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学苏俄
（1925.11—1930.5）

一、中山大学

蒋经国怀着无限憧憬，兴奋地踏上了赴苏留学的旅程。

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和第一批同学冯玉祥之子冯洪国、叶楚伧之子叶南、于右任之女于秀芝以及谷正纲、王觉源等二十二人，在国民党中央代表邵力子率领下，于广州搭乘一艘苏联货轮启程。路过汕头时，蒋介石特予接见并多加勉励。轮船经过三昼夜的航行到了上海。乘着在上海候船的间隙，蒋经国赶回奉化溪口看望了久别的母亲。毛福梅对儿子出洋留学是一百个不情愿，但蒋经国留学心切，执拗不过，只得依依惜别。她为儿子缝制了一件棉背心，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一针一线缝进了慈母的爱和泪。

蒋经国和齐集在上海的近九十名同学登上了一艘苏联货轮出发。途中同学们分成几个小组一起开会、学习。蒋经国年纪最小，他穿一身皮夹克，头戴鸭舌帽，一副工人模样，同学们叫他“小工人儿”。他在船上读了布哈林（H.И.Бухарин）的《共产主义ABC》等书。货船驶抵海参崴，他们改乘火车西行。火车沿途停靠挺多，蒋经国一行在火车上整整待了二十五天，直到11月下旬才抵达一心向往的莫斯科。

中山大学设在沃尔洪卡大街14—16号，离市中心红场不远。第一期学员共计二百一十七人，其中属国民党籍的一百五十人，属共产党籍的六十七人[1]。原来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一百名学员，以及在德、法、比留学的一百一十八名学员，后来也先后转来中山大学学习。学员中年龄大小不一，最小的十四五岁，年长的近五十岁，形成“三代同堂”、“长幼同课”的有趣局面[2]。

为了便于保密，每个学员都使用俄文名字。蒋经国取名叶利扎罗夫（H.В.Елизаров），冯弗能取名涅日丹诺娃（Нежданова）等。在学员登记表上，蒋经国填写的出生年月是1909年3月30日[3]。虚报了一年，大概是自嫌十五岁太小了点吧。

1925年11月底的一个晚上，中山大学在莫斯科工会大厦金碧辉煌的圆柱大厅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许多领导人托洛茨基（Л.Д.Tpoцкий）、季诺维也夫（Г.E.Зинoвъeв）、拉狄克（K.Б.Paдeк）等都出席了。托洛茨基富有感染力和鼓动力的演说，向学员们描述了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说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他勉励学生要革命—进攻—努力奋斗—不断进攻，做旧世界的掘墓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

中山大学校长由拉狄克担任，他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波兰裔，先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克拉克夫大学和伯尔尼大学，1904年参加了波兰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在波兰和德国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曾入狱一年，1917年和列宁（B.И.Лeнин）、季诺维也夫等人一起为俄国革命出生入死，曾参加了苏德的布列斯特谈判。1918年德国革命爆发时，他以俄共（布）中央代表身份帮助工作，1922—1923年间又一次在德国组织工人起义。他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声望卓著。作为中山大学校长，他在开学典礼上讲了学校的宗旨是对中国的社会工作者进行社会政治教育。

学习生活立即紧张有序地展开了。学习的课程很多，有俄语、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阶级斗争史、政治经济学、历史、当代世界问题、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语言课[4]。课堂教学是上大课，然后分班分组讨论；还让学员按指定题目先做一个报告，然后老师点评和补充。

蒋经国分在第十一班。他的同桌同学是乌兰夫。怪怪的名字，长相也有点怪异，下课一打听，才知道他是蒙古族。

蒋经国的热情和诚实，很快赢得了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好感。没有几个星期，他就被吸收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团小组长是从法国转学来的邓希贤（即邓小平）。邓伶牙俐齿，言辞激烈，外号“小钢炮”。

蒋经国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学习俄语的成绩甚好，比较快地掌握了听和说的能力。他担任了第十一班俄文课代表[5]。此后他又先后担任了俱乐部书记兼副主席、俱乐部政治委员会主席、搜集中国情报委员会委员、俱乐部活报组副组长、少共委员等职，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他还担任墙报《红墙》的编辑。在汕头的蒋介石于1925年12月21日写信给蒋经国，勉励他“既到俄国，应专心学习俄语，多与俄人交谈说话，少与本国人说中国话，然后俄语精通则一切学问皆可获得”，还说：“在俄须谨慎，格外谦和，切勿骄矜。”[6]

1926年2月1日，在广州的蒋介石，给远在莫斯科的蒋经国写来了信，关心儿子“读俄文听俄语能懂得几成？英文有否温习？中国书有看否？”勉励说：“你在俄先习俄语，必使其烂熟。其次，对于经济学、政治学与世界革命政治消息，在报纸上要天天留心。”“我希望你做一有魄力、有见识、有学问、有勇气、强干精明之革命家，以继吾党之后也。”信中还说：“你将入何党，随你所愿，余不限制，但总要革命急进、有革命性之团体为重也。你既在俄，必能认识现在时势与潮流，凡事总要向上、求新，尤须注重民众利益，牺牲个人一切幸福，为国际无产阶级求解放是第一义也。”[7]这时的蒋介石，在广州正春风得意之时，他给儿子的信言辞之堂皇，自在情理之中。这封信后被校方收藏。

中山大学学员的生活待遇很高，每月都发有零用钱四十卢布。被褥和生活日用品都由校方供给。伙食先是一天五餐，除早中晚三餐外，还有两餐茶点和咖啡，甚至还备有夜宵。舒适的餐厅里，餐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放着插有鲜花的花瓶，笑容可掬的少女把可口的饭菜端到桌上来。除了俄式饭菜，还备有中式饭菜—请来了中国厨师烹饪。当蒋经国等人了解到苏联人民的艰难生活时，主动向校方提出了降低伙食标准的要求。校方同意取消了两餐茶点和夜宵。此举使中国学员获得了美誉。

二、托派信徒

国内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使蒋介石声望大振。在1926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被委任国民革命军总监。父荣子贵，年轻的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受到国民党籍的诸多学员多方照顾，共产党籍的学员也表示了友好。蒋经国如沐春风，意气风发。

这期间蒋经国不断给蒋介石写信，报告他在苏联的学习情况。蒋介石很是高兴，他在1926年6月13日的日记中记载：“接经儿禀，文理甚有进步，递与静江兄阅之。”[8]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蒋经国的学习十分努力。他最爱听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课，每周有两三次，每次都要三个小时。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用心地做着课堂笔记。他对拉狄克讲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要尽快地行动起来，把苏维埃革命的红旗插遍全球，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有些学员对拉狄克的讲课，常常提出疑问和不同意见，如有学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人人有饭吃，但按苏俄的革命理论去行动，把那些稍微富裕一点的人都归入剥削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让他们连起码的生活都维持不了，只照顾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这怎么能做到人人有饭吃呢？还有学员提出，《真理报》上有篇文章说，到1921年已经有十几万工人被清除出党。难道工人阶级内部有这么多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吗[9]？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蒋经国对这些疑问，从来没有想过，课后还常到校长拉狄克的办公室去请教。拉狄克向他表示了对托洛茨基理论的赞赏，谆谆地对他说：我们革命者不能只考虑一个国家的事情，不能认为苏联一个国家把共产主义建成了，世界革命就好办了。这是不行的。我们的革命，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没有全世界革命的支援，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要用大气力去促进各国的苏维埃革命，造成全世界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世界。拉狄克这是明白地反对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但年轻的蒋经国还是全神贯注地听着校长的教导，眼睛里闪耀着热诚的光芒。

如同有些学员后来回忆所述，在中山大学里，“教员中有大量的托洛茨基派教授，这就为中山大学传播托洛茨基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0]。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十分清楚，学校的“指导权，从开始便在反对派（拉狄克等人）手中”[11]。初出茅庐的蒋经国在课堂里大量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理论，毫无保留地信服。他多次参与了同校托洛茨基派的激进学员的集会和活动。他牢牢记住了托洛茨基对他说的话：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好比上楼梯，不能一步一个台阶，而要一步蹦跳两个或者更多的台阶[12]。

三、风云人物

1926年3月国内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在中山大学也引起了反响。事情的起因是正在如日中天的蒋介石，疑心重重地猜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要绑架他去苏俄。他听信了部属的报告，怀疑中山舰“擅自”开进黄埔，是要抢军校的军火并劫己北上。于是于3月20日下令宣布广州戒严，调动亲信部队占领中山舰及海军舰队，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包围并监视苏联顾问住宅和汪精卫公馆等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后来在苏联顾问的妥协下，事件得以平息，蒋介石释放了被扣押的人，但迫使汪精卫“告病”出国，逐走了几名苏联顾问。消息传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员们十分惊诧，众说纷纭。蒋经国弄不清楚怎么一回事，只能沉默不语。校方当时请来了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的库西宁（O.B.Kуусинен）来做形势报告。他在讲了事件的经过后，联系英国煤矿工人罢工失败的事例，说绝对不能采取调和折衷的方法处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定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把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这个报告引起了学员中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邓文仪、康泽等人的强烈不满，提出了抗议。而中山舰事件的最后结果，亦并未按照库西宁的说法了结。过了一些时日，学校才逐渐恢复了平静。蒋经国一改原来无忧无虑的景况，对同学中关于三民主义是否是革命的原则、中国革命是否应当经过两个阶段等等许多争论，他都沉默不语。他也在学生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如《中国的展望》《中国北伐一定成功》等[13]，但都回避了不同观点的争论。

这年7月，国内的北伐战争启动，捷报不断传来。蒋经国大大舒了一口气，他的日子也逐渐好过了起来。他又恢复了自信，活跃在同学们中间。7月19日，暑假开始了。按照校方的安排，他们来到离莫斯科七十公里的塔拉索夫斯基休养所，度过了欢乐愉快的一个月。他们和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一起，享受了舒适而幸福的生活。当蒋经国在和老工人的交流中了解到革命胜利前后的两重天后，感慨万端[14]。

其实，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并不轻松，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方面制定了一个《训练指导工作纲要》[15]，提出了一系列行为规范，例如：

“我们应该消灭家庭、地域和国家的观念—无产阶级没有家庭、地域和国家的界限”；

“消灭在感情基础上的团结—感情上的团结是资产阶级的团结—我们的团结要在党的利益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同心避免学院式的学习—学院式的学习否认理论来源于实践”；

“我们必须致力于消灭知识分子的恶习—大学生和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恶习”；

“我们必须随时随地互相纠正错误思想和行为”；

“我们必须有什么意见讲什么意见—隐瞒自己的观点就必然是活在组织之外和帮助反革命（的倾向）”；

“组织利益就是个人利益，我们一定不能由于个人利益而妨碍组织的前进”；

“我们必须具有彻底信任组织的心理—不信任组织就是反革命行为”；

“我们的生活和意志一定不能建立在个人的信念和个人意志的基础上。根本没有个人生活、个人意志那样的专区”；

“我们必须严格地批评同志的错误和虚心接受自己同志的批评”等等，一共有二十六条之多。

这个《纲要》规定了工作、生活、学习、待人接物等各方面的行为规范，在实际生活中成了开会公开批评和压制一切有违这些规范的学员的利箭，也成了一些人监督别人、向领导汇报“打小报告”的准绳。于是，人人自危，人人小心翼翼，人人自己顾自己；如若沉默寡言、不管闲事，则也会被说成是“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埋头读书”，甚至是“心怀诡计”。

但是《纲要》并不能遏制学员中的种种疑问和不解。校方难以完满回答学员的疑问。后来于1927年2月请来了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H.K.Kрулская）为大家作了一次题为《共产主义教育》的讲演。她针对《纲要》中的一些论点，阐述了一个人应有的道德修养和党的应有态度。她说道：“维护党的团结，对于我们事业的成败是非常重要的。党的团结只能建立在党员之间互相信任和了解的基础上。靠什么‘互相监督’，搞得人人自危，显然是离间党的队伍而不能团结党的队伍。绝对不能依靠压服和让党员产生恐怖的办法来达到党的团结。”[16]这才使校园内的紧张气氛得到一些缓解。

四、风光一时

蒋介石指挥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使得在莫斯科学习的蒋经国处境大为改善。他被邀请在莫斯科一个三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以《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为题作了演讲。他回忆说这次演讲“赢得苏联人的激赏。一星期后，我在一个铁路工人大会上，就《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处》这个题目，向大约三千五百人作另一次演说。此后，我经常获邀发表演说，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17]。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派出代表出席了这次全会，中国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蒋经国和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中山大学的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主席白瑜等人也列席了这次全会的开幕式和后来的某些会议。蒋经国在开幕式上聆听了布哈林的开幕词。当他听到开幕词的第三四句话就是赞颂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北伐战争是波澜壮阔的革命解放战争时，兴奋不已。对于谭平山讲话中说到共产国际正在领导着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斗争时，蒋经国觉得这话说得好极了。而当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在讲台上说到人们坚信，只有共产国际能够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们团结起来去最后战胜帝国主义，蒋经国更是激情满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按照议程通过了《致战斗的中国民众书》，高度赞扬“正在顺利进行的北伐是直接打击人民之敌的战争”。蒋经国很是为指挥这场战争的父亲蒋介石而自豪。

这时候，在联共（布）党内，托洛茨基和斯大林（И.В.Cталин）之间不同观点的对峙，日益加剧。托洛茨基不仅鼓吹“要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反对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他还不止一次地说：苏联对华政策中确实存在大国沙文主义的余毒，要真正做到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等，极大地赢得了中山大学许多学员的好感。蒋经国更是积极参加学员的集会，研读托派传阅的秘密文件，在校刊上撰写题为《我从未如此说过》以及《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他记述说：“我和托派的关系日益密切，最后还加入了托派的秘密组织。赞同我的人愈来愈多，并把我视做托派的领导人。”[18]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蒋介石志得意满。他在1927年2月1日旧历年除夕之夜提笔写信给远方的儿子经国：“不胜想念之至。古人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不知我子亦如是否。”[19]思念之情殷殷。就在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连战皆捷的凯歌声中，北伐大军直逼上海。这时，上海的工人阶级于1927年3月22日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成立了上海市民政府。消息传到莫斯科，红色首都一片欢腾，“革命的中国万岁！”“伟大的中国革命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莫斯科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中山大学的队伍走在最前面，联共（布）中央的大楼前举行了热烈的庆祝大会。苏联其他各地也相继举行游行和集会。蒋经国沉浸在欢庆的喜悦中。他和同学们一起制作标语，写游行用的口号。当他看到有个同学画了一幅很大的蒋介石肖像时，心头涌起不可名状的喜悦[20]。

五、与父决裂

但是好景不长。4月12日，上海发生“清党”反共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消息迅速传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员们震惊得不知所措。他们烧毁了蒋介石的肖像，贴出了怒斥蒋介石暴行的标语，聚集在白色大理石的礼堂里，开会声讨蒋介石的暴行，学员们争先恐后地走上讲台。感到无比难堪和羞辱的蒋经国，打破了沉默和无措，勇敢地跳上主席台，用他那纯熟的俄语激昂慷慨地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在这里我以共青团员的身份表示我的态度，我不是以蒋介石的儿子的身份讲话的。”他接着说：“上海无产阶级的起义，不仅决定了国民革命的命运，而且决定了社会革命的前途。只有像我父亲这样的盲人才看不到这一点。现在他想当中国革命的领导，可是资产阶级绝对领导不了国民革命，取代不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所以作为对我父亲卑鄙行为的回答，我要高呼‘打倒蒋介石！’让全世界都听到我的呼声吧！”[21]他鲜明的政治立场，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这次大会通过了一项致电武汉革命政府的建议：“当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反击。假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违背了党的原则和纪律，他们背叛了我们的革命，屠杀上海的革命工人，从而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他们成了我们革命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有信心，得到我们工人群众和革命军队支持的国民党中执会和国民政府一定会勇敢坚定地进行反对反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的斗争。我们确信我们会得到最后的胜利。”电报的落款是“中山大学的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22]。

蒋经国一时成了莫斯科的红人。他对《青年列宁主义者》发表谈话，说自己早已看到“蒋介石并不真心”革命，现在他血洗上海滩，说明“他已变成资产阶级领袖”。蒋经国声称：“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同志。现在他投入敌人阵营了，他是我的敌人。”[23]《真理报》报道了他的革命行为，说这证明他“回到了”革命行列，像他一样年青热情但政治上不单纯幼稚的同学们重新“接纳”了他，他甚至站在革命者的行列里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的大游行[24]。

过了几天，蒋经国又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开始叛变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的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25]少年时期熟读四书，颇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孝悌之道熏陶的蒋经国，这时候说出了这样与父决裂的言辞，其思想矛盾的冲突和痛苦又会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