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干部与讲政治
21世纪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如果倒计时的话，还有不到5年的光景。在平常谈话中，常会说到某某可以跨世纪，一些年轻的同志也就掐指一算，窃喜自己正当其时。于是检点行装，觉得学有专长，业有所成，甚至还有权在手，再加上些懂外语、能开车、会电脑之类的现代皮毛，便志酬意满，弯下腰去系紧鞋带，单等世纪钟声一响，奋力一跨了。殊不知还有一件本事，这几年多被疏忽。
政治是管方向的，是火车头。这里我们且不说国家的政治该怎么办，只说个人身上的政治。只说一个普通干部或者高级干部，在他的身上政治灵魂是怎样统率他这个血肉之躯，拖带业务之车、知识之囊，也许还有权力之剑去跨世纪的。干部者，国之骨干也，对他来说跨世纪就是顺乎时代潮流，肩负历史重任，推动国家进步，捧着对人民的贡献，去跨世纪之门。如果舍此不论，单说个人的跨世纪，便如孩子过年，徒长1岁，毫无意义。因此对干部来讲，跨世纪首先是方向，是责任，是灵魂，是政治。对一个行将跨世纪的干部来说，讲政治最要有三：一是辨是非，顾大局；二是慎用权，戒私心；三是重理想，讲修养。
辨是非，顾大局
毛泽东同志当年辨析“实事求是”这个词时说：“‘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所以“是”者，合规律的事、理、行，反过来，“非”，就是不合规律的错事、谬理、逆行。凡干部或大或小，总会身后带着一群人，手中主着一点事。他的一举一行总牵动着一定范围的大局，时刻要权衡大公与小我、大局与小局的关系。且不说他可能违背规律倒行逆施，就是不明规律左右徘徊，也将误国误民，误政误人，怎么能跨世纪呢？所以，做干部的其实每日每时，或者说一生一世都离不了辨是非，明方向，顾大局。远的不说，就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18年，我们辨明了多少是和非，理清了多少事和理，才有改革开放这个大好形势。像生产力标准，像商品生产，像市场经济等，很长时间我们都把它错当资本主义，思想上朦朦胧胧，行动上就怯怯生生，“雪拥蓝关马不前”。打开三卷《邓小平文选》，里面全是帮我们辨这些是非。小平同志总结了全党多年来艰苦探索得来的经验教训，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是非一明，我们的事业就一日千里。没有这18年来在政治方面的校正，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上的飞跃和事业上的跃进，我们现在何敢奢谈什么跨世纪。
辨是非，顾大局，实际上就是学理论，用理论，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点对年轻干部尤其重要。当年毛泽东同志坚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他说：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理论武器辨清了许多中国革命的是非问题，引导革命直至胜利；小平同志又用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武器结合现阶段中国的实际，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纪元。现在我党又以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武器，分析解决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正将一个繁荣强盛的中国带入21世纪。理论是夜航的灯塔，每一段理论的光程都指引着每一段实践的航程。既然在工作中时时处处都要辨是非，那么就时时刻刻都不能放松学习理论，在现阶段就是要学好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要摆正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旧的大是大非辨明了又会有新的大是大非。回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有钱不敢赚，动辄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安于过贫穷的社会主义。到极端时甚至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现在是有钱了，也敢赚钱了，于是又到了另一个极端，甚至唯利是图，钱欲横流，也不管合法不合法，文明不文明。抢劫的也有了，见死不救的也有了，诈人钱财、拐卖人口的也有了。君不见，街上的饭店招牌：皇宫、帝苑、罗马，甚至“南霸天”都化作霓虹灯赫然闪烁。这是不是封建文化、殖民文化？街上的黄色书刊、音像泛滥，是不是见利忘义？封建迷信、赌博、犯罪等沉渣泛起，是不是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股逆流？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管，只是打着一个“钱”字去撞新世纪的大门，那是撞不开的。而且事实上钱欲横流不过是钱在梦里流，并不是社会财富满街流，也还有企业发不出工资，也还有一些县、乡、村没有脱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解放全人类的目标还远着呢！难道我们要把这一团问题、这种思想状态带进下一个世纪吗？这些都是政治，都是要从思想上、方向上、理论上辨别清楚的大是大非。我们有必要重温小平同志过去多次的讲话：1983年指出“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1985年指出要“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1986年指出“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就是说心中要有大局，要有自觉地、清醒地服从大局，为大局出力、牺牲的觉悟。历史证明政治方向、路线对了才能谈到埋头工作，否则就是南辕北辙。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不少同志也工作努力，甚至不怕牺牲，但是政治方向没有对，犯了或“左”或“右”的错误，他们的思想没有随革命步伐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新纪元(有的甚至失去了生命)。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同志也工作努力，但努力去拔“资本主义”的苗，去管农民家里有几只老母鸡。他们的思想也没有能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也有不少人的生命没有赶上十一届三中全会)。现在恰逢时间概念上的世纪之交，我们就要用这宝贵的生命和全新的思想去冲击新世纪的大门。时代在前进，就像物理学上讲的频率和共振一样，这21世纪的大门也有它的频率，如果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不能与之共振，这扇大门是永不会开启的。也许肉体的生命可以通过，精神和事业却会被挡在门外而一败涂地。这回马克思在云端可真的要看到，在21世纪的门槛上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几个不肖的子孙。
慎用权，戒私念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提醒全党干部注意糖衣炮弹的袭击，话音未落就有刘青山、张子善之事。于是刘、张就成了有权反被权腐蚀的代名词。当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建设清贫的社会主义时，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当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又进一步改革、开放、搞活，小平同志又重提这个危险，指出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果然又不幸被言中。严酷的事实再次说明一个道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权可使人建功立业，亦可叫人身败名裂。
怎么用权实际上是个政治立场问题。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有它的干部，在人民无权时舍生忘死为人民争权力，在掌权之后就勤勤恳恳为人民谋福利，舍此之外再无他求。而在这之前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封建阶级的权力观都是为个人的。个人有了权就拼命享受，有多大的权就捞多少利。封建社会权力最大的是皇帝，他就把全天下都看作自己的私产。刘邦得天下后得意地问他的父亲：你过去不是老批评我在家里不像老二那样置产业吗？现在你看我的这份产业比他如何？明末著名学者黄宗羲批评道：“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而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吏就逐级贪污，以至于官位也因职责和地域的不同而分出肥瘦，甚至卖官鬻爵。农民在穷苦之时也要革命，但总是跳不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这是阶级的局限。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这种封建意识却残留很深。有的人在没有权之前吃苦牺牲都行，有权之后不占点便宜就觉得吃了亏。他们在关键的转折时期没有经受住考验，立场变了，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滑到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政治立场上去了。虽然毛泽东同志提醒过一次，小平同志提醒过一次，但总还是有落伍者。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件长期艰苦的事。权力可以是事业成功的阶梯，也可以是滑向罪恶深渊的山脊。泰山上有一个黑龙潭，上临万丈绝顶，无限风光。山顶上每年都有人不慎落潭身亡。当年冯玉祥在这里修了一条铁链，名曰生死界。身在要位要慎之又慎，风光更好，危险亦大。好坏生死，一线之差。心贪的人是不能接班的，也是无法踏上征途去跨世纪的。他身上负着沉重的包袱，背着窃来的财物，弯腰驼背，心虚腿软，行路艰难，再兼其头上长刺，身生荆棘，很难与人合作，这怎么能走到新世纪的大门呢？我们许多革命前辈在这个问题上以坚定的立场，保持了可贵的高风亮节。他们权重一身，清贫一生。有一位老革命家，当年在敌区为党秘密筹得一些经费，换成金条，裹在腰里，辗转千里，送回根据地。这种腰缠金条而不私的精神，和现在一些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卑劣心态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怎么用权是个政治立场问题，又是个政治纪律问题。现在讨论权和私的问题与新中国成立前不同，那时我们党还没有权，也就很少有与权相连的私；与改革开放前也不同，那时以政治工作为中心，权力相对集中，纪律也比较严，谋私的机会比较少。现在以经济工作为中心，钱也多了，自主权也多了，就容易在滥用权上出问题，所以更要讲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我们要自觉增强党性，坚定立场，但同时还要有铁的纪律作保证。革命时期我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曾要求大家重唱此歌。向新世纪挺进的大军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当年我们就是靠着这个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旅程，现在当此跨越历史天险，穿越世纪之门时，我们只有万众一心，步伐整齐，才可能再次成功。如果有谁偷偷出列，那只能被一阵狂风卷入深渊之中。
重理想，讲修养
跨世纪，首先要弄清楚怎样才算一个新世纪的人，要有一个做新人的大目标，要有理想和实现这个理想的修养标准。前面我们谈到了怎样讲政治、用好权。但并不是在向新世纪前进的行列里每个人都有权，毕竟普通干部还是大多数。
作为一个干部，正像时时刻刻都要辨是非、明方向一样，他时时刻刻也在接受着各种各样的考验。战争时期有生死考验，权力在手时有为谁掌权、怎样掌权的考验。而一个最普通的党员、最普通的人也有一个怎样做党员、怎样做人的考验。所谓尽责任就是要尽到一个与时代同步的人的责任。也就是做新人，做21世纪的人。
历史的发展本来就是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两条轨道上前进。一些事业未成或者功不显赫的人，他们仍然可以为社会创造出丰厚的精神财富，足够后人永远享用。古人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有条件时，掌好权为天下多做好事；无条件时，尽其责任，鞠躬尽瘁。毛泽东同志把这种品质概括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每个时代都有它作为物质文明高度的标志，也有它作为精神文明高度的标志。后者集中反映在人的文化道德水平上。所以十四届五中全会规划跨世纪远景目标时，专有一部分讲精神文明：“能否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关系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我们生活中有许多权重一时、事关一方的大干部，还有更多的普普通通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这样的人。他给时代的贡献主要不是有多大的政绩，也不是创造了多少物质财富，而是他所实践、所昭示的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干部、一个新人的价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在我们民族传统的道德中，爱国报国，无私牺牲始终处在首位，而且一以贯之。历史记住了那些功高名就的人，同时也记住了那些无大功大业，但政治坚定，光明磊落，以身示范，以其精神启迪世人、照亮后世的人。所以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情景，当一个人不能完成自己想做的事，甚至形势逼迫他去做违背政治原则、有损民族利益、有损大局的事时，他就宁肯去死。这是一种政治大节，是彻底的无私无我。死本身并没有创造物质效益，也没有建什么功业，甚至还是一种暂时的失败，但却燃烧出了灿烂的精神之火。古代的文天祥，近代的谭嗣同，现代革命史上的李大钊、江姐等，他们都是以政治标准来做人的，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事业。
关于私字的问题，过去讲了多少年，这几年讲少了。在对待权字的公与私上，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私字问题，向来是人的道德中最不可回避，最影响人格、人品的大题目。在为官为政问题上，历史上向来就以怎样对待私字而分成贪官、清官，泾渭分明。一个普通人的私心顶多是引起人际关系的紧张和自己的孤立。一个有权的人有了私字，就会权私混杂，就会利用权力把公利和他人之利变为一己之利。小者影响领导威信，影响局部工作，大者误国误民，直至叛党叛国，发展到像石敬瑭、汪精卫那样去做儿皇帝的大私。所以岳飞有一声响彻天地，贯穿古今的长叹：只要武将不怕死，文官不贪钱，国家就有希望。而南宋恰恰就败在那些私欲熏心、既怕死又贪钱的官吏身上。因私害国和无私献身向来是政治上和道德品质上的基本分野。有私字的人是无理想可言的，在他心中除了个人的蝇头小利，就再无国家、无民族、无他人，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为，更何谈什么牺牲。可见一个人的道德，乃至一批人，特别是一批干部的道德水平，他们的政治理想与热情，实在是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大事。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坚决惩办了刘青山、张子善，改革开放以来又坚决惩办了长城公司集资案、无锡集资案、江西省省长犯罪案等一批大案，这就是要坚决控制干部的私心膨胀。我们不能设想，一批没有政治理想，不顾大局，思想陈旧，精神委顿，私心障眼，鼠目寸光的人会去创造什么跨世纪的事业。只有那些始终将自己的行动与政治方向紧紧连在一起，理想高远，身体力行，心中装着共产主义大目标，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去创造、去奉献、去牺牲的人，只有如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人才堪当世纪的重任。我们绝不是要把干部训练成谦谦君子，谨小慎微，明哲保身。我们要造就一批有政治灵魂，敢于创造，勇于牺牲，高风亮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民公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中央现在已经规划好了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的宏伟目标，如果我们再有这样一批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干部队伍，我们就可以浩浩荡荡地跨入新世纪了。
(1996年2月14日，本文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