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治军
曾国藩科举起家，翰林升官，十年七迁，官居礼部侍郎。而给他带来一生最大荣誉的是，以一名回乡守孝的离任京官，在家乡创办团练，兴办水师，奉旨出省，收复湖北省会，转战江西各地，挺近安徽与江苏，直逼南京城下，最终平定太平天国，受封一等侯爵，开清朝汉人封侯、文人封侯之先例。文臣临危受命，收复半壁江山，其中的经验何在？其中的诀窍何在？
40年之后，曾国藩的湖南同乡蔡锷大将，受命统带云南新军，便把目光投向“中兴名臣之佼佼者”曾国藩与胡林翼，因其“遗型不远，口碑犹存”，而且“其所论列，多洞中窍要，深切时弊”，因而选编《曾胡治兵语录》，从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正、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12个方面，分类选录曾胡治兵语录一万四五千字，并加以评述。再过数年，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又特意追加“治心”一类，改名《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作为黄埔军校通用教材。抗日战争后期，共产党八路军还出版了它的白话注解本。这些，无疑都是各路豪杰对曾国藩治兵经验的提炼与吸收。
从蔡锷、蒋介石选录的13个门类来看，除了“兵机”与“战守”，其余11项，显然都是偏于军纪军风，这就已经很明显地显示了曾国藩治兵的重点与偏好。这里选录的29件批示，尽可能跳出曾国藩“文人掌兵”的惯有成见，探讨曾国藩治军的风格和特色。
0315.批吴廷华禀奉委管带新立之湖北抚标新仁营勇由咸丰九年三月初六日
据禀已悉。该员既奉委带新仁营，仰即悉心训练，杀贼立功，以副委任。为将之道，谋勇不可以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弁勇之于本管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于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著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得“廉明”二字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
洪琴西现在何处？如果能来该营，即仰飞速禀明，并嘱其来本部堂行营，一摅积愫。缴。
0336.批管带护军喻参将吉三禀奉委照料太湖各营、帮同办理营务、请示遵行由咸丰十年正月十七日
据禀已悉。该将官阶日大，责任日重，须常记“勤恕廉明”四字。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四字兼全，可为名将，可为好官，不论文武大小，到处皆行得通。“勤”“恕”“廉”三字，皆可勉强做得到，惟“明”字甚不易学，必凡事精细考究，多看、多做、多问、多想，然后渐做成个“明”字。故求明之诀，仍不外从“勤”字下工夫。该参将立志成名，四字中又惟“勤”字最要紧也。勉之，勉之！无忘，无忘！缴。
[评点]
曾国藩治军，最大的特点，就是狠抓军官的作风建设。而这个“军官作风”，并不是“谋略”和“勇气”，而是“勤快”、“廉洁”和“明白”。
钦差大臣带兵，军务批牍中强调得最多的，竟然不是“谋略”和“勇气”，而是“勤快”、“廉洁”和“明白”，这个钦差大臣，简直不就是一个“总政委”了吗？没办法，这样的批牍，实在是太多了，简直就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曾国藩的第一个立论根据，就是这里选录的第一条，开宗明义，说得十分肯定：“为将之道，谋勇不可以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将领，有勇有谋、谋勇兼优这些素质，都是爹妈给的，与生俱来的，是不可勉强的，但是，勤快，不偷懒，廉洁，不贪污，明白，不糊涂，这些却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既然“谋”、“勇”是天生的，“勤”、“廉”是养成的，那么，作为统帅，曾国藩就要对将领们进行后天的培养了。
曾国藩的第二个立论依据，就是士兵们眼睛，这一点，他也说得很自信：“弁勇之于本管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山村农民，忍心抛弃家中老小，背井离乡出来卖命，图的就是个升官发财。升官一要凭拼命杀敌，二要靠上司的及时保举，至于发财，那就纯粹靠上司不克扣军饷了。所以，曾国藩要求自己的各级军官，军饷面前，管住自己的手，克制自己的贪欲，经手的每一笔银子，都要让全营上下看得明明白白；每次打仗，都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哪个士兵在冲锋陷阵，哪个士兵在围追堵截，哪个士兵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再加上平时的仔细观察，“多看、多做、多问、多想”，然后逐一考核在案。做到这两点，自然就可以让部下心服口服。
最后，曾国藩总结一点，说，一个将领，如果有了“勤”、“廉”、“明”，那么仁、智、义、勇都有一个根基。如果说缺乏这个“勤”、“廉”、“明”，那么其他的一些品质，即使有也会丧失。所以，他要再三叮嘱：“勉之，勉之！无忘，无忘！”
0345.批李副郎榕禀报近日军情由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五夜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此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要将此事知得透，办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人之生也直，与武员相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西沤先生所谓“没有几下”，或亦近是。以“诚”字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愿与阁下共勉之。
0360.批管带戈什哈亲兵叶游击光岳禀恳准招湘勇一营、以图报效由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
据禀已悉。尔初来时，英气外溢，吾爱之如子弟，期望甚厚。自放哨官后，沾染营伍习气及官场中揣摩猜嫌恶派，故于前营营哨各官，多面善而心非。八年随入陆营，稍假事权，而所管之戈什哈亲兵皆退有后言，总由待人不诚，说话无信，故居尔下者多不服也。本部堂因尔随口编造谎话，曾经面责数次，并未悛改，思欲屏弃不用，又惜尔聪明过人，或可渐渐陶镕而变化之。今尔禀请另带一营，以舒壮志，志亦可取，但言素无信，未必能践也。应准酌带三百人，以试其果能得士心与否。尔若能体本部堂陶镕之苦心，第一说话要谨慎，不可随口编凑谎话；第二要耐劳苦，莫学文弱、浮薄、傲惰样子；第三心窍要正，要直，不可歪曲，动好与人斗机斗巧。此三者，能改变一二，将来尚可造化。若三个月毫无长进，即行革去。缴。
0361.批受业吴希颜禀就便回籍缘由咸丰十年九月十五日
据禀已悉。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而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责人之弊，则无论何等人，概以高深难几之道相苛，韩公所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者，往往而是。该员在副后营，若能存一片与人为善之心，谆谆劝诱，纵不能使之熏德善良，亦可期水乳交融。乃本营刘营官既不与之相洽，又讦其同僚，俾伤和气，若自居于监军使之职者，安冀人之相容哉！缴。
0367.批管带礼前礼后营杨游击镇魁禀拔营抵卢村、侦探贼情由咸丰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据禀已悉。办事者莫恃上司之恩典，宜仗自己之本领。若有本领，办事好，虽仇人做上司，也不能压下去；若无本领，办事不好，虽父亲做上司，也不能抬起来。尔年纪尚轻，若立定志向，何事不可为？目下第一须认真修墙挖濠，修成之后，与本部堂老营墙子相同，虽有数万贼来围，也不怕他，则脚跟立定，人人皆另眼相看矣。若全无本领，纵然做到提镇，也是抱愧的。望尔日日学一“勤”字，勤到十分，自然做成一个好汉。本部堂现已年老，尚从“勤苦”二字用功，故亦以“勤”字教训尔等。勉之！缴。
[评点]
这四件批示，强调的都是三个字：“诚”、“慎”、“勤”，而且从头到尾都是曾国藩的亲笔，前者出自《曾文正公亲笔书札》（我在整理《曾国藩全集》时，特意将此类“批某某某禀信尾”者，从《书信》中移入《批牍》），后三者则皆有“手批”字样，而且曾国藩《日记》也记载：“夜批叶光岳一禀，甚长。”而批示的对象，第一个是曾国藩从中央指名借调，第二个是曾国藩的警卫营长，第三个是与自己有师生名分的受业门徒，第四个则是胡林翼从湖北调拨而来。
先说第一个，此人名叫李榕，前几年考中进士，分在礼部当主事。曾国藩第二次出山，特意上奏，点名要调郭嵩焘和李榕来管理军务。郭嵩焘是曾国藩的早年好友，湘军初起，郭嵩焘出力很多，可是此时人在天津，协助僧格林沁办理海防，来不了。至于李榕，曾国藩在奏稿中夸他“通达时务，志趣远大”，所以朝廷一口答应，将他派到了曾国藩身边。随即，曾国藩分派李榕深入前线，协助朱品隆等武官指挥战事。从批文中“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的话来看，可能是李榕汇报军营隐患，请求指示。曾国藩这才批示，用“勤”字治“惰”，“慎”字治“骄”。这也算是对症下药。没想到，曾国藩却又扯出一个“诚”字来，好像是离题万里了。
仔细想来，大概是曾国藩认为，当兵久了，谁都容易产生骄傲和惰性，这种东西，几乎是不请自来的；而勤快和谨慎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说得到，不一定做得到，偶尔做得到，长期却不一定做得到；要求别人做得到，事到临头自己却不一定做得到。所以，曾国藩这才谆谆教诲，不要下车伊始就指手画脚，应该先从自己做起，“要将此事知得透，办得穿”，然后，“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再进一层，曾国藩说，要说到“诚”字，其实我们文人不如武人、粗人，“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不如武人、粗人直来直去，反倒爽快。最后，曾国藩举出李榕最佩服的西沤先生“以‘诚’字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愿与阁下共勉之”。这些话，说得非常诚恳。再看第二个，从曾国藩行文的语气来看，叶光岳曾经是曾国藩的身边红人。“戈什哈”是满语的音译，意思就是卫士，就是长官身边的亲兵警卫。游击则是从三品武官。从曾国藩的奏稿中，我们可以查出，叶光岳曾经在咸丰五年（1855）经曾国藩保举，在攻克义宁州和湖口县案内，由军功晋升把总（武官正七品），当上了哨官（相当于连长）；本年闰三月，曾国藩又在攻克太湖县城案内，把叶光岳从都司衔（正四品）守备（正五品）保举为游击，并赏加参将衔（正三品），所以，批文的标题称叶光岳为“游击”。此时，叶光岳打算自立一个营头，作为一线部队，这样，参战的次数多，晋升的机会就大。果然，两个月后，叶光岳就带队参加了收复建德县城的战斗，随即被曾国藩保举为“以参将留于江苏尽先补用”，也就是说，只要这个职位出现空缺，他就可以得到参将的实缺了。
就是这么一个人，曾国藩采取了使用与教育并重的原则，保举归保举，训示归训示，你“沾染营伍习气及官场中揣摩猜嫌恶派”，对上级和同辈，嘴上讨好，心里诋毁，大家都说你“待人不诚，说话无信”；“本部堂因尔随口编造谎话”，也多次批评教育，可是你并未悔改；本来想把你开销，但又觉得你人很聪明，还想把你陶冶一番，让你走正路。现在你要自领一队，志气可嘉，但是素来无信，那么，约法三章，“第一说话要谨慎，不可随口编凑谎话；第二要耐劳苦，莫学文弱、浮薄、傲惰样子；第三心窍要正，要直，不可歪曲，动好与人斗机斗巧”，归结起来，与对李榕的批示一模一样：“诚”、“慎”、“勤”。不同的是，对自己的警卫营长，曾国藩口气更加严厉：三个月为期，如无长进，马上开除。
第三个是投笔从戎的吴希颜，此人何时以何种方式受业于曾国藩，不得而知。从曾国藩的行文口气来看，他对吴希颜是有失望进而有不满的：书生从军，起初必须有个观战学习的阶段，主要是看阵势，学阵法，练胆气，习劳苦。但是，吴希颜大概是仗着与大帅的师生名头，竟然以监军使者自居，这当然与带队营官合不来，而吴希颜还人前人后说人坏话，这在军营里怎么能混下去？只好向大帅请假，借口是就便回家。曾国藩也不挽留，走就走吧，临了为师还要教训你几句：读书人的通病是什么，你知道吗？告诉你，华而不实，严于责人。这种人到处都有。派你下到军营锻炼，你如果能有与人为善之心，多少也能与官兵打成一片，可是，你是反其道而行之啊，你怎么能不卷铺盖走人呢？
第四个名叫杨镇魁，因为来自于胡林翼的手下，所以曾国藩对他也格外用心培养，“办事者莫恃上司之恩典，宜仗自己之本领。若有本领，办事好，虽仇人做上司，也不能压下去；若无本领，办事不好，虽父亲做上司，也不能抬起来”，这些话，说得十分诚恳，也十分切实，“望尔日日学一‘勤’字，勤到十分，自然做成一个好汉。本部堂现已年老，尚从‘勤苦’二字用功，故亦以‘勤’字教训尔等。勉之！”胡林翼的批示，往往是口气坚决，寒光凛凛，而曾国藩则完全像家中父老开导子弟一样，我现在已经年过半百，还在从“勤苦”二字用功，你年纪轻轻，只要立定志向，天天学个“勤”字，自然会做成一个好汉，这些话，出自一个钦差大臣之口，不由得杨镇魁不感动。
申夫仁弟识趣卓越，果毅有为。顾其容貌襟韵，常若迈往不屑。俯祝群碎，而其词气之间，又若以贤智先人，恐其道不足以得众，诚不能以动物，特书四字，以相勖勉。期于容颜乐易，词旨温润，克己而天下归，言善而千里应。诗曰：慎亦出话，敬而威仪，无不柔嘉。庄生曰：戒之哉，无以尔色骄人哉。愿吾申夫三复焉。同治二年三月二日，国藩。
李榕后来做到了湖南布政使（从二品文官），但他过于自信，一时间，省内外怨声载道，随即免职。曾国藩曾对身边幕僚说，你们说我知人善任，可是，这个李榕我就没看准。叶光岳却越战越勇，在曾国藩被李秀成大军团团包围之时，他率部参加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上溪口之战，并且收复休宁县城，曾国藩当即保举为副将（从二品），遇缺即补。可是，仅仅一个月后，叶光岳带兵会攻徽州，因为火药淋雨，土枪不能开火，变成了烧火棍，在太平军的洋枪队排发之下，叶光岳当场阵亡。至于杨镇魁，不仅参加了祁门大营的历次保卫战，而且后来与鲍超的霆军一起，在皖南一带以及南京城外纵横征战，曾国藩的奏稿中甚至出现过“杨镇魁等腾趠而入，直捣中坚，纵横荡决”这样的词句，可见他真是做到了“一位好汉”。可惜的是，在随后到来的军营大瘟疫中，杨镇魁在胜利到来之前倒在了南京城下，头衔是“湖南遇缺补用副将”。而那个吴希颜，则似乎是默默无闻了。
0381.批统领霆字营鲍镇超禀饬增四营、现派营官赴辕请示由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来缄具悉。派来营官四员，已颁给关防，并札发各件矣。前与贵镇面言，力去“骄矜”二字。凡作人，当如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之时。花盛则易落，月满则必缺，水满则易倾，人满则招损。贵镇统师日多，声名太盛，宜常存一不自满之心，庶几以谨厚载福。严戒弁勇，无令骚扰百姓，此古来名将第一要务。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缴。
0395.批鲍超谢保举之件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来缄阅悉。贵军门水陆数百战，积劳最久，勋绩尤多。圣恩以记名提督酬庸，允惬人望。功名稍迟，则福泽愈长也。本部堂以四字叮嘱，曰“小心大度”。愿贵军门常常谨守。小心者，戒骄矜，戒怠忽，即前此所谓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也；大度者，不与人争利，虽办得掀天揭地事业，而自视常若平淡无奇，则成大器矣。愿牢记此四字，庶名位日隆，不可限量。缴。
[评点]
鲍超，四川奉节（今属重庆）人，早年参加向荣的绿营，与太平军作战，负伤后流落长沙，加入湖南绿营塔齐布营中。赌博负债，衣食无着，愤激之下，拿出最后一串铜钱，买酒、买肉、买毒药，回到家中，紧闭房门，誓与妻子服毒自尽。邻居大妈放声呼救，湘乡铁匠黄翼升（小说家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就是黄翼升的孙女），此时为曾国藩监造战船，闻讯赶来，破门而入，破口大骂：“男子汉大丈夫，哪有这种窝囊死法！起来，跟我走，王侯将相都是人做的！”说罢，二人泣拜而出。此时正赶上曾国藩招募水师，鲍超便成为水师营官杨载福手下的一名哨官。每逢开战，鲍超就在船头升起一面自制的红旗，旗子上大写着一个“鲍”字，为的是让主将看到自己是如何冲锋陷阵。出湘江，战洞庭，攻克武昌、大战田家镇、救护胡林翼，三四年间，鲍超从千总、守备、都司、游击升至参将。于是，曾国藩、胡林翼合谋，命鲍超长沙募勇三千，自立“霆字营”，从此，成为湘军陆师的一支劲旅。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鲍超凭着这三千人马，攻破小池驿，大战亿生寺，收复太湖县，尤其是拼死打开祁门重围，救曾国藩于绝望之中，每一战都是与太平军浴血奋战拼死厮杀，“霆字营”的旗帜令太平军不寒而栗。鲍超此时也官居湖南绥靖镇总兵，以提督记名。
面对这样一名舍生忘死、战功卓著的猛将，曾国藩如何驾驭呢？当然是戒骄。问题是，怎么个戒法呢？曾国藩有个法宝——“花月理论”。
在这两件批示中，曾国藩一再告诫鲍超，做人的最高境界，要像月亮还没有完全圆满那样，要像鲜花还没有完全开放那样，否则，“花盛则易落，月满则必缺，水满则易倾，人满则招损”。怎么办呢？那就要小心、谦虚、低调，有意留有余地，让一生的功名利禄源源不断，让一生的荣华富贵接踵而来。你要扩编，一次增加四个营头，完全可以！你派来的四个营官，我已经非常爽快地给他们颁发了大印和公文；你呈报的保举名单，我已经照单上奏朝廷，你和你的手下勇士，都已经被朝廷加官晋级，你也从镇将变成了提督军门。但是，你现在的队伍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你必须要牢记我的教导，“月未圆满花未开”，低调再低调，永远“不自满”，“不与人争利”，“虽办得掀天揭地事业，而自视常若平淡无奇”，这样才可以“谨厚载福”，自然就会“名位日隆，不可限量”。
用“花月理论”，教一介武夫，是不是“对牛弹琴”啊？几年前，鲍超犯事，按律当罚，左宗棠为他求情，免于处置。一出大门，左宗棠就搂着鲍超的腰，说：“你小子今天多亏了我，否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说你怎么办吧？”逼得鲍超赌咒发誓必当报答。也是在此之前，鲍超受不了曾国藩的拘谨约束，打算回到胡林翼手下，胡林翼开口就骂：“曾公对你恩重如山，你小子忍心丢下他吗？你小子胆敢背弃他吗！”曾国藩不骂，曾国藩用一种最文雅的理论，来感化一个最粗俗的武夫。就算是对牛弹琴，也要把这头蛮牛不知不觉软化下来。
0351.批朱镇军品隆禀报近日整肃军纪由咸丰十年六月十九日
洋烟为坏营规之最，仰尽行汰去，不可稍存姑待之意。本部堂于黎明点名，卯正辰初即可点毕。昨十八看操，亦系卯正看毕，太阳尚未到院落也。
嗣后每早或查营，或点名，或看操，三者总行其一，不专行查营一事也。该镇静养半月，不可出门，二十一早派唐副将带前右营来辕听点。
0411.批易大令润坛禀报近日进剿机宜由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行兵最宜讲主客劳逸之分。为主而逸者常胜，为客而劳者常败。祁门出队至白茅岭等处，路远天热，反主为客，未免太劳。以后北路但救援柏溪，西路但救援历口，此外贼虽日日犯岭，不必理他。
祁营种菜茂盛否？喂猪肥大否？有青菜，有猪油，粮台有米可领，则此外花钱无多矣，不可视屯圃为缓图也。至嘱！
[评点]
这两件批示，一个是整顿军纪，一个是进剿机宜，而且曾国藩还有些即兴发挥，因此不妨探究一番。
第一件，朱品隆禀报营中有人吸食洋烟，就是抽鸦片，曾国藩批示，这是最坏营规的，发现几个就开除几个，不可姑息。军中决不能有瘾君子，这是曾国藩立营之初就规定了的。接着，曾国藩就列举自己身为总督，清早就查营、点名、看操，忙完这些，太阳还没照到院子里。本部堂以身作则，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第二件，曾国藩训示，“行兵最宜讲主客劳逸之分”，所以，“为主而逸者常胜，为客而劳者常败”。而你部此番出队太远，反主为客，错了。以后，你部只管两个路口，其他一概不管。交代完这一点，曾国藩笔头一转，一下子扯出十万八千里：你那里种的蔬菜，还茂盛吗？你那里喂的猪仔，肥大些了吧？地里有青菜，灶头有猪油，粮库有米领，你们就没有多少开销了，因此，你们不可以把“屯圃”当作可有可无的小事——“至嘱！”历史上，只听说过开荒屯垦，而且还不是在战火纷飞的紧要关头。曾国藩可好，一方面让部队扼守关口，一方面却教他们种菜养猪，还不许菜叶返黄、肥猪掉膘，还要“至嘱”！这件批示发出的第九天，也就是六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对此还有详细的描述：“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芸草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这就是他的屯圃，记得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还得意地自许，这个“屯圃”一词，是本人的发明。
这两件批示，都抄录在《亲笔书札》中，这就是曾国藩颇为得意的“小禀批词”。同治二年四月十五日，曾国藩给左宗棠写信，说部将们有时不用红纸上禀，而是随手拿张纸片“来禀呈兵事，弟辄就其纸尾亲笔批还”，他们把这叫做小禀批词，“与寻常印发者，微有不同”，并且把这种批词还抄录了几份寄给左宗棠。没想到，左宗棠竟然很不客气地说，这哪是“使相督师”所应有的体制？“使”是钦差大臣，“相”是大学士，堂堂使相，哪能跟这些部将在公文上随随便便、过于宠幸？曾国藩自讨没趣，只好讪讪辩解：“弟与各镇（将领）公牍，体例少乖，行之已久，今亦难以骤改。”嘴上是说这么说，但是，行动上还是改了。
0457.批朱镇军品隆禀唐军见死不救、请示进止由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唐军屡请不出，可恶之至！惟两军相距仅隔一城，将出队时，必须两主将当面一商，或应打，或不应打，意见相同，乃可协力齐心，互相援应。若未及面商，则往往不和，此行军者所不可不知也。目下贵军坚守老营，不必出队寻贼，待左军确到屯溪后，再行会剿。
0458.批唐镇军义训禀报近日军情由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凡为统领者，以亲看地势、亲探贼情为第一要义。若不亲自看明、亲自探明而浪行出队，直至将近贼巢，轻进则恐中贼之伏，轻退则恐长贼之焰。进退两难，最易误事。李希帅、多礼帅皆亲看地势也。
我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二十二日朱镇一军出队，与贼接仗，危急之至，屡次派亲兵请该镇派队救应，又有易芸荄函催，李勉亭面催，而该镇始终不发救兵，可恶之至！我湘军风气，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救援；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该镇此次坏我湘军风气，此风一开，以后湘军不能做事矣，实属可憾！究竟该镇与朱镇平日有何仇隙，仰即明白禀复。湘军向来风气，虽有仇亦当救援。该镇曾闻此说否？如并未闻此说，犹可轻恕，以后当勉之改之；如曾经听过此说，断不可恕，余必严参重办，遍告湘军，以该镇不肯救人为戒也。仰将是否听过一层，据实禀复。
0468.批唐镇军义训禀陈朱军未及面商、独自出队各情由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
朱镇错处，未及面商，不应独自出队；既已独出，即当独打，不应怪人不救。该镇错处，接易畇荄信后，宜以匹马亲至阵前，与朱镇一会，以明患难相共之义。该二人若不知悔知改，量小而自是，将来必皆坏事。懔之！
0480.批朱镇品隆、唐镇义训禀前蒙慈谕、自知过失、从兹永相和好、同心办事等情同治元年二月十三日
来缄已悉。贵镇等既各自知过失，和好如初，则既往之事尽置不究，将来之福当不可量。贵镇等名位已高，功绩已著，吾亦别无奢望，但望作一极好之人，为吾辈后辈取法耳。缴。
[评点]
说曾国藩治军不严，可能有点耸人听闻；但是，要说治军严明，确实又轮不上他。这么说吧，曾国藩治军，说教有余，威棱不足。我们就从这四件批牍说起。
第一件，朱品隆“禀唐军见死不救”，曾国藩当日《日记》说“接朱云岩（朱品隆字云岩）来信，知十九日潜口获一胜仗，二十二日万安街一仗，几濒于危，唐桂生（唐义训字桂生）不往救应，尤为可恶”。见死不救乃军中大忌，曾国藩在批文中说了一句“唐军屡请不出，可恶之至”后，不说如何查处，却马上来一个“必须两主将当面一商”、“乃可协力齐心，互相援应。若未及面商，则往往不和”的话来，这显然是为唐义训网开一面。主帅如此和稀泥，最伤部将之心。
第二件，从“二十二日朱镇一军出队，与贼接仗，危急之至，屡次派亲兵请该镇派队救应，又有易芸荄函催，李勉亭面催，而该镇始终不发救兵”来看，情节和性质都已经非常严重。对于如此“可恶之至”的行为，曾国藩的处理却实在有些疲软。既然是“湘军风气，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救援；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而唐义训“此次坏我湘军风气，此风一开，以后湘军不能做事”，对此，曾国藩却只说“实属可憾”，而不是“实属难容”。接下来，曾国藩又去询问朱、唐二人“平日有何仇隙”，还用了一个非常客气的“仰”字（这是平行公文的礼貌用语，接近于“恳请”之意），而不是“着”（下行公文正规用语，带有命令语气）。既然“湘军向来风气，虽有仇亦当救援”，那么，平日矛盾还有什么好查的？而他却纠缠于是否“听说”过这个“风气”，“如并未闻此说，犹可轻恕，以后当勉之改之”，唐义训在湘军混了七八年，官至总兵，他难道没有“听说”过？可是，曾国藩还在那里一再重复，“仰将是否听过一层，据实禀复”。查曾国藩当日《日记》，他还特意记载此事，说“早饭后清理文件，批唐桂生禀，严责之”。在他自己看来，这已经是从严治军了。可是，这最多只是“严责”，而不是“严查”、“严惩”。
第三件，唐义训来禀，是否涉及“是否听过”、是否“据实禀复”，不得而知，从题目上看，他是在强调“朱军未及面商、独自出队”，而曾国藩呢，也丢下他自己说过的“我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和“余必严参重办”，一开口就先为唐义训说话，“朱镇错处，未及面商，不应独自出队；既已独出，即当独打，不应怪人不救”，这岂不是让“见死不救”、“可恶之至”的唐义训反而理直气壮了吗？而说到唐义训的“错处”，竟然只是没有到朱军阵前去露个面。这纯粹就是鸡毛掸子掸掸灰尘，这哪里还有是非可言？军纪军威何在？
第四件，完全是和事佬姿态，“既往之事尽置不究，将来之福当不可量”，“贵镇等名位已高，功绩已著，吾亦别无奢望，但望作一极好之人，为吾辈后辈取法”，每一句话都是软绵绵的，还一口一个“贵镇”，连“本部堂”都改口叫“吾”了，哪有一点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威严？
如果结合曾国藩的《书信》和《日记》，那么，我们对这一事件的是非和曾国藩的宽纵，可能会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批发朱品隆第一件禀报的当天，曾国藩给左宗棠写信，说朱品隆“血性过人，打仗亦稳猛可靠”，“十七日打屯溪，十九日打潜口，均能挫贼凶锋，二十二日万安街亦尚能以寡敌众”，而“唐部战事远不如朱”，但是唐、朱不和，“日来构衅更深，可虑之至”。当日《日记》还记载，说唐义训“不往救应，尤为可恶”，因而与李鸿章等人“久论徽事，深以为虑”。由此可见，唐义训不但“战事远不如朱”，而且完全是因为个人恩怨而见死不救。曾国藩明知危害极大，“可虑之至”，“深以为虑”，但是，他对此一恶性事件的处理，不但没有从严惩办，而是从轻忽略。说他“宽纵”，应该不是冤枉。
如果嫌以上的说服力还不够，那么，请看左宗棠是怎么处理同类问题的：“如秦丞不策应该营，致该营失事，必将秦丞奏正军法；如该营胆敢规避脱逃，亦即将该将奏正军法，毋须多打主意”（同治六年《何镇玲必禀所部兵力过单、请添营防堵由》）；“甘南各军养寇自重，每次剿贼，非称‘跟追不及’，必云‘山险路歧，不见贼踪，良尽收队’……可耻可恶，孰甚于此”，“如仍敢敷衍了事，必予严参，且看其如何办理”（同治十一年《阶州洪牧惟善禀周提督文翔在铁锁关剿贼获胜、并请派营搜捕余匪由》）；“该副将等明知贼踪所在，不竭力追缴，竟以‘行粮已匮’借口收队……居心殊不可问”，“如该匪铤走北窜，该镇仍不能探踪防剿，复令一骑漏网，则咎有攸归，必予严参”（同治十一年《延绥刘镇厚基禀报剿匪获胜由》）。怎么样，与曾大帅相比，左大帅要严厉得多吧？
0472.批霆字营鲍镇超禀奉谕赏穿黄马褂、恳代折谢恩由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九日
来柬阅悉。贵镇懋著战功，渥邀异数。恩愈隆则责愈重，益当以“谦”字自持，以“廉”字自惕。谦则不骄，廉则足以服众。福泽勋名，更未有量。谢恩折稿已代缮办，俟出奏后再行抄寄。此复。
0475.批霆字营鲍镇超禀可否请饬令峰礼各营前来、合围青阳由同治元年二月初四夜
来缄具悉。贵军门已于正月十七日钦奉谕旨补授浙江提督矣。除俟部文到日，再行备咨饬知外，先此告贺。
贵军门近日迭受渥恩，尤当竭诚图报。第一戒个“骄”字。心根之际，若有丝毫骄矜，则在下之营官必傲，士卒必惰，打仗必不得力矣。第二守个“廉”字。名位日尊，岂有怕穷之理？常使在下之将官多占些便益，士卒多沾些恩泽，则人悦服。切不可处处打算，惹人谈论。得了名就顾不得利，莫作名利双收之想。但立名扬万古之志，此是金石之言。贵军门当牢记，牢记！
0522.批鲍超禀请筹发一二月满饷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
来缄阅悉……缄称到饷二万，止能散给七日，殊不可解。贵军门不愧名将，惟利心太重，不足服众。闻近日催提各营截旷之银，汇送贵军门处，有此举否？
为统帅者，欲服将士之心，在不争将士之利。前于四月二十一日密寄一函，曾言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嘱贵军门于霆字十五营中，分五营与宋国永统带，分五营与娄云庆统带。贵军门亲统五营及仁字、礼字、峰字、春字暨马队各营，仿李、多两帅分支派统之法，一则人心易服，二则照料易周，三则使麾下宿将各显手段，造成独当一面之才，以为久远不败之地，其法至善，何以自今犹未决也？仰将副五营拨与娄镇统带，新五营拨与宋镇统带，银钱则归该二镇自支自放，战守则仍归贵军门节制调度，无得久专利权，致干参办……连日北风，湖南、江西饷舟皆延滞在途。一俟解到，即当匀拨接济，本月必再解五万，送交贵营。……
[评点]
先说第一件。鲍超从一名士兵到万人统将，靠的是作战奋勇顽强。同治元年（1862）正月初二日，上谕称“鲍超深谙将略，屡著战功，上年正月，破黄文金大股于洋塘（救曾国藩于太平军重围之中，打通祁门大营的对外联络和粮路运输），五月破刘玱林大股于赤冈岭（救曾国荃安庆围军于敌军的反包围之中，八月一日，曾国荃攻克安庆），七八月间，克城破敌，驰驱二千余里，肃清江西全境，厥功甚伟”，因此，“着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奖”。黄马褂本是朝廷的御前大臣才能穿的，后来才赏给那些作战勇敢、战功卓著的将领。鲍超来禀，请曾国藩代办谢恩折，曾国藩抓住机会，教育鲍超感激皇恩，“异数”越大，圣恩越重，你的报效之责就更大更重，你只有更加谦虚，更加廉洁，谦虚以自守，廉洁以自律，这样，你的“福泽勋名”，才会不可限量。
再看第二件。从曾国藩的《日记》得知，这件批牍写于接奉谕旨的当天，曾国藩一是报喜，二是说教。你半个月前才赏穿黄马褂，接着就授予了浙江提督的实缺，成为了与督抚大员平起平坐的一品封疆大吏。怎么办，你当然更应当“竭诚图报”。怎么个报效呢？当然只有戒骄、只有守廉。你要是有一丁点儿骄傲，那么“营官必傲，士卒必惰，打仗必不得力”，这样你就对不住朝廷的破格奖赏；而且，“得了名就顾不得利，莫作名利双收之想”，你现在“名位日尊，岂有怕穷之理？”怎么办？当然是“常使在下之将官多占些便益，士卒多沾些恩泽”，“切不可处处打算，惹人谈论”。这些都是我的金石之言，贵军门啊（这可是鲍超听到的第一声新职位），你要牢记、牢记啊！
第三件让我们觉得曾国藩真是有先见之明，这个鲍超果然有些“利心太重”，一是吃空饷，二是不放权。鲍超来禀，说“到饷二万，止能散给七日”，曾国藩就给他算明细账，你有多少兵勇，每月人均几两，病死、战死以及逃亡多少，我现在照常拨发军饷，怎么会短缺这么多呢？“殊不可解”嘛！而且，有人检举，你近来还强令手下上交缺额空饷，你老实回答，有没有？“为统帅者，欲服将士之心，在不争将士之利”，你如此贪利，怎么服众？半年前，我就给你写过密信，教育你“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嘱咐你不要大权独揽，一人统带二十几个营头，你管得了吗？你干吗要死死抓住不放？不就是图个空饷吗？你的手下怎么会服气？现在你按我说的做，让你手下的娄云庆、宋国永各带五个营头，银钱也归他们“自支自放”，不可“久专利权”，招来“参办”。末了，曾国藩再来宽慰鲍超，现在军饷运输在途耽搁，一等到款，“本月必再解五万”给你。我对你如此仁至义尽，你还好意思辜负我吗？
0510.批潘鼎新、刘铭传禀移营进扎金山卫、连日攻剿情形由同治元年八月十七日
据禀已悉。金山卫城，前准李抚部院来咨，业已克复矣。浦东一律肃清，该营尚为出力，殊堪嘉奖。
惟昨准抚部院缄，称铭字营勇夫枪毙奉贤县杨令一案，不胜骇异。该都司虽远在金山，何以一任营哨如此肆闹？本部堂募练淮勇，具有苦心。两淮风气刚劲，古来多出英杰，近日无人倡导，其甘心为发逆、为捻匪者，则竭力苦战，抵死不悔。即幸而为弁勇、为团练者，亦久染恶习，骚扰百姓。本部堂与李抚部院之志，欲力挽淮上之恶习，变作国家之干城。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义也；第二教之爱民，爱民必先保护闾阎，仁也。斯二者，总须纪律严明，训导有素。李抚部院倡之，全赖尔鼎、铭、春、树各营官教之戒之。淮勇将来为忠臣义士，为名将达官，是尔等数员教戒之功；若为骄兵悍卒，为害家凶国，亦尔等数员不教之罪。成败祸福，系乎尔等营官数人之身，亦即在此立军数月之内，此时不变昔年之恶习，则终不能变矣。所有奉贤一案，仰铭字营刘游击查出行凶弁勇，捆送李抚部院大营，尽法处治，不可袒护一二滋事之勇目，败坏淮勇全军之声名也。仰将滋事缘由及惩办情形，禀复查核。缴。
[评点]
淮勇是曾国藩授权李鸿章招募的地方武装，在同治元年（1862）二月在安庆组建成军，四月进驻上海，五月与太平军战于虹桥，六月与太平军战于金山，七月与太平军战于青浦，皆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潘鼎新的鼎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就是淮军的佼佼者。曾国藩这件批文，就是对他们禀报“进扎金山卫、连日攻剿情形”的批复，而全文除了一句“浦东一律肃清，该营尚为出力，殊堪嘉奖”之外，全篇都是对“铭字营勇夫枪毙奉贤县杨令一案”的查处。更有意思的是，潘、刘二人的来禀对此案只字未提，曾国藩的消息，出自于“抚部院”的来信。这个“抚部院”，就是淮军的大当家、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
本年七月十九日，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信，汇报上海战守进展，第一条禀报青浦战况，第二条就是通报“铭字营勇夫枪毙奉贤县杨令一案”：
鼎、铭二营分防金山卫、张堰两处，加以庆字、升字两营及诚勇四营，全赖潘、刘二人督率布置。潘之得众，尚不如刘，打仗奋勇亦较逊。近因奉贤县民勇劫夺刘营军船米粮，并驱逐病勇，杀伤抬夫，共三案，该县杨令膜置不问。铭营勇夫赴奉贤城内，抬回病勇伤夫，遂连合革勇游勇十数人，闯入官寓。杨令迎出弹压，面中洋枪子伤，旋即殒命。刘铭传在张堰营内，尚不知也。现将凶手拿获，交苏州府李守严讯，并委刘松岩廉访往奉查办，将来自须分别正法，参办数人。然约束不周，致出重案，鸿章亦自愧悚。潘、刘肃清浦东，骄气未除，借此警戒，益见带勇用人之难。
八月初五日，在接到李信十天之后，曾国藩回信，第一条就是要求查办此案：
刘营勇夫伤毙杨令一案，关系甚重，务须认真查办，宜杀一弁目或杀数勇，乃足伸法，断不可敷衍了事。淮勇野气未除，阁下须苦口教之，严法惩之。从前次青之于平江勇，一味宽纵，识者知其无能为。至丙辰三月烧杀辰州勇二百余人，次青不究，又庇护之，鄙人则深恨之矣。今日之与次青决裂，其根尚伏于彼案。阁下设身以处，俨若代为杨令之尸亲而与铭营为仇，则足以服各官绅，而淮勇亦知畏惧，渐成证果矣。
从这两封信来看，李鸿章似乎有意庇护淮勇，为刘铭传开脱责任，先是说刘铭传“打仗奋勇”，很受部下拥戴，接着说奉贤民勇劫夺军粮、驱逐病勇、杀伤抬夫，“该县杨令膜置不问”，这才导致“铭营勇夫赴奉贤城内，抬回病勇伤夫”，而闯入官寓伤毙县令的是几个“革勇游勇”，而且刘铭传当时人在张堰，不知此事。而曾国藩呢，则力主严查严办，首先说必须杀掉一个下级军官或者几个淮勇，才足以伸张国法，还用“断不可敷衍了事”制止李鸿章继续求情。为此，他不惜揭露早年亲密幕友李元度“一味宽纵”“庇护”平江勇之事，以“鄙人则深恨之矣。今日之与次青决裂，其根尚伏于彼案”，继续向李鸿章施压。最后，曾国藩要求李鸿章设身处地为杨令及其亲属着想，“而与铭营为仇”，秉公执法，这才足以服一省官绅之心，淮勇也才会畏惧国法，走上正路。
八月十七日，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批令潘鼎新、刘铭传查办此案，“本部堂募练淮勇，具有苦心”以下300多字，全是曾国藩的亲笔，其中谆谆教诲者占五分之四，重在去其“野气”，“教之忠君”，“教之爱民”，“淮勇将来为忠臣义士，为名将达官，是尔等数员教戒之功；若为骄兵悍卒，为害家凶国，亦尔等数员不教之罪。成败祸福，系乎尔等营官数人之身，亦即在此立军数月之内”。最后，曾国藩批令刘铭传查出凶犯，捆送李鸿章大营，“尽法处治，不可袒护”。
八月十九日，李鸿章在上海接到曾国藩的指示，二十三日作出如下处理：
刘营勇伤毙奉贤杨令之案，于贼退后认真追查，甫得端倪，拟即杀一帮办、两勇，将杨令请恤，以伸法纪而示平允。淮勇营弁有野气未除者，鸿章从不稍加词色，致失宽纵。此案起衅甚微，无端撮合，一枪而毙县令，其阖署人役无一受刀伤，真可怪也。刘铭传虽近粗鲁，尚知大义，不谓遭此难白之冤，只有奏请薄惩，不敢蹈次青庇护乡人之习也。
八月三十日，李鸿章向朝廷上奏此案，查明凶犯确系刘营的“革退勇丁”和“撤退营员”，与县令争吵在前，寻衅闹事、情急杀人在后，除将凶犯三人正法之外，候补参将刘铭传对“革退勇丁”没有“妥为资遣回籍”，对“撤退营员”的“串扰滋事”“失于察觉”，因此请旨“暂行革职，留营剿贼，以观后效”，朝廷照准。“淮勇枪毙县令”一案，就此了结。
其实，事情并不这么简单。首先，李鸿章对朝廷的奏报，与他向曾国藩的通信，出入很大。从信中看，显然是淮勇与驻地官员互不买账，各自逞凶，而奏报则刻意拼凑成个别“撤退营员”，挟嫌唆使个别“革退勇丁”到县衙闹事，“情急”放枪，伤人致命，且有五名“在逃游勇”事后逃去。其次，刘铭传在案发之后，并不禀报，意在隐瞒，也是藐视国法，“野气未除”，可见一斑。曾国藩身为两江地区最高军政首脑，对于辖区县令死于淮勇枪下的重大刑事案件，当然负有查究之责。而淮军组建不到半年，李鸿章署任江苏巡抚不到四个月，部下勇丁竟敢冲到县衙行凶，当场伤毙县令，这确实捅了一个大娄子。李鸿章开脱于前，弥缝于后，曾国藩始则究办，后则默认，淮勇能否“知畏惧”、“成证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0551.批王副将品高呈报开用管带强中前营关防日期、并回徽城训练同治二年正月十六日
来禀已悉。良营旧勇骚扰地方，习气最坏，既经挑选，改立新营，务当认真训练，整饬营规，一洗从前积习，庶几可用。营头之优劣，全视乎管带之人。该营官果勤以自励，廉以率下，自可作士气而服众心。第一禁洋烟，第二禁骚扰，第三戒晏起，第四勤操练，营务必日有起色，勉之，勉之！千万，千万！本部堂既怕各营打败仗，尤虑各营官学坏样。小败不过误于一时，学坏则误及终身矣。我教尔等，即如父兄之教子弟，字字皆我之心血，切莫忽略看过。缴。
[评点]
这里先得说一下“良营旧勇”。良字营是江南提督李世忠的部队，李世忠本名李昭寿，河南固始县人，早年混迹江湖，后来投降官军，没多久又投奔太平天国，最后又背叛太平军，并且策降驻守江北的多名太平军将领，献出好几座城池，因此李昭寿被赐名为李世忠，字良臣，他的部队也就叫做良字营了。李世忠流氓地痞出身，部队军纪极坏，去年南京攻城紧急，朝廷抽调其一部分队伍渡江支援，没多久就被曾国藩整编遣散了。王品高的强中前营，就是由从良字营里面挑选出来的“旧勇”组成的。
“良营旧勇骚扰地方，习气最坏”，那就是败坏军纪，因此要撤换；现在“既经挑选，改立新营”，那就要“整饬营规，一洗从前积习”。而“营头之优劣，全视乎管带之人”，所以，你王副将就要以身作则，“勤以自励，廉以率下”，这样“自可作士气而服众心”，然后，整顿营务，“第一禁洋烟，第二禁骚扰，第三戒晏起，第四勤操练”，“勉之，勉之！千万，千万！”说完这些，再来一段，“本部堂既怕各营打败仗，尤虑各营官学坏样。小败不过误于一时，学坏则误及终身矣。我教尔等，即如父兄之教子弟，字字皆我之心血，切莫忽略看过”。
带兵打仗，最怕什么？最怕打败仗。而曾国藩说，我当然怕你们打败仗，但是，我更怕你们学坏样。因为小胜小败都只是一时的事情，而学好学坏则是终身大事。学好，前程远大，学坏，害人害己。这些话，都是父兄教育子弟的肺腑之言，字字都是心血凝成，你们不要当作耳边风啊！问题是，对于如此苦口婆心的肺腑之言，还就真有人当作耳边风。王品高就是其中之一。就是这个王品高，两年后还是因为违反军纪、强拉民夫而被撤除营官之职、其总兵衔副将的头衔也降为都司，最后又因为煽动部队哗饷，终究被曾国藩追捕砍头，杀一儆百了。
如此苦口婆心，湘军的风气，当然要强于淮军一些了。问题是，淮军的统帅，精力放在更新枪炮、打出声威、获取最大军功。曾老大毕竟是理学出身，看重理想，且偏于理想化；而李老二则是实用主义者，注重现实，甚至近于功利化。没想到，理学家们纠缠不清的义利之辩，在曾国藩、李鸿章这师徒二人身上，也充分表现了出来。
0575.批朱镇品隆禀奉札出攻石埭、并击贼筑垒于墩上、瓦园各情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来牍可怪可叹，一味支吾，全不实心干事。石埭距青阳甚近，可打行仗，酌带干粮，出贼不意，机在迅速，何辎重之有？又何修垒之有？
鲍军门自宁郡至泾县，计程百二十里，正月初五一昼夜赶到，初六日将扑泾之贼击退解围，初七日仍回宁郡高祖山老营。青阳至石埭八十里，先日由青阳出队，至离石城十里许扎驻，次早开仗后仍回青阳可也。青阳至陵阳不过五十余里，陵阳既有贼，三更前进，巳刻至陵阳开仗，本日回青阳可也。岭上苏有贼，先剿岭上苏可也。秧田埂、瓦园有贼，先剿秧田、瓦园可也。
驻青阳已经三月，于附近之贼全不动手一打，乃以此禀塞责，可恶可恨如此，何须多营！仰即撤去二营，酌留五营，专守青阳，终年不动一步可耳。此缴。
[评点]
朱品隆的来禀，从“朱镇品隆禀奉札出攻石埭、并击贼筑垒于墩上、瓦园各情”以及曾国藩的批文中，基本能看出个大概，即曾国藩批令朱军从青阳驻地进攻石埭，朱品隆借口辎重运输和修筑堡垒，磨磨蹭蹭，贻误战机，所以，曾国藩这才在批文第一句，就说“来牍可怪可叹，一味支吾，全不实心干事”，并且接连质问：“石埭距青阳甚近，可打行仗，酌带干粮，出贼不意，机在迅速，何辎重之有？又何修垒之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看人家霆军，“鲍军门自宁郡至泾县，计程百二十里，正月初五一昼夜赶到，初六日将扑泾之贼击退解围，初七日仍回宁郡高祖山老营”，再看你呢，“青阳至石埭八十里，先日由青阳出队，至离石城十里许扎驻，次早开仗后仍回青阳可也。青阳至陵阳不过五十余里，陵阳既有贼，三更前进，巳刻至陵阳开仗，本日回青阳可也”，你做到了吗？“岭上苏有贼，先剿岭上苏可也。秧田埂、瓦园有贼，先剿秧田、瓦园可也”，你做到了吗？我养着你的强中营三千人马，你都干了些什么？“驻青阳已经三月，于附近之贼全不动手一打，乃以此禀塞责，可恶可恨如此，何须多营！”你给我“撤去二营，酌留五营，专守青阳，终年不动一步可耳”。当将官的，最怕撤去营头，曾国藩大概也是气急了，因此使出这一招。
可是，效果如何呢？三月二十四日，朱品隆接奉批示，在二十五、二十六日接连开仗，二十七日再次上禀，现将来禀转录于此：
敬禀者：
日前肃具丹禀并小禀，想已得蒙钧鉴。二十四日奉到钧批，仰荷训诲殷殷，仅予裁撤两营，惶悚之余，弥深感激！现在贼已临城，沐恩当勉励士卒，剿荡逆氛之后，再行禀复请撤。
各股贼匪，于二十四日退至庙前及东堡、秧田埂、万级岭一带，二十五日分三路而来，均离城不远排列。迨至未申之际，沐恩分带各营，分路由东门、南门出击。贼见我军旗帜，即均扬去，仅追杀三四十名，生擒二十余名，遂收队回城。二十六日午刻，该逆大队仍由东、南、西漫山遍野而来，竟敢扑我城垒，我军凭城凭垒守御。该逆分股轮流猛扑数次，我军枪炮、火蛋、矢石往外奋击，贼死甚众。约三时之久，贼见我军坚壁不出，凶焰稍衰，渐欲收队。沐恩遂集各营官商议，即派队伍卷旗潜出东门，该逆正在收队之时，骤见我军前进，（曾国藩批：“时候甚好！”）贼队纷乱。沐恩挥令各营奋勇向前，刀矛并进，东路之贼且战且走，西、南二路逆众亦相率遁去。我军追杀四五里许，因天色已晚，忽又下雨，未敢穷追，（曾国藩批：“尽可多追。”）遂收队回城。计杀贼四百余名，生擒十余，夺马四匹，旗帜器械各数十件，是日我军亦稍有伤亡。此二十五、二十六两日贼来攻城攻垒、我军获胜之情形也。旋据贼报，该逆仍退十余里或二十余里打馆。合并禀明，伏乞垂鉴。
沐恩朱品隆谨禀
三月二十七日
这两次仗打得怎么样，曾国藩最清楚，那么，我们就看他是怎么批复的吧，请看下一件。
0578.批朱镇品隆禀贼攻城垒、我军出击获胜由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此股贼匪，前自宁国、泾县败回，本已衰弱，顷又自徽州败回，其气尤馁。我军平日宜戒浪战，若看定地势，酌定时候，本有可打之机，却又不可太斯文了。一经得手，即须痛剿穷追，上午得手，下午又剿又追；先日得手，次日又剿又追，乃足以振军威而寒贼胆。不过猛打数次，三千余人即足抵万人之声威矣。若一味稳慎，全不勇猛，交锋之际，见贼小挫退，我亦得罢且罢，得收且收，不说天色将晚，便说风雨将至；不说士卒饥疲，便说出队太远；不说怕有埋伏，便说另股包抄。如此则永无痛剿之时，贼亦永无吃亏之日。不过数次，贼必狎而玩之，三千余人只足抵千余人之声威矣。
往昔鲍春霆带三千四百人，七年打意生寺，八年打凉亭河，实有十余万悍贼，故鲍在二郎河一带，三千余人之声威，足抵万人。近日王钤峰守祁门，仅二千八百人，尚分二营扎渔亭，三月十一破黄老虎一股于小路口，打得甚猛，黄老虎不敢再扰祁门，其声威亦足抵五千人。贵镇在青阳，与古、赖、刘、蓝等逆相周旋，尽可大有作为，不料声威日见日减，大负期望。唐镇亦是过于稳慎，交锋之际，得罢且罢，为刘、王客兵所笑，本部堂说话不起。此批仰抄录移知唐镇可也。
0584.批唐镇义训禀祁防吃紧、恳饬朱军入岭、以固根本由同治二年四月初八日
该军是徽郡之地主，各军皆系客兵。该军虽仅扎徽、休两城，而于渔、黟、祁三处，皆当派人坐探，与各军宜常通信息，有警急宜飞速驰援，有喜信宜飞速驰报，方不失主人之道，方足联客兵之欢。
刘、王两军，于二十五日大获胜仗，将十都等处贼垒全数攻破，黟贼全数出岭，该镇二十六日尚不得音信，何愦愦若此耶？
此次客兵十分出力，主兵从不会剿，本部堂实无颜面对人。该军只可出队雕剿，不能分扎岩寺，本部堂已于刘臬司禀内批明，并照会贵镇矣。朱镇日内方与各贼屡次苦战，青阳亦系万不可失之地，已另调李道钧字一军，由建进剿祁西矣。
附禀文：
敬禀者：窃山内自楚军克复，黟县大股各贼退窜十都、卢村一带，继果营由渔亭进扎石山，迭被贼众围扑，虽经楚军援剿击退，该逆于十都筑垒七座，（曾国藩批：“二十五日已全数攻破。”）贼粮甚足，其大股已退出羊栈等岭，声称仍由潜口一带围窜屯溪，径往江西。刘臬司留营务处龙朝翼两营三旗扼扎梅林，迭次函嘱徽、休两防，分营扼扎岩市。沐恩以绩、旌、昌化各路时有闻警，徽城五营，震营已奉札饬遣散在即，断难零星分扎，（曾国藩批：“该军不能分扎岩市，本部堂已于刘臬司禀内详批矣。”）休城更大，只有三营，亦难抽拨。现在徽城添修木城，如果潜口有警，当即率队约合梅林、休城各营，尽力击剿。
惟祁门王道兵力本不甚厚，现在祁北十余里，遍地是贼，西路数十里内，虽无贼踪，而楚军为黟贼牵制，不能兼顾祁西，深恐该逆复由大赤、榉根等岭窜入，蔓延倒湖等处，犯及饶、景，则根本所在，关系非小。且恐江界有警，王道奉调防剿他处，该营本系客兵，不能不去，则祁门更为可虑。即使王道不赴别处，而兵力太单，贼股太夥，亦不能远顾各乡。
前奉批，有“调朱镇青阳一军入岭援剿”之语，可否仰祈察核，飞饬朱镇刻日入岭，以固祁防根本之地，兼截该逆入江之路，不胜急切仰祷之至！为此具禀，恭请福安。沐恩唐义训谨禀。三月二十六日[评点]
一般说来，朱品隆接到曾国藩的严厉训示和撤掉两个营头的警告，应该鼓足勇气、拼死作战了吧？而且，前来攻城的太平军，据曾国藩批文，“此股贼匪，前自宁国、泾县败回，本已衰弱，顷又自徽州败回，其气尤馁”，可是，二十五日之战，朱品隆三千人马“仅追杀三四十名，生擒二十余名，遂收队回城”，二十六日之战，“追杀四五里许，因天色已晚，忽又下雨，未敢穷追，遂收队回城”，本有可打之机，却又实在“太斯文了”，“交锋之际，见贼小挫退，我亦得罢且罢，得收且收，不说天色将晚，便说风雨将至；不说士卒饥疲，便说出队太远；不说怕有埋伏，便说另股包抄”，除此之外，“唐镇亦是过于稳慎，交锋之际，得罢且罢，为刘、王客兵所笑，本部堂说话不起”。这是曾国藩不经意间说出来的大实话，他的嫡系湘军，就是这个熊样啊！
朱品隆、唐义训都是曾国藩的湘乡老乡，也都是湘军的老兵，四五年间，都当上了营官。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第二次复出，朱品隆的强中营、唐义训的义字营，从临近战区调集而来，成为曾国藩大营的护卫部队。曾国藩晋升两江总督之后，朱品隆、唐义训也随之做到了湘军的分统，各自统带七八个营头，官位也升到了总兵的头衔。队伍越来越多，官位越来越高，但是，仗却越打越差劲了。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是仗打多了，兵也当油了，“得罢且罢，得收且收”，反正是打了胜仗。只要是打了胜仗，当然就要请功讨赏，小打小闹，混个捷报，总兵头衔不就舒舒服服地戴到了自己的头上了吗？干吗要拼死拼命、穷追猛打？狗急跳墙，反咬一口，自己的脑袋可能就不在自己的肩膀上了。人头落地，总兵头衔不就戴到别人头上去了吗？本年四五月间，左宗棠给曾国藩回信，就毫不留情地斥责湘军“朱、唐等”人，说“诸将擢至总兵，则位尊多金，自为之念重，军中所以有‘顶红心黑’之谣也”。
第二个原因，是曾国藩治军不严，说教多，惩治少。四月十五日，曾国藩在写给左宗棠的信中，也老实承认“近年驭将失之宽厚”，有违于恩威并施之道。曾国藩明明知道朱军“株守以待贼至，稍胜而即收队”，也知道“浙贼所以弃浙而趋皖者，以浙打而皖不打”，但是，他对自己这两个手下镇将，并无一句决断命令，而是通篇劝导，“望贵镇挽此积习，变此风气”，而不是“该镇务须”如何如何，否则军法无情。尤其有意思的是，曾国藩还把这些批牍抄寄给左宗棠看，说“弟亦不敢概责之诸将”。气得左宗棠跺脚，为此，还很不客气地来信教训，说你的这些批牍，太客气了，让部将们忘掉了他们的身份，“非使相督师所宜”，“使相”，就是说你是手握军权的钦差大臣，是大学士，你口口声声称他们为“贵镇”，我看别人都是写“该镇”；你堂堂一个“相国”，统率各路大军，应该“无所庸其谦让”，而且，“元戎之职，在明赏罚，别功罪，一号令”，你要让朱、唐等人“有所畏惧”，“有所畏惧则易使”，否则，他们会拿你的批示当儿戏。最后说，你老人家最好是听我一句，这话也说了不止一次了。
第三个原因，湘军将领已经养成“先求不败”的保守传统，极少表现出冲锋陷阵、奋不顾身的军人勇气，所以，遇到危险，不敢硬拼，一是求不败，二是求援兵，这样一来，主帅脸上当然就挂不住了。其实，这也是部下将领向主帅学来的法宝，翻看这一两年曾国藩写给左宗棠的信，几乎总是隔三差五就要求援的，诸如“全局所系，舍阁下无可吁救者”、“叩恳叩恳”、“谬统七八万人，而所在竭蹶如此，阁下将何以教我”。左宗棠则直言不讳，一言以蔽之，批评曾国藩“喜综核而尚庸材”，你总是对“勤勉”啊、“廉洁”啊这些小事津津乐道，但是，对将才、胆气与军威却放到一边，结果，你的部下，当然就是谨小慎微的多，而拼死杀敌的就少了啊！曾国藩回信辩解，“庸则有之，尚则未也”，意思是部下是有一些庸才，但是我并没有纵容这种风气。可是，再看他的批示，骂归骂，骂完了，不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朱军入岭、以固根本”，“另调李道钧字一军，由建进剿祁西”了吗？
0618.批统带江苏抚标亲军、总办湘淮各营防剿事宜李令鹤章禀克复江阴县城情形同治二年九月初四日
据另单所禀，具悉江阴为苏州北路屏蔽，贼所必争之地，经该统领添调援师，将东南木城卡垒扫荡净尽，立复坚城，使苏贼无路北渡，实属有功全局，与前此守常熟、克昆山诸伟绩互相震耀。惟淮勇威望日著，本部堂所期者，不在勋烈，而在纪律，必须如该统领去年初过淮扬时之秋毫无犯，而后可保常胜，可免后患。仰即时时诰诫，处处维持，勿视为老生常谈也。缴。
[评点]
李鹤章是李鸿章的弟弟，在李鸿章创办淮军、担任江苏巡抚之后，李鹤章总管淮军（以及从曾国荃手下划拨的程学启、郭松林等湘军）营务处，并且管带巡抚衙门的亲兵营。当此淮军组建初期，各路营官都是亲临前敌，与太平军拼死厮杀，这才肃清上海郊区，进而攻克常熟、昆山、江阴等名城。作为淮军营务处总管，李鹤章在大战之后，给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上禀，一方面，是公文惯例，另一方面，大概也有报捷请功的意味。
而曾国藩呢，前面的表扬用了75个字，紧接着，话锋一转，后面就来了76个字的教训：不过呢，尽管你们“淮勇威望日著”，但是，“本部堂所期者，不在勋烈，而在纪律”，你们对老百姓，必须“秋毫无犯”，这样，才“可保常胜，可免后患”。你呢，要对你的淮军“时时诰诫，处处维持”，而且，老头子还特意加上一句，“勿视为老生常谈”。一个统帅，竟然期望的不是“勋烈”，而是什么“纪律”；打长毛，竟然要靠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这样才“可保常胜，可免后患”；而且还要时时处处去约束兵勇；而且，还不能把这些话当作“老生常谈”——这些话，大概要把淮军将领气得七窍冒烟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