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团练

1837年4月，广东省花县一个24岁的乡村塾师，第三次参加秀才考试失败，悲愤交加，急火攻心，生出一场大病，一病40多天。病中做了一个“异梦”——一个天使下凡，奉天父之名，把这个病人迎接上天。第二天，病人下凡，告诉自己的父亲和哥哥：“我已经是真命天子，我要统管天下万国亿万民众。”第三天，病人又在梦中登天，天父赐予他“天王大道君王”名号。第四天，病人下凡，恢复神志。病愈后，继续在私塾教书。这个人，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农民运动领袖——洪秀全。

在此前四年，1833年，湖南省湘乡县的一个乡村塾师之子，在22岁的时候，第七次参加秀才考试获胜，第二年考中举人；第三年，第四年，接连在北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败再败；1838年，他第三次走进考场，会试、复试、殿试、朝考，一路过关斩将，中进士，点翰林，成为天子门生。这个人，就是洪秀全的命中克星——本书的主人公曾国藩。

1843年6月，孩儿王洪老师第四次参加科举考试，仍旧不及格，百无聊赖之际，忽然在基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中，找到了几年前的梦境，于是，撤除私塾中的孔子牌位，开始了自己“拜上帝教”的人生。在基督教和上帝的名义下，洪秀全一面教书，一面传教，隔三差五的，则接受“天兄下凡”的训示，装神弄鬼，聚集信徒。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自己38岁生日的这一天，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万寿起义”，信徒两万，号称“太平军”。两个月后，建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为“太平天王”，称清朝为“清妖”。从此，一个国家，两个朝廷，开始了持续13年的血腥厮杀。

这段时期，曾国藩在北京，吟诗作赋，拜师访友，逐年升官，从诗坛后进、古文新秀到理学新星，不知不觉成为京城官场的幸运儿，不到十年，已经位居二品，当上了礼部侍郎。洪秀全在广西造反，曾国藩在朝廷五个部轮流兼职，甚至奉旨出京，主考科举。直至他母亲去世，他才把自己的副部级官职临时开缺（官员父母去世，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称为“守制”），回到湖南老家。而此时，洪秀全的太平军已经杀出广西，攻入湖南，各地穷苦民众，乘机响应。一时间，追随太平军的，聚集山头的，拦路抢劫的，此起彼伏。于是，朝廷一面严令当地军政大臣严防死守，一面以皇帝谕旨的形式，命令在家乡为母守孝的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剿办各地土匪。这就是曾国藩“钦差团练大臣”的由来。

像曾国藩这样的团练大臣，咸丰帝前前后后任命了上百个，据曾国藩日后亲笔自诉，“前后奉旨饬派不下百余人，而应诏出而任事者寥寥无几，惟吕鹤田侍郎（工部侍郎吕贤基）在安徽，国藩在湖南，毛寄云（毛鸿宾，后任湖南巡抚、两广总督）在山东，毅然自任，落落相望。厥后，鹤田因大吏遇事掣肘，发愤赴敌，慷慨徇难，余与寄云同年勉力支撑，艰难困顿，仅而自全，古人所谓‘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心有余悸’矣”（曾国藩佚文《毛寄云奏疏题语》）。应诏而出的团练大臣，本来就寥寥无几，真心实意办团练的大臣，更是屈指可数，而像曾国藩这样玩命办团、留有办团批牍的人，那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了。

这里选取曾国藩办团批牍20件，结合当时历史，就其督办团练、训示州县、大开杀戒、创办湘勇几件事，略加评点，与读者诸君一并探究，团练大臣到底应该如何帮办本省团练？团练大臣对家乡各州各县到底有多大的约束力？理学家怎么变成了“曾剃头”？书生好杀，到底是为什么？团练大臣为什么会出省作战？

0001.批安福禀到任日期并查明地方现在安静，容俟体察情形，办理保甲团练以靖盗风由

远贼必有近窝。清查户口，团练保甲，此为治盗第一要法。惟保甲之法不经书役之手，必须责成绅耆办理，当切商访绅耆中之公正而肯任事者，令其认真举行一二处，行之有效，则他处皆取则矣。快役以获盗之多寡定功过，亦有流弊。若非实指某处某贼，令其前往擒拿，泛泛海捕，恐有诬拿平民之患，不可不慎。

0012.批新宁禀到任日期由

新宁本边要之区，又斋匪聚集甚多，若非案案痛惩，时时访察，则乘间窃发，实为堪虞。易教谕、杜训导及职员江忠濬，皆明练而兼实心任事，团练事宜即可与三人商办。总以各团严立规条，不许容留匪〔人〕为要。

0013.批永顺禀查明该县尚无会匪，其前次访出盗贼痞棍姓名，分别已未获办情形，并遵札认真查拿审办由

办理盗贼痞棍，井然有条。其未获各犯，仍仰认真缉拿，无少疏懈。当此有事之秋，奸民狡焉思逞，不随时惩治，则恐酿成巨案，断不拘泥常例，稍存姑息。想良有司必有洞达时务之伟识也。

[评点]

一个个新任县令到职，为什么都要向帮同办理本省团练大臣行文禀报呢？永顺县令为什么还要禀报“该县尚无会匪，其前次访出盗贼痞棍姓名，分别已未获办情形，并遵札认真查拿审办”呢？

在当时，新官上任，向曾国藩主动汇报，或许是例行公事，不过，这样的情形，在曾国藩批牍中，现在还能看到好几件，曾国藩每次都是郑重其事地批复，或谆谆教诲，或严正警示。当然，这还只是对主动来禀的批示，更有曾国藩先行下文，督促州县遵命禀报的大量事例。究其宗旨，只有一个，维护政权稳定，不惜一切代价。

新宁、永顺，地处湘西南边境，山民武装层出不穷，15年前，瑶族农民雷再浩结社造反，震惊朝廷，最后是曾国藩的好友江忠源率团练聚歼。现在，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已经形成势不可挡的太平军，冲出广西，冲出湖南，杀向湖北，已成蔓延之势，所以，曾国藩这才急切训示，“清查户口，团练保甲，此为治盗第一要法”，多事之秋，奸民蠢蠢欲动，必须“案案痛惩，时时访察”，把动乱的苗头及早消灭，否则，又将酿成惊天巨案。此时此刻，只能“不拘泥常例”，必须“实心任事”，“随时惩治”，这才是“洞达时务之伟识”。

曾国藩此时的身份，是在籍守孝的前任礼部侍郎，奉旨帮办本省团练。据现存材料，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对湖南各地地方官的公文批示，接近300件。我初步统计了一下，这些地方，涉及衡永道、辰沅道、长沙府、衡州府、岳州府、辰州府、永州府、宝庆府、常德府、凤凰厅、乾州厅、武冈州以及郴州、澧州、道州、靖州、常宁、湘潭、耒阳、湘阴、浏阳、新宁、永顺、桑植、嘉禾、衡山、桂阳、保靖、宜章、巴陵、龙山、兴宁、永兴、攸县、长沙、益阳、华容、平江、善化、祁阳、新田、零陵、武陵、龙阳、新化、石门、桂东、安仁、城步、江华、酃县、清泉、永明、宁远、宁乡、蓝山、临武、东安等县，总计68个行政区划，其中，批示桂阳、宜章、永州、兴宁、平江、衡山等地不下七八次，有的甚至多达十几二十次。在此，充分显示了曾国藩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包括他对时局的认识、对职守的忠诚、对湖南官场的示范和警示。但是，另一方面，一个不官不绅的守孝京官，回到家乡，如此风风火火，毕竟叫家乡官场有些不舒服。半年之后，他的早年密友欧阳兆熊不得不发信提醒：“文案不宜多理。”曾国藩回信，说“伟论极精，即当遵办”。但是，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已经与湖南官场矛盾重重了。

0005.批耒阳县禀续获首犯尹桂乃、伙犯朱昌发等，讯赍供折由

尹桂乃、朱昌发、谭辉之均着即行正法。今年所办各巨案，如衡山之曹戭，攸县之杜景春，浏阳之周国虞，通城之罗基仁、何田俊，俱系极恶首逆，未经拿获，甚为可虑。该县能获刘昌溃，又获尹桂乃，足慰悬念。仍仰严缉尹安恒、刘大统等犯，以绝根株而杜后患，则大善矣。

0025.批耒阳县禀遵奉钧批，将续获土匪首逆尹桂乃及从犯朱昌发、谭辉之正法惩处由

尹安恒一犯，该绅等于二十五日解到，业已在途身死，即日在大西门外戮尸枭示，并派大员监斩，以昭严重而快人心。又闻有刘亮忠倡言为刘昌溃报仇，仰即设法严拿。至要，至要！

0050.批耒阳禀赍先后拿获土匪查讯供报由

据禀已悉。观李兴江供，则此次匪徒共有三股。刘昌溃业已擒获，二尹尚未获案，当会同各县，不分畛域，严密兜捕。至禀中所称紧要情节，该犯刘昌溃、朱大连狡供，坚不吐实，自应严切熬审。惟谋逆之犯，未便久稽显戮。仰该县于九犯中，酌留一二人监候备质，其刘昌溃、朱大连等各要犯，即行正法，枭首犯事地方，以示惩儆，不必解往桂、嘉等处归案并办，亦不必听候提讯，以归简便而肃地方。供折存。

[评点]

“即行正法”，“戮尸枭示”，理学家变成“曾剃头”，曾国藩这是怎么了？一改往日儒雅之风，竟然如此杀气追根溯源，一是因为大敌当前，为时局所迫；二是靠着皇帝谕旨，有尚方宝剑；三是真心实意，乱世用重典。

先看其一：洪秀全从“拜上帝教”聚集信徒，裹胁民众，开国登基，攻打广西、湖南、湖北三省省会，星火燎原，势不可挡，公然与清王朝为敌，武装反叛，已经接近三年。

再看其二、其三：咸丰三年大年初三（1853年2月10日），皇帝下诏：“朕思除莠即以安良，即有会匪地方，亦莠民少而良民多。封疆大吏，惟当剪除百恶，即可保卫善良。所有浏阳、攸县各处匪徒，即着该署督抚等认真查办，并着会同在籍侍郎曾国藩，体察地方情形，应如何设法团练以资保卫之处，悉心妥筹办理。”曾国藩复奏《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对于会匪，曾国藩指挥团练武装剿捕，对于地痞游匪，曾国藩在公馆设审案局，“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当此有事之秋……不敢不威猛救时，以求于地方有益”。咸丰帝亲笔朱批：“知道了。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钦此。有了这个尚方宝剑，曾国藩就有恃无恐，大开杀戒了——

其有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咸丰三年正月《致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

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酿成今日流寇之祸，岂复可姑息优容，养贼作子，重兴萌孽而贻大患乎？是以致书各州县绅耆，又剀切示谕，惟以除暴为务。（咸丰三年正月《致冯卓怀》）

湖南本会匪卵育之区，去岁从洪逆去者，虽已分其强半，而余孽尚在伏莽……若非痛加诛戮……则悍民不知王法为何物……国藩在此……至则斩刈，不复敢言阴骘。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咸丰三年二月十五日《致江忠源》）

“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这是他对当朝天子的亲口承诺；格杀勿论，不惧阴骘，便成为他在家乡血雨腥风时的自我选择。

“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这是历史的无奈。

0022.批巴陵县禀该县拿获土匪但其仁等七十一名，业已先后讯明正法由

拿获土匪至七十一名之多，实堪嘉尚。现闻岳州宵小敛迹，几有道不拾遗之风，可见火烈民畏，乃今日救时之良剂也。更期坚执不懈，讼棍痞匪，一例严办，尤可日臻上理。

0056.批前广西知州张牧、署茶陵州会禀遵奉札委，会同查办茶邑土匪，间闻安仁会匪滋事，立即督率弁兵，驰往剿贼，并生擒首从各犯、夺获旗帜马匹器械及搜出逆词等件，现在地方安静，先行禀报由

得此一战，衡山、安仁、茶、攸一带，庶可渐就肃清。初六吴集之战，十四日简峡山之战，此二役者，想不逞之徒，亦可震慑而稍戢其逆志。潜涉小涧，出其不意，得手全在于此。所有生擒之要犯罗兴等，审明后即行正法，不必解省，以省解费。大黄旗帜，回环逆诗等件，仍解省一观看。

[评点]

曾国藩是钦差团练大臣，他的职责就是“设法团练以资保卫”，这是咸丰皇帝诏书的明文规定，更何况，他一个山村书生，深受两朝皇恩，位居中央大臣，面对乱民造反，不容他不誓死捍卫自己的朝廷。这样一来，在他的心里，就只有一个选择：杀。自古以来，造反就是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有一个杀一个，有十个杀五双。更有甚者，乱民已经拿起武器，拉起队伍，此起彼伏，势将蔓延，湖南省甚至已经迫不得已地奏请停止本省三年一轮的乡试考试。怎么办？这就是一个阶级反抗另一个阶级、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军事决斗，是一场持续近20年的生死较量。

仔细想来，巴陵县一次镇压土匪71名，确属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这是现行政府面对大乱初起的本能反应；“所有生擒之要犯罗兴等，审明后即行正法，不必解省，以省解费”，这是军务省份在行军作战中的战场法则。另一方面，人头落地，血雨腥风，这是残忍的现实，更是惨痛的景象。“曾剃头”，便成为家乡父老对回籍守孝的礼部侍郎的愤怒谴责。

曾国藩到省半年，他上奏了一封《拿匪正法并现在帮办防堵折》：

自上年粤匪窜逼长沙，各处抢劫之案，层见迭出。臣设局以来，控告纷纷或签派兵役缉拿，或札饬绅士踩捕，或着落户族勒令跟交，或即令事主自行擒缚。一经到案讯明，立予正法，计斩决之犯壹百肆名，立毙杖下者贰名，监毙狱中者叁拾壹名。此外，札饬各州县擒拿匪党、赍呈供折，批令无庸解省、就地正法者，不在此数……虽用刑稍过于严峻，而地方颇借以安静。臣受命来省将及半年，办理各案，粗有头绪。

这就是原因，这就是结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火烈民畏，乃今日救时之良剂”，否则“水懦民玩”，一夫揭竿而起，万众从乱如归，偌大一个广西省，竟然奈何不了一个小小的金田村，眼睁睁看着太平军冲出全州，冲过湖南，攻占武昌，定都天京，并且西征北伐，前锋直抵山东，广西官兵何其无能？一旦卷土重来，湖南又将天无宁日。怎么办？乱世用重典，扼杀于摇篮，“虽用刑稍过于严峻，而地方颇借以安静”，湖南从此成为湘军的后方大本营，将帅层出不穷，兵员前赴后继，粮饷源源不断，而乘机作乱、呼应太平军者，仅剩零星小股，一两年后，几乎绝迹。

0028.批凤凰厅禀该县遵办团练缉捕由

据禀详悉。“团练”二字须分看，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简兵请师，制械造旗，为费颇多，故乡民不肯举行。本部堂每与各州县道及，宜乡间团而不练，城厢练而不多，庶几有益而易行。来禀所称，募勇无事缉捕，有事堵剿，即城厢宜练之说。但不宜太多，恐经费无出，转难持久。惟贤有司酌裁焉。

0063.批零陵县禀奉发团练告示及致各绅士信函分别发贴送交，该县地方现无匪徒拜盟结会，仍当随时访查、认真拿办由

现在办理之法，重在团，不重在练。盖练则需钱较多，恐经手不得其人，不免扰民；团则齐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匪数去尽，则善良安生，乃所以为团也。禀中称有犯必惩，不敢稍存畏难苟安之心，慰甚，望甚！今日疲敝疮痍之民，吾辈居官，势不能别有抚摩噢咻之术。但力去害民之人，有案必究，无察不确，则造福于孱民多矣。闻该县平日实心爱民，故畅言之。

0278.批安福县禀该职清查户口、办理团练并巡查水次以靖地方由

据禀已悉。团练之法，众议纷纷，迄乏善规。本部堂分团与练为两事。团即保甲之法，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养丁请师，制旗造械，为费较多，若董理不得其人，则扰累在所难免。故常与父老绅庶定议二语，曰：“团则遍地皆行，练则择人而办。”又与州县有司定议二语，曰：“乡间团而不练，城厢练而不多。”盖乡间非不练也，择董事之贤者而后兴办，庶几有利而无弊；城厢若无一练丁，则一夫倡乱，仓皇夜呼，遂有焚署劫狱之案，近日往往如此。但有练丁四五十人，火药器械齐备，即足以弹压一切，鼠辈无敢跳掷妄为也。该县现在认真兴办，仰即轻骑下乡，亲行督饬，总以严查为第一要务。其操练一层，则择人而后为之，不必图普律施行之名，反致浮滑者借端扰累。其城厢练丁，则该县缓急自卫之备，仰即亲训勤练。候各辕批示。缴。

另单禀拿获窃匪多名，办理甚好。就中择其积贼巨窝，严加惩治，置之死地，则小窃知所惩戒，尤易整饬。

[评点]

团练是明清以来的一种地方民兵组织，一般只在特殊时期临时组成，其作用大体是查访可疑人员、协助兵丁巡防。

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起初一直是就事论事，中规中矩，查办土匪地痞，维护地方治安，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湖南会产生一支威震天下的湘军，自己会成为手握重兵的主帅，而就是这支湘军，几乎使他成为中流砥柱的救世主。究其原因，机会竟然是来自他的死对头洪秀全，是太平军的西征，使得武汉再度失守，使得南昌几度告急，使得咸丰皇帝一次次授权曾国藩，招兵买马，造船造炮，赴援湖北。于是，团丁变成湘勇，文人手握重兵，兵为将有，出省作战，年年扩编，处处协饷，一万人马化作二十万大军，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灰飞烟灭，曾国藩以汉人文臣封侯拜相。在籍侍郎家乡办团，一办办成这个模样，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吧？

让我们把话题还是回到1842年的湖南团练。与大多数人的共识一样，曾国藩一次次告诫州县地方官，“现在办理之法，重在团，不重在练”，“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匪数去尽，则善良安生，乃所以为团也”。至于具体措施，曾国藩明确指出，“乡间团而不练，城厢练而不多”，“团则遍地皆行，练则择人而办”，这是因为，乡间远离官府，“奸民”最易煽动勾结，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以及各地的聚众闹事，绝大多数都在农村起事，所以，在传统的保甲制度上办团，“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不但简单易行，而且行之有效。至于城镇，有城墙，有官府，只需招募数十名练丁，交付可靠人员，负责临时警备，既明确任务，又控制人数，既节省经费，又避免后患。总之，办团则需谨慎从事，一是要有得力的管带人员，二是要有团练的主要任务，一句话，只是保甲治安，以民治民，办练则要认清题目，掌握分寸，不是当兵吃粮，不是冲锋陷阵，否则，养虎为患，难于收拾。湘军后期的哥老会，就是明证。

但是，是谁让湘勇出省的呢？湘勇遍天下，无湘不成军，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太平军造反，没有“粤匪”，何来湘军？最凑巧的机缘，是湘乡县的礼部侍郎回籍守孝，奉旨进省帮办团练，而湘乡县令支持私塾先生罗泽南率领弟子创办乡勇又颇见成效，曾国藩因而奏请在“省城立一大团”，将1000名湘乡县勇升为官勇，由官府供应粮饷，仿照明代戚继光的先例，平时操练，有警出击，但只限于本省。至于出省追击，则是因为那个新宁“楚勇”的始创者江忠源，而他又是曾国藩最为赏识的血性男子。是他在广西全州成功阻击了太平军的主力，南王冯云山就死在楚勇的炮下，而太平军这才窜入湖南，从道州进逼省城长沙；江忠源随之追到长沙，参与长沙保卫战，然后一路追击，从江西跟到安徽，他自己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在籍知县步步高升，由按察使、布政使直至位居巡抚。如果不是江忠源深得皇帝信任，要人给人，要兵给兵，越级提拔，甚至帮办江南军务，曾国藩也不会在湖南省一改初衷，大张旗鼓，大举招募。没料想，江忠源很快死于太平军之手，成千上万的湖南乡勇，一方面已经为皇帝所倚重，另一方面却又群龙无首，就这样，在籍礼部侍郎再一次兼任兵部侍郎，成为名副其实的湘军统帅。曾国藩戴孝出征，十年磨难，打下南京，江南半壁，复归朝廷，曾国藩也成为大清朝的“中兴第一名臣”。

0044.批陈佑武禀报冤情由

本部堂办抢劫之案，皆立行正法，其有平空诬人为抢者，亦立毙杖下。此案陈佑武如果抢劫，刘甘泉、刘道立即不应勒钱私赎；若实未抢，何以陈佑武在县并不诉词？仰益阳县速提严讯，分别皂白，限二十日内，先行禀复，再行按律惩办。

0058.批益阳县禀复陈佑武绰号陈晚掣，素行不法，并乘机凶抢，现经尽法处治由

陈佑武既系素行不法，又经抢劫拒捕，立毙杖下，自足大快人心。惟前批有“先行禀复，再行严办”二语，即应禀复后，再行处死。兹先处死而后禀复，稍嫌与批不符。此际颓弛纵奸之候，急于惩治，尚不失为贤者之行，本部堂不以其后禀而加斥也。陈世梧仍须严拘究办，已革武生王传高、姚化纯，即当提辕审明，立行正法。

[评点]

“按律惩办”，不论何时何地，确实都是治安管理的基本准则。问题是这一句：“本部堂办抢劫之案，皆立行正法，其有平空诬人为抢者，亦立毙杖下”，这个“本部堂”（官员对下属自称“本官”，侍郎是六部堂官，对下级公文，自称“本部堂”）能不能这样做？二是“本部堂”要不要这样做？湖南官场的态度是，能做，但是不必要这么做。

“办抢劫之案，皆立行正法，其有平空诬人为抢者，亦立毙杖下”，基本上是依法办案，《大清律例》就有这么严厉。但是，就是这一声“本部堂”，让有些人很有反感。你一个开缺守孝的前任侍郎，仅仅是临时帮办本省团练，何必要把“本部堂”挂在嘴上？审案本是地方官的专责，按察使是一省司法主官，你一个热孝在身的在籍侍郎，怎么能反客为主，训令地方官限期办案，操生杀予夺之大权？这是犯了官场忌讳的。

那个益阳县令，似乎颇不买账。七品县令，也是朝廷命官，堂堂正正的正印官（县官之印，四四方方），我有自己的上级，我只听命于长沙府太守、湖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湖南巡抚，你一个回家守孝的京官，我凭什么对你百依百顺？听讼断案是县官的主课，凭什么一定要你才能“按律惩办”？没多久，益阳就抓住了那个陈佑武。益阳县令就是不请示你曾国藩，而是将其“立毙杖下”，回头再给你曾国藩上个禀，事儿我办了，人嘛我杀了。曾国藩当然不高兴，“本部堂”不是批示你“先行禀复再行严办”吗？你为什么“先处死而后禀复”？“本部堂不以其后禀而加斥”，但是，另外三犯，你还得“严拘究办”，还得“提辕审明”，让我审过，再行正法。益阳县令是否照办，不得而知。但是，在此前后，这个益阳县令却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向曾国藩进言，曾国藩回信辩解，说“昨接手书，所论甚中要害（可见益阳县令也是说了直话的），生（曾国藩谦称）用法从严，非漫无条律，一师屠伯之为（我不是屠夫），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尽管如此，曾国藩还是表示，“足下进言之意甚厚，生当三复铭佩”。益阳县令为什么给团练大臣写来私人信件呢？因为，他朝考的那一年，曾国藩是朝考阅卷大臣，两人有过这么一次名义上的师生关系，现在是老师做事出格，学生不以为然。

半年后，又发生了一件事。这次，是衡山县令不买账，曾国藩向已经担任善化县令的前益阳县令诉苦：

近又有一事，不得其平：衡山有文生胡淑均，条陈山邑利弊十六事，仆批饬衡山令，传集绅耆核议，择可行者行之，不可者置之，仍通禀南北各辕，该令尚未禀复。仆昨令胡淑均前往衡山劝捐，到县甫二日，曹令竟将该生收押，并禀知衡州府，欲行详革惩办等因，实不可解。

这样的事，让曾国藩“连日心境郁闷，动生恼怒”，曾国藩是否后悔没有接受这个益阳县令当时的“进言”呢？好像没有，没几天，曾国藩给他的会试座师、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写信告状，说“该令（衡山县令）行事，有出乎情理之外者，恐不能不一参”。

末了，说说这个益阳县令。他是谁呢？原来啊，他的父亲，是曾国藩会试考试的同年李文安，他的弟弟，就是曾国藩一手培养的接班人李鸿章。凭借着这些关系，这个名叫李瀚章的益阳县令，后来做到了湖南巡抚、湖广总督。这是后话。

0070.批安化县禀县民朱起凤上控谌德聪等，督匪抄烧坑毙一案，业已获犯多名，因供未审定，致未详报，容俟勒拿未获各犯到案，提同现犯另文解审由

据禀已悉。仰即将现获各犯，佥派干役押解行辕，以凭严讯。沿途加倍小心，无令稍有疏虞。其未获各犯，仰该县明查暗访，择其尤为要紧者，指拿数人，并现获之犯，须拿三十余人，一并解辕，以凭归案审办。其随从各犯不关紧要者，即行开释，无庸概拿，恐差役在乡滋扰，激成事端。本部堂另有告示，晓谕该处公正绅耆及谌氏族内正人，令其将犯捆缚送县，免致惊惧猜疑，致生聚众拒捕之患。

本部堂办理重大案件，但于各犯正法后开单汇奏，亦不将供招随时咨部，亦不将各州县随案附参，删一切之繁文，假州县以便宜，以期无案不破，无犯不惩。该县惟当设法，力拿要犯，慎勿存回护规避之心，勿存化小为大之见，是为至要。若再不认真，负我谆谆至意，则当从严参办，亦不能稍事宽容也。

0090.批署盐法衡永道禀会商将永兴县拿获解衡土匪刘大统、刘高明、马从彪三犯先行讯供正法由

据禀具悉。前于永兴拿获三犯，禀内批令即日正法，并令将批录送衡永道遵照。不知何以尚未送到？此等著名匪犯，早正法一日，即免一日之患，斩刈惟恐不速，尚何拘文牵义之有？此缴。

0118.批本任攸县郭世阎禀遵查陈湖春控张仕湖一案

据禀已悉。仰即确实查询，即前日在任时办理稍或不尽，亦不宜丝毫回护。本部堂意在剿匪除暴，并非折狱听讼，俯侵州县之权。如其罪不至杀，本部堂即可置之不理。仍候督部堂、抚部院批示。缴。

[评点]

身为钦差团练大臣，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是曾国藩守孝期间的临时差使，但是，前任礼部侍郎，却把它当作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帮办”变成了“主办”、“督办”。曾国藩如此风风火火剿匪、大张旗鼓审案，效忠了朝廷，控制了局势，但是，得罪了湖南官场。

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一方面，时局艰危，心情急切，因此，劲头很大。头天来到长沙，第二天就给皇帝上奏了《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表示“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因此，主动请求“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力，练一月有一月之效”，可谓雷厉风行；另一方面，曾国藩在自己的公寓设审案局，天天拷打案犯，日日督饬州县，办团练，查户口，剿土匪，全省上下，几乎没有不知道他这个团练大臣的。动作如此之大，动静如此之大，当然惹得湖南官场为之侧目。20多年后，王闿运作《湘军志》，对此还念念不忘，说曾国藩“立三等之法，重者斩，次杖毙”，“经三月，杀五十余人”，根本就不经过府县衙门的审讯，引发湖南官场“大哗”，从湖南巡抚骆秉章以下，大多认为曾国藩的架势，完全“异于”诸“团练大臣”，所以都“心诽之”。

当然，我们可以说，京官出京，见官大一级，曾国藩兼任过兵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在北京六部大堂坐过堂，审过案，拍过板，大案要案也不是没有见过办过，因此，他公然声称，“本部堂办理重大案件，但于各犯正法后开单汇奏，亦不将供招随时咨部，亦不将各州县随案附参，删一切之繁文，假州县以便宜”，“无案不破，无犯不惩”，有什么难办的？你安化县令若是存有“回护规避之心”，“化小为大之见”，本部堂“则当从严参办”，拿掉你的乌纱帽。在籍侍郎威胁参办现任县令，很有些咄咄逼人的架势了吧？还有，几个乡巴佬的涉嫌抢劫，在他眼里，这是多大点事儿，能有什么不敢下手的？因此，他板起了面孔，我已经批示杀头了，你还磨磨蹭蹭“会商”个啥？你“尚何拘文牵义之有”？这当然是训人了，训斥的是贵为道台的地方高官。这个道台平白挨了曾国藩一顿批评，嘴里不敢申辩，难免记恨在心。强龙不压地头蛇，尽管你兼任过吏部侍郎，但是，你现在的身份毕竟是回家守孝、临时帮办，初来乍到，声威过大，这就犯了官场大忌。

省城衙门林立，派系错综复杂，哪里容得下你一个在籍京官的一意孤行？在湖南官场看来，你说你“本部堂意在剿匪除暴，并非折狱听讼，俯侵州县之权”，可是，你的公文满天飞，你的督饬比雷急，你的审案比一日三餐还按时，几乎一天砍一个头，谁受得了啊！而且，据他亲口透露，“昨城内捆献土匪，本交善化县，敝处闻信即提来，已立枭二人矣”，白纸黑字，见于咸丰三年二月《复欧阳兆熊》，另有“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两句，都是撇开当地政府，公然自行其是。进省之初，他还犹豫再三，说是“宦场伦次，各有职思，置此不宦不绅之人哽塞其间，于人觉耳目之非是，于吾则承乘之并乖”。由此可见，帮办团练大臣，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宦不绅之人”，连他自己都是这么想，竟然又玩命办团，湖南官场又会有多少好脸色给他？

于是，当地驻军大闹曾国藩的审案局，一墙之隔的湖南巡抚骆秉章装聋作哑，逼得曾国藩离开长沙，退居衡阳；半年后，曾国藩靖港兵败，绝望投水，被部下救回长沙，在湘江边起草遗折，向皇帝谢罪，骆秉章专程拜访过境大员，对一步之遥的曾国藩却不闻不问，这一切，都是家乡地方官对这位昔日京官的无情报复。更有甚者，副省级的布政使、按察使等高官，在曾国藩损兵折将之后，进而严词弹劾，对曾国藩落井下石。这几件事，一直铭刻在曾国藩后半生的记忆之中。当然，这是后话了。

再说一句后话吧，曾国藩好歹也在北京城里做了十几年的官，官居二品，他怎么会把一个“不宦不绅之人”做到了父老眼中的“曾剃头”、家乡官场的“好事者”呢？一个重要原因，进省之初，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是他的同科进士，是他给曾国藩赋予了极大的信任和支持，使曾国藩很快放下“不宦不绅”的尴尬和扭捏，不知不觉放开手脚进而指手画脚。然而，好景不长，张亮基很快升任湖广总督，没多久又远赴山东，回任湖南巡抚的是他的科举老前辈骆秉章，而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很有一番舍我其谁的主人翁架势了。一来二去，摩擦就产生了，隔阂也越来越深，曾国藩咸丰三年重阳节《致张亮基》，就有“中丞（清代对巡抚的通称）亦疑弟不宜干预兵事”的倾诉。此外，在写给江忠源、郭崑焘、张荣祖、左宗棠等人的信中，他表面上自嘲“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庖”，内心里却再三抱怨“不得放步大踏，一写平生欲白之怀”。老同学走了，老前辈来了，曾国藩的日子也过得不太顺畅了。

0084.批郴州禀邻境土匪未尽与所属永兴地方紧要，必须练勇巡防，未便全撤，并恳饬发银两以资济用由

据禀已悉。永兴所禀各节，亦系实在情形，惟乡勇不难于招募，而难于训练。乡勇孱民，怯于抽丁，惮于战斗，故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其应募者，皆游手浮滑之徒，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在官既久，恶差与骄兵之气习，皆经渐染日深，凶悍讹诈，习惯成风。故乡勇利少而害多，有识者所共知也。万不得已，稍为招募，以资弹压，亦宜在一二百名以内，尤宜时时训练，未收其利，亦且先去其害。练则武艺稍熟，不使见贼奔溃；训则去讹诈之风，惩骚扰之习，不可不痛加整治。本部堂现在募勇，自辰至申，无刻不练。亲与训诫，有扰民者，立即正法，或可稍解积习之万一。夏间移驻衡州，与彬〔郴〕州声息较近。该州县有警，剿办可速至也。发银一节，已饬局核议。

[评点]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可是，一旦民众起义，这些当兵吃粮的正规部队却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一帮“粤匪”如洪水猛兽为所欲为。民谚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兵丁尚且无所作为，与兵丁同样来自民间的乡勇，岂能挽狂澜于既倒？“乡勇利少而害多，有识者所共知”，作为饱读诗书的礼部侍郎、深知弊端力主裁兵的兵部侍郎，曾国藩起初是极不情愿招募乡勇的。对于各地勇丁，曾国藩训示各县，一是控制小规模，二是乱平即撤。

州县地方官守土有责，但是把希望却寄托在团练大臣的身上。曾国藩批示永兴县将乡勇全数裁撤，这下可把当地州县官吓坏了，前不久，“桂东土匪潜由酃县、安仁小径窜入该境之十九都三河洲狮子寨屯扎”（《曾国藩全集·批牍》0032），现在仍然是“邻境土匪未尽”，不知“何日君再来”，熟门熟路，旧地重游，那可怎么办？于是，郴州知州赶紧叫苦，“未便全撤”，你团练大臣不可能“只团不练”啊。而且，我们这里的团练费用，大人您还得赶紧下拨，我们还得“以资济用”哪！

曾国藩本想解散永兴乡勇，没想到却接了这么个难题。在北京城里熬了这么些年，曾国藩对付一两个州县官，当然是绰绰有余，于是，挥笔批示：你们听我说啊，乡勇利少弊多呢，且听本部堂为你们一一道来，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你们看，这些都是有识之士深信不疑的道理呢。你们实在要留，那就控制在“一二百名以内”，而且，听好了，“尤宜时时训练，未收其利，亦且先去其害”。要达到什么程度呢？本部堂有言在先，“练则武艺稍熟，不使见贼奔溃；训则去讹诈之风，惩骚扰之习，不可不痛加整治”。你们看，“本部堂现在募勇，自辰至申，无刻不练。亲与训诫，有扰民者，立即正法”，既操练武艺，又训示军纪，本部堂做得到，你们俩做得到吗？——至于你们要的银子嘛，我已经交办给有关方面去“核议”了。

0103.批江西袁州府禀请可否将楚省防边兵丁移驻袁郡由

据禀深中机宜。论湖南之事势，则御贼当于门外，扼袁正所以保楚；论江西之形势，则西而袁、瑞，东而广、饶，均应有重兵防御。此间日日筹维，亦思出境剿堵，以援邻封之急。惟所拨之兵，新募之勇，尚俟十日外始可到省，而人心摇动，纷纷迁徙，须先有重兵坚守省垣，根本稍固，乃可言堵隘出援之事。目前实有未逮，想该府亦能谅之也。现在派人往醴陵、浏阳严查团练，并探贼情，若有事，专差持护票至袁，尚希该府将紧要军情写付探卒赍回。此间兵力稍厚，庶能赴援，亦必视同一家，断不区分畛域。此缴。

0104.批浏阳禀探闻逆匪窜入江西、攻扑省城，请迅拨精兵数千名驰往防堵由

据禀已悉。驻兵太平关，扼贼自江入楚之要隘，自是上计。连日来辕献策者，亦多持此议。惟近来兵恇将怯，炮声未近，全军先溃。若非有坚不可撼之劲旅驻守其间，则望风而逃，全省挫威。若借各乡团之声势，以助我军容而鼓我士气，则凡乡中团练仅足以弹压土匪，闻粤匪之名，则偃旗闭户，当路者畏而先避，有团者毁而不居，断不足以资堵御。本部堂再四筹维，与其有防隘之虚名而临时逃溃，不如持守城之定志而根本完固也。

现在省城中守备粗具，调募兵勇次第到城。若八千人全到，而江省尚未解围，则当以五千人留省，而本部堂自带三千往浏、醴一带守边防隘；若兵勇单薄，守省不足以固基本，堵隘不足以资要截，徒挫先声，无益实效，亦不为也。昨札派绅士四人往浏、醴二县边境，一以哨探军情，一以履勘形势，一以督劝团练，亦预为将来大兵前往防边之计，但此时不能轻发耳。

0114.批平江县禀捐雇乡勇五百名驰赴江西会剿贼匪由

据禀已悉。慷慨从戎，有终军请缨、祖逖击楫之风，忠勇良可敬爱。惟省中大宪方欲倚为北门锁钥，未欲以资邻封。此间于十八日遣湘乡县朱令带勇千二百余人，由醴陵路前进。十九日遣江臬司之弟江忠淑带勇千人，由浏阳路前进。二十三四夏道带勇七百余人，末起前进，其援兵六百，月底亦可遄行。共兵勇三千六百，足以助江省之声援，而固吾楚之藩篱。又接江臬司函称，江省防守甚固，贼屡战屡挫，可保无虞。该县暂留为楚省东北屏障，俟时再驾。仍候督部堂、抚部院批示。缴。

[评点]

曾国藩戴孝出山，最初是一百个不情愿，他是个理学家，最讲究个人名誉。大约一两年前，江忠源在守孝期间“墨绖从戎（意为戴孝从军），国藩曾以书责之，谓其大节已亏”，现在轮到他自己，只因为省城危急，上谕钦点，王命不可违，但毕竟只在省内保境安民，若要派拨湘勇增援邻省，这就非同小可了。

首先，没有来自朝廷的旨意，曾国藩无论如何不会插手江西省的防务。这是一个二品大员起码的政治常识。别说你一个不起眼的袁州知府，就是堂堂的江西巡抚行公文来请兵，没有朝廷的首肯和授权，曾国藩绝不会调一兵一卒进入江西境内。他不敢。

其次，浏阳县令上禀，“探闻逆匪窜入江西、攻扑省城，请迅拨精兵数千名驰往防堵”，曾国藩显然也不会批准。为什么？仅仅是一个“探闻”，哪里就有给你精兵数千的道理？他那里攻扑江西省城，我这里就从湖南省城“迅拨精兵数千名驰往防堵”？更何况，“兵勇单薄，守省不足以固基本，堵隘不足以资要截，徒挫先声，无益实效”，你的请求，明显没有可能，不准。

第三，平江县令主动请缨，上禀“雇乡勇五百名，驰赴江西，会剿贼匪”，从情义上看，你“忠勇可爱”，从局势上说，省领导们正眼巴巴地指望着你扼守边界，拒敌于国门之外，你倒好，带着500名湖南乡勇，赶赴江西省城，亏你想得出！

至于“遣湘乡县朱令带勇千二百余人，由醴陵路前进”，“江忠淑带勇千人，由浏阳路前进”，“夏道带勇七百余人，末起前进，其援兵六百，月底亦可遄行”，这些都是奉命行事，而据江忠源给我来信，“江省防守甚固，贼屡战屡挫，可保无虞”。平江县令你先别激动，如果不信，你看湖广总督、湖南巡抚怎么批示。

但是，军情瞬息万变，几个月后，曾国藩的道义之交、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曾国藩的会试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接连兵败自杀，大局岌岌可危，上谕一个接着一个，严命曾国藩统率湘勇，北上杀敌。此时此刻，恐怕连曾国藩自己也忘记了他进省第二天上奏的《附陈办团稍有头绪即乞守制片》，其中信誓旦旦地说“以墨绖而保卫桑梓则可，若遂因此而夺情出仕，或因此而仰邀恩叙则万不可”，就是说，我们君臣来个事先约定，只在家乡救急，不能在守孝期间“夺情”做官，不能接受朝廷的封赏。可惜，这个“约定”的前提是“贼氛稍息”，现在敌情紧急，皇帝在京城急得跳脚，口口声声要曾国藩“激发天良”，赶紧发兵，曾国藩这才跨省作战。文人带乡勇，对手是“长毛”，曾国藩先有靖港之败，气得他跳江自杀；随后竟然指挥湘勇收复武汉，博得了短短几天的湖北巡抚的职位。再经过整整10年的血腥厮杀，曾国藩带领他一手创建的湘勇，转战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最后攻克天京。平定太平天国，曾国藩开创了大清国文人封侯的首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