子里。

有一回，一个小朋友告诉他，把右手五个指头往米缸里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戳到一百次，上千次。练上一段时间以后，再换上砂粒，用手猛戳，最终就可以练成铁砂掌，五指一戳，连树木也能戳断。他信以为真，也想练成铁砂掌，便猛戳起来。结果把指头戳破了，鲜血直流，疼痛难忍，知道自己与铁砂掌无缘，才停止练习。

学习英文也是一个有趣的过程。他从小学开始学习英文，当时他认为用方块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种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的英文，居然也能发出声音来，还能有意思，简直不可思议。越神秘的东西越有吸引力，所以英文对季羡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他每天同十几个孩子一起，课余向一位英语教员学英语，兴趣极大。虽然他英语成绩不错，但是有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始终萦绕在脑子里：为什么“是”和“有”算是动词？它们一点也不动嘛。当时老师也不能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到了中学，英文老师也答不上来。当年用“动词”来译英文verb的人，大概不会想到他这个译名给多少孩子带来了这样的疑问。

季羡林在小学时读的“闲书”，现在看来并非闲书，而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它同正统文学互为补充，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这些书是每一个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学者必读的。而从小学开始学习英语，无疑给季羡林日后研究外国语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就好像给他插上了两只翅膀一样，使他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能够自由地翱翔。

13岁那年，他考上了城里的正谊中学。他本来是想考鼎鼎大名的济南第一中学的，但是他觉得自己把握不大，没敢报名，结果报了个“破正谊”。所谓“破”，指的是教学质量不如济南第一中学，其实正谊中学在济南也还是属于较好的学校，尤其是校舍十分讲究，环境优美。它背靠大明湖，万顷苇绿，十里荷香，不啻为人间乐园。

正谊中学开设的课程有：国文、英语、数学、物理、生物、地理、历史等，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较齐全的课程了。英语老师水平很高，学生们写的英语作文，他很少改动，而是一笔勾销，自己重写一遍。对这位老师，季羡林印象很深，受益匪浅。

这时叔父已经开始亲自给季羡林讲课了，教材就是那本包括理学文章的《课侄文选》。课后，他还要去学古文和英文，负担是很重的。

但是季羡林这时毕竟只有十三四岁，玩兴很浓，课后多半跑到学校后面的大明湖畔去钓虾捉蟹。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