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其精髓 发展其急需

继承其精髓 发展其急需

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概括。我们所以把邓小平理论写在党的旗帜上,把它作为我们以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指针,是因为邓小平理论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另一方面又根据实践中的问题,解决了当今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急需发展的部分。小平同志在怎样对待继承和发展方面,怎样尊重前人、超越前人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要理解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意义,首先得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从中国革命史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体系,它的生命在于发展。在它的殿堂里,谁发展了它,谁就会有一把交椅,而那些照抄照搬的人则没有一席之地。马克思主义从创立到传到我国已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这样的思想、理论巨人。我们沿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邓小平理论的不平常的历史地位。凡一个伟大的领袖,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只有在实践和理论上作出超越前人的贡献,才可能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他第一次清楚地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告诉人们该怎样换个活法。人类社会发展到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从发展初期向全盛时期发展,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深入研究,通过对人类思想史上大师们的优秀成果的批判与继承,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有两大发现:一是人必须吃、穿、住、行,才能进行政治文化等各种活动,即物质生产是基础;二是发现了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提出揭开了历史之谜,从理论上解决了人类历史向何处去的课题。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揭开了资本家剥削和无产阶级受剥削的秘密;同时也揭示了无产阶级只有革命、翻身,夺取政权才有出路,将来的历史必定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最终将发展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人类对无剥削、无压迫、无阶级社会的理想追求,置于牢靠的现实基础之上,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发展到科学,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指明了方向。

列宁最大的贡献是第一次把马克思的理论诉诸革命实践,取得胜利,并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创立了列宁主义。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并建成社会主义的“一国胜利”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一国的建立,第一次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世界上第一次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只这一点就迫使地球上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政府及其理论家重新思考社会改革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最重大的发展,从此,马克思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毛泽东同志最大的贡献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推翻了三座大山,缔造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并在这个伟大实践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开创了不同于十月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又完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这一系列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实践中提出的新难题,邓小平同志的最大贡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领导了新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解决了这些难题,并在这个伟大的实践过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的基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最新成果。

邓小平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平等并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以往所有社会历史的规律并科学地预言了今后社会发展的蓝图,他在创立过程中同时也创立了观察社会和历史的方法,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学问、剖析社会、指导工人斗争的武器,也是他们传给后人继续进行革命实践、发展革命理论的武器,好比是酿酒的酵母,是工厂的工作母机。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后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就再也须臾不可缺少,并且成了它的灵魂。列宁把它概括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把它概括为“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把它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我们能深深感到马克思恩格斯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典范。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对其所处的时代进行了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研究,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原理和揭示的规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对未来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它,但因为还没有具体实践,所以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他们不主张对未来社会做出具体的描绘,而是寄希望于将来亲身实践社会主义的人们去实地解决。马克思面对人们急切地询问社会主义的实施步骤时说:“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恩格斯说得更明白:“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恩格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时进一步指出:“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列宁正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作指导,根据世界形势的最新发展,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创立了“一国胜利”理论,并指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针对当时一度流行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说法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论策略书》)十月革命后,在无任何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列宁特别强调尊重实践,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全俄工农兵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用“实事求是”四个字进行了高度概括,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科学地论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明确提出了“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们,正是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顺利实现了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恢复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又在实践中发展了这条路线。他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人,在继承灵魂、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中,第一,坚持尊重实践,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摸着石头过河;第二,敢于对以往理论中不完善的,甚至错误的部分提出修正,并进一步发展。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掌握唯物论、辩证法的能力。小平同志勇敢地担负了这个历史重任,他继承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灵魂,并根据新时期的实践把它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小平同志为什么要在“实事求是”前面特别再加一个“解放思想”呢?因为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如果我们用静止的、教条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体系,就会得出“凡是派”的结论,就会排斥新鲜的实践成果,就会妨碍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因此,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从马克思发展到邓小平阶段,就增加了一个新问题——解放思想,即首先是实事求是地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看待以往的理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后才是以此理论为武器,实事求是地对待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又一次本质地、光辉地继承的范例。小平同志极其重视解放思想,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作为党的思想路线。他认为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敢于突破旧理论的束缚,才能敢于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实事求是。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才可能突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才可能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和“三个有利于”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才可能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坚持这条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决心,才可能最终形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这样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和产物,又反过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

邓小平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亟待发展的部分

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来源于发展,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处在不断发展中。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取得胜利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就成为人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亟待发展的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是基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规律的,关于这两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都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给出了明确的结论和具体的表述。唯有第三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一个远景、一个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只是在批判旧社会中发现了新社会,对未来社会仅仅做了原则的论述、简单的勾画。马克思预留了相当大的空间,留给将生活于该时代的人们去发展、去探索。

这种探索是从列宁开始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一个处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开始,列宁打算直接通过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生产和分配。由于十四国围攻和国内战争爆发,俄国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在当时是很必要的。但在国内战争后,想用这种办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却是行不通的。列宁接受实践的裁决,改行新经济政策,找到了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列宁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保留商品和货币,保留商业,必须学会利用资本主义。列宁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是广大农民和私人资本所需要的,而私人资本做买卖应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象通常那样运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所有这些思想和实践,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和借鉴意义。遗憾的是,一代伟人英年早逝,他只对这一高难度课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承担了比俄国革命更艰巨的历史使命,即领导一个比俄国还要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走向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同志为党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并把个体农业引向合作化道路。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表明毛泽东及其战友正在进行突破苏联模式、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尝试。但是,毛泽东在其晚年出现了许多失误,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超阶段的设想和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全党的工作重心,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武器,对未来社会只作了原则设想。列宁和毛泽东实践了马克思主义,领导无产阶级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这期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总的来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仍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亟待进一步探索,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这个问题就更加引人深思。邓小平同志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亟待发展的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他首先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超前设想,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带头人,亲自领导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变革实践。他的理论吸收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最鲜活的实践结果。这样,邓小平理论便植根于现实的基础上。小平同志的理论不是只阐述和搬用马恩、列宁、毛泽东的学说。最可贵之处是他发现了前人的理论无法解释和解决的问题,而在前人理论精髓的指引下,勇敢地总结人民群众的新实践,然后又在这实践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理论,用这理论去回答和解决中国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完全可以这样说,在探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理论填补了马克思留下的空白,弥补了列宁和毛泽东留下的遗憾。而这种弥补和发展的实现正是因为小平同志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我们现在学习小平理论,首先要学习他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他留给我们的战无不胜的武器。

(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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