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超越
本世纪再有五个年头就要结束了，现在人们围绕世纪之交的话题越来越多，比如将一个什么样的地球带到下一个世纪，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带到下一个世纪，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下一个世纪。而议论最多的是寻找跨世纪的干部、跨世纪的人才。确实，我们这些世纪之交的人，在这继往开来的时刻，应该作些什么样的思考，怎样继承过去，开拓未来，这是个现实问题，也是个哲学问题。
继承的两个含义
继承的第一个含义就是继承以往的知识。每一个时代的继承都表现为知识的继承。每个时代都要把自己的实践转化为知识(精神的、物质的)传给它的继承人。因此不论是高级的、中级的干部，还是某一方面的工作者，他要承前启后，就首先要最充分地占有以往的知识。恩格斯论述文艺复兴时说，这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凡时代交替、世纪更迭时的巨人必定最全面地继承了上一代的文化，吸足了所有的养分，并且消化了它。马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首先掌握了关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全部知识。康有为、梁启超是维新人物，但他们对旧学烂熟于心。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一批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巨人，就是因为他们学贯古今，都是饱学之士。他们处在时代的交接点上，以上一时代所积累的全部知识为沃土，借新世纪的曙光来催生新思想的幼芽。鲁迅说，他是从旧营垒中来的，所以就更知其究竟，战斗也就更有力。五四文化人批孔孟、批八股，恰恰是因为他们最熟悉这些东西，并且还从其中吸取了精华。这和“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以无知来破“四旧”根本相反。毛泽东同志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给以总结。革命者是先把以往的一切都接过来，烂熟于心，然后再在其中找出革命的题目、革命的目标，选择突破口。知识贫乏的人是接不了班的，这比财富的贫穷还可怕，会有一种精神上的穷酸之气。这种人心大眼小，看什么都好，给什么都要，抓住什么都不放。这种人接班，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或者像山大王坐了天下，不生丐心，便生野心。他们因为没有知识的滋润，外不修业，不能审时度势；内不修身，无有自知之明。人有了知识，才会有分析、有比较。所以谈继承，首先是谈知识度。对以往知之甚少，你继承什么？文盲不能继承文化，科盲不能继承科学，对革命和建设无知，当然不能继承革命事业。小平同志卓越地继承了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所开创的事业，这是因为他首先继承了第一代领导人所积累的革命和建设的知识财富，包括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因此，对跨世纪干部的要求，首先是要勤学饱学，能够将这一世纪的知识财富带到下一个世纪。“业精于勤荒于嬉”，懒人是翻不过世纪之墙的。
继承的第二个含义，就是只有知识还不行，还得有方法。最大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因为以往的知识只是过去实践的总结，是过去的记录，只能作为借鉴，只能作为向新知识跃进的跳板。而方法却是活的，是跃进的法则，是创造的工具。所以有饱学而无功的教授，也有大字不识的富翁。乃得法与不得法也。我们要求有知识，但更要求得其精髓，得其方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的知识传到了中国，但是王明只知道守着这些本本上的死知识，革命总是上不了轨。毛泽东同志提出有的放矢，实事求是，革命就成功了，他继承了列宁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按照苏联的模式，经济总是上不去，人民总富不了，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下就富了，经济上去了。他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的方法，实事求是。学生向老师学艺，愚笨一点的学其形，聪明一点的学其神。所以谈继承，更重要的是继承前人的思想方法，没有桥和船，背着一堆知识，怎么过河，怎么能走到下一个世纪？科学史上，知识虽多，但不得其法，功亏一篑的大有人在。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天生一双锐眼，又酷好观星。为研究天体规律，他发誓要记录一千颗行星，到临终时已记录了750颗，但仍然没有发现行星运行规律。第谷的学生开普勒并没有一味地求多，而是改变方法，从深入解剖火星的资料入手，终于发现了行星运行的规律——开普勒第二定律。他说：“老师是富有的，但他不知道怎样正确使用这些财富。”在革命史上，像王明那样背了许多马列、手握重权却不知道怎样使用财富的人屡见不鲜。现实生活中，不懂得怎样使用知识财富、权力财富的人也绝非仅有。他们或者无所作为，没有创造，或者背着知识、权力这个财富的包袱犯错误，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继承。
开普勒
生活中，有的家长总是着眼于为下一代积攒多少钱，够用多少年；有的家长却着眼于让下一代学本事，让他们快快独立。钱财是死的，本事是活的。一个人穷光了，有本事，日子还是可以好起来，“红米饭，南瓜汤”、“小米加步枪”，共产党就是这样起家的。毛泽东同志从马列主义那里继承了唯物辩证法，用马列主义之矢来射中国革命之的，革命就胜利了，我们就得了天下。“四人帮”曾把经济搞得濒于崩溃，把社会主义搞成了一个极左的新空想社会主义。小平同志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借来了“实事求是”的法宝，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恢复了经济。我们不但有老一辈留下的革命本钱，还有他们传授的革命本事，这本事就是正确的思维方法，就是辩证法。
相对来说，得其精神，得其方法，比继承知识还要难，因为这要分析，要比较，要思考。“行成于思毁于随”，不动脑筋的人是接不得班的，连路也找不到，怎么可能走到下一个世纪？作为跨世纪的人，本钱要有，本事也要有。现在，马克思老人正站在云端，静观着这群革命的子孙带着他所传授的本钱和本事去做一次跨世纪的“惊险一跳”。他暗想，但愿这次摔坏的只是商品而不是这些孩子。
继承的态度——批判地继承
过去我们常说一句话：批判地继承。这是因为过去的东西不可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现在。这句话我们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曾经喊了多少年，现在我们自己也到了世纪的门槛，我们的背上也背了许多东西，有经验，也有教训，也面临着批判地继承的问题。只是用“批判”这个词还有点不习惯。其实我们只要把批判的含义理解得宽一些，批判不一定就是打倒，它可以是彻底的革命，也包括发现问题，批评、纠正错误和对旧事物的改进。既然是继承，其对象必是过去的东西，那么它就总会有一些不适应，总需要调整。对于旧的东西，我们可以依其陈旧的程度和对新事物的制约程度对其分别进行革命、批判、批评等不同程度的“批判”。判断一个人有无接班的能力，能不能担负跨世纪的大任，重要的一条是他有没有批判的精神、批判的能力。那些思想圆滑、性格温顺、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人是不能接班的。他把前人的事业当大树，只知道仰仗参天，追阴逐凉，山呼“好树！好树”，却从不会想到去修枝治虫。反正这棵树枯了他就再换一棵，又山呼好树。这种人只能寄生，不能继承。
批判地继承要有以发展为己任的责任心，要用心去发现旧事物的突破口，发现新事物的生长点。一个总是说过去什么都好，现在也什么都好的人，绝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一个对现状提不出一点问题的人，绝不会有什么创造。凡历史上世纪之交的巨人首先是批判旧世界的英雄，然后才是创造新世界的功臣。现在我们研究跨世纪，不妨以科学史为例看看上世纪末的人是怎样跨入本世纪的。在1895年到1905年翻越世纪门槛的十年间，重大发现接连不断，科学去旧图新，一下跃入原子时代。从伦琴发现X射线(1895)，贝克勒尔发现放射性(1896)，汤姆生发现电子(1897)，居里夫妇发现镭(1898)，卢瑟夫发现原子衰变(1902)，直到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1905)，科学巨人们在一步步摒弃旧概念，跑步跨入新世纪。正是这些实验一次一次向旧理论提出挑战，是实验的批判敲开了原子物理的大门，不但在物理学范畴，而且在哲学范畴中也引起了深刻的变革。其实，继承总是表现为批判地吸收、否定地叠加，谁能发现问题，谁就先胜一筹。
在社会科学领域，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批判地继承的好榜样。我们现在学习《邓小平文选》三卷，最大的感触是他的批判勇气。第一代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的和物质的财富，但同时这种成就和威望也造成了我们思想上的惯性和框框。当“两个凡是”论盛行时，小平同志敢于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使许多我们在习惯思维上以为是正确的，但实际又在影响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得到拨乱反正。至今人们还能真切地回忆起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国思想理论界是怎样大大地舒了一口气。当我们已经高唱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好”时，小平同志却敢于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1985年4月15日他说：“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经过不断思索，1992年年初他又给社会主义的本质下了新的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下子就把过去许多人为制定的既妨碍生产力发展，也妨碍我们思想发展的条条框框都冲破了。我们的经济迅速回升、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终于保住了社会主义这块阵地，赢得了国家的中兴，令全球刮目相看了。历史上，一切中兴之主，有为之臣，都是不拘陈规，能主动找出问题大胆革新。汉文帝、景帝针对内乱甫定，实行轻徭薄赋而有“文景之治”；唐玄宗针对武则天的酷吏政策，整顿吏治而有“开元之治”；清雍正扫除积弊，改革税制，置银养廉，才有“康雍乾之治”。不是说在这些“大治”之前的人和事就不好，他(它)们也是一个高峰，而是说继承者必须在旧的基础上批判地发展，再有作为。北魏孝文帝勇于吸收先进的汉文化，是个大改革家。他问大臣拓跋澄现在改革有阻力怎么办，答曰：“只有非常之人才能成非常之事，决心去干就能成功。”干大事、传大业就要有这种不拘一格的非常之人。其实历史的进步就是一批又一批的非常之人接过前人的班，又干出一些非常的事。代代相续，批判地继承，开拓前进。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一个事业，一种学说，一个伟人，如果他(它)的继承者竟找不出其中的问题，不知该作何改进，不敢批判，不敢发问，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这种继承就不会是后浪推前浪，江河滚滚，而是江河日下，气数将尽。
批判地继承是科学地扬弃，是对精华的吸收，对主流的发展。好像一棵树，砍掉了旁枝侧蔓，让主干更好地生长，这才是继承到了真东西，是继承大统，是真继承。而对以往的成就，只有舍去枝蔓，保留主体，保留精髓，它才可能延绵不绝，源远流长。
继承必须超越
继承是否定之否定，是科学的扬弃，是逆水行舟。它必定对以前有所否定，有所超越，有所创造，这样才可能实现继承。历史只有两种记录，或者是求超越而成功的继承，或者是图保守而失败的继承。奇怪的是所有保守型的继承者总是自封为正统，而把超越型的继承视为离经叛道，但最后又总被历史抛弃。而超越型的继承者，开始总被看作叛逆，遭受种种非议、种种磨难，但最后历史前进的大旗还是扛在了他们肩上，时代还是选择他们做继承人。这种例子几乎排满了科学史。公元2世纪，托勒密创立地心说，到16世纪，科学发现越来越怀疑这个学说，保守的继承者为了能自圆已经千疮百孔的地心说，作出许多啰啰唆唆的修补，但这些却顶不住哥白尼超越传统的一句话：天体本来就不是围绕地球转。他们对新说的创立者又关、又杀、又烧，历史还是只记住了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当大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去世时，他的全部成果里还没有无理数这个概念，他死后有一个叫希帕索斯的青年学者宣布发现了无理数，人们却因他竟敢反传统将他扔到海里淹死了。但数学还是将接力的火把传到了希帕索斯的手里，那几个“勇敢的捍卫者”并没有被历史纳入继承者的行列。在中国革命史上，王明等以照搬的方式继承过马列，结果真正的马列主义并不是从他们的手传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虔诚地学习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结果导致经济建设上的许多弊病，小平同志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结合于中国实际，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许多东西才在中国得到了真正的继承。一次又一次，老一辈革命家对那些“虔诚的膜拜者”、“勇敢的捍卫者”并没有传之衣钵，倒是对那些敢于挑战、藐视不恭的继承者十分放心地倾囊相传。
可见，“凡是派”并不只是政治上的产物。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凡是派”和“求是派”向来都各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派别。“凡是”是以本本为是，“求是”是以客观规律为是，本本有限，规律无穷，所以要“凡是”就必然保守，要“求是”就必然超越。这两种思维方式、两种方法、两个派别、两类人的切磋与斗争，构成了一部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但是不管斗争多么曲折，历史总是继承于敢于超越者的手里。只知照老规矩办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是不能接班的，这种人把前人的江山看作是一块大烙饼，只会坐吃山空。超越派是把江山看成一座未完成的大厦，不断地往上添砖加瓦。长江后浪推前浪，雏凤清于老凤声。历史的规律就是一代超过一代，这样才能持续发展，不停前进。敢于超越前人，这是继承者起码的素质。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才有成就。这话说得何等好。以后爱因斯坦又站在他的肩上更登高峰。毛泽东同志站在马恩列斯的肩膀上，小平同志又站在了毛泽东同志的肩膀上，才有今天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后人不敢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只是躺在他们的怀抱里，甚至是跪在他们的脚下，历史就只能停留在某一时刻，青史上也永远只能有一两个秦皇汉武，再也不可能英雄辈出。
“继承必须超越”这个道理很明显，但为什么要做到它这样难，只有极少数优秀分子才能在科学和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纵身一跃，跳过鸿沟，跨过世纪呢？这是因为要实现批判的继承，要做到事业上的超越，还有两点最难。一是超越理论，二是超越自我。
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它既总结了以往的实践，又预示和指导着未来。但是，这种针对过去的总结可以做到十分，而针对以后的预示却顶多只能做到八分、九分；总结可以做到定性、定量，预示只可做到定性。理论只能是方向的宏观的指导，并不能毫末毕现地规定好未来。麻烦就出在这里，当一个理论已经被千百次地证明有效时，我们总是百分之百相信，总是习惯以实践之车去循理论之辙，而不敢拨转马头另辟新路。实践的错误，会立竿见影地得到惩罚，而理论的错误则要通过由它指导的实践的错误来折射，这要有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假如对一个错误的理论不能超越，我们就只有永远在它的指导下做着错误实践的恶性循环。所以理论的超越是实现事业超越的前提，是继承的前提。当我们越过一个理论的高峰时，就会立即出现一马平川、一日千里的胜利实践。
比如，我们现在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了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但这个成果是在对旧的理论思维一步步地突破、超越后得来的。十四大报告中对这个超越的过程有很详细的描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今年初重要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这段史实可以说是我们党史上在继承过程中寻求理论突破并十分出色地完成了理论突破的典型例证。
但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这种大的理论的突破，往往是基于大的社会实践，甚至是全党、全国在一个长时期内的实践，如果是自然科学理论方面的突破，则要求有大量的长期的科学实验的积累。因此对一个人来说，就要求他本人有足够的实践积累和对以往理论的相当熟悉，并且有运用实践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的能力。谁做到了这一点，谁就是为历史所承认的继承人。如果他超越的是某个学科的理论，他就是这个学科的传人；如果他超越的是某方面的管理理论，他就是这方面的管理专家；如果他超越的是国家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他就是新一代的领袖。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分人为什么能领导另一部分人，就是因为他们比另一部分人多一些理论。实践不能指导实践，只有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只有实践积累，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人不能指导别人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心者治人”是有一定道理的。不但治人(领导人)，治国、治事都要用“心”，只有“力”是不行的。
无论是哪一方面、哪一阶层的杰出的继承人，都是在或大或小地超越了一定理论之后才可能建立起自己崭新的功业。就像小鸡的出生总得啄破一层蛋壳。爱因斯坦超越经典物理学，建立相对论，而终于有了原子弹的爆炸、原子能的利用。小平同志超越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终于有了国家的中兴，人民的富裕。我们每个人的工作，要进步也需要有理论的突破。比如计划生育工作，马寅初的人口论就是一个理论，一个进步，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曾“错批一人，多生几亿”。比如新闻出版物这些敏感的精神产品的管理，依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大批判的武器；按照计划经济的做法，它就是公款支付的宣传品；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下它才可能全面显示出政治、信息、文化和商品各个侧面的属性。只有在理论上一层层地明确，才可能在管理上一步步地科学，事业上一天天地繁荣。理论是一个台阶，实践是在这台阶上演出的活剧，如果我们不能上一个理论新台阶，就永远只能重复那些陈旧的故事。
1949年马寅初(中立者)在北京大学
还有一条是超越自我，这涉及世界观的改造，是最难最难的。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超越自满，积极进取；二是超越习惯，大胆创新；三是超越私心，实事求是。
关于超越自满。生活中有一种人意识不到时代的责任、工作中的问题，不知道自己的不足，属于无知无为型。一个好的继承人要能不断给自己提出新标准。这首先要有强烈的责任心。我们说以天下为己任，实际上对一个人来说天下是担不动的，但偏要去担，这就是一种精神，是报国之心、济世之心，是责任心。有了这种精神，才会时时图进取，年年求超越。其次要有强烈的求知欲。既知责任所在，便感知识甚缺，求知就会如饥似渴，越学越觉不足，便能把自己不断地引领到最高处。一个学生问教师：“你的学问比我们多得多，为什么比我们学得还勤？”教师画了两个同心圆，答道：“我是外圆。圈越大，与外面未知世界相连的就越多，就越感到要学。”一个人如果立在圆心，反而会什么也看不到，以我为核心，自满自足，不学无为。要知道，我们有时虽处于高位重权，却经常知不抵职，识不符权，如果不赶快充实自己这个或大或小的圆圈，更以此自满，便成了一个危险的肥皂泡，也就谈不上什么继承和接班。《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没有。原因就是自满，错以现势为永势，不图进取。毛泽东同志说卑贱者最聪明，知不足而发愤也。诸葛亮穷兵书于南阳，范仲淹以簪划粥读于破庙。不满现状才终成大器。
关于超越习惯。存在决定意识，每个人都习惯于按过去的做法办事，不大容易换位思考，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就是说不能自觉地不断塑造一个新的我，总是习惯于用旧观点解释新事物，如果解释不通，宁肯削足适履，坐井观天。所以列宁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即使是最伟大的人物有时在新事物面前也难免表现出一个固步自封的“我”。物理学老前辈迈克尔逊以他著名的实验推翻了“以太”旧说，客观上为相对论的诞生扫清了道路，但他却不肯接受相对论。1931年，79岁的迈克尔逊见到爱因斯坦时说：“我真没想到，我的实验反倒促成了相对论这个怪物的诞生。” 1900年普朗克完成了量子理论，但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此后有4年时间总在寻找更好的办法，把新观念纳入旧理论。牛顿划时代地完成了他的力学体系，他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创造，反而用科学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新事物是从旧事物中脱胎的，新理论是从旧理论中脱胎的，敢于舍旧我而求新我的超越是最难的。
关于超越私心。有一种情况是思想上已经超越，行动上却不敢或者不愿跟上，私心杂念作怪。一个人在社会上从事某种工作，他同时也受着各种因素的制约。能不能排除杂念，义无反顾，奋然一跃，往往在沉吟之间。20世纪30年代中期，居里夫人的女儿伊伦娜在一篇论文中提到铀可能会裂变的观点，一位朋友向物理学家哈恩推荐这篇论文，刚一开口，哈恩就大喊：“我对这位小姐没有好感，我不看她的东西！”他们过去有一点小矛盾。朋友劝他还是看一下。就是这一看，哈恩沿着这思路反复实验，终于发现了核裂变，直接导致了后来制造原子弹。哈恩于1944年获得诺贝尔奖。如果这一念之私当时没有得到克服，又不知结果如何，后来的科学史该怎样写。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内逐步发展起来的“左”的错误，在高级干部中是彭德怀同志最先站出来说真话反对，他因此被罢官。后来又有许多干部群众坚决抵制，直到小平同志从理论上、路线上拨乱反正，这中间涌现出多少无私无畏超越自我的忠诚战士。但是在这个漫长过程中，也有许多人对问题早已看得明白，就是缺乏说真话的勇气，因此也就失去了继承大业的权利。英雄与凡人，退缩与超越有时就差这一念。私心常常是埋葬自我的坟墓。古往今来因私而害功毁业，甚而坐狱杀头的大有人在。这私心之人粗分一下大约有两类。一种人，他也看到了问题的所在，看到了超越的契机，但私心作怪，缄而不语，缩而不前，退而保职保身，无所作为，这是小私。另一种人有了一定的权位之后就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害国害民。这是大私。无论小私大私，都是一个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问题，都是背离了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的宗旨，滑到为我为私的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去了。
综上所述，当此世纪之交，怎样做才算一个合格的跨世纪的继承人？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点。第一，有知识。既是饱学之士，又是勤学之人，能接过以往的全部知识，又掌握了辩证法，善于灵活运用。第二，有思想。有足够的批判精神，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大胆改革，有所创新。第三，有能力。在理论上、实践上都能超越前人，有业绩，有新功。这样，我们的事业就能继往开来，一代胜过一代，我们的国家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在新一个世纪里，就必定会更辉煌，更兴旺。
(《文汇报》1995年7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