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师父亲
杨廷和不仅是杨慎的父亲，也是杨慎的导师。在整个大明王朝的历史中，杨廷和都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人物，因为他是四朝元老，为官四十六年，当过两朝十三年首辅，还当过正德皇帝的老师。
杨廷和从小被誉为神童。于成化七年（1471年）十三岁乡试参考时，成为明朝年龄最小的举人，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二十岁考中进士，一生仕途经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成化十六年授翰林院检讨，为杨慎成为国家栋梁之材树立了优秀的榜样。
太子之师
弘治朝时，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成为皇太子之师。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明宪宗驾崩，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改元弘治，是为孝宗。弘治朝是明代几个政治清明的时期之一，史学家总结明代三百年历史，自从朱元璋夺取天下，开创明朝以来，共传世十六朝，除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外，可被称颂的皇帝也就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孝宗朱祐樘。可见弘治朝在史学家眼里有很高的地位。
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
（《明史·孝宗本纪》卷十五）
正因为弘治皇帝是一代明君，而杨廷和又刚正不阿，同样尊奉儒学，所以他得以在弘治朝崭露头角。弘治二年（1489年）任检讨满九年，杨廷和升翰林院修撰，参与修撰《宪宗实录》。副总裁官、史学家丘濬，对杨廷和所录选大章奏名臣传“以为良，不能易也”。也就是说，领导对下属的工作无可挑剔，没法加以修改。弘治四年，《宪宗实录》修成，杨廷和任翰林院侍读。
皇太子朱厚照生于弘治四年（1491年）九月二十四日，系张皇后所生第一子，为嫡长子。明朝最重立嫡制度，故此子一生下来就具备了做皇太子的资格。弘治七年，张皇后又生第二子朱厚炜，可惜此子不过三岁便夭折了，朱厚照变成独生子。
皇太后张氏以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厚照），（时）皇太后已册为妃。上生论者谓前此三朝皆非立嫡，而上乃出自椒寝庆钟轩龙，其生所值支辰为申、酉、戌、亥，连如贯珠，又与圣祖高皇帝类，莫不欣欣相贺。曰：吾君有子矣。
（《明武宗实录》卷一）
朱厚照所生支辰顺序连贯，生辛亥年，戊戌月，丁酉日，申时，正好与明太祖朱元璋一样，申、酉、戌、亥，连如贯珠。正所谓降生自有天子命，何愁不当天子。按照中国古代各朝代的惯例，朱厚照出生这一天，“普天同庆”，臣民欢欣鼓舞。
《明史·杨廷和传》载：
弘治二年，进修撰。《宪宗实录》成，以预纂修进侍读。改左春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讲读。修《会典》成，超拜左春坊大学士，充日讲官。
弘治七年（1494年），杨廷和担任了经筵讲官，那是给皇帝讲课的官职。
弘治五年三月七日，弘治皇帝敕书赐皇子名厚照，八日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
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出阁就学，用现在的话说，他要上“学前班”了。按照明朝皇家惯例，要从翰林院众学士中选择太子的老师。御史郭维向弘治皇帝奏表建议，要选择品德高尚的人为太子师，首先就推荐了杨廷和等七人，弘治皇帝就准了郭维的奏议。
弘治九年（1496年），杨廷和升任左春坊左中允，官至正六品。（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十五）
弘治十年（1497年），杨廷和担任《大明会典》总裁官。
《大明会典》，一百八十卷，弘治十年奉敕撰，十五年书成。正德四年重校刊行，总裁官李东阳、焦芳、杨廷和，副总裁官吏部尚书梁储。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史部》）
弘治朝这十多年，杨廷和可谓是步步高升，担任的工作也是越来越重要。当然，这期间，杨廷和身上还发生了一些重大事情，在这里有必要讲一讲。
经筵，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主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元、明代沿袭此制，明代尤为重视。除皇帝外，太子出阁后，亦有经筵之设。明代皇帝学习有两种：一种是“日讲”，另一种是“经筵”。又称大小经筵。“小经筵”称为日讲，相对简单，只用讲读官和内阁大臣侍班。春讲自二月至端午，秋讲自八月至冬至，一般逢单日举行。内容大致为圣贤经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等，讲读官要把这些讲明白，让皇帝无疑义，以至于坚定地照此行事。
“大经筵”就比较复杂。春季和秋季，“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会讲”，并有一套繁杂的礼仪。
皇太子乃是储备皇帝，称为“国本”，如何修德进学，关系日后治道甚大。皇太子读书的侍从之官都经过严格选拔，左中允杨廷和、右中允张天瑞、左赞善费宏等充讲读官，其余编修兼校书靳贵等俱更直供事。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提调各官讲读，这些人多是明经行修之士，堪为太子之傅。
讲读的内容是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和《孟子》，及经、史。一般上午先读，下午再讲。除读书外，皇太子还必须练字，有专门的侍书辅导，春、夏、秋三季每天写一百字，冬天每天写五十字。因此，会集天下之英才对皇太子进行教育，武宗从五岁出阁就学到十六岁即位，接受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教育。
武宗当太子期间，都是很谦虚有礼、尊师重教的。在课堂上，不管是谁担任当天的老师，他都端坐细听，仪容庄重，老师下课后，他都会行礼致敬，第二天对前一天所学，都能详细熟读甚至背诵，而且只要是来讲过课或是陪侍过的官员，他都能叫出名字来。若有讲读官员偶然不到，他一定会询问原因。若是弘治皇帝来到讲所，他会立即率官僚一起迎接或礼送，举止有度，恭谨无失，深得皇帝喜欢。
每日早、午安坐讲筵，细听讲官授书，容仪庄重，未尝随便，讲官退下，则必作礼致敬，次日掩卷诵所授书皆熟。不数月，凡左右讲读官，都能识其姓名，讲读官偶然不到，必询问左右，某先生今日安在？若遇孝宗来到讲所，即率官僚趋走迎送，举止有度，问安视膳，恭谨无失，孝宗深为欢心。
（《明武宗外纪》）
弘治十一年八月，杨廷和主持顺天府乡试，所取多为名士，其中四川射洪杨最为该科“诗魁”。
蜀碑记事
弘治十二年（1499年）正月，杨廷和原配夫人、杨慎的母亲黄氏在北京去世，追赠一品夫人。当时杨慎才十二岁，非常悲痛，以至于茶饭不思，形销骨立。二月，杨慎的祖父杨春返回家乡，走到丰都时，杨慎祖母叶氏又在那里去世。杨廷和闻此噩耗，带上杨慎立即星夜兼程，驰驿而归，回乡守制。“弘治十二年己未……罹母黄夫人忧，极其悲号，废食骨立。”（明·简绍芳《升庵杨慎年谱》）
是年，四川潼川府遂宁县重修学宫告竣。学宫是古代地方政府开办的学校，即官学。学宫与孔庙结合成为文庙庙学，是古代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场所。受户部郎中王勤、监察御史黄珂之邀，杨廷和作《遂宁重修学宫记》，对此举给予高度评价：“学宫之设，亦自唐以来有之……今日之所诵说者……无往而不为益者……”
遂宁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涪江中游，古蜀国繁盛地区。秦惠文王更元十年（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国建蜀郡，遂宁为蜀郡所辖。西汉时遂宁属广汉郡，唐代为遂州，宋代为遂宁府，元代为遂宁州，明代为遂宁县。
弘治十三年（1500年）秋，成都杜工部草堂重修落成，杨廷和应成都府同知吴廷举之请，撰《重修杜工部草堂记》文：
成都草堂，唐杜子美旧居之地也。堂楼废矣，辄新之者，重其人也。子美出处，具在本传，堂之兴废，亦各有记载，不复以云。今日之举，则巡抚都御史钟公蕃倡其议，巡按御史姚公祥主其成，而郑公弘协其谋也。既成，成都府同知吴君廷举以书与图来，属予记之……夫世称子美者概以为诗人，愚尝不满于是，以谓诗道之成极于子美，而子美之重于人者则不独诗也。
唐三百年间，文章之士毋虑数十百人，而祠于后者仅可指数。李白之于采石，韩愈之于潮州，是其表著者。他若襄阳之孟亭、建州之梨山之类，则有知者有不知者矣。而子美之草堂，夫人皆知之，是独以其诗而已哉？蜀自先秦以来，上下数千年间，古人通祀者才数人，若秦之李冰，汉之文翁、孔明，宋之张咏，皆以功德流远，比于甘棠，是以蜀人若是其慕之也。
……此何足以知子美哉。不知于当时，乃知于后世，一世之短，百世之长，子美之名若草堂，虽与天壤俱存可也。今日诸公之举，尊贤厉俗，其于风教，岂曰小补之哉！……
草堂位于成都浣花溪畔，诗圣杜甫流寓成都时曾在此居住近四年，创作诗歌二百四十余首。唐、宋、元、明历代都有修葺扩建，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为最具特色的杜甫行踪遗迹。
《杨文忠公年谱》云：“弘治十三年庚申，按《全蜀艺文志》，是年公撰《重修杜工部草堂记》。”杨廷和称赞重修草堂“尊贤厉俗”，有益社会风化。“而子美徒以羁旅困穷之人，轩然与之并，是诚不独以其诗也。盖子美之为人，孝友忠信，大节具备，读其诗，考其素履，一一可见。”
弘治十四年（1501年）杨廷和丁忧守制结束，又带上杨慎回北京复职。弘治十五年，杨廷和以侍讲满考，适修《大明会典》成，吏部拟升左春坊大学士。在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的举荐下，杨廷和升任经筵日讲官，从此也更得弘治皇帝的青睐。杨廷和的才干和官声在弘治时已誉满朝堂。“修文讲读，声誉茂藉，时辈视之，若麟角凤毛然。”（明·赵贞吉《杨文忠公神道碑》）
“小座主”推荐诗魁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月，主考官、大学士杨廷和与太常卿张元贞主持全国的科举会试，举人崔铣考卷分于刑部主事刘武臣名下，没有录取。杨廷和之子杨慎看见这份考卷内容与众不同，将其交给父亲，经过考官们反复阅卷商量，最终选拔为《诗经》第一名“诗魁”。
弘治乙丑，杨石斋主考礼闱，子升庵与俱。时崔仲凫铣试卷，分刑部主事刘武臣，疑其深刻未录，升庵见而奇之，以呈石斋，遂擢诗魁。崔以小座主称焉，时年十八。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七）
弘治十八年乙丑科会试，当时杨慎已十八岁，第二年就要回四川参加乡试，虽然学识丰富，但考场经验不足。经过慎重考虑，杨慎向父亲杨廷和提出一个要求：“孩儿通过几年攻读，在学业上大有长进，但对科场情况不熟。今年你是主考官，我希望去阅卷场看看，感受一下考场氛围。”杨廷和说：“历来朝廷对科考非常重视，对科举考试的监管你知道有多严吗？科考绝对不容许任何违规作弊行为。否则轻者罢官，重者会被杀头，绝非儿戏！”杨慎说：“我不是要求去科举场作弊，只是想去那里看看举子如何考试。阅卷场有许多巡绰官、供给官，我可穿上他们的衣服充当阅卷场的杂役，以便到处走走看看。这点事不会违规。”杨廷和听儿子这么一说，觉得也有道理。科举考试那天，管理阅卷场的事务官为杨慎办理了手续，他换衣服后进场。
会试应考者是各省的举人，录取者称为“贡士”。会试举子们考完，试卷都集中到阅卷场。其一是“糊名易书”，又称弥封誊录，把试卷的姓名、籍贯等有关考生个人文字部分用空白纸粘贴遮住并盖上关印，然后专人用红笔誊抄试卷一份。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学校贡举·封弥》云：“《国史异纂》曰：盖糊名考校，自唐始也。今贡举发解，皆用其事曰弥封。”其二是“墨卷朱卷”。考生的原始试卷用黑墨书写，叫“墨卷”，誊抄试卷用红笔书写，叫“朱卷”，不写姓名，只有编号，阅卷官、主考官等都使用朱卷评阅试卷与录取，无法作弊，做到了公正公平。放榜时，按取的“朱卷”调取“墨卷”拆封，最后唱名写榜。《明史·选举志二》云：“考试者用墨，谓之墨卷；誊录用朱，谓之朱卷。”
虽然阅卷前要统一规定评阅标准，但具体评阅时要受阅卷官的个人学术水平影响，可能对阅卷结果产生影响。
这时，杨慎看见阅卷官刘武臣将一份试卷扔在一边，评议说该考生文章过于刻薄了。杨慎出于好奇心，捡起来一看，发现那篇文章写得实在太好了，他很奇怪，心想：考官们怎么会将这样的卷子弃掉呢？于是他把那份考卷拿去给父亲看。杨廷和与考官们看了都觉得这个举子的文章的确很好，杨慎的看法不错。最后经过主考官干预，这个举子不仅被录取了，还把他的卷子定为“诗魁”，即《诗经》考试第一名。
当时会试每科考试第一名都有特殊名称，《易经》考试第一名称“易魁”，《诗经》考试第一名称“诗魁”。通过会试录取的三百多名贡士，会在皇宫由皇上主持最后的考试“殿试”，最终由皇帝决定名次。这位侥幸被杨慎“挽救”的考生，除了诗考得很好，其他各科也都考得不错，最后考中进士。主考官打开密封才知道，这位“诗魁”叫崔铣。
崔铣能考上进士，可以说全靠杨慎偶然进场，以及偶然看到他被遗弃的试卷。可见科场阅卷，考官的主观意见很强。
崔铣当时二十八岁，比杨慎大十岁。崔铣得知自己的进士是被杨慎捡回来的，对杨慎感激万分，说：“小座主对我真是恩同再造啊！”按当时的习惯，被录取的进士应拜主考、副主考为座主，自认门生，彼此间就成为宗师与门生的师生关系。杨廷和自然是崔铣的座主，但如果没有杨慎，这位仁兄就会名落孙山了。于是崔铣拜谢宗师时，分别呈上两张拜帖，一张拜谢座主杨廷和，另一张拜谢杨慎，称他为“小座主”。崔铣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成为贤臣和著名学者，都缘于杨慎一时的好奇心。小座主的故事不胫而走，成为一时佳话。
崔铣（1478—1541年），字子钟、仲凫，号后渠，明代河南安阳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入翰林，任编修，正德时期任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翰林院编修。嘉靖三年（1523年），朝廷召集群臣讨论追尊世宗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恭献皇帝，崔铣支持和参加杨慎等“大礼议”上疏并且辞职。嘉靖十八年，崔铣被起用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南京礼部右侍郎，不久因病归乡。
