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学苏俄
（1925.11—1930.5）

一、中山大学

蒋经国怀着无限憧憬，兴奋地踏上了赴苏留学的旅程。

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和第一批同学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叶楚伧之子叶南、于右任之女于秀芝以及谷正纲、王觉源等二十二人，在国民党中央代表邵力子率领下，于广州搭乘一艘苏联货轮启程。路过汕头时，蒋介石特予接见并多加勉励。轮船经过三昼夜的航行到了上海。乘着在上海候船的间隙，蒋经国赶回奉化溪口看望了久别的母亲。毛福梅对儿子出洋留学是一百个不情愿，但蒋经国留学心切，执拗不过，只得依依惜别。她为儿子缝制了一件棉背心，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一针一线缝进了慈母的爱和泪。

蒋经国和齐集在上海的近九十名同学登上了一艘苏联货轮出发。途中同学们分成几个小组一起开会、学习。蒋经国年纪最小，他穿一身皮夹克，头戴鸭舌帽，一副工人模样，同学们叫他“小工人儿”。他在船上读了布哈林（H.И.Бухарин）的《共产主义ABC》等书。货船驶抵海参崴，他们改乘火车西行。火车沿途停靠挺多，蒋经国一行在火车上整整待了二十五天，直到11月下旬才抵达一心向往的莫斯科。

中山大学设在沃尔洪卡大街14—16号，离市中心红场不远。第一期学员共计二百一十七人，其中属国民党籍的一百五十人，属共产党籍的六十七人[1]。原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一百名学员，以及在德、法、比留学的一百一十八名学员，后来也先后转来中山大学学习。学员中年龄大小不一，最小的十四五岁，年长的近五十岁，形成“三代同堂”、“长幼同课”的有趣局面[2]。

为了便于保密，每个学员都使用俄文名字。蒋经国取名叶利扎罗夫（H.В.Елизаров），冯弗能取名涅日丹诺娃（Нежданова）等。在学员登记表上，蒋经国填写的出生年月是1909年3月30日[3]。虚报了一年，大概是自嫌十五岁太小了点吧。

1925年11月底的一个晚上，中山大学在莫斯科工会大厦金碧辉煌的圆柱大厅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许多领导人托洛茨基（Л.Д.Tpoцкий）、季诺维也夫（Г.E.Зинoвъeв）、拉狄克（K.Б.Paдeк）等都出席了。托洛茨基富有感染力和鼓动力的演说，向学员们描述了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说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他勉励学生要革命—进攻—努力奋斗—不断进攻，做旧世界的掘墓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

中山大学校长由拉狄克担任，他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波兰裔，先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克拉克夫大学和伯尔尼大学，1904年参加了波兰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在波兰和德国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曾入狱一年，1917年和列宁（B.И.Лeнин）、季诺维也夫等人一起为俄国革命出生入死，曾参加了苏德的布列斯特谈判。1918年德国革命爆发时，他以俄共（布）中央代表身份帮助工作，1922—1923年间又一次在德国组织工人起义。他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声望卓著。作为中山大学校长，他在开学典礼上讲了学校的宗旨是对中国的社会工作者进行社会政治教育。

学习生活立即紧张有序地展开了。学习的课程很多，有俄语、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阶级斗争史、政治经济学、历史、当代世界问题、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语言课[4]。课堂教学是上大课，然后分班分组讨论；还让学员按指定题目先做一个报告，然后老师点评和补充。

蒋经国分在第十一班。他的同桌同学是乌兰夫。怪怪的名字，长相也有点怪异，下课一打听，才知道他是蒙古族。

蒋经国的热情和诚实，很快赢得了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好感。没有几个星期，他就被吸收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团小组长是从法国转学来的邓希贤（即邓小平）。邓伶牙俐齿，言辞激烈，外号“小钢炮”。

蒋经国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学习俄语的成绩甚好，比较快地掌握了听和说的能力。他担任了第十一班俄文课代表[5]。此后他又先后担任了俱乐部书记兼副主席、俱乐部政治委员会主席、搜集中国情报委员会委员、俱乐部活报组副组长、少共委员等职，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他还担任墙报《红墙》的编辑。在汕头的蒋介石于1925年12月21日写信给蒋经国，勉励他“既到俄国，应专心学习俄语，多与俄人交谈说话，少与本国人说中国话，然后俄语精通则一切学问皆可获得”，还说：“在俄须谨慎，格外谦和，切勿骄矜。”[6]

1926年2月1日，在广州的蒋介石，给远在莫斯科的蒋经国写来了信，关心儿子“读俄文听俄语能懂得几成？英文有否温习？中国书有看否？”勉励说：“你在俄先习俄语，必使其烂熟。其次，对于经济学、政治学与世界革命政治消息，在报纸上要天天留心。”“我希望你做一有魄力、有见识、有学问、有勇气、强干精明之革命家，以继吾党之后也。”信中还说：“你将入何党，随你所愿，余不限制，但总要革命急进、有革命性之团体为重也。你既在俄，必能认识现在时势与潮流，凡事总要向上、求新，尤须注重民众利益，牺牲个人一切幸福，为国际无产阶级求解放是第一义也。”[7]这时的蒋介石，在广州正春风得意之时，他给儿子的信言辞之堂皇，自在情理之中。这封信后被校方收藏。

中山大学学员的生活待遇很高，每月都发有零用钱四十卢布。被褥和生活日用品都由校方供给。伙食先是一天五餐，除早中晚三餐外，还有两餐茶点和咖啡，甚至还备有夜宵。舒适的餐厅里，餐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放着插有鲜花的花瓶，笑容可掬的少女把可口的饭菜端到桌上来。除了俄式饭菜，还备有中式饭菜—请来了中国厨师烹饪。当蒋经国等人了解到苏联人民的艰难生活时，主动向校方提出了降低伙食标准的要求。校方同意取消了两餐茶点和夜宵。此举使中国学员获得了美誉。

二、托派信徒

国内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使蒋介石声望大振。在1926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被委任国民革命军总监。父荣子贵，年轻的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受到国民党籍的诸多学员多方照顾，共产党籍的学员也表示了友好。蒋经国如沐春风，意气风发。

这期间蒋经国不断给蒋介石写信，报告他在苏联的学习情况。蒋介石很是高兴，他在1926年6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接经儿禀，文理甚有进步，递与静江兄阅之。”[8]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蒋经国的学习十分努力。他最爱听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课，每周有两三次，每次都要三个小时。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用心地做着课堂笔记。他对拉狄克讲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要尽快地行动起来，把苏维埃革命的红旗插遍全球，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有些学员对拉狄克的讲课，常常提出疑问和不同意见，如有学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人人有饭吃，但按苏俄的革命理论去行动，把那些稍微富裕一点的人都归入剥削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让他们连起码的生活都维持不了，只照顾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这怎么能做到人人有饭吃呢？还有学员提出，《真理报》上有篇文章说，到1921年已经有十几万工人被清除出党。难道工人阶级内部有这么多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吗[9]？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蒋经国对这些疑问，从来没有想过，课后还常到校长拉狄克的办公室去请教。拉狄克向他表示了对托洛茨基理论的赞赏，谆谆地对他说：我们革命者不能只考虑一个国家的事情，不能认为苏联一个国家把共产主义建成了，世界革命就好办了。这是不行的。我们的革命，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没有全世界革命的支援，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要用大气力去促进各国的苏维埃革命，造成全世界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世界。拉狄克这是明白地反对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但年轻的蒋经国还是全神贯注地听着校长的教导，眼睛里闪耀着热诚的光芒。

如同有些学员后来回忆所述，在中山大学里，“教员中有大量的托洛茨基派教授，这就为中山大学传播托洛茨基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0]。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十分清楚，学校的“指导权，从开始便在反对派（拉狄克等人）手中”[11]。初出茅庐的蒋经国在课堂里大量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理论，毫无保留地信服。他多次参与了同校托洛茨基派的激进学员的集会和活动。他牢牢记住了托洛茨基对他说的话：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好比上楼梯，不能一步一个台阶，而要一步蹦跳两个或者更多的台阶[12]。

三、风云人物

1926年3月国内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在中山大学也引起了反响。事情的起因是正在如日中天的蒋介石，疑心重重地猜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要绑架他去苏俄。他听信了部属的报告，怀疑中山舰“擅自”开进黄埔，是要抢军校的军火并劫己北上。于是于3月20日下令宣布广州戒严，调动亲信部队占领中山舰及海军舰队，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包围并监视苏联顾问住宅和汪精卫公馆等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后来在苏联顾问的妥协下，事件得以平息，蒋介石释放了被扣押的人，但迫使汪精卫“告病”出国，逐走了几名苏联顾问。消息传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员们十分惊诧，众说纷纭。蒋经国弄不清楚怎么一回事，只能沉默不语。校方当时请来了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的库西宁（O.B.Kуусинен）来做形势报告。他在讲了事件的经过后，联系英国煤矿工人罢工失败的事例，说绝对不能采取调和折衷的方法处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定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把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这个报告引起了学员中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邓文仪、康泽等人的强烈不满，提出了抗议。而中山舰事件的最后结果，亦并未按照库西宁的说法了结。过了一些时日，学校才逐渐恢复了平静。蒋经国一改原来无忧无虑的景况，对同学中关于三民主义是否是革命的原则、中国革命是否应当经过两个阶段等等许多争论，他都沉默不语。他也在学生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如《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等[13]，但都回避了不同观点的争论。

这年7月，国内的北伐战争启动，捷报不断传来。蒋经国大大舒了一口气，他的日子也逐渐好过了起来。他又恢复了自信，活跃在同学们中间。7月19日，暑假开始了。按照校方的安排，他们来到离莫斯科七十公里的塔拉索夫斯基休养所，度过了欢乐愉快的一个月。他们和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一起，享受了舒适而幸福的生活。当蒋经国在和老工人的交流中了解到革命胜利前后的两重天后，感慨万端[14]。

其实，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并不轻松，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方面制定了一个《训练指导工作纲要》[15]，提出了一系列行为规范，例如：

“我们应该消灭家庭、地域和国家的观念—无产阶级没有家庭、地域和国家的界限”；

“消灭在感情基础上的团结—感情上的团结是资产阶级的团结—我们的团结要在党的利益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同心避免学院式的学习—学院式的学习否认理论来源于实践”；

“我们必须致力于消灭知识分子的恶习—大学生和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恶习”；

“我们必须随时随地互相纠正错误思想和行为”；

“我们必须有什么意见讲什么意见—隐瞒自己的观点就必然是活在组织之外和帮助反革命（的倾向）”；

“组织利益就是个人利益，我们一定不能由于个人利益而妨碍组织的前进”；

“我们必须具有彻底信任组织的心理—不信任组织就是反革命行为”；

“我们的生活和意志一定不能建立在个人的信念和个人意志的基础上。根本没有个人生活、个人意志那样的专区”；

“我们必须严格地批评同志的错误和虚心接受自己同志的批评”等等，一共有二十六条之多。

这个《纲要》规定了工作、生活、学习、待人接物等各方面的行为规范，在实际生活中成了开会公开批评和压制一切有违这些规范的学员的利箭，也成了一些人监督别人、向领导汇报“打小报告”的准绳。于是，人人自危，人人小心翼翼，人人自己顾自己；如若沉默寡言、不管闲事，则也会被说成是“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埋头读书”，甚至是“心怀诡计”。

但是《纲要》并不能遏制学员中的种种疑问和不解。校方难以完满回答学员的疑问。后来于1927年2月请来了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H.K.Kрулская）为大家作了一次题为《共产主义教育》的讲演。她针对《纲要》中的一些论点，阐述了一个人应有的道德修养和党的应有态度。她说道：“维护党的团结，对于我们事业的成败是非常重要的。党的团结只能建立在党员之间互相信任和了解的基础上。靠什么‘互相监督’，搞得人人自危，显然是离间党的队伍而不能团结党的队伍。绝对不能依靠压服和让党员产生恐怖的办法来达到党的团结。”[16]这才使校园内的紧张气氛得到一些缓解。

四、风光一时

蒋介石指挥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使得在莫斯科学习的蒋经国处境大为改善。他被邀请在莫斯科一个三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以《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为题作了演讲。他回忆说这次演讲“赢得苏联人的激赏。一星期后，我在一个铁路工人大会上，就《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处》这个题目，向大约三千五百人作另一次演说。此后，我经常获邀发表演说，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17]。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派出代表出席了这次全会，中国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蒋经国和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中山大学的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主席白瑜等人也列席了这次全会的开幕式和后来的某些会议。蒋经国在开幕式上聆听了布哈林的开幕词。当他听到开幕词的第三四句话就是赞颂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北伐战争是波澜壮阔的革命解放战争时，兴奋不已。对于谭平山讲话中说到共产国际正在领导着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斗争时，蒋经国觉得这话说得好极了。而当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在讲台上说到人们坚信，只有共产国际能够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们团结起来去最后战胜帝国主义，蒋经国更是激情满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按照议程通过了《致战斗的中国民众书》，高度赞扬“正在顺利进行的北伐是直接打击人民之敌的战争”。蒋经国很是为指挥这场战争的父亲蒋介石而自豪。

这时候，在联共（布）党内，托洛茨基和斯大林（И.В.Cталин）之间不同观点的对峙，日益加剧。托洛茨基不仅鼓吹“要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反对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他还不止一次地说：苏联对华政策中确实存在大国沙文主义的余毒，要真正做到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等，极大地赢得了中山大学许多学员的好感。蒋经国更是积极参加学员的集会，研读托派传阅的秘密文件，在校刊上撰写题为《我从未如此说过》以及《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他记述说：“我和托派的关系日益密切，最后还加入了托派的秘密组织。赞同我的人愈来愈多，并把我视做托派的领导人。”[18]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蒋介石志得意满。他在1927年2月1日旧历年除夕之夜提笔写信给远方的儿子经国：“不胜想念之至。古人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不知我子亦如是否。”[19]思念之情殷殷。就在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连战皆捷的凯歌声中，北伐大军直逼上海。这时，上海的工人阶级于1927年3月22日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成立了上海市民政府。消息传到莫斯科，红色首都一片欢腾，“革命的中国万岁！”“伟大的中国革命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莫斯科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中山大学的队伍走在最前面，联共（布）中央的大楼前举行了热烈的庆祝大会。苏联其他各地也相继举行游行和集会。蒋经国沉浸在欢庆的喜悦中。他和同学们一起制作标语，写游行用的口号。当他看到有个同学画了一幅很大的蒋介石肖像时，心头涌起不可名状的喜悦[20]。

五、与父决裂

但是好景不长。4月12日，上海发生“清党”反共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消息迅速传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员们震惊得不知所措。他们烧毁了蒋介石的肖像，贴出了怒斥蒋介石暴行的标语，聚集在白色大理石的礼堂里，开会声讨蒋介石的暴行，学员们争先恐后地走上讲台。感到无比难堪和羞辱的蒋经国，打破了沉默和无措，勇敢地跳上主席台，用他那纯熟的俄语激昂慷慨地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在这里我以共青团员的身份表示我的态度，我不是以蒋介石的儿子的身份讲话的。”他接着说：“上海无产阶级的起义，不仅决定了国民革命的命运，而且决定了社会革命的前途。只有像我父亲这样的盲人才看不到这一点。现在他想当中国革命的领导，可是资产阶级绝对领导不了国民革命，取代不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所以作为对我父亲卑鄙行为的回答，我要高呼‘打倒蒋介石！’让全世界都听到我的呼声吧！”[21]他鲜明的政治立场，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这次大会通过了一项致电武汉革命政府的建议：“当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反击。假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违背了党的原则和纪律，他们背叛了我们的革命，屠杀上海的革命工人，从而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他们成了我们革命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有信心，得到我们工人群众和革命军队支持的国民党中执会和国民政府一定会勇敢坚定地进行反对反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的斗争。我们确信我们会得到最后的胜利。”电报的落款是“中山大学的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22]。

蒋经国一时成了莫斯科的红人。他对《青年列宁主义者》发表谈话，说自己早已看到“蒋介石并不真心”革命，现在他血洗上海滩，说明“他已变成资产阶级领袖”。蒋经国声称：“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同志。现在他投入敌人阵营了，他是我的敌人。”[23]《真理报》报道了他的革命行为，说这证明他“回到了”革命行列，像他一样年青热情但政治上不单纯幼稚的同学们重新“接纳”了他，他甚至站在革命者的行列里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的大游行[24]。

过了几天，蒋经国又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开始叛变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的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25]少年时期熟读四书，颇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孝悌之道熏陶的蒋经国，这时候说出了这样与父决裂的言辞，其思想矛盾的冲突和痛苦又会是怎样的呢？

六、躲过整肃

中国的国民革命的挫折，在莫斯科的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引起了激烈的震荡。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已经白热化。托洛茨基连续写信、发表声明、撰写文章，激烈批评斯大林派对中国的蒋介石和汪精卫所实行的“机会主义政策”。可是斯大林派凭借权势，不让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参加联共（布）中央的政治局会议，还在这次会议上作出决议：托洛茨基的文章不得发表。鉴于中山大学是为托洛茨基反对派掌控的一个重要据点，5月13日斯大林来到中山大学向全体学员发表了一次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演说，回答了学员们向他提出的十个问题，直言批驳了校长拉狄克的论点。斯大林说：“拉狄克断言，中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与其说是反对封建残余，不如说是反对资产阶级。”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农村中封建残余的统治和商人资本的存在的这种结合”，而正是“这些独特的条件就给中国正在发展和还未发展的农民的土地运动造成基础”。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质，武汉政府是否能实行武力专政，现在为什么不能实行工农苏维埃等等，斯大林也都作了论述，并对反对派进行了批驳[26]。

蒋经国听了斯大林的演说，颇为自己此前钦佩托洛茨基观点的“错误”而疑惑。他悄悄地退出了托派组织，不再参加托派的活动；他也没有参加几个月后纪念十月革命红场游行时拥护托派的活动，躲过了苏联大规模整肃托派这一劫难。

七、红军战士

蒋经国于1927年初夏从中山大学毕业。联共（布）中山大学支部书记西特尼科夫（Л.Ситников）签署的蒋经国的鉴定是：“1925年加入国民党，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等文化水平，懂马克思主义，遵守纪律，表现积极，因年青而显冒失轻浮。”[27]但是他毕业后，没有被允许回国。蒋介石也来信鼓励他留在苏联继续学习[28]。他于6月4日被中山大学推举出席了苏联红军莫斯科军野营的开幕典礼。他参观了野营的内部，到食堂就餐，还同营长作了详细的交谈[29]。郁闷的他对红军的军营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要求参加红军。十七岁的蒋经国还在成长中。

蒋经国的要求获得了批准，他被编入红军第一师，驻地就在莫斯科。他开始了摸爬滚打的战士生活。每天清晨在军号声中起床，随即开始紧张的操练和各种作业。上午8至9时的政治课，使蒋经国懂得了军队是执行党的命令的武装组织，共产党是军队中的唯一领导，各级军事单位都必须有党的组织和代表，政治在军队里高于一切。军队的操练、野外演习、射击训练等，蒋经国都十分认真和努力，他的成绩都很优异。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说：“操练、装备、武器、战术、军纪等等，对我来说，一向不过是纸上谈兵。但当兵后，我每天穿着整齐制服，全副武装参加操练，并学习战术。久而久之，我对我的新生活又产生了兴趣。”他“以优异的成绩，获选为军中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并获苏联政府保送往列宁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注：又译为工农红军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深造”[30]。同时去这个军事政治学院的有国民党籍学员韦永成、高维翰和共产党籍学员刘鸣先、朱务善、韩流波、卢贻松、傅钟、李俊哲共八人[31]。远在国内的蒋介石，于1928年7月9日见到了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从苏联归来，想念经国的心情激增，他在日记中写道：“闻经儿已入列宁堡军事政治大学，甚能用功。今日见冯公子，如见我经儿也。”[32]

八、险遭枪决

这时，蒋经国被牵涉进了“江浙同乡会”事件。事件的起因是中山大学的一些学员，被分配在莫斯科近郊的炮兵学校、步兵学校和飞机学校。他们的生活费比较少，抱怨此后“中餐吃不上了！”因为此前他们这些江浙来的老乡节假日总喜欢聚在一起下中国餐馆聚餐。进入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的卢贻松心直口快，当场拍胸脯说：“只要我们领的生活费比你们多，你们的中餐是有希望的。”蒋经国也说：“假若我们发薪水多，每月应拿出几分之几来给三校同志吃中餐。”三校同学兴高采烈，一位炮校同学当即提议：“那我们就组织一个储金互助会，你们把钱拿出来。”从此，“储金互助会”成了莫斯科三校学员向列宁格勒的同学“敲竹杠”的一个代名词。9月初，炮校同学入校不久，就写信给卢贻松等人，要他们交“会费”。卢贻松把信给蒋经国看了后在复信中开玩笑说：“储金互助会在莫斯科已蒙你们登记，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我与经国商量，本月会费应当多少缴点，事实上亦可能。”随后托去莫斯科的李翔梧将钱带了过去。步校的同学闻讯后写信给炮校的同学说：“他们名誉会员已经交纳会费了，何以我们现在还未说起？”等等。这样的信件来来往往，大家是课余作乐，但不料后来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这年11月，中共政治局委员向忠发率团来到莫斯科。向忠发听说中山大学存在着派别组织问题，就通过共产国际找到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格伯乌），要了解更多情况。格伯乌负责收集中国人情报的郑家康及其在中山大学的妻子安娥，即将他们怀疑的“储金互助会”也就是“江浙同乡会”向向忠发举报，还说这个组织由半公开转向秘密，“现在他们的组织和行动是绝对的秘密，比共产党还神秘”。向忠发听说后，即向共产国际东方部提出要求着手调查[33]。但东方部的负责人米夫（П.А.Mиф）自己就是继拉狄克后的中山大学校长，对“储金互助会”也早有所闻，何况这些学生已经毕业分在各个军事院校，用不着东方部和中山大学来操心，就将这件事情搁置下来。

但是格伯乌对此事立了案，负责调查此事的一个叫米利斯的秘密检查了蒋经国等人的来往信件后得出结论：这个秘密组织有名称、有章程、有会费，甚至还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之分。他将这个调查通知了米夫。1928年2月26日，米夫召开中山大学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动员大家查清这一组织的情况。米夫的秘书王明在墙报上撰文，声称“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中国革命的人组织起来的反革命集团。向忠发也来学校宣布：“江浙同乡会”已基本调查清楚，这个反革命秘密的组织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有会费，并且与蒋介石、第三党以及联共（布）的反对派都有联系，还说“谁怀疑谁就是反革命”。

3月24日，格伯乌的米利斯对“江浙同乡会”提出了一个书面调查报告，称该组织至少有成员三十四人，首领是周策、刘仁静、朱茂臻、蒋经国，应开除党籍或团籍，交格伯乌听候相应处置，郭景惇、胡世杰等八人开除军政学院等院校的学籍和党籍团籍，遣送回国；冯玉祥军队派遣来的二十一名学员被开除学籍后一律回国[34]。调查报告说该组织有中央委员会，经常开代表会，多个学校有支部，目的是要夺取在苏联境内的中国学生的指导权，帮助已经被共产国际免去领导职务的机会主义领袖陈独秀、谭平山等人。一周以后，米利斯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召开的会议上又说，至少有一百一十一至一百三十名中国学生参加了“江浙同乡会”的活动。他说，多数人还是教育问题，但八名首要分子必须严惩。这八人是：蒋经国（中央总书记）、朱务善、朱代杰、卢贻松、刘仁寿、黄中美、周策、陈启科。

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发、苏联军委代表、格伯乌代表开会，听取格伯乌调查取证情况。格伯乌又提出了一个十二名骨干的名单，蒋经国又名列首位。在紧接着举行的第二次联席会议上，四方代表共同决议：开除蒋经国等十二人的党籍和团籍，其中蒋经国等四名首要分子交格伯乌拘押审查。6月，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宣布“江浙同乡会”之事，提出对此案要越迅速越坚决地处理越好[35]。此事在代表团中引起强烈震动，有的人明确提出：唯一的领袖—枪决；二等领袖—坐格伯乌；三等分子—放逐；四等分子—用教育的方法训练。7月14日，王明还给“江浙同乡会”成员定性为“阶级敌人”，“反党”，“投降到反革命方面”，“留在党内从事破坏党的勾当的人”[36]。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蒋经国命在旦夕。

物极必反。6月29日，已经被军事院校开除的陈启科、左权、胡世杰、尤赤、郭景惇等人，联合写信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申诉冤情。7月，他们几度前往克里姆林宫，要求向斯大林、莫洛托夫（В.М.Молoтов）面诉。他们虽然没有见到斯大林，但是得到了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叶米里扬·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Ярославский）的接见。鉴于布哈林此前对格伯乌的调查已经提出了疑问，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迅速组织共产国际、格伯乌、苏联军委和中共代表团四方开会，并调集所有材料，重新审查这一事件。经过几个星期的深入调查取证，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推翻了格伯乌的调查结论，否定了中共代表团所坚持的意见。陈启科等申诉人进而向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一方面以革命的法律惩罚那班政治上的野心家—有政治组织的集团人物，他方面暴露出那班借端造谣以欺骗党与同志的党奸”[37]，义正词严。

一时沸沸扬扬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就此了结，蒋经国逃脱了一场生死之劫[38]。

九、三年深造

蒋经国有幸进入苏联工农红军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深造。这所高级军校坐落在列宁格勒湼瓦河畔，对面是彼得堡拜佛城堡，左面是共和大桥，右边是彼得半岛。列宁格勒具有浓郁的欧洲建筑风格，给蒋经国留下深刻印象。这所军校创办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9年，原名彼得格勒红军政治学院，后改名彼得格勒红军大学，1923年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最早参加者尼古拉·古里耶维奇·托尔马乔夫（Н.Г.Толмачёв）的名字命名，为苏维埃政权培养出一大批高级军政人才，著名的如铁木辛哥（С.К.Тимощенко）、叶廖缅科（A.И.Ерёменко）、阿帕纳先科（И.P.Апанасенко）等等。在这里任教的，多是著名的军事将领和专家，如担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图哈切夫斯基（М.Н.Тухачевский）就担任战术教官，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E.C.Варга）教经济学，著名史学家塔尔列（E.B.Тарле）教法国革命史。

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以三年为期，开设的课程除军事科学方面以外，还有联共（布）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史、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等。蒋经国后来回忆说：“头一年的课程主要包括战术、军队行政、运输、地理学、大炮原理以及军队政工。第二年的课程还加入了军事战略、俄国内战史、西方军事史以及苏共党史。第三年的课业重点为战术及战略，但我们仍然要继续学骑兵战术要理及大炮原理。我最喜欢的科目是战术和战略。”[39]蒋经国如饥似渴地学习了起来。他严格遵守纪律，学习十分勤奋，操练极其认真，老师对他的印象良好。

在军事政治学院，蒋经国有强烈的求知欲。当他得知教战术课的教官原来就是沙皇军队中的一个高级军官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多次找他谈奇特的经历。他在一篇日记中记道：“他是一个大贵族的儿子，曾经毕业于陆军大学，在世界大战时他是第八军军长（因常常得胜，后得升为军长）。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后，他就领导可萨克骑兵起来反对红军。在1919年他的军队被红军包围消灭，他自己被红军拘捕。红军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要求他做红军顾问。因为当时红军中根本没有军事人才，其中的官长都是工农。他在红军中当了七个月顾问。时时刻刻在红军监视之下，没有一步的自由。后来他看到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军事纪律的官长，没有军火、粮食的军队能够打胜仗，他觉得非常奇怪。有一天，他向党代表说：‘你们打胜仗的要诀在什么地方？’党代表很简单的回答他：‘讲人道就是我们作战的要诀！’他开始出于不得已，可是后来渐渐地自觉起来帮助红军作战。他受了红军的政治精神各方面影响之后，就决定根本投降红军。后来他升为红军第十九军军长。可是有一次作战的时候，他得知对方白军中的师长是他的弟弟，于是又开始动摇，一个夜间他就潜逃到白军中去了，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弟弟的部队又被红军消灭，他又被红军拘捕。这一次红军将他解送后方入狱，在狱中坐了两年半。放出之后就请他做军事教员，可是再不给他带兵了。我有一次问他：‘你现在信不信仰共产主义？’他说：‘这个问题很难答复的，但是我相信谁要想推翻苏维埃政权，完全是梦想！’”[40]蒋经国感慨良多。

军事政治学院的学习生活是紧张、严肃的，但是有节假日，尤其是一个月的暑假，更是令人舒适愉快。1929年的暑假，他们是在克里米亚度过的。8月17日，他们从列宁格勒出发，经莫斯科、奥廖尔、库尔斯克、彼得罗夫斯克等地，到达黑海之滨，住在海边一个休养所里，开始了他们的假期生活。蒋经国在一篇日记中，记述了一天的休养生活：“今日五时起床，在寝室中看了一些书籍之后，就到海边去游泳。海面非常平静，好像一条蓝地毯。早晨的海风吹到身上非常愉快。太阳渐渐升高，海水非常温和，入水之后实在不愿出来，医生只准我游十分钟。海岸上游泳的人渐渐多起来了。最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非常怕热闹，怕到人多的地方去，愿意过安静的个人生活，所以一看见人渐渐多起来，就离开海岸，回到寝室中独自看书。

“七点钟吃早饭。早饭非常丰裕。休养所中共有男女一百五十人。饭堂是新造的，但是只有八十五个座位，所以每餐吃饭分两次，且每次有一定的时间，各人有一定的位置，秩序是很整齐的。倘使身体不好的人，经过医生检查，可以免费加餐。每日除早午晚三餐外，还有点心。

“昨天我们组织了一个旅行团，决定游览黑海岸边的各地风景。今天早饭后乘了一只小汽船，向苏达克出发。我们曾到苏达克、夜而达（注：即今译之雅尔塔）、石燕巢与苦而石夫四个地方，沿岸的风景都很好。

“在苏达克我们参观了土耳其的古城和鞑靼人民俱乐部。这个地方一共有二十三个劳动休养所。现在正在建筑新的红军休养所。苏达克是一个出紫葡萄最多的地方，所以葡萄非常便宜。我们所到的第二处便是夜而达。这是一个克里母半岛上的一个大城市，房屋都是西式的，市面非常热闹。在革命以前，这里是俄国大资本家大田主和贵族休养的地方，所以有许多别墅，现在都改为劳动休养所。听说此地方有一万二千休养者。离城不到五公里，有一个大植物园，范围非常大，其中的中国植物是认为最宝贵最难得的。在夜而达的右面有一所皇宫，建筑非常伟大，现在改成农民疗养院，其中有一千三百个农民农妇。皇帝的许多用具，都归养病的农民们享用。从前皇帝的跳舞场即现在的农民们的饭堂。有一个老农民坐在皇椅上看报，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主人。

“在夜而达吃午饭，十三时乘船向苦而石夫出发。在半途中参观石燕巢，这是一所建在山顶上的房屋。苦而石夫的风景要比夜而达好，城中亦有皇宫和大花园。有两块大岩石独立海中，我们都上去摄影。苦而石夫的皇宫现在改为博物馆。

“回到我们自己的休养所，已经是下午六时了。吃了晚饭之后，本来有游艺晚会，可是我觉得太热闹，所以不愿去参加，我约了一个朋友到后面山上去散步。在月下步行，非常愉快。”[41]

从蒋经国一天的日记中，可以约略看到暑期度假的愉快生活。

蒋经国在克里米亚的休养生活中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哲学教授尼古拉·维克多罗夫（Н.Викторов）。这位哲学教授是犹太人，出生在乌克兰。他的父亲是个皮鞋匠，他自己童年在村中替一个富农放牧牛羊。在内战中，他的父母和两个哥哥都被白军杀害了，只留下他和妹妹逃出了魔掌，参加了红军。他被派入红军的侦察队，担任非常危险的侦察工作，在一次举行秘密会议的时候，他被白军逮捕，残忍地被砍去了右手。红军将他送到医院救治。国内战争结束后，他被送入红色教授研究院学习了三年哲学，成了一名哲学教授。从一个放牛郎变成今天的哲学教授，他的经历强烈感染了蒋经国[42]。

蒋经国在休养生活中，闹中取静，常常留在寝室里阅读随身带去的三本俄国国内的战争史。他结合观看旅途所经各地的战争遗迹，深入了解俄国的历史，探求今日苏联的源头。

1930年，是蒋经国在军事政治学院学习的最后一个年头。一天，联共（布）的支部书记找他谈话，问他对这两年的学习生活有什么意见，又问他对苏联共产党实行的政策有什么看法。当蒋经国充满激情地作了肯定的回答后，支部书记又说：“你是否考虑过加入苏联共产党的要求？”蒋经国战战兢兢地回答说：“我怎么能不考虑呢？我已经是近五年的共青团员了，现在我们在这里学习，未来的工作要求我们在一切方面都要布尔什维克化。苏联共产党担负着进行世界革命的重任，我多么想成为这个光荣的共产党中的一员啊。只是我不知道，我的身份和条件是否允许我加入苏联共产党？”支部书记听后说：“如果你有这样的愿望，党没有理由拒绝你。你现在要好好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党章，进一步明确生活的目标。你可以写一个自传，除了自己的经历外，还要详细写你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认识。”[43]

三五天后，蒋经国交上了自传。他的自传经过学院政治部门的审查后得到了认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军事政治学院二年级党支部举行大会，讨论了蒋经国的入党问题。在听了他介绍的自传，尤其是听了他同自己父亲蒋介石划清界限的一节后，大家都表示满意，最后一致举手通过。从此，蒋经国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候补党员。当时是1930年2月。

然而蒋介石对蒋经国这两年的情况茫然无知，他和宋美龄也常谈及蒋经国回国之事，徒唤奈何。

三年的学习生涯临近结束。蒋经国后来在回顾这段生涯的最后时日时说：“毕业前，我修完了团战术以及野战军作战计划课，并按规定每年参加一次为期两月的大规模野战演习。演习时，我分别担任连长及团长。最后一年的演习时，我还担任了师参谋长。我在战术、游击战以及武装颠覆方面—包括发动颠覆及反颠覆活动，下了很大的功夫。我还小试牛刀写了一篇主题为游击战术的论文。”[44]应当说，蒋经国三年的努力学习是取得优秀成绩的。

[1]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管藏档案：全宗530，目录1，案卷42，第72—64页记为207人。均转引自李玉贞著：《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442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另，潘佐夫据上述档案统计得出的人数是118人，见《中苏关系秘史》第234页，莫斯科2001年版。

[2]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2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北京版。

[3]　蒋经国在中山大学的学员俄文登记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李玉贞著《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440页载有登记表影印件。

[4]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530，目录1，案卷55第1张、案卷18第2张。

[5]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550，目录2，案卷42，第42张。

[6]　蒋介石手书（1925年12月21日），手迹。

[7]　蒋介石给蒋经国的信（1926年2月1日），手迹，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

[8]　《蒋介石日记类抄》1926年6月19日。

[9]　白瑜：《有关留俄中山大学》，《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经历》第65页，中华文化基金会，中华图书出版社1988年台北版。

[10]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42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北京版。

[11]　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的事件报告大纲》，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全宗495，目录154，案卷343，第26张。转引自李玉贞著：《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456页。

[12]　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456页。

[13]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日子》（1937年5月27日），曾景忠、梁之彦选编：《蒋经国自述》第15页，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按：此文即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后在奉化按蒋介石要求写的《旅俄报告》，亦称《去国十二年》。

[14]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生活·莫斯科休养所》（1926年7月20日），曾景忠、梁之彦选编：《蒋经国自述》第32—33页。

[15]　这个文件全名是《旅莫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训练工作具体的方针》，张国忱编译：《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第49—53页，1928年天津版。

[16]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第122—124页。

[17]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日子》（1937年5月27日），《蒋经国自述》第15页。

[18]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日子》（1937年5月27日），《蒋经国自述》第16页。

[1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7年2月1日。

[20]　李玉贞：《蒋经国旅苏生活秘闻》，第126—129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版。

[21]　见李玉贞：《蒋经国旅苏生活秘闻》第130—131页。

[22]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67页。

[23]　《蒋介石的儿子谈父亲》，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全宗514，目录1，案卷312，第13—15张。

[24]　苏联莫斯科《真理报》1927年4月17日。

[25]　汉口《人民论坛报》1927年4月24日。

[26]　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17—241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27]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影印件见李玉贞著《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467页。

[28]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530，目录4，案卷49。转自李玉贞著，《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475页。李注：在共产国际中见到此信原件，不知道蒋经国本人看过否。抑或是看过后交到中山大学，抑或是校方以为共产国际那时知道蒋介石的意图将其子留在苏联。

[29]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生活·红军》（1927年6月4日），《蒋经国自述》第33—36页。

[30]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日子》（1937年5月27日），《蒋经国自述》第17—18页。

[31]　高维翰：《苏俄军事政治学院杂录》，《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经历》第164页。

[3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7月9日。

[33]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495，目录154，案卷340，第12张。转引自李玉贞著：《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471页。

[34]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495，目录154，案卷338，第314张。转引自李玉贞著：《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471页。

[35]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6月7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全宗495，目录154，案卷340，第1张。转引自李玉贞著：《国民党与工产国际》第472页。

[36]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495，目录154，案卷343，第99—100张，转引自李玉贞著：《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472页。

[37]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495，目录154，案卷343，第46—48张。转引自李玉贞著：《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473页。

[38]　参阅杨奎松：《蒋经国莫斯科历险记》，《民国人物过眼录》第331—34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有些史实依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档案记载之，见注。

[39]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日子》（1937年5月27日），《蒋经国自述》第18页。

[40]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生活·列宁城中的一个学校》（1928年10月3日），《蒋经国自述》第38页。

[41]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生活·黑海边上》（1929年8月21日），《蒋经国自述》第40—41页。

[42]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生活·黑海边上》（1929年8月21日），《蒋经国自述》第41页。

[43]　转引自李玉贞：《蒋经国旅苏生活秘闻》第200—201页。

[44]　蒋经国：《我在苏联的日子》（1937年5月27日），《蒋经国自述》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